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和平。生活费用在5年里翻了一番[1]，导致在1919年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就发生了3600次罢工[2]。五一劳动节那天，无政府主义者把伪装成百货商店玩具的30多个绿色盒子[3]寄给了全国多位知名人士，其中就包括司法部部长米切尔·帕尔默（Mitchell Palmer）、邮政总局局长伯莱森和检察长威廉·拉马尔。[4]大多数人都很幸运。当第一批包裹在收件人手中爆炸时，16枚炸弹因为邮资不够还静静地躺在邮政总局里。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10枚炸弹在旧金山、密尔沃基、克利夫兰、纽约等城市同时爆炸[5]，这次炸弹不是邮寄来的。在华盛顿，一个拎着大手提箱的人踏上了通往司法部部长家前门的台阶；炸弹在部长家的院子里爆炸。[6]街对面的邻居——一个名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志向远大的海军副部长——踩着起居室里的玻璃碎片，跨过掉落在他门口的残肢，冲到部长家里。许多粉红色的传单沿街飘落。“我们一直在渴望自由，我们谈论着解放，期待拥有更好的世界，然而，你们却可以随时监禁我们、殴打我们、驱逐我们、谋杀我们。”[7]投弹人发誓要摧毁所有暴政机构。“永远别对你们的警察和警犬抱有希望，觉得他们可以成功地为国家消除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在我们的血管里跃动。”
第二天，警察在一个街区以外的一幢三层大厦的楼顶发现了投弹人头部的一部分。[8]他们把投弹人和一个叫路易·加利阿尼（Luigi Galleani）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联系起来，在6月的几起爆炸发生后，加利阿尼就被追查到了，然后被驱逐出境。但事情才刚刚开始。在第二次暗杀中侥幸逃脱的司法部部长帕尔默组织了一支联邦打击犯罪搜捕队，人数比一战期间增加了4倍。[9]官方估计纽约住着“两万多名激进分子”[10]。他们大多数是外国人，区分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是加利阿尼的支持者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根本没有意义。“我们已经得到了相关建议，在未来的某一天，”帕尔默警告国会说，“这些家伙会引发更严重也可能是更大的动乱，这些疯狂的家伙把动乱称为革命，煽动人们揭竿造反，一举摧毁政府。”[11]
针对接二连三的爆炸事件，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红色大搜捕”（Red Raids）。从1919年秋天到1920年年初，当局频繁地彻查办公室，收缴文件，破坏财物，殴打可疑激进分子，拘留了一万多名嫌疑人，把几百名外国人集中驱逐出境。[12]艾玛·古德曼和其他300名激进分子一起被驱逐出境，他们的船安保措施严密，甚至连看守犯人的美国水兵都不知道船要开到哪里去。[13]船长接到指示，必须等到在海上航行24小时后，才可以打开航行指令。
范围最大的一次红色大搜捕开始于1920年1月2日东部时间晚上9点整。[14]特工们在全国35个城市拘捕了3000多人——搜捕范围并不限于沿海可能的飞地区域，而是拓展到了托莱多、得梅因、路易斯维尔和堪萨斯等地。在纽约，100多名司法部特工和便衣警察三两成队，坐着军用卡车和出租汽车四下散开。如果严厉的问讯也无济于事，调查者们就会虚构出阴谋暴力反对政府的供词，并伪造嫌疑人签名。[15]司法部部长帕尔默宣称这是在按《反间谍法》行事[16]——美国参议院并未认可《凡尔赛条约》，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仍处于战时。
红色搜捕队把信息反馈给一个名为“情报总部”的鲜为人知的新机构，该机构隶属于调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前身）。特工们在其所到之处收缴把全国激进分子联合成言论共同体的文件、书籍、报纸和杂志（仅共产党就有25份报纸）。书店是颠覆活动的枢纽。纽约第15大街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旧址变成了售卖激进文学作品的商店[17]，并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当局查找地下印刷厂的地址，并通过翻阅邮寄的出版物拼贴出作家、出版商、书店、共事者和同情者的网络。
《小评论》跻身遭受搜查的杂志之列，乔伊斯那日渐写就的作品唯一的发表平台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邮政部查禁了《小评论》1920年1月号[18]，因为在那一期《尤利西斯》的连载中，一群聚在酒吧里的都柏林人把维多利亚女王戏称为“已故自负的老婊子”和坐在王位上“吃香肠的”德国人。[19]他们嘲笑她儿子爱德华七世骑的女人比骑的马还多，可能因此染上了性病：“那位花花公子所缔造的该死的梅毒倒比和平来得多些。”[20]只要联邦官员大笔一挥，这些话就足以以诽谤的名义被判定为违法。此前，《小评论》曾对艾玛·古德曼和无政府主义公开表示过支持，几年过去了，审查还没有结束。
截至1921年，情报总部已经将约50万破坏分子登记在案[21]，事情才刚刚开始。埃兹拉·庞德会被存档待查。[22]欧内斯特·海明威、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朗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都会被存档待查。乔伊斯也在此之列。档案被雄心勃勃的情报总部负责人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有条不紊地登记分类，交叉对比。他在红色大搜捕前夕接到了任命[23]，那时他刚刚24岁，早前是一名国会图书馆馆员[24]。
但是激进主义不可能轻易被根除。1920年9月16日，一个工人打扮、瘦骨嶙峋、胡子拉碴的人开着一辆敞篷货车驶向曼哈顿市中心，他把车停在华尔街摩根商行对面紧邻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街上，在安置了一个连着100磅炸药的定时炸弹后就消失在城市的茫茫人海之中了。[25]冲击波动摇了华尔街多幢金融大楼的地基，人们甚至还没有听到爆炸声就被震倒在地。连百老汇附近的建筑的玻璃都被震碎，像带上了锯齿的雪花一样纷纷掉落到银行家和职员头上。炸弹里还装了500磅状如核桃的铁球。制造者此前用大锤把铸铁的窗户打碎，这样碎片就可以嵌入花岗岩建筑和人的头颅了。数百名受伤的幸存者踉踉跄跄地在大火、掀翻的汽车和残缺不全的尸体之间寻找安全地带。38人死亡，1匹马被炸得四分五裂，模糊的血肉布满了华尔街。
爆炸发生时约翰·奎因正在他位于纳索街的办公室里。[26]他看到一团黄绿色的烟从几个街区之外的埃塞大楼楼顶袅袅升起，摩根商行的玻璃穹顶被震成碎片。[27]几秒钟之后，慌乱的人群涌向了街头。奎因看到人们蜂拥而逃，像风中的长草一样纷纷倒下。[28]
在金融中心发动的这次袭击是对政府搜捕的报复。奎因写信跟艺术家雅各布·爱普斯坦说，这次灾难是“因得罪了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绝大多数俄国犹太人（很抱歉这么说）而付出的惨重代价”[29]。奎因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孤岛上，周围全是世界上不受欢迎的生物，他向庞德抱怨纽约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变得不像样了。这个城市满满当当，有“七八十万拉丁佬[30]，几十万斯洛伐克人，五六万克罗地亚人和七八十万汗流浃背、随地小便的德国人”[31]。这是一个充斥着可恶的噪音和贪得无厌的三教九流的城市。他写信跟庞德说，从东欧各国涌进纽约的犹太人“不过是暴殄天物的行尸走肉罢了”[32]。
威胁纽约的激进分子和反性传统者有些相像。他们攻击婚姻制度，倡导节育，审视、探索、称颂性欲望。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性解放者聚居在一起，他们有着相似的观念、读者群和出版商。本·许布希出版了劳伦斯和乔伊斯的作品，还有像《社会主义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Socialism）这种毫不掩饰其共产主义倾向的书。[33]《大地母亲》和《大众》杂志孜孜不倦地倡导进一步的性解放。1917年3月，在美国参战前一个月，《大众》还发表了一篇社论为德国辩护。“军国主义不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特质，”社论指出，“不要在他们的影响下憎恨德国。要憎恨军国主义。”[34]
紧挨着社论的是一篇攻击约翰·萨姆纳的文章，萨姆纳是安东尼·康斯托克新近任命的纽约正风协会的继任者。文章抗议萨姆纳可以随意审查他想审查的任何刊物，如果哪一期《大众》让他不喜欢了，他也拿去审查。杂志称他为“美国出版界的最高权力”。5个月之后，萨姆纳拘留了杂志的发行经理。[35]他没收了《大众》9月号的所有杂志和奥古斯特·福瑞尔（Auguste Forel）医生长达500页的医学专著《性问题：为文化阶层所做的一项科学、心理学、卫生学和社会学研究》。这位瑞士医生的文章不能算是猥亵之作（“性交，或者说交媾，是这样发生的……”[36]），但萨姆纳决定老账新账一起算。
萨姆纳是个戴眼镜的谦逊的律师，时年39岁，已婚，曾连续三次当选长岛圣公会男性俱乐部主席。[37]他的举止与其说是镇定自若，不如说是遵循程式。萨姆纳有官僚派头，他很早就去上班，在办公桌上吃午饭。
他在淫秽文学黄金时期开始时接手了康斯托克的工作。那时，小说家、社会活动家、医生、学者开始更直白地谈论性，美国审查制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到了19世纪末，焚书几乎已经没有必要了。[38]康斯托克用法律威胁和道德劝导相结合的方式对或多或少已经俯首帖耳的出版商进行恐吓。即使普特南（Putnam）和霍顿（Houghton）这些出身名门的出版商甘愿冒着英名毁于一旦的危险出版淫秽小说，不遵守协会的标准也意味着要为一本利润微薄的书支付昂贵的诉讼费用。这就让那些可能存在道德问题的书被迫转入地下，用手动印刷机盗印巴黎的正版，而这样的运作往往不靠谱。只要问题存在一天，这些书就会一直处于边缘地带。
情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书价的降低和识字率的提高意味着读者群体变得更为年轻、更为贫困，同时也日益城市化和多元化，他们想读的是跟自己周围世界息息相关的故事。书的改变只是时间问题。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一批新型小说出现了，这在10年之前是不敢想象的事。《哈格尔·瑞沃丽》《“天才”》《尤尔根》《情人故事》《孤独之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些书相继出现在市面上。
一些书被认为伤风败俗，却受到了有名望人士的广泛赞誉，《尤利西斯》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证。有些书虽然不合法，但大胆的作者还是可以依靠新生代出版商出书，这些出版商甘愿冒着被起诉、打官司的危险满足城市读者的需求，本·许布希、贺拉斯·利夫莱特（Horace Liveright）、阿尔弗雷德·科诺普夫（Alfred Knopf）、麦克斯·舒斯特（Max Schuster）、贝内特·瑟夫都在此之列。这份名单本身就是出版业日新月异的标志。一位老派图书经销商私下里抱怨：“他们都是该死的犹太佬！”[39]
萨姆纳知道纽约正风协会的根基已经动摇了，于是打算利用红色恐慌（Red Scare）重新夺回控制权。他不再把淫秽作品称为魔鬼之作，而是把它们和聚居在城市移民飞地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节育倡导者联系在一起。“就像政治领域存在夸夸其谈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一样，”萨姆纳在红色大搜捕期间宣称，“文学界和艺术界也有夸夸其谈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们同样是巨大的威胁。”[40]
被政府认定为有叛国倾向的危险言辞和被纽约正风协会视为道德败坏的淫秽之语几乎没有分别。换句话说，正风协会也在致力于加强国家安全，调查局的工作量日益增大，正风协会也不例外。在红色大搜捕风头最劲的时期，萨姆纳和他的手下常常突击搜查激进书店，寻找色情作品——福瑞尔《性问题》的意第绪语译本突然就成了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41]1912年，纽约正风协会在全国范围内拘留了76人。1920年它拘留了184人[42]，是协会拘留人数最多的一次[43]。萨姆纳称，罪犯中“真正的美国股份”不到三分之一。[44]协会的档案清楚地显示，大多数罪犯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45]
萨姆纳担心外国的性思想会侵浸美国法律体系。在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宪法第19条修正案即将在1920年被正式批准前夕，萨姆纳警告说“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图谋发展分裂的敌对力量。[46]他们想迫使政府给予非婚生子女合法地位，这会鼓励怀孕女性不结婚，“滥交生子”——美国的家庭生活会因此分崩离析。他指出，这样的女性在当下是被边缘化的，“但她们精明强干，有人发现她们暗中就现代女性自由问题写了很多大众读物，倡导进一步的性自由”。就好像她们现有的自由还不够一样。
约翰·萨姆纳一直在寻找机会对激进主义者和性解放者采取联合打击，很快机会就来了。1920年的一个夏日，纽约地方检察官给萨姆纳打电话讨论某期《小评论》的恼人内容。在《尤利西斯》最新的连载中，格蒂·麦克道尔坐在沙滩的岩石上，附近教堂里传来唱诗班的歌声。她的朋友艾迪和西茜看着西茜的两个双胞胎弟弟汤米和杰基穿着水手服在沙滩上玩，格蒂注意到远处沙滩上的一个男人（利奥波尔德·布卢姆）正在盯着她看。当焰火在远处的天空绽放时，格蒂把身子后仰，布卢姆瞥见了她的蓝色袜带。
她看到一根长长的罗马蜡烛式的烟火从树丛后面升上天空，越升越高，人们都紧张屏息地看它越升越高，都兴奋得不敢喘气。烟火高得几乎看不见了，她由于使劲后仰而满脸涨得通红，一片神仙般令人倾倒的红晕，他还能看到她的别的东西，轻柔布的裤衩，这种布能紧贴在皮肤上，比另外那种绿色小幅布的号，四先令十一，因为是白色的，她任由他看，她看到他看到了……[47]
女孩这种身体后仰把内裤袒露出来以鼓励男人的方式真是惊世骇俗——这还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场景简直是亵渎神明。教堂礼拜仪式的歌声近在咫尺（更不用说还有孩子在远处玩耍），竟然堂而皇之地发生这种事，这样的构想让故事无端变得过于冒犯，既亵渎了那个年轻的女孩，又亵渎了天主教弥撒和童真。萨姆纳一丝不苟地读完了剩下的内容。
这时一支火箭突然凌空而起，砰然一声空弹爆炸，然后喔！罗马蜡烛烟火筒开花了，像是喔的一声惊叹，人人都兴奋若狂地喔喔大叫，然后它喷出一股金发雨丝四散而下，啊，下来的是金丝中夹着露珠般的绿色星星，喔，多么美妙，喔，多么温柔、可爱、温柔啊！[48]
这大概是一种全新形式的淫秽。发生在沙滩上这个令人着恼的戏剧性场面的戏剧性就在于，女孩“天真无邪”（“通身刚正不阿的男人”[49]）却又心绪不定，与男人猥亵的念头（“小腿肚子鼓鼓的。透明的袜子，绷得都快裂了。”[50]）相映成趣。如果萨姆纳想要说明道德败坏有多容易——欲望从多愁善感的浪漫沦为色情和滥交——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年轻小姐们不仅需要远离布卢姆，还要远离格蒂，这样才能免受侵害。
萨姆纳在开始调查时肯定就已经把细节串联在一起了。《小评论》是一家屡次因发表煽动和淫秽言论而被禁止邮寄的华盛顿广场杂志。在翻看《小评论》过刊时，萨姆纳注意到上面有华盛顿广场书店的广告，华盛顿广场书店与隔壁那家激进的解放俱乐部关系紧密，以至于他们把墙打通造了个门。[51]进一步打探发现，约瑟芬·贝尔（Josephine Bell）是书店的店主，她就是在《大众》杂志那件案子里因为写了一首向艾玛·古德曼致意的诗而被起诉的那个人。
这让萨姆纳猛然想起他是怎样听说《小评论》的。《小评论》的编辑在1917年艾玛·古德曼因间谍罪受审时是她的支持者。[52]只要看一眼她们的杂志就可以断定，玛格丽特·安德森和简·希普是最为激进的那类女性主义者。她们不仅要求给予非婚生子女合法地位，还公开支持无政府主义和同性恋权益。[53]她们摒弃婚姻。她们住在一起。杂志有很多外国供稿者。地方检察官交给他的《小评论》7～8月号里有几个非美国化的名字特别醒目：本·赫克特（Ben Hecht）、朱娜·巴恩斯、艾尔莎·冯·弗莱塔格-洛灵霍温（Elsa von Freytag-Loringhoven）都赫然在列。在封面内页，为表崇敬，贴了一张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照片——戴着眼镜、锃亮的大背头、留着八字胡、蓄着山羊须。他厚重的大衣拉到脖颈处，面色凝重，眼睛望着远方，一副爱尔兰的托洛茨基的派头。[54]只要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是个激进分子。
如果能给《小评论》、华盛顿广场书店和詹姆斯·乔伊斯定罪，那在道德上可谓是一举三得：只要一项罪名成立，在与1920年困扰着美国的不道德言论、激进主义和外国思想的斗争中就算取得了胜利。9月华尔街爆炸几个小时之后，数百人连夜清除残骸，给20层的大楼换上窗玻璃，以便第二天这个金融区可以照常运转。第二天早晨，10多万人集结到市中心，在华尔街乔治·华盛顿的雕像附近高唱《星条旗之歌》。约翰·萨姆纳走进华盛顿广场书店去买《小评论》以作罪证。[55]两个星期之后，约翰·奎因收到玛格丽特·安德森的电报，通知他当局已经以向纽约正风协会便衣探员售卖《小评论》为名，对华盛顿广场书店店主约瑟芬·贝尔下达了逮捕令。逮捕令称，售卖《小评论》违反了纽约州法，因为杂志里含有冒犯性内容，即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最新连载。奎因听到这个消息时正致力于一个挑战政府战时拘捕权是否符合宪法的案子。[56]他的报酬是17.4万美元，这个案子已经递交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所以可以想象，当《小评论》的“女编辑”[57]和她的助手陪同约瑟芬·贝尔及其律师出现在奎因素朴的办公室里时，奎因会耐着多少性子应对。有关华盛顿广场波希米亚主义的消息令奎因发自内心地对移民的身体和体味、对性和死亡感到厌恶。他告诉庞德说，《小评论》非常适合华盛顿广场的氛围，因为它痴迷于“小便、粪便、汗液、腋窝、撒尿、性高潮、手淫、鸡奸、女同性恋和天知道的什么东西”[58]。安德森和希普可以利用这次审判达到自我推广的目的[59]，而他却是在无偿为她们做这一切。
“我是怎么告诉你们的？”奎因说道，“你们这帮该死的蠢蛋，在这个清教徒国家，你们弄了《尤利西斯》那样的东西还想不受惩罚？”[60]因为知道奎因是支持庞德和乔伊斯的，所以她们试图安抚他，提醒他还有更大的目标——当初他赞助《小评论》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让《尤利西斯》能够发表，庞德和乔伊斯也都坚持要发表这期连载。奎因回答说，她们的工作就是要运用她们作为编辑的决断力，而不是遵循庞德和乔伊斯的指示。“艺术家可能会画一幅两个女同性恋行苟且之事的画，”奎因说，“但画廊主人如果把这幅画挂出来展示，那他就是个白痴。”[61]安德森和希普觉得只要能发表《尤利西斯》，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足惧，她们也强调拓展公众心智的重要性。奎因回击道：“总有一天你会去布莱克韦尔岛[62]拓展女看守的心智的，你就自作自受去吧！”[63]
奎因想办法让法官把指控从书店转到安德森和希普身上。法官宣布这件案子休庭两周，在离开杰弗逊市场法院时，安德森和希普与萨姆纳吵了起来。[64]她们从不以发表《尤利西斯》为耻。“这是我们的荣耀，”安德森说[65]，“这场审判会使《小评论》名声大噪。”[66]出乎意料的是，萨姆纳十分乐意陪她们沿第8大街一路吵下去，当她们走进华盛顿广场书店这个案发现场时，萨姆纳也跟着进去了。
看着他急切地为正风协会的立场辩护，安德森觉得他已臣服于自己的美貌，只要她连续一个月天天跟他一起坐下来喝茶，就能改变他的立场。然而她大错特错。奎因在一次午餐会上竭力劝说萨姆纳。[67]他先让萨姆纳意识到他是怎样的人物（万一他不知道的话），再拼命用《日晷》上一篇盛赞乔伊斯作品的评论给萨姆纳灌迷魂汤。“我才不在乎那两个女人呢，”他跟萨姆纳说，“但我确实想尽力帮助詹姆斯·乔伊斯摆脱创作淫秽作品的污名。”[68]他请求纽约正风协会撤销指控，作为交换，奎因会想办法暂停《尤利西斯》在《小评论》上的连载。
萨姆纳耐心地听完之后，告诉奎因这个案子的起源不在正风协会这儿，而在纽约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那儿。这年夏天，有个叫奥格登·布劳尔（Odgen Brower）的商人在翻看他处于青春期的女儿的杂志时，发现了格蒂·麦克道尔露出她印度薄棉布裤衩的段落：
她因为向后仰得那么远，四肢都颤抖起来了，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膝盖以上很高的地方，那地方从来没有任何人看到过，甚至在荡秋千或是涉水的时候也没人看到过，而她并不害羞，他也不害羞，就那么肆无忌惮地盯着看，因为他实在无法抗拒这样赫然袒露的奇妙眼福，她差不多接近那些在绅士面前那么不要脸皮地跳长裙舞的女人了，而他就这样死死地盯着，盯着。[69]
布劳尔问他女儿是否听说过《小评论》[70]，她说没听说过，而且她肯定没有订过这本杂志——这是像寄炸弹一样主动寄来的包裹。他父亲震怒了，在4张有淫秽内容的页面上做了标记，又给地方检察官写了封信。
如果这么淫秽的东西是违反邮政法规定寄来的，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把这种出版物限制在那些购买人或订阅者之间传阅吗？即使没办法禁止，即使为了合乎道德，也肯定有办法让这种“文学作品”无法接近不欢迎它的家庭。[71]
这种来自有声望的商人的投诉令检察官脸上无光，因为绝对有办法禁止该杂志的发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向纽约正风协会的秘书长讨教。
萨姆纳不打算撤销指控。他怀疑奎因没有能力结束《尤利西斯》的连载，而安德森“目中无人”[72]的态度也说明奎因的委托人比他想象的还要难以驾驭。但奎因坚持说乔伊斯跟那些编辑完全不同。他是位艺术家，而安德森和希普只是“十足的自我标榜者，太他妈嫩了”[73]。他保证乔伊斯自己会撤销连载。
午餐会结束后，奎因口述了一封信给庞德，好让自己从这件让他烦恼了这么多年的事中解脱出来。
如果乔伊斯还想帮助那些不曾帮助过他的人；如果他还想为那些几个月来一直靠他的作品过活又不支付给他稿酬的人做事；如果他想让那期杂志被定罪，然后《尤利西斯》在成书之后自动被定罪；如果他想让《尤利西斯》无法在美国出版；如果他为了这两只小白兔愿意被剥夺1500美元到2000美元乃至2500美元的版税；如果他自认是美国法律专家而不听从我这个经验老到的专家的意见；如果他在萨姆纳不知道他的存在，也几乎不知道怎样拼写他名字的情况下，还轻举妄动因此遭受迫害；如果你想想这已经牵扯到了原则问题或者文学的自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你仍然认为《小评论》应该被鼓励，而不应该像其他没冲刷过的散发着腐臭味的“女用便桶”一样关门大吉，那我就无话可说了。[74]
他又继续写了16页。
奎因知道，如果地方检察官不亲自撤销指控的话，《小评论》就会被定罪，而《尤利西斯》有一部分被定罪就会导致整本书都被定罪。只要媒体得到指控的消息，萨姆纳对《小评论》的攻击就会把乔伊斯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投弹者、节育支持者联系起来。乔伊斯就会因为华盛顿广场的一片“破布”失去一切。女编辑们的无能危及了乔伊斯的天才，这让奎因大为光火，一个仅有16页的片段就可能使乔伊斯奋斗了6年的书无法出版。
埃兹拉·庞德收到信后大吃一惊。即使他愿意将美学上的异见转化为对邮政部和《康斯托克法案》愤怒的长篇大论，他也没有料到会碰上被捕、被起诉以及可能坐牢这样的事。“‘瑙西卡’已经被邮（警）局逮到了，”他写信给乔伊斯说，“唯一能使《尤利西斯》成书出版的办法就是同意不再在《小评论》上连载……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事情交给奎因全权处理。”[75]
庞德第一次跟奎因谈到“瑙西卡”时热情高涨：“可能英语里所有东西都应该被称为过去式了。”[76]然而在《小评论》被扣押以后，连他都开始与那些过分的言辞保持距离。他告诉奎因，他删除了一些淫秽段落，他怀疑安德森和希普忽略了他的删改（其实没有）。庞德坚称，正如奎因所知，这两位女士即便称不上鲁莽，也算得上任性。乔伊斯也是。每当庞德向乔伊斯建议对手稿做出修改，乔伊斯就会给他寄来一封言辞过激的信，庞德将此归因于乔伊斯长期以来的病痛和“过度紧张的神经”，但庞德言之凿凿地告诉奎因，他对乔伊斯的总体评价是：“他不是一个特别讲道理的人。”[77]
1920年8月21日，杰弗逊市场法院前两排的位置上坐满了前来抗议对《小评论》淫秽罪指控的摩登女士。约翰·奎因穿着三件套西装走了进来，金表链子在马甲前晃来晃去。他环顾四周，看到窃贼与流民被挂着闪亮星徽和纽扣的警察挡在了栏杆外。两天前他还在华盛顿着手准备递交到最高法院的那个案子，现在却身处一个被移民、黑人和意大利人层层环绕的司法代工厂。[78]
奎因从没想过会来这里。这只是初审听证会，但代理这件案子的年轻律师打电话到奎因的办公室说，他发现约瑟夫·科里根（Joseph Corrigan）法官对萨姆纳有敌意。科里根法官已经和正风协会有过几次极不愉快的交涉，他不愿仅凭萨姆纳一人的证词就支持某项罪名成立，而那正是萨姆纳提出的要求。萨姆纳在证词中说，《尤利西斯》“非常淫秽、下流、色情、肮脏、不雅、恶心，哪怕复述一丁点儿就会冒犯法庭，而且并不适合纳入法庭记录”[79]。
换句话说，萨姆纳拒绝列出文中的冒犯性片段。《康斯托克法案》规定，任何“创作、印刷、出版、演说或导致他人创作……淫秽的、下流的、猥亵性的、肮脏的、恶心的、不雅的图书、图片、文字、文章”的行为皆为犯罪。[80]这就意味着，如果《尤利西斯》的某些篇章被认定为淫秽之作，那么在法庭上当众宣读这些篇章或是让速记员记下来都算违法。正风协会认为守法就是不去检视任何犯法的素材——指控本身就是证据。萨姆纳的观点并不奇怪。1895年，最高法院裁定：“在庭审记录中散播色情作品淫秽内容的做法毫无必要。”[81]只要描述出事物的“可恶性质”就足以证明“罪行本身”了。
科里根法官以前就听到过这种说法（这是正风协会的惯用策略），但他坚持亲自检视一下杂志。奎因匆匆赶往法院时[82]，科里根法官正在办公室里阅读《小评论》。科里根进庭后向奎因微笑着打了个招呼——他们刚好是旧交。
这种初审听证会通常都是走个程序，如果科里根法官驳回指控，乔伊斯的法律问题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当然只有在认为《尤利西斯》显然完全无罪的情况下他才会这样做，只有个人喜好才能促成这样一个不太可能的判决。奎因对乔伊斯的支持把他铐上了一艘即将沉没的船。埃兹拉·庞德一年前灰心丧气地从《小评论》请辞（离职并没有持续很久），但《尤利西斯》的连载还在继续。奎因可能觉得这样让乔伊斯和《小评论》一损俱损也不错，因为《尤利西斯》和玛格丽特·安德森都既让他觉得厌烦，又难以抵挡其魅力。
他们促使他把人体想象成丰富却又可以造成阻碍的事物。格蒂·麦克道尔拉扯着衣料使之更加紧绷的形象，与奎因想象中安德森那生育受挫的形象很相似。他写信给庞德说，她的童贞（如果她是处女的话）已经“熟大发了，那东西已经自爆了”[83]。格林尼治村盛行的“女同性恋主义”、曼哈顿移民那使人睾丸紧缩的海和詹姆斯·乔伊斯的人体史诗，都在提醒奎因他的身体也在衰退，提醒他那肯定会到来的致命决裂。乔伊斯似乎正在创造一种艺术形式，让死亡和衰退从人体中绽放出来。不管奎因买了多少件艺术品，赢了多少个案子，肉体的消亡依然紧随其后。
法庭里的针锋相对或多或少可以延缓死亡的感受，而在法官面前为艺术辩护使他深感自豪。奎因不得不以19世纪中期的英国法律为依据来发表陈词，因为1921年英美法系所援用的淫秽定义是一个英国法官在1868年阐述的：“我认为淫秽的判定要看被起诉出版物的倾向，即它是否会腐蚀容易遭受其不道德影响或容易得到这种出版物的人并致其堕落。”[84]这个定义被称为希克林准则，后来又变成了有关淫秽罪的法律。《淫秽出版物法》的起草者并没有针对从冒犯“正派人心智”的书中获利的色情作品从业者，希克林准则把对淫秽的判定定位到一本书在社会最易受影响的读者（容易受“不道德影响的人”）中产生的效应。法律的监管范围从保护心智正派的人转移到保护心智不良的人。[85]读者中的好色之徒和敏感的青春期女孩都可能因受到最深思熟虑的文学意图的腐蚀而堕落。
希克林准则给了奎因灵感，他辩护道，一本书如果晦涩难懂、令人恶心或者具有私密性质，就不应被划归到淫秽之列。“如果一部文学作品被飞机带上15000英尺的高空，让飞行员在没有听众的情况下大声朗读出来，根据法律的规定，就不能认定它违法。”[86]它必须能够“腐蚀”头脑，“致人堕落”，但法官们经常把“腐蚀”等同于“性兴奋”。这就意味着如果格蒂很丑——如果她一点儿也不撩人——那她就是合法的。“如果一位年轻男士爱上了一位女士，他妈妈就应该给他写信说：‘我儿，你为之痴迷的那个女孩并不漂亮……她流汗，有体臭，还胃胀放屁。她的肤色不佳，她口气很臭。她吃饭时发出难听的噪音，还履行其他自然功能。’”[87]这位母亲为了儿子的道德不被败坏会写出一连串丑陋的事实。奎因坚称，格蒂·麦克道尔同样也是在驱使男人走向美德。奎因称，乔伊斯和斯威夫特、拉伯雷有相似之处：这位艺术家不是在描写腐坏的美，而是在揭示丑陋的事实。[88]
格蒂·麦克道尔身上到底哪一点令人厌恶尚不清楚。
她向后仰起身子去看高处的烟火，双手抱住了膝盖以免仰天摔倒，周围没有人看见，只有他和她，她的姿势使她露出了腿，优美好看的腿，柔软溜圆的腿，她仿佛听到了他心跳的声音，听到了他的粗声呼吸……[89]
读者会因为格蒂的自作多情讨厌她吗？还是会因为在这章后面的段落里发现了她是瘸子而讨厌她？乔伊斯的神来之笔就是在格蒂露出她优美好看的腿不久之后就让她跛脚离去，现实击碎了布卢姆的幻想。如果这使她变得毫无吸引力，那乔伊斯的故事显然无关色情。
希克林准则中的一个词——一个奎因故意忽略了的词——戏剧性地扩大了法官的权力，使法官可以将言论审查变成一种先发制人的行动。出版商、书商、印刷商和作家不但要为腐蚀读者负责，也要为出版物的腐蚀“倾向”负责。希克林准则通过强调一本书对假定读者的假定效应，使对淫秽作品的裁定变成了一种想象力的壮举，因为法官自己肯定是不会受到“不道德影响的”。正是他能够决定一本书是否会腐化一个跟他完全不同的人。科里根法官必须窥探奥格登·布劳尔那位年轻女儿的内心（她窥探的是格蒂·麦克道尔的内心），想象她可能产生的反应。这项法律要求法官变得有点像乔伊斯。
奎因关于乔伊斯揭示丑陋现实、进行道德教育的说法是对的，但那依然无关紧要。只要还存在具有腐蚀倾向的美，哪怕只有一点儿，乔伊斯的这篇连载就是违法的。格蒂的魅力使《尤利西斯》被以淫秽罪起诉。科里根法官决定让《小评论》的两位编辑受审，奎因反驳说他做出这样的裁决恰恰证明了他内心的肮脏。[90]这是狡辩，几乎算得上是人身攻击。科里根在办公室里读杂志的时候是否被撩拨了呢？科里根只是在签发对安德森和希普的拘禁令时微微一笑，他把她们的保释金定为25美元，但奎因不情愿付这笔钱。
奎因本来就没有幻想他的委托人能够无罪释放。他就当前的文化气候警告乔伊斯说：“最近纽约已经有多名出版商被捕、被起诉。性爱出版物如群魔乱舞。”[91]如果乔伊斯想要出版《尤利西斯》的未删减版，书和印版都会被没收销毁，《尤利西斯》还会遭到邮政系统和私人运输公司的禁运，出版商也会面临很重的罚金和徒刑。一旦“瑙西卡”这章被定罪，美国就没有出版商肯出乔伊斯的书了，而萨姆纳下定决心要将它定罪。
[1] Robert Murray，Red Scare：A Study in National Hysteria，1919-1920（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80），p.7.
[2] Robert Murray，Red Scare：A Study in National Hysteria，1919-1920（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80），p.9.
[3] “36 Were Marked as Victims by Bomb Conspirers，” NYT，May 1，1919，p.1.
[4] “22 Bombs Mailed in Plot to Slay Prominent Men，” Boston Daily Globe，May 1，1919，p.1.
[5] “See Reign of Terror as Aim of Plotters，” NYT，June 4，1919，p.3.
[6] “Palmer and Family Safe，” NYT，June 3，1919，p.1.
[7] “Palmer and Family Safe，” NYT，June 3，1919，p.1.
[8] “Activity in Washington，” NYT，June 4，1919，p.1.
[9] “Palmer Warns of Big Bomb Plot；Martens is Linked With Reds，” New York Tribune，June 19，1919，p.1.
[10] “See Reign of Terror as Aim of Plotters，” NYT，p.3.
[11] “Palmer Warns of Big Bomb Plot；Martens is Linked With Reds，” New York Tribune，June 19，1919，p.1.
[12] National Popular Government League，To the American People：Report upon the Illegal Pract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R.G.Brown ［et al.］，Washington，D.C.：National Popular Government League，1920），pp.16-21.
[13] “‘Ark’with 300 Reds Sails Early Today for Unnamed Port，” NYT，Dec.21，1919，p.1.
[14] “3，000 Arrested in Nation-Wide Round-Up of‘Reds，’” New York Tribune，Jan.3，1920，p.1.
[15] National Popular Government League，To the American People：Report upon the Illegal Pract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R.G.Brown ［et al.］，Washington，D.C.：National Popular Government League，1920），pp.32-36.
[16] “Round-Up of‘Reds’Thwarts Big Revolutionary Plot，” New York Tribune，Jan.4，1920，p.1.
[17] “See Reign of Terror，” NYT，p.3.
[18] 见1920年2月前后简·希普致乔伊斯信，Cornell，Series IV Box 8。
[19] LR 6，no.9（Jan.1920），p.55.
[20] LR 6，no.9（Jan.1920），p.55.
[21] Curt Gentry，J.Edgar Hoover：The Man and the Secrets（New York：Norton，1991），p.79.
[22] Claire Culleton，Joyce and the G-Men：J.Edgar Hoover’s Manipulation of Modern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
[23] Curt Gentry，J.Edgar Hoover：The Man and the Secrets，p.73.
[24] Curt Gentry，J.Edgar Hoover：The Man and the Secrets，p.67.
[25] “Wall Street Night Turned into Day，” NYT，Sept.17，1920，p.9；“Trail of Bomb Plotters End with Explosion，” New York Tribune，Sept.24，1920，p.18；“Officials Convinced Time Bomb Caused Explosion in Wall Street，” Washington Post，Sept.18，1920，p.1；“Havoc Wrought in Morgan Offices，” NYT，Sept.17，1920，p.1.
[26] 见1920年9月16日约翰·奎因致Walt Kuhn信，NYPL。
[27] MNY，p.475.
[28] 见1920年9月18日奎因致Huneker信，NYPL。
[29] 见1920年10月11日奎因致爱普斯坦信，NYPL。
[30] “拉丁佬”（dago）是对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蔑称。
[31] 见1920年10月21日奎因致庞德信，NYPL。
[32] 见1918年6月10日奎因致庞德信，NYPL。
[33] 参见Joseph Kelly，Our Joyce：From Outcast to Ico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8），p.80。
[34] Max Eastman，“Editorial” and ［Unsigned］，“John S.Sumner，the New Censor，Takes Office，” The Masses，vol 8，March 1916，p.16.
[35] C.M.Rogers，“Confiscate Issue of the Masses，” NYT，Sept.1，1916，p.20.
[36] August Forel，The Sexual Question：A Scientific，Psychological，Hygienic and Sociological Study（New York：Rebman Company，1908），p.56.
[37] “Comstock Rule in Vice Society Near Overthrow，” New York Tribune，June 13，1915，p.1，and “Comstock’s Work to Go On，” NYT，Oct.4，1915，p.18.
[38] 参见1897年纽约正风协会年度报告，p.20。
[39] Tom Dardis，Firebrand：The Life of Horace Liveright（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164.
[40] 见1919年纽约正风协会年度报告，转引自Paul S.Boyer，Purity in Print：Book Censorship in America from the Gilded Age to the Computer Age（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2），p.67。
[41] WHS，Monthly Reports for，Jan.，Feb. and Aug.1920.
[42] 参见John Sumner，“Criticizing the Critic，” The Bookman，July 1921（53.5），p.385。
[43] 参见历年纽约正风协会年度报告。
[44] John Sumner，“Are American Morals Disintegrating？” Current Opinion，May 1921 LXX，no.5，pp.610-611.
[45] 见1911年纽约正风协会年度报告，p.18。
[46] John Sumner，“Are American Morals Disintegrating？” pp.608-9.
[47] LR 7，no.2（July-Aug.1920），p.43.文中涉及《小评论》受审事件各处引用的是发表在1920年7～8月号《小评论》上的“瑙西卡”版本，部分段落与1922年的莎士比亚书店版和随后的各版本略有不同。LR 7，no.2（July-Aug.1920），pp.43-44.
[48] LR 7，no.2（July-Aug.1920），pp.43-44.
[49] LR 7，no.2（July-Aug.1920），p.42.
[50] LR 7，no.2（July-Aug.1920），p.48.
[51] Gilmer，Horace Liveright，p.3，转引自Satterfield，Jay. The World’s Best Books：Taste，Culture，and the Modern Library.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2，p.14。
[52] John Sayer，“Art and Politics，Dissent and Repression：The Masses Magazine versus the Government，1917-1918，”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32，no.1（January 1988），p.57.
[53] Baggett，ed.，Dear Tiny Heart，p.3.注：萨姆纳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我的推测。
[54] 感谢耶鲁大学现代主义研究室对此提供的帮助，参见http：//modernism.research.yale.edu。
[55] “100，000 Observe Constitution Day at Scene of Explosion，” New York Tribune，Sept.18，1920，p.3.约翰·萨姆纳购买《小评论》的日期是根据奎因提交的转庭申请中玛格丽特·安德森的证词推断出的，SIU，Box 3 Folder 4；另见1921年2月5日奎因致安德森信，SIU，Box 1 Folder 6及WHS，Sumner Autobiography，Box 1 Folder 8，MS-26，p.1。
[56] MNY，pp.459-460；1920年11月17日奎因致Foster信，NYPL。
[57] 见1920年11月17日奎因致Leslie信，NYPL。
[58] 见1920年10月16日奎因致庞德信，SIU，Box 1 Folder 5。
[59] 见1920年10月16日奎因致庞德信，SIU，Box 1 Folder 5。
[60] TYW，p.215.
[61] 见1920年10月16日奎因致庞德信，SIU，Box 1 Folder 5。
[62] 美国伊斯特河中岛屿，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和皇后区之间。1637年，荷兰省督伍特·范·特维勒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该岛。1828年，该岛划归纽约市，政府在此建立了工作站和监狱。
[63] 见1920年10月16日奎因致庞德信，SIU，Box 1 Folder 5。
[64] TYW，p.218.
[65] 见1920年10月21日萨姆纳的证词，转引自奎因提交的转庭申请，SIU，Box 3 Folder 4；WHS，Monthly Reports，Box 2 Folder 7，Oct.1920。
[66] 见1920年10月16日奎因致庞德信，SIU，Box 1 Folder 5。
[67] 见1920年10月16日奎因致庞德信，SIU，Box 1 Folder 5。
[68] WHS，Box 1 Folder 8，MS 26，p.2.
[69] LR 7，no.2（July-Aug.1920），p.43.
[70] WHS，Monthly Reports，Oct.1920，Box 2 Folder 7.
[71] Sumner，“The Truth about‘Literary Lynching，’” The Dial 71（July 1921），p.67.
[72] 见1920年10月16日奎因致庞德信，SIU，Box 1 Folder 5。
[73] 见1920年10月16日奎因致庞德信，SIU，Box 1 Folder 5。
[74] 见1920年10月16日奎因致庞德信，SIU，Box 1 Folder 5。
[75] 见1920年10月30日前后庞德致乔伊斯信，EP/JJ，p.185。
[76] 见1920年2月21日庞德致奎因信，EP/JQ，p.185。
[77] 见1920年10月31日庞德致奎因信，EP/JQ，p.198-9。
[78] 见1920年10月21日奎因致庞德信及1922年6月21日奎因致Shane Leslie信，NYPL。“黑人”为奎因信中原词。
[79] 萨姆纳证词，转引自奎因提交的转庭申请，SIU，Box 3 Folder 4。
[80] 145 N.Y.Supp.492 and 1141.
[81] Grimm v.United States，156 U.S.604（1895）.
[82] 见1920年10月21日奎因致庞德信，NYPL；另见1920年10月22日奎因致Foster信，附言中为1920年8月（原文如此，应为“10月”）20日，NYPL。
[83] 见1918年3月6日奎因致庞德信，NYPL。
[84] Regina v.Hicklin（1868）L.R.3 Q.B.D.360.
[85] Felice Flanery Lewis，Literature，Obscenity and the Law（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6），p.7.
[86] 见1922年6月21日奎因致Shane Leslie信，NYPL。
[87] 见1920年10月21日奎因致庞德信，SIU，Box 1 Folder 5。
[88] 见1920年10月21日奎因致庞德信，SIU，Box 1 Folder 5。
[89] LR 7，no.2（July-Aug.1920），pp.42-43.
[90] 见1922年6月21日奎因致Shane Leslie信，NYPL。
[91] 见1922年8月15日奎因致乔伊斯信，NY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