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在一段无常却并非不幸的岁月写下了《勒索者不开枪》，实际上，失业反而令他步入一个稳定和幸福的时期。刚被炒鱿鱼时，雷和茜茜的生活确实出现了变动，然而到了1933年，当他们在银湖湖畔的瑞兹代尔大道1639号定居下来时，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上。银湖是洛杉矶的一片丘陵地带，位于下城的西北方，在雷的小说中改头换面成了灰湖。在《线人》（“Finger Man”，1934）中，这片典型的洛杉矶景致出现在他的笔下——此地的道路反倒比道旁寒碜的房屋更值钱：
夹在两片丘陵间的灰湖是座人工水库……狭窄而造价高昂的道路沿着丘陵盘旋而上，却只为散落在山间的几座廉价平房提供了便利。
雷和茜茜都喜欢这个地方。他们温馨的小家门前有一片草坪和一座小花园，最重要的是，“可以享受山间新鲜的空气和美丽的山景”[1]。
“除了家具”[2]和新鲜的空气之外，小屋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他们每周的生活费只有25美元。搬到此地后，在写给威廉·利弗的最初几封信中，雷表示尽管有诸多困难，但是他和茜茜“过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快乐”[3]。他发现住到这里之后，他虽然从来不曾彻底戒酒，但确实减少了饮酒量，使得饮酒变成一件可控的事情。他还写道，此外，“我不再为了解脱而把自己灌醉，因为这样我会神志不清”，毕竟神志不清的人没有办法专注写作。
雷也从茜茜那里汲取了力量。他们一度分居，使得雷陷入绝望和错乱的境地。他绝对不想重复这种经历。在雷的短篇小说《我会等候》（“I'll Be Waiting”，1939）中，一位名叫伊芙·克雷西的角色说道：“红头发的人从不放弃，托尼。他们会坚持下去——然后渐渐凋零。”茜茜的头发就是红色的，而且显然有着在艰难时期坚持下去的品质。1933年3月，一场震中位于长滩附近海域的地震摇撼了洛杉矶。地震发生的当晚，夫妇两人和衣而睡。每当雷感到地面发生震动时，他都会跳下床去，跑到厨房里切断电源总闸。茜茜表现得很镇定，雷因而在信中写道：“茜茜好像一点都不在乎，在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人比她更处变不惊。你根本就吓不到她。”[4]
他们共同的生活弹奏出和谐的旋律。雷每天会早起写作，直到下午才停下来休息。钱德勒夫妇会一同享受别致而又有些正式的下午茶。雷负责沏茶，夫妇俩会闲谈。到了傍晚，茜茜开始准备晚饭。她的厨艺精湛，勤勉地收集各种菜谱，上面被她做了各种笔记，留待日后烹饪时使用。晚饭后，他们会调制鸡尾酒，打开收音机，坐下来收听“石油公司晚间音乐会”节目播送的古典乐。这样的生活简朴而怡人，夫妇俩在这段时间里过得很快乐。他们买了只黑色波斯猫，取名叫“塔基”（Taki），这只猫给他们带来了很多乐趣。雷还开始收集玻璃动物小摆件（工艺简单的大象、天鹅、猫），管它们叫“艾缪尔”（amuel）。对茜茜而言，雷是她的“加利贝奥特”（Gallibeoth，这一绰号暗指雷心目中的骑士英雄加拉哈特爵士）；而她是雷的“双鸭”（Double Duck），有时候雷还直接管她叫“妈妈”。
后来，雷曾夸大这一阶段经历的贫穷和困苦，有一次甚至声称自己一连五天除了喝汤以外，什么东西都没得吃[5]，可是在同期与威廉·利弗的通信中，他虽然说过自己手头不太宽裕，却从来没有提及过这样极端的困难。在那个年代的洛杉矶，这样一套房子的年租金大约是50美元[6]，所以钱德勒夫妇每月10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虽然跟几年前他赚取的高额薪水相差很远，但也足够他生活并继续写作了。
尽管雷并不高产，但是他的出产非常稳定，在第一篇小说取得成功后，他有了自信，能够不断地推进写作，每一个新故事都能有所进步。他的第二篇作品《自作聪明的谋杀案》（“Smart-Aleck Kill”）比起处女作就进步了很多。这篇小说的剧情更加连贯。在《勒索者不开枪》面世七个月后，《自作聪明的谋杀案》刊登在1934年7月的《黑面具》上，主角又是马洛礼[7]，这一次他的任务是找出杀害演员德里克·沃尔登的凶手。通俗小说的各种元素齐备（酗酒的金发美女、受人贿赂的警卫，以及腐败的议员悉数登场），不过，《勒索者不开枪》的每一幕场景结束时必有枪击、出卖或死亡，而《自作聪明的谋杀案》非常克制，直到故事结尾才出现激烈的暴力场面，它的处理方式也更加张弛有度。其中有些角色甚至大难不死。雷对马洛礼这个人物的刻画也更加深思熟虑。此处的马洛礼厌倦自己工作生活的城市，厌倦它的暴力和堕落：
“给我起来，约翰尼，”他（马洛礼）的声音中透露着疲惫，“给我起来，既然你这么聪明，你来告诉我这个可怜的傻瓜蛋，这下你要怎么瞒天过海！”
在故事的结尾，马洛礼和卡思卡特上尉推杯换盏：
“我们该敬什么？”上尉问……
马洛礼说：“喝吧，不敬什么。”
马洛礼想要忘记自己在这团乱麻中扮演的角色。后来，雷在《简单的谋杀艺术》中详细地探讨了他对于侦探英雄原型的思考，他写道：“这个并不卑劣的人，不得不行走在卑劣的街道上，他不曾被腐蚀，心中也没有恐惧。”尽管这番言论发表于多年后，但是使其成形的想法早在1933年和1934年就已经处于发酵之中，在这第二篇故事中，马洛礼和菲利普·马洛一样，都是这一想法的产物。这位侦探超越了这个故事，留存下来，他尽管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感到厌倦，却不曾被其玷污：“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能说的也只有这么多。”
在下一个故事《线人》中，雷终于找到了感觉。这是他第一篇采取第一人称叙事的《黑面具》故事，我们从中开始听到最终将属于马洛的只言片语。同《勒索者不开枪》和《自作聪明的谋杀案》一样，《线人》的创作耗时长久，而它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它获得了这一杂志的最高认可，被选为1934年10月刊的封面故事。此时的雷才写出三篇故事，却已经走到了这一行当的前列，同前辈哈米特一样，为自己赢得了不小的名气。他也不失正当地对这一成就感到自豪：
最近，我的名字上了杂志封面。也许在你看来，这算不得多大的荣誉，但是对于写作者来说，成为“封面”作家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它意味着对于这份杂志的读者来说，我已经是一张广告牌了。[8]
此时，雷已经能够在写作这条路上看到扎实的未来了：“情况已经非常明了，我在写作这个行业闯出一番名堂只是时间问题。”[9]就剧情而言，《线人》在他前两篇故事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第一人称非常适合他，不仅降低了动作场面的描写难度，而且使得雷能够更轻而易举地传递情感。雷依旧坚持将每一个场景都打磨到完美的程度，而在《线人》中，第一人称的使用令他能够让《自作聪明的谋杀案》中出现的疲惫感进一步弥漫。
《线人》的故事围绕着卢·哈格展开，他通过在轮盘赌博里出老千，赚了一大笔钱。哈格失踪之后，他美丽的红发助理格伦小姐委托我们这位无名的叙述者搜寻他的踪迹。侦探顺着线索寻找，结果发现自己同一位既是政客也是圣安吉洛市一系列犯罪事件幕后黑手的弗兰克·多尔扯上了关系。多尔是这一故事的关键人物，因为他便是“系统”（即洛杉矶掌控政治与有组织犯罪的权势人物的真实网络）的化身。侦探实际上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因为他所调查的犯罪事件不过是一张犯罪大网的一部分，而他永远都无法看见或理解这张大网的全部。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却没法击败隐藏在这座城市背后的邪恶势力。这个时候，大众的想象力尚未被阴谋论所攫获，雷这一略带狂想的想象无疑是一种先声。这一观念也将在日后成为雷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重要主题。
在《线人》里，我们一眼便能看出，圣安吉洛市其实就是洛杉矶市，雷通过这样的设定，第一次为他熟知的城市描绘出一幅面目清晰的画像，描写它的嫖客和皮条客、漂亮的男孩和女孩、骗子和美少妇。当侦探得知哈格已经死亡时，他对这个光鲜却肮脏的世界的回应令我们感同身受：“我倚在电话亭的墙面上，感到我的眼睛变得枯槁无神（haggard）。”“Haggard”不是常见词，在发音上与哈格（Harger）相近，雷的措辞显然是刻意为之。这也暗示出，当侦探得知朋友难逃一死时，他有多么疲惫和无奈。第三人称叙事想要传达如此强烈的情感，难度会比第一人称大很多。
故事的结尾也表明，侦探已经意识到，他与犯罪活动的斗争永远都不会结束：
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不过不算太多。芬韦瑟（地方检察官）用力搅和了一番。所以，即便没有真相大白，也足够市政厅那帮身穿两百美元西装的家伙手忙脚乱一阵子了……
格伦小姐倒是溜得干净，从此再也没有听过她的消息。我想结果大概就是如此，还有一件事情，哈格留下了2200美元，我得交给公定遗产管理人。他留出200美元算作我的报酬，还有9美元20美分的车马费。有时候，我也会想，剩下的钱都被他拿去干什么了？
这篇故事的最后一句给读者留下了悬念，暗示腐败仍然在继续，但是我们也欣慰地得知，这位侦探守住了自身的纯洁。在这座城市，他也许只是一个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渺小人物，但在关键时刻，他能够挺身而出，反抗主宰城市的政治力量和犯罪力量。而且，在传达侦探的立场和情感时，雷所使用的手法没有滞重的感觉，他的语言相当精巧、微妙。
对雷来说，《线人》的成功开启了新的人生阶段，他在写作领域变得活跃起来。尽管雷认为自己是个笔头不快的人（与其他通俗作家相比，他写作确实慢），但是随着每一篇故事的面世，他的文字变得愈发凝练和大胆。除了写作以外，他在阅读方面也涉猎广泛，尤其读了不少惊险小说，从中学习它们的写作技巧。他半带挖苦语气告诉利弗的话表明，他其实本来就喜欢看这类小说：“当然了，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是看看这些小说如何达成它们的叙事效果，这纯粹是一种专业的兴趣。”[10]在此后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中，雷将构思进一步拓展开来，在他的故事中总有一个隐隐约约指向“系统”的庞大且腐败的组织，而他笔下侦探的职责便是与其战斗。他不需要去别处寻找灵感，他在小说中虽未直接提及，却对20世纪30年代洛杉矶的各类恶性事件多有借鉴，从而得以创造出独特的小说氛围。
1934年，性格古怪的素食主义小说家厄普敦·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差一点就代表民主党赢得加州州长的竞选。一开始他并不被人看好，但是他的竞选活动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而这一成功与大萧条的余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在那个年代，大萧条已经将加州逼到了命运的岔路口，前方的道路一条通往共产主义，另一条则会走向法西斯，都蕴含着风险。由于重工业并非加州的经济根基，所以同美国其他州相比，加州用了更长时间才感受到大萧条的全面影响，而当它真正来临之时，其力量是毁灭性的，给洛杉矶的中产阶级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打击。房地产和石油投机行业曾助力洛杉矶，令其飞速发展，可是当大萧条来临时，其储蓄和投资的资金流遭到重创，搅得人心惶惶，很多人一夜间破产。朱利安石油公司丑闻已然证明，人们的信心是多么不堪一击；而在30年代初，大萧条使得数百万投资散客的储蓄和投资化为乌有，他们也终于在苦痛中明白了这一点。
正是因为中产阶级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所以这一危机开始出现不同寻常的转向。1934年，厄普敦·辛克莱尔参加选举，他所推行的EPIC项目（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即“给加州的贫穷画上句号”）呼吁生产要把实用而非利润作为首要目的。这一运动的口号是“我生产，我保卫”，不过我们并不清楚这一保卫生产的运动到底是为了抵御怎样的敌人。在既是小说也是宣言的《我是加州州长，我如何给贫穷画上句号——关于未来的真实故事》中，辛克莱尔描绘了他对于加州的乌托邦设想。他建议征收高额的不动产税，并且建立公社，组织失业人口在公社里种植作物或生产产品，用来和他人或国家进行交换。与加州政坛的右翼因素相对照，所有这些措施和建议令人联想起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但是它们赢得了大批中产阶级的支持，因为他们正是大萧条的最大受害者。
1934年，一群右翼分子（包括好莱坞几位最具权势的电影大亨）试图联手阻挠辛克莱尔的竞选活动。他们认识到，中产阶级的选票将会决定这场选举的结果。米高梅公司的制片总监欧文·塔尔贝格（Irving Thalberg）与赫斯特发行集团联手伪造了一批新闻影片，投放到全国各地。在这些影片中，许多貌美的好莱坞女性和具有威信的商界人士都在摄像机前说出了他们的想法，认为应该把选票投给辛克莱尔的共和党竞争对手，也就是后来当选州长的弗兰克·梅里亚姆（Frank Merriam）；而那些打算给辛克莱尔投票的人都是衣衫不整、胡子拉碴、口音很重、其心必异的外国人。这一伎俩颇有成效：辛克莱尔被玷以共产主义的“污名”，并因此输掉了选举。不过对那些右翼分子来说，烦恼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辛克莱尔获得了不少选票，为他以后的行动提供了基础。
当辛克莱尔发展并推销他的加州乌托邦理念时，加州各地爆发了多起罢工工人与政府当局的冲突事件。1934年初，因皮里尔县的莴苣采摘工人上街罢工，希望将工资提高到每小时35美分。[11]政府反应之迅猛令人惊叹，它立即成立准军事组织，对罢工运动进行镇压。这一组织包括当地农场主组成的领导班子（名为“因皮里尔县种植户和运输户保护协会”）、反共协会（其领导成员被称作指挥官）、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以及县级官员和警察局长。罢工领袖受到了他们的骚扰，遭到逮捕后被投入监狱，并被控以流浪、扰乱治安、私闯领地和拒捕的罪名。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即便是温和的保守派，都会将这一由利益相关者构成的组织定性为法西斯”[12]。
1936年，这一趋势变得愈发明显。这一年，洛杉矶警察局长戴维斯（Davis）将126名警官派到16处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入口，拒绝那些无法证明自己是加州居民的流动人口入境。这件事之所以耸人听闻，是因为这代表着一座城市的一部分人正试图攫取对整个加州的控制权，使其成为一个“警察州”。虽然大家都认为，流动人口确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州政府也确实设立过一些形如集中营的机构来收容流动人口，但是警察局的这一举措以及公众对其的欣然接受，表明人们对外来人口的焦虑已经达到全新的高度。洛杉矶在这一方面尤其突出，在这座缺乏重工业、在虚幻的好莱坞产业投入大量资金的城市里，人们普遍有一种偏执的观念，认为这是一座特别阴暗的城市。这座天使之城(1)虽然有着永恒的夏日气候和光鲜的外表，却到处都是被地方政治霸主剥夺权利的可怜之人。他们有着很强的危机感，认为大萧条的威吓会以流动人口的形式将这座城市变成人间地狱。
通俗作家詹姆斯·M．凯恩（James M．Cain）以这一危机为素材，在193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邮差总按两次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在这部小说中，一名流浪汉来到双橡木酒馆，对酒馆的老板娘生出了爱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肉欲）。两人坠入爱河，并密谋要杀掉老板。这则故事实际探讨的是肉欲和负罪感。故事的开头如下：
中午时分，他们把我从干草车上丢下来。前一天晚上，我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偷偷爬上来，躲到盖布下面，睡起大觉来。在蒂华纳待了三个星期后，我实在是太缺觉了，所以他们停下车让发动机冷却一会儿的时候，我还在呼呼大睡。他们发现盖布下竟然伸出一条腿，就把我给拽了下来。我试图跟他们说笑，可是他们的脸木得跟平底锅一样，所以我也就无计可施了。不过，他们赏了我一支烟，我一路露营过来，到处找吃的东西。
当时的读者能够立即明白主人公是何许人。他不仅与社会脱节，并且身陷绝望之中，这些特质给予他某种是非不分的外表，令人心头不安，也将故事推进下去。
尽管雷从未直接审视此类政治问题，但是他写于1934年至1938年的一系列短篇却探索了这一政治处境所激化的猜疑和幻灭感。在以下于1935年至1936年间刊登在《黑面具》上的短篇里，雷曾影射过的“系统”变得清晰且具体：《内华达瓦斯》（“Nevada Gas”）、《西班牙血盟》（“Spanish Blood”）、《齐拉诺夜总会的枪声》（“Guns at Cyrano's”），以及《狗痴》（“The Man Who Liked Dogs”）。在《内华达瓦斯》中，手脚不干净的律师休·坎德利斯被客户的兄弟残忍地杀害。在雷的故事里，律师通常都没有好下场，他们都是些危险人物，而且他们所寻求的正义通常都掺杂了个人利益。在《西班牙血盟》中，剧情出现了反转，“系统”的领袖多尼根·马尔似乎是被律师伊姆利（ 同时也是助理地方检察官）刺杀身亡的。可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官萨姆·德拉圭拉却说“我和多尼根·马尔曾是密友”，令这篇故事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这段友谊令他遭人陷害，为了还自己清白，警探开始追查案件，却发现谋杀的真相更为龌龊，杀手实际上是马尔的妻子，也是德拉圭拉的好友。警探别无选择，只能试图掩盖杀手的真实身份，也因此感到自己是个肮脏的人：“这是我第一次陷害他人……希望会是最后一次……我虽然拿回了警徽……但是它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干净了。可能与大部分警察一样干净，我猜。”雷想要表明的是，此类堕落会四处传染，无论警探原本多么纯洁，他都无法躲避这种污染。
此外，这篇小说系真实故事改编，这也使得它更为意蕴深长。1931年，有潜力成为法官的检察官戴夫·克拉克（Dave Clarke）枪杀了洛杉矶犯罪与政治系统的一位首脑查尔斯·克劳福德（Charles Crawford）。克拉克承认自己杀害了克劳福德，但解释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克劳福德给他施加了很多压力，告诉他如果他还想成为法官，就必须停止对黑社会分子的检举。克劳福德安排与克拉克见了面，聊到最后克劳福德却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枪。克拉克声称自己是出于自卫才枪杀了这个人，并因此被法庭无罪释放。但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来，克劳福德试图将克拉克拉拢进来，克拉克尽管拒绝同流合污，却因此犯下了罪行。
在创作这些新作品的过程中，雷和茜茜决定离开银湖，把家搬到海边。1935年3月[13]，他们在太平洋帕利塞德(2)的哈策尔街943号租下了一栋房子。在这片住宅区，好房子通常是位于太平洋海滨的海景房，不过雷和茜茜租住的房子比较靠里，接近山脚地带。这栋房子有阳光房和他们喜欢的花园，里面种着两棵桃树、一棵柚子树和一棵“高产”的柠檬树，一派典型的加州风情。雷和茜茜开始学习种花，并从中获得了很多欢乐。[14]有些人认为，对于钱德勒夫妇而言，30年代是一段动荡的岁月，这种观点与现实相差甚远。自从雷失业之后，他们先是住在银湖，现在又住在太平洋帕利塞德，这十年间还会再搬一次家。尽管对于中年夫妇来说，十年搬三次家也许是频繁了一点，但是将此形容为动荡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他们的波斯猫塔基和他们饲养的两条金鱼为这个没有孩子的小家庭增加了成员。夫妇俩时不时地会把行李装进克莱斯勒，出城旅行几日，而只要逮到机会，雷就会享受一把飙车的乐趣。
在这段时间里，雷的书信中反复提到茜茜的幸福生活：“茜茜过得开心快乐……她向你致意。”[15]这些信都是写给威廉·利弗的，在雷的通信记录中，这些信非常与众不同。他们两人一同经历过许多事情，所以往来书信所谈及的也都是私密的话题，忠实地传达出这个时期雷和茜茜心满意足的生活。1935年，雷在茜茜生日时给她写了首诗。他在诗中坦言自己献给她的不过是“在日暮边缘潜逃的荒年，/枯瘦又背负着回忆”[16]，然而茜茜给予他的回报，却是坚定地站在他身边：
你把它们串成珠宝，佩戴在发间。
这就是爱的真谛，这就是爱的真谛。
如果爱能够如此伟大，绝望哪还有立足之地？[17]
看来，尽管酗酒曾给雷的婚姻带来诸多问题，但到了这个阶段，茜茜已经原谅了他。
按照雷的说法，夫妇俩搬到太平洋帕利塞德，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觉得洛杉矶了无生趣。雷甚至开始考虑返回英国。他在加州生活了二十多年，已经开始感到厌倦。太平洋帕利塞德“田园牧歌的氛围”[18]是城市生活的解毒剂，不过还是缺了点什么。对于雷来说，英国成了一座遥远的天堂。茜茜也是个向往上流社会的人（她们家从来就没有普通的沙发，只有一种坐卧两用的达文波特沙发），所以她很可能赞同丈夫的观点，认为相较于洛杉矶的卑劣，英国显然是个更值得向往、更有教养和文化的地方。不过只要他们依旧经济拮据，这想法就只能是个梦而已。
到了这个阶段，雷已经闯出了一番名头。及至1936年，他已经发表了好几篇故事，除了最开始的作品以外，都被推选为杂志的封面故事。在这些初步成绩的激励下，雷启动了更为严肃的写作计划。他想把故事登在他所谓的“上流社会”杂志上，比方说《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星期六晚邮报》是一份刊登连环画、社论、短篇小说的双月刊，其小说作者均为最一流的作家，比方说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933年，雷曾声称该杂志“几乎所有故事”都无聊透顶[19]，不过这番言辞很可能是出于酸葡萄心理。他从头到尾都很明确地表示，为通俗杂志撰稿不过是一种学习写作的手段，而他在写作上有着更高的追求。
写于这个阶段的故事显示出，雷正在拓展写作的边界，试图脱离通俗杂志。《狗痴》延续了堕落的话题，不过将舞台从洛杉矶搬到了加州的滨海地带（可能是圣莫尼卡）。在这座无名的城市里，警探们被牵涉进一桩阴谋之中，要瞒着当局藏匿一名逃犯，先是藏在一家专治酗酒的诊所，后来当阴谋被故事的叙述者、私家侦探特德·卡马迪发现时，又将他转移到一条离岸的赌博船上。在这篇故事里，雷回归了第一人称叙事，其中透露出来的愤怒情绪最终将成为马洛的典型风格：
我犯恶心地说道：“你和你那帮喽啰把我当傻瓜啊？你们以为这小镇很干净，实际上它臭气熏天。谁不知道它看起来刷得白白净净，其实压根儿就是一座坟墓。这地方是骗子的避难所，只要那些土匪强盗有钱疏通关系，别去招惹地头蛇，就能在这里过上舒坦日子。如果这边形势不对了，他们还可以坐上快艇，逃到墨西哥去。”
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后来雷利用这篇故事的大量素材，重构出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再见，吾爱》，而《狗痴》也再次表明，第一人称叙事有利于雷宣泄对腐败的愤怒。这篇故事的结尾如下：
到那时，市大陪审团已经将这座沙滩小城的半数警察送上了被告席。我听说，市政厅里出现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有一位名叫诺加德的红发警长，说他欠我25美元，不过暂时还不上，他刚刚回到原职，得先用这笔钱给自己买套西装。他说等到他破了第一起案子，拿到奖金就把钱还我。我说我会给他帮忙，耐心等待。
此前，雷喜欢标新立异的结局，但是这篇故事一反往常。主人公欣慰地看到朋友得到了应有的嘉奖，故事的结局也因此显露出侦探温柔的一面。雷从一开始就明白，想要成为一名严肃小说作家，他必须专注于人物的塑造，用最适合人物的语言探索角色的塑造。他最早一批短篇小说已经把角色建立起来了，但它们也必须满足小说类型的诉求。《狗痴》是他第一次超越了类型的诉求，展现出他在创作思维方面的转变。
《狗痴》发表之后，《午街报应》（“Noon Street Nemesis”）和《金鱼》（“Goldfish”）紧随而至。对于我们现在的读者来说，《午街报应》［现在一般叫《午街取货》（“Pick-Up on Noon Street”）］会让人有些不舒服，因为它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洛杉矶的中央大道（该区域是洛杉矶的黑人聚集区），而且雷使用的语言也带有明显的歧视意味。在这则故事里，黑人角色统统被称作“黑鬼”，而英雄气概十足的主人公却名叫皮特·安格利希（Pete Anglich），其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身份意味再明显不过。长久以来，雷在种族问题上的观点都影响着他的声誉，类似的情况以后还有许多。
雷以《帷幕》结束了这一批短篇故事的创作，而《帷幕》的部分故事元素将分别在《长眠不醒》和《漫长的告别》中重新登场。《帷幕》集结了他当时学会的各种写作技巧和创作观念。在许多方面，它都可以算作他在成为长篇小说家之前的准备阶段写过的最上乘的故事。在故事的开头，特德·卡马迪侦探在一天清晨被朋友拉里·贝策尔喊醒。拉里告诉他，私酒贩达德·奥马拉的失踪并非那么简单，曾发生过一起谋杀。拉里离开卡马迪的公寓后随即遇害，于是侦探决定对这起案件进行彻查。他拜访了奥马拉的岳父戴德·温斯洛将军，最终受将军委托，寻找奥马拉的下落。这篇故事也像其他通俗小说那样，行进到高潮时迎来了枪战和谋杀，但是它处理这些桥段的方式与《黑面具》杂志的常规手法有所不同。卡马迪前往温斯洛将军的宅第报告事情真相时，奥马拉的继子向他开枪。卡马迪发现，这个男孩就是凶手，而且他患有精神障碍。悬疑故事各种各样的剧情反转，目的就是不断地让读者猜测真凶，并在结局才揭晓答案。尽管读者已经习惯了此类反转，但是卡马迪的反应以及他与奥马拉夫人的对话还是颇具新意：
“你为什么不收走他的枪？”我怒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他的状况比你想的要糟糕。我要是拦着他，他说不定会做出更糟糕的事情。我——连我也很怕他。”
“带他走，”我说，“离开这里。离开老家伙。他还很年轻，只要方法得当，能够治好的。带他去欧洲。远远离开这里。现在就带他走。将军要是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外孙干出的好事，肯定会被活活气死。”
《帷幕》不仅仅是一个谋杀故事，它审视了财富会如何败坏一个大家族，令其歹行自上而下地传递、愈演愈烈。在故事的结尾，这个孩子并没有被处决，也没有受到惩罚，这很重要，毕竟他还有治愈的希望。温斯洛家族已经被金钱所腐蚀，我们能够从卡马迪与将军的会面中闻出这个家族的腐败气味，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宅第的内饰：“在巨大的大理石壁炉上方高悬着一个玻璃橱，里面有两面布满弹痕的——或者被虫子蛀透的——骑兵三角旗。”将军的人物描写如下：
除了一双眼睛外，他那张脸没有一点生气。那双深陷的黑眼睛闪烁着光芒，又拒人以千里之外。脸庞的余下部分不过是死亡的灰色面具。凹陷的太阳穴，挺直的鼻子，一对招风耳垂，嘴巴像一道严丝合缝的白色切口。
将军的女儿奥马拉夫人看起来想要摆脱父亲的命运，于是只好过极度朴素的生活，没有任何色彩，也没有任何生气：
“这房间整个铺着白色地毯。几扇窗前的象牙白窗帘从高处垂挂下来，疲软地堆在白色地毯上……奥马拉夫人四肢伸展，躺在白色的躺椅上……”
为了表现出这个家族深入骨髓的堕落，雷运用了通俗小说一般不会采用的一些文学写作技巧。初出茅庐的时候，他还得瞒着编辑，偷偷地把这些文学元素塞进自己的故事里，现在的他显然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
这篇故事同样从细节着手，描绘了洛杉矶：
在那栋房子背后，山坡缓缓下沉，没入了洛杉矶城的拉布雷亚老油井之中。如今这座油井半是公园，半是废弃的围栏荒地。几座木头打造的油井塔依旧矗立着。
但是雷的描写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将洛杉矶与温斯洛家族的堕落和衰败联系了起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段接下来的部分：
几座木头打造的油井塔依旧矗立着。正是它们成就了温斯洛家族的富裕，而这个家族却为了躲避这些沟渠的臭味，搬得远远的，住到了高高的山上。不过也不算太远，只要他们从前门的窗户远眺，就能看见这些为他们带来财富的油井塔。
雷的描写毫不含糊，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从隐喻意义上来说，沟渠都代表阴暗的事物。它们敛聚的钱财正是温斯洛家族衰败的源头，而杀害达德·奥马拉的邪恶青年就是这一堕落的最终产物。比起之前的故事，《帷幕》以更为完整的方式讲述了堕落的源头，及其自上而下的传播。他已然明确了自己想要探索的主题，并且已经磨炼好笔锋，可以怀揣着自信书写这一主题。
1937年，雷又发表了两篇故事——《芳心难测》（“Try the Girl”，《黑面具》，1937年1月）和《翡翠玉石》（“Mandarin's Jade”，《一分钱侦探故事》，1937年11月），继续探索堕落的主题。这两个故事他都很喜欢，所以被他改头换面，成了《再见，吾爱》的素材，不过它们也表明他的故事产出量在1937年大幅下滑。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约瑟夫·肖被解除了《黑面具》主编一职。据另一位通俗作家弗兰克·格鲁伯（Frank Gruber）所说，管理层认为他的薪水太高[20]，而且通俗杂志的市场当时慢慢开始出现下跌的趋势。在雷看来，这份杂志“已经被去了势”[21]，于是转而同《一分钱侦探故事》合作，因为他认为后者仍然具备他的作品所需要的锋芒。他为这本杂志写了三篇故事，其中有两篇在1938年发表，为他赚到了1275美元的稿费。尽管这笔钱跟油企管理层的收入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就这类体裁而言，已经是相当体面的收入了。在经济方面有了保障之后，他开始认真考虑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五年艰辛的创作之后，他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下一个挑战。
(1) 洛杉矶（Los Angeles）出自西班牙语，本义便是天使。
(2) 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是洛杉矶西区的一个住宅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许多德国和奥地利的艺术家流亡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