斟满我的爱情之杯

斟满我的爱情之杯

高中毕业后，我们搬到波士顿，父亲在麻省理工学院有了份新工作。除波士顿大学戏剧学院之外，我被所有学校拒绝了。

跟母亲和姐妹们周游全国时，我们第一次听到萌芽期的商业化民谣：金斯顿三重唱的《汤姆·杜利》和《苏格兰苏打》。在我变得自命清高、视所有商业化民谣为不正宗和不圣洁之前，我喜欢金斯顿三重唱。在成为“纯民谣”领军的专业人士后，我依然爱他们，只不过把他们的唱片塞在了架子的后排。

我们搬到了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的新家，那儿离波士顿和哈佛广场不远。不久，父亲带我们去看一种新“现象”——“咖啡屋”。在那里，你可以点一杯咖啡或茶，没有酒，坐在能催生才智的氛围中。哈佛的学生带书过来学习，人们弹吉他和班卓琴，也有人唱歌。

我们进了一家拥挤的、烟雾缭绕的小咖啡屋，叫“图拉的咖啡研磨机”。父亲看到年轻人沉浸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中，拓展他们的知识视野和理解能力，或者仅仅是看书下棋。我看见有个男人坐在橘色小台灯下，俯身弹奏他的古典吉他，光线弥漫的灯光下，头发柔软金黄，他在弹《爱的喜悦》。我被迷住了。我也想拥有一把古典吉他，想学会演奏美丽、甜蜜、余音绕梁的旋律。我想搬到哈佛广场，跟遇到的每个吉他手和歌手相爱。我从未想过要上大学、深造、考试，过正常的生活。

进入波士顿大学的第一天，我交了黛比和玛吉这两个朋友，她俩是新生中仅有的看起来不循规蹈矩的人。她们和我都不肯戴无檐帽参加新生野餐聚会，那次糟糕的活动在一所散发着臭气的乡村旧旅馆内举行，还下着暴雨。那天，我们三个人都爱上了一个有点神经兮兮的，长得像詹姆斯·迪恩的年轻人（他同样没戴无檐帽），他也爱上了我们。每次一个，先从我开始，因为我最有进攻性。我在雨天把他逼到了树下，朝他猛扔一堆自制的禅宗拼图。我们三个姑娘都爱民谣，他的见异思迁让我们三个变得更亲密。最后他退学回家找他的妻子，我们松了口气，用歌修复我们破碎的心。

名义上我住在家里，但我会开着那辆九十九美元的蓝绿色斯图贝克车去学校，上一两节课，然后去玛吉家。她的公寓在哈佛广场的普林姆顿街上，我们三个会在那里待数小时。玛吉烤面包（先把面团放在暖气片上发酵两次）；黛比会教我新歌，以及如何真正地弹吉他。我们练习二重唱，《美丽温柔的姑娘们》大概是我们最拿手的了。她还教我《我所有的试炼》，这首歌是后来那些年我“必唱”的曲目之一。一直令我妒忌沮丧的是黛比和玛吉的齐腰长发。离开加州前，我就把头发剪短了，现在很不耐烦地期待它长长，这样我就可以跟她们一样，跟所有冗长凄美的民谣中那些美丽温柔的姑娘一样。那些旋律优美、不断重复、已被人遗忘的情歌，像是在对我年轻脆弱的心说话。有时我的情感陷在一首歌中，有时我竟会边学边哭。

还有可怜的年轻人乔第……

还有乔第的情人……

还有我们的主题歌：《美丽温柔的姑娘们》……

我遇到了一些蓝调歌手，这个地区最有名的是埃里克·冯·施密特。他看起来像个戴了奶奶眼镜的灰熊，他最为人知晓的歌就是关于一只灰熊的。在玛吉家，我听过她所有哈迪·莱德贝特（莱德贝利）的唱片。我喜欢埃里克的白人蓝调和莱德贝特的黑人蓝调，但是我不会唱蓝调。一首蓝调歌曲必须被控制得低、熟练、用胸音唱且深情。我音调高且纯粹（十分白人的唱法），后来被鲍勃·谢尔顿称为“极纯净的女高音”，我也因此而出名。黛比和我开始去咖啡屋唱二重唱。我们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仔细察看各自的王子，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时间发现同一个可爱的男孩。我们大声唱出心事，咯咯直笑，有时还又唱又笑。老天爷啊，我才十七岁！我买了一把羊肠弦的戈雅古典吉他。我学会了《爱的喜悦》。我想恋爱。

那时我不明白，轻度自恋的我，竟会急切寻找最近有人跟我说的所谓“破烂的自我残余”。一个亡命徒，一个野人，一个懂得什么是“与众不同”，能进入我的秘密花园，并将污浊且令人恐惧的成人世界和现实留在外面的人。

多年后，我把当年在哈佛广场学到的民谣的歌名和里面的人物编成了一首歌。

可爱的迈克尔是完美的。除了一成不变的、乱蓬蓬的头发，他帅气、阳光、热情、性感、有才华，但也一脸烦恼和心事重重，那双好看的蓝眼睛里带着一丝阴郁。对我来说，第一眼瞥到他划着小船朝我坐的方向驶来，我就什么都知道了。我当时正坐在查尔斯河畔伤感地拨着新的戈雅吉他。我们交换眼神，害羞地打招呼，后来那首歌一结束他就走了。之后我听说他因游手好闲被哈佛赛艇队开除了。

我很失落。深夜在街上四处游荡，瞥了一眼人声喧嚷的酒吧、书店，当然，还有已经很熟悉的咖啡屋。几天后，我看见他竟然出现在海耶斯·比克福德小餐馆里，那是一家荧光灯照明的自助餐馆，卖很难吃的食物，却因东西便宜，而且二十四小时营业，吸引了大批学生。我光脚站在人行道上，透过又大又脏的玻璃窗盯着他看。他扭头看到是我，但我们谁也没动弹。我犹犹豫豫地绕着街区走，我回来时，他的椅子却空了，他的朋友还在那儿。我冲进那间忙碌的屋子，闻到了烟草和法式美国意面的味道，我坐在空椅子上，向他的朋友追问他的信息。

迈克尔是学希腊语的。完美。他来自西印度群岛。太迷人了。他说法语，还没有女朋友，是的，他注意到了我，我穿着波希米亚式带流苏的针织衫，光着脚，在人行道上隔空看着他。多么美妙的开始。我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我们相爱了，爱得如胶似漆。

我告诉妈妈我需要避孕。“你爱他吗？”她问，然后送我去看医生。医生不情愿地给我安了避孕环。1958年，避孕在马萨诸塞州是违法的。

玛吉把她的公寓借给了我们。总算，在多年来我一直告诉自己如果做“那个”我会进地狱（迈克尔极为苦恼，因为他确定我已经做过很多次“那个”，觉得我在对他说谎）之后，此刻我终于意识到我的身体比我的西班牙魔鬼更有意义。“那个”太美妙了，过了一段时间，迈克尔和我的大多数精力都花在找地方接着做“那个”上。

于是，1958年冬天，过完十八岁生日的我，发现自己深陷爱河，是一种生命中从未有过的对爱的投入。我找到了我的野蛮伴侣、叛逆者、灵魂伴侣——一个十九岁的西印度群岛人，未来的诗人、演员、作家、水手、哲学家、成就非凡之人。迈克尔偶尔去上课，我几乎从来不去。我们恨不得时刻在一起。第一次看到迈克尔头发上的雪花时，它们美到令我想成为其中的一片，融入他的发根，然后进入他的皮肤，就住在那儿，因为我属于那里。

这期间，我曾得到一份工作，每周二和周五在一家名叫“奥本山47号”的爵士乐俱乐部唱歌。这个俱乐部在广场中央，为了顺应时代变迁，老板想把它改造成民谣俱乐部。我的报酬是十美元。

第一次登台时，母亲、父亲、蜜蜜和两个朋友都来捧场了。我们家的另一个朋友也来了，还有老板娘和她的合伙人，一共八个，再没其他人。我汗津津的，犯恶心，嘴巴干燥无味。等恢复平静后，我开始了第一场。当时的场面很滑稽，朋友和家人都努力装成观众，每次一听到门口有脚步声，都会抑制住自己不要满怀希望地朝门外看。《黑色是我的真爱的发色》这首歌唱到一半时，迈克尔像阵风似的来了。他的褐色粗呢大衣敞开着，头发上有雪花。我的嗓子竟然把唱到一半的一个音符给吞了，我开始脸红，一种漫长而无情的羞愧从脚趾延伸至头皮，我一直低头看着地板，直到脸不再红，歌也唱完了。后来稀稀拉拉地进来几个人，听了第二场。下个周二再来唱的时候，我的名声已经传开，房间至少坐满了一半。我在另一家名为“民谣屋”的咖啡店也接了活儿，每周来唱一次。有天在街上，一位波士顿大学的同学遇到我，问我是否拿了成绩单。波士顿大学似乎过去了一千年，但出于好奇，我还是开车到河对岸询问我的成绩。我不知道有这么多表示不及格的方式：×、F（劣）、0和未完成。我的大学生涯就此正式结束。我从未想过要如何“过生活”。

半夜，结束了47俱乐部的演唱后，有时我会光着脚在雪地里跑，一直跑到“亚当之家”，迈克尔和其他三个新生住在这里。拿着一杯咖啡（穿过白天“女生”禁入的大门，更别提半夜了），我冲进他的公寓，越过慌张的室友，发现他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无精打采，倦怠地坐在地板靠垫上，读着法语版的希腊史，或威廉·布莱克，有时候是法语版的加缪。他接过咖啡，我们依偎着坐在一起，谈论他的梦想。他说他想造一艘船，“远航”到一座岛上。哪座岛不重要，只要气候暖和就行。

我们理解彼此。但我无法设想，若是在一座岛上我该怎么生活，能否快乐地对着鹦鹉和猴子唱歌，也许可以对一个偶遇的不会说英语的岛民唱，吃椰子和香蕉，没有火柴点燃篝火。我也害怕船，因为去航海，自然意味着遇到糟糕的天气就会吐，所以我暗暗希望迈克尔能找到办法诚实对待自己，并且永远都不离开美国（他说他讨厌这里）。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高尚，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爱某个人，你不需要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除了那个人。我们会钻进他的小床做梦，有时候会分享梦的内容，有时候不会。我们像躲在干树桩里的两只森林小动物，在夜里安全避开来自现实和想象中的危险。

有时，他睡着后，我会偷偷溜到窗边，看着雪花像幽灵一般成群结队地给清晨的街头盖上静谧的白毯。我会听到哈佛钟塔的钟鸣声，把自己裹进一条毯子里，坐在那儿，对着雪花、小房间、迈克尔和自己，露出波希米亚版蒙娜丽莎的微笑。

当然，早晨来临，残酷的事实逼近，其杂乱无章与刚下的雪形成鲜明对比。我的车发动不了。父母以为我在玛吉家，我担心他们可能打过电话了。“亚当之家”的保安看到我半夜冲上楼梯，毫无疑问，迈克尔违反了规定，不得不去一趟可怕的纪律委员会。如果他被学校开除，我们可能会被置于严重的危险境地——他不得不提前实现他的远航梦想，我却一心想跟他待在钟爱的哈佛广场，他当叛逆学生，我当民谣歌手。

一般情况下，我会听迈克尔的，在舞台上我却是独裁者。如果某个无辜的学生晃进咖啡屋，视这里和其他咖啡屋一样，换言之，只是休息和读书的场所，那他就搞错了。我会在一首歌唱到一半时，停下来告诉他，如果想学习可以去图书馆。不要对我苦心练就的民谣爱搭不理。这些民谣极为纯净，近乎神圣。显然，也不能不搭理我。

会唱的歌越来越多，我却仍然固执。每首新歌都跟老歌一样重要。某天晚上，我正在唱歌，两个年轻男子咯咯笑着。尴尬的是，我意识到是因为歌词无情地谈及死亡、悲伤和心碎：“别唱情歌/你会吵醒我妈妈/她就睡在我身边/她右手里有把银匕首/她说我不能做你的新娘。”“我一生都遇到麻烦/现在我知道这很正常/我要上吊悲伤地哭泣/只为想想你做了什么。”“我背靠着一株橡树/想象它是一株全能的树/但它先折了后来断了/证明了我爱情的虚假。”“噢妈妈，噢妈妈，为我挖坟墓吧/挖得又长又窄/甜美的威廉因爱我而死/我因悲伤而死。”我绞尽脑汁要找一首结局美好、令人愉悦的歌，最后以《约翰·赖利》结束演唱，因为约翰·赖利在战争中生还，回国七年后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她是现实中存在的真实人物。但这首歌听起来跟其他所有歌一样，他们继续咯咯笑。那晚之后，我决定在常备曲目里加一些“幽默”的歌曲，这是我第一次向商业性让步。

我开始频繁去另一家名为“金色名利场”的俱乐部唱歌。某天晚上，我们举行双场演出，以琼·贝兹的演唱会为特色，还会放映马龙·白兰度主演的《飞车党》。这是哈佛的摩托车朋友们天马行空的想法。正当我要起身唱歌时，街上发出巨大的隆隆声，地狱天使（Hell's Angels）来了。他们吵嚷、强悍、可怕，明显不是来听我唱歌的。我吓惨了，但我想走红，我知道天使们会因为我穿着马德拉斯棉布长裙、光着脚，唱稀奇古怪的单相思情歌的样子而感到可笑。但他们觉得我还行，甚至听完我唱歌后还鼓了掌。之后，我谦虚地让他们知道，我也骑车，当然是小型的，不过我也学过最大型的哈雷车，真的。总之，那晚的表演圆满成功。

我和迈克尔各自的梦想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他嫉妒我很出名，也没有能力面对“真实的世界”。不久，我内心深处更凶猛的魔鬼醒来了。我的行为变得比青少年时期更神经质。在痴迷于迈克尔和享受当“名人”之间，我被撕裂了。迈克尔劝我，如果追求音乐事业，我将不可避免地迷失在污秽的商演世界，不再属于他。我还有一群男粉丝，他们忙着自己的事情，并等着迈克尔暴毙。当迈克尔和我吵架时，我会放肆地跟他们所有人调情，却不跟任何人上床。玛吉给我公寓钥匙时伤感地看着我们，一到晚上就离开，去当服务生。她的头发香甜，像及腰的玉米须。她很疯狂，歪着头，笑起来像一只着了魔的猫。玛吉也等着我暴毙。

迈克尔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我们都爱他。他也属于无法被归类的灵魂，罕见所以珍贵，一位神仙般的瘾君子。这位狂人名叫杰诺·福尔曼，十八岁，跟我们一般大，却像活了好几辈子。他是骗子、阴谋家、梦想家，天生败类，但如此有型，有种人见人爱的魔力。没有学校能容得下他。他没有一般人的惧怕感，会在雪天骑着摩托车在单行道上逆行。他六英尺高，容貌俊美，皮肤苍白；凶猛，带着艺术气息的眉毛下是一双疯狂的黑眼睛；还有一头鬃毛似的黑发。他会弹吉他和钢琴，两项都天赋异禀。他吃酸奶、麦芽酚和维生素C，对海洛因上瘾。没人明白为什么他会是这样的人。他的父母克拉克和梅丽，是我见过的第一对看起来彼此深爱的夫妇，他们用聪明的方式经营生活，与年轻一代完全打成一片。除了杰诺，他们有两个正常的女儿。迈克尔和我第一次去纽约时，我们住在九十七街和河滨车道交叉处的福尔曼公寓。我们一起睡在杰诺房间的小地下室里。第二天早上见到梅丽后，我满怀歉疚，梅丽却抱抱我，说：“哦，亲爱的，我们并不认为你和迈克尔共用杰诺的屋子有什么不对！只要你们彼此相爱，克拉克和我都觉得这没什么！”晚上，克拉克下班回来后，他们两人会并肩躺在薄沙发床上，跟我们聊天，看太阳从哈德孙河落下。

杰诺二十六岁时在伦敦去世。他阑尾破裂时，还站着在等救护车。他的遗言竟然是：“别担心……”

皮特，我们家的一位朋友，主动提出要做我的经纪人。在另一位朋友家的地窖里，他给我安排了录音日期。我、比尔·伍德和泰德·阿勒维佐斯一起去那儿录专辑。比尔在哈佛主修工程专业，他在学校广播站主持民谣节目。我疯狂迷恋他，一是因为他可爱，二是因为我家人支持姐姐宝琳跟他约会，三是因为他能边弹吉他边唱《约翰·亨利》。泰德·阿勒维佐斯唱希腊歌曲，音色绝妙，他受过发声训练，是个保守的人。有谣言说泰德试过一种叫LSD的新药，他完全疯了，花了几周才意识到自己回到了地球。我们唱了一些独唱、二重唱，最后一首歌《当我死去被埋葬，不要为我哭泣》是我们的特殊曲目。皮特把唱片的封面设计成红色和黑色，上面有一个大圆圈和大方框，我们三人的合影叠印在上面。唱片名为《民谣歌手的圆形哈佛广场》。我光着脚，留着刘海儿，一头长发。多年后，一个制作人私自换了新封面重新包装唱片，取名为《琼·贝兹精选》。他还神奇地把单声道换成立体声，宣传它是“美国最激动人心的民谣歌手”的作品，发行的时间还和我的年度唱片撞上了。我们不得不把他告上法院，制止他继续发售。

在皮特的指导和启发下，我决定不管迈克尔的顾虑，开第一场演唱会。演唱会将在47俱乐部举行，我跟泰德、比尔一起登台。我不记得收到多少门票钱，却记得海报的设计备受批评，我那时还没想好是否改名。可选择的有“瑞秋·桑德佩尔”——瑞秋听起来很有《圣经》气质，富有神秘感，桑德佩尔则是我的政治和精神导师艾拉的姓。或者叫“玛丽亚”——得名于金斯顿的名曲《他们把风叫作玛丽亚》。最后一刻，我决定保留自己的真名，人们可能认为我改名了，因为这是墨西哥名字。

看到广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海报，我感觉很有意思。我很喜欢，迈克尔却很讨厌。我成功地在迈克尔和我的小事业之间保持了平衡，不过是受益于一名心理医生的帮助，因为那种矛盾真的把我逼疯了。迈克尔是我的上帝，我不质疑他，因为不想失去他。但当我备受称赞时，他变得蛮不讲理，将我们关系的变质归咎于我。争吵之中，我们在玛吉家做爱，我把唱歌全忘了，直到走在街上，听到有人说：“看，是她！”这样的事循环反复。我像一株久旱的树苗汲取着赞扬，并准备好了再一次自我仇恨，这种仇恨却来自我的真爱——迈克尔的怀疑。

春天来了，我为退学深感愧疚，于是在波士顿黄蜂[1]公司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教人们如何骑小轮摩托车，然后带他们拿驾照。夏天来了，迈克尔回特立尼达看望父母。我仍住在家中，赚的钱足够给父亲买一辆全新的四速黄蜂牌摩托车。后来我辞职了。我继续唱歌、学歌，跟哈佛的精英摩托车手一起骑车，看望黛比和玛吉，还有我的心理医生，一边为迈克尔憔悴，一边跟所有可爱的男孩调情，他们依然在等迈克尔暴毙。

大制作公司派艾伯特·格罗斯曼来找我，他是一个狡猾、鬼祟、紧张、轻言细语、有趣、大方且古怪的男人，身体圆、脸圆、眼睛圆、眼镜圆。圆眼睛上面拱着黑眉毛，像木炭留下的污痕，表情惊讶时就会扬起。他说出的话令人震惊：“你可以拥有任何想要的东西，也可以拥有任何想要的人。你想要谁？我帮你得到他。”我想要马龙·白兰度，更想要艾伯特停止那样说话。

我父亲惊讶于艾伯特说到的那种钱，但我不相信他。我母亲也不信。他希望我去他在芝加哥开的夜店唱歌，一周给我两百美元，很多钱。我说不。他告诉我母亲，我太年轻了，第一次离家自然会害怕。我就答应了。他是对的，当然我害怕一个人乘飞机，害怕一个人生活，害怕一个人们只喝酒也许不听歌的俱乐部，害怕一切。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去。钱听起来多得吓人，我没法不在乎。

艾伯特的“号角门”俱乐部是全国最好的俱乐部之一，以鲍勃·吉布森为特色，那时他是十分受欢迎的歌手，能弹十二弦吉他和班卓琴。我很迷恋鲍勃，当然也被他吓坏了，因为他的家就是罪恶的巢穴，他称之为夜店。他惊人地犀利且有趣，喝得酩酊大醉，唱着严肃又愚蠢的歌，中间穿插几个玩笑：他真的“娱乐”了众人。我住在基督教女青年会；那是七月份，白天我在沙滩上和贫民窟的黑人小孩玩耍，晚上在俱乐部演出，深夜里疯狂地给迈克尔写信，告诉他没什么能离间我们，却读到他的来信说，他每日无时无刻不在怀疑我。我开始想为什么自己花如此多的精力在他身上，却不与吸引人的音乐家上床。剩余的时间，我会坐在青年会的金属楼梯上，练习我跟鲍勃学到的新歌，那个位置弹出的声音清澈流畅。

某天晚上，民谣女王奥黛塔来俱乐部。等候见她时，我紧张得要命。得知她已经到了的时候，我正在酒吧。我从房间的对面观察了她一分钟。她像山一样高大，夜一样黑。她的皮肤看起来像天鹅绒，戴着一副硕大的耳环，晃摆闪耀。她的裙子看起来像涌动的刺绣帐篷。她的门牙之间有缝隙，牙总是露出来，因为她的脸在各种表情之间转换，担忧、惊奇、关心、带着嘲讽的愤怒，再回到大大的微笑，这样，露出的牙正好与脸上其他部分匹配。她的下巴向外突出，笑的时候露出深深的酒窝，我觉得她是我见过的最高贵的人。克制住从胸口涌出的惶恐，我朝她走过去，直接模仿她的歌声：“另一个人已经走了。”她看起来很惊讶，然后是喜悦，接着把我环抱进她那天鹅绒般的大臂膀。我感觉自己只有六岁，此后一周心跳都没恢复正常。

我在号角门俱乐部待了两周，被触手可及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所迷惑、奉承并惊吓。我身体里的恶魔忙于放荡的舞会，用柔和的灯光、周围的男人、毫不避讳的性欲引诱我，要靠酒精的麻醉才能抑制。我知道只有到了十八岁，我才不会被阻止参加鸡尾酒会。我需要有学院的、叛逆的、喝咖啡的仰慕者，一心一意地听他们的圣母马利亚演奏，却不敢碰她。

鲍勃·吉布森邀请我当第一届纽波特民谣音乐节的嘉宾。我对那个历史性场合只有零星的记忆。那是在八月份。我和奥黛塔以及她的贝斯手一起去纽波特。那里每天都下雨。鲍勃·吉布森有个极富有的女友，名叫佩妮。她对我很好。我看起来像原始的波希米亚人，穿着来自拉丁美洲或印度的针织衫、普通的T恤或蓝色牛仔裤，像我的女英雄奥黛塔那样，戴着晃摆的耳环，脚上穿着绑带一直系到膝盖的凉鞋。帐篷里住满了民谣歌手、弹班卓琴的人、小提琴手、传福音的团队，街上满是搭便车的旅者。年轻人成群结队地参加音乐节，他们身材修长，留着短发：六十年代还没出现这样的打扮。皮特·西格也在那里，他是我的第二个在世的偶像（马丁·路德·金是第一个）。这里还有黑人蓝调歌手，带着破旧不堪的吉他，白人孩子想模仿他们的声音。大型晚宴上，小提琴乐队演奏到深夜。人们把几盘食物放在我腿上，然后让我唱歌。我就像不知名穹苍中的一颗微小的星。

第二天晚上，有一万三千多人坐在罗德岛的薄雾中。在其他表演者（我不记得是谁）之后，鲍勃继续用民谣和笑话取悦观众，而我穿着罗马凉鞋站在舞台左边的泥滩里，紧握住通向舞台的楼梯扶手。我穿着亮橘色针织衫和墨西哥制造的钩织披巾。它的里衬是丝质的，是我在舞台上穿过的最花哨的衣物了。我另一只汗津津的手握着吉他。

最后，我听到鲍勃·吉布森宣布有位嘉宾到来，并对我稍作介绍。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只知道一分钟后我会在有史以来最多数量的观众面前唱歌。那一刻，只剩我的心跳，所有的行动都像一场无声电影，所有的声音都是浮在表面的喧闹。四周的人点头表示鼓励，竖起大拇指。我的风格是从斜道里又快又稳地走出去，我以同样的方式走上潮湿的楼梯，走进毁灭或荣耀。鲍勃朝我微笑，明亮且愉快。他自以为是的神色像是在说，生命只是个大笑话，所以别担心。我们唱了《童贞女马利亚诞下一子》。他弹十二弦琴，十八根弦和两个声音让我们听起来十分震撼。接下来我独唱，我发出来的声音不错。我们唱完了，掌声热烈。所以我们又唱了“另一首”歌，一首叫《约旦河》的弱拍乐曲（感谢鲍勃）。这两首歌都是福音歌曲，我长发飘飘，没化妆，穿着《圣经》里的凉鞋，无论看外表还是听声音，都很纯净。难怪第二天新闻报道给我贴上“圣母马利亚”和“童贞女马利亚”的标签。

我们从舞台上下来的时候，众人对我大加吹捧。从这顶帐篷到那顶帐篷。新闻报纸、校园报道、外国记者，当然，还有《时代》杂志。我啰唆地给《时代》杂志解释了我名字的发音，因为我的名字被念错了，结果《时代》杂志还是印错了，自那以后就没被念对过。不是“白兹”（Buy-ezz），更像“比兹”（Bize），但无所谓了。法语读成“贝兹”（Bayz）（从语音学的角度说），是动词“接吻”（baiser）的现在时态，但俚语意为“做爱”。

鲍勃问我是否愿意轻松挣一百美元——次日在纽波特富人的派对上唱歌。他会得到五百美元的酬金，如果我帮忙的话，他可以给我五分之一。相比那年在纽波特发生的所有事情，二十分钟赚一百美元让我最为震惊。我的脑海和内心都略微意识到，命运之书的第一页已经翻开，而且，这本书不能与其他任何书交换。

回到在哈佛广场的家，周二晚上我继续在47俱乐部唱歌，前来听歌的人排了一条街，直到两个街角附近。艾伯特·格罗斯曼回来了，他想谈制作唱片的事。

我先前与先锋唱片的半壁江山——二十九岁的梅纳德·所罗门已有联系，他是一名音乐学者，跟他的弟弟西摩一起经营一家一流的古典音乐录制公司。他们很低调，有兴趣为我录制高质量唱片。

格罗斯曼想让我跟他去纽约，见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老板约翰·哈蒙德。约翰是出了名的很有天赋的星探，有能力推动自己喜欢的事，并且推动得很好。在我看来，这两家的区别在于一家是商业性质，主要赚钱；另一家则不太商业，主要做音乐。我去了纽约，确信我该这么做，为了“对自己公平”。

我永远忘不了对哥伦比亚的第一印象。映入眼帘的全是金色。墙壁用金色唱片装饰，每样东西似乎都在闪闪发光。冷气开得很足。我直接被带进了约翰·哈蒙德的办公室，无须等待。他很友好，但第一句话却是：“你想见见米奇吗？”我不知道米奇是谁，但回了个“当然”。他摁了桌上一只盒子里的一些按钮，跟秘书说话。秘书迅速带进一位我似曾相识的男人。他的络腮胡很有型，还蓄着山羊胡，我想他可能是桑德斯上校[2]。我跟他握手，带着点恰到好处的敬仰。当然，他就是米奇·米勒，全国几百万客厅里有电视的人都知道他。我们家没有，因此，关于“米奇”，我所知道的都是我那些坚持音乐纯化论的朋友开的恶意玩笑，对他们而言，他的名字可憎，因为他所代表的音乐和呈现方式是我们有意无意中反抗的。说完这个，我们开始谈论录唱片的合同。约翰·哈蒙德从桌子对面推过来一份合同。他们想让我立刻就签，合同期限是八年。我得了伤风感冒，既因为冷气也因为压力。我告诉艾伯特，我想穿过市区找先锋唱片的梅纳德谈一谈。艾伯特讨厌梅纳德，梅纳德也讨厌艾伯特。我鼻塞，打冷战。他极不情愿地让我们挤进了一辆出租车，“去见梅纳德，因为我跟他说我想去”。

我们到达先锋唱片时，我首先注意到墙上没有金色的唱片。梅纳德精神抖擞地从桌子后面走出来，跟我们握手，然后又回去坐下。他有一双聪慧的浅蓝色眼睛，其中一只时不时地瞟向周边，又似乎随时会转回来。他穿着网球鞋和妻子织的棕色毛衣，头发不只花白，而是几乎全白了，紧张得似乎有些傻气。我喜欢他。也许我是原始的古典主义者——我无法在一组曲子里区分哪首是协奏曲、哪首是奏鸣曲，但古典音乐电台二十四小时播放的音乐我能哼百分之九十。当知道梅纳德主要做古典音乐的录制时，我极感兴趣，也感觉这里很亲切。我们聊了会儿天。

离开后，我告诉艾伯特，我需要两天的时间来做这个大决定。艾伯特想让我当天下午就加入哥伦比亚。若没有受到“大公司”的光环、谄媚和亮闪闪的金色的诱惑，我不会如此畏怯。至于艾伯特，他有自己的成功方式。六十年代结束前，他就能签下鲍勃·迪伦，彼得、保罗与玛丽组合（Peter，Paul and Mary），詹尼斯·乔普林和吉米·亨德里克斯……远不止这几个名字。如果我想“大红大紫”，艾伯特和哥伦比亚公司当然是最佳选择。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我必须想清楚是否承受得起今后的大红大紫。

次晚是周五，我去格林尼治村唱歌。梅纳德和约翰·哈蒙德都来看我。我跟父母以及纽约的朋友通了电话。最终，我跟自己商量之后，决定加入先锋。从那时起，艾伯特就从我的生命中淡出了。不过，他就像个娱乐产业中的影子，无论何时见到我，都会不断提醒我，不论我发展得多好，如果跟他合作必定会更好。

树叶变黄，迈克尔从特立尼达回来了，我在珀金斯盲人学院当学生宿舍管家，每周二和周五继续在47俱乐部唱歌。我的薪酬涨到了二十五美元一晚。我遇到了曼尼·格林希尔，他是波士顿当地的演出主办人，演出者到当地时，由他负责引见，他也是一些蓝调歌手的私人经纪人。曼尼在一间肮脏陈旧的办公室工作，那里能俯瞰波士顿南站。他为自己的平等主义行为感到自豪，像一位善良的老马克思主义者，无论赚多少钱也视自己为工人阶级。他看起来总是像刚解决生计问题，戴着一顶颜色普通的高尔夫帽，身穿皱巴巴的老旧雨衣。他为自己看不到中隔的马鞍鼻而骄傲，这让他显得像乔治·C.斯科特[3]。他喜欢谈论关于他以前那些蓝调歌手的故事，以及他们因为不会读书写字而出现的困难。曼尼花了大半时间敲南部各州孤儿院的大门，为眼盲的吉他手四处搜寻出生证明，这样他们就能满足对表演的需求日渐增长的欧洲市场，因为他们需要一种叫作护照的东西。

曼尼希望我的声音能最大范围地被人听到，但也理解我喜欢政治。尽管我不认同他的左派意识形态（这引发了我们之间的小争执），但他接受我的非暴力主义，还跟我分享他认为伸张和平和正义会有风险，并会不可避免地干扰商业上的成功。

我们决定先不签正式的书面合同，但在一定程度上，曼尼要和我共同工作一年。如果到年底这样的安排令双方都满意，我们将携手继续合作一年。在签订正式书面合同前，这样的协议持续了八年。

刚开始，曼尼给我找到一份工作——为知名艺术家演唱会的后半场暖场。第一次是1959年在马萨诸塞州大学的夏季系列演出上，跟约翰·雅各布·奈尔斯一起，他是有名的传统主义者、老怪人，用很高的假声唱歌，也是一名弹着扬琴的创作歌手。我和家人坐曼尼的老破车，车没油了，所以我们迟到了，只好坐在灯火通明的观众席后排。有人也迟到了，却选择坐前排。奈尔斯唱到一半停了下来，死一般沉寂地等着他们坐好，宣称：“注意力是跟着动作走的，而非声音。”我感到既屈辱又害怕，中场休息后，我唱了两首歌，观众强烈要求再来一首，但这并未能改善奈尔斯的情绪。

曼尼还安排了我和皮特·西格的第一场演唱会。我如常迟到了，到的时候皮特已经唱完第一轮。那是个很小的厅，我觉得实在太小。皮特抚着五弦琴哀伤吟唱，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他走下舞台跟我打招呼。我上台后完全蒙了：只有一两百学生围坐在地上。我弯腰转身看是否有人坐在舞台后面，才发现自己弄反了方向（观众原来在这边）。显然皮特已经唱完那一轮的最后一首歌，向着挤满舞台的人群走去。我有些慌张，南美式斗篷包裹的胸腔内，心怦怦直跳。我开始唱第一首歌。第一个持续音的中间，我猛地深吸一口气，继续弹奏，想吞点口水润润极干燥的喉咙。可声音中断时，我感到极为不光彩，决定说点什么——这是我表演生涯中极罕见的事，但我得看看自己是否还能唱出来，或者已经随着那口气消失了。我说了句：“喔，好多人！”然后镇静下来，继续唱歌。

第一场雪来临了。我被珀金斯学院开除了，因为我赤脚看起来像个波希米亚人。不久，我和哈佛广场的蓝调歌手埃里克·冯·施密特开了场音乐会，还参加了纽约市的民谣音乐会。

在1959年冬天之前，迈克尔和我从未想过彼此分开生活。但恶魔让我生病。有时候我需要被人抱住，像迷路、颤抖的流浪儿，其他时候又想跟人调情，征服他们。我是普通中学生口中“带刺情人”的完美范例，拒绝屈服引诱，并告诉自己一直且依旧“很好”。“圣母”就在村子里，她不酗酒、不吸毒、不做爱，但不知怎的，她像个妓女，她的恶魔在撒野。多年后，迈克尔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爱上我——我就是他崇拜的“处女”和他想拯救的“妓女”。

回到波士顿，有一天我坐在心理医生的办公室，跟迈克尔吵完架后，我精疲力竭几近疯狂。医生问我，如果离开迈克尔会怎样？我闭上眼睛，看到一个场景：地球爆炸，一个小人跌跌撞撞地走进黑暗中。

有天晚上，我发现自己独自走在格林尼治村的街角，带着一个箱子和一把吉他。有人收留了我，但是我一直想不起来是谁。我沿麦克道格街走着，在小餐馆晃荡。我不吃也不睡。我遇到吸大麻谈毒品的人。

好几个晚上，我都跟引诱我、令我眩晕的恶魔鏖战到天亮。我很难受，吃了眠尔通（后来吃利眠宁，再后来吃安定）。早晨第一缕光照进来时我最难受，我尝到了仿佛带有金属味道的强烈愧疚感，从我的脊椎滑下，直流到胃里。

在哈佛广场更有安全感。我和蜜蜜长得越来越像了，她跟我唱二重奏，我拥有“所有可爱的哈佛广场男孩”。他们爱上了蜜蜜和我，我俩也爱他们。我们像莫泊桑笔下异想天开的穆什[4]，只是穆什会跟她所有可爱的男孩上床，他们爱她却依然分享她。而男孩们似乎满足于爱我们，像爱两个墨西哥处女，她们最终会嫁给被证明是最真诚和最纯洁的男孩。亲爱的古迪、斯泰因、托德。亲爱的派珀、库克、比利·B.。亲爱的杰诺。

有一次我穿过广场开车去亚当之家，看见迈克尔站在一家书店前，身体前倾去吻一个漂亮女人的嘴唇。她的头发向后盘着精致的圆髻，看起来是成年人。我把车停在街上一阵恶心，等了很长时间，看到迈克尔飞快跑回宿舍等着我的到来。我进屋时，他边打哈欠边把书放下，这是我第一次看着他撒谎。

学校放假，1960年的夏天来了。迈克尔再次回特立尼达的家，而我去纽约先锋唱片公司录制第一张个人专辑。

我们在曼哈顿大厦酒店开工，那里地处百老汇一个昏暗的街区。除了周三，舞厅几乎每天都能使用。到了周三，这里会成为当地学生与客人玩宾戈游戏的地方。我光脚站在纽约城最脏的地毯上，巨大、发霉的屋子里，我显得格外矮小。我还要对着三个麦克风唱歌，边上两个是立体声，中间那个是单声道。在极大的压力下，我认定第二个乐器演奏得很有味道，但不“商业”（这倒提升了音乐）。之后，织工乐队（Te Weavers）的弗雷迪·赫勒曼放上第四个麦克风录了六首歌，那首动听的民谣《玛丽·汉密尔顿》一次就录成功了，没有排练。我会工作几小时，然后，我、梅纳德和技师一起去街上吃烤牛肉三明治。三天里，我们录了十九首歌，其中十三首收录在我第一张公开合法发行的个人专辑中。

我父母要搬回西海岸，而我还待在东部。我们在家里开了一个母亲、父亲、我、曼尼共同参加的会议。曼尼提问时，我让父母回答，自己嘴唇紧闭，开小差。我唯一提到的条件是，我不想再在夜店唱歌了，想定期开演唱会。曼尼说他乐意效劳，并且会有足够多的听众。会议非常紧张。马上要面对的现实是，父母离开，我要独自生活。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如此渺小，完全不像什么大牌明星。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回家后母亲不再端着一杯茶在壁炉边等我，留声机里放着小提琴、大提琴或钢琴曲。真的不敢想象。我一言不发地盯着窗外，任由其他人讨论着我的未来。当缇娅手里端着红酒，心里带着喜悦过来，向这个被她叫作“唱歌的小鸟”表示她不可思议的理解时，我有一点触动。不知为什么，她令我感到，我能迈出人生的下一步，并且不会因此死去。最终的结果是，曼尼努力为我准备演唱会，我会继续在47俱乐部每周唱两晚，周末照常在民谣屋唱，不用再去夜店了。

父母走了。玛吉消失了。黛比谈恋爱了。麦卡杜，我高中的好友，搬到东部和我同住。我们找到一套四楼的公寓，没有电梯，只有一间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离哈佛广场只有几个街区。我俩的共同之处是，我们都是教授的女儿。不同的是，她是金发，长得非常漂亮，还是我们毕业时我认识她的那个样子，那时我们跟玛芙·卡洛维一同发誓，一定要保持处女之身直至结婚。

我被麦卡杜堪称壮观的胸部迷住。即使躺着做白日梦，不论穿没穿内衣，她的胸都朝向天空。晚上，她用大塑料卷把头发卷起来，非常干净，皮肤白里透红，脾气温和。她想成为穿奇装异服的人，所以买了黑色连裤袜，不再涂唇膏。有一阵子，我们过着特别美好的时光，一起收拾公寓，做很多沙拉，相互依赖。

迈克尔和我待在客厅，画画、聊天、做爱、吵架。麦卡杜会把头伸出卧室门外，满头的鬈发夹，迷人的身躯裹着毛巾，用高分贝嗓音说句“抱歉”，飞跑着穿过客厅冲向浴室，带来一阵风。

有天晚上我和迈克尔去看电影。最后一个场景是乔安妮·伍德沃德站在街角骂她的丈夫，他开车载着可爱的小情人走了。回来的路上我犯恶心，到了四楼，我瘫倒在床上。迈克尔说我像乔安妮·伍德沃德，但我觉得自己像那位可爱的小情人。我让迈克尔换个话题，说些令我不会呕吐的话更好。迈克尔去厨房做了牛油果香蕉三明治，悠闲地回卧室，咀嚼声很吵。

突然，十分突然，恶心感消失了。我发现自己的脚趾正绕着从跳蚤市场买的台灯转着，随后我以做梦般的慢动作抬起大腿，将台灯朝前猛踢过去。台灯直接落到了迈克尔头上。他张着吃牛油果香蕉三明治的大嘴停在那儿，整个场景化作一片黑暗。

我站起来，感觉自己像哥斯拉，然后冲向客厅。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插着一支蜡烛的葡萄酒瓶，一年的蜡滴落结成各种颜色的蜡块。我抓起酒瓶颈拼命朝墙上扔去，墙回报给我的是瓶子碎裂、蜡屑四溅的声音和景象。但我已经往厨房走了。我先扔咖啡壶，但它是金属的，只凹了一块，里面一两杯陈咖啡涌了出来，溅到了墙上。我朝橱柜里的盘子走去。迈克尔走到我后面，说：“你这个蠢货，你疯了还是咋啦？”他十分生气地抓住我的胳膊肘，狂怒让我力气大增，我转过身，带着冷静而决绝的狂暴，抓着他的头发猛拽，狠狠地踢他的脚踝。他上蹿下跳要躲开我的脚，捏着我的手腕，要我松开拽着他鬈发的手，他很震惊，愤怒地骂我。我最终放弃了，在泪水中瘫倒在地。

迈克尔走了，一边把头发捋顺，但明显在颤抖。我坐在到处都是咖啡的地上，伤心地啜泣。麦卡杜回家之后，扶我起来，听我讲发生的一切。讲完后，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见迈克尔。麦卡杜帮我把他所有的东西用箱子打包好，放到客厅里，把门上了双保险。我在一个箱子上留了张字条，原话大概是“再也不想见到你”。我精疲力竭，上床睡觉。早上，我被窸窣声吵醒，听到麦卡杜踮着脚从我身旁经过去卫生间。有一块砖出现在我的眼睛和鼻梁之间。接着，我听到一声尖叫，立即撑着坐起来。她站在我床边的门口，漂亮的蓝眼睛大睁着，上面还粘着昨晚的睫毛膏。

“迈克尔想从卫生间窗户爬进来！”他拿走纱窗，打开窗户，把自己吊在浴缸的上方，缸里有一英尺深冒着热气的水和三英尺高的泡沫，麦卡杜本来是要在这里洗澡的。

麦卡杜，无论你在哪里，我要向你道歉。当你告诉我你不适合穿奇装异服，要回家时，你不必哭泣。我希望你在哈佛广场的狂野生活能让你的记忆中有些笑点。

迈克尔和我摸索到了一条让我们重新和好的路。他在新英格兰感到窒息，连我也觉得是时候往前走了。我们开始讨论搬到加利福尼亚去。

注释

[1] 意大利摩托车制造商比雅久的一个子品牌。

[2] 肯德基品牌的创始人。

[3] 乔治·C. 斯科特（1927—1999），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因出演电影《巴顿将军》获第43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却拒绝领奖。

[4] 此处提及的是莫泊桑的短篇小说《苍蝇》，穆什（Mouche）在法语中意为“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