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生来就有天赋。谈及天赋，我几乎毫不谦虚，但极为感恩。正因为是天赋，不是我自己创造的，所以也不是让我引以为傲的事情。

我最大的天赋是拥有会唱歌的好嗓音，这是外部力量赐予我的，称其为基因、环境、种族或野心会让我羞愧。我的第二个天赋是渴望与人分享这个声音，以及它带给我的诸多好处。没有这个天赋，我将是完全不同的人，要讲的故事也会完全不一样。这些天赋混合在一起，生出一笔无可估量的财富——冒险、友谊以及单纯的快乐。

近三十来年，我在全世界上百个演唱会的舞台上唱歌：东欧、西欧、日本、澳大利亚、北非、南美、中美、北美、加拿大、中东以及远东。我在越战期间河内的防空洞，在泰国的老挝难民营，在马来西亚船民的临时安置点唱过歌。我有见到世界上一些卓越之人的特权，有的名声显赫，有的则不为人知：安德烈·萨哈罗夫[1]和叶莲娜·邦纳夫妇、阿根廷失踪者的母亲们、贝尔法斯特的梅雷亚德·科里根[2]、伯特兰·罗素、塞萨尔·查韦斯[3]、奥兰多·勒特里尔[4]、图图大主教、科拉松·阿基诺[5]、弗朗索瓦·密特朗、吉米·卡特以及吉斯卡尔·德斯坦[6]、瑞典国王。当然，在帮助我坚定理念，并激励我采取行动方面，马丁·路德·金胜过其他任何公众人物。

音乐事业让我接触到了当时一些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从鲍勃·迪伦、披头士到帕瓦罗蒂。最近六七年，在音乐上我有点吃力。尽管我享受来自音乐界的寥寥尊重，但这种尊重不能支付账单。相较于知道我的存在的国家，我的音乐在美国遭到了更多身份危机，导致我经常感到在自己的国家像某种持不同政见者。

我的私人生活也很复杂——包括公众生活——尽管我逐渐找到比我曾觉得可能会有的更多安定感和自我认可。我曾想结婚，有一堆孩子在我身边争着要舔打蛋器上的蛋糕液，他们骑着圣伯纳犬穿过厨房，而我在火上炖着汤。唉，那些画面跟我能胜任的领域毫不相干，自1974年1月和大卫·哈里斯离婚之后，大多数时间我是孤身一人，偶尔有些浪漫插曲，往往最美好的却奇妙而绚烂得不切实际。最后一次，是一个雾蒙蒙的下午，那个年龄只有我一半的法国男人骑着马闯入我的生活，使我的热情重燃了四年。我的艺术、工作、家人和朋友，儿子加布，以及与上帝耐人寻味的关系，都是支撑我生命的力量。

历经所有这些变化之后，我的社会观和政治观异乎寻常地坚定。我一直忠实于非暴力原则，对极右和极左派的意识形态越发憎恶，为他们在全世界持续制造的苦难更加愤怒且悲伤。目前，国内趋向于“新爱国主义”“兰博主义”[7]、自恋，强调自我感觉良好的思潮威胁着我们的文化、精神、道德和艺术价值观，妨碍了对国界之外的世界的理解和关注。我目前在一个名为“人道主义”的人权组织任主席，这个组织尝试开发与人权和裁军有关的项目。而且，说来也怪，我自己的音乐事业也已迈出了第一步——“义助非洲”演唱会及它的后续——我称之为八十年代的“灰烬与沉默”。

我正在加利福尼亚家中的厨房写这本书。加布跟我住在一起，这是他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年。我一直喜欢写作，尤其在冬天的大清早，背对着壁炉，坐在牌桌旁，上面放着我的打字机。说到打字机，它是这个质朴的房间里，或者说屋子里，唯一标志着太空时代的东西。当工作要收尾时，我也准备去工作室录音，这是六年来的第一次。冬天到来之前，窗外的玫瑰至少还会再开一次。我花了两年的时间追溯我个人、政治、精神以及音乐的生活——是如何发生又如何分崩离析的：都取决于时间和环境。我讲述了我所爱的人。我说出了一切所记得的，像每个人那样，感恩自己有选择性的记忆力，或许更妙的是，有生动的想象力。记录这些事情，首先是因为我度过了非凡的人生，想向人们倾诉。其次是因为我才四十五岁，充满活力，有创造力，处于歌唱生涯的全盛时期，不希望被归类为默默无闻的、过气的人，或者成为令某人伤感怀旧的逝去时光的一部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为自己而记录，在面对这段最怪诞的时光之前，认真回看过去。

注释

[1] 安德烈·萨哈罗夫（1921—1989），苏联原子物理学家，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同时也是人权运动家，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 梅雷亚德·科里根（1944— ），北爱尔兰和平运动人士，197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3] 塞萨尔·查韦斯（1927—1993），美国工人领袖，民权活动家。

[4] 奥兰多·勒特里尔（1932—1976），智利经济学家，阿连德政府时期外交部长，1976年在美国遭到恐怖暗杀。

[5] 科拉松·阿基诺（1933—2009），菲律宾首位女总统，1986至1992年在任。

[6] 吉斯卡尔·德斯坦（1926— ），法国前总统，1974年至1981年在任。

[7] 此处应指由史泰龙主演的著名动作片系列《第一滴血》中的男主角兰博，因此“兰博主义”约等于个人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