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六个星期的巡回演唱。威斯康星州，麦迪逊。我们的厢式货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但我不是特别激动，当时我和巡演经理玛丽，还有伴奏塞萨尔在一起。我们从芝加哥一路开了三个小时。在芝加哥，我们住在加拿大四季酒店。酒店经理的助手出于善意，给我们安排了一个高雅的淡蓝色套房，在房间里可以眺望远处的湖泊和教堂，如同拥有小鸟的视线，我们能看到布满云朵的天空。这个套房要五百美元一晚，我得支付一百一十美元，不然只能住进大厅朴素的单人间。我们用前一天晚上演唱会上的鲜花装饰房间：粉色郁金香、一篮水仙花、亮粉色杜鹃花，还有一捧由各种鲜花组成的花束，它被放在入口的桌子上，旁边是我那只毛绒鸭（桌子上还有我妈妈写的一张系着蓝丝带的黑色卡片，上面的图案是扬·勃鲁盖尔的画）。我决定把这个房间变成我的家，而不仅仅是“落脚点”。一个落脚点意味着没有鲜花、景色，只有难看的装饰、塑料水杯、狭小的卫生间，也没有足够的地方进行锻炼。
我们到达芝加哥的当晚，我略做祷告，感恩能够拥有这样的房间，然后洗了一个澡，把一些衣服挂起来。然后用我的小索尼播放器放了一些“空间音乐”（Space Music），用瑜伽里的半莲花姿势盘腿坐下，回忆当天发生的事，并且为明天理顺我的头脑。静坐几分钟后，我的身体自动地开始瑜伽练习，这样的练习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一般要持续十五到四十分钟。我进入冥想和祈祷状态，沉静且专注于小小的感激、小小的请求。我再次打开与自己的沟通，试图发现我此世的目的。
任何冥想都是如此，有时平静，有时慌张。我回忆起我去过的地方。我在纽约开过两场演唱会，在波士顿交响乐厅开了一场。我看到我儿子出去跳舞直到凌晨三点才回来，第二天又去公园玩飞盘。我在波士顿遇到我那可爱的父亲，他刚从印度回来，正在阅读《薄伽梵歌》。我在演唱会闭幕时唱的那首《让我们打破我们脚下的枷锁》，让他很受感动。他对我说：“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亲爱的。”他的意思是，我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呼吁意义重大。我灵魂的外层是对儿子和父亲的爱与感恩，对他们的回忆使我泪流满面：加布穿着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的彩色T恤，在演唱会结束后的晚餐上随意坐下；而我那有着灰色浓密头发和黝黑脸庞的父亲，在波士顿待了两个晚上，我俩谈论着我们该如何共同成长……
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举办演唱会的那天，雪花从灰之又灰的天空飘落。上午十点半，我和玛丽在喝咖啡，没想到HBO电视台放着贾森·罗巴兹的电影，那是一个关于即将去世的爷爷和他女儿以及外孙的故事。然后骑自行车锻炼，做了很多拉伸动作，洗了澡，做了一个长音练习，然后点了一个汉堡与玛丽分着吃，最后又给吉他重新装弦。我为了弹吉他而粘的三个假指甲掉了一个，就去酒店里的漂亮沙龙把指甲粘上。玛丽没在意我的着装：一条黑色绸缎短裙，黑色帽子，显眼的圣罗兰围巾，红色牛仔靴。我随身携带的包里装了苹果、燕麦卷、化妆品、录音磁带、备用吉他弦、备用袜子、一本关于中美洲的书、一本平装版的莫泊桑短篇小说原著、一本很小的法语词典、耳套和巧克力。
下午一点半，汽车开来接我们。塞萨尔感冒了。除了这个，在麦迪逊的旅程一切顺利。我们四点半到达剧院大厅，并没有人出来迎接，所以我们自己跟着指示牌走到更衣室，走到老剧院下面的走廊。玛丽放下衣服和包；我放下吉他，坐在箱子上，拿出一份《时尚》杂志，找拉夫·劳伦和CK的广告。组织者找到我们，把我安顿在我十八个月前就待过的那个更衣室，不过我对此并没有印象。舞台的工作人员都很好且乐于帮助我们，周围的声音很好听，气氛让人感觉舒适。那边是我的道具，吉他支架，一个麦克风给我演唱，一个麦克风给吉他。钢琴前面也有麦克风。我有两块显示屏，塞萨尔有一块。因为有一个不错的大厅和一群聪明的调音师，我们十五分钟就检查好了音响设备。我走到前舞台接受当地媒体的现场采访。我十分配合地回答他们。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采访。
主持人的介绍使我受宠若惊，都是关于我六十年代反对越南战争以及用音乐呼吁人道主义的事迹。主持人最后讲述了我最近的一次政治活动，就是我去拜访那些失去孩子的阿根廷母亲并且将她们的困境公之于众的事（一个四年前的老故事了）。
生活在六十年代的感觉不错，但我也乐意不去想它们，而是集中注意力去找到某种方法让人们面对八十年代的现实。事实上，我在过去的七八年里仍然在尽力演出，演唱了很多歌曲，只不过大部分是在欧洲罢了。
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在欧洲？
因为在那里我有很多观众，而且，简单地说，我确实是被他们宠坏了。现在是时候回家并且认真投入我在美国的工作了。
我儿子对我的过去怎么看？
现在，我的历史已经变成了他的历史。事实上，最近一次，他曾告诉我，我出现在了他的历史课本上。我则对他说，我希望自己能够被公正地描述。
在我所有的成就中，哪一项是最值得骄傲的？
我的儿子。
我朝着学生报社的两个人走去。有个男的在非常认真地做笔记。麦迪逊城是个大的避难所，他这样告诉我。我很高兴。他的报纸直言不讳地反对七十年代的那场战争。这我倒是没听说过。我们谈论希望和乐观，谈论摇摆不定的事态，谈论新爱国主义，谈论“那场运动”。我告诉他，“乐观”这个词语是在危险和不稳定的世界里扭曲现实用的，“希望”这个词语则听起来更加温和与长远。我敢说，目前的局势是摇摆不定的，并且仍在摇摆，因此除了去适应这种局势之下的冲击波和震荡，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提到“新爱国主义”——这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创造并不断被激发的、对于损害国家荣耀行为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我告诉他，我喜欢“在运动中”（in movement）这个表达，它描述了如何持续地反对武器、核武器，还有那些关注压迫、饥饿、折磨和一切战争的个人和组织。当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能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时候，定义“一场运动”是多么困难。在八十年代，只有采用一些新的、有创造力的方式，才能让年轻人远离以工作为导向的算计型生活，转而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大厅很大很旧很可爱，我忍不住想，两个半小时后——表演开始时，这里的棕色天鹅绒座位能有多少被观众填满。我走到后台，大口嚼着生菜和酱汁，这些食品都是我在合同里要求的。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情绪完全取决于我能否感受到自己的人生是有目的和意义的。如果大厅坐满了人并且气氛十分热烈，当然，我便会更容易地感到自信和被需要。如果只有三分之二的观众，我的工作就会变得很难。
今晚的情况介于这两者之间。我在上舞台前完全没有紧张或害怕。我茫然地思索谁会在舞台下观看我的演出，最后意识到自己最好还是只和自己对话。很多年前我就习惯了在演出前留出一段安静沉思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尽量减少自己的自我。我怕我不能达到合同上的要求，为了战胜恐惧的情绪，我便安静地坐下请求指引，希望在上帝的安排下，我在舞台上的时间可以让人类变得更好。现在的我虽然在进行同样的仪式，但环境不同。我现在必须提醒自己，我很重要，而且我天生拥有美妙嗓音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提醒自己，坐在大厅里的每一位观众都很重要，我的工作就是去感动他们，给他们最大程度的温柔与关爱。我的工作是唱出我的心声，把今天当作我在世上的最后一场演唱会，毕竟这也不是不可能。观众在离开大厅的时候一定要大笑、大哭、歌唱，或者在内心找到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消除了内心的某些疑虑。
之后，在麦迪逊城，我吃了一盘生西蓝花蘸酱。现在，我已欣然接受了自己和观众。这些棕色天鹅绒座位，管它空不空呢。玛丽走过来，递给我一罐啤酒，我接受了，我们现在决定不换舞台装了。相反，我会穿着我现在穿的衣服：一条灯芯绒短裙，格子衬衣，红靴子，还有亮红色的皮领带。我很高兴。观众里的年轻人比通常情况下要多，我期待着他们的不拘礼节。
晚上将近八点钟，我焦虑地走了出去，准备开始表演。大厅里传来一阵令人愉悦的嗡嗡声。我认为观众会对我的表演有热烈的反响，我将拥有一段美好的时光。
八点十分，塞萨尔和我开始表演。第一排观众就在我的脚下，看到这些年轻的面孔，我备感精神。分配座位的员工十分忙乱，因为两个年轻女孩被两个狂热的歌迷抢占了座位，他们很明显没有坐在他们原本该坐的位置上。我喜欢一点小插曲，我和前面两排的观众逗趣打闹，希望座位的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但是并没有，而且我看到工作人员仍然没有停止查票，所以我邀请这两位年轻的女人上台。她们很激动，工作人员愣得说不出话，观众倒是很高兴。我对塞萨尔点头，然后我们开始表演。第一首歌是《请到波士顿来》，唱第二段的时候，我们用“麦迪逊”代替了“丹佛”。
这些家伙都是谁？我很好奇。今天的演出对我来说可真是个突破。整个大厅超过八成的座位都坐满了，而且还有一群激情四射的歌迷站在舞台下。他们对我的第一首歌曲反响很热烈，接着我便停下来稍微和观众们聊了一会儿，我说，这是我开演唱会的第二十六个年头，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会用老歌和新歌带大家穿越回到那个曾经的年代。我告诉他们，今晚我会让他们忘掉这个世界上的烦恼，也会让他们铭记生活中美好的那一面。他们大笑起来。他们希望我停止讲话开始演唱，我便唱了《别了，安吉丽娜》。这些观众并不是特别聪明。他们的反应不是很快，但他们也绝不愚蠢。我对他们没有任何隐藏，只因为这里不是纽约。唱完《别了，安吉丽娜》后，我又唱了一首歌，歌词引用艾玛·拉扎勒斯[1]关于自由女神像的诗和《圣经》里的句子。这首歌也是《死刑台的旋律》这部电影里的配乐。我把这首歌献给来自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难民，献给“避难所运动”，献给那些为难民提供庇护、食物、衣服并且帮助他们避难，直到他们当中愿意返乡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如此）能够安全回家的教会和人民。
把你的疲惫和贫穷给我，
你们团结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
热闹的海岸将你们无情拒绝，
将无家可归的人们，风暴般丢给我吧。
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心灵纯洁的人是有福的，
仁慈的人是有福的，
哀悼的人是有福的。
忍痛离开祖先，
和家人朋友说再见是艰难的。
父母哭泣，
孩子不能理解。
但哪里有应许之地
勇者就会前去，其他人则跟随。人的灵魂之美
在于尝试梦想的意志。
所以人们穿越海洋
来到和平与希望之地，
但没人听到一个声音或看到一张脸
因为他们在岸边跌跌撞撞，
也没人听到这样的回响，
“我在金色大门口高举我的明灯”。
我感受到了观众们的期待。他们对那些有意义的事情有着强烈的渴望。所以我又唱了菲尔·奥克斯[2]的《为了未来》，一首表达怜悯之情的六十年代老歌。场下的反应告诉我，观众里面有很多老一代的人。第一排观众那势不可当的激情让我根本看不到后面的观众，所以我也不清楚都有谁在台下观看。不过没关系。我说着笑话，讲着故事，让观众大笑，然后为年轻人演唱了《八十年代的孩子》：
我们是八十年代的孩子但难道我们没有长大吗？
我们像莲花一样柔软又像石头一样坚硬，
我们在公园里天真烂漫……
我们喜爱六十年代的音乐
我们认为那个年代一定很酷，
有滚石、披头士，还有大门乐队，
有“花儿”、伍德斯托克，还有战争，
肮脏的丑闻、包庇，以及其他东西，
啊，不过想欺骗我们会变得越来越难，
我们不关心迪伦是否追随了耶稣。
吉米·亨德里克斯接替了他。
我们知道詹尼斯·乔普林曾经是红玫瑰，
我们还知道世界就是这样，
她怀抱着所有一切，
我们毫不惊慌……
我们是八十年代的孩子……
那个夜晚发展出自己的旋律。我什么都没做，只是唱歌和聊天。我对于麦迪逊城的记忆就是棕色天鹅绒的座位、两个女人在台上观看演出，还有前排满满的年轻歌迷。
我过分沉溺于过去五年我所写的东西，不过它们应该都是真实的。我写的《好莱坞大道上的莫斯科》，是关于娜塔莎和沃洛佳的故事。他们是两个俄罗斯小孩，在他们短暂的生命中，一直在为参加奥运会做准备。当他们得知奥运会将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时候，他们的梦想破灭了。我唱歌的时候能见到娜塔莎。当然了，我给她化过妆。她长得很像纳迪亚·科马内奇[3]，只是头发是金色的，也没那么瘦。沃洛佳比娜塔莎高一点，头发是直的。我总是看到他们一边排队买热狗，一边指着T恤、小红旗和巴黎小古玩用俄语小声交谈。我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黑暗的神秘之地，那里有辉煌的财富、天赋、智慧、幽默和尖锐批判，它们不断地游走在地下网络之中，避开克格勃的控制。我想知道如果那片大陆不是那样多彩、充满艺术和华美，如果中央政治局崩溃，阳光照进洞穴，苏联会怎样。这天晚上唱歌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那些苏联移民朋友，他们虽然站在里根、珍妮·柯克帕特里克[4]、尼克松、基辛格和匈人王阿提拉的一边，但他们是我见过的最为勇敢的人，我爱他们。虽然我厌恶他们对我的傲慢态度，因为这让我想到了萨尔瓦多人民所受到的摧残以及苏联的野蛮扩张。
这些是我唱歌的工具，一个装水的玻璃杯，一张皱巴巴的黄色纸片，上面是我潦草写下的歌曲。多么熟悉。多么简单。我喝了一小口水，然后介绍《太阳的勇士》，这首歌是几年前我听马丁·路德·金演讲的磁带时脑海里浮现出的东西。我告诉观众们，这首歌是为了鼓励八十年代那些泄气沮丧的人——还有，顺便提一下，如果有什么人从来没有一丁点的泄气沮丧，那他一定是个十足的蠢货。他们听得很专注。我试着讲得明白些。我们谈论地球的生存，我认为目前人类的处境非常艰难。我批评美国时下处理一切事务的灵丹妙药，它叫作“自我感觉良好”，这是非常傲慢和肤浅的。我抨击里根政府的“盲目乐观”，我认为，这个世界正处在道德和精神腐朽的状态之下，濒临自我终结，因此这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去给人们灌输类似他们无敌于天下这样的乐观主义情绪，这是一个错误的感觉。但我仍然劝说他们不要放弃梦想和希望，不得不承认，我可能确实有点疯，可我一直在坚持我的理想，它值得我去努力。
我们是太阳的勇士。
我们战斗在从未胜利过的战后之战。
也许疯狂，
也许是最后的奔跑，
但是，我们是太阳的勇士。
演唱会悄然消逝着，我的白日梦也在悄然消逝。也许我确实是疯了，但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事实上，它很可能就是。我们是多么愚蠢，竟然认为自己可以使空气、水源和垃圾重新变得洁净，使那些濒临灭绝的生物恢复生命力。事实上，那种认为整个宇宙只有一个地球的观点，是多么自大！也许有一两个，也许有一两千个，它们围绕着天堂安静美好地旋转，因为那些星球上的生命形式没有进化成为人类这样贪婪的种族。我希望我能在这间屋子里，看得更远。
如果水源枯竭、大火弥漫的说法是真的，
八十年代的孩子会变成灰烬还是风华正茂？
如果我们不需要诺贝尔奖来警告我们即将到来的灾难
我们将会全部变成被太阳焚烧的战士。
我问观众想听哪些歌曲。观众异口同声地说《乔·希尔》《钻石与铁锈》《永远年轻》。还有些零星的声音说，想听一些更老的民谣以及一些我都已经忘记的歌，或者是那些只能带乐队演唱的歌。我演唱了《永远年轻》，我向大家介绍了一首我十六岁时从奥黛塔的唱片里学到的歌曲，我曾经为马丁·路德·金演唱过。十年后，我在河内的和平饭店的阳台上也演唱过，那时炸弹空袭还没有结束。我要向观众传达一些有关恐惧和信念的东西，并且用一种轻松的方式，表达什么是勇气。当我唱到“哦，自由”时，得到了观众空前的响应。这首歌的音飚得很高，但我是用真声唱的。有时候，比如今晚，我的灵魂也跟着飚了上去。
演唱会的上半场以一个有些蠢的总结和一首《飘逸黑面纱》结尾。在边弹吉他边演唱《飘逸黑面纱》的时候，我的手指在同一个地方连续两次弹错。这可真烦人。同样的和弦与指法在这首歌的结尾部分又出现了。当然，如果我集中精力，自然会搞定它的。但这时我正在带着大厅里的所有人走进我的心房，所以只能把这个小问题交给上帝处理了。这样一个对上帝特别的请求看起来是件小事。我的手指终于找到了正确的位置。歌曲结束，人们开心地使劲鼓掌，然后我走下舞台，品尝着我人生中第无数个中场休息。
1985年在麦迪逊城举办的这场演唱会规模中等。我还得飞去参加一些其他的大型演唱会，人多得从人群中穿过就得花上很长时间。其中一场就在佛蒙特州的蒙彼利埃。它也属于我这次巡回演出的一部分，在麦迪逊那场之前两周。一般来说，在同一个地方的第一场演唱会上，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和过去一样，前来观看的当地人还没有来往的邮差多，要么像蒙彼利埃那样。演唱会大厅放在了市民中心，那里只能容纳一千二百名观众。外面的天气特别寒冷，里面也不是很暖和。玛丽和我在大楼里徘徊，打算寻找一个舒适的地方作为我们的更衣室。我们在警察局找到了一个用来关押当地酗酒者的小房间，它附属于城里唯一的监狱。我并没有盛装出席，因为大楼里面太冷了。
演唱会一开始，观众很快就与我积极互动起来，这使我非常惊讶。我用玩笑和小故事开场，把所有能想到的东西都说出来。我每说完一句话，就迎来观众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我演唱的歌曲和其他演唱会上的是一样的，但我的感觉很新鲜。很快，在我走到舞台边缘准备下场的时候，玛丽正在那儿喜笑颜开呢，我也以拥抱她的方式来表达我的喜悦之情。当我返场的时候，我和台下的观众一起合唱《奇异恩典》。他们唱的声音如此大、如此美妙，我一度认为自己回到了1963年亚拉巴马州那个挤满人的小教堂。我的皮肤热得火辣辣疼，所以只能使注意力越过人群，集中在大厅最后的那道门上，这样我才能不集中去看小小的蒙彼利埃城的灵魂和她的人民的面孔。我记得《美丽的美国》中的那句歌词，它将人群形容成琥珀色的麦浪。这真的就是聚集起来的人群的样子。广阔田野上涌动的麦浪，在风中吹着口哨唱着歌。歌曲里面的每个字再一次变得生动、鲜活、有意义、有疗愈的能力，没有什么比那一刻的歌唱和团结更重要了。
注释
[1] 艾玛·拉扎勒斯（1849—1887），美国犹太裔女诗人、活动家，自由女神像青铜牌匾上的铭文即来自她的《新巨人》。
[2] 菲尔·奥克斯（1940—1976），美国抗议民谣歌手。
[3] 纳迪亚·科马内奇（1961— ），罗马尼亚著名女体操运动员。
[4]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1926—2006），美国外交官、政治学家，在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中扮演 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