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维娅·比奇已经在书堆里翻找了几个小时，蜡烛都快烧到她的手了。[1]20世纪20年代中期，西尔维娅·比奇——用一个作家的话来说——“也许是巴黎最有名的女性”[2]。她的事业起始于波瓦与夏维列书店那昏暗的地下室。她在伦敦搜集了两卡车诗集，在塞纳河沿岸的书摊上搜罗所有她能找到的英国或美国出版的书刊，但收益最多的地方却是夏维列那杂乱的地下室。在那个昏暗的地方，她抢救出一本吐温的书、一本奥斯汀的书、一本惠特曼的书，还有一摞紧紧捆在一起的亨利·詹姆斯全集。被丢弃的吉卜林和迪金森（Dickinsons）的著作像幸存者似的在纸堆里茕茕孑立。
在贝尔格莱德，西尔维娅·比奇有了开书店的想法。1919年冬天，她在贝尔格莱德积雪重重的街道上蹒跚而行，那时，一战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消散。塞尔维亚是上演着欧洲最棘手的种族纠纷的巴尔干半岛的要塞。一个混迹于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走近大公的车队，点燃了一战的导火索。5年之后，战争结束，70多万塞尔维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塞尔维亚的人口减少了近五分之一（一战最高的伤亡率），贝尔格莱德沦为废墟。获胜一方的幸存者们沿着战壕游荡，搜集榴弹和战利品。[3]人们还沉浸在独立的新鲜感中。塞尔维亚在几个世纪里相继被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所统治，每一次征服都使贝尔格莱德遭受灭顶之灾。超过两层的建筑少之又少。
当西尔维娅·比奇随美国红十字会来到这里时，她看到路边到处都是马匹的尸骨[4]——她不知道这些马是饿死了、被杀了，还是被实施了安乐死。塞尔维亚一片萧索之景。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没有学校，没有工厂，没有机场，没有桥，在她去市场的路上布满了迫击炮的弹坑。学习当地语言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她学会了三个重要的词：“请”、“多少”和“奶油泡芙”。[5]
市场上的小贩从巴尔干半岛各地而来。[6]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波斯尼亚人穿着民族服装来到城里。在贝尔格莱德的市场上走一遭就是在穆斯林头巾和头饰、土耳其毡帽以及阿斯特拉罕皮帽间跋涉而过。裹得五颜六色的吉卜赛女人叼着烟斗在城里穿行。[7]妇女们挑着扁担，扁担两端挂着装满鸡蛋的篮子。人们喝一种被称为“色利普粉”（salep）的饮料取暖，这种饮料的制作方法是，兰花块茎晒干后装到锡罐里在炭火上烹煮。市面上几乎买不到其他东西。
比奇的姐姐霍莉（Holly）在红十字会当翻译，她给西尔维娅找了一份行政工作。她向光脚站在雪地里的瘦骨嶙峋的塞尔维亚人[8]分发睡衣、毛毯和炼乳[9]——她不知道红十字会为什么不带鞋子来。红十字会让大批德国和奥地利俘虏鱼贯而入除虱房[10]，在那里烘烤破烂的制服，清洗身体。红十字会开设了医院和孤儿院，护士在病房里巡视，记录病人的信息、健康状况和基本需求。[11]比奇在一台轧轧作响的油印机上打出调查表格，每天在护士回来后把记录归档。[12]
女性尽管整日忙忙碌碌，但在战后的贝尔格莱德，她们还是没有掌控权。[13]对于这种情况，一开始比奇觉得有点烦躁，很快就变得怒火中烧了。“红十字会使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她写信给住在新泽西的妈妈说，“男人们管理着一切，自顾自地把所有有趣的事都留给自己。”而女人，她说，“就是二等兵，被呼来喝去，被迫无条件地服从安排”[14]。对于一个在普林斯顿和巴黎长大的姑娘来说，这种境遇着实令人恼怒。比奇的父亲是一个长老会牧师（实际上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牧师），他们家9代都是牧师[15]，到他则是最后一代。西尔维斯特·比奇（Sylvester Beach）是长老会的教会领袖，支持女性参政，坚决维护妻子和三个女儿的独立人格。他的次女把名字从“南希”（Nancy）改为“西尔维娅”以向他致敬。[16]
西尔维娅·比奇于1914年定居欧洲。1917年，当男人们在战壕里英勇奋战时，她到都兰的一个农场里当志愿者，每天工作12个小时。[17]她自豪地穿着卡其布制服，而和她一起摘葡萄、捆麦子的女人却对她的短发和裤子颇有微词。[18]情况可能比这更糟。1915年在西班牙，村民向她和她妹妹希普琳扔石头，因为她们穿着马裤。[19]但贝尔格莱德的荒凉前所未有地加深了她的思考。[20]环绕着贝尔格莱德的矮山[21]把来自黑海的冷空气[22]和随之而来的暴雨圈在了城内。雪积存在低矮房屋之间的缝隙里[23]，融化后沿着街道的斜坡流到泥泞的萨瓦河里，萨瓦河在城下蜿蜒而过，汇入褐色的多瑙河。[24]
战后贝尔格莱德那种可怕的美使西尔维娅·比奇做了一个新的决定。很多年以来，她都想开一家不单是卖书或是展示书的书店，她想有一个文学界可以聚会的场所[25]，读者和书籍可以在孤独的人群中彼此邂逅，作家们从书中走出来，变成活生生的人，从门口进来向读者致意。她攒的钱还远远不够，但她想给母亲写信请她帮忙：“我肯定您会同意我尽最大的努力做一些有趣又有意义的事作为我毕生的事业，而不是在别人手下做一些让人提不起劲来的工作——如果摆脱不了观念或艺术上的禁忌，就可能成为车轮上的松鼠[26]。”[27]她母亲对此持怀疑态度，提醒她那“会是一项艰苦的室内工作”[28]。西尔维娅·比奇身量苗条，父母一直觉得她很柔弱。
她返回巴黎后发电报给母亲：“在巴黎开书店。请寄钱来。”[29]在那之前，她打算把书店开在伦敦，但去了一趟英国后，她确知房租太高而市场又已经饱和了。更重要的是，西尔维娅陷入了爱情之中。1917年3月，在离开巴黎去做志愿者之前，她造访了“书友之家”[30]。那家店很奇特，既是书店，又是借阅图书馆。她走进店里，看到了艾德里安娜·莫尼埃（Adrienne Monnier）那圆润、友好的面庞。她记得，她的眼睛像威廉·布莱克一样生动。
战后，莫尼埃建议比奇在巴黎开一家书店，这样她们就可以在左岸拥有自己的姐妹店。莫尼埃出借、售卖法文图书，比奇出借、售卖英文图书。莫尼埃可以带她了解巴黎的图书业，因为没人指导，在哪个城市开书店都会非常困难。那时莫尼埃在她书店的拐角处找到一家空店面，此前那里是一个洗衣店。西尔维娅·比奇被说服了。她发了电报，几天后，尽管比奇牧师反对，母亲还是给她寄来了3000美元。[31]
比奇去旧货市场买了一张桌子和几把舒适的古代扶手椅[32]，以吸引人们进店坐下阅读。她还买了威廉·布莱克的画作和奥斯卡·王尔德、瓦尔特·惠特曼的画像。[33]米黄色的粗麻布挂在墙上，硬木地板上铺着塞尔维亚地毯。[34]大部分的钱被用来买书。她在伦敦买了现代文学的必读书籍，她妹妹希普琳也从美国给她寄书过来。当她在波瓦与夏维列书店的地下室里找书时，她其实是在为书店的主体东拼西凑——那些二手书组成了她的借阅图书馆。
艾德里安娜·莫尼埃的书店是法国第一家借阅图书馆[35]，她的成功使比奇相信自己也可以这样做。法郎贬值致使外国图书价格昂贵[36]，很少有人买得起——毕竟，这是在平装书革命[37]之前——巴黎对英文书籍的需求日益增长，比奇可以通过借阅而不是售卖的方式满足市场需求。会员每月只需支付7法郎（约50美分）[38]就可以每次一本地无限制借书了。为了省钱，书店也成了比奇的公寓。她把折叠床放到里屋，房间很小，隔壁就是小厨房。她在装着铁棍的窗户边睡觉，向外可以看到院子里的厕所。晚上，她望着老鼠“像竖琴上的手指一样上下跃动”[39]，但她并不介意。她终于有了自己的书店。
1919年11月一个星期一的早晨[40]，西尔维娅·比奇把一块小小的木头牌子挂到了门面上方，接着拉开了莎士比亚书店的百叶窗。招牌是一幅莎士比亚画像。莫尼埃帮忙宣传，法国文学界的人即刻造访，其中就包括安德烈·纪德、乔治·杜阿梅尔、儒勒·罗曼、瓦莱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d）这些著名的法国作家。[41]英国和美国的作家们也不甘落后。1920年，埃兹拉·庞德在搬到巴黎后（他抱怨说英国已经变得过于温顺了）不久就信步走进了莎士比亚书店，到室内参观，询问比奇小姐他是否能帮上什么忙。他对来自萨拉热窝的香烟盒和一把摇摇晃晃的旧椅子发表了一通专业的看法。[42]
西尔维娅·比奇时机把握得很好。一战催生了一批跨国主义者。从未想过会背井离乡的青年男女们突然发现他们在为同盟国或敌国效力，所以无不幻想着大都市的生活。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郎的急速贬值使巴黎成为一个理想的国际大都市。1915～1920年，法郎相对美元来说贬值了近三分之二[43]，巴黎低廉的物价使它散发出势不可挡的魅力。一战前，美国每年只有1.5万人到法国旅游。1925年，美国游客超过了40万人[44]，很多人还在此定居了。1920年，长居巴黎的美国人有8000人，三年之后，这个数字涨到了3.2万。[45]人口的涌入使巴黎似乎变得美国化了。单行道、电子标识和英文报纸一起出现了。街面上还有美国教堂、杂货店，共济会分会和篮球联盟也成立了。[46]夜总会和音乐咖啡馆被大型音乐厅所取代，这些移居巴黎的人听着爵士乐，呷着他们称为“鸡尾酒”的鲜亮的酒水[47]，丝毫不用担心联邦政府的搜捕。[48]
莎士比亚书店把讲英语的人聚合成了一个团体。事实上，它成了一个收入微薄的团体中心。图书馆的会费几乎入不敷出，书店在1921年只赚了100美元。[49]莎士比亚书店的重要性与钱无关。从开业那年的年底开始，它就成了读者和作家可以相互交流的地方，不同年龄的人可以在此交换看法，西尔维娅·比奇在这里把作家介绍给编辑和出版商认识。如果你从事文学创作或喜欢读文学作品，又恰巧在巴黎——不管是一个星期、一个月还是十年——你肯定知道该去哪儿。莎士比亚书店成了文化大都市的文学枢纽。
文化需要空间。文化不是无缝的背景幕布，而是各地文化现象的拼贴。文化有中心，有特定的场所，在那里，艺术家可以加入某个机构，人们可以彼此影响、相互排斥，可以有计划或无计划地调整活动安排，可以在一天之内接触到来自日本、莫斯科、西非和都柏林的形形色色的人和思想——文化中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担任了周遭地区的中继站。如果说现代主义有一个重要的根据地，那就是巴黎：战前在蒙马特区高地，房价飞涨后又移到了左岸地区，那里位于塞纳河南岸，方圆不足两平方英里，布满了狭窄的街道和宽阔的林荫路。
左岸多元、廉价，到处都是咖啡馆。蒙帕纳斯更是如此，在那里，工人、移民、政治避难者、艺术家、资本家、从隔壁拉丁区来的学生混居在一起。蒙帕纳斯[50]的艺术家聚集区紧挨着屠宰场[51]。夏加尔（Chagall）和布朗库西在丹茨格咖啡馆和屠夫们一起喝咖啡。
咖啡馆不只是巴黎文化生活的附属。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巴黎的欢饮场所比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大约每300人就有1家店。[52]这是纽约人均数量的3倍，是伦敦人均数量的10倍。巴黎咖啡馆的数量之大方便了人们在宽敞的空间中聚集成堆，自由地谈天说地、讨论计划、争吵辩论。如果争得面红耳赤，咖啡馆文化也提供了解决之道——街边总有别的咖啡馆，人行道使人们很容易彼此邂逅，然后聚在一起、四下走开或重新组合。咖啡馆中结成的关系虽不稳定，却也不轻浮。咖啡馆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们是逃离19世纪严苛的议会法律的避风港。[53]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巴黎公社再到1919年，暴动看起来都像是自发性的，那是因为工人们是在咖啡馆里而不是通过工会集结的。左岸的咖啡馆既利于发展亲密关系，又适于短暂邂逅，既趣味横生，又举足轻重，是远离国家的港湾，为现代主义和《尤利西斯》这样一本城市小说提供了理想的空间。
莎士比亚书店是一个混杂空间，介于开放的咖啡馆和私人的文学沙龙之间，非常适合说英语的顾客。对于他们来说，咖啡馆文化总是隔了一层。西尔维娅·比奇的书店给予英国和美国来客一种咖啡馆无法给予的安定感。很多会员让人把信件寄到莎士比亚书店（对于很多作家来说，这是唯一可靠的地址），比奇用带格的信箱把信件按字母顺序分门别类地放好。[54]迷惘的一代有了家园。在1920年7月一个炎热的星期日下午，艾德里安娜·莫尼埃邀请西尔维娅·比奇到法国诗人安德烈·斯皮尔（André Spire）家里参加一个早晚餐宴会。[55]比奇不想去。她欣赏斯皮尔的诗，但与他并无私交，也不在受邀人之列。不过，艾德里安娜坚持要她去，并像往常一样说服了她。斯皮尔热情的欢迎让他的美国客人放松了下来，但当他们来到宴会厅时，斯皮尔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轻声耳语道：“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这儿。”[56]她不禁为之一惊。
宴会是为乔伊斯举办的欢迎会，他刚刚到达巴黎，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把这个城市称为他的家园。这次搬家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埃兹拉·庞德和乔伊斯前一个月在意大利初次会面，他说服乔伊斯迁居巴黎。庞德洞悉到了这个男人在“脾气暴躁”的爱尔兰外壳下的敏感内心[57]，力劝他搬得离现代主义的中心近一点儿。这是一个做出改变的好时机。乔伊斯刚刚完成了《尤利西斯》第14章“太阳神牛”的写作，故事发生在妇产医院，总共分为9部分，将英语发展史和胎儿的发育联系起来。[58]乔伊斯模仿了几十种风格，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到伊丽莎白时期的小说，到弥尔顿、斯威夫特、狄更斯等，然后又转向了爱尔兰俚语、伦敦东区方言和鲍厄里土语。他花了1000多个小时来写这一章[59]，还预计下一章“喀耳刻”会是个更大的挑战。
庞德在巴黎为乔伊斯提前打点。他把乔伊斯的作品和对他有利的新闻剪报寄送给显要人物。他给《画像》找了个法文翻译，还搞到了一幢带家具的三居室公寓，并且无须支付房租（至少在几个月之内无须支付）。最后一步是举办一场豪华的宴会把乔伊斯介绍给巴黎文学界。比奇看到庞德穿着天鹅绒外套和领口开得很大的蓝色衬衫斜靠在扶手椅上，他的妻子多萝西·庞德（Dorothy Pound）在和一个红褐色头发的高个儿女士说话。[60]多萝西把比奇小姐介绍给娜拉，西尔维娅·比奇觉得乔伊斯太太很有威严。娜拉很高兴找到一个可以跟她说英语的人，西尔维娅·比奇则很高兴能通过乔伊斯的“反射光”间接接近乔伊斯。
斯皮尔宣布宴会开始，冷切盘、鱼肉和肉饼陆续上桌。[61]沙拉和法式面包在长桌上绕圈传递，主人给客人倒上红、白葡萄酒。只有一个穿着不合身西装[62]的客人不喝酒。这个人一次次谢绝斯皮尔的盛情，吸引了其他客人的注意。詹姆斯·乔伊斯把酒杯扣到桌上以表明他确实不喝。[63]他在晚上8点之前从不喝酒。埃兹拉·庞德开玩笑式地把所有酒瓶摆在乔伊斯的餐盘前以防他改变主意。大家都笑了，乔伊斯却尴尬地涨红了脸。
宴会结束后，当话题转到文学时他悄悄溜到了一边。比奇尾随他走进斯皮尔的书房。当她看到梳着大背头的乔伊斯在两个书架间的角落里弓着背时，她怯生生地问道：“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詹姆斯·乔伊斯吗？”
乔伊斯把目光从书上移开，注视着眼前这位娇小的美国女士，显出下巴坚毅的轮廓。他伸出柔软的手，简单地回答：“我是詹姆斯·乔伊斯。”[64]
他审慎地用贴切的词语表达自己的看法，好像在和一个正处于英语学习阶段的人谈话。她欣赏他那柔和的声调和爱尔兰口音。他用“book”来和“fluke”押韵。他把“thick”锐化成“tick”，把“r”发成音调向上的颤音。他正在创作的小说名为《欧利塞斯》（Oolissays）。[65]乔伊斯苍白的皮肤中透着红晕。他留着一小撮山羊胡，额头刻上了岁月的痕迹。她在想，他年轻时候准是个帅小伙。但他的右眼有点不对劲，像是被厚厚的镜片放大或扭曲了似的，几乎称得上是古怪。
莎士比亚书店这个名字可能像“西尔维娅·比奇”一样让乔伊斯为之一笑。他在巴黎寻找好运的征兆，而这些都是吉祥的名字。当她跟他讲到她的书店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把本子凑到眼前，记下了地址。[66]真是让人心碎的一幕。正在这时，路上传来了狗吠声，乔伊斯一下子跳了起来。比奇走到窗前，看到斯皮尔家的小狗正在追着球玩。
“它进来了吗？它熊（凶）吗？”[67][68]
比奇跟乔伊斯先生担保说狗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凶，也肯定不会向书房冲过来。他解释说，他小时候被狗咬到过下巴，从此对狗避之莫及。大名鼎鼎的詹姆斯·乔伊斯竟然是个容易脸红、弱不禁风、视力低下又很怕狗的人。他实在是很可爱。
第二天，乔伊斯来到了莎士比亚书店。他穿着一套深蓝色的哔叽西装，戴着黑色毡帽，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手杖，举止雍容，但脚上那双脏乎乎的网球鞋跟这身打扮很不协调。[69]他缓步走到奥斯卡·王尔德和瓦尔特·惠特曼的画像前。在那个短暂的间隙，比奇很想知道他对她的小书店印象如何，当他坐到扶手椅上提出加入她的借阅图书馆时，她的不安缓解了。他可以付一个月的借阅费用。
西尔维娅·比奇觉得乔伊斯敏感而脆弱。让他恐惧的事物包括海洋、马匹、大型机器，他还恐高，不过最怕打雷。[70]小时候，他在打雷时总会躲到橱柜里[71]，雷雨好像伴随了他一生。比奇记得他在雷雨期间在走廊里瑟缩发抖[72]，抱怨巴黎无线广播势大欺人。[73]比奇鼓励乔伊斯说出他的困难，他谈了一些。庞德给乔伊斯和他的家人找的住处是一套位于帕西区的仆人住的公寓，在5层，面积小，有一张双人床，没有浴室，没有电。[74]在此期间，乔伊斯借了一张书桌、几条床单和毯子，还借了一些钱。[75]当然，他还在写《尤利西斯》，他认为夜晚的紧张创作加剧了他的眼疾。[76]
乔伊斯在书店广告单背面简单画了幅虹膜切除术的图样。[77]他画了两个变形的同心圆，又胡乱画了几根不规则的线条代表虹膜组织。西尔维娅·比奇盯着这幅看起来像是8岁孩子的画作看了又看（毕竟那不是乔伊斯的正常水平）。他又画了5根从眼睛处散发出来的直线（代表疼痛？睫毛？）。在描述瑞士医生怎样切开从虹膜边缘到瞳孔边缘的部位时，他把铅笔芯戳到了纸里。好像是为了说得更清楚，他又把眼睛画了一遍——圆圈、乱线条、斜线等——不过这次他在虹膜上重重地画了一个点。比奇把两张画都保存了下来。
乔伊斯说他在苏黎世做眼睛手术时机选得不对。他们应该等到虹膜消肿后再做手术，医生的草率损害了他的视力。写作不是很困难吗？难道他不能口述吗？他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他希望跟语言亲密接触，用手写下每一个字母。娜拉发牢骚说他只要一写作就变成了一根筋。[78]早晨睡眼惺忪，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在地板上摸索纸和笔[79]，然后他一整天都会专注于小说。在娜拉打算上午餐时他会溜达出门，因为他完全忘了时间。“看他现在的样子！”她对比奇抱怨说。“趴在床上胡描乱写！”她希望他做些别的事，而不是当一名作家。[80]
[1] SC，p.18；SBP，Box 168 Folder 4；SBLG，p.39.
[2] Eugene Jolas语，转引自SBLG，p.41。
[3] LSB，pp.55-56，1919年3月11日。
[4] LSB，pp.55-56.
[5] LSB，p.46.
[6] LSB，p.63；Lenka Yovitchitch，Pages from Here and There in Serbia（Belgrad：S.B.Cvijanovich，1926），pp.75-80.
[7] LSB，pp.54，64.
[8] SBP，Box 168 Folder 6，Box 169 Folder 3.
[9] LSB，p.49.
[10] LSB，pp.55，58.
[11] LSB，p.47.
[12] SBP，Box 168 Folder 6，Box 169 Folder 3.
[13] LSB，p.56，1919年3月11日。
[14] 见1919年4月18日西尔维娅·比奇致母亲Eleanor Beach信，LSB，pp.58-59。
[15] SC，p.3.
[16] SBLG，pp.21-22.
[17] SBLG，p.31.
[18] SBLG，p.206.
[19] SBLG，p.419.
[20] LSB，p.76.
[21] LSB，p.55.
[22] LSB，p.46.
[23] Yovitchitch，Pages from Here and There，pp.71-74.
[24] LSB，p.50.
[25] SBP，Box 166 Folders 2 and 5.
[26] “车轮上的松鼠”出自俄国作家克雷洛夫（Ivan Krylov，1769～1844）的寓言《松鼠》。在地主府第的窗口下，一只松鼠在飞快地蹬车轮。枝头上的鸟问它在做什么，它说它在给主人疾驰报信，顾不上吃饭喝水。鸟对松鼠说道：“虽然你跑个不停，但永远都停留在原地。”“车轮上的松鼠”被用来讽喻终日劳而无功、碌碌无为的人。
[27] 见西尔维娅·比奇信，转引自SBLG，p.38。
[28] 见Eleanor Beach信，转引自SBLG，p.32。
[29] SC，p.17.
[30] SC，p.13；SBP，Box 168 Folder 1 and Box 166 Folder 2；SBLG，pp.33-34.
[31] SBLG，pp.38，40.
[32] SBP，Box 168 Folder 4.
[33] SBLG，p.40.
[34] SBLG，p.42.
[35] Cody，转引自LSB，p.312。
[36] Cody，转引自LSB，p.313.
[37] 1935年以前，书籍通常精装出版且价格昂贵，阅读主要是有钱有闲贵族阶层的习惯。1935年，鲍利海出版社老板艾伦·莱恩（Allen Lane，1902～1970）在出差期间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将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平装书形式出版，让所有买不起精装书的人都能够读到呢？他将原本不成气候的平装书出版汇成一个品牌，以专业的态度对其进行包装、设计和宣传。第一套企鹅丛书有别于雍容华贵的精装书籍，这些平装书出自籍籍无名的小印刷厂，用胶水和纸张简单装订而成——每本只卖6便士3先令。6便士3先令在当时正好能买一包香烟，而与一包烟同样廉价的平装书，却打破了知识垄断，成为普罗大众的一个知识入口，改变了大众的文化生活，也开启了世界出版业的新篇章。
[38] Cody，转引自LSB，p.310.
[39] SBP，Box 166 Folder；SBLG，p.48.
[40] SBLG，p.40.
[41] SBLG，p.44.
[42] SBP，Box 167 Folder 9 and Box 168 Folder 1.
[43] 参见http：//www.measuringworth.com/datasets/exchangeglobal/result.php。
[44] Brooke Blower，Becoming Americans in Paris：Transatlantic Politics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World Wa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2.
[45] Brooke Blower，Becoming Americans in Paris：Transatlantic Politics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World Wa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6.
[46] Brooke Blower，Becoming Americans in Paris：Transatlantic Politics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World Wa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6-7.
[47] Huddleston，Paris Salons，Cafés，Studios（Philadelphia：J.B.Lippincott Company，1928），p.20.
[48] 自1920年1月17日开始，美国禁酒法案正式生效，自此开启了美国长达14年的禁酒时期。禁酒令规定，凡是制造、售卖、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的饮料都是违法的，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宴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监禁半年。
[49] SBLG，p.103.
[50] Nicholas Hewitt，“Shifting Cultural Centres in Twentieth-Century Paris，” Parisian Fields，ed.Michael Sheringham（London：Reaktion Books，1996），pp.38-40.
[51] William Wiser，The Crazy Years：Paris in the Twenties（New York：Atheneum，1983），pp.95-99.
[52] W.Scott Haine，“Café Friend：Frienship and Fraternity in Parisian Working-Class Cafes，1850-19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7，no.4（October 1992），p.607.
[53] W.Scott Haine，“Café Friend：Frienship and Fraternity in Parisian Working-Class Cafes，1850-19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7，no.4（October 1992），pp.620-622.
[54] SC，p.102.
[55] SC，pp.34-35.
[56] SC，pp.34-35.
[57] Letters of Ezra Pound，p.153.
[58] 见1920年3月20日乔伊斯致巴津信，SL，p.251。
[59] 见1920年5月18日乔伊斯致巴津信，LII，p.464。
[60] SC，p.34 and SBP，Box 166 Folder 5.
[61] SBP，Box 166 Folder 5.
[62] SBP，Box 168 Folder 7.
[63] SC，p.35 and SBLG，p.63.
[64] SC，pp.35-36；SBP，Box 168 Folder 7.
[65] Nigel Nicolson，Diaries and Letters，1930-1939（London：Faber Finds，2004），p.165.
[66] SC，pp.36-37.
[67] SC，pp.36-37，斜体为本书作者所加。
[68] 乔伊斯把“fierce”（凶）发成“feerrce”的音。
[69] SC，p.38；SBP，Box 166 Folder 5；SB Box 168 Folder 1；SBLG，p.65.
[70] Ell，p.25.
[71] MBK，p.18.
[72] SC，p.43.
[73] 见1927年5月12日乔伊斯致韦弗小姐信，LI，p.252，转引自Maddox，Brenda. Nora：A Biography of Nora Joyce.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8，p.229。
[74] Maddox，Brenda. Nora：A Biography of Nora Joyce.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8，p.172.
[75] SBLG，p.68.
[76] SC，p.39.
[77] 参见布法罗大学所存档案，Series XIX Folder 20。
[78] McAlmon，Robert. Being Geniuses Together，1920-1930.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182.
[79] SC，p.42.
[80] SC，p.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