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天，我和各种民谣、乡村音乐组合开了一系列演唱会，大多数是在大学里开的——拉德克利夫、三一学院、惠顿、耶鲁。礼堂能坐两百到五百人。11月5日，我在纽约市的九十二街Y[1]举办了第一场个人独唱音乐会，八百个座位几乎坐满。在本宁顿大学的音乐会之后，迈克尔和我把我们的高保真音响设备打包，放进一辆新科威尔车，离开了哈佛广场，离开了他的学校和我的音乐事业。我向曼尼解释，我们要去西海岸住一阵子，曼尼哭了。我极力抑制住眼泪不像洪水般倾泻，也因他对我的事业指手画脚感到厌烦。我们最后还是握手言和了，我唐突地提醒他，我还会回来开演唱会的，他也可以看看西海岸有什么适合我。我没告诉父母搬家的事，打算在搬家的中途给他们写信，给他们时间调整，接受事实：琼妮正式活在罪恶中了（父亲很担心这点），跟一个没有工作、辍学的大学生同居（我母亲和父亲都担心这点），还是靠琼妮赚的钱（除了我，所有人都担心这点）。
我的唱片正好在圣诞节发行，也就是迈克尔和我到达加利福尼亚当天。我惊讶地看到全国最畅销专辑的前一百名中，琼·贝兹位居第三。迈克尔则满眼偏见地看着，但是一句话也没说，因为我的音乐就是我们的黄油面包。
我们搬进了卡梅尔高地公路附近的一居室，位于加州卡梅尔市的正南方。迈克尔开始写书，我打扫屋子。我们养了很多狗和猫，通过迈克尔的一个哈佛校友，结交了一群非常独特的新朋友，他的这个校友接待并照顾着我们，其热情让我们很享受。威廉斯一家住在街正对角，有自己的孩子，还有六十年代早期和我们一般四处游荡的灵魂。据说，山上的老人唐·多纳和他的妻子罗莎·多纳是俄罗斯犹太移民，住在我们正上方的高地。唐试着教我做饭。我在小房间里安了违法的双头灶，我们称其为厨房。辛西娅·威廉斯是位母亲兼优秀的房产经纪人，她给迈克尔找了卖房子的工作。这些不可思议的新朋友接纳了我们这对年轻、另类的情侣，毫无疑问，我们的匮乏唤起了他们曾受过重创的脆弱、善良和慷慨。
我们的生活状况对我的音乐创作很是不利，但我别无选择。对于迈克尔，我有种《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的感受：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固执的男孩希斯克利夫冲向风暴，一阵雷鸣轰响，她清醒过来，眼睛睁得很大，回答这个问题：“你爱希斯克利夫吗？”她答道：“我就是希斯克利夫！”我们无法分开，也不能想象对方跟其他任何人在一起。迈克尔是我的诗人、我苦难的艺术家，才华还没被人发现。他会和唐·多纳打乒乓球，用法语谈论书和哲学。唐觉得他懒但让人开心。他会放着钢鼓音乐和我的巴西狂欢节唱片跳舞，他的眼睛闪亮，无人能比，我们经常做爱。不鄙视我的时候他仰慕我，对于我的不安全感，他很温柔，我做他的贞洁妓女大概有四年。
在高地的家中，我混乱的生活方式以及跟迈克尔在一起的决心，使我的社会政治良知和音乐变得模糊。他不太在乎任何社会行动，尤其当我牵涉进去时，他认为我对非暴力运动的执着是空想，不切实际。自从我认识他，我唯一参加过的公共行动是一场关于核裁军的峰会。那场峰会在波士顿竞技场举办，由争取稳健核政策全国委员会（SANE）赞助。那次，有人朝埃里希·弗洛姆[2]的脸扔了两个鸡蛋。
几乎刚安顿好在高地的家，我就去海岸边开演唱会了。那一整年，我都在家和演唱会之间来回奔波。夏天，我出了另一张专辑；秋末，我在纽约市政厅举办了期待已久的独唱音乐会。我还记得在《公告牌》或《综艺》上读到一则简报：“琼·贝兹 S. R. O.纽约市政厅”。我琢磨了半天S. R. O.是什么意思，后来我猜是“刚售罄”，因为情况确实如此。（后来我才知道是“只有站票”，意思差不多。）1961年，我大概举办了二十场音乐会，其实本来可以开两百场的，这是曼尼告诉我的。我赚了很多钱，有意思，我这么觉得，但很困惑。我其实可以赚更多钱，但我没兴趣。可口可乐开给我五万美元做广告（“所有美丽温柔的女士都来吧，喝可口可乐，这是最好喝的……！”）。我知道曼尼为了劝我都快崩溃了，但还是没答应，因为：“曼尼，”我说道，“我自己不喝可口可乐。”（1965年，我和披头士一起旅行时，有人把可乐贩卖机带进更衣室，因为他们不能去大厅里买，当时安检特别严格。这个机器被动过手脚，不需要硬币；只要摁一下按钮，就能得到一瓶免费汽水。那时，披头士的收入已是百万富翁的好几倍了，但在他们看来，他们依然是利物浦的工人阶级，无法摆脱喝免费饮料的兴奋。）
那年的下半年，迈克尔和我搬到大苏尔，我还是能隐约感到同样的身份困惑。我们以三十五美元的价格租了一座小木屋，包括一间卧室（还可以当客厅和餐厅）、一间小浴室、一个厨房，没有衣柜。我们养了四条狗和很多猫。一天下午，在蒙特雷，我们去买手电筒，却发现五金店店员关门吃午饭去了。绕过街角，我们看到了英国摩托车展示窗。最后，我们写了一张六千美元的支票，开着一辆银色的捷豹XKE回到大苏尔。我认真打扮时都会穿蓝色牛仔裤，不打扮时就穿奶奶式长裙，屋里乱得跟猪窝似的。我们有一套床单，脏了，我就用手洗干净，把它们挂在走廊的栏杆上，直到在太阳底下晒干，留下手搓过的痕迹。我们的房子没有电话，曼尼打电话来安排演唱会时，我得冒着雨或雨夹雪，踏着泥泞，在海雾中跑到楼下的传达室。我还会买炼乳，为了省钱，会兑上三分之二的水，同时也会毫不犹豫地给朋友买丝绸衬衫和汽车。当我母亲说：“天哪，宝贝，我们要给这个什么都有的姑娘买什么圣诞礼物呢？”我说：“要不买几套床单、枕套，再买个煎锅吧。”
在东部，我和勒斯特·弗拉特、厄尔·斯克鲁格斯一起开了演唱会，这两人是南方最有名气的蓝草音乐表演者。我们的合作史无前例，在由城市乡巴佬和大学知识分子组成的观众中，稍微引起了幽默的反应。弗拉特、斯克鲁格斯和我善良地将各自的观众做了对比，并把其归结于迅速扩张和转型的民谣界的一种现象。有记者说，我在给“郁闷的知识分子”唱歌。看到这则报道，我对曼尼说：“可我不是知识分子。”我只是一个叛逆、光着脚、反正统派的年轻女孩，几乎完全脱离商业音乐背景做事，并被称作反传统文化的女英雄。我是因这个广为人知的，无论我是否明白这个位置有多重要。
回家后，我的心理辅导增加了两倍，有时候一周四次开车去卡梅尔，为了缓解日渐增加的压力。我真是一个愿意牺牲自我的未婚妻子吗？给我的爱人织袜子，好让他用我的钱去造一艘船，这样我们就可以漂到一座无人小岛上？现在我才意识到，如果他要航海的话，我不会跟他一起去。
秋天了。某天晚上，有人把我们叫到外面。天空像一张色彩绚烂的毯子，由橘色渐变成赤红再到深红，高挂在我们头上，映照在像镜子一般的海面上。两艘小船彼此靠近，驶向地平线，我们上了邻居的船。海岸边，这天快结束时，我们罕见地彼此握手，燃烧的天空映照在彼此脸上，船似乎要合成一艘，停留了几分钟。
圣诞节到了，新年也到了。走廊上，我们看到鲸鱼向南游去，朝空中喷出壮丽的水柱。一种无可名状的决心在我的内心成形，伴随着片刻冷静，我告诉迈克尔，我需要待在美国开演唱会，如果他要去航海，我不会跟着上船。迈克尔见我愈加独立，对我管得越来越紧。我的医生建议迈克尔“做一下治疗”。迈克尔怒不可遏：有病的是我，不是他。
现在，我走在路上，已是个有名的“明星”，我已能掌控这个职业，不再有惧怕感了。每场演唱会我都会讲点道，在后台更衣室我被视为圣人，常常讲到非暴力主义和甘地。迈克尔陪着我时，我无法自由地讲道，甚至就不说了。
我们决定夏天去墨西哥旅行，我对这件事的恐惧，就像惧怕航海一样。如果你去墨西哥，你会因为吃到混合的顽固细菌而呕吐。七月，我们把行李装上XKE，一路南下。我唯一一次没对墨西哥充满畏惧，是我们待在海滩上时，那里距离阿卡普尔科最昂贵也最有本地风情的宾馆有二百码远。一块五一天，我们便可以拥有吊床、毯子、鲜虾、自制墨西哥玉米饼和管够的可口可乐。我看着那些虾从船上运来，进到锅里，看着玉米饼发酵，食物被煮熟，直到没有细菌能存活，我把它们都吃了，平静地喝了可乐（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喝一口）。但这趟旅行的其余时间就像在噩梦中，我瘦了很多。我还发现墨西哥的艺术圈和中上阶层知识分子都知道我的唱片。
回美国后，我病得很重。在一次在帐篷里举办的音乐会上，下着暴雨，我感觉天都要被雷声撕裂了。我希望被撕裂，一个穿着白袍的天使下来把我接走，用冷水洗我的前额，对我唱歌，哄我睡觉。我发烧了，胃部痉挛，好像是靠仅有的过敏神经活着。与此同时，我的第二张专辑发行了，比第一张做得更好，《时代》杂志决定以我为封面故事。在一阵阵眩晕中间，我为一张肖像油画摆姿势；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就是这种感觉。回家之后，我想结束《时代》杂志的采访，但最终进了医院，被诊断为营养不良和脱水，耳朵、鼻子、喉咙、肺部和胃部有大量病毒。护士走了，留我穿着病号服站在那里。称了称体重，102磅，记下，爬上床，用冰凉的被子把自己裹上，把肾形盆推到床下，让它消失不见。
迈克尔和所有人都被禁止探访，医生过来检查后，我惬意地独自待着，洗澡睡觉。床就是我一直渴望的长袍天使。迈克尔打电话到护士那儿，他的声音打破了我难以描绘的宁静，他紧张又焦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希望他死了。
感觉好点以后，我四处拜访别人。我遇到了一个优秀的小女孩，叫雷琳。她长着黑头发，黑眼睛，长睫毛，脸色苍白，经常冲我笑，好似我们前世是姐妹。她的肾病很严重，她母亲觉得她快死了。她的表现一点都不像小女孩，更像是有智慧的老女人。她告诉我，她听到医生悄悄地说她机会渺茫，说完耸耸肩，睡意蒙眬地眨眨眼睛，露出难以置信的笑容。她似乎什么都知道，显然并不怕死。（她并没有死，我和她以及她的家人一直保持朋友关系。最近她从别人那儿知道我的地址，还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我。她比以前更漂亮了，长发及腰，没化妆。当她的孩子正玩着加布早已遗忘的那堆乐高玩具时，我们谈论着婚姻、离婚和孩子，以及生活如何继续，她又耸肩、眨眼，露出和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的笑容……或者一百年前？）
某天，一位护士递给我一张奇怪的字条，告诉我这是个很奇怪的女孩给我的。她穿着牛仔短裤和T恤，头戴一顶奇怪的帽子。字条上询问是否可以给我洗车。我猜可能是一个歌迷。第二天，我又收到一张字条，而且护士说这个奇怪的女孩就在大厅。我说我乐意见她。
一个女孩闪进来了，年纪不大，小麦色皮肤，身轻如燕，衣服破旧，害羞，叛逆。她颧骨很高，鼻子很漂亮，一顶灰色矮圆形针织帽压住金发，穗状的头发正好挡住眼睛。偶尔，穗状头发后的眼睛会看我一眼，但她太害羞了，紧张地大笑，脸通红，她跟我讲故事，双手在空中挥动以掩饰她的不安。第一次见面时我捕捉到的信息是，她在家不开心，仰慕父亲，骑马，在沙滩上睡觉，偷牛排、厕纸和其他生活用品，她可以连续冲浪好几个小时不用停下来。她十七岁，名叫金姆。
她走后我感到说不出的轻松。迈克尔来了，挑衅般地把脚放到我床上，我几乎没什么感觉。两周后，我出院，并加入了治疗小组。我告诉所有人我怕失去迈克尔。我自己的话让我惊慌无力。我没有练吉他和唱歌。我哭泣，悄悄地、焦虑地看着迈克尔。我让自己处于这种状态，以至于令医院的所有治疗几近无用。
“民谣合唱会”的试播在罗切斯特摄制，曼尼希望我就在附近，以防美国广播公司让步，邀请因政治信仰被禁演的皮特·西格。我拿上行李，安心上路。母亲陪我一起去东部。
皮特·西格跟我不一样，他的音乐、生活方式、关注的社会问题和个性是融为一体的。我认为将民谣之父列入黑名单十分滑稽，我拒绝登台，除非他也被邀请。皮特和我一起在哈特福德演唱，我们在那里被参加过海外战争的退伍军人围着。不幸的是，我当时是坐着豪华加长型轿车到达现场的，老兵们冲到车窗前，对我们发怒、斥责、挥拳头，我觉得格格不入而且很尴尬。我下车了，试着跟他们聊天，但曼尼很害怕，催我去更衣室。那场表演之后，当地警察非要护送我回去，我表示拒绝（豪华加长轿车已经够招摇的了）。但是他们没理会我的抗议，一直用摩托车前后开道护送我，警笛声四起。这样的礼遇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尽管我知道警察们只是接到指示，为了确保我不会在市区受伤。
很偶然地，我遇到了前男友，他看起来好极了。他听我讲上一次见到他之后我混乱不堪的四年生活，还带我吃了晚餐，给我买了漂亮的金项链，上面挂着珠宝。
在旅行中途，我回到河滨车道福尔曼的家，坐在克拉克和梅丽的灰色沙发上，看着哈德孙河那边的SPRY[3]标志。尽管有点怪，我还是拿起梅丽的纸笔，坐下来给迈克尔写了封信。四年之后，除了可以把“再见”写满一页纸之外，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不过，我现在能想到的当时写下的内容，不过是“把狗关进狗舍，把猫放了，把这个那个费用付清，打扫房间，付好房租。我不会再回来了”，尽管我后面加了句，他的眼睛很漂亮，最初在一起的三个月多么美好之类。写完后，我感觉自己就像丝线一样轻。我还写了封信给金姆，应该也写到了她的眼睛。
我感觉好像被人用一根名叫“全新”的大木棍击中前额。我遇到送我项链的前男友，我们在冰天雪地的纽约走了大半天，想找个吃晚餐的地方，后来在21俱乐部停了下来。
晚上我们在他的公寓过夜。有时我会半夜挪到沙发上睡。突然换个男人，我有点接受不了。新胳膊，新大腿，新胸膛上的新胸毛。被人追求就像长时间干渴后从井里汲水。立即上床的感觉就像被人推进井里。我需要喘口气，便回到福尔曼的家，给金姆又写了封信。
很快，我和母亲待在伊利诺伊州香槟市的一家旅馆，我对着卫生间的镜子理了理头发，看到项链上的小宝石闪闪发亮，它衬得裙子的蕾丝那么漂亮。我任凭自己沉醉在这样的画面里。那些皮肤表层下面的肌肉长久以来打成愤怒的小结，现在像很多漂亮的小缎带解开自身。我甚至开始欣赏镜中那张严肃的棕色脸庞，如果我稍微倾斜，让阳光正好照进来，非常浪漫……当然，算不上漂亮，但“吸引人”，最近我常听到一个词“魅力超凡的”（charismatic）……有人在敲门。打开门，看到迈克尔那张病恹恹的脸。我对他的样子深感震惊，同时也因自己对他毫无感觉感到诧异。他说“我们得谈谈”，我回答“演唱会之后再说”，他又说“你的意思是那三千个你从未见过的人比我还重要？”，我简单答道“是的”。上舞台前，我突然感觉不舒服，不得不让更衣室里的人都出去，然后蜷缩在地上。妈妈和我都笑不出来了，我知道是因为见到迈克尔受到了刺激，而且一直止不住。演唱会结束的那个晚上，我去找迈克尔，在他的屋子里，我试着道别。他已经幡然悔悟，道歉，极力保证，摇头，他很疲惫，闻起来一股烟味；我穿着衬裙坐在床上，努力不让思绪飞出窗外，用手指摆弄着项链，心想：如果待久一点，对迈克尔的伤害会轻一点。
回到加利福尼亚的家，我已经没地方住了。我去了一家名为卡梅尔河的宾馆，他们有小木屋。我把音响、唱片、厨具和衣服都收在一起。
金姆像一道阳光照进了我的生活。我在小屋后面给她找了个小房间，她像野生动物一样蛰居在里面。和心理医生见面时，她会用傻瓜帽遮住眼睛，通过睡觉打发时间。我们一起听弗雷的《安魂曲》、E.鲍威尔·比格斯弹奏的巴赫、格伦·古尔德的《哥德堡变奏曲》，以及从五十年代到现在的摇滚乐。
“你知道吗？”我对我的心理医生说。
“知道什么？”
“我对这个女孩有幻想，金姆。”
“好吧，别再这样下去。”
“好的。”
三天后：
“还记得我告诉你的那些幻想吗？我现在不幻想了，晚上开始做梦。”
“好吧，那你最好停止在晚上做梦。”
一周后：
“好吧，我不幻想了，晚上也不做梦了，现在我要有暧昧关系了。”
那是在1962年。
“好吧，”过了一会儿，他说，“在公共场合不要拉着手。”
有些游泳池很深，是专门给女士沐浴用的池子。在那些冰凉私密的领域，我们可以不设防。在安静的、毫不抵抗的水里，以及附近温暖的海岸，我们可以尽情释放叹息，而且知道我们最终会被理解。我们白色柔软的下腹部，只会暴露给最温柔的抚触。沿着海岸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我们反抗世界”的联盟，它净化了我们内心与生俱来的愤怒。我们从几个世纪的神话中继承了这种愤怒。
我试着和金姆保持距离，但每次想到她天性中的温柔，再看到她时，距离越来越难保持。我对自己的感觉并不困惑，其实心里很清楚，令我困惑的是不知该如何安放这种感觉。我想做的是，和她躺在一片满是雏菊的野地里，抱着她，她也抱着我，继而也许会亲吻。这是我的幻想所达最远之处。我的困惑主要来自其他人会怎么想。
金姆回应困惑的方式是打电话给她的冲浪男友，他来接她时，金姆会向他发起挑战，一起干掉六瓶啤酒。她会放一摞1945年的唱片，把声音调到难以忍受的高度，在他的面前前后乱窜，就像一匹训练场里的小马，逼他不得不大声说话，盖过摇滚乐的声音。她狂饮很多瓶啤酒，逐渐变得歇斯底里。她彻底醉了的时候，会说“好的，来吧”，带着这个对她着迷、言听计从的可怜的年轻人出去，上他的车。我讶异于自己对他俩在一起时的想象。毫无疑问，那天他们睡到了一起。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跟他在一起。
下午，我们会躺在床上，只牵着手，听音乐。有一次，她睡着了，我躺在她身边。弗雷的《安魂曲》到最后一章[4]时，听起来像是天使升上天堂，我似乎看到像雨一样的金子落在我们周围，感动得哭了。
我们买了几瓶韦尔瓦水[5]和月桂油，浸泡在里面。她在锁住的浴室门后洗了很长时间的澡，在一大团雾气中出来，干净香甜，穿着干净的T恤和热裤。受她的刺激，我也穿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某天参加治疗小组时，我穿着登山鞋、及膝袜、热裤，彩虹色背带裤下套着几层T恤，还戴了发带。医生问所有人我看起来怎么样，其中有个人说“有艺术感”，另一个说“快活”，还有人说“嬉皮风”，还有人说“我觉得她看起来像个疯子”。他们都是对的。
晚上，我们亲吻了，轻柔而短暂，在旅馆小屋的隐秘处。我所有清教徒的亲友在我面前若隐若现，伸出一根手指挥动着表示不赞成。我看着金姆的眼睛。
“嗯，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我柔声问。
“你在说什么？”
“呃，我的意思是，你这么年轻，有时我觉得似乎是我把你引进一件你不明白的事中……”
“把我引进什么？”她把门闩上，把帽子推到眼睛上一半，用心碎的声调朝门这边哭喊，“真肮脏！你真肮脏！我不明白，我就是不明白！”
接下来十五分钟里，她在小屋之间的木车道上跑上跑下，眼里含着狂怒的泪水，抽泣着摇头，不敢相信且害怕。说了两三次“不要碰我”之后，她同意我们开车去海边。我们在能疗愈心灵的咸海风中走来走去，或者说，她一路指责，我走着。我想和她说话，她立刻走开，但也不过几码的距离，天亮时，她像个孩子，忘记了伤痛。几个小时后，她完全不提那件事，似乎从未发生过。我知道如果我绝不提起，她也不会提。而我花了更长的时间，才不觉得自己是个肮脏的老色鬼，但那完全是我的问题。
当金姆和我终于开始做爱，彼此感觉极好，完全自然而然时，也让我好奇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论是社会还是我自己。
我雇了一名建筑师为我在卡梅尔山谷建栋房子，他拟了个方案。金姆和我形影不离，在公共场合，我们依然表现得像好朋友。我给金姆买了辆摩托车，我们各买了一只杜宾犬。我的那只比较弱小，时刻需要照顾，我把它放在一个垃圾桶里，放在加热板上，无论我们去哪里，我都会插上这个加热板。金姆的那只是公狗。
我的一个好友在车祸中死了，金姆和我去医院时，急欲知道他妻子的真实感受。我们都爱她，她的锁骨碎了，肋骨也碎了，身上有数不清的骨折，还有一颗破碎的心。一位护士传话说她想见我，接下来两个星期，我们一直往返于医院的路上。金姆会急匆匆地进进出出，柯琳会笑我们。我想我只会对她说实话，即使其他人都知道。
金姆和我决定带柯琳做点特别的事，所以我们先去艾·马格宁[6]买了件漂亮的睡衣，因为她穿的病号服让人压抑。我们穿上平常的行头——热裤、T恤、发带，再光着脚，我们开始在内衣专柜搜寻，同时看中了模特身上那件印度丝质、镶嵌着金线的绿松石蓝及地长袍。
“那件两百美元，”七英寸高的铂金色蜂巢发型下，一个像威士忌的度数一样高的声音说道，“或许你们应该看看这一架，这些东西的价格范围更能让人接受。”
“但是女士，那些太丑了，”我说，“我们喜欢两百美元的那件。”在她打包前，我们让她把马格宁的商标去掉，不然显得太张扬。
柯琳很喜欢这件长袍，她坐在床上像个女王，说这里的一切多么不正常，还说她不知道如何继续她的生活，现在甚至连辆车都没有。金姆和我对视了一眼，离开医院，我们就分头去找蓝色的车了。这不是最聪明的购物方法，但肯定最有意思。我们直接付现，买了一辆淡蓝色的猎鹰，悄悄让她的三个孩子坐在车里。我们在医院会面，劝这位心碎了的女王下床散步，说医院的员工有些事还没做完，哄她朝楼梯走去。我记得她身穿华丽的丝绸，很飘逸。现在回想起来，我在想当时的我们为什么会同时丧失理智。
上到楼梯顶，我说：“好了，现在朝正门走去。”接着，她儿子把这辆猎鹰的钥匙放到她手里。她明白了，透过入口通道的玻璃门，看到一辆亮闪闪的蓝车非法停在路边。我们握着她的手，把她拽出来，像小丑和木偶一样绕着她跳舞，并告诉她这辆车的额外性能，每个人都喋喋不休地说开了。自从丈夫死后，她再没化过妆，像幽灵似的安静而美丽，哭着，笑着，摇头。我猜，余生她都会“希望迪克还在”。
两个月过去了，金姆和我在卡梅尔高地租了一套由玻璃制成的房子。房子的主人是布勒特·韦斯顿，世界上最年轻的活顽童之一，他们一家人都是极有才华的摄影师。我那栋山谷里的房子还在修建。蜜蜜和她的作家老公理查德·法里纳也搬到了附近，我们经常互相拜访。金姆的摩托车坏了，我给她买了辆新的。我们有一柜子的T恤、热裤、拖鞋、网球鞋和靴子。我妹妹和迪克争论，说金姆和我就是普通朋友。我父母没怎么过来，他们过来时，父亲似乎没注意，母亲也不太在意。我们举行了晚餐派对，我在蒙特雷专科学校修了几门课，想要战胜不断重复的噩梦。其间偶尔会有上课迟到，挂了一门重要的考试，还忘了储物柜的数字密码。
我给金姆买了一辆奥斯汀-希利[7]，我们成了拥有两辆车的家庭。旅行的时候到了，我们共同决定她跟我一起去，而且让她修函授课程好拿到高中毕业证，负责保管我的唱片和收据。这些都发生在我不用出门的时候。我们坐长途卧铺车，有过很多很棒的旅行，还租车穿越沙漠，一路颠簸。我们坚持订双床房间，睡在一张床上，然后又跳到另一张床上，把它弄乱。但我确定我们没骗到谁。
那年夏天，我在南部的黑人学校举办一系列演唱会。在旅途中，我和金姆分开。我们回家休息后，我很容易被一个又一个男性吸引，尤其是一个六英尺高的金发独行侠，他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我们最爱的户外早餐地点，驾着一辆有挎斗的黑色摩托车。挎斗上坐着一只长相凶猛的杜宾犬和一只黑猫。这位金发独行侠从来不瞥我一眼，这让我更着迷。因此，一天早晨他戴上黑手套正准备离开时，我晃晃悠悠地走过去说，他的杜宾犬太棒了，我能拍拍它吗？他朝他那只名叫撒旦的狗咕哝了几句，意思是让它友好一些，也就是说别杀了我——它温驯地低下头，让我拍它。
“猫呢？”我询问道。
“它叫‘绸缎’。我是扎克，我知道你是谁。”
他决定载我一程，带我去吃晚餐，金姆反应大到把卧室里的所有东西都砸了。
“别搞怀孕！”她走到前门吐口水，停了一下，斜靠着我说出这句话。
“不会的，金姆。”我说，感到胸口一沉，这标志着我们在一起狂野而美好的时光快结束了。她在房子后面发飙，提出要开捷豹。我说不行，因为我觉得希利就够了。我听到她上下山时怒气冲冲地换挡，但从未离家太远。我知道她有多脆弱，也很想小心翼翼。然后，我跟神秘陌生人共赴晚餐去了，没有更进一步的行动。
回来的路上，我们为她的驾照问题吵了一架。因为一些小的交通违章，它已经最后一次被吊销使用了。现在她希望我签一些非法的东西，让她能拿到纽约的新驾照。我说不行。她控告我从来不为她做什么，还骂了我一大堆难听的话。我扇了她两巴掌。当她离开房间时（有些得意她让我发火了），我想了很久，然后走向她，直接告诉她是时候结束关系了，因为已经变质了，如果我们不做对不起彼此的事，今后我们可能还是朋友。金姆很高尚：她有她的骄傲，选择带着一颗有尊严但受伤的心收拾好东西立即走人。我不知道她要去哪儿，但她说她会去找她的朋友，我给了她一些钱。我们在九十七街和河滨车道的拐角，在呼呼叫的冷风中拥抱了好一会儿。我记得她穿件大风衣，在脏脏的纽约人行道上弯下身子，想捡起什么东西……一张被风刮到离她几英寸远的报纸或是票什么的，直到踩在靴子下，拿起来，用袖口蹭了蹭鼻子，走了。
1972年，我与伯克利一家报纸的年轻记者聊天。他问我是不是异性恋。我说，如果算上十年前发生的一段关系，我应该算双性恋。我不知道他在离开我家时捕捉到了什么信息。值得赞赏的是，他刊登了我们探讨的其他问题，只把性的话题作为背景。
第二天早上，盖尔（我的好朋友，她曾在我生加布时帮助过我，在我和大卫分开后，同我住在一起照顾加布）把头伸进卧室说：“有个报社的人来了。你有没有跟谁说过你是同性恋？”
“让他滚蛋。”我回答道。
半个小时后，盖尔又出现了，说道：“他们一个在客厅，一个在篱笆那儿。”
我叹了口气，穿好衣服。真是算我走运，还有个女人穿着睡袍在门边应付他们。
我是这么回答他们的（假如今天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还是会这么说）：
二十二岁时，我和一个女孩有过一段暧昧关系。很棒。我想，它发生在我结束跟一个男人的关系后，当时我极不开心，急需一些温柔和理解。我认为我身体内存在着同性恋倾向，人们总喜欢议论它，其实在所有人身上都有。它只是恰好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它拯救了我，没让我变成冰冷和苦闷的人。我慢慢康复了，自从与金姆的那段关系后，我再也没跟女人有过关系，连再发生一次的想法都没有。
那么我的白日梦是什么？某个会跳华尔兹、桑巴、摇摆舞和探戈的人用豪华加长版轿车接我，带我参加盛大的老式茶舞会。我穿着黑色天鹅绒V领晚礼服，戴着夹耳式人造钻石耳环、人造钻石项链，穿着银色舞鞋。我们用知识分子的方式谈话，探讨世界大事，一半用法语，一半用英语（尽管只会英语）。然后我们优雅地跳了很多支舞，偶尔停下来喝几口茶。舞会结束后，他带我回家，跟我谈起他在巴黎的妻子，我让自己陶醉，看着方向盘上的白手套，以及后视镜里豪华轿车司机的黑眼睛。
注释
[1] 纽约的一个文化与社区中心，全名为“九十二街希伯来青年男女协会”。
[2] 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美籍德裔精神分析学家，著有《逃避自由》《爱的艺术》等。作为SANE的共同创立者，他反对核军备竞赛和美国对越南的介入。
[3] spry意为“活泼的，敏捷的，精神好的”。
[4] 弗雷的《安魂曲》有七个章节，最后一章为《天堂经》。
[5] Aqua Velva，一种男子须后水品牌。
[6] 美国女性奢侈品百货商场，由玛丽·安·马格宁于1876年创立，以其丈夫伊萨克·马格宁的姓命名。
[7] 1952年由英国汽车公司下属的奥斯汀车厂与唐纳德·希利汽车公司合资成立，生产跑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