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在离开肯尼迪宅院的那天晚上跨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到达去纽约的高速主路上的时候天还下着雨，他来到了熟悉的地方。除了他个人的伤心和伤痛，一切看上去都像以前一样。那时他不知道他和其他所有美国人一样，在那一周里越过了划分时代的一层无形的膜。他不知道杰奎琳·肯尼迪即将告别的卡米洛王朝，将成为一个一去不复返的美国。
他更不知道的是，他自己要再一次进行对外拓展——就像25年前在1938年的大飓风之后离开波士顿，告别了他传统的过去那样，他确切地再一次告别了近期的过去。现在在大暴雨减弱后的细雨中，他试着睡上一觉，断断续续地打着瞌睡直到灰色的黎明表明他快进入纽约了。他的母亲挺过了那个晚上，几周后就能起来活动了。所以他不能停下也不能思考，必须马上去华盛顿追踪1964年的竞选。
他的下一段旅程将要持续15年的时间，将他从所有的确定性，带向1963年的他既不能定义也预料不到，而又必须面对的未知数。
然而，在分水岭的那一周，他对所有问题和答案都很确定。如果那晚上他从在路上的瞌睡中醒来，他就会从记录标准的书中撕下一段几乎完美的美国自由主义思想标本。所有准确的话语和想法就会毫不犹豫地以正确的顺序出现。还有，如果有人要他总结，他从美国在国内和国外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他无疑会用当时老掉牙的话回答说，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的政治信仰总结起来就是机会。
在他的政治指南针中，机会基本上就是面向北方的点，他自己就是美国机会起作用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比如，他第一次作为一个搭便车的少年在马萨诸塞州和曼哈顿之间的旅途。之后，他学会了怎样争抢一张票：在萧条时期，周末48小时的波士顿和纽约之间的往返票只用花两美元，如果你聪明到在波士顿南站或者纽约大中心站从单程旅客手中买一张未使用的票根，你就可以每趟只花50美分。72年前将他父亲引诱到美国的机会，现在租给了他一辆豪华轿车和一个司机，给了他地位、认可、接触伟人的途径和一栋在纽约可以回家的舒适房屋。同样的机会也把他最小的弟弟从伊利街同样的一所房子带到了同样的波士顿拉丁语学校、同样的哈佛大学、同样去华盛顿的道路，他已经在那里成为美国天气局的主管，监测着这场雨，还将要成为美国的首席环境科学家，对空气、海洋、内陆水系、沿海地区、飓风、鲸鱼、海豚等等进行监测。他另外一个弟弟，还在波士顿，编写着美国历史的教科书。这条路应该被标为美国一号路，就是相同的这条路将39岁的年轻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从波士顿带到纽约、到费城去参加1774年的第一次大陆会议，之后又把61岁的他带到了命名为华盛顿的新首都，成为美国总统。而从华盛顿去某地的路，延伸出了他和他的兄弟以及包括所有的亚当斯们在内的其他人，享受到的承诺和机会。
在白修德看来，机会就是将美国历史从其他大陆的历史中分开来的东西。国界是机会，美国学校体系是机会，企业体系是机会。那时的他不能设想，机会这个美国信仰将会自我纠缠在矛盾当中，这些矛盾也导致法国大革命将自由与恐怖画上了等号。
这一次，他要在他那时的第一条政治信条上加上第二条，那就是对英雄人物的信念，他相信伟大的人可以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没必要所有的美国自由主义者都对英雄抱有信心。他年轻时倾向的美国自由主义思想认为，从历史的辩证角度说，人物都不重要。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们相信，“历史的火车头”在设定好了的轨道上驶向必然的终点。工程师也许会减速或者加速，但是不能使火车偏离轨道。对大事件的接触迫使白修德彻底抛弃了这个神话。在25年的报道生涯中，他遇到过如此多的身居高位或者掌握关键权力的大人物，他绝对无法忽视英雄人物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不管从什么角度看，他对周恩来的评价都是功大于过。而毫无疑问的是，抛开所有人的独特个性不说，让·莫内、皮埃尔·贝尔托、康拉德·阿登纳和他战后在欧洲认识的其他人，都为自由和人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后是美国人。从约瑟夫·史迪威开始，到保罗·霍夫曼、大卫·布鲁斯、埃夫里尔·哈里曼，无数其他人，他的记忆中充满了杰出的权力使用者们改变他人生活的回忆。如果你不把这样的人算作关键因素，你就不能理解历史。
当然，所有的国家都有他们的英雄人物，但是美国英雄身上似乎有些不同的东西，就像美国历史也与其他国家历史有些不同。也许是因为一个美国英雄不会像其他英雄那样被人们记住，人们记住的不是他的战绩，而是他在多大程度上扩大了机会。
在亚伯拉罕·林肯很早之前的杰斐逊时代，美国英雄就开始与众不同了，但是林肯是美国对机会的信仰中最伟大的圣人。林肯不但解放了奴隶，他还将国土向贫穷的自耕农开放；他通过法律赋予大学土地，将它们向所有视学习为机会的年轻人开放；在他的呼吁下建立了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从一条小裂缝打开了智者贤士进入政府的大门；他还给了铁路工人上百万英里的土地来打通西部。他被神圣地视为赢得了内战胜利的总统，但是他对机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第一个罗斯福（指西奥多·罗斯福）、第二个罗斯福（指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也有卓越的贡献。
约翰·肯尼迪也是。
之后会有很多关于肯尼迪的叙述或评论，那些认为卡米洛王朝真实存在的人看到后可能会高兴，可能会难过。关于肯尼迪和女人的东西，让白修德不止一点烦。他知道肯尼迪爱他的妻子——但是肯尼迪，一个政治家，权力会散发出麝香味，对很多女人来说都是催欲药。白修德很确信，他见过的总统候选人中，只有三位否认过那种催欲药给他们带来了愉悦——哈里·杜鲁门，乔治·布鲁尼和吉米·卡特。他非常清楚，他在追踪竞选时遇到过的所有人，都一次或不止一次地接受过临时性伙伴。噪音、尖叫、激动的人群，然后是权力，豪华轿车接送，像对男性的刺激那样刺激了女性的腺素分泌。在评价肯尼迪时远为重要的是他加强了总统权力对这些手段的控制，标志着他的黑历史，这些手段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管制，并走得越来越远。后来美国情报部门暴露的问题也包括了。肯尼迪的干涉，和不接受这种干涉。然而，这些问题都是很久之后才会暴露的，而白修德只有在很久之后才必须与之斗争。
但是那天晚上，在他回纽约的路上，经过权衡之后已经深入他心里的想法不会改变。肯尼迪已经做了很多好事，在美国伟人的队伍里极大地扩大了机会。肯尼迪消除了甚多的旧局限，将很多新人请到了美国权力的竞技场，权力体系不得不进行调整来适应他们——政党体系、信息系统、工业体系和行政体系。在肯尼迪死后不久，美国会因为肯尼迪而变成一个不同的国家。
那天晚上在从马萨诸塞州去曼哈顿的路上，他与假想中的提问者进行了关于历史的对话，他加入了很多自由主义教科书的教条，但是他遗漏了一个关键的因素：意外。
直到多年之后，讲故事的人才懂得了欣赏意外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你相信英雄们，那么这个信念会让你对意外进行沉思——因为让英雄成为关注的焦点或者将他打垮的意外，可能会使历史发生转折。肯尼迪遇害的那一周，历史就发生了这样的转折。一段时间内可能不明显，但是历史的火车头已经失去了控制。看起来它的方向似乎没变，但是它正朝一个点不断倾斜，到那里的时候轨迹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上了。
12月的那整整一周对白修德来说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有一幕，仍然历历在目，并越发清晰，并在之后被他称为意外现场。
在他经过那条路回家的5天前，在肯尼迪遇害之后的周日，他去过华盛顿。电视机都将镜头对准了肯尼迪在议会大厦的圆厅里的灵柩，但是林登·约翰逊逃过了摄像机的镜头从后街赶到了白宫。他要在这里主持一场肯尼迪召开的会议，讨论美国在越南的未来；16732名美国人已经被“非正式”地卷入了战争。越南的独裁两兄弟，吴庭艳和吴廷瑈，三周前已经被谋杀了。现在约翰逊将议会日期提前了，要主导肯尼迪请来的成员：国防部长和国务卿，麦克纳马拉和拉斯克；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和中央情报局的主任麦克科恩；美国驻越南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应该在越南继续深入吗？
白修德记得他在白宫的走廊上等着答案，他还记得眼睛已经哭得红肿了的发言人皮埃尔·塞林格爬上了一张桌子来发布消息。大多数问题是关于肯尼迪的葬礼仪式的。房间里很挤，充满了记者们前一天淋过雨的防水上衣的潮湿味道，所有人都身心俱疲。有人机械地问塞林格：他们刚刚关于越南做出了什么决定？塞林格也很累，他把手放在耳后，好像是为了将问题听得仔细一点。他刚刚说了林登·约翰逊的政策就是延续了肯尼迪的政策。然后他就好像对此提问产生了怀疑似的回答道，我们当然会继续原有的政策。肯尼迪的国内与外交政策不会改变——不管是越南还是其他任何事。约翰逊会继续前进。
不管我有没有记错原话，回答都真实反映了那天的精神。还反映了一个经典的意外。白修德后来努力了很长时间，想找出肯尼迪在那个关键的一周中脑中最后的决定——到底肯尼迪会不会继续在越南进行大规模战争。很久之后，他通过肯尼·奥唐纳得知肯尼迪不会继续，除了罗伯特·肯尼迪和泰德·索伦森之外，肯尼·奥唐纳是立即就能知道肯尼迪内心想法的人。根据奥唐纳的话，肯尼迪刚刚向参议院多数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保证，不仅要立即撤回在越南的16000美军中的1000人，还要在1964年选举之后撤回所有美军。当奥唐纳问肯尼迪他要怎么做的时候，肯尼迪调皮地说：“很简单，在这放一个想让我们离开的政府。”
如果这就是肯尼迪的意图——白修德没有任何理由质疑奥唐纳的话——那么肯尼迪遇害的意外就将50000美军和100万以上的越南人带上了通向死亡的道路。作为总统的肯尼迪自由决定维持或扭转局面。由于肯尼迪的遇害而临时被安排来主持会议的林登·约翰逊，无法在总统尸骨未寒时立即否决表面的政治政策。
这个意外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意外能够影响的不只是一个或一连串的行为。比如，将沙皇俄国搞垮的，不只是一个患血友病的王子、一个患神经病的母亲、一个疯僧人、一个懦弱的国王连成串的意外。那是俄国中心统治思想的持续性中断而引发的连续崩溃。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国的历史上，亚伯拉罕·林肯遇刺的悲剧，就是统治思想与由于新发展而发生剧烈动荡的政治进程的不吻合导致的。当激进的国会共和党人和贪婪的共和党生意人联合起来让美国的重组和工业化过度的时候，权力引发的错误并不完全是意外。力量有贪婪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但是林肯的死让它们都冲向了过度。连在一起的思想被分开了。
约翰·肯尼迪的遇害也是这样。太多的活力，太多的繁荣，太多的教育，太多的军事实力，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被建立起来，以至于美国开始向外拓展、探索和实验。能量、知识、欲望的过剩，让所有的一切看起来充满可能性。但是想法和规划还是要按顺序排好，交织在一起，交由国会形成法律和法案。在美国的体系中，议程、立法和行动的控制有赖于总统。不管他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总统候选人竞选时的思想必须与时代相适应。作为总统，他应该使它们相吻合。如果当选的总统意外地被除掉了，那么一些东西就会突然消失——在大事和大事的议程上对思想强行的控制。接替肯尼迪成为总统的人是一个有无穷大的权力欲和不顾一切的有历史野心的人，而且他就是不理解思想。无意中他好心地把美国带入亚洲的一场新战争中，并加速了美国大城市的衰退。相应的，那位总统也会被一个同样有历史野心而不理解美国自身的中心思想的人所取代，之后的这位总统将所有掌权人的恶意提高到了政策的高度——甚至于犯罪。还有11年的时间，意外才会再次带来一位讲故事的人可以信任其人品的总统，在那之后，还要再过几年，这位总统才能将具有内在力量的一系列思想带给美国，但也受到了强烈的争议。
如果说，讲故事的人于1963年回家途中，在更大层面上关于历史的思想成分看起来都很确定，它们之中最确定的一点被撤回了，也是几乎没有被意识到的——他对美国人道德品质的假设。
直到那时为止，他所有的报道最后都让他相信，美国不管犯了多大的错，在世界各地都是出于好心做事。
但是，接下来的几年会动摇讲故事的人的信念——不是因为美国停止做好事了，而是因为，美国人做的越来越多的好事会将它自己包围在一种精神绝对论中，这种精神引导美国从自以为是走向无情残忍。他将会见到正直的学者和规划者们威胁或者铲除美国大城市的社区，观察到无私的人将美国抛入最得不到好处的战争中，浪费两国的年轻生命。在他之后的报道中，对美国目标、道德和对机会信念的质疑会爆发到街道和美国政界，他称之为10年暴风雨。而讲故事的人自己第一次意识到他自己对美国的道德品质产生恐惧是在1976年，就好像被自己的错误给绊倒了，他回去拜访了自己的故乡，波士顿。
在美国，没有比波士顿在表面上和政治交流方式上被改造得更剧烈的城市了。从他年轻时的权势人士和盲信者的红褐色城市，到今天充满活力与朝气的中心城市，眼花缭乱的广场建筑和摩天大楼，老的市中心完全变了样子。但是贫穷的老年人怕波士顿。白人家庭从波士顿离开。富人、年轻人、学者和受压迫的人聚集在此。最后，波士顿是一个站在山顶宣告胜利的地方，就算是小偷也学会了像圣人一样公开发表讲话。
于是，1976年总统大选的开始，在1月的波士顿，讲故事的人非常合乎常理地，与这30年胜利和优越的美国好心对他年轻时所在的社区做出的改变，产生了摩擦。
事情是这样的：
乔治·华莱士，一个种族主义竞选者，在南波士顿势力尤其强大，所以白修德决定在南波士顿度过一下午的时间，来衡量在即将到来的马萨诸塞州初选会中华莱士的实力。花一点点力气就能发现，住在那些整洁老木屋里的工人阶级爱尔兰裔有多少恐惧和憎恶；所以白修德一时兴起就叫他的出租车司机将他从南波士顿带到了多切斯特的伊利街，去看看他在那里出生的房子。司机是一个学生，转过头来问白修德是否对那片街区很熟，然后说白修德要再付10美元给他，因为那片地区很危险。
要为距他出生地很短的路程多付10美元，实在让白修德很不高兴。但是随着他们深入这片区域，他开始明白了。他在美国的其他城市也见过如此荒凉的景象——空地，烧坏的大船，木窗，它就像市区内部的一颗坏牙，但是这就是家。尽管被他曾经向女孩们献殷勤和玩击球游戏的街道吓着了，但他还是继续往前走。富勒小姐曾经教他历史的地方，克利斯托弗·吉布森学校几年前刚被烧毁了。没有人能解释这场火灾，或者说这学校是怎么被肆意毁坏的。波士顿将其夷为了平地，再在学校曾经的地点莫斯街的顶端开拓了一块空地做停车场。布拉德肖街上的小希伯来学校，他曾经学习过和之后他教过《圣经》语言的地方，也被毁坏了。它也被夷为了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柏油铺就的地面。
他让司机在伊利街的角落转来转去。老树也消失了。他知道新英格兰州的栗子树都因为枯萎病消失了，但是所有其他的树，橡树、榆树还有枫树也都被砍倒了。仍然矗立在小市场里的几家商店门窗紧闭。曾经紧邻公园有母亲们带着孩子散步的街道，现在全是空荡荡的废墟。司机在这条荒凉的路上加速前进，越过了路标，白修德才意识到他已经经过了他自己的房子。他让司机开回去。那就是他的家——一栋被遗弃的房子，门柱上的锡制号码牌上写着“74”。这是伊利街74号院，孤零零地矗立在那儿，两边的房子早就拆了。但是白修德花了好几分钟才在脑中重新想起这个倾斜的小棚屋原来的模样，并且它漂亮的新英格兰花园使他童年记忆里的这个深红色小房子的样子浮现出来。通向走廊的台阶正在腐烂而且已经扭曲了，房子本身是斜的，他的外祖母曾经在楼上，像暴君一样统治这个家，窗户有的碎了，有的迎风大开着，有的被木板封上。带有名字的四个门铃表明最底下的一层楼住着四户人家，那里曾是大卫·怀特和他一家人的住所。他能看到他母亲的卧室还很完整并且有人居住，那就是他出生的地方。但是从它的窗户向外望去不是一个花园，而是垃圾场，有三辆坏掉的车和两棵不知是死是活的树。没有草丛，花盆都不见了。
白修德正在窥视曾经是他出生地的花园里缠着电线的栅栏时，几个黑人小孩突然出现了，喊道：“嘿，伙计，你在做什么？”然后跟过来一个庄严而皱着眉的黑人，怀疑地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伙计？”当白修德告诉他这里是自己60年前出生的房子时，这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挑衅道：“你在逗我吗，伙计？”白修德跟他说曾经都在这里的樱桃树、忘忧草、花园还有郁金香。这个男人的怀疑渐渐消失了，他们互相告知了名字和电话号码。这个小棚屋的主人是这个男人的兄弟；如果白修德想的话，他可以打电话，他们会让他进去参观。黑人提供信息说，他们几年前搬进来的时候还有一棵梨树在后面，老葡萄藤也在。除此之外，这里再没有与过去记忆中的家相联系的地方了。
然后白修德离开了这条街道，这条街曾经在夏天的晚上飘着烤百吉饼香味，而在夏天的白天，充斥着男孩们用从沃尔科特街带来的带有金黄光泽的栗子玩指关节游戏的响声。都不在了，全都不在了。美国曾经给他离开这条街的机会，不知怎么的这条街成了废街，全是害怕的黑人，生活在一个连自己都不了解的美国。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亲眼见到这所房子了。下次他如果有机会回来的话，它一定已经不见了——就像克利斯托弗·吉布森学校和贝塞尔学校那样。人们会为了保险金而将它拆除和烧毁，或者在某个市区更新项目中被铲平。
第二天早上白修德起床了，他不再浮想联翩，继续报道1976年竞选的候选人莫里斯·尤德尔（Morris Udall）。尤德尔议员是令人怀念和充满希望的60年代派往70年代政治的最后一位使者，那天他正要去白修德以前的老街区竞选。尤德尔首先去了艾略特广场。白修德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曾在这个广场上帮他叔叔的商店送食品杂货给那片宁静的街区里模仿中产阶级的爱尔兰裔家庭和谦逊的新教家庭。但是现在这个广场让人想起了埃森和柏林——就像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那样被夷为了平地。某个联邦项目在这个老广场上修建了一个混凝土和砖搭成的堡垒一样的药房。当地的贫困专家向候选人解释，为什么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在这个古老的广场上建设药房。但是45年前当白修德还是个递送东西的小孩时，在同一个广场还有好几个生意兴隆的药房，给附近的爱尔兰裔和新教居民提供服务。现在只有政府才能建造和巩固药房，它不会像环道边的大楼那样被洗劫一空，哥特人不会为药袭击药房，它也不会被蓄意破坏。这些为他们建造的联邦药房感到自豪的“贫困专家”们根本不懂历史；他们根本不知道艾略特广场以前的样子，那时候安全到角落的药房可以在晚上派小男孩们安全地给邻居家送药方。项目建设者们骄傲地向候选人展示他们的药房，并解释它与医疗补助计划和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候选人在听他们讲话的时候，药店里走进来一位漂亮聪明的年轻黑人社工，带着几位走路蹒跚的白人老妇。她告诉他们，他们得在这些老人排队取药的时候每人手扶一位老人的肩膀。政府提供这些药和给她们的医疗指导，这些指导让她们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但是这里不再有社区了。
之后的那天上午让白修德进一步沉思了。尤德尔先生与他的随从们从艾略特广场驶到了埃格尔斯顿广场，再去蓝山大道，驶过大道时车子加速，根本不看两边一个个衰败的街区。经过了3英里的高度行驶，候选人在市区一个局势紧张的典型分界障碍线停了下来，那是波士顿的一个叫马塔攀广场的地方。不断离开的白人和文明的黑人还在这里混在一起——最有教养的黑人和生活最悲惨的白人。这是一个“拍照机会”。从亚利桑那州来的好心和正直的候选人用简洁的话鼓舞大家选举他成为现代市区美国的总统。他在当地的一些员工误导他认为他在看的是和谐市区的田园风光，即使他实际看到的是几乎成为废墟的中途小站。他赞扬这个安静的“社区”证明了团结可以让兄弟之情、和平和联邦政府去做更多的事，然后他的一队人马直接加速，行驶到了纯白人居住的郊区，那里现在是环绕着波士顿市区的自由地带。在马萨诸塞州初选会上，自由地带是他唯一的胜利成果。南波士顿充满恐惧的白人投给了乔治·华莱士，白修德的出生地多彻斯特的充满恐惧的黑人们则投给了吉米·卡特，其他所有人都投给了亨利·杰克逊。杰克逊拿下了马萨诸塞州。但是白修德知道，没有哪个联邦政府项目或者联邦政府的承诺能保持他童年的街道上的宁静与安详。而这场竞选也不会深刻地影响美国人的生活。
现在，是詹姆斯·厄尔·卡特总统任期的第二年，故事讲述者会回顾过去，并对自己感到吃惊。他即将写的一本书的结尾，与他当初想写的和他承诺朋友们和读者们的结尾完全不一样。
早在肯尼迪之前的那些日子，他的大计划就是每四年写一本关于总统诞生的书。因此，如果他在从1960年到1980年期间的每一个选举年都实践了他的计划，他的书架上就会出现覆盖了1/4个世纪美国政治的6本书。
现在，他不能了，1976年他在马塞诸瑟州初选会度过的一周，也许比其他所有事情都更为严重地扰乱了他的大计划。没有人对他出生地的废墟做出任何规划。确实，全国政界、州政界和波士顿政界中调动起来的每一点好心，还有数百万的美元都没有理会这样的废墟——它们都失败了。讲故事的人试图将故事与投票总额相适应。但是在美国除了竞选机制以外，目标和权力还有其他的联系，除了选票数量以外，还有其他评价目的好坏的合理方式。
随着1976年竞选的展开，讲故事的人已经投入了对这场竞争的长期报道和功课中，追踪候选人，参加辩论会，吃力地参加很多初选会，挤在集会的人群中，大选之夜在电视上发表意见。但是当竞选结束，是时候将它写成书的时候，他发现4年时间美国发生的事已经不再能够被压缩在总统竞选中，被雕刻成任意形状的大木块了。这一次，1976年，美国人已经选出了一位品格和道德都不用被质疑的总统——但是他能不能控制善良的力量，或者能不能检查它们是否绝对，或者能不能穿过冲突和矛盾引导它们成为达成共识的妥协，都是不清楚的。
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看到1976年的总统竞选对于美国总统职位的意义和未来影响，只有在他为自己和读者摆出经历过的证据之后，他才能说出，并讲述1980年的故事。大选一结束他就开始了，但是他意识到，他的成就是他在美国权力的气流中被吹来吹去时的所见所闻和个人经历。意外让他吸进了那股气流成为记录者之一，他曾见到美国的权力在亚洲胜利的时刻达到顶峰，用至高的权威拯救了战后欧洲的自由和人民，然后他跟着它回到家发现了权力的源头，并顺着它的踪迹走进了美国政治。
因此在读者知道很久之前，讲故事的人就知道，他需要两本书来讲述他的故事。第一本书，就是这本，讲的是他目睹了美国权力是怎样被使用的。第二本书有必要回顾以往，并与第一本书有重叠的时间，因为它是关于人们是怎么得到权力的，这里指政治权力。在政治中，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事物真实的样子，而是它们看上去的样子。每个国家在从事政治的时候对表面和交流的控制都不一样。在美国，这种控制在肯尼迪之前就已经在改变了，在肯尼迪死之后甚至会变得更快。因此，美国政治中将要发生的事会充满戏剧性，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肯尼迪遇刺事件肯定是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分界点，故事讲述者自己标注的“分水岭”或者“断点”。直到那一刻他都相信，只有机会作为一种信仰最突出地表现出美国政治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的不同。回顾肯尼迪篇章，我们已经能很清楚地看到，老的英式政治文化已经失去了对其他人的控制，而正是这些其他人充满在美国的辽阔空间和已成型的城市里。美国说多国语的民族之间，除了将他们绑在一起的思想以外，没有共同与生俱来的东西。肯尼迪之死的力量仍然影响着已建立的秩序。但是政治会对控制权力的人进行重组，而一个正在改变的文化会改变那些控制政治的人。1954年到1963年这快乐而平静的10年，将让位于60年代从1963年到1974年暴风雨的10年。在表面的旧政治文化之下，所有的竞争团体都会浮出水面，打着机会的旗帜宣告自己的特权。
真正需要讨论的是，美国是会以机会的名义被改造成为一个聚集着互相独立的团体、利益和传统的地方，还是继续成为一个所有传统都在政府统一思想领导下的国家。暴风雨10年的革命和它的余波会是一个考验，考验让美国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老思想是否能走得更远，远到保持国家统一；考验一个新的文化是否能与已经消失的文化一样强有力、一样成功地滋润政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