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现代派作品的人，要么是品味古怪而又慷慨大方的出版商，要么是愿意追随年轻作者和猥亵作品的赌徒。贺拉斯·利夫莱特就是一个赌徒。尽管《尤利西斯》对利夫莱特来说风险过大，但他已出版过几本大胆的书，其中包括《阿佛洛狄忒》（Aphrodite）、乔治·摩尔的《讲故事的人的假期》（A Story-Teller’s Holiday）和D.H.劳伦斯的《虹》。他成了战后出版业变化的范例。利夫莱特高中辍学并酗酒成疾，但他聪明且富有冒险精神，有预先慧眼识珠的能力。利夫莱特在1920年就开始出版庞德的相关作品，并且出版了海明威、福克纳以及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的前期作品。[1]与其他人不同，他会做大量广告宣传，并邀请好莱坞明星进行推广[2]，广告上的字体像告示牌上的字体一样闪闪发光。[3]
20世纪20年代，出版业靠近美国新兴的明星文化的核心，利夫莱特也参与其中。他发起了新书发布派对。[4]有名气的作者可以吸引人群；伯尼和利夫莱特公司的作家们——性情乖戾的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和狂野人士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5]——与挤满办公室的女演员们、表演者们以及走私者[6]融洽地聚在一起。办公室的鸡尾酒会在下午早些时候开始，主编汤米·史密斯（Tommy Smith）认识镇上的每一个人[7]——演员、慈善家以及妓院老鸨。他会在法国绿茴香酒中掺入走私的辣眼的烈酒[8]，这种混合酒非常强劲，杯子边缘那层糖霜都无法帮人把酒吞下去。会计师亚瑟·佩尔（Arthur Pell）会交给贺拉斯·利夫莱特虚假账目[9]，希望这种触目惊心的账目数字能够抑制他挥霍金钱。伯尼和利夫莱特公司没有节制。
公司副总裁贝内特·瑟夫当年24岁，他对一切都十分好奇[10]，而伯尼和利夫莱特公司的兴奋刺激正是他希冀在出版界寻找到的特质。他191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成为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但一直想进入出版界。当瑟夫大学时代的朋友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要离开伯尼和利夫莱特，开始与麦克斯·舒斯特合伙创办出版社时，他表示他可以把瑟夫弄进公司。
利夫莱特并不是因为贝内特·瑟夫的商业经验而收留他，而是想要他的钱。瑟夫的母亲继承了一笔烟草厂的遗产，瑟夫16岁时她就去世了，并留给他12.5万美元。[11]另外，瑟夫通过投资股市也小赚了一笔，而利夫莱特需要更多资金。公司已经支付不起版权费用了[12]，并且利夫莱特又投资制作了一部百老汇戏剧（他糟糕的商业赌博之一）。当他1923年遇到瑟夫时，他对年轻人说这个产业还有快速发展的空间，“如果你想成功起步，你可以投资一点儿钱”[13]。瑟夫投资了2.5万美元，并作为伯尼和利夫莱特公司的副总裁开始了他的出版生涯。
对瑟夫而言，伯尼和利夫莱特公司的意义在于“当代图书馆”书系，这几个字就印在他大学时代发现的《白鲸》（Moby-Dick）、《红字》等书上。“当代图书馆”是阿尔伯特·伯尼的主意[14]，他和利夫莱特希望通过降低版权成本出版一套平价书，伯尼的解决方案是将无须版权费的经典书籍与即将二次印刷、销售量减少并且可以用折扣价获得版权的高质量图书相结合。在1917年“当代图书馆”出版的12本书中[15]（其中包括鲁德亚德·吉卜林、弗里德里希·尼采、奥斯卡·王尔德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作品），只有4位作家在世，而大多数书都没有美国版权，他们寻找的是可以多年进行少量但稳定销售的书。结果证实，这样的书有很多。战争结束后，他们每本书的零售价格从60美分飙升至95美分[16]，而“当代图书馆”仍然是读者最经济的选择。时至20年代中期，该系列是伯尼和利夫莱特公司利润的中流砥柱。
当瑟夫开始他的新工作时，利夫莱特忽视了“当代图书馆”[17]，而是关注那些潜在的畅销书，这些创造头条的作家包括赞恩·格雷（Zane Grey）、彼得·凯恩（Peter Kyne）以及亚瑟·斯图尔特-门蒂思·哈钦森（Arthur-Menteth Hutchinson）——你找不到更棒的作家了。“当代图书馆”书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引人关注，当利夫莱特拒绝出版《尤利西斯》后又敷衍地想要收购《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时，约翰·奎因非常犹豫。[18]《画像》太现代了，而被收录在“当代图书馆”则预示着作家的衰退，“像在文学灭绝的黑夜来临前的日落时分”[19]。利夫莱特被激怒了，他提醒奎因[20]，“当代图书馆”包括一些优秀的当代作家：麦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古斯塔夫·弗伦森（Gustav Frenssen）、安德烈亚斯·拉兹克（Andreas Latzko）以及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这一名单证实了约翰·奎因的观点。
贝内特·瑟夫成了这个书系的实际编辑，没过多久，他开始考虑拥有这个书系。机遇来的时间比他预计的早了很多。1925年5月，瑟夫预订了去伦敦和巴黎的旅行，以庆祝他26岁生日，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一次我梦想了多年的旅行”[21]。临行前，贺拉斯·利夫莱特在市中心一家地下酒吧与瑟夫见面。利夫莱特之前喝了几杯酒，他焦虑地紧握着苏格兰威士忌酒杯。瑟夫后来回忆，那时利夫莱特的岳父正在向他施压，因为出版社的一部分启动资金是他岳父的钱。利夫莱特还包养了几个情妇，他显然是担心怨恨的岳父可能会以此勒索他，“哦，我多么想和他两讫，然后摆脱他”。[22]
“一个非常简单的摆脱他的方法是，”瑟夫说，“把‘当代图书馆’卖给我。”瑟夫预料利夫莱特会大笑并继续抱怨，但真实的情况是，他问道：“你会给我多少钱？”当其他高管得知利夫莱特在一个地下酒吧半醉后与人达成协议要卖掉稳定收入的主要来源时，他们面色铁青。利夫莱特坚持认为他是在巅峰时期（1925年卖了27.5万本[23]）卖掉了这个书系；瑟夫需要在凌晨1点[24]轮船启程之前对抗整个董事会，来确保他的协议生效并签署合同。最终，利夫莱特获胜，“当代图书馆”属于贝内特·瑟夫了。[25]
他们商定好成交价是20万美元，这是有史以来翻版印刷系列的最高成交价。唯一的问题是，瑟夫没有钱，合同要求他在三个星期内付清钱款，也就是他旅行归来时。临行前的时间越来越少，瑟夫打电话给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朋友唐纳德·克洛普弗（Donald Klopfer），正值唐纳德在父亲的钻石切割公司工作得不顺心。瑟夫提出，他会拿出他所继承遗产的全部剩余部分，只要唐纳德可以付给利夫莱特另外一半的收购款。
“见鬼！我到哪儿去找10万美元啊？”[26]
“那是你的问题，”瑟夫说，“而且必须是现金。”
贝内特·瑟夫和唐纳德·克洛普弗在第45大街上的一栋高楼里设立了一个六人工作室。[27]他们的办公桌面对面，并在几年中共用一个秘书。瑟夫是个有魅力的交易伙伴，而克洛普弗则既挑剔又耐心——瑟夫认为他是“史上最善良的人”[28]。他们两年中马不停蹄地继续在“当代图书馆”上下功夫，亲自拜访东海岸的书商，寻找新的买家，重新设计封面、装订、版权页等全部细节。[29]他们每个月都给书目增加一个新的条目[30]，包括1926年添加的易卜生和乔伊斯的作品。在书目越来越有冒险精神时，“当代图书馆”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却在老化。[31]这个书系在10年内增加了一倍的条目，这是因为它在新旧两个方面都增加了。
但瑟夫和克洛普弗想要的不仅是再版书目。他们希望能够拥有一家出版社，像伯尼和利夫莱特出版社那样可以收购手稿。在著名商业艺术家罗克韦尔·肯特（Rockwell Kent）面前，他们先提出了比较保守谨慎的想法，瑟夫突然说他想好了一个名字：“我们刚说我们要随意（at random）出版几本书，就叫它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吧。”[32]
肯特喜欢这个名字，他画了一个简陋的房子作为版权页，这幅画后来成为在世界各地流通的数百万本书的装饰。在最初几年，兰登书屋重印“当代图书馆”书系精装版，从而进入正在蓬勃发展中的限量豪华版图书市场。[33]梅尔维尔（Melville）的《白鲸》和伏尔泰的《老实人》可以配置插图并印在高档纸上，用昂贵的方式装订，将书从1到1000进行编号，并且由译者或像肯特这样的知名插画家签名。豪华版图书将以高利润卖给书籍收藏家——初版《尤利西斯》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华尔街繁荣时期，这种模式成为出版界的主流，而此前它只是淫秽书籍逃避警察搜查的权宜之计而已。
截至1929年，兰登书屋已经发行了几十本豪华限量版书。1929年，惠特曼的《草叶集》刚一出版，就立即以100美元一本的价格售罄。然而即便在那时，瑟夫和克洛普弗都没意识到他们占据了如此有利的地位。当股市崩盘时，“当代图书馆”书系中95美分的经典书不但帮助兰登书屋走过大萧条[34]，也帮助瑟夫和克洛普弗增加了市场份额。他们在1930年卖出了100万本书（是第一年销售额的4倍），并且每年都盈利。[35]他们用20万美元收购的公司，在1965年以4000万美元卖出。[36]
在20世纪50年代的平装书革命之前，“当代图书馆”主宰着图书市场。[37]它使高高在上的书变得平易近人，因此书系得以兴盛。瑟夫为它做广告：“最重要、最有趣、最引人深思的现代文学集锦”[38]。这一语调是为美国正在变化的读者群量身制作的。从1890年到1930年，美国大学的入学学生数量每10年就增加一倍[39]，而学生通常购买便宜又耐用的“当代图书馆”版本的书。这不仅是因为大学生数量的变化，也是因为他们阅读方式的改变。瑟夫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大学英语系正在酝酿着“名著运动”（Great Books mouvement），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等教授设想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对西方正典的调查。当调查在1920年开展时，学校将调查描述为“阅读诗歌、历史、哲学和科学的杰出著作”。[40]阅读书单包括荷马、柏拉图、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这听起来十分寻常，但是在1920年前，让生物专业的学生不受文学规范约束而阅读名著，这在大学是非常罕见的。
厄斯金的想法是“把《伊利亚特》《奥德赛》这样的经典著作当成最近出版的著作去读”[41]——它们穿越几个世纪，直击当代生活。经典著作告诉读者，现代生活的混乱也是宏大的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名著运动”就是《尤利西斯》的音节分解版本。在大学内外，人们开始认为某些书照亮了人类生存状态的永恒特征，阅读它们并不要求具备专业知识——即使不懂古希腊语、不阅读柏拉图全集也能从《理想国》中受益无穷——只需要，正如厄斯金所说，“一把舒适的椅子和良好的光线”[42]。贝内特·瑟夫在大学时代就吸收了用当代视角阅读经典文本的思潮风气，他的灵感来自大一时期的课程“英国当代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阿诺德·贝内特和H.G.威尔斯）[43]，这门课程将伟大文学的脉络扩展到了当代。在一定程度上，“当代图书馆”的书目是在对瑟夫的本科教育致敬。
更好的是，对于正在努力提升社会地位的一代来说，他们或是对大学时代抱有怀旧情绪，或是希冀受到大学教育的恩泽——正如贝内特·瑟夫和贺拉斯·利夫莱特他们自己——而“当代图书馆”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课程教材。“当代图书馆”使知识特权商品化，让人产生可以自学成才的错觉，读者无须进入学院，就可以获取学院派的好处，他们通过购买十几本便宜的书就可以超越大众文化。瑟夫改变了“当代图书馆”的版权页标识，将其从一个带着斗篷的和尚伏案工作的形象，变成一个手中高举火炬、跳跃在半空中的轻盈形象。阅读经典不是为了学识，而是为了自由，为了让个人的光芒照亮整个世界。
阅读名著对战后大众有吸引力，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未来焦虑不安，并倾向于认为自己就是文明的继承人。美国读者期待看到美国当代作家进入西方正典，正如他们的国家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当代图书馆”使威廉·福克纳、多萝西·帕克和舍伍德·安德森可以与埃斯库罗斯、弥尔顿和塞万提斯相提并论。它的书单成功地使文学既凸显出世界性，又兼具爱国情操。
这些都不在原计划中。“当代图书馆”最初只是个噱头。1915年，阿尔伯特·伯尼给惠特曼巧克力公司寄了一本仿皮封面袖珍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44]，并建议他们在每盒巧克力里放一本悲剧爱情故事。惠特曼巧克力公司订购了1.5万本。袖珍书是一个猎奇物品，当伯尼意识到没有巧克力也可以卖书时，他开始在伍尔沃斯平价百货里以25美分一本（一套30本，卖2.98美元）的价格零售他的“小皮书图书馆”。1917年，伯尼开始与利夫莱特合伙做生意，他们一起扩大书系[45]，扩展板式，提高价格，并开始称它为“当代图书馆”。这一丛书通过邮政订单进行流通，他们一年卖了超过100万本书。[46]
贝内特·瑟夫通过伟大书籍项目的万花筒来审视伯尼的创新，构架这一书系的并不是低廉的版权收购价格，而是这些书共同体现的现代精神。“大多数书都写于过去的30年”，[47]瑟夫在书目中这样写道，并且那些老书“本质上非常具有现代气息，出版商认为它们非常适合这套丛书的范围和目标”。无论是老书还是新书，他们出版的书都是“现代经典”[48]。
这一概念无比绝妙。贝内特·瑟夫用“现代”一词唤起了一种思考方式，与全球传统接轨。读者会买一本已经出版几十年的现代经典，而它仍然不过时——任何时候购买都非常适宜。现代主义作家的名言——作家相距千里、时隔百年、相互回应，艺术家复兴古老的形式，经典文学在我们说话时正在被书写——都被打上了现代经典的印记。贝内特·瑟夫把现代主义转为一种营销策略。庞德、乔伊斯和艾略特并不想迎合大众市场，但是贝内特·瑟夫找到了让市场迎合他们的方法。
在当时的出版界，最奇怪的事情莫过于名望和牢狱之间仅一步之遥。阿尔弗雷德·科诺普夫在面对法院的刑事诉讼后变得更加小心。[49]利夫莱特和许布希告诉奎因他们不能出版《尤利西斯》，实为躲避牢狱之灾。在纽约，监狱同天花病医院和精神病机构设在一起，被隔绝在韦尔弗尔岛（原布莱克韦尔岛）上。那里走廊的设计会让囚犯感到无力，铁栏杆将牢房边的狭窄过道包围起来，迫使囚犯的双眼只能注视如同教堂殿顶一般高耸的天花板。牢房大门有交叉的金属门闩与信箱大小的锁。1928年，一个名叫塞缪尔·罗斯（Samuel Roth）的男人就在那样的牢房里，构思着继续搭建他的出版帝国。
罗斯在南牢房工作队铲煤，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他描述了其他人在听到他是一个出版商时的讥讽：
“你是坐货运马车来这里的，不是吗？”[50]
“还有其他来这里的方法吗？”
“你真的不知道啊！你要是看到梅·韦斯特（Mae West）去年来这里的情景就好了，你的出版社肯定不起眼。”
任何人都估计得到，塞缪尔·罗斯是20世纪20年代最大的文学盗版商。他生产和销售未经授权的违法或半合法的书，这在当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生意领域。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从欧洲走私书名具有挑逗意味的书——《巴黎校园生活》（School Life in Paris）[51]、《只是男孩》（Only a Boy）以及《俄罗斯公主》（The Russian Princess）——他用廉价纸张印刷，用低廉的方法装订，然后再以灌水的黑市价格卖掉。时机好的时候（20年代是个好时机），他的假名系统和地下印刷机，让他仅在芝加哥一个地方，每周就能挣到700美元。而且，塞缪尔·罗斯不仅仅针对淫秽书籍，他打劫每一个人[52]——萧伯纳、奥尔德斯·赫胥黎、安德烈·纪德等。罗斯是一个品位极佳的盗版商，他将自己喜爱的现代主义先锋文学与淫秽内容相结合，借此在出版界找到了一席之地。他在窃取T.S.艾略特的《力士斯维尼》一书的片段时，将其改名为“宝贝，你想回家吗？”[53]。
罗斯最大的成就在于盗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尤利西斯》，他早年在《小评论》上读《尤利西斯》时就读得津津有味。他认为《都柏林人》是诚恳的人物研究，而《画像》是一部奇异的、闪烁着才华的、未完成的作品。但《尤利西斯》，正如他后来所说，“描述了一种变形物，这种变形物集所有男人为一身、所有国家为一个、所有城市为一座、所有日子为都柏林的一天”[54]。他十分欣赏乔伊斯的小说，决定要盗版它。
文学盗版最便捷的地方在于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违法。一本书除非在美国被印刷制造，否则不受美国的版权保护。罗斯需要做的只是再次印刷尚未找到美国出版商的英国和欧洲版的书。罗斯喜欢钻法律的空子，有时他获得作者的同意印刷他们的作品，并偶尔付给他们微不足道的酬劳。但是，合法授权并没有使淫秽书籍变得不再下流，他已经至少在5个不同的监狱服刑了25年以上。[55]
罗斯在1919年卖出了他的第一本色情书。他在第8大街上开了一家小书店[56]，命名为“纽约诗歌书店”。书店位于一栋公寓楼地下室的一个大房间里，可以通过一扇刚刚高出街道的窗户向外窥探。[57]罗斯一直营业到半夜，他从不打广告。在格林尼治村，他的书店非常不起眼，但因为有几十位可靠的顾客，他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并勉强维持生活。他在曼哈顿四处寻找无人问津的佳作和二手书，建立自己的库存。后来他在帕克街的一间地下室里发现了一家书店，店主是一个瘦高的老人，色情文学与当代诗歌的行家。罗斯定期来访，直到书店关门。老书商因向警方卧底卖了一本约翰·克莱兰德（John Cleland）的《芬妮·希尔回忆录》而被在韦尔弗尔岛上的监狱里关押了90天，罗斯在老人服刑期间每周寄给他2美元。
老人被释后离开了美国，从巴黎给罗斯寄来一个包裹以报答他的慷慨，包裹里有几本用假书名作为封面的禁书。罗斯吓了一跳，把它们塞在无人问津的昂贵初版书后面的书架上，可他仍然对藏匿地点感到焦虑，直到克里斯托弗大街上的一个编辑愿意以每本书5美元的价格收购。当这个编辑说他会以同样的价格收购相似的书，罗斯向那位老人要了更多的书。几笔交易过后，他挣了130美元。[58]这就是卖书如何让一个男人发家的过程。
塞缪尔·罗斯发现仅是卖一小批禁书是远远不够的，他开始自己印刷书。罗斯想在出版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发现了一个商机，即美国出版商尚未触及的猥亵材料——整个市场都无人供给。但是他没有足够的资金进入图书市场，他开始想其他办法。这个时期有两种商业模式运行良好：不能公开流通的豪华限量版书，以及高级印制的杂志，例如《时尚》（Vogue）、《时髦人士》（Smart Set）、《名利场》等。罗斯决定将二者结合起来。20年代中期，他创办了一本名为《双重世界季刊》（Two Worlds Quarterly）的杂志，这本杂志后来又衍生出《双重世界月刊》（Two Worlds Monthly）和《卡萨诺瓦二世故事集》（Casanova Jr’s Tales）。[59]
这些体积庞大的限量版杂志，是通过特快列车而不是邮局送到订户手上的。路易斯·卡罗尔[60]、薄伽丘[61]和契诃夫[62]的作品与温暾的情色内容共同出现在杂志上，伊夫林·沃（Evelyn Waugh）[63]的木刻作品与卡通画共享篇幅[64]，画上的丰满裸女被妖精包围或是悬挂在魔法师的巨大头颅上方。罗斯的大部分杂志定价为1～5美元——比一般报刊25美分或50美分的价格要高，而又比科诺普夫和利夫莱特10～12美元的《画纱》（Painted Veils）或《讲故事的人的假期》私人版本的定价要低。罗斯找到了新价位。为了支撑他的帝国[65]，他推出了自己的豪华杂志，配有照片，还有时尚的艺术封面。他将其起名为《情郎》（Beau），这是美国的第一本男性杂志。
罗斯认为《情郎》是他进入合法出版界的敲门砖。生产成本很高，他需要资金来巩固它在报刊亭的位置。罗斯在《双重世界》里登了整版广告寻求投资者：“罗斯先生正在缔造美国最强大的杂志集团。”投资者没有被打动，罗斯决定盗版巴黎最新出版的谢赫·奈夫瓦齐（Cheikh Nefzaoui）的《香水花园》（The Perfumed Garden），如译者所言，这本书描绘了“私密娱乐”的237个体位。罗斯知道他可以找到1000个愿意支付30美元的读者，而这笔资金可供《情郎》运转一年。[66]
1927年，罗斯刚寄出《香水花园》广告后几天，两名邮局督察逮捕了他。这是他第一次违法，法官只罚了他500美元，并判他两年缓刑。[67]但罗斯最大的问题是，他已经进入约翰·萨姆纳的黑名单。安东尼·康斯托克教给萨姆纳搜寻淫秽的经济学：搜寻淫秽书籍小商贩是一种昂贵的投资，但一旦发现他们，就可以顺藤摸瓜。在罗斯被审判的四个月后，萨姆纳和三个侦探携带搜查令走进了罗斯的书店。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包他们一直在寻找的色情画，并且在搜查时毫不费力地搜出了淫秽书。
在法庭上，罗斯辩解这些色情画是萨姆纳的手下栽赃陷害的。助理地方检察官只需提一个问题：被告人不是已经因推广《香水花园》而被判刑了吗？当塞缪尔·罗斯承认后，他被视为一个违反联邦缓刑条律的惯犯，因此被判处在韦尔弗尔岛上的监狱服三个月的劳役。1928年年底，一个看似新生的出版帝国蒸发了。在被押送到韦尔弗尔岛的时候，塞缪尔·罗斯同时也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际抗议的目标。
自从1921年《小评论》审判以来，罗斯一直在打《尤利西斯》的主意，他给乔伊斯写信，提出了他为《双重世界》构思的计划。罗斯写道：“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将尝试在每一期上发表一部完整的小说。”[68]他想在《双重世界》创刊号上发表一部乔伊斯的小说（希望是《尤利西斯》，虽然他没有说出来），并承诺会付给乔伊斯100美元以及这本厚重的创刊号销售总额的15%。
罗斯在昂贵信笺的抬头上设计了一个描述性的页眉，表明杂志的目标：“服务著名作家，成为他们的意见喉舌和躲避迫害的避难所”。完整的描述溢出了纸张边界，让罗斯原本巨大的野心更加膨胀：“每一期杂志都将包含一部完整小说、一部喜剧、一部短篇小说、一篇散文以及这一时段的书和戏剧的评论文章”[69]。韦弗小姐礼貌地代表乔伊斯拒绝了这个邀请[70]，她和西尔维娅·比奇打趣说，他肯定计划用“针尖大小”的字来印刷吧。[71]
但罗斯不想以被拒告终。他在1922年6月给庞德写信[72]，一方面想收购《尤利西斯》的版权（作为乔伊斯《小评论》的编辑），另一方面邀请庞德作为撰稿人。虽然乔伊斯实际上完全无视罗斯，但庞德却为《双重世界》提供了编辑人选名单、几首适合的诗歌、一些翻译作品和一篇文章。不仅如此，庞德还推荐了一些艺术编辑，也为前5期的《双重世界》推荐了几位艺术家作为专题报道对象。[73]
庞德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进入罗斯模棱两可的世界，在这里，建议已经成为口头合同，提出建议的作家会发现他们被列入一本未曾见过的杂志的“特约编辑”一栏。当庞德告诉罗斯他同意任何可以规避《康斯托克法案》的计划时，罗斯将其当作允许全文发表乔伊斯作品的准许证。罗斯交给律师4张支票[74]，面额总值800美元，并且告诉律师，要等到乔伊斯正式授权《双重世界》刊载《尤利西斯》后才能给他。罗斯说，他的账户上一有足够的资金，这些支票就可以兑换为现金。到了1925年，在他第一次灵感闪现的4年后，罗斯发行了第一期《双重世界》。庞德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时，便威胁说要起诉罗斯，而罗斯提出每期支付给庞德50美元。他将出版庞德的诗歌和独特论述。“写多长都可以，我们会视如珍宝。”[75]
1926年7月，罗斯开始印刷《尤利西斯》，并删减冒犯性的段落。他略去了对小便、自慰、淋病的描写。他将“大地灰不溜秋的沉屄（cunt）”改为“灰不溜秋的沉坑（crater）”。[76]送报纸的人大喊“她可以来吻我的超级爱尔兰屁股（arse）”，《双重世界》委婉地替换为“超级爱尔兰阿姨（aunt）”。罗斯尽可能地安抚正风协会。如同之前其他的出版商，他试图说服约翰·萨姆纳相信他的良好意图[77]，他想利用《尤利西斯》非法的光环来出售杂志，但不想进监狱。
然而，罗斯的法律问题开始增多，海明威向西尔维娅·比奇讲述了罗斯盗版的细节。1926年的一个晚上，罗斯在纽约的一个咖啡馆和海明威见面，当时他来城里想要卖掉几部短篇小说。[78]海明威罕见的沉默（他的下巴肿胀）给了罗斯吹牛的机会，他说《双重世界》有8000名订阅者[79]，出版的骨干力量是詹姆斯·乔伊斯。罗斯认为乔伊斯的名字可以降低海明威的价格，但他们从未达成一致意见（罗斯还是刊载了他的短篇小说）。
相传在某个阶段，《双重世界》的订阅人数高达5万人[80]，这意味着乔伊斯损失了数万美元的利润，然而让人惊讶的是，莎士比亚书店无法起诉罗斯侵犯版权。约翰·奎因告诉所有人，尽管《小评论》多灾多难，但它确保了在纽约印刷的部分《尤利西斯》受到美国版权的保护。[81]奎因的推理存在缺陷，版权法不保护淫秽书籍，在1921年败诉《小评论》案件的同时，他也失去了所有包含淫秽段落的书的版权。而塞缪尔·罗斯可以随意转载、删减、修改和切割这本书。就美国政府而言，没有人拥有《尤利西斯》。
奎因对版权的理解是错误的，但他对文学盗版的理解是正确的：针对它的法律行动是徒劳的。庞德告诉乔伊斯，他要么谴责罗斯的印刷，要么就“组织一帮枪手去恐吓罗斯，让他吓得脱裤子，对于这类事件（他过于贪婪，什么都敢做），我想不出除了暴力恐吓之外的其他有效措施”[82]。因为西尔维娅·比奇不能起诉侵犯版权（并且使用枪手也完全不是她的风格），所以她必须创新。比奇先威胁要对罗斯提出诉讼并索赔50万美元[83]，然后让纽约最高法院发出禁令，禁止他在任何广告或印刷物上使用詹姆斯·乔伊斯的姓名。[84]
但这并不够。比奇请她的两位朋友（一个小说家和一个律师）撰写了正式的抗议书[85]，反对罗斯未经授权出版《尤利西斯》。如果她不能通过法律途径阻止盗版，她将鼓动文学界排斥塞缪尔·罗斯。比奇认为，大家的抗议可以导致没有作家供稿，没有编辑给他广告空间，有良心的买家也不会光顾这个盗窃他们喜爱的作家的出版商。这封抗议书宣布，塞缪尔·罗斯盗取了乔伊斯在美国的财产，并且盗版的《尤利西斯》被删减得错误百出，他不仅是一个小偷，也是一个屠夫。
羞耻心是抗议的唯一武器，比奇希望它尽可能强大。她找到了欧洲各地作家的地址，并寄给他们每人一封私人信件，呼吁他们签名支持抗议。她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许多作家都是盗版的受害者，而之前还没有人发起过国际联合抗议声讨窃取作家作品的小偷。比奇收集到了167个签名，这几乎是欧洲著名作家的汇总：叶芝、伍尔夫、海明威、托马斯·曼、E.M.福斯特、路伊吉·皮兰德娄、米娜·罗伊（Mina Loy）、H.G.威尔斯、丽贝卡·维斯特、儒勒·罗曼、W.萨默塞特·毛姆，甚至萧伯纳也同意签名。最让乔伊斯开心的是看到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签名。比奇将签名抗议书寄了出去，仅在美国就寄给了900家刊物。[86]
当抗议活动在1927年2月（比奇确保第一则告示刊登于乔伊斯生日当天）的报纸上刊登时，支持者的信件涌入莎士比亚书店，很多人义愤填膺。一个书迷写道：“一想到这样一个无耻至极的生意，我就恶心。”[87]《双重世界》的订阅者猝不及防：“我无法表达我对这些人的憎恶……当今世界需要一种新毒药，摧毁使这些懦夫强大的病毒，哦，这太恶毒了！”“如果你如我所想，犯了盗版《尤利西斯》的道德重罪”，一名订阅者写道，“那么我唯一关心的是你可能要上绞刑架了。”[88]罗斯尝试在新闻界进行反击，但为时已晚。邮政检查员，用罗斯的话来说，用“强有力的劝说能力”[89]确保快递公司不受理他的出版物。《双重世界》系列、《情郎》以及《卡萨诺瓦二世故事集》的销量一落千丈，书贩们也把这些刊物全部下架。
我们可以看出，只要多一点儿悔悟，少一点儿精明，在20年代末，塞缪尔·罗斯本来可以建立独特的高雅现代主义和色情文学（中产阶级的特有趣味）的结合体，而不是在一个10块砖宽、14块砖长的牢房里受罪。[90]他的厕所是一个白色的水桶，水桶放在一张《纽约时报》上面。罗斯不得不向他9岁和10岁的孩子解释他的失踪。“我可爱且勇敢的孩子们，”[91]他写道，“我因为难以理解的状况，不得不离家时间更长一些。”他写信告诉儿子，他生命中唯一需要的东西就是忠于好书：“学会热爱书籍，要一遍一遍地读，这样一来，你不仅对故事耳熟能详，也会对它的片段、语句，甚至是用词十分熟悉。”[92]
他从盗版中获取的钱财无法弥补他所失去的东西。尽管有过繁荣的时刻，但他的生意充满危险和不稳定。罗斯对出版帝国向往的原因比索取金钱更为深刻。1913年，罗斯19岁，他白天在纽约公共图书馆读书，晚上睡在公园或公寓走廊里。[93]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是一本名为《抒情集》（The Lyric）的诗歌杂志的编辑，并在战争期间遇见了一个叫安娜（Anna）的姑娘。[94]安娜和她的家人住在布鲁克林，罗斯会在晚上去她家，爬到她位于二楼的房间，坐在她旁边，而她则躺在床上。罗斯给她读济慈、雪莱和史文朋，有时他读自己的诗。最终，安娜告诉他，她对他一周只有14美元的生活充满疑虑。罗斯记得她说过，如果他能一周赚40美元，那么事情就会大不一样。最终安娜嫁给了一位一周赚80美元的牙医。
罗斯将自己隐居于诗歌的高远呼唤中，将仅存的钱全部用于出版一本薄薄的诗集，这是安娜为了嫁给牙医而拒绝的东西，他称这本集子为《第一次给予》（First Offering）。由于依靠诗歌永远不能付清账单，卖书成了唯一使他快乐的事情。[95]许多著名作家和出版商参观过罗斯的书店，他还声称自己认识麦克斯·伊斯门（Max Eastman）、本·许布希、托马斯·赛尔脱兹（Thomas Seltzer）和米娜·罗伊。[96]罗斯在纽约文学界并不出名，但有一席之地。约翰·奎因听说他是一位“疯子诗人”，并认为他“要么是一个傻瓜要么是一个野人”[97]。罗斯将自己诗歌和小说的手稿寄给哈考特（Harcourt）、达顿（Dutton）等著名出版商，他们都发出了拒绝信。[98]1921年，伦纳德·伍尔夫写信告诉罗斯先生，非常遗憾，霍加斯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书已经列满计划，无法再增加任务量。
如果罗斯知道伍尔夫也拒绝了《尤利西斯》就好了。在试图发表文章时——《小评论》审判开始前两天——罗斯作为书迷给乔伊斯写了一封信：“在欧洲所有作家中，您对我的吸引力最大。”[99]寄出前他又匆匆添上无济于事的一笔：“为什么《尤利西斯》还不成书出版呢？”
1929年，读者为拥有一本《尤利西斯》而骄傲。这本书的扉页上说明，这是1927年莎士比亚书店的重印版。这已经是乔伊斯著作的第9次印刷，但仍然很难买到。大多数人的《尤利西斯》都是去巴黎买到的，然而，这本书却藏在像哥谭书店这样值得信赖的书店的收银台背后，或是藏在该书店的密室深处。它的售价大约10美元，比普通读者买的其他书要昂贵很多，但还是很划算。它有出名的纯蓝色封面，在最后一页角落处还恰到好处地写着第戎-达郎季埃。[100]
但若了解细节，就会发现不对劲的地方。蓝色封面比它应该有的颜色要深一些。字体看上去是对的，但是斜体字和西尔维娅·比奇的版本有着明显的区别。纸张更加光滑，磅数更高。边距略宽。它与巴黎版本的厚度相同，但稍微瘦长一些。此外，这本书的封面没有留下折页以方便装订工人加入硬皮书的纸板，而且看完一遍后感觉书就要散架。列着乔伊斯其他作品的那一页没有了，而列着他的其他出版商的那一页有诸多错别字，例如第一个就出错的“Jonthan Cape”[101]。然后是书脊，莎士比亚书店的版本上清晰地印着作者名和书名，而这本书的书脊是空白的。
塞缪尔·罗斯不再费心搞杂志了，1929年第一次出狱后，他就做起了盗版书生意。他1927年盗版的《尤利西斯》并不差。罗斯监督细节并付钱请第17大街的里奥温格兄弟印刷店重新排版。[102]这意味着如果有任何一版《尤利西斯》可以在美国获得版权，那一定是罗斯这版，这是他针对“西尔维娅·婊子”[103][104]——他开始这样称呼她——的完美复仇。
牢狱之灾和文学流放使罗斯前景黯淡。[105]出版商似乎只是一群不择手段、毫无底线并且根本不屑文学的资本家。而从另一方面讲，他很勇敢。在纽约正风协会的压力下，像科诺普夫和利夫莱特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早已退缩，而罗斯将自己视为愿意为文学而奋勇向前的亡命之徒。除了他，没人有胆量向美国民众呈现《尤利西斯》这样的书。
受在韦尔弗尔岛上服刑以及西尔维娅·比奇抗议的影响，罗斯将他的生意转为地下，远离新闻界和美国邮政系统。他将办公室与存放非法书籍的仓库分开，频繁更换“出版社”名字和印刷厂地址，并时常突然举家搬迁。批发盗版书意味着书店会承担最大风险，并且他可以在消失很久之后——如果他还能出现——榨取每一笔生意的油水。野心勃勃的走私商会雇佣推销员，推销员带着公文包挨家挨户进行推销，或者开一辆不起眼的卡车[106]在书店门前兜圈。司机会走进书店，问店员需要多少本《阿佛洛狄忒》或《婚姻之爱》（Married Love），然后在卡车后备厢翻找，以零售价的一半（只限现金）卖给他们。下次卡车过来兜圈时，司机会换成另外一个人。
塞缪尔·罗斯在刑满释放后变得更加行踪不定，所以纽约正风协会想再次逮捕他时，是利用他的弟弟才抓到他的。1929年10月[107]，麦克斯·罗斯（Max Roth）带着装满淫秽书样本的公文包，在老百汇下城区逐门逐户进行推销，但他非常不走运，他将货物推销到了萨姆纳正风协会的盟友那里。当麦克斯第二天下午按照预约时间抵达那人的办公室时，约翰·萨姆纳、一名警察以及一名邮局检查员假装在隔壁办公室工作，并在麦克斯大肆推销时不经意地经过。那名叫赖瑞（Larry）的警察花了60美元买了《尤利西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芬妮·希尔回忆录》，在钱易手的一瞬间，他逮捕了麦克斯。当他们发现这个人正是塞缪尔·罗斯的弟弟时，一行人追踪到了第5大道上的“金鹿出版社”，在那里，正风协会的追捕手逮捕了塞缪尔和一名推销员，并发现了300本淫秽书。
但是事情还没完。麦克斯恰好带着一大串钥匙，萨姆纳在找到他签署的一个租房合同后，立即前往合同上的第5大道，用钥匙打开大门。这是一个仓库，里面储存着广告材料、包装和运输存货到全国各地的各种设备以及大量的书——大部分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盗版《尤利西斯》。他们没有搜查令，一个警察整夜守着仓库，确保证据确凿。
罗斯因参与全国范围内的盗版乔伊斯作品，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3年，他在离开监狱后不到1年又回到了监狱。当罗斯服刑6个月刑满释放，一个侦探手持逮捕证在监狱门口等候逮捕他。他被引渡到宾夕法尼亚州[108]，在那里他又一次因出售《尤利西斯》而被捕。他因为乔伊斯的书在纽约服刑6个月后，又在费城服刑3个月。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止活动。
塞缪尔·罗斯是现代主义的化身。像玛格丽特·安德森一样，他想创办一份大胆的杂志，致力于至高无上的艺术。他坚持认为，艺术家“有权印制自己的作品，只受文学标准评判而无关他者”[109]。他想像庞德一样将分散的作家集结在一起——《双重世界》这个名字代表着新世界和旧世界的联合。[110]
罗斯与贝内特·瑟夫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1916级的同学，并且都不是那种传统的学生。罗斯获得过一年的奖学金，肄业。[111]瑟夫没有高中学历，却费力挤进了大学的新闻系[112]，他没有外语学分，而这个系恰好并不需要外语学分。两人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时，对学院派文化既存有内部人的敬畏之情，又怀有局外人想要改造它的愿望；二人都声称将推进文学民主化。罗斯使用了瑟夫宣传“当代图书馆”书系的论调，坚称自己的杂志“是诸多艺术家表达诉求的唯一媒介，如果没有它，他们的受众极少”[113]。
这位盗版商对妻子和孩子极为上心，而那位受人尊敬的出版商却不太注重婚姻。多年来，贝内特·瑟夫在他的偷情小黑本里将幽会写成“交易”[114]——“午夜交易”（4月22日）、“与玛丽亚交易”（12月8日）、“与玛丽安交易”（5月13日）。他在4月29日和30日以及5月5日、6日、13日、14日、28日和6月4日都有交易，这些交易都是在周末。他给众多女伴发电报——罗莎蒙德（“你这个天仙般的尤物”）、弗朗辛（“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看后请立即回复”）、玛丽（“渴慕的性饥渴人儿索求你的归期”）。有许多电报是发给玛丽安的，“想你，亲爱的”，“迫不及待”，“想你念你爱你的贝内特”。而玛丽安就是玛丽安·克洛普弗，唐纳德·克洛普弗的妻子。[115]
罗斯没有如此肮脏，他坦白自己的欲望。想要成为一名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一个文学的十字军战士，希望能够像乔伊斯那样受人爱戴。罗斯想得到詹姆斯·乔伊斯和埃兹拉·庞德的声誉，想要让自己的名字和他们的名字并排印在《双重世界》编辑一栏上。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在信笺上这样做了。罗斯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是渴求声望，他愿意为此偷窃。玛格丽特·安德森从数十名投稿人身上汲取灵感，庞德和艾略特重新利用旧诗、创作新诗，乔伊斯接受资助、寻求帮助、四处借钱，并且结合诸多作家的作品去创造自己的小说。然而他们都很明白他们所欠的诸多人情，无论是在世的人的还是过世的人的。而罗斯却截然相反，他认为个人主义意味着一切永恒普遍之物都属于他，文化反叛是建立帝国的大好时机。尽管他如此钦佩乔伊斯，但他并没有从《尤利西斯》中学到太多。
[1] Dardis，Tom. Firebrand：The Life of Horace Liveright. 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xv.
[2] Jay Satterfield，The World’s Best Books（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2），p.31.
[3]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p.40-41.
[4] Satterfield，Jay. The World’s Best Books：Taste，Culture，and the Modern Library.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2，p.31.
[5]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p.33，35.
[6]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p.31，41-42.
[7] Dardis，Tom. Firebrand：The Life of Horace Liveright. 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p.68-70.
[8]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p.31-32.
[9]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31.
[10]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33.
[11]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11.
[12] Dardis，Tom. Firebrand：The Life of Horace Liveright. 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217.
[13]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27.
[14]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40.
[15] Dardis，Tom. Firebrand：The Life of Horace Liveright. 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54.
[16]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63.
[17]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40.
[18] 见1922年5月11日约翰·奎因致利夫莱特信，NYPL。
[19] 见1922年5月17日约翰·奎因致利夫莱特信，NYPL。
[20] 见1922年5月15日利夫莱特致约翰·奎因信，NYPL。
[21] 见1925年5月20日瑟夫日记，Cerf Papers，Box 11。
[22]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p.44-46.
[23] Satterfield，Jay. The World’s Best Books：Taste，Culture，and the Modern Library.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2，p.36.
[24] 见1925年5月20日瑟夫日记，Cerf Papers，Box 11。
[25]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p.44-46.
[26]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46.
[27]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57.
[28]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62.
[29]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60-62.
[30] 见“当代图书馆”目录的描述性语句，qtd.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62。
[31] Satterfield，Jay. The World’s Best Books：Taste，Culture，and the Modern Library.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2，p.122.
[32]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65.
[33]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77.
[34]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78.
[35] Satterfield，Jay. The World’s Best Books：Taste，Culture，and the Modern Library.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2，p.2.
[36]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62.
[37] Satterfield，Jay. The World’s Best Books：Taste，Culture，and the Modern Library.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2，p.2，65-87.
[38] “当代图书馆”目录，qtd.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63。
[39] Gerald Graff，Professing Literature：An Institutional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59.
[40] Columbia University Bulletin of Information，1920-1921（Morningside Heights：Columbia University），p.35.
[41] John Erskine，My Life as a Teacher（Philadelphia：J.B.Lippincott Co.，1948），p.166.
[42] Erskine qtd.in Joan Shelley Rubin，The Making of Middlebrow Culture（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2），p.168-9.
[43]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14.
[44] Satterfield，Jay. The World’s Best Books：Taste，Culture，and the Modern Library.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2，p.17，and Dardis，Tom. Firebrand：The Life of Horace Liveright. 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48.
[45] Dardis，Tom. Firebrand：The Life of Horace Liveright. 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49，and Satterfield，Jay. The World’s Best Books：Taste，Culture，and the Modern Library.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2，p.18.
[46] Satterfield，Jay. The World’s Best Books：Taste，Culture，and the Modern Library.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2，p.17.
[47] “当代图书馆”目录，qtd.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60。
[48] 请参考如NYTBR，April 25，1937，p.17，qtd.Satterfield，Jay. The World’s Best Books：Taste，Culture，and the Modern Library.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2，p.53。
[49] Dawn Sova，Literature Suppressed on Sexual Grounds（New York：Facts on File，2011），pp.108-109.
[50] Roth Papers，Box 1 Folder 8，pp.265-272.
[51] Roth Papers，Box 1 Folder 7，p.177.
[52] Leo Hamalian，“Nobody Knows My Names：Samuel Roth and the Underside of American Letters，”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3（1974），pp.908，914.
[53] Jay Gertzman，“Not Quite Honest：Samuel Roth “Unauthorized” Ulysses and the 1927 International Protest，” Joyce Studies Annual 2009（2009），p.51.
[54] Roth autobiography，Roth Papers，Box 1 Folder 8.
[55] Roth Papers，Box 1 Folder 8，p.297.
[56] 见1919年3月27日塞缪尔·罗斯致约瑟夫·罗斯信，罗斯书信，Box 37 Folder 10。
[57] 罗斯书信，Box 1 Folder 10，p.128。
[58] 罗斯书信，Box 1 Folder 7，pp.176-9；Box 2 Folder 1，p.161。
[59] 罗斯书信，“Not Quite Honest，” p.39。
[60] TWQ 2，no.5（Sept.1926）.
[61] TWQ 2，no.8（June 1927）.
[62] TWQ 2，no.2（Dec.1925）.
[63] TWQ 2，no.5（Sept.1926）.
[64] e.g.，TWQ 2，no.8（June 1927）.
[65] Gertzman，Jay. “Not Quite Honest：Samuel Roth’s‘Unauthorized’Ulysses and the 1927 International Protest.” Joyce Studies Annual 2009（2009），p.61（fn.23）.
[66] 罗斯书信，Box 1 Folder 8，（“Chapter 13”），pp.264-66。
[67] 罗斯书信，Box 1 Folder 8，（“Chapter 13”），pp.264-66。
[68] 见1922年5月10日罗斯致乔伊斯信，SBP，Box 129 Folder 3。
[69] 《双重世界》的信头qtd.from Yale Pound，Box 49 Folder 1942。
[70] 见1922年6月8日韦弗致罗斯信，罗斯书信，Box 38 Folder 12。
[71] 见1922年7月22日韦弗致西尔维娅·比奇信，SBP，Box 35 Folder 18。
[72] Gertzman，Jay. “Not Quite Honest：Samuel Roth’s‘Unauthorized’Ulysses and the 1927 International Protest.” Joyce Studies Annual 2009（2009），p.38.
[73] 见1922年7月4日埃兹拉·庞德致罗斯信，罗斯书信，Box 36 Folder 31。
[74] Gertzman，Jay. “Not Quite Honest：Samuel Roth’s‘Unauthorized’Ulysses and the 1927 International Protest.” Joyce Studies Annual 2009（2009），p.38.
[75] 见1925年11月19日罗斯致埃兹拉·庞德信，Box 45 Folder 1942，Yale Pound Papers。
[76] Gertzman，Jay. “Not Quite Honest：Samuel Roth’s‘Unauthorized’Ulysses and the 1927 International Protest.” Joyce Studies Annual 2009（2009），pp.53-54.
[77] Adelaide Roth，Roth Papers，Box 16 Folder 5.
[78] Roth Autobiography，Roth Papers，Box 1 Folder 8.
[79] Gertzman，Jay. “Not Quite Honest：Samuel Roth’s‘Unauthorized’Ulysses and the 1927 International Protest.” Joyce Studies Annual 2009（2009），p.45.
[80] Gertzman，Jay. “Not Quite Honest：Samuel Roth’s‘Unauthorized’Ulysses and the 1927 International Protest.” Joyce Studies Annual 2009（2009），p.45.
[81] 例如，见1922年2月4日约翰·奎因致西尔维娅·比奇信，NYPL。
[82] 见1926年11月19日埃兹拉·庞德致乔伊斯信，EP/JJ，p.225。
[83] “西尔维娅·比奇起诉罗斯先生，要求赔款五十万美元”见1927年3月27日Chicago Tribune报纸（巴黎版），Yale Joyce，Box 18 Folder 333。
[84] Gertzman，Jay. “Not Quite Honest：Samuel Roth’s‘Unauthorized’Ulysses and the 1927 International Protest.” Joyce Studies Annual 2009（2009），p.40.
[85] SC，p.182.
[86] Gertzman，Jay. “Not Quite Honest：Samuel Roth’s‘Unauthorized’Ulysses and the 1927 International Protest.” Joyce Studies Annual 2009（2009），p.51.
[87] 见1927年5月16日Roscoe Ashworth致乔伊斯信，Box 129 Folder 2。
[88] 见Arthur Doyle致罗斯信（未标注出版日期），罗斯书信，Box 35 Folder 17。
[89] 罗斯自传，罗斯书信，Box 1 Folder 8。
[90] 罗斯书信，Box 1 Folder 8。
[91] 见1928年11月2日塞缪尔·罗斯致理查德·罗斯和阿德莱德·罗斯信，罗斯书信，Box 36 Folder 33。
[92] 见1928年11月15日塞缪尔·罗斯致理查德·罗斯信，罗斯书信，Box 36 Folder 33。
[93] Hamalian，Leo. “Nobody Knows My Names：Samuel Roth and the Underside of American Letters.”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3（1974），p.890.
[94] 罗斯自传，罗斯书信，Box 1 Folder 10，pp.113-4。
[95] 罗斯书信，Box 1 Folder 8，p.297。
[96] Gertzman，Jay. “Not Quite Honest：Samuel Roth’s‘Unauthorized’Ulysses and the 1927 International Protest.” Joyce Studies Annual 2009（2009），p.35.
[97] 见1922年7月22日约翰·奎因致韦弗信，NYPL。
[98] 罗斯书信，Box 35 Folder 17。
[99] 见罗斯1921年2月12日致乔伊斯信，Buffalo，Series XI。
[100] 具体书籍外观细节对比源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哈里·兰莎姆人文研究中心所提供的1927年莎士比亚书店版和塞缪尔·罗斯盗版的《尤利西斯》；也请参考“Edition of ‘Ulysses’ to End Pirating Is Copy of Pirated Book，” Yale Joyce，Box 17 Folder 321，无法识别的报纸剪贴页。
[101] Jonthan应为Jonathan。
[102] 请参考 John Slocum and Herbert Cahoon，A Bibliography of James Joyce（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53。
[103] Adelaide Roth，In a Plain Brown Wrapper（unpublished），罗斯书信，Box 16 Folder 2，p.28。
[104] 西尔维娅·婊子（Sylvia Bitch）与西尔维娅·比奇（Sylvia Beach）发音相近。
[105] 罗斯自传，罗斯书信，Box 1 Folder 8，pp.297，299。
[106] SC，pp.180-81.
[107] WHS，Box 1 Folder 8，MS 26，p.3-4；；NYT，“Seize 3，000 Books As‘Indecent’Writing，” Oct.5，1929，p.22.
[108] 罗斯自传，罗斯书信，Box 1，pp.210-222。
[109] TWQ 1，no.4（June 1926）.
[110] 罗斯书信，Box 1 Folder 10，p.177。
[111] 源自2012年6月13日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注册办公室发给我的邮件。
[112] Bennett Cerf，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p.12-14.
[113] TWQ 2，no.8（June 1927）.
[114] 请参看1933年瑟夫日记，瑟夫书信Box 11。
[115] 瑟夫书信，Box 3（March-April 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