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萨姆纳在纽约街道上巡逻，如果看到不雅的艺术品或橱窗陈设，就急令店主撤下。[1]他不是康斯托克那样的邮政部特别探员，但他一直行使着半官方权力。他可以打开邮箱，搜查涉案包裹。[2]他和警察一道完成突袭、监视任务。[3]他搜集证据，获得搜查许可后就去查获材料[4]，拘捕嫌疑人，在地方检察官起诉时到法庭上做申诉证人[5]。如果图书被认定为淫秽之作，他就亲临现场监督焚书。[6]萨姆纳撒了一张大网。他拿坐牢来威胁14岁的青少年，以便查出他们藏在课桌里的淫秽图书和图片的确切来源。[7]1919年，他的一个手下和警察联手驱逐了不雅聚会上的6名男性变装癖者和几名衣着暴露的女性。那是坦慕尼协会的万圣节舞会。
萨姆纳像一个心无旁骛的情报人员一样拼贴起城市恶行的网络，信息主要来自信件、电话和匿名线索，举报的事纷繁杂乱，从有伤风化的缺德邻居、裸露癖者到淫秽的浴室画作[8]和园林雕像[9]等不一而足。人们请求纽约正风协会追查不忠的配偶[10]、私奔的十几岁的青少年[11]和骚扰离船上岸的无辜水手的变态人士[12]。萨姆纳审查了无数戏剧、音乐、电影作品和滑稽歌舞杂剧表演。[13]他买了所有他能买到的可能有问题的书和杂志。他为规模更小的正风协会和执法人员提供信息[14]，同时在参议员、州长、市长之间斡旋游说，说服他们制定更严格的法律。[15]
约翰·萨姆纳的最大优点就是他把安东尼·康斯托克的强硬好斗变得更专业化了。“多年以前，必须重视格斗方法，”萨姆纳在就职时说，“现在要靠脑子了。”[16]1913年，纽约正风协会聘请萨姆纳为助理秘书长，因为他们觉得他态度温和，可以与康斯托克的大刀阔斧形成平衡。萨姆纳加入协会之后很快发现他结束了康斯托克和手下的纠纷——他们的会计曾从钥匙孔里向外偷看，生怕步履沉重的老板从走廊里走过。[17]1915年萨姆纳接管了协会，他仍然在和一个人40年的遗产做斗争，也就是和康斯托克的幽灵做斗争。
1872年，安东尼·康斯托克还是一个小镇新贵，他胸宽体阔，留着浓密的络腮胡，抿着上唇。[18]那年他28岁，提前谢了顶，单枪匹马地击溃了纽约的色情文学产业。[19]他在下东区的地下书店费力寻找，向店主索要藏在柜台后面和里屋中的书刊，对每一个接近他的商贩和朋友都装出极大的兴趣，在杂志摊散乱成堆的杂志和小说间来回翻腾。康斯托克宣布他找到了165本无可辩驳的淫秽书刊，然后陪同警察到色情作品售卖商那里一一拘捕他们。他对嫌疑人进行审讯，追查供应链上的中间人、出版商、印刷商、装订商等一系列责任人，以便捉拿罪犯，捣毁存货。一次，他拦路截下一辆装满钢印版和铜印版的卡车[20]，把印版送到了布鲁克林理工学院，让一名教授用酸性物质销毁了它们。[21]在8个月的时间里，康斯托克总共逮捕了45人。[22]1873年，在《康斯托克法案》签署两个月之后，基督教青年会背后的财团成立了纽约正风协会[23]，安东尼·康斯托克成了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并很快把它发展成了美国影响力最大的正风协会。他自称是“上帝花园里的除草机”[24]。
康斯托克这样的道德风气改革者亲自处理事务，因为纽约警察系统既腐败又效率低下，根本不具备专业素质。纽约直到1845年才有了第一个警察局，部分原因在于纽约人害怕一个暴君式的市长会在挥舞着警棍的军队的簇拥下胡作非为。[25]到了19世纪70年代，他们的疑虑减轻了。没过多久，康斯托克就可以以邮政部特别探员的身份[26]或副警长的身份拘捕色情作品从业者了，到他事业生涯的末期，他总共起诉了3000多起案件，导致的监禁时间加起来有565年11个月20天。[27]康斯托克喜欢以数字衡量他的正义尺度。他总共烧毁了2948168张色情图片[28]，销毁了28428磅铅印版，没收了318336个“淫秽橡胶制品”[29]，导致了16个人死亡[30]。他销毁的图书数以吨计：共有50吨。
但是销毁色情物品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纽约正风协会的特工们屡次收到死亡威胁。寄给康斯托克的包裹包括毒药、沾染了细菌的绷带和收集来的痘痂。[31]一天，在打开一个很重的盒子时，他听到了不祥的嘀嗒声。盒子里装着火药罐和硫酸筒，还满满当当地塞着玻璃碎片。一块金刚砂被用橡皮筋绑在火柴末端，盒子打开时就会点燃引信。爆炸会把玻璃碎片炸开，扎到他胸上和脸上，硫酸会腐蚀他的伤口。
1874年，康斯托克第三次逮捕了一个名为查尔斯·康罗伊（Charles Conroy）的独臂男子。马车在监狱门口停下时，康罗伊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三英寸长的刀，挥舞着向康斯托克头上砍去，刀穿破了他的帽子，划伤了他的头皮。康斯托克虽然佩戴警徽，却不知道怎样彻底搜查囚犯。当他笨手笨脚地在门闩上摸索时，康罗伊趁机拿刀向他的脸刺去，割断了一根动脉，他露出了骨头。康斯托克猛地甩开了囚车的门，当罪犯出现在他身后时，他拔出了左轮手枪，顶到康罗伊头上。[32]看守人员跑出来帮忙，看到血从康斯托克脸上的伤口汩汩涌出。
对于恶行搜捕者来说，暴力恰好表明淫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审查制度是在防患于未然——法官和陪审团查禁色情书刊不是基于它们带来的后果，而是基于它们的危险倾向——因为政府将色情书刊视为对市民社会的威胁。希克林准则的基础是18世纪的一部法律论文，论文中称，禁止“有危险倾向的言辞的传播对于保证和平与秩序、维护政府与宗教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公民自由权力的唯一基石”[33]。审查制度不只牵扯到性，也涉及对脆弱的公共秩序的维护。
执法力度的缺失使淫秽言论看起来更令人忧心，因为官员们仅仅依靠德性来管控城市生活中的越轨行为。色情意味明显的性文本——不管是詹姆斯·乔伊斯写的，还是挥舞着刀械售卖淫秽作品的小贩写的——都会威胁到道德秩序。格蒂·麦克道尔这样的角色可能会诱使年轻女性沦为未婚母亲，继而培养出德行低下的孩子。在杂志上散布格蒂的行为会使更多年轻女性效仿她，如果有一代人变成格蒂·麦克道尔的样子便足以动摇社会基础。康斯托克这样的道德改革者一直把与淫秽文学的斗争视为道德征战，认为那是基本的公民责任。
事实上，英国和美国对淫秽言论的界定很严格，因为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并不是为了遏制色情作品读者的涌现，而是为了平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大规模的内乱。185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淫秽出版物法》，但法院仍然需要自行断定淫秽的标准。1868年，在审理一个起诉反天主教小册子《忏悔室的真相》的案件时，机会来了。这本小册子是神学手册的节选，天主教牧师可以以神学手册为参考，针对教区居民在忏悔时可能提出的问题提前做好准备。对配偶流露出猥亵的表情或说下流话有罪吗？（有时是的。）性交时丈夫体外射精是不是莫大的罪过？（如果夫妻双方同意就不是。）跟第二任妻子性交时想着逝去的前妻是否有罪？（有罪。）寡妇通过回忆以前的性交场景来获得快感是否有罪？（有罪，很重的罪。）[34]丈夫“把他的——置入妻子嘴里”是否永远是莫大的罪过？（意见不一。）[35]
如果《忏悔室的真相》不涉及不正当性行为的话题，恐怕也没有人会费神去读这样的戒律文书：“第二，夫妻双方如果用不正常的姿势性交是否有罪？什么样的方式是有罪的呢？”答案是：“不正常的姿势是指性交的不同方式，包括坐着、站着、侧着或像牛一样后入；再就是男下女上的体位。”[36]这些姿势都是有罪的。
《忏悔室的真相》凸显了天主教圣礼中的色情元素，其淫秽性质无可否认。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看来，讨论不正常的性行为（哪怕用最没有挑逗性的字眼）是极为邪恶的事。对一些读者来说，这本小册子激发了他们内心的邪恶[37]——它会使人产生一些原本想不到的念头。
当案件提交到御座法庭时，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很快就判定这本小册子违反了法律。在他们着手细节时，英国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Alexander Cockburn）精心制定了严苛的希克林准则，尽管他本人根本不是一个保守人士。事实上，科伯恩名声在外，被认为是平庸的法官、社交界的高手和拈花惹草之徒（一次他为了不在幽会时被人抓住，不惜从鲁杰蒙城堡衣帽间的窗户爬出来溜之大吉）。尽管他终生未婚，却有两个私生子女，所以在1864年首相要授予他贵族爵位时，维多利亚女王鉴于他“臭名昭著的德行”而拒绝赐予他这一荣誉。[38]然而《忏悔室的真相》周边那种令人不安的社会氛围甚至把科伯恩大人都变成了道德家。在审判期间，辩护律师尽可能对小册子带来的后果避而不谈[39]，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法庭里的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忏悔室的真相》带来的是大规模的暴乱。
案件的起源是，一个在英国中部城市伍尔弗汉普顿执勤的警察从一个金属经销商处没收了252本卖1先令的小册子。销售者是新教选举联盟的成员，该联盟的目标是选举可以“维护《圣经》中的新教主义和不列颠自由”的议员。[40]联盟致力于煽动性宣传，最有名的演讲者是一个名叫威廉·墨菲（William Murphy）的爱尔兰人，他猛烈抨击天主教的堕落行为，凡其所到之处，爱尔兰暴民无不群情激奋。[41]不过，直到1867年他造访伍尔弗汉普顿时，英国当局和新闻界才开始密切注意他。在墨菲的第一次演讲中，爱尔兰人朝着演讲大厅的窗户扔石头，多人受伤，在演讲大厅被数以百计的警察、武装骑兵和新近宣誓就职的巡警围起来变成壁垒时，墨菲才得以就《忏悔室的真相》发表演讲。宗派之间存在难以容忍的分歧，所以地方当局一旦发现谁在售卖《忏悔室的真相》，就会搜查他家，把小册子全部没收。
在新教选举联盟对淫秽书刊提起控诉期间，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日益紧张。墨菲承诺向伯明翰民众证明“每一个天主教牧师都是谋杀犯、食人怪、骗子和小偷”[42]。在他演讲结束时，天主教徒已经冲进新教徒家里，把家具砸了个稀巴烂。新教徒为了报复，捣毁了一座天主教教堂，还拿着棍子赶到伯明翰爱尔兰人聚居区，一边唱着“赞美，赞美，哈利路亚”，一边冲进爱尔兰人家里把家具洗劫一空。在暴乱发生的那个星期，新教选举联盟卖出了将近三万本《忏悔室的真相》。购买这本小册子成了一种宣示团结的行为。
等到案件提交到御座法庭时，《忏悔室的真相》的确已经对英国中部的安定和秩序构成了威胁。墨菲在阿什顿安德莱恩的演讲激发了数次新教起义，20户爱尔兰家庭遭到抢劫，1名爱尔兰人丧生，教派怒火促使一群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他们是芬尼亚会的成员——在1867年袭击了切斯特城堡，开枪打死了1名警官，又制造了克勒肯维尔监狱爆炸事件，致使12人丧生，50人受伤。暴乱和爆炸使《忏悔室的真相》这本小册子的政治意图变得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它带来的一系列后果。
一本包含着露骨的性内容的小册子能引起如此大的骚乱，令科伯恩对文明社会的所有文本产生了新的认知，他断言：语言是危险的，法律必须在公众受到腐蚀前就提防语言的危害。但如果一本书的影响尚不明确时会发生什么呢？如果街上还没有发生骚乱呢？令希克林案件如此引人瞩目的每一个细节，都增加了科伯恩大人制定广泛的法律原则的难度。墨菲骚乱过后，人们很容易忘记“恶性倾向”难以定义这一事实，也很容易坚持书籍应该在阅读之前就被烧掉这一主张。
科伯恩法官抢先审查的规定与宗教狂热者对罪恶世界纯洁性的担忧完全吻合。安东尼·康斯托克和约翰·萨姆纳之所以热切地投入清除淫秽书刊和影像的战斗，是因为他们相信侍奉上帝最有效的方式是在罪恶的种子被播下以前就先发制人，即在书籍危害家庭和社群之前就摧毁它的恶性倾向。色欲是最危险的罪恶，是将罪人拉入罪恶世界的首要过失。色欲将人引向妓院，妓院又将人引向疾病。色欲削弱了身体，也腐蚀了心灵。它毁坏了婚姻，催生了欺骗、懒惰和鲁莽。它蒙蔽了受害者的双眼，使他们看不到后果，还消泯了使社会远离无政府主义那种责任感。
康斯托克对色欲破坏性的理解是英美法律传统理解的鲜明版本：“没有什么力量对社群的影响比色欲更隐秘、更强大，在需求上更持久，在影响上更长远。”他写道，色欲是“其他所有犯罪行为的好友”[43]。色欲对年轻人的影响最大。康斯托克将其想象为俯冲进孩子内心的秃鹫，或站在入睡孩子床边的可怕魔鬼，它们等孩子醒来时就伺机溜进他们的脑子里。到处都是色欲的宣传，而社会最宝贵的居民最容易受到想象的诱惑。
对色情出版物的恐惧既不是愚昧也不是盲目的自以为是。事实上，康斯托克是在将两个世纪以来的智慧付诸实践。自启蒙运动开始，哲学家们就不断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外部力量对个体塑造的影响。我们的思想和道德习惯来自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意识像是白雪皑皑的大地，等待着接受哪怕是最轻微的印记。我们并不是一出生就是现在的样子。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塑造出来的。康斯托克引用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话，来强调最轻微的印记对“我们纤柔的幼儿时代”的影响。洛克认为人与河流很像，因为源头上的轻微改变就会将他们引向完全不同的目的地。洛克写道：“我认为，孩子的心智和水一样容易转向。”他的看法并不令人感到释然，反而让人觉得可怕。当善恶并不只是从心底生出时——当整个社群的影响在每个人的良心挣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时——人就不再只是对自己负责了，人要为其他所有人负责。这是安东尼·康斯托克的道德负重，这种负重永远不会减轻。
色情出版物最邪恶的一点是它开发了大脑的天赋。记忆和想象折磨着色欲熏心的人。一个罪人重新开始了道德的生活，但几年后，哪怕是最微小的暗示——一个手势、一个名字、一首歌——都可能像定时炸弹一样激发出潜藏在心底的言语和形象。喝醉的人可以清醒过来。贪吃的人可以节食。异教徒可以找到上帝。但人永远无法摆脱淫秽形象和故事留下的印象——一本书哪怕只读过一次，也会永远追随着你。
1915年，康斯托克因为肺炎已经奄奄一息。[44]血伴随着他那干涩刺耳的咳嗽声一涌而出，他虽然觉得呼吸困难（更不用说讲话了），但还是把一个速记员叫到病榻前口述对继任者的最后指示。约翰·萨姆纳在第二天（9月22日[45]他生日当天）早晨被任命为纽约正风协会的领导人，他不顾康斯托克的指示，废除了前任起诉避孕药生产商的政策，把纽约正风协会还原到了它最初的使命上：追查淫秽书籍、杂志和图片。正风协会的领导人必须像他所追寻的色情作品从业者一样锲而不舍，但萨姆纳更愿意略施巧计，而不是莽撞行事。他重视公共宣传，常常给报纸写公开信，还与克莱伦斯·丹诺[46]这样的人高调辩论[47]，希望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但萨姆纳理智的表面下潜藏了一种与康斯托克极为相似的激情，尽管他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当约翰·萨姆纳在纽约街道上巡逻、威胁高中生、突袭聚会、焚烧书刊时，安东尼·康斯托克的幽灵在他身后若隐若现。
[1] 参见相关文献，如WHS，Monthly Reports，Box 2 Folder 7，Aug.1920，p.3；Jan.1921，p.3。
[2] WHS，Box 1 Folder 7，pp.64-65.
[3] 相关文献如Sept.20，p3。
[4] 相关文献如June 1921，p.2。
[5] Sumner，John. “The Truth about‘Literary Lynching.’” Dial 71（July 1921），p.64.
[6] 参见Boyer，Purity in Print，p.98，图7。
[7] 相关文献如WHS，Box 2 Folder 7，Nov.1920，p.1；Dec.1920，p.3；March 1921，p.2；April 1921，p.3。
[8] 相关文献如WHS，Box 2 Folder 7，March 1921，p.1.
[9] 相关文献如WHS，Box 2 Folder 7，May 1920，p.2.
[10] 相关文献如WHS，Box 2 Folder 7，Nov.1920，p.4；July 1920，p.2.
[11] 相关文献如WHS，Box 2 Folder 7，Dec.1919，p.2；Dec.1920，p.2.
[12] May 1920，p.5.
[13] WHS，Box 2 Folder 7-8.
[14] WHS，Box 2 Folder 7；Aug.1920，p.3，Sept.1920，p.2.
[15] 参见相关文献，如WHS，Box 2 Folder 7，Feb.1921，p.4。
[16] “Comstock’s Rule in Vice Society Near Overthrow，” New York Tribune，June 13，1915，p.1.
[17] WHS，Sumner Autobiography，Box 1 Folder 7，p.63.
[18] Charles Trumbull，Anthony Comstock，Fighter；Some Impressions of a Lifetime Adventure in Conflict with the Powers of Evil（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13），pp.19，21.
[19] Bates，Anna Louise. Weeder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Anthony Comstock’s Life and Career. 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5，pp.158-9.
[20] Charles Trumbull，Anthony Comstock，Fighter；Some Impressions of a Lifetime Adventure in Conflict with the Powers of Evil（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13），p.77；“A Large Seizure of Obscene Publications，” New York Tribune，April 5，1872，p.8.
[21] Charles Trumbull，Anthony Comstock，Fighter；Some Impressions of a Lifetime Adventure in Conflict with the Powers of Evil（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13），p.66.
[22] “Naughty Literature，” The Atlanta Constitution，Nov.30，1872，p.4.
[23] Bates，Anna Louise. Weeder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Anthony Comstock’s Life and Career. 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5，p.99.
[24] 见康斯托克致Rainsford信，转引自Bates，Anna Louise. Weeder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Anthony Comstock’s Life and Career. 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5，p.3。
[25] James Richardson，Urban Police in the United States（Port Washington：Kennikat Press，1974），pp.42-47；另见Eric Monkkonen，“History of Urban Police，” Crime Punishment 15（1992），pp.547-580。
[26] WHS，Box 1，Folder 7，p.71.
[27] 见1913年纽约正风协会年度报告，p.13。
[28] 见1912年纽约正风协会年度报告，p.16。
[29] 见1897年纽约正风协会年度报告。
[30] Broun，Heywood，and Margaret Leech. Anthony Comstock，Roundsman of the Lord. New York：A. & C.Boni，1927，p.212.
[31] Charles Trumbull，Anthony Comstock，Fighter；Some Impressions of a Lifetime Adventure in Conflict with the Powers of Evil（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13），pp.137-141；Bates，Anna Louise. Weeder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Anthony Comstock’s Life and Career. 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5，p.108.
[32] “An Attempt to Kill A.J.Comstock，” New York Tribune，Nov.2，1874，p.12；Bates，Anna Louise. Weeder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Anthony Comstock’s Life and Career. 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5，p.105；Comstock，Frauds Exposed；or How the People Are Deceived and Robbed，and Youth Corrupted（New York：J.H.Brown，1880），pp.258-9.Trumbull，Anthony Comstock，Fighter，pp.147-8.
[33] 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转引自Helen Lefkowitz Horowitz，Rereading Sex：Battles Over Sexual Knowledge and Suppres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Alfred A.Knopf，2002），p.40。
[34] C.B.，“The Confessional Unmasked，” microfilm（The Protestant Electoral Union，1867），pp.51，60-61.
[35] C.B.，“The Confessional Unmasked，” microfilm（The Protestant Electoral Union，1867），p.64.
[36] C.B.，“The Confessional Unmasked，” microfilm（The Protestant Electoral Union，1867），p.60.
[37] Regina v.Hicklin（1868）L.R.3 Q.B.D.360.
[38]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http：//www.oxforddnb.com.ezp-prod1.hul.harvard.edu/view/article/5765？docPos=1；另参见“Chief Justice Cockburn Dead”，NYT，Nov.22，1880。
[39] Regina v.Hicklin（1868）L.R.3 Q.B.D.360.
[40] Walter Arnstein，“The Murphy Riots，” Victorian Studies 19（Sept.1975），pp.53，56；Roger Swift，“Anti-Catholicism and Irish Disturbances：Public Order in Mid-Victorian Wolverhampton，” Midland History 9（1984），pp.87-108；Pall Mall Gazette，Feb.20，1867（n.p.）；“The Riots at Birmingham，” The London Review，June 22，1867，p.692；Regina v.Hicklin（1868）L.R.3 Q.B.D.360.
[41] Walter Arnstein，“The Murphy Riots，” Victorian Studies 19（Sept.1975），pp.53，56；Roger Swift，“Anti-Catholicism and Irish Disturbances：Public Order in Mid-Victorian Wolverhampton，” Midland History 9（1984），pp.87-108；Pall Mall Gazette，Feb.20，1867（n.p.）；“The Riots at Birmingham，” The London Review，June 22，1867，p.692；Regina v.Hicklin（1868）L.R.3 Q.B.D.360.
[42] Walter Arnstein，“The Murphy Riots，” Victorian Studies 19（Sept.1975），pp.53，56；Roger Swift，“Anti-Catholicism and Irish Disturbances：Public Order in Mid-Victorian Wolverhampton，” Midland History 9（1984），pp.87-108；Pall Mall Gazette，Feb.20，1867（n.p.）；“The Riots at Birmingham，” The London Review，June 22，1867，p.692；Regina v.Hicklin（1868）L.R.3 Q.B.D.360.
[43] Comstock，Traps for the Young，pp.132-3.
[44] “Comstock，Foe of Vice，Dies after Relapse，” New York Tribune，Sept.22，1915，p.1；“Anthony Comstock，” Boston Journal，Sept.23，1915，p.8；Bates，Anna Louise. Weeder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Anthony Comstock’s Life and Career. 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5，p.200.
[45] WHS，Box 1 Folder 7，p.70.
[46] 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1857～1938），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辩护律师，曾成功代理了多起疑难复杂的经典案件。
[47] WHS，Box 1 Folder 6，MS-18，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