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

当我得知自己有机会参加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摇滚演出的美国分会场表演时，无耻地假装自己一点都不激动，可需要点老练世故的能力。这种能力我是没有的。他们给了我六分钟表演时间，离黄金时间早了十一个小时，这意味着我将在一个不怎么满的体育场里表演。但至少，我将会被每一个国际电台和广播新闻，还有每家都有或没有截稿日期的报纸和杂志提起，只因为我是整场表演的开场者。尽管我的那些加州的朋友早上六点还在睡觉，而我在法国的朋友们要到下午三点才能看到开场，但无论如何，我有六分钟的时间去创造一个别样的“历史性时刻”。我有六周时间来准备我的六分钟。毫无疑问，我的时间很充足，可以将台词和歌曲很好地结合起来。我感到欣喜若狂。

邀请函送达的时候我正在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哪里都在沸腾。电视台的记者们浮想联翩地让我比较伍德斯托克与“义助非洲”，问及在两次演唱会中间的这些年发生的任何事。房间服务员和街上的人们交换着各种小道消息，都是关于谁是最新的被邀请者、谁的出现将是一个惊喜之类的。一个十九岁的女孩站在马萨诸塞州安杜弗市的街道边对我说话，她充满梦想且信念坚定。

“我要去费城。”

“是吗？”我惊讶地问，“你上哪儿去弄票呢？”

“哦，我没有票。我只是到那儿。你知道，那是我们的伍德斯托克。”

空气中日益增长的关于摇滚世界的神秘气氛让我感到厌烦，好像大众都认为那些浮华世界的人，突然就愿意过牺牲奉献的生活，愿意分享自己的财富来改变世界。我不止一次地听到“终生奉献来结束饥饿”这一说法，它总是让我感到浑身哆嗦。

来自我们办公室的消息则说，国际募捐的策划人鲍勃·盖尔多夫可不会上那些独裁者、黑市商人和繁文缛节的当。他很聪明，因为知道饥饿不会在今天或者明天甚至五十年之内终结，除非我们从精神到经济上的一切都被重组。另一方面，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修辞，直接来自埃哈德研讨会训练（EST）[1]的“饥饿计划”——这种“从今天开始做出承诺来终结世上的饥饿”之类的高度自我膨胀和不切实际的说法，给大众制造了一个极为错误的假象，好像在夜幕降临时，饥饿的概念以及我们中间那些有食物的人因此而感到的不安，将会在这个地球的表面消失。好像我们只需要做出这个神秘的承诺。好像摇滚乐手们现在已经站在了这个巨大社会变革的最前端。

事实上，自从伍德斯托克演唱会之后还不曾有过这么盛大的活动。现在的词汇是“棒极了”。“义助非洲”演唱会一定会棒极了。每个人都知道它。我们都想去那儿。我想象着经理们和比尔·格雷厄姆之间的讨价还价。只有格雷厄姆才有权决定谁参演谁不参演。所以记者们认为好像是我们这些艺人在自主做出牺牲，这让我感到尴尬。是的，我们连到费城的路费都要自己来付。一大早，我从纽约的肖托夸村（Chautauqua）到费城的唯一交通方式只能是租飞机，花了一千七百美金。但这笔钱不是什么牺牲。它只是一笔投资。

我开始思考我的那个六分钟。《奇异恩典》是开场者最显而易见的选择。但是大多数年轻人并不知道这首歌，而且，他们只会跟着唱那些他们喜欢的摇滚歌曲的副歌部分。我准备演唱一首他们都知道的歌，歌里面有可以一起唱的副歌部分，甚至有一些社会问题的暗示。我把《私人舞者》的磁带从索尼录音机里拿出来，再把《天下一家》放进去听。太好了，我先为老一辈的观众和摄像机唱两节《奇异恩典》，然后转入为年轻人演唱的《天下一家》。如果幸运的话，至少会有四万到四万五千人一起跟着唱。我拉下耳麦，冲着墙上的镜子咧嘴笑。我说：“早上好，八十年代的孩子们！这是你们的伍德斯托克！”然后开始跳舞。这样，我的整个六分钟就出来了。我一边站着听磁带，写下歌词并用一个秒表计算着一个简短演讲的时间，一边向外看海恩尼斯港那些蠢笨的泡沫天鹅船，这是我现在在马萨诸塞州的住处。《奇异恩典》：认识和感激我们的天赋的恩典，感受别人需求的恩典。感动是在善良的灵中被善良的灵触及。八十年代的孩子们需要在一个宏大而联合一致的层面上去体会何谓善良。也许，只是也许，这即将到来的媒体盛事，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动一些人。我兴奋得就像是一个马上要去寻找复活节彩蛋的六岁大的孩子。我一直将这种状态保持到7月13日，甚至在之后的几天仍然没有完全消退。

到达费城的时候，并没有人接机。东印度公司的出租车司机带我们路过体育场时，我看到停车场泊满小汽车、厢式货车和拖车。袒胸露腹的年轻小伙子们坐在车顶上搂着袒肩露背的年轻女人（露背是“义助非洲”和伍德斯托克之间第一个可见的区别），他们喝着优质的美国啤酒，吃着东西，彼此之间叫喊着，催促着日出的到来。出租车司机问我们是不是因为音乐会来这儿的。我们说是的。你唱歌吗？他盯着后视镜看。他问我的名字，当我告诉他时，他差点撞到一棵树上。他告诉我他妻子有我所有的唱片。他非常非常高兴，并且关闭了计费器，摇晃起他的头。他悄悄地把我们带到四季酒店。我没有被那些排队对着米克·贾格尔、蒂娜·特纳、唐·约翰逊以及杜兰杜兰乐队（Duran Duran）大喊的年轻人认出来。我对着自己笑了，拥抱了一下出租车司机，并把一张送给他妻子的亲笔签名交给他。四季酒店依旧像往常那样雅致和完美，但是今晚大堂挤满了摇滚乐手、新闻工作者、流行乐队迷和小混混们。两点钟，我到了房间，又累又紧张，并且一直在想着该穿什么衣服。我把手提箱翻过来，衣服被我扔得地板上到处都是。我想好好看看我收集的所有过时的破布和羽毛。三点钟，我终于熨平了一条黄色降落伞裙和一件钴蓝色衬衫，找出了带着大银圈的腰带以及用长柄勺穿成的项链，还有价值十九美元的饰有水钻的黑色凉鞋。我又花了二十分钟找我的半身裙，但找遍了整个行李箱并且倒出了所有随身行李之后，才发现它被卷在之前挂在衣柜里的一件衣服里。我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我的兴奋很快就输给了“晕海宁”和疲惫。

像一个战士那样，我在起床号前几分钟就醒了，接着愉快地接了五点三十分的叫早电话。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我已经起来好几个小时了。我很快地冲了个澡，并且做了些发声练习。我高兴地发现，虽然我的声音还没时间休息，但并没有出现一大早的哑嗓子情况，自从昨晚的演唱会之后它仍然很松弛。我边唱边穿衣服，化妆并且叫了咖啡、鸡蛋和吐司，但是只把吐司吃下去了。玛丽在擦我的勺子项链。珍妮和其他人在七点钟到达大堂。她们的脸色都比平时要苍白，就连黑人的脸色也是如此，比如说四顶尖合唱团，她们也是在七点半的时候匆匆赶往体育馆。但还是会有平时的那种欢闹，因为只要摇滚乐手还活着，他们就喜欢说俏皮话。

七点半的时候，外面已经有华氏80度（约26.7摄氏度）。我们绕着进入体育场，和那些被卢尔德喷泉挡在外面的人一样。一个很长的蛇形队伍拿着票，缓慢地靠近主入口。大多数人看起来整洁又美好。我们迅速进入后台区，在那里他们提供给我一个带空调的厢式货车。我可以一直使用它，从我到达到我演出结束后的一个小时，然后下一组将会使用它。在那之后，我就可以用我的后台通行证随意走动。汽笛乐队（Te Hooters），这个费城正当红的摇滚乐队的厢式货车就在我的旁边。我们彼此打了招呼，然后我听到了来自这些年轻的摇滚乐手见到我后的通常话题：“我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我妈妈有你的所有唱片”和“很荣幸见到你”。小伙子，如果你知道我正在想着你可爱的小嘴，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所以我也没回答什么。但我给了他们每个人一个恰当的母亲般的拥抱，并且让他们相信他们理应得到它。回到我的拖车后，我让所有人都安静一下，至少安静三十分钟。我一遍遍地练习我的表演部分。问候，认识八十年代的孩子们，新潮的祈祷，还有歌曲。突然，我感到肚子不舒服且眩晕。一个医生朋友让我喝点水，然后尽量放松。我喝了一点苏打汽水，在车厢里来回走。我已经在那儿一个半小时了，但感觉只过了五分钟。

他们进来护送我到演员休息室。一路上，我感到嘴里的所有口水都蒸发掉了。我特别想去卫生间，但它太远，而且就算去了也没什么帮助。所以我坐稳下来，喝了一小口水，并且告诉玛丽不要让任何人和我说话。

是时候离开演员休息室了。我们被领着走下长长的地道，然后走上台阶到舞台上。我被带到一个角落拍照，但它影响到了我的注意力。所以我说“现在不行，可能得等一会儿”。我又坐下来，重新进入恍惚的状态。最后，我被引导至左边舞台的幕布那边，玛丽拉着我，珍妮推着我，就像父母带着一个孩子去看牙医。我看见《飞越疯人院》的男主角杰克·尼科尔森，他正在练习九点钟要对观众做的欢迎致辞。我单膝跪地，想着这样靠近地面会让我感觉安全一点。我发现比尔·格雷厄姆也在我的左边单膝跪地。他看起来很不错，才刮了胡子，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衬衫。自从“迪伦/桑塔纳/某个她”[2]巡演以来，我们就一直关系不太好。但是今天他主动向我打招呼，笑得像个紧张的孩子，我也在对他笑。我走过去拥抱了他，并且吻了他的脸颊。

杰克被领了出去，来到巨大而美丽的彩绘薄纱幕布前，这一天真的开始了。喧闹声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披头士乐队的场景。那是1965年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红岩露天剧场。他们跑到舞台上的时候，天空被闪光灯打开，夜空像正午一样明亮，年轻人就像眼下这样大喊着。我发现自己正用手捂住耳朵，也跟着喊了起来。如果所有坐轮椅的人能够站起来跳华尔兹转圈，我也一点不会感到惊讶。

杰克在说着什么，但是因为从人群中发出的喧闹声，我听不清。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怦怦跳。透过纱幕，我能看见数千人人头攒动且挥舞着手臂。“主、上帝、圣父、圣母，我把自己的命运放在你手中。”我对自己说。幕布打开，我拥抱了杰克·尼科尔森，这位有趣的、可爱的《五支歌》[3]的主演，现在我坐上了过山车，系好安全带，按钮被拉下。我转过身面对观众，第一印象是我面前的整个场景和我之前的想象大体一致。体育场尚未满，可已到的观众们已经疯了起来。唯一震惊的是人群统一的美好神情，这是美国式的热情。YUMARFs——奋力向上的美国年轻摇滚乐迷们。

“早上好，八十年代的孩子们！这是你们期待已久的伍德斯托克。”人们对我的致辞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很高兴的是，你们口袋里的钱将会喂养那些饥饿的孩子。我想没有比一起说‘感恩’来开始新的一天更荣耀的方式了，那意味着我们感谢彼此，感谢他或她自己的神，因为在一个许多人一无所有的世界上，我们却拥有诸多赐福。当说到感恩的时候，我们也深入自己心灵和灵魂的深处，告诉自己，必须从舒服的生活中改变一点点，来体谅他们的受伤、痛楚和不安。这样将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好一些，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真实。‘奇异恩典，声音多甜蜜……’。”

我对观众的回应感到满意，尽管当时的人们非常兴奋，以至于可能对什么都会欢呼。不管怎么说，这天上午那儿有一个好的灵魂在广为流传，一个好的慷慨的灵魂。直到很久之后，我也不知道当时我说的和唱的是否感动了一些人，但这种感动是我想要的一切。

我离开舞台的时候，外面已经有华氏90度（约32.2摄氏度）。我和我的团队走进四顶尖合唱团（Te Four Tops）的拖车，在那里一边笑一边大口喝咖啡。而这四个漂亮的黑人女人睡意蒙眬地透过她们凝固的睫毛，盯着奥兹·奥斯本[4]看，好奇他是否真的吃蝙蝠头，或者具体是怎么做音乐的。我走到自己的拖车，吃了一个肉桂圈，一边想着我那六分钟的效果到底怎么样。那时候正好是采访时间。很多很多的记者——有的在太阳地里，有的在角落里，有的在盆栽旁边，有的在拖车后面。每一个记者都在寻找故事，尝试了解“义助非洲”真正的意义以及它在历史中的地位。我感觉恶心和头晕，想着我酒店里那个凉爽的房间。玛丽·特拉弗斯穿着垫肩夹克和随行人员一起走进主入口。对彼得、保罗与玛丽组合来说今天可不是个好日子，因为他们没有被邀请演唱他们自己的歌曲，只能在最后时刻和迪伦一起演唱，甚至连那都没有唱成。她对我这么早演唱并且可以唱这么高的音表示祝贺。我拥抱了她，心里想着，玛丽，你和我将永远被印在历史书里，诉说六十年代民谣音乐的繁荣。我拥抱了有着漂亮颧骨的海滩男孩乐队成员，并且对他的颧骨开玩笑，之后他离开，在一棵植物后面消失。我听到他正在回答令人尴尬的问题，问的是他们能参加这样一个盛大的世界性的摇滚活动，感受如何。现在是享受成果的时候了。我感到疲惫，并且比以往更感到虚无。“饥饿计划”工作人员那种埃哈德训练信奉者的做派让我抓狂。我不相信他们说的任何话。我的思绪闪回到了伍德斯托克：

我想打个盹。我话正说到一半，正好看见《迈阿密风云》里面的唐·约翰逊。就像他的数以百万计的女性观众那样，我发现自己一下子就清醒了，一股潮热随之而来。我停下谈话，绕过用餐帐篷里所有的桌子和椅子、音乐家和场务，差不多是一路看着约翰逊。我走到他跟前，他的眼睛闪闪发光。有些人喜欢柔软的皮肤和细细的绒毛，我没有因为他演员公会式的蓄了五天的胡楂儿而迟疑哪怕一个节拍。天哪，我迷恋他并非因为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森这个角色，我想，他是一个真汉子，而非外表是男人的男孩。看着他闪闪发光的眼睛、拉夫·劳伦式的发型和并非完全不感兴趣的吃惊表情，我直接对他说：“你好，大帅哥。我们能不能谈一下强暴的可能性？”为什么，你已经很久不是超级明星了，唐·约翰逊，但仍然有些东西就像丁香水一样新鲜。然后，幸运的是，他笑了。我们在外面走了一小会儿，某个人拍了我们的照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我的，但至少我是真诚的。

又累又热、浑身黏糊糊的我，在走向开回酒店的车时，被一个熟悉的歪脸截住。眼镜是歪的或者眼睛是歪的。我认出了肯·克拉根，他是一个在美国为非洲录制节目而获得巨大收益的策划人，我从未被他的节目邀请过。他说他必须和我谈一分钟。“里奇从加州给我打来电话，”他说，边说边用手肘推着我离开人群，“他将在终场的时候飞过来，他想让你参加！他今天早上看见了你，觉得你棒极了！我也这样想。你真是太棒了。无论如何，他想让你在终场的时候来。我们会以《天下一家》结束整个节目，这是当然的。这就是这场演唱会这么好的原因，你知道，开场的时候你演唱了这首歌，简直完美！无论如何我们五点钟的时候会彩排，莱昂内尔也在那儿，他真的想让你也来，他让我亲自告诉你。”这个人已经不顾一切了，我心想。哦，是的，我想起来了，顿时豁然开朗。史蒂夫和迈克尔·杰克逊（两个黑人超级明星政治家，我听说过）联合起来抵制他的这个演出，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和辛迪·劳帕也不能参加。迪伦可能也不想来。我想，他们正在四处找替代者。我累了，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我告诉他，我要去睡觉了，然后可能会在酒店里看电视。但是我当然会让他知道，我非常感谢他的邀请。我感到沮丧，我本应该感觉“很棒”的。

酒店就像一个绿洲，我可爱的房间正盛装等待我。它有着大落地窗，浴室里满是那种很棒的泡泡浴、洗发水和身体乳。电视遥控器就在我枕边。我躺下，打开电视，把三个枕头放在头下面，完全沉进去。我放松下来或者打个盹，又或看了会儿电视上的节目，或者只是听个响儿。我勉强地看着电视，但我的眼皮很沉。二十分钟里，看完第三遍莎莉·菲尔德之后，我睡着了，甚至连背景音乐都听不到。我醒来时，看见格雷格·沃克正主宰着整个桑塔纳乐队。我为他感到高兴。我又一次睡着时是笑着的。下午的某个时候，我被保罗·扬的《每当你离去》弄醒，然后又睡过去了。

当我开始从沉睡中醒来，我在屏幕上看见了一张我认不出来的脸。他一定来自英国，因为观众中挥舞的是英国国旗。歌手穿着黑衣，留着长长的有一点乱的棕色头发。他满脸是汗，几缕头发像公路图一样贴在脸颊上，搞得我真想帮他把头发弄回去。这首歌曲调宏大、神圣，轻快而有力。歌手跳至半空中，继而将厚重的靴子跺下来。他没有像其他摇滚明星那样费力地摆弄麦克风，以为技术可以让他们把自我扩展至数以万计的人群中。不，这个年轻人看上去极度认真，他用如此温柔的方式来表达自我，这足以打动我的心。他对着观众呼喊，他们也呼喊着回应。他用他那独一无二的嗓音演唱了几首来自五六十年代的歌曲，观众们也跟着唱。他正在指挥一个合唱团，他的观众合唱团，他和他们互相传达情感。我能做到这样吗？有可能。他的乐队的名字出现在“义助非洲”标志的旁边，和他那神秘的舞蹈叠加在一起。U2，来自温布利体育场的现场表演。这个乐队是我那些十五岁的歌迷曾建议我去看的。他们说这个乐队是政治性的，和平主义的。歌手朝人群走去，他跳到了舞台下面的一根窄木边上。他朝观众打手势，冲面朝他的人们挥手。他进一步走进乐池，继续用手语发出邀请。最终，一个年轻的女孩起身，翻越隔离他和观众的围栏。她直直地走过去，就像一个祭品。她站在他的脚边，揽进他的胳膊，然后两人一起跳舞。她可能又惊又喜，头甜蜜地低下，接下来的几秒钟，他把她抱进了怀里。

在我的一生中，我再无法回忆起什么事情能和这场表演相比。它是一个表演，但又不是。它是一个私人时刻，被七万人允诺的私人时刻。舞蹈很短，性感且温柔得令人心碎。他和她分开，并帮她回到舞台的下面。接着，另外一个女孩出现，像上个女孩那样跳舞。整个过程中，打击乐和令人催眠的吉他不断抒情地演奏着。伴随着的是观众们前前后后不停地挥舞着他们的手臂，作为仪式的一部分。歌手回到舞台上，继续挥汗如雨地演唱。他的声音没什么特别，不稳定且有破音，但引人入胜，正如他本人一样。他身上的那种严肃感迷住了我。

摇滚明星可以看起来很严肃，但通常这是他们的自我或者自我膨胀出的形象。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数十万人面前还能听到我们自己（和乐队）的声音，那些声音是被放大的、被篡改的、有回声的，并且顺滑地溜进丝绒般的宇宙万物之中，这不得不让我们产生出自大的妄想。但是，这个爱尔兰小伙子进入了某种超越自我扩张的状态。当然，他的自我非常完整，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表演者，但在他这里，还有更多的一些东西存在。并且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毫无疑问，我也想像那个英国女孩那样依偎在他的手臂里。如果我的直觉是正确的，有些东西比与他调情更为重要，有些东西比他或我或我们的组合，甚至比我们的音乐的组合还要大。关于政治、孩子们、鲜活、突破，还有爱。

这一天结束时，我看到的几个小时的“义助非洲”演唱会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见证了U2的奇迹。是他们感动了我，而不是别人。他们用自己的新异、青春和温柔感动了我。

我打电话给我的亲人，他们整天在观看（当然，断断续续的）演唱会（看得很仔细），为他们的小女孩感到骄傲。我问父亲我应不应该参加终场演出。他说：“哦，亲爱的，这是件好事，这一天值得回忆。”他选择同意，我的母亲则拿起电话大喊：“是的！他们需要更多你这样的，亲爱的。”我笑了。我知道他们一直爱我，并且我也愿意上终场演唱。我只是因为那些浑蛋没让我参加“天下一家”的聚会而感到受伤……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冲了个冷水澡，穿上一件干净的T恤衫。我想重温这十年一度的媒体盛事，顺便逛那么一下。对于一个超级明星来说，从一顶帐篷到另外一顶帐篷和人们交谈一点都不酷。真正炙手可热的明星，像蒂娜、米克和麦当娜都藏起来了。其他人恨不得藏起来。我知道我能四处闲逛，并且我喜欢拜访人们，和他们见面聊天。我将会看着电视上的表演，和伯尼在“硬石”餐厅喝杯啤酒，并且到处巡游看人。

犹大圣徒乐队（Judas Priest）的主唱穿着牧师领、皮衣，戴着链子，一个小小的银十字架挂在右耳上，他尽可能庄重地与我握手，并且对一个传奇人物聊些恰当的话题。我拥抱了他，他问我知不知道犹大圣徒乐队翻唱了我的《钻石与铁锈》。我笑了，并在他耳边说，是的，我很久以前就听了，在我儿子知道之前。他的经纪人正站在两英尺外，说“我不相信，该死的，我真的不相信”。我在不计其数的演员间飘过。尽管这块地方被作为“演职人员专区”，但仍然有很多闯进来的朋友和家人、迷妹、嬉皮士和讨厌鬼。杜兰杜兰乐队的成员们被女孩儿围着，滞留在一台闭路电视屏幕前的矮沙发那边。我坐在地板上，挨着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年轻男人。一个漂亮的小歌迷喋喋不休地问他问题，搞得他昏昏欲睡。他站起身来，当发现我是谁时，很礼貌地向我打招呼，然后开始问我政治问题。我们谈论了中美洲，还聊了很多关于里根政府的事，我俩聊得很有劲。人们认为当他们遇到我的时候，就应该谈论政治。不过我也不介意，今天我宁愿在这里随便玩玩。我遇到了来自《旧金山纪事报》的乔尔·塞尔文。他戴着一顶印第安纳·琼斯[5]式的帽子。我们闲聊了一会儿。你意识到没？他问，“义助非洲”演唱会的名单上只有四个“演员”在伍德斯托克的名单上出现过。说真的，我说，很高兴。有我，谁人乐队，克罗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乐队（Crosby，Stills & Nash），以及桑塔纳乐队。乔尔笑话我，因为我的喜悦之情已经溢于言表。

我决定去看一下终场演出的排练，然后就撞上了肯·克拉根。

“太棒了！”他说，“我们刚好可以把事情放在一起！你将和麦当娜一起演唱头两行的合唱部分。”他转过身带我走向排练车，“然后希娜·伊斯顿将接着唱‘我们在做一个选择……’。”他开始闲扯些别的，希望我没有注意到自己是被强迫的。麦当娜？为什么不呢？让我们马上给世界两个麦当娜，这也是文化冲击的一个绝佳案例。

排练车是一场流动的盛宴：玛丽·特拉弗斯、狄翁·沃里克、杜兰杜兰、希娜·伊斯顿。我给了希娜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我以为她是麦当娜，之后我想她可能会因此而不高兴。我在一张沙发的一角坐下，右边是约翰·泰勒的椅子，我和他说笑起来。

一个埃哈德训练信奉者模样的人负责把我们组织在一起。我可以这样描述他们：他们看来已经经历了埃哈德研讨会训练，并且知道该如何表现自己。你需要和这样的人合作，去面对一整车古怪的、中暑的、注意力不集中的歌手。他大声喊着指令。当哈里·贝拉方特演唱完前奏后，我和麦当娜将一起走向那个红色麦克风演唱“天下一家”，等等。然后希娜·伊斯顿将演唱“我们在做一个选择，我们将拯救我们的生命”。最后我们三个在结束时一起唱“这千真万确，我们在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只有你和我”。对了，麦当娜在哪里？她不来参加排练吗？我想是的。就在这时，《迈阿密风云》里的约翰逊出现了，他喜形于色，邋遢但光彩夺目。我拍了拍沙发让他坐在我旁边，他坐了下来，我决定继续逗逗他。他那愉悦且吃惊的表情可能表达的意思是，他从没有想过我是个这么活跃、有趣而且非常爱闲扯的人。

我很享受这个男人的陪伴。约翰·泰勒是一个典型的自恋狂。他长得很完美，漂亮的白脸上留着黑色的鬈发，过分可爱的眼睛就像廉价小说的软皮封面，充满倦怠的身体随意披着夹克。他带着一种达达尼昂[6]式的新潮，尽管不热情，但相当诙谐。他已经使我的注意力恢复了不少。而约翰逊的电视节目代表了我用自己的一生都在反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对暴力的赞颂和辩解——是的，他是个很有男性魅力的人，有着触不可及的永恒的青春活力，像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恩那样的孩子气。他永远有着他这样的男人的那种强烈情感和性吸引力，但他可能缺少深度，他用穿着来弥补这一点。他是一个奋力向上者的代表，穿着价值几千美金的、一定会皱的亚麻料子的衣服，并且，我想，他脚上穿的肯定是定制的鞋子，甚至T恤衫也肯定是纯天然染料染制，石磨面狩猎衫样式，绝不会低于五十美金。我盯着他的迷人酒窝想，如果他系着配枪皮带就好了。我喜欢自己现在这样的兴奋状态。我感到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在男人周围自处了。

我们的聊天小组得解散了。因为肯·克拉根告诉我们，哈里将会在大西洋城演唱会的间隙飞过来，莱昂内尔也马上就到，我们将会和一个由四十个孩子组成的合唱团一起上台。真是完全混乱，我想着，很不情愿地离开我所喜欢的男人。我走过去参观舞台，正好遇见汽车乐队（Te Cars）的主唱，那个可爱的小恶魔。他之前唱了一首很完美的曲目，现在正被一群电视台记者采访。我用朋友式的方式吻了他的脸颊，打断了他那个正经的采访，并且称呼他为可爱的小恶魔。我没等他回应就走了。真的，我心里想着，我无法无天了。谁把我放出了笼子？我在里面待了多久？高兴的是，这个可爱的小恶魔和他的妻子之后找到我，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棒极了。我为之前的行为向他们道歉。

我经过一面电视屏幕，看到了麦当娜表演的重播。你将会怎样，宝贝儿，当聚光灯暗下来，早上的阳光发现了你哭红的眼睛？来看看这个苍老的麦当娜，谁将会温柔地给你沏上一杯茉莉花茶，并安静地回答那些从你炙热的生命灰烬中挣扎出的、不成熟的问题。“我明白，亲爱的，我明白。”但是现在，在钻石般成功的光辉中，你穿着紧身迷你裙跳舞唱歌，闪亮的项链彼此碰撞叮当作响……某一天也许你的那些英俊的花花公子小哥，将会发现一种更接地气的生活目标，而你会发现一个更为充实的人生……第一次放下架子去超市购物并不容易。

我四处闲逛，继续找人闲聊。在视线的角落，我瞥见大屏幕上的德国摇滚明星乌多·林登伯格。我把下巴放在膝盖上，想着德国，想着我在那儿买的那条降落伞裙。我听到乌多用浓重的口音读了一段非常有政治性的陈述，在内心默默为他喝彩。是的，他说，为饥饿的人举办一场演唱会很好，但真正的问题是，与饥饿和饥荒密不可分的是武器装备、不公平的财富分配，以及之类的话。

尽管他的演讲有一点左翼，并且对我来说有些傲慢，但我仍然很高兴听到，并且乐意看到我与我的朋友及同胞，还能有些共同之处。事实上，我就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我是这么想的。它没有让我不快乐，却让我感到孤独。当乌多结束演讲，我情不自禁地大声鼓掌。我是我自己国家的陌生人，一直指望着在不出卖灵魂的前提下，让自己感到舒服。

今天，我只想好好享受快乐。不久之后的某天，我将有个唱片合约，我将做一张漂亮的专辑，它情感强烈且富于旋律，令人兴奋，里面有三首我自己的歌。封面是我的一张非常棒的照片，灰色的跑鞋，还有别的一切。你打开它的时候，会看到附赠的一张我的大照片。照片中，我穿着从诺德斯特龙商店买来的黑绸缎晚礼服，左胸上覆盖着埃及式亮片，左肩的紫色鸵鸟羽毛至少有一英尺长。晚礼服没有右肩，只有我那条晒成棕黄色的瘦胳膊屈着手肘，手掌冲着摄像机，像只大鸟一样翻转着奔向美国各大唱片公司。

是时候回排练车了。但兴奋仍在增加。里奇已经到了，还有帕蒂·拉贝尔。她的出现像道电流，迅速占领了整个房间。哈里和朱莉·贝拉方特从大西洋城赶来。哈里还和五十年代一样帅，那时他们不让他和佩屈拉·克拉克在屏幕上牵手。我被告知节目安排改了，我将和克里西·海特一起演唱。好的，我想，考虑着克里西·海特是谁，并想着麦当娜那儿发生了什么。克里西·海特人不错，但有些紧张（“麦当娜不能来，所以你得带上我了”），所以我和她多聊了会儿，那时候排练车已经满了。杜兰杜兰乐队回来了，彼得·亚罗走过来抓住我的手，然后只是不停地摇头，我猜是因为他还没想好该对我说些什么。他是个好人。自1960年一起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演唱，我就认识他了。现在，他头顶上一根头发都没了。我想到《神龙帕夫》就笑了，然后给了他一个拥抱。我不记得他和我说过一句话。

“迈阿密风云”先生不见踪影。保罗和玛丽没来。其他一些电影演员以及帕蒂·拉贝尔的密友梅丽莎·曼彻斯特也没有出现。我们开始了我们这些“底层人”（ragtag）的排练，听起来简直是以前一起在帐篷里的日子的重现。我们仿佛站在高翔的鸟儿的翅膀上，唱得棒极了。而我们的合唱指挥显得惊慌失措，正在确认每个人是否都是来参加表演的，如果不是就请离开房间。帕蒂·拉贝尔的那一大群孩子以及几个随从极不情愿地被带到了隔壁房间，孩子们站到门口，仍瞪大着眼睛看着我们。雪儿（Cher）的尖头从门缝里露了出来，她穿过我们的派对走到沙发那边。和我一样，她也有印度手绣。

小小的排练车就像装满钻石的钱包，切割的和尚未切割的，打磨好的和未加工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唱歌。我们唱歌是因为快乐。我们真的爱唱歌。帕蒂·拉贝尔兴奋坏了，对着每个人唱。费城是她的家乡，“义助非洲”演唱会对她现在的复出没有一丁点损害。她数次唱到高音G调，使我们的脑袋眩晕，但这仍然不及她即将在舞台上的装扮——她穿着黑白礼服，黑白色波尔卡舞鞋，头上有一些翅膀形状的新玩意儿，像一顶两边插着带褶皱的鲨鱼鳍的头盔，鱼鳍在不同的方向扇动着，上面全是圆点花纹。一想到整个头盔竟是她的头发，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差一点就想摸一下其中一个鱼鳍，但我害怕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她会回来砍掉我的手指。她的手指甲有足足一英寸长，和面团一样白。但是，好家伙，她能唱。我告诉她我愿意在舞台上挨着她站，然后才意识到那个位置已经专门留给了梅丽莎，所以我就不说了，但帕蒂很亲切且很好说话。确实，她给了我一整边的地方，帕蒂·拉贝尔那边的空间也很宽敞。

我们至少把歌重复唱了十遍，都快发疯了，像一群参加橄榄球总决赛的孩子。肯大喊着新的指示。现在我们所有人必须去演员休息室，休息二十分钟后才上台。我们闲谈着，四处溜达着，准备开始……我在后台听到迪伦的声音。他和滚石乐队的两名成员在舞台上。但直到两周后，我才在录像带上看到他们的表演：他们三个看起来像是在老式的文森特·普莱斯[7]电影中扮演亡灵的临时演员。梅丽莎和我一边聊，一边往演员休息室走。她一只手的中指上戴着银色戒指。戒指上有一条链子连接着她手腕上的手镯。这是我第一次见识所谓“被束缚的手指”，我很欣赏这个新发明。她告诉我她现在的生活很不一样，现在她和街头帮派混在一起。

我们乖乖地待在演员休息室，被电视台记者摄像机的强烈光线照着。我们彼此聊着天，尝试在屏幕上看起来自然一些。迪伦正在演唱。但他的表演很快就要结束，我意识到我和梅丽莎一定是迷路了。我们快速穿过拥挤的人群，绝望地寻找我们组的其他人，但目力所及之处一个也没发现。

我跑向一个保安，问他是否在别的地方有另外一个演员休息室，但他也不知道。梅丽莎和我就像在送别的夜晚，找不到火炉来尽情歌唱的两个露营者。我抓着她的胳膊，开始奔跑着寻找通往台上的入口，可这就像个噩梦，我俩不知道它在哪里。我的一只手仍然拉着梅丽莎的胳膊，一只手抓住另外一个保安，对他说：“请带我们到台上去。”虽然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但他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于是我们飞快地跑起来，我的勺子项链叮当作响，她的发卷也在晃动；我们仍然紧握着手。我们及时到达楼梯顶，看见银河里所有的星星从帘子隔开的地方朝着台下倾泻，看起来就像一群马戏团更衣室里因为走散而发狂的孩子。我和梅丽莎最后开着玩笑，尽力寻找着克里西。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善良的小小露营者，总是尝试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执行命令，直到意识到那命令本身就是错误的。

终于，我们在幕布后面集合，那里非常混乱。我在音响设备中寻找着应该为我们准备的“红色麦克风”，但没有找到。

迪伦正要演唱《在风中飘荡》的最后一节。我听到肯·克拉根说：“当鲍勃快要结束《在风中飘荡》的时候，莱昂内尔将会在后面的幕布里出现，然后搂着鲍勃的肩膀说，‘鲍勃，我们今晚在这儿还有一些你的朋友’，然后幕布就会打开，我们就出场了！”我大声地笑了出来。迪伦会讨厌这样的安排的。他不能忍受任何在他背后搞的什么惊喜。

我们笑着拥抱着，等待着这个伟大的时刻。我找不到克里西。我时不时地看向那些明星，寻找我的演唱搭档。迪伦结束了他的演唱。我找到克里西并抓住她的胳膊。幕布打开。带着笑容的迪伦挨着莱昂内尔，看起来既困惑又瘦小。熟悉的旋律开始，我疯狂地寻找“红色麦克风”。莱昂内尔开始唱歌，观众们大声尖叫。明星们在整个舞台上分散开来。现在轮到哈里演唱了，但是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他一定是在大西洋城把嗓子唱哑了，我想。然后我最后一次扫过舞台寻找红色麦克风，但是仍然没有找到。很快就轮到我们演唱了，我拉着克里西，她非常平静，在整个演出中显得非常愉悦。贝拉方特的麦克风是用起来最保险的，因为它是最后一个打开的。我们能听到他那轻柔、沙哑的声音。他站在最后一排，就在我们进场的那个主入口的前面，所以我拉着克里西，从哈里背后走了上去，就像一只寻求注意的小狗从他的胳膊下钻过去。他那好看的眉毛因为吃惊而轻微地挑动了一下，但我只能简单地说声“不好意思”，因为很快就轮到我们演唱了。我用手抓住一个麦克风，克里西紧紧抓住另一个，我们用尽全力地演唱。

不幸的是，舞台设计师们有另一套指示——可能我们应该在红色麦克风那里——我们只得听命，可是麦克风刚起头的几个音符竟然没有声音，后来就有声音了，而且听起来很不错。我尽量把麦克风朝向克里西，因为我知道我有独占麦克风的习惯，然后希娜出现在我们的左边。在我们刚刚完成自己的小小贡献后，希娜便凶猛地拿过麦克风，侧身背对我们。两行极好的歌词却让她感到挫败，因为那不像唱出来的，倒像是女主持人说出来的。好吧，不仅仅是她的挫败。她拿麦克风的方式像是发现了什么家族传家宝，原本的三重唱唱成了她的独唱。我尴尬地朝向够不到的麦克风，克里西更是完全够不到。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们正在举行一个欢乐的歌唱盛宴，观众们陷入了疯狂。

我茫然地认为自己应该去找帕蒂·拉贝尔，只是为了和她的声音一起飞会儿。但我意识到台上的那些明星也都在拼命靠近麦克风，我感觉这根本不像是一场公平的竞争。所以我转过身走向第一排，走进舞台的人群中。我撞上了彼得、保罗与玛丽组合。彼得在喧闹声中大声喊着，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们挽着胳膊，但是我摇头拒绝并感谢他。然后我穿过队列到达第二排。杜兰杜兰在那里。我走过去站在约翰·泰勒旁边，他是那么光彩夺目，他让我舒适地依偎在他的臂膀里，然后我们站着，与之前提到的站在舞台最后面的那四十个小孩子一起纵情歌唱。

我非常高兴。事实上，我真的能一整晚都待在那里。我们能听到帕蒂和狄翁的声音、梅丽莎和莱昂内尔的声音，以及剩下的声音大杂烩。莱昂内尔向我们挥手示意收声，让观众们自己唱。接着，除了帕蒂和狄翁外，每个人都不唱了。我听着这些兴奋的、被晒伤的、汗水浸湿的观众的歌声，心里想着今天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未来它又将继续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又该轮到我们演唱了，所有人都在拥抱、亲吻、歌唱和跳舞，即便演唱已经结束。所有的明星都成了普通人，所有的普通人都成了明星。这一天也结束了。

我拥抱约翰·泰勒，走向舞台左边，和每一个人击掌，咧嘴大笑并且拥抱。鼓声再次响起来，我们再一次开始合唱。我跑向米克·贾格尔，他正伴随着鼓声调皮地跳着性感的蛇舞，我和他跳了一分钟。记者们的相机突然出现，我担心他会觉得我跟着他跳很烦，但和他跳舞真的很有意思，我跟他跳着，直到他扭着蛇步走进人群。我发现了蒂娜，就在她后面跟上去，用我的胳膊搂住她那穿着皮革衣服的身体。她顺着肩膀看过来，表情紧张，看到是我，才放松地大笑，大声说：“啊哈！”接着我拥抱了她，她也把头倚在我的肩膀上。我俩就这样整整唱了一首歌，诉唱着和谐的旋律直达明月。唱完后，她纵情大笑起来，我松开了胳膊。她从头到脚完全沉浸其中，热到快沸腾。如果你打开水管浇她，她一定会发出滋滋作响的声音。她假发上的两绺头发贴在了她湿透的胸部，我想帮她弄出来，但不想让她尴尬，好吧，有个人走过来护送她下台。我的演唱会经纪人和朋友彼得·格罗斯莱特突然出现，带我悄悄溜走，走到那些筋疲力竭、满身灰尘、正努力工作的舞台工作人员和保安中间，接着穿过他们，走到满是名人、经纪人、大人物、小人物、迷妹、摄像师和记者的后台。到处都是表演者在掩护下跑掉。

彼得已经在巴士上给我留了个座位，蒂娜、蒂娜的经纪人罗杰以及他们的家属们已经坐在上面。我们挤在一起，之后切维·蔡斯上来了，再后来是肯尼·罗金斯。我们坐在车里喝着温啤酒，开着玩笑，不停狂笑。蒂娜穿着一件薄薄的、带数字图案的白色折边衣服，看起来不像礼服，更像是睡衣。每次笑的时候，她右边的肩带都要掉下来，然后费力往回拉，但总是拉不上去。我觉得她没穿内裤。是什么让你变得这么单纯，特纳小姐？我模仿她那刺耳的说话声，讲故事让她笑，看着她那绝美的棕色脸庞和在后台安全灯的发射光中闪耀的完美牙齿。

“迈阿密风云”约翰胳膊里抱着他的孩子，从我们的车前跑过，一群兴奋的影迷就像彗星的尾巴那样跟随着他。我喝完了也不知是谁的温啤酒，然后把头靠在罗杰的肩膀上，合上眼睛。我回想起蒂娜胸口的两绺头发，还有像小公路图一样的头发贴在那个长得像基督的年轻人的脸上，那个来自爱尔兰U2乐队的歌手。

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已经是演唱会后的一个半月。我仍然有那时的感觉，那个时刻以及娱乐产业的人们的行动，决定了所有人分享的“义助非洲”演唱会这一天，只是一次性的。我希望，那个辉煌的7月13日马戏团里的歌手和舞者们，将会一次又一次地去分享，而非总是期待大帐篷出现。我请求人们能将自己政治化，毕竟他们愿意分享一点便足够了。也许我总是要求太多。

注释

[1] 该组织由维纳·埃哈德（1935— ）创办于1971年，他也是“饥饿计划”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2] 贝兹对她当时在巡演中的地位的自嘲。

[3] 二十世纪七十年在美国上映，杰克·尼科尔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小立志成为钢琴演奏家，二十年后却放弃音乐成了一名石油工人。

[4] 奥兹·奥斯本（1948— ），英国摇滚歌手，黑色安息日乐队主唱，有“重金属教父”之称。

[5] 冒险电影系列《夺宝奇兵》的主角。

[6] 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主角。

[7] 文森特·普莱斯（1911—1993），美国演员，以恐怖电影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