乔伊斯在完成《尤利西斯》后全身心投入一本文字更难懂、内容更晦涩的小说创作中。《芬尼根的守灵夜》是用梦呓般的语言写成的。文字溢出了定义，句法如同河坝决堤般无章，双关语极具破坏性和戏谑性。乔伊斯觉得他好像已经抵达了英语的终点。[1]
全世界都在短缺，全世界在写封信。一封某人写给某地点关于某事的信。全世界都希望承运一封信。一封来自一只猫写给国王有关宝藏的信。当男人们想要写信时。十个人、一吨人、笔人、双关人习惯支起一架梯子。并且兽人、讨债人、趣人、母鸡人、匈牙利人想去杀死一位首领。[2][3]
这是《芬尼根的守灵夜》一书中最明晰的段落。这本书让娜拉夜不能寐，她向一位友人抱怨道：“吉姆正在写他的书”，“我上床睡觉了，而他在隔壁屋子里因为自己写的东西而大笑不止”。她会起床并大声砸门：“现在，吉姆，要么别写要么别笑。”[4]
几乎没人喜欢《芬尼根的守灵夜》。当庞德1926年第一次阅读其中一部分时，他回复道：“反正我什么都没看懂，至少我现在什么都没看懂，也只有神圣愿景和淋病良药才值得这样拐弯抹角、佶屈聱牙。”[5]这封信中最严重的攻击莫过于庞德对乔伊斯的称呼（“亲爱的吉姆”）。甚至韦弗小姐也不看好这本书。“我丝毫不关心你的安全双关语[6]批发厂的销量如何，”她吐露，“也对你刻意扭曲的语言系统中弥漫的黑暗和低智丝毫没有兴趣，在我看来，你在浪费你的天赋。”[7]当韦弗小姐坦露她的不满时，乔伊斯浪费了5年天赋了。“可能庞德是对的，”乔伊斯在1927年2月写道，“但我回不去了。”[8]他继续写作《芬尼根的守灵夜》长达12年之久。
乔伊斯被他自己的优点打败。专注和固执加深了他的孤立，他蔑视一切的自我主义已经衍化为自我沉溺，而他的写作失去了隐蔽和暴露之间的平衡。17年中，他一直对《芬尼根的守灵夜》这部小说的名字保密，而他最喜欢的游戏是让人们猜小说名是什么——写作变成了伪装。他投入写作，意味着他生命中的每个人都成了他实现文学目标的工具，而这些工具到最后不幸地成了他扔不掉的拐杖。《尤利西斯》之后，乔伊斯完全依赖于韦弗小姐的赞助生活，审查的禁令没起丝毫作用。乔伊斯1923年的手术之后，韦弗小姐又捐助他一笔巨款，1.2万英镑。[9]这时她的捐款累计达到2.05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00万英镑）。每年的税后利息有850英镑[10]（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8万英镑）。但是这远远不够。1927年，乔伊斯开始从委托人那里少量取款[11]，从而减少了他的利息所得，当大萧条袭击全国时，他取的钱更多了。
使乔伊斯成为一位优秀作家的特性也使他成为一个无情的人，而西尔维娅·比奇深受其害。她有写不完的信、付不完的账单、收不完的书、帮不完的医疗救助，还有提前几个月就要付的《尤利西斯》印刷费用。当罗斯的盗版事件开始时，乔伊斯认为比奇代表他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球抗议是远远不够的，他希望比奇亲自去美国阻止盗版。比奇优雅地承受着他的诸多要求。但是，当比奇正处在《双重世界》盗版事件的漩涡中，她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乔伊斯一张200英镑的账单，她的承受力终于决堤了。她写信给乔伊斯：“事实是，因为我对您有无穷无尽的喜爱和崇敬，您在我肩上也堆积了无穷无尽的任务。当您不在时，您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命令，而我为您永不停歇的劳动所换来的回报，就是看着您作茧自缚、不停抱怨。”[12]他无情地派给她工作，好像在测试她到底能够承受多少。“这还是人吗？”
几个月后，1927年6月，比奇的母亲因无视入店行窃的控告而在巴黎被捕，保释后，她服用了过量的洋地黄。比奇一生都在向父亲和姐妹们隐瞒母亲自杀的事实。她退出了控告罗斯的官司，开始从乔伊斯的事务中脱身出来。[13]
乔伊斯的生活四分五裂了。《芬尼根的守灵夜》之所以耗时如此之长，其中一个原因是，女儿生活中不断增加的麻烦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1932年，在乔伊斯50岁生日当天，露西亚向娜拉扔了一把椅子。[14]几个月后，露西亚与一个她不爱的男人订婚，在订婚仪式上（她那时爱上了从1929年开始拜访乔伊斯的塞缪尔·贝克特[15]），她变得神经紧张。[16]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17]，这拉开了她一生与精神病治疗机构打交道的序幕。乔伊斯坚称露西亚没有病，她那些神秘的语句能够通灵[18]，而且她是家族中更了不起的天才。“我拥有的所有灵感火花或是天赋都传给了露西亚，这激起了她脑子里的火。”[19]乔伊斯说露西亚在创造她自己的语言，并且他理解其中的绝大多数。乔伊斯的治疗方案是给她买貂皮大衣[20]，而这同露西亚医生的药方（其中一位医生建议她喝海水[21]）一样不起作用。在她1922年第二次住院治疗时，乔伊斯偷偷把她带了出去。[22]当他没能来探望露西亚时，露西亚给他传达讯息：“告诉他，我是一个字谜，如果他不介意看到一个字谜，他要来［见我］。”[23]当事实不可避免时，他责怪自己。
露西亚的病让乔伊斯和娜拉的关系紧张起来。她这几年更难接受他的过度行为和挥霍行为，他们之间的争吵变得非常激烈，娜拉甚至威胁要离开他。一个朋友记得在帮娜拉收拾东西时乔伊斯恳求娜拉不要离开的场景[24]，乔伊斯只是说他不能没有她。随着越来越可能失去娜拉，乔伊斯对娜拉的依赖也越来越深。1928年，娜拉因子宫癌住院，进行为期两周的放射治疗[25]，乔伊斯坚持待在隔壁的房间。[26]几个月后，当娜拉要进行子宫切除术时，乔伊斯在她的病床前支起一张床，以便在她恢复期间陪伴左右。[27]娜拉对疾病的忍受力比乔伊斯要强，乔伊斯在娜拉治疗期间写信给韦弗小姐，告诉她抢救室传来的护士喊叫声以及窗外呼啸的风暴声让他整夜不眠，刺激了他本已紧绷的神经。[28]
乔伊斯在四十六七岁时，看上去已经像一个老人了。他年轻单身时在都柏林为了装腔作势拿着的梣木手杖，变成了巴黎一位盲人的拐杖。陌生人会帮助他过马路，他在自己家闲转时会撞到家具[29]，娜拉得帮他给茶里加牛奶和糖。[30]过马路时，乔伊斯会紧紧地抓着她的手臂。[31]他无法在1931年拜访韦弗小姐，因为他觉得着色眼镜让他看上去是在故意掩饰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写信给韦弗小姐说：“这些都是我罪有应得。”[32]
乔伊斯并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试图忏悔。人们不得不近距离审视他病痛的源头，然而源头是显而易见的，寄居在乔伊斯虹膜褶皱处的，是柔软的、不到一毫米宽的肉芽肿病变物，而寄生在病变物中的是苍白的螺旋状细菌，它们盘绕、突进他的虹膜的肌肉和纤维组织中，这种入侵乔伊斯眼睛的细菌被称为梅毒密螺旋体。詹姆斯·乔伊斯逐渐失明的原因是，他染上了梅毒。
这种导致梅毒的细菌所到之处皆被大肆破坏。最开始的病变出现在皮肤上，几周后得以治愈，但梅毒密螺旋体通过血液循环寻找宿主。这种细菌可以栖息于血管和骨骼、肌肉和神经中。[33]它可以入侵心脏、肝脏、脊髓或大脑。梅毒密螺旋体如此神通广大，这意味着梅毒可以导致一系列问题，而这又取决于它寄生在哪个器官上。不像其他性病，梅毒可以引发各种疾病，从关节炎、黄疸到动脉瘤、癫痫。但让那些逛过妓院的人格外恐惧的，是被确诊患上一种难以察觉的病症，并且这种病症将导致“麻痹性痴呆”。梅毒细菌如果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可能引起精神病、妄想症和剧烈的情绪波动，并会造成瘫痪或半瘫痪。乔伊斯从小到大一直活在对梅毒后果的恐惧中，他在晚上会低声对自己说“瘫痪”[34]这个词语，这个声音像鬼故事一样让人汗毛竖起。
梅毒和眼睛有着紧密联系。乔伊斯患有梅毒引起的多种疾病——结膜炎、巩膜炎、睑缘炎[35]，但梅毒引发的最常见和最具破坏力的眼疾是虹膜炎[36]。他的眼疾经常复发，主要是因为梅毒会在细菌生长和休眠的起伏中恶化。眼疾突然发作之后会消停一阵，但那个仁慈的健康期只是为新一轮的发作做准备。疾病的症状、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极不相同——几乎可以肯定娜拉从乔伊斯那里染上了梅毒，但是她的病症非常轻微，可忽略不计。只有三分之一[37]的梅毒患者会承受所有三个阶段的病症，不幸的是，乔伊斯就是其中一员。他第一次有记录的虹膜炎发作是在1907年，那年他才25岁，在接下来的14年里，他又经历了12次发作。[38]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的双眼已经被20年来的传染病毁坏。
如今，梅毒可以被一剂盘尼西林治好，这种药物在1942年才应用到临床上，即乔伊斯去世一年后。在盘尼西林之前还有几种针对严重梅毒感染的药，然而它们对乔伊斯这样一个难对付的病人毫无用武之地。乔伊斯不遵医嘱，忽略医生约诊，而且他只找那些告诉他想要的答案的医生。博尔施医生从1922年治疗乔伊斯起，就竭尽全力安抚他[39]，为了让乔伊斯同意做1923年的括约肌切除术，博尔施医生告诉他这只是一个小手术[40]，尽管它本质上与虹膜切除术相同。
更大的问题是，乔伊斯拒绝服用当时唯一能够有效击退梅毒的撒尔佛散。[41]他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因为撒尔佛散实际上是改良版的砒霜——砷凡纳明——的商用名，本质上是一种低剂量的毒药，一些患者因服用它而死亡，还有患者服用后耳聋或陷入昏迷。对于乔伊斯，撒尔佛散最大的威胁是其他问题：作为一个不愿意通过口述写作的作家，他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仅存的一点儿视力去继续工作。而博尔施医生有责任告诉他的病人，撒尔佛散的副作用之一是可能导致失明[42]：该药物有四十分之一的概率损伤视神经。在乔伊斯拒绝使用撒尔佛散后，博尔施医生不得不采取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案，而乔伊斯的眼睛变得越来越糟糕。
到了1928年，博尔施医生已经无计可施。乔伊斯走进他的诊所，体重过轻到令人害怕：身高5英尺10英寸的他只有不到125磅。[43][44]看到乔伊斯日渐消瘦、眼疾缠身、疲乏不堪，以及右肩上被他称为“大疖子”的东西[45]，博尔施医生急需撒尔佛散的代替物，即一种抵抗梅毒的治疗方案，这一方案可以减缓密螺旋体对病人身体的感染和破坏，并且不会危害视力。
他碰巧知道有一种叫作加利耳的不知名的法国药。[46]博尔施大概是想起了他在战争期间当法国军医的经历，法国军队分发了数千剂的加利尔给患有梅毒的士兵注射[47]，因为比起使用德国生产的撒尔佛散，用加利耳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加利耳是砒霜的另一种改良物——它不是砷凡纳明而是砷磷纳明，是砷和磷的化合物[48]。砷和磷都是剧毒的，而作为化合物，砷磷纳明要比撒尔佛散的毒性小很多。博尔施医生越这样想，越意识到加利耳是治疗乔伊斯的不二之选，这种药还未出现过损坏视神经的迹象，而加利耳的副作用之一是一种幸运：它可以提高病人的食欲。[49]这将有助于乔伊斯增加必要的体重。
因为加利耳的药性比撒尔佛散弱，医生推荐注射多剂加利耳[50]，所以在1928年9月和10月，乔伊斯走上了博尔施医生的诊所那通往痛苦的后楼梯，卷起了袖子。博尔施医生打开一个装有灰绿色粉末的玻璃安瓿[51]，掺入不到半克的加利耳，再加入碳酸钠和水，将这个混合物注射进乔伊斯的血管，每隔一天注射一次，连续三周。[52]结果毫无疗效。一战后，医生们很少使用加利耳，因为这种药物根本没有效果。但它唯一的好处就是，乔伊斯在注射后食欲大开[53]——他开始吃太妃糖、奶油甜食和土耳其软糖。[54]不幸的是，他的梅毒继续横行。
肯定有一些人猜到了乔伊斯眼疾的成因。在盘尼西林出现之前，梅毒是复发型虹膜炎最常见的病源。[55]约翰·奎因和庞德有过怀疑[56]，但他们什么也没说。博尔施医生从未怀疑，因为他本就知道，一个没患梅毒的人在几十年内间歇性复发虹膜炎的概率又有多少？极小。[57]博尔施医生误诊梅毒的概率——在用检眼镜检查乔伊斯双眼时，看到一个梅毒病变而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概率——又有多少？事实上绝无可能。几乎所有的梅毒病变都是独特的——它们的形态、所包含的物质、所产生的大量的分泌液以及在虹膜上的位置。博尔施医生完全知道该检查什么。
1928年，当博尔施医生为乔伊斯治疗梅毒时，他已经在巴黎行医20年了，而梅毒在巴黎十分常见（仅一家巴黎医院在1920年就治疗了一万例梅毒[58]）。除此之外，确诊梅毒根本不困难，尤其是对他这样的人来说。他获得了两个医学学位[59]——第二个学位来自巴黎医学院，其眼科专业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即便最终博尔施医生还是不太确定，那他可以进行血清测试，虽然乔伊斯可能做过的任何检测的结果都已遗失。事实上，几乎所有乔伊斯的就诊记录，不是丢失了，就是被销毁了。[60]
乔伊斯和娜拉对此保密，但乔伊斯希望人们就像猜《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书名那样来发现真相。他向韦弗小姐和西尔维娅·比奇的抱怨（他详细描述各种病症，即将发生的失明、疖子、脓肿、云翳、疼痛，他还讲述了他第一次参观莎士比亚书店时所描述的眼病发作和手术）貌似是在恳求她们的同情——某种程度上他确实需要她们的帮助，毕竟同情可以确保被帮助——而乔伊斯的抱怨也是他散播线索的方式。
“我罪有应得”——这样说尽管有些夸张，却道出了实情。如果你对乔伊斯已经失去耐心，那听起来是耸人听闻，但他是在促使韦弗小姐将多年往来信件中的信息拼凑起来。当他告诉韦弗小姐他正在接受为期三周的砷和砒霜的注射，他又增加了一个暗示，毕竟加利耳是符合这个描述的唯一药物，而梅毒是加利耳唯一治疗的疾病。磷可能对她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那些对当前性病的治疗方法有大致了解的人来说，砒霜意味着一切。而韦弗小姐完全与这种知识隔绝。当乔伊斯透露他纷繁复杂的病症时，她却在《布莱克医学词典》上查询“青光眼”这个条目[61]，并且阅读关于酒精作用的小册子。
乔伊斯终于在1930年提到了这个词。“一位年轻的法国医生，”他写信给韦弗小姐，“说我的病症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它由先天性梅毒引发，可以治愈，他和我讲了最适合的治疗方案，但我已经忘记了。”[62]这是乔伊斯罕见的遗忘时刻。然后他说，博尔施医生的助手“强烈劝我接受这项治疗”，并且助理和医生“已经讨论过了病因的可能性，不过基于发病的性质、治疗的方法和眼睛的总体反应，博尔施医生断然排除了它”。
对于韦弗小姐来说，此刻不能随意略过，她的重要问题是：医生到底讨论和排除的是什么治疗方案？或者，更加明确地阐释一下——我们来咬文嚼字一下——提及博尔施医生那句话中“它”的先行词是什么？医生完全排除的是诊断结果还是治疗方案——是“先天性梅毒”还是“治疗方案”？韦弗小姐可能已经排除了那个更沉重的选项，将它作为一个尴尬的误读，因为当乔伊斯吐露他无辜的诊断结果（他的梅毒是后天所得，不是先天性的——这在病理学上是完全不同的）时，他立即用一个笑话把之前的话推翻了，他在嘲讽法国人对梅毒的专注。
但这不是一个玩笑。乔伊斯躺过数不清的病床，有时候双眼都蒙着绷带[63]，他不得不与他一生的记忆相抗争。他的一生充满了疼痛，手术、药物、滴眼液、电疗和水蛭，那破坏他口腔的脓肿和肩上的疖子很有可能都是梅毒所致。1907年，梅毒“废”了他的右手[64]，当时斯坦尼把盐混合在一种发臭的乳液中给哥哥擦洗身体，可能就是在治疗梅毒病变。乔伊斯没有感染上神经梅毒，但他接受的治疗和疾病的心理影响很有可能导致了他周期性的晕厥[65]、失眠以及“神经崩溃”。
经历这一切，乔伊斯一定想过：为什么是我？娜拉显然幸免了。也许他在都柏林和的里雅斯特实在是营养不良，导致梅毒可以轻而易举地统治他不断衰弱的身体，而他很可能是被夜市区的一个女人传染上了梅毒。乔伊斯知道他1904年染上了淋病。他可能同时染上了梅毒。在梅毒潜伏期早期，他可能把症状的消失误解成为已被治愈。那年夏天他遇到了娜拉，并在秋天和她一起离开爱尔兰，然而当症状重新出现甚至恶化时，现实已经自明。无论他何时感染上梅毒，当1907年他的疾病恶化时，真相清晰可见。乔伊斯倾向于把梅毒这样的疾病看作“性交坏运”[66]而不是上帝的审判，但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回首人生时，一定很难想象这几十年的痛苦和失明是由与一个错误妓女不幸的一夜造成的，也一定很难想象这样一名可以“洞悉所有事物的本质核心”的艺术家一辈子却要为细菌所困。甚至归因于上帝的审判似乎更加合情合理。
无论天主教对乔伊斯来说多么可憎，它有令人羡慕的解释能力。梅毒可能是上帝对他超出夜市区游览范畴的惩罚，也可能是对他拒绝娶娜拉的惩罚，对传染娜拉梅毒的惩罚，对他不可言说的性癖好的惩罚，对亵渎神灵的惩罚，对他奉异教徒为英雄的惩罚，对他拒绝在母亲临终前祷告的惩罚。乔伊斯顽固不化，终身拒绝忏悔，他不仅冒犯上帝，而且在《尤利西斯》中颂扬亵渎和淫秽，他所承受的惩罚和这种种行为是相符的。这数不尽的疼痛时刻，缓慢侵入的失明，本来至少应该有一些重大的道德意义。
但乔伊斯并不接受惩罚人类的上帝，而且拒绝承认可能的神灵的愤怒，这迫使他面对一个更是毁灭性的事实：他就是染病了。如果这种巨大的痛苦不属于宇宙道德秩序的一部分，那就是空洞的平庸。乔伊斯一生都在向无意义让步，让他的自我主义与细菌帝国相互妥协——或许对于顿悟来说，这一堂课太过深刻。虽然他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愤怒的上帝，但他也不会完全失去上帝。在某种程度上，斯蒂芬·迪达勒斯和利奥波尔德·布卢姆身上的缺陷和丑陋的真相是荒诞形式掩盖下的个人忏悔，他们表达自己的悔悟，希冀得到赦免。定义了乔伊斯写作生涯的个人主义从来没有逃脱天主教的阴影，天主教是他心目中最僵化、等级分化最严重的权力组织。在多年写作《尤利西斯》后，乔伊斯在出版前几天匆匆发电报告诉达郎季埃的那个词语是：“赎罪”。
[1] August Suter，“Some Remembrances of Joyce” in James Joyce：Portraits of the Artist in Exile，p.64.
[2] JJ，Finnegans Wake，p.278.
[3] “All the world’s in want and is writing a letters.A letters from a person to a place about a thing. And all the world’s on wish to be carrying a letters.A letters to a king about a treasure from a cat.When men want to write a letters.Ten men，ton men，pen men，pun men，wont to rise a ladder. And den men，dun men，fen men，fan men，hen men，hun men wend to raze a leader.”这段话出自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二部。此书语言复杂艰涩、行文错综复杂。它打破了英语语法规范，重塑了语言系统，以艰涩程度著称，被称为天书。戴从容教授翻译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部已于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部尚未译出。此处译者仅进行了简单直译，并未探究其中双关语及隐喻的多重意义。
[4] Kain，Richard M.，Carola Giedion-Welcker，and Maria Jolas，“An Interview with Carola Giedion-Welcker and Maria Jolas，” J John Quinn 11，no.2（1974），p.96.
[5] 见1926年11月15日埃兹拉·庞德致乔伊斯信，EP/JJ，p.228。
[6] 原文为Safety Pun。此外韦弗小姐也使用了双关语，即将Safety pin（别针）改动了一个字母，来对应《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出现的大量双关语。
[7] 见1927年2月4日韦弗致乔伊斯信，qtd.Ell，p.590。
[8] 见1927年2月1日乔伊斯致韦弗信，SL，p.319。
[9] DMW，p.217.
[10] DMW，p.224.
[11] DMW，p.274.
[12] 见1927年4月12日西尔维娅·比奇致乔伊斯信，LSB，pp.319-320。
[13] SBLG，p.260.
[14] Shloss，Lucia Joyce，pp.215-6.
[15] Shloss，Lucia Joyce，p.189.
[16] Shloss，Lucia Joyce，p.219.
[17] Ell，p.651.
[18] 见1934年10月21日乔伊斯致韦弗信，LI，pp.349-351。
[19] JJ qtd.in Shloss，p.7.
[20] 见1932年11月11日乔伊斯致韦弗信，LI，p.326。
[21] Ell，p.662.
[22] Ell，p.657，Shloss，pp.232，235.
[23] Lucia Joyce qtd.in Shloss，p.8.
[24] Stuart Gilbert，Reflections on James Joyce：Stuart Gilbert’s Paris Journal（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3），pp.47-48.
[25] Ell，p.607；Kevin Sullivan，Joyce among the Jesuits（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Publishers，1983），p.58；Maddox，Brenda. Nora：A Biography of Nora Joyce.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8，pp.246-7.
[26] 见1928年12月15日乔伊斯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信，LIII，p.184。
[27] Ell，p 607.
[28] 见1928年12月2日乔伊斯致韦弗信，LI，278。
[29] Adolph Hoffmeister，“Portrait of Joyce”，于James Joyce：Portraits of the Artist in Exile，pp.128-9。
[30] Maddox，Brenda. Nora：A Biography of Nora Joyce.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8，p.298.
[31] Mercanton，“The Hours of James Joyce，” Portraits of an Artist in Exile，p.251.
[32] 见1931年3月11日乔伊斯致韦弗信，LI，p.303。
[33] William Hinton，Syphilis and Its Treatment（New York：Macmillan，1936），pp.61-134.
[34] Hoffmeister，p.132；同样参考乔伊斯的短篇小说“The Sisters”。
[35] 见1928年9月20日乔伊斯致韦弗信，LI，p.266。
[36] Margo and Hamid，p.215.
[37] Margo and Hamid，p.205.同样参考Kathleen Ferris，James Joyce and the Burden of Disease（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5），p.81。
[38] 见1922年8月30日韦弗致Brewerton信，BL；见1922年10月28日乔伊斯致韦弗电报，BL。
[39] 参考例如1923年2月26日乔伊斯致韦弗信，BL。
[40] 见1922年10月4日乔伊斯致韦弗信，LII，p.67。
[41] 见1930年3月18日乔伊斯致韦弗信，SL，348；1930年（？）4月18日露西亚·乔伊斯致韦弗信，BL。博尔施和助手柯林森博士讨论了各种治疗感染梅毒的眼睛的方案，但是排除了一种“有问题的药物”，因为它“对视神经有副作用”。我推测这种有问题的药物是撒尔弗散，露西亚·乔伊斯提到，这种未命名的治疗方案对视神经和视网膜都有着极大的副作用。这封信的日期为韦弗的推测。
[42] Stokes，Modern Clinical Syphilology，p.705-6；Hinton，p.218.同样参阅Allen Brandt and J.W.Estes，No Magic Bullet：A Social History of Venereal Dise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8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Stokes提出一个“剧烈、快速恶化的视神经网膜炎”的案例，并且Hinton（引Skirball and Thurman）提出2.7%的病人会患视神经炎。
[43] 见1928年4月8日乔伊斯致韦弗信，LIII，p.175。
[44] 换算为厘米和千克计量单位即为乔伊斯身高177.8厘米、体重56.82千克。
[45] 见1928年9月20日乔伊斯致韦弗信，LI，p.266。
[46] Arthur Foerster，“On Galyl，A Substitute for Salvarsand and Neosalvarsan，” Lancet（Sept.18，1915），pp.645-7。JJ Abraham，“Arseno Therapy in Syphilis，with More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alyl’”，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no.2776（1914），pp.582-3。Harold Spence，“Clinical Tesults of 1，000 Intravenous Injections of Galyl，” Lancet. 1915；2（Dec.11，1915），pp.1292-4.W.Lee Lewis，“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Organic Chemistry of Arsenic，” Industrial and Engineering Chemistry（Jan.1923），pp.17-19.
[47] L.W.Harrison，“The Treatment of Syphilis，” Quarterly Journal of Medicine（July 1917），p.339.
[48] 见1928年10月7日（日期不确定）乔伊斯致Valery Larbaud信，LIII，p.182；1928年10月23日乔伊斯致韦弗信，BL published in LI，p.270，这封信在LI中被错误标记为10月28日。
[49] 参见Sir Gilbert Morgan，Organic Compounds of Arsenic and Antimony（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918）。
[50] “An Experience of Galyl，” New York Medical Journal，104，no.1-13（1916），p.328；Therapeutic Gazette，quoting Levison，Medical Record，Oct.2，1915.
[51] Harrison，p.339.
[52] 见1928年10月7日（日期不确定）乔伊斯致Valery Larbaud信，LIII，p.182；见1928年10月23日乔伊斯致韦弗信，BL published in LI，p.270。在这两封信中，乔伊斯都表明他已经连续注射砷和磷三周已久。我在调查了可获取的20世纪20年代法国和美国的处方、国家处方集、药方后，推测这种注射剂就是加利耳。没有其他的药物符合注射“砷和磷”这个描述，并且加利耳专门被用来治疗梅毒。至少有两位医生专门建议注射三周针剂。请参考例如：Emile Brunor，M.D.，“Notes on a New Organic Arsenic Preparation，” American Medicine，vol.20（1914），p.476。
[53] 见1928年10月23日乔伊斯致韦弗信，BL；再次印刷LI，p.270。
[54] Maddox，Brenda. Nora：A Biography of Nora Joyce.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8，p.243.
[55] Sir John Parsons，Diseases of the Eye：A Manual for Students and Practitioners（London：J&A Churchill，1918），p.293.
[56] 见1921年5月1日（附录为5月7日）约翰·奎因致埃兹拉·庞德信，NYPL。
[57] J.B.Lyons坚持认为乔伊斯得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赖特（Reiter）综合征，请参看J.B.Lyons，James Joyce and Medicine（Dublin：Dolmen Press，1973）及他更加激烈的文章，“James Joyce：Steps towards a Diagnosi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Neurosciences 9，no.3（2000），pp.294-306。我在其他地方也写过，Reiter综合征的症状、发展阶段及持续阶段并不符合乔伊斯的病史。更多细节请参考我在Harper上发表的文章。在排除了Reiter综合征后，针对乔伊斯反复发作的前葡萄膜炎，其他较为合理的鉴别诊断为一个罕见的疾病——贝赛特氏症（Behçet’s Disease）。我大概估计乔伊斯患贝赛特氏症的概率为百万分之三，它是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等因素所引发。请参看A.Gül，“Behçet’s Disease：An Update on thePathogenesis，”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heumatology 19，no.24（2001）。它通常发病于土耳其及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直至日本。然而在20世纪早期贝赛特氏症是否在爱尔兰普遍流行是无法确定的（这个疾病在1937年才确诊）。20世纪后期在英国病发的概率大概是一百万分之五。请参考C.C.Zouboulis，“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of Adamantiades-Behçet’s Disease in Germany and in Europe，” Yonsei Med J 38（1997），p.414（Table-2）。苏格兰最大规模的调查统计得出苏格兰地区贝赛特氏症的发病率为一百万分之二点七（在500万以上的人口总量中有15个病例），请参考Jankowski，“Behçet’s Syndrome in Scotland，” Postgrad Med J 68（1992），p.568。Zouboulis 推测一半以上的英国病者患有眼疾（Zouboulis，p.416），然而 Chamberlain and Jankowski将这一数字降低，在被调查的苏格兰病者中，只有三分之一患有严重的眼疾症状（表现为后葡萄膜炎，不是前葡萄膜炎not anterior），请参考Jankowski，“Behçet’s Syndrome in Scotland，” Postgrad Med J 68（1992），p.567。Chamberlain的研究记录表明在32例疾病案例中，有8例患有眼部疾病，而这其中只有4例表现为虹膜睫状体炎，请参考Chamberlain，p.495。Chamberlain和Jankowski发现这一疾病相较于英国男性，在英国女性中更加普遍。通过计算患有眼疾的贝赛特氏症疾病患者的最高发病概率，我们粗略（可能是大概）估计乔伊斯患贝赛特氏症虹膜炎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三。统计学上讲，他可能是整个都柏林的唯一贝赛特氏症患者（1901年都柏林市人口为44.8万人）。推测乔伊斯患有贝赛特氏症而不是梅毒，就如同看到一个男人摇摇晃晃从酒吧走出并说话含糊不清时，判定他患有大脑创伤式后遗症而不是多喝了几杯，当然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概率及其小。
[58] Claude Quétel，History of Syphilis（London：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well，1990），p.180.
[59] Ravin，“The Multifaceted Career of Louis Borsch，” pp.1534-7.
[60] Ferris，James Joyce and the Burden of Disease，p.2；Edmund Sullivan，“Ocular History of James Joyce，”，p.414.
[61] DMW，pp.251，307.
[62] 见1930年3月18日乔伊斯致韦弗信，SL，p.348。
[63] 请参考，例如1923年5月6日乔治·乔伊斯致韦弗信，BL；1907年5月23日致7月4日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的里雅斯特日记，Tulsa，Series 1 Box 142；见1955年4月26日Nutting致艾尔曼信，Tulsa，Series 1 Box 176。
[64] 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的里雅斯特日记，1907年5月23日至7月4日，Tulsa，Series 1 Box 142；Erik Schneider，“A Grievous Distemper：Joyce and Rheumatic Fever Episode of 1907，” JJQ，38，no.3/4（2001），pp.456-7。
[65] Morgan，Organic Compounds，p.291；Harrison，“The Treatment of Syphilis”，pp.311，314.Morgan表明，加利耳的副作用之一为低血压（注射后两到三天内），Harrison引文表明低血压和晕厥也是砷剂的副作用。
[66] 见1906年10月4日乔伊斯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信，LII，p.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