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们看到我时，会走过来，谈谈发声的事，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他们会谈到行动主义（activism），”琼·贝兹对于自己非凡人生中最广为人知的两个方面解释道，“而且他们的话令我十分感动。他们会谈到我的行动主义在他们的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帮助他们从人生旅途的一个点走到另一个点。”
“军人们的故事最为感人，”她继续道，“还在越南或另一个战区时，他们费劲千辛万苦才能拿到一张专辑，因为这是违禁的。他们描述自己在深夜播放专辑，以及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他们能够离开军队的原因之一；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就像某种止痛膏，帮助他们度过那段时光。每当听到这类故事，我就很高兴有我的存在。”
你读到的这本琼·贝兹坦诚、全面的自传，最初出版于1987年。1960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时，她才十九岁，而二十五年之后，在费城为“义助非洲”慈善演唱会开场的她，已经不仅仅是“在那里”，而是无处不在。她与马丁·路德·金一起在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游行，即便身怀六甲，仍旧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百万观众面前表演。在马丁·路德·金1963年的华盛顿游行中，她演唱了《我们将得胜》。
几十年来，贝兹一直在各地旅行，哪里最需要她，她就去哪里，而且会尽最大的努力。她的名字与非暴力主义的榜样，如马丁·路德·金和甘地，一起被人铭记在心。除了媒体上偶尔冒出来的片面刻板的评论，如说她是受左派蒙骗的傻子，贝兹已经证明，任何政权，不管属于什么政治派别，只要未能达到文明的道德标准，自己就是它们的肋旁之刺。
贝兹还在书中叙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她因批评越南政府违反人权，与美国左派发生的一场论战，这应该让那些否认贝兹恪守原则的人摒弃他们错误的想法。如果说是她的价值观引导她去访问越南北部，当时那里正经历着战争中最致命的炸弹袭击（本书中十分引人入胜的部分），那么同样的价值观不会允许她赞成战后任何政权残暴地对待自己的人民。对贝兹来说，对的就是对的，很简单。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谈到贝兹时，我们很容易被她的行动主义所吸引；全世界成百上千万处于绝境之中的人，有理由庆幸她为他们“在那里”。多年来，她最过人之处在于无人能及的奉献。正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她直率地说：“仅仅做音乐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如果我的生命中不是行动和音乐并行，那么那些声音再动听，也与这个世纪唯一、真正的问题毫不相干——我们如何制止人们自相残杀，我又该如何用生命帮助人们停止杀戮？”
但贝兹为自己贴上了歌手的标签，而这个标签低估了她卓越的才华。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生来就有天赋”，而且很多方面贝兹的确认为唱歌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这是天赋使然。她称其为“声音”，如她所言，这是不带个人色彩的说法，好似她是偶然才有的。贝兹接着说：“谈及天赋，我几乎毫不谦虚，但极为感恩。正因为是天赋，不是我自己创造的，所以也不是让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个“声音”仅仅是她生命中的一个礼物，几十年来，她从未对之过多思考。无论何时只要她开口唱，她相信声音就在那儿。相比之下，她的行动主义构建了一系列道德准则，使她有意识地选择表明立场，更成就了一连串非凡的“让我引以为傲的事情”。
然而，轻看贝兹身为艺术家的重要性，也是严重的错误行为。在美国民谣界，她是关键人物，是她把民谣带给了庞大的主流听众群体。此外，她还向听众引荐过许多卓越的歌曲创作者，最著名的便是鲍勃·迪伦。更不用说，她与迪伦之间的一段历史，也构成了本书最扣人心弦的篇章。贝兹的影响早已延伸至民谣世界之外。当吉米·佩奇[1]组建齐柏林飞艇乐队（Led Zeppelin）时，他让罗伯特·普兰特坐下，并为他弹奏贝兹那首撕扯灵魂的《宝贝，我要离开你了》。佩奇解释说，这首歌曲用声音解读年代久远的事件，时时萦绕在他心头，他认为这是乐队声音概念的一部分。齐柏林飞艇乐队把这首歌收录在他们具有开创性的首张专辑中。
现在，贝兹兴致极高地把一些人写进书中，大部分是男人，他们和她相交多年，尽管都说憎恶她的政治活动，却情不自禁爱上她的歌。多年来，一系列五彩缤纷的形容词似乎专为她的声音而生——“水晶般清澈”“银铃般清脆”“令人脊柱发麻”仅是表面。但这些词语证明，要找到一种语言来充分表达她的歌声所具有的影响力，实属不易，尤其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除了政治活动和甘愿为信仰反复冒生命危险，贝兹的声音似乎总意味着什么。早期，她的声音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强有力的，因为她音调纯净，发出的高音可攀升至阳光明媚的高地，颤音则青春有力，抓住了文化本身带有的情绪。她歌声中透出的渴望和疼痛，听起来像是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憧憬。她的歌唱至关重要。
琼·贝兹在音乐界横空出世时，还是一位少女，人们印象中的六十年代亦尚未成形。有些事，依然悬而未决。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生涯的终结，让人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他的“二战”英雄主义荣誉徽章仍然熠熠生辉，但不知为何，突然成了遥远时代的遗物。不管后来发生的许多历史如何让我们重估约翰·肯尼迪的总统任期，他的竞选和当选都如同子弹一样，用新的能量以及对新的可能性的理解，穿透了这个国家。
历经了五十年代的平静之后，一切似乎危如累卵。反核运动使世界面对的问题清晰起来——它不再只是政治问题，而是关乎地球存亡的问题。传统左派人士借人权运动的道德力量发出挑战：你站在哪一边？这些发展营造了一种氛围，能让贝兹的声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引发共鸣，为时代提供了一个声道。
民谣就在这个时候复兴了，贝兹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次复兴完全陷入了席卷全国的各种政治辩论之中。“从没有一个好的共和党民谣歌手。”1962年，贝兹无所顾忌地对《时代》杂志说道，但党派政治活动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五十年代还发生了另一个重要变化。民谣音乐家们把自己定义为摇滚乐的对立面，他们认为摇滚乐幼稚、愚蠢且粗俗。贝兹也经常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对这种不成熟的音乐表演开玩笑。
对更严肃的年长者和同时代的人来说，摇滚乐似乎遥远且无足轻重，却也促成了贝兹的崛起，令她即刻被人接受。如果只从表面看，摇滚乐不过是激发出一种真实的青年文化——拒绝父母们的索求。直到几年后，这种突破带来的真正影响才清晰起来，而这种音乐再一次打击了保守派。人们对新鲜事物的渴望显而易见。反叛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摇滚乐则将其强化。
琼·贝兹登场了。尊重传统和老一辈艺术家是民谣界非常看重的一点，但在这个特定时刻，贝兹的年轻被正面看待。她的女性身份也起了一定作用，尽管最初不是在女权主义的层面。她的崛起也为无数女民谣歌手铺平了道路，但这一点的重要性直到后期才体现出来。那时候，她的女性特质被理解为既天真又不可能天真。贝兹没有“垮掉派”故作的虚无主义，她只是向那些人借鉴了视觉风格的某些方面。也因为她的一切叛逆似乎被主流认可，她就像一位去上大学的女儿或妹妹，最后成长为严肃而犀利的人。人们认为，像她这样的年轻女性应该在大学校园的女生联谊会中嬉笑打闹，或为婚姻做准备（或两者都是），她却觉得要带着坚定的信念唱歌，勇敢地发言：我们必定生活在危机四伏的时代——极可能产生变革的时代。
就连她美貌的类型似乎都恰逢其时。与同时期许多流行歌手和好莱坞明星不同，她长得不像五十年代里胸大、洋娃娃般的女性。她身材纤瘦，看似柔弱却坚强。人们对她爱赤足评论颇多，而那再次表明了她的天真（有某种微妙的性感），但也拒绝了传统概念中女性应有的举止和展现自我的方式。她的头发长且密，柔软发亮，只是简单的中分，没有过多装饰，这是一位有要事在身的魅力女人的发型。
甚至她那略深的肤色也令她与娱乐圈（这个词，不用说，是那时的贝兹所鄙视的）里同时期脸色苍白的女性不同。她在加州长大，遗传自父亲的墨西哥血统是个严重问题。还是少女时，贝兹的妹妹——更白皙的蜜蜜，会避免被人看见和她在一起，免得被骚扰。但第一张专辑发行后，贝兹一夜成名，她那具有异域风情的长相似乎更诱人，美国人这才开始意识到这个国家是由多个种族构成的。有时她看起来像印第安人，这也唤醒了年轻人对另一种文化的狂热探索。
除了天赋外，简单地说，贝兹还代表了一种新的性感符号，她让民谣与政治都变得时髦而撩人。全国的年轻女性都把头发烫得像她的一样（当然，贝兹自己却想要鬈发）。1968年，贝兹大方展现自己的魅力：她和两个姐妹宝琳和蜜蜜，为一张反征兵的海报做模特，上面写着：“女孩对勇于说‘不’的男孩说‘我愿意’！”这次巧妙的尝试重新定义了何谓“阳刚之气”——在反战抗议者试图带来的反主流文化的新世界里，赢得女孩芳心的不再是肌肉男，而是抗议者与和平主义者。
然而，贝兹的行为引起了妇女解放运动参与者的愤怒。他们正准备从显眼的抗议者，尤其是左派性别歧视者中，寻找目标和机会发作。四十年后，后女权主义那一代才最终为贝兹辩白：2008年总统竞选时，四个布鲁克林女人做了一张模仿贝兹姐妹姿势的海报，上面的标语写道：“女孩要对选奥巴马的男孩说‘我愿意’。”
但是把琼·贝兹推到全民关注的位置以及1962年《时代》杂志封面的这股社会潮流，也给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本书最扣人心弦的一面是，贝兹坦露说让她极度痛苦的不安全感已达到一定程度，以至她的声音偶尔听起来刺耳且无趣。例如，她写道，漫画家艾尔·卡普（Al Capp）在他畅销的连载漫画《莱尔·阿布纳》中攻击她，称她为“琼妮·芬妮”（Joanie Phoanie）。在这部自传中，贝兹回忆起琼妮·芬妮的形象：“邋遢，虚伪，娱乐圈里的荡妇，经常坐在豪华轿车里四处旅行，在‘一万美元一场的演唱会上，唱反对贫穷和饥饿的歌’。她发行过一些专辑，如《听起来像芬妮的就是琼妮》，其中收录了《放下武器吧，麦克纳马拉》《把另一张征兵卡烧了！》《和越共一起跳康茄舞》等歌曲。”
法兰克·辛纳屈也遭到了卡普的讽刺，他私底下给卡普打电话说，自己十分喜欢他的讽刺漫画，还送了几瓶香槟做礼物。相比之下，贝兹介怀于心，极为恼怒。“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心怀恶毒，”那时她抱怨道，“他把追求和平等同于支持共产主义、越共和麻醉剂。”对于这点，卡普反驳说，贝兹需要“记住‘抗议’不是抗议歌手的专属。当她反对别人的抗议权利时，她是在破坏整个游戏规则”。
毫无疑问——卡普的讽刺本质上是冷嘲热讽。他是右派中回应反战运动的重要声音，反战运动令理查德·尼克松和斯皮罗·阿格纽入主白宫，卡普的事业却陷入各种被曝光的性丑闻的水深火热中。（显然，对年轻人道德的鄙夷未能阻止这位已婚漫画家在高出场费的大学讲座之旅中对女学生动手动脚。）且不说这些，在二十年后的这本书中，贝兹重新审视了她对卡普的回应。“回头看当时的困难和处境，我觉得很好笑。”她写道。
她接着承认：“那时我的愤怒来自财富带来的羞愧感，虽然我将绝大部分钱都捐了出去。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应该一无所有。这正是他刺痛我的地方……卡普先生让我相当困惑。很遗憾他没能活着读到这段话。这会令他发笑的。”
我们当中有些人从未冒过贝兹所冒之险，也未面临她频频遭受的真实人身危险，很难想象她对任何事都没有安全感。在舞台上表演，对着摄像机发言，贝兹似乎总是应付自如，甚至有时她的沉着冷静还会让人生厌。年纪尚轻，她看起来为何这般坚定？为何她甘愿冒生命之险？
当然，这些问题是我们为尴尬的失败所找的借口——我们不愿意大胆发言，即使形势摆明需要我们大声呼吁，或者当原则处于紧要关头，我们无法应付自如，也做不到不逃离危险去直面危机。在这些方面，贝兹都树立了无人能及的榜样。正如1987年她在《滚石》杂志中所说，她代表着那些愿意“追随信仰”的人。
但这不意味着她没有与内心的恐惧搏斗过，本书极其生动地展现了这场持久的斗争。她直率地探讨一生都在对抗的、让她瘫软的舞台恐惧症，她称这种直率为“神经质般的诚实”。她还感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支持非暴力运动及其他尊奉的理想，不知为何，似乎总是不够。另外，她也感到在一些最重要的关系中她是不足的，这种感觉令她无法释怀。在与抵制服兵役者大卫·哈里斯的婚姻中，她力图做完美的家庭主妇，这种努力令人心酸，震惊了那些视她为“尖声抗议的泼妇”的人，比如艾尔·卡普。
“我很努力想要做个好妻子。”她写道。当一群女权主义者来拜访她，让她把市场里抵制兵役的海报扯下来时，她讲述道：“我不停地在厨房跑前跑后，为她们准备三明治和柠檬水，她们却用手肘推搡对方，怒气冲冲地瞪着天花板。”
结果是，六十年代多变的文化价值观不仅让贝兹个人困惑，更让几百万人困惑，而那些人却指望像她这样的人物给他们指引方向。“结婚后我想做个完美的家庭主妇，穿围裙的人却公开说：‘去你的家务活！’”她现在大笑着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看我母亲做了她该做的事，我猜当时我觉得那也是我该做的——就在这时那些人却说‘这是一种糟糕的、浪费生命的方式’！”
之后，她对自己的公众生活也进行了类似的重估。在本书所记录时期的最后部分，比起思考自己在与漫画家的那场争吵中是否表现得体要更严肃，贝兹重新审视的并非她支持的很多事业，而是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事方式，以及在心理层面，行动主义如何成就了她。时至今日，她仍在自省。
“我必须止住为别人做事的瘾。”贝兹说，如今她的家坐落于帕罗奥尔托城外的山里，“这是我的瘾。它不是酒精。它不是毒品。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性，如你可以从书中推断出来的。但这种瘾真的能让我继续向前，继续活跃在第一线。”
“现在如果我想出去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都是有所选择的。”她接着说，并举她2005年在公众集会上的表演为例，当时是在得克萨斯州的克罗弗德（时任总统布什的家乡），为了支持辛迪·希恩，她的儿子在伊拉克战争中被杀害了。“我知道我在那里能最大限度地行善，”她解释道，“但狂热这一因素已经消失了。”2008年，贝兹也积极地支持总统候选人贝拉克·奥巴马，那是她第一次这般支持一个竞选政治职务的候选人。
贝兹极力表明，她过去所支持的诸多理想的价值，不会因自己的复杂动机而贬低。“关键在于，我得接受其中的一个疯狂元素——让我上瘾的部分，”她说，“我无法自拔。我无法阻止自己。同时我要说，我庆幸做了那些事，对我和其他人都有意义。”
近些年，贝兹过着更为平静的生活，而且，她现在六十八岁了，家庭已经和“声音”“行动主义”一起位列人生要事的行列。她的父亲和妹妹蜜蜜都是本书中的重要人物，书首次出版后，他们就去世了。她的母亲仍然健在，现住在贝兹名下的一栋房子里。关于她的姐姐宝琳，自传中一个更为疏远的人物，贝兹说自己“越来越了解她，我生命中的那个阴影也越发清晰。我希望找到方法，在我今后要做的事中更多地提到她”。
回看她前面四十多年走过的路以及这本书，贝兹相信她已经学会将自己视为大千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世界的中心人物。“《纽约时报》上给这本书写书评的女士说我有‘前哥白尼’式的生活观，”她咯咯地笑着，回忆道，“我不得不问其他人这是什么意思，但这个评价让我发笑，因为她说得很对。正因为我的名声，我的生活观就是‘我是宇宙的中心’。这令我思索。但那是我更早以前的生活，感觉不像现在的我。”
本书出版后的这些年，她和儿子加布（他的父亲是贝兹的前夫大卫·哈里斯）的关系变深了。“之前我以为我在保护自己的儿子，所以尽量不在书中写到他，不让他过多地在公众面前曝光，”她说，“后来，我后悔没有更全面地描绘他的形象。现在，加布是我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有时在路上，我们一起玩打击乐，我常常感觉，‘能和我儿子一起出游真是太酷了’！外出离家那些年之后，还能跟他一起逛街，简直像置身天堂一样。那时我们一起狂欢。他的生活很美好——有美丽的妻子和漂亮的孩子——我也能参与其中，跟他一起享受那种生活。”
贝兹愈是对自己的政治行动主义有鉴别力，愈是全力以赴地献身于艺术。事实证明，过去的十五年里，她在这个领域尤为硕果累累。一些专辑，比如《为他们敲响钟声》（1955）和《大吉他上的黑色和弦》（2003），都是很有力量的音乐表达，把贝兹和年轻一代的歌曲创作者连接起来——其中有蓝色少女合唱团（Indigo Girls）、理查德·辛德尔、娜塔莉·麦钱特和达尔·威廉斯——他们都受到了贝兹的影响。她去年发行了《明天之后》这张扣人心弦的专辑，由史蒂夫·厄尔制作，还获得了格莱美奖“当代民谣”类的提名。
另外，贝兹越来越为她声音的天赋感恩，并成功地用行动使声音之美永驻。“如今，我的事业已超过我的生命在此刻所能企及的，”她说，“我必须感谢我的经纪人马克·斯佩克特，以及他在过去二十年里为之所做的一切。当然，史蒂夫·厄尔在《明天之后》那张专辑中做得也很好。还要感谢我的声乐指导。我的意思是，现在我的声音比几年前更好了。”
“我生命中的这个部分令我惊讶，它在一直变好，”她继续说道，“挺傻的！到了这个地步，在演唱会之前我最关心的却是‘我该穿什么’，我不再惧怕舞台。没什么能阻止我走上舞台问听众‘今晚我们做什么呢’。我还会朝阿尔奇·邦克点点头，现在我们的狂欢已经达到了新的层次！”
被问及居家生活时，她说：“好吧，现在，我坐在沙发上，透过一扇大窗可以看到山。前几天我在跟一个信佛教的朋友聊天，并分享我们在人生舞台上所拥有的相同观点。那段时间很美好，如果感到时机合适，我还是会谈些有分歧的点。与此同时，我妈妈就在五十英尺开外，睡在她的小房间里，我想和她在一起。我也想跟加布和他的家人待在一起。”
“这时候该好好冷静下，”她得出结论，“放松。重点是要多冥想。去了解自己慢慢变老是什么样子的。”并保持嗓音唱歌。
安东尼·德柯蒂斯
纽约
2009年5月
注释
[1] 吉米·佩奇（1944— ），英国音乐人，齐柏林飞艇乐队主音吉他手及乐队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