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坐在池塘尽头的树荫里。我爸爸站在池塘边的太阳下。我面向父亲，一只脚在水里晃荡。他们十年前就分居了，现在的关系相比之前可好太多了（在我看来）。我听他大声说着关于外面世界的想法，思考起他的一生。
他现在生活在一片沼泽地里，那是一个生态保护区，周围全是用水、泥土和坚韧的盐碱地水草建造的臭烘烘的小房子。通往他前门的唯一方式是一条长长的、历经风吹雨打的木板路。来找他的都是他的朋友。而他的其他朋友则从世界各地飞过来拜访他：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们、鸭子们、大蓝鹭、雪白的白鹭、白羽鹬以及普通拟八哥。普通拟八哥会发出凄凉的叫声，他说，最开始听到这声音总会令他感到悲伤。
一只青蛙从池塘的边缘跳下，熟练地游到池底。
我父亲曾为X光显微镜学做了很多起步性工作，他是X光全息术的先驱之一，曾在斯坦福、哈佛以及英国白金汉郡的开放大学执教。后来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格达的工作，使他开始了对不发达国家科学教育的深度参与。他主持的委员会以及参与制作的科学教育电影，轻轻松松就能写满一张纸。除了西班牙语和英语，他又学习了法语。他到世界各地参加演讲和主持会议，对于他认为的现如今最重要的问题——人口（population）、贫穷（poverty）、污染（pollution）和核武器扩散（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发展出了自己的相关理论。二十年之后，他用四个“C”来理解和解决四个“P”：好奇心（curiosity）、创造力（creativity）、技能（competence）和同情心（compassion）。在今天，在池塘边，他说，可能没有时间去补救人类对地球的伤害了。
他谈到了“快爆炸”（the fast bang）和“慢爆炸”（the slow bang）。“快爆炸”是大屠杀、最终的垮台和第三次世界大战。“慢爆炸”是由地球居民的贪婪和无知造成的地球资源的稳步消耗。他认为“慢爆炸”更具威胁性，或者说它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了。而“快爆炸”虽然是可以避免的，但机会也越发渺茫。随着新的想法在他的头脑中形成和发展，我父亲额头上的纹路加深，皮肤起皱，眼袋突出。在不安的一刻，他的肩膀突然变得特别窄小且浑圆，外表一蹶不振。他说话的时候用胳膊抱着肩膀。看到他向来所具的开朗眼下已经荡然无存，这让我感到生气。之后，他不会记起自己曾用过的一个词：绝望。
太阳继续在我父亲的脸上跳跃。
眼下，我想起罗纳德·里根，他和我的父亲一样年纪，在很多方面很像，在精神上都很年轻、开朗，身体保养得很好并且乐观。除了这些，我只能找到显著的差别。
总统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关心我和我父亲之前提到的世界顽疾。他对任何关于美国可能要对这些疾病负责的担忧，有种十分特别的免疫力，就像他不喜欢任何超出他自己的好人与坏人定义的麻烦思考，也不喜欢让自己变得沮丧。看他那副令人愉悦的、装模作样的举止，当然更喜欢基辛格和柯克帕特里克的恐怖效率。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也卷入了同样黑暗血腥的行动之中，一切都在同样的大背景下，打着万能胶般适用的反共旗帜进行。他认为上帝站在他这边，他做的事绝不可能是错的。
激起我好奇心的是，这个男人和他的追随者们，怎么能够抹除掉像我父亲这样的人。父亲抗议对亚马孙森林的肆意践踏、对我们河流的污染、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消耗、对孩子们呼吸的空气的毒害。像父亲这样的人，竟被定义为一个振腕高呼的灾难预言者、抑郁症患者和悲观的自由主义分子。
看着父亲睿智的脸庞，我为那些学者、那些有良知的男女在美国社会中遭到的贬低感到惊骇。对四个“P”的抗议并未推动当下势潮向着光辉的新爱国主义发展，无论这种爱国主义是什么。
父亲并不知道我正在悄悄地将他俩做比较：这个帅气的矮个儿墨西哥科学家仍在参加贵格派祷告会，带着全球化思维，关注全人类的进步；那个魁梧的牛仔会读路易斯·拉穆尔[1]的书，看电影《第一滴血》，并认为比勒陀利亚已经没有了种族隔离制度。尽管父亲可能会因我的想法感到高兴，但他可比我好多了，他不会陶醉其中。此刻，他正在忙于寻找我们谈话的灰烬中的一点光，他说话的时候不断微笑并且频频点头，他那一排齐整的牙齿就像萨帕塔沼泽（Zapata）中的任何闪闪发光的事物一样，他的眼中闪烁着无法平息的乐观主义。他用感叹大自然的积极力量，总结出一个充满希望的念头：“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这片水草盐碱地。”
你应该住在村子的中心，爸爸，在那里接受所有居民的敬仰。我应该和他们一起，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为你奉上一块色彩明亮的毯子、一杯茶和一些你在我出生时送给我的王冠珠宝。喝完茶之后，我会告诉你我从你那里学到了多少，然后我们一起为那个牛仔的灵魂做一个小小的祈祷。
注释
[1] 路易斯·拉穆尔（1908—1988），美国小说家，作品以西部小说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