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卡米洛王朝

第十一章 卡米洛王朝

我觉得在美国人的众多偏见里，没有比深刻影响1960年大选的宗教偏见消失得更快的了。在肯尼迪当选的几周之内，甚至是在他就职典礼之前，它就迅速淡去，因为人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他怎么使用权力跟罗马教皇或是新教的利益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到底想用权力干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不管是对公众还是对他自己而言。但是显然他对权力加入了新的含义，这让人不禁开始思考他会制造出怎样的盛况，来让怀疑他的人和仰慕他的人都信服。很简单：肯尼迪让上百万的美国人意识到了以前只有出身名门的国教徒和职业政客才意识到的事，那就是参与政治和政府事务是多么有趣和令人愉快的一件事。自罗斯福以来，白宫第一次有了宫廷的感觉。宫中一个年轻皇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舞会中跳舞，漂亮的孩子们举办生日聚会，人们哈哈大笑，领袖们看起来平易近人。人们难以想象黑暗的角落里潜藏着穿黑衣的教皇使者。在英裔美国人的传统历史中曾经牺牲了无数生命的旧宗教消失在了光明中。

而对于我来说，第一次看到政府的转型、权力的新含义，是在1960年的12月初，那次大选之后，我第一次去华盛顿时，这也成为留在我记忆中的一段往事。我当时着急要写我的竞选书，我需要一些基本的材料和事实，所以我去看了两位朋友——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哈佛足球队友肯尼斯·奥唐纳，他们的临时办公室互为隔壁。

我曾经预想过，大选之后他们身上可能会多一些新的庄重感和朴素感，因为很显然鲍比是距离新上任的权力中心人物最近的人，而肯尼斯是内部人士。

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在我的想象中，当我走进这个新的权力中心时，他们应该正穿着衬衣仔细审阅组成新的肯尼迪内阁和政府的每一位成员的材料。但是鲍比头上斜戴着一顶小黑礼帽，昂首阔步地走着舞步，而奥唐纳在一旁鼓掌。我对着加拉格尔先生和谢安先生[1]的这一幕笑了起来。鲍比是个非常好的模仿者，比他的总统兄弟的模仿能力要好，尽管比不上他将会成为参议员的弟弟特德。鲍比解释说：这顶帽子是制帽联合会主席艾利克斯·罗斯（Alex Rose）送来的。罗斯同时也是纽约自由党的党魁，在刚刚结束的竞选中，罗斯尽全力支持肯尼迪；肯尼迪靠着罗斯自由党的选票拿下了纽约州。现在罗斯寄来了这顶帽子，他有一个请求，那就是鲍比和总统在就职庆典上都要戴着帽子，天哪。在竞选期间他们很少戴帽子，这就已经危及上千名制帽工人的工作了。罗斯觉得很适合鲍比的这顶黑帽，戴在他头上让他看起来像个小混混，所以鲍比和肯尼斯都对这个请求嘲笑了一通。但是罗斯是朋友，制帽联合会需要工作岗位，总统和他的随从必须做好榜样。[2]

在他们表演完之后，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询问我的书的相关问题，然后奥唐纳走了以后，鲍比想向我寻求建议。

鲍比的问题非常严肃：肯尼迪想要任命他为司法部长。他应该怎么做？总统任命自己的兄弟为司法部长合适吗？我记不清当时我给了鲍比什么建议。我只记录了鲍比对他兄弟的建议有什么反应：鲍比大致思考了一下权力的结构。他愿意在五角大楼任职。如果是像盖茨这样的人担任国防部长的话，他也许可以作为执行层的一员发挥作用。但是肯尼迪选择了麦克纳马拉（McNamara），而麦克纳马拉想自己单打独斗。他竞选参议员也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会把他叫作他兄弟的喉舌。然后还有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他的妻子埃塞尔（Ethel）倾向于他担任那个职位。那个州太腐败了，州长会有很多事要做——但是从现在到1962年竞选州长这段时间我应该忙些什么？现在肯尼迪让他做司法部长。这件事他已经与克拉克·克利福德商量过了，克利福德说：接受这份工作吧。然后鲍比又说，他认为总统不应该任命自己的兄弟担任该职。他接着说，“我告诉了他：‘如果你宣布我为司法部长，他们会把我们一脚踹开的。’”“好吧，杰克对此说了什么？”我问道。鲍比回答说：“你知道他怎么说的？他说：‘你稳住别让人踹开，我来宣布任命。’”当然了，两天之后新当选的总统就是这么做的。

约翰·肯尼迪享受使用这种权力。政治游戏的目的就是得到权力。他任命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为国防部长，就在肯尼迪去拜访即将离职的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同一天，麦克纳马拉去拜访了即将离职的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Thomas Gates）。麦克纳马拉打电话给肯尼迪说：“呃，下午我刚与盖茨待在一起，我觉得我能胜任他的工作。”肯尼迪回复说：“我与艾森豪威尔待了一下午，我觉得我也能胜任他的工作。”很久之后，我与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谈过，他曾受邀参加经济顾问委员会。托宾告诉我说，他不想进入委员会，他只是把自己（那时是耶鲁大学经济学院的校级教授）看成一位学者。根据托宾自己说，他回应肯尼迪之邀的话是：“我觉得你找错人了——我是个象牙塔中的经济学家。”肯尼迪回答说：“那再好不过了。我将会成为一名象牙塔中的总统。”

最开始的几周是快乐、阳光灿烂和无所畏惧的。

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在十足的勇气背后，他就像所有的新总统一样在进行摸索。他们在前几个月里都在摸索，试着掌控操纵杆和踏板——就好像一个刚买了新车的车主，在从商家那里开回家的路上小心翼翼地测试刹车和油门。然而，肯尼迪不仅仅是在摸索着不熟悉的工具；他还要扑进一条未知的河流里，将权力引到河流的转弯处进入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和20世纪60年代未开发的土地上。

那时，外交政策居然成为他在这片土地上遇到的定义最为清晰的问题。在猪湾事件立即产生的灾难和在去柏林的通道上与苏联人紧张的对抗之后，在他上任的第一个秋天，他将手里的工具操纵得很好，然后慢慢地，到了征服导弹危机和禁止核武器实验协议的时候。

国内政策要难得多。但是，经过一些摸索他也学会了掌握国内政策。在竞选中，宣称让美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必须做或者应该做的事情，是很容易的。肯尼迪理解了艾森豪威尔没有理解的东西，那就是，必须把什么样的学者、学生、专家和科学家聚在一起，定义将要发生在美国人民身上的变化，而先不管对策。作为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也是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议员，那时他与美国学术界的关系，就好像鲁尔区与德国重工业的关系。他很自然地通过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的学者们去帮他雇用其他学者，认识全国能帮助他竞选的人——更重要的是，在他新组建的政府里任职。在任总统期间，肯尼迪做出的众多对传统的背离中，也许最重要的是他对传统美国学者地位的抬高，这些学者从聪明绝顶的怪人（比如约瑟夫·亨利或者罗伯特·奥本海默）被抬高到了政界要人的地位——不只是提供建议的智者，还是在为了行动力的掌控权而奋斗的人。在肯尼迪时代，罗斯福曾经聚集起来引导新政经济和战争装置武器的那种人，突然无法回头地被带到一个虚幻的官场，之后在吉米·卡特时代，官场里的人作为新统治阶层掌握了统治权。肯尼迪知道怎么使用这些人，他们有价值，相比国外发生的事，他们甚至可以更好地告诉他国内发生的事。他第一个认识到，现代没有哪个总统可以不要这些官僚的帮助而进行统治——他还认识到，反过来这些人也必须被总统牢牢控制在手中。

之后，他的主要问题还是：美国国会。他已经在国会待了14年，但是作为总统，他费了很大力气摸索他与国会的关系。国会反映了美国人之间所有的裂缝和嫌隙，包括肤色、地位、种族、地域、支持者，它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总统反映的是美国人的团结，以及对所有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因此，自美国政治史之初，国会与总统之间的战争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方向之争。除非总统和国会都选择什么也不做——就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有时是个明智的选择。

除了从书上看到的以外，我不能理解这种方向之争，肯尼迪当选6个月之后，我第一次去白宫见他。我奇怪地发现，他对自己有些不肯定，有些不像是竞选中那个自信十足的男人；我意识到现在他是在给我特权，让我看到他努力摸索的样子。我想要写一写他对我的书的看法，而那一天他满脑子里都是他与国会的问题。如果我深入倾听，而不是要求他回答我的问题，我可能会记下更好的一个基准点来衡量他会有多少进步，两年多以后，他学会了如何做一个总统。

第一场谈话就十分特别。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总统先生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与我握了手，突然解开了自己的腰带，拉开了拉链脱下裤子，只穿着内裤。他一定看到了我脸上惊愕的表情，所以他笑起来并解释说，他的裁缝从纽约来为他定制新西服，已经等了一下午了。因为我是那天唯一一个他熟到可以当面脱衣的预约访客，他觉得我不会介意在我在场的时候裁缝们给他量尺寸。圆形办公室另一侧的门开了，三个裁缝走了进来，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花了五六分钟的时间做记号、量身。

裁缝在场的时候我们谈得很随意。我们谈论他的竞选，他称这次胜利为一个“奇迹”，他坚持说，这次竞选要与阿尔·史密斯的那一次进行历史的比较。“你注意到费城的变化了吗？史密斯在1928年落后15万票，而我自己以高出30万票的优势拿下了这座城市？”他问我是否读过了新出版的户外竞选集会演讲官方集锦——他和尼克松的演讲稿。“你读过这玩意儿吗？”肯尼迪问，评论着尼克松的即兴政治演讲。肯尼迪说，尼克松，怪人一个。直接与尼克松对话的时候，尼克松是个聪明人，非常的聪明。但是他在竞选中犯的错误就是，与美国人民说话的时候放“低”了自己，在一场总统竞选中说话时你得把自己抬“高”，位于他们之上。

最后，裁缝们离开了，他开始像以前一样说话。从他的状态中可以看出，美国国会已经取代史蒂文森、汉弗莱和尼克松，成为他新的游戏对手。作为总统他刚刚成功迈出了他今后几年反对众议院立法会的第一步。他刚刚迫使来自弗吉尼亚的立法会主席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Smith）议员接受一位对肯尼迪忠诚的议员进入立法会。在那之前这个专横的弗吉尼亚人一直在国家立法上独自做决定。肯尼迪想拥有让总统的提议也得到考虑的权利，他赢了。但是他说，国会，仍然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地狱”。看那天农饲料法案的投票结果如此接近——只有7个差额。我知道肯尼迪跟我一样都不懂饲料、玉米、小麦、猪、牛，或者你应该从奶牛的哪一边挤奶。但我为他对这个饲料法案投入的精力感到有些吃惊。我到那天都不知道这个法案是好是坏，有无操作性。它由最好的农业官员设计，因此总统必须通过一定的技巧、秘密行动、诱惑或者压力，来赢得国会的大多数，从而推动法案。当时出现了一个美国总统选举规则中的例外，他成了总统，而他的政党同时失去了21个众议院席位，两个参议员席位。失去的一票又一票让他遇到了麻烦。[3]我肯定他本来会像一年前详述参加会议那样简洁地向我详述他遇到的麻烦的。

但是在他谈论他的游戏对手国会的时候，他一定已经看出了我脸上的苦恼表情。我想用一段伟大而崇高的采访作为我新书的结尾，而他察觉到了我作为记者的心思，打断了自己的话问道：“我说的是你想听的话吗？你想问我什么特别的问题吗？”

我说，是，关于外交政策。他开始从脑子里拽出外交政策问题。他说出口的是他觉得我为塑造总统庄严的形象所需要的东西，我们非常快地讨论了老挝、刚果、苏联、南美。然后，当我们谈到人物的时候，比如刚果的卢蒙巴（Lumumba）、华沙的王炳南，他顿时来了精神，跟他平时说到人物的时候一样。突然，他问我他是否应该直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一封信，直接与他们解决老挝问题。我懵了一下，说我需要至少30秒时间思考一下；之后我错误地与他的国务院幕僚们想的一样，认为选择与毛直接联系时机还不合适，而他的直觉告诉他，直接联系毛是必要的。

这一次，肯尼迪放松了下来，他的腿搭在了废纸篓上；但是我感到门外的奥唐纳想让我赶紧离开，因为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等候。肯尼迪让我留下来，但是就像几乎所有访问总统的人那样，我希望我还会再来，我知道我必须离开了，我的规定时间到了，他只是在躲避约翰逊。他将我送到门口，结束时他还是想着一开始在他头脑里的东西：国会。他说：“艾森豪威尔那几年的问题是根本没有改变。惯性使然。你怎么让事情向前发展？国会已经不适应对全国性问题的思考了……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的职位的安全。他们所有人都适应了艾克政权那一套通货紧缩的哲学。现在他们必须学会思考全国性问题……”

我匆匆离去，快速地用脑子记下办公室背景的变化，走的时候几乎没有听到他讲话，因为我知道他的下属信任我，会让我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出的。但是我本应该留下来让他漫谈真正困扰他的事情——那就是他与国会的关系。

一个总统和他的智者们只能提建议，但是做出决定的是国会。只有当总统和国会达成一致的时候，美国的历史才会向前进步，但是那时我还没有明白这个原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错误地对国会和肯尼迪之间的游戏竞赛感到无聊，直到1963年的春天，我终于感觉到守门人肯尼迪学会了做总统这门手艺，并开始脱掉事物的模具使其成型。

直到1963年的春天，肯尼迪的立法都毫无新意，回想起来，只有当其与艾森豪威尔时期政府的立法不一样时才有趣。之后有意思的事情是，8年间从共和党政府到新的民主党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新变化。就好像1963年初之前，战后世界的浪潮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带向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终点，只是有时快，有时慢。创意似乎已经离政界很远了，只有忠诚的老党员才能准确提出功劳和过失应该算在哪个部门、哪个章节。新政拥护者可以说，全国高速路系统最早是罗斯福草拟的，但是共和党人可以说，艾森豪威尔将纸上的计划付诸实践了。民主党人可以说是肯尼迪第一次将美国带入了太空；但是共和党人可以提出弹道导弹项目是从艾森豪威尔时期开始的，而美国人在尼克松时期才登上月球。直到1963年春天，那时，肯尼迪的立法还处于悬浮状态，只是他的直觉或他的谋士们在这里或者那里做出了细微的修改。

举例：

住房。艾森豪威尔或者其他任何人，也许都想不到，对于战后的一代人来说，他的《高速路法案》是影响住房最重要的一个法案。这个事实直到很久之后才表现出来。但是在住房本身的问题上，艾森豪威尔算是共和党人中的“自由主义者”了。他在1954年为35000个公共住宅单元批准了贷款，在1955年这个数字跳到了45000个住宅单元，将相当大的一笔2亿美元的资金注入了大学住房中（在一个联邦贷款项目中），带动了1949年杜鲁门的城区更新项目，将另外5000万美元注入其中。然而，没有任何立法体系比公共住房立法更复杂，肯尼迪显然对它十分不耐烦。他简单地满足于往原来的住房体系中添加巨额的预算经费，这个体系从杜鲁门延续到艾森豪威尔，并由他继续浇筑：再拨10亿多美元给大学住房，给城区更新和规划再加20亿美元，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人们能发现肯尼迪有一个做出改变的地方，守门人发出的一个信号，只在一个行政命令中表现了出来，第11063号行政命令，国会的态度不清楚，其内容是禁止在房屋修建、购买或用任何形式的联邦援助筹资时有种族歧视。建立了一个平等住房机会总统委员会，对该命令的执行进行强化和审查，是新正统建立的先驱。

还比如，肯尼迪在医疗保健上的立法。

在公共医疗方面，美国最早的一些症结萌芽于1947年之前杜鲁门统治时期——对奖学金、培训、医疗研究和医院建设的联邦资助。紧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难以在为美国人提供医疗服务上加速。在他建立卫生、教育和福利署时，他将对医疗问题的担忧提到了政策执行的层面。但是艾克做出了更多的探索。在1958年他针对老龄化问题召开了全国性大会，1960年他让他的下属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面前第一次用了“医疗保险”一词，最终这个词成了一个花掉政府相当于半个美国空军所用资金的项目。艾克“医疗保险”的提议被国会否决了；所以，当肯尼迪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提出时，也遭到了否决。肯尼迪的医疗项目没有改革性。艾森豪威尔在他执政的8年中，将联邦卫生拨款从2.21亿美元提到了1960年的8.4亿美元；肯尼迪在执政的3年中，将联邦卫生拨款从10亿美元提到了1963年的16亿美元。但是人们会发现，除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的速度上的区别，其目标几乎没有变化——共和党人承诺较慢地提高开支，而民主党人承诺较快地提高开支。如果仔细检查记录，会发现一个一定是肯尼迪个人的小标记——1963年第一次挪用了600万美元拨款用于对残疾儿童教育的研究，持续了3年的时间，那是他家庭生活的不幸导致的，这种不幸也发生在了其他成百上千个美国家庭中。

对于其他所有国内政策——不管是教育、太空探索、环境、道路还是市区事务——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再到肯尼迪，美国生活的所有事务决定都由总统和国会一致同意做出，直到1963年初。

接着肯尼迪向国会递交了两份法案，第一份是税制改革，第二份是公民权利，分别成为林登·约翰逊名下的《1964年税制改革法案》和《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它们确实是肯尼迪的法案，然而，在目睹肯尼迪成为总统的经历中，不管是在历史、称号还是法律上，这些法案都与他的竞选一样重要。第一，税制改革，反映了他完全吸收了那些学者新官员们的思想。第二，公民权利法案，反映了街道上人们的呼吁。在1963年他将两份法案都呈给了国会，最明确地表明，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对权力进行有目的的使用。

1963年的税收提案在1月首先出炉。就算只有这一个提案，税收法案也标志着一场思想革命。基本上，所有政府——君主政体、暴政、民主政体和共和政体——都靠税收维持，税收是收取维护人们的安全和“文明”所需的费用。但是不管是在罗马还是北京，在美国还是瑞士，全部的争论都围绕着谁应该为这个“文明”付钱，付多少钱的问题。在美利坚合众国，两党都认为税收应该鼓励“增长”、支持“服务”，每场竞选中的所有竞选者都承诺给每个人更多的东西。他们在历史上有过明显分歧——共和党人认为鼓励增长的最好方法，就是实行鼓励投资的税收政策；民主党人则认为鼓励增长的最好方法，就是实行鼓励消费的税收政策。直到肯尼迪时代，两种不同的方法都向“预算”屈服了，这使好几代人都抱有幻想，觉得某天政府税收收入会与它必要的花费持平。最终，肯尼迪提出的税收立法永远抛开了“预算”，而接受了另一种预算，它比收入和支出的账簿更像是给政府指明方向的指南针。还有，学者官员们也这么说，他们现在首次为这个参加政治游戏的总统找到了一个不可逆的政策，作为不同时代的连接点，经济账簿不再是影响预算编制的主要因素。他们的建议从充满专业术语的具体提议中被提炼出来之后，简单来说就是，现在是给每个人减税的好时机。

本质上，肯尼迪的税收模式就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混合物，新奇而让人们感到愉快。富人和穷人都从中受益。在资本收益税上唯一合理的现代提案也包括在内，这个提案认识到了通货膨胀的破坏力和投机的贪婪。对真实资本收益收取的税率将会是19.5%！而与此同时，短期的投机者和期权持有者将失去资本收益保护。从制度的角度说，肯尼迪的税收法案在修改、推敲、检验、反复修改之后仍是一个好的法案。税收法案最后在国会得到了通过，它为很穷的人减税来鼓励消费（年收入在4000美元以下的夫妻将不用交税）。非常富有的人要缴纳的税率从91%降到77%，几年后又降到了70%。这个法案同时降低了企业和工人的税额：工人工资中的保留税从18%降到了14%；对工业有新投资的企业通过税务补贴（也就是，实实在在的现金）得到减税。

肯尼迪的税收提案逃过了预算规范和百年的清教徒伦理的束缚，运用到了钱上：预算不再需要账簿了！一年之后，这些提案神奇地通过了，并比预想中实施起来要更成功。不管是鼓励投资还是鼓励消费，或者两者都鼓励，学者们提出了最成功的模式，因为他们成功将其付诸了实践。这是一个华丽的成功，它的成功使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忍不住想，他们也许哪天也能将其他的公式应用到实践当中，并取得同样的成功。这后来酿成了一场悲剧。但是那时候，税收法案思想是那时新颖的思想应用到热议问题的最成功案例，也因此具有革命性。如果它的光芒没有被肯尼迪第二个伟大的法案——《1963年公民权利法案》——盖过，它会标志着肯尼迪在国内事务上的巅峰。

但是公民权利法案的影响已经大到盖过所有其他的法案了。肯尼迪从他个人的游戏者身份和政治上的守门人身份，转移到了美国总统职位带来的伟大身份——不管在国家大事的管理和协调上，他都是事实上和理论上的主导人，推动了法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只有在管理古巴导弹危机时，肯尼迪才拿出了对公民权利法案那样完全的精力——公民权利法案会在更长时间里更深地影响美国生活。

《1963年公民权利法案》的作者们——黑人、街道上的人、年轻人和道德者——都没有留下姓名。但不管作者是谁，出版人都是约翰·肯尼迪。他能从大街上得到故事，并将其出版成为关键的国家政策。

将美国大街和美国历史告诉我们的黑人和白人的故事进行对比，不是非常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公开面对深度的愤怒，或者合理地处理交织于美国历史中白人和黑人之间过度的厌恶和恐惧。人们的气愤可能会发泄于将他的人民当作牲口一样卖掉的黑人酋长，或者像用船运牲畜一样买来黑人俘虏的白人奴隶交易者。黑人和白人的政治斗争可以开始于1831年的奈特·特纳（Nat Turner）反抗，或者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决议，它通过接受“隔离但平等”主义放弃了内战一半的胜利成果。对于约翰·肯尼迪来说，黑人上升的愤怒与他在全国政治中地位的升降是毫无关联的。1955年12月5日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开始的长达一年的公交车罢工已经将种族歧视打开了一个缺口，那时肯尼迪是一个年轻的议员，卧病在床。奥瑟琳·露西（Autherine Lucy）在1956年提出了抗议。没有记录显示肯尼迪表明过立场。在他1960年的大选时，南方爆发了午餐柜台学生事件。那一年的10月，他支持了马丁·路德·金，但是他对黑人仍然没有什么义务并不知从何下手。在竞选期间他曾经对我说过——而我同意他的话——在美国没有哪个团体比黑人更难以理解，因为没有哪个团体的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们表现出如此大的文化差异。

肯尼迪的当选没有平息黑人的愤怒，他们的愤怒深到没有一个黑人或白人能控制住。成为总统之后，他接连经历了1961年的自由大巴危机，1962年密西西比大学与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奈特（Ross Barnett）的对峙，然后，终于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斗争中到达了高潮，由这些事导致了1963—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

那时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是一个有36万人口的城市，其中有14万是黑人，基本上被认为是南方种族歧视最严重的两个城市之一——另外一个是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县。那是个暴力的、充满了种族仇恨的城市，那时住在那里的黑人几乎像现在住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白人一样充满恐惧。在1963年高潮的前6年，伯明翰见证了50起老式的燃烧十字架事件和18起因种族歧视引起的爆炸事件。1962年秋天马丁·路德·金就是选择了这个城市作为突破口。“我认为，”金后来告诉我，“伯明翰是关键。我们必须到这里来……如果我们能突破伯明翰的障碍——如果伯明翰成功了——南方所有城市都会走上同样的路。”

伯明翰的闹剧是以萧伯纳而非莎士比亚的风格开始的——用小事来作为反抗的理由。黑人不被允许与白人在同一个午餐柜台坐下，就算是在由于黑人的光顾而生意兴隆的商店也不行。就算黑人能在那些商店里使用水池或厕所，黑人也不能与白人用一样的。在这个歧视最严重的城市里，黑人于1963年4月开始对商店进行包围，几个黑人志愿者只是坚持要在同一个柜台与白人点同样的咖啡和面包卷。紧随的就是逮捕，一天40个抗议者，持续了三天；然后是125个人被逮捕；接着是另外100个。1963年4月12日，恰好是个周五，小马丁·路德·金自己带领黑人抗议游行，还没有走过8个街区，他就被逮捕入狱了。他再一次由于肯尼迪的个人干涉而被释放；但现在他要鼓动学生进行抗议。罗伯特·肯尼迪打电话给金，请求他不要在政治中利用学生，但是金的态度很坚决，他说不管什么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也坏不过种族隔离。因此，5月初，伯明翰的监狱开始充满学生和年轻人，直到监狱装不下更多人了，伯明翰警察局局长、有着“公牛”绰号的尤金·康纳（Eugene Connor），决定要采取更多的武力措施。马丁·路德·金将这一天称为“监狱人满为患的一天”。然后电视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于是这场闹剧变成了全国性政治事件。

伯明翰骚乱就是为电视制造的，而电视带给全国的画面是史无前例的：官员在街道上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公牛康纳的警察带来了他们的狗，电视上可以看到狗站起来抓咬女人的大腿。由于警察不能在监狱放下更多的黑人抗议者了，他们开始用消防水枪驱散街上的抗议者，那些消防水枪的高水压能将树皮剥下；他们拿那些水枪对准女人和孩子们，猥亵地扬起了女人身上的裙子。抗议者躲到树后面，于是警察用水枪追着他们。然后有一天晚上，黑人示威者们站在一起，狗开始扑咬，他们突然一起唱起了歌“我们会克服”。正如马丁·路德·金计划的那样，伯明翰黑人和白人之间尴尬的关系通过电视将恐惧带到了全国。引用肯尼迪的话说，公民权利运动应该感谢公牛康纳——他做出的贡献就如亚伯拉罕·林肯做出的贡献一样大。[4]

电视将伯明翰的对抗传播到了全国，波及越远的地方，他们的力量就越大。受到隔离的黑人们找到了彼此。“你应该知道，”一个有思想的密西西比州棉花种植者曾经对我说过，“我们国家每个黑人家里都有一台电视机，晚上他会坐下看电视。”这场风波影响到了密西西比河的三角洲之外。在1963年的5月和6月，美国政治在街道上集中爆发出来，他们会在这十年的末尾周期性地爆发并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是电视将政治带到了这里，但是公众还未意识到的是政治背后让人愤怒的真相。整个国家都沸腾了：国民警卫队被派到了马里兰州的剑桥市；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市，警察用催泪弹对街道示威进行清除；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和弗吉尼亚周的夏洛茨维尔都报道了暴力事件。然后，就在电视把公牛康纳和杰弗逊·戴维斯当作敌人，欢迎每个黑人抗议时，麻烦已经传到了北方。黑人在萨克拉门托、底特律、纽约、费城和芝加哥静坐罢工或者发生骚乱。在伯明翰运动之后的10周里，司法部统计全国共发生了758次示威，光在南方几个州的75个城市里就逮捕了13786名示威者。当然了，这些最初的示威者仍然被信奉马丁·路德·金哲学的无暴力领袖们领导着。后来才发展到了全国性的杀戮、枪击和狂欢一样的洗劫。确实可以说，如果观察历史就会发现，野蛮没有在那时进一步发展，是因为肯尼迪抓住了事件发展的节奏，并驾驭了这一节奏，还将街上的暴乱转化成了磋商，这样国会才得以制定法律。

我相信，就是在这段立法的时间里，肯尼迪最近地碰触到了历史，最终他在有着电视媒介的新世界中学会了统治的艺术。

肯尼迪对这个瞬息万变的新世界里时间的感觉、对电视夸张作用的感觉、对知识分子时尚圈的感觉都是无与伦比的。在1963年的春天，流血随时有可能发生；令人感到棘手的救世主似的马丁·路德·金带着时刻准备受苦的勇气出现了——而他也是在道德上正确的人。但是肯尼迪，作为总统，没有法律去让他行动，在金生死攸关的时候出现并纠正那让人苦恼的事态：对黑人的侮辱。现在，1963年6月，巧合为行动提供了转机，全国电视等着报道这一跳跃。那时的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私自决定禁止黑人学生参加亚拉巴马大学在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的夏季学期。肯尼迪，私下称华莱士想要的不是对决，而是一场象征意义上的作秀，他突然集合了亚拉巴马州的国民警卫军，派他们带着枪去迫使州长允许黑人学生进入亚拉巴马州大学，因为联邦法律要求他这样。1957年，艾森豪威尔在小岩城用了美国空军第101号空降师；1962年，肯尼迪自己在密西西比大学用了第82和第11号空降师加上美国第二步兵团的16000名军人；现在，他只用了亚拉巴马州自己的人，自己的国民警卫军，派他们去解决种族纠纷。没有人反对。华莱士屈服了。

但是总统只能（或者应该）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使用武力。那时候最贬低人格的侮辱就会让黑人蜂拥到街道上，但是任何法律都无法管辖。

怎么办呢？

那天晚上，刚通过他们提前安排的武力作秀征服了乔治·华莱士，总统又马不停蹄地为在下周的国会上介绍新的公民权利法案做演说。这是为数不多的动人政治演说之一。

就和所有好的演讲一样，它传递了一个简单的信息——新时代需要新法律。这条信息关乎美国人，关乎的是，不管我们来自哪里，法律都必须一视同仁。老话说，每个触犯法律的错误行为，法律自身都会提供解决办法。但是不仅是在塔斯卡卢萨、亚拉巴马州，而且是整个南方，法律都没有覆盖到黑人们遭受的人格侮辱；因此，没有法律，就没有解决办法。在公民权利的法律体系中，肯尼迪将要做的提议完全是新的一大跳跃。这样一个法案已经由罗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里的一群人准备了好几周。他们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法律赋予政府解决人格侮辱和黑人的合法冤情的权力，政府就不能维护稳定。为了消除真实存在的恶意歧视，法律——还有法律的执行者们——都必须管到以前没有法律管到过的范围。

用粗俗的话说，有个“尿尿问题”，在国会辩论中被说成是“公共设施问题”。然而，“尿尿问题”是悲痛的，并不好笑。一个黑人的证人在国会面前平静地解释道：如果你是黑人，驾驶在南方的一条公路上，你的小女儿要尿尿，你该怎么告诉一个小女孩她不能在下一个加油站上厕所，因为她是黑人，大多数加油站只为白人提供厕所设施。这种痛苦简直不能忍受，但是那时候没有法律能够解决。没有法律涉及午餐柜台、宾馆、公寓、电影院或者超市的种族隔离。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的决议已经认可了黑人与白人平等但与白人相隔离的权利；种族隔离已经正式被不止伍德·威尔逊一个自由主义者实施到设施建设当中。法律再一次开始保护黑人是在1957年，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公民权利法案。但是那个法案只是触及了公共生活，而没有触及私人生活；它强调了最高法院1954年关于学校决议的力量，还有黑人与白人同等的投票有效权。艾森豪威尔的法案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学校开始以缓慢的速度合并，南方的黑人慢慢获得了投票权（在1952年至1962年的10年间有40万名黑人登记在册）。肯尼迪的立法则走得远得多，而且由于它是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现在必须简要地对它进行检验，这样之后我们就能从它衍生出平等机会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会在20世纪70年代所有的政治斗争中留下印记。

公民权利法案在1963年6月19日由约翰·肯尼迪呈现在国会面前，那是亚拉巴马州的年轻人被调动起来将亚拉巴马州的州长革职的8天之后，在全国人民对电视显示出来的画面感到义愤填膺时实行的。但是这个法案比让它得以实行的情感要复杂得多。直到那时，战后几乎所有黑人的进步不是来自最高法院就是总统的行政命令。（其中一个范例就是杜鲁门在1948年用武装力量废除隔离的行政命令，其意义在于推行那年的义务兵役法案。）战后第一个成为保护黑人法定权利的国会法案，是1957年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但是那个法案自身限制在了公共、政府和官方活动中。那个法案说，美国政府一定不能有种族歧视。

肯尼迪1963年的公民权利法案将“歧视”的概念推进了几光年的距离。它说，不只是政府不能有歧视，提供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私人团体也不能有歧视。

1963年的公民权利法案进一步形成了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是具有革命性的，而它出自约翰·F.肯尼迪的个人决定。它不但加强了联邦政府在全国各地监管行使投票权利的能力，它还继续进步。它成为联邦司法部在各地保护黑人权利的工具——拥有检举有种族歧视行为的地方政府的权利，对地方学校种族不平衡的当地政府组织控诉的职责。它使种族平等成为享有联邦拨款的条件——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歧视黑人的州、镇、管辖地区或者郡会得到联邦拨款。由于那时南方地区是联邦拨款收益最大的地区，它意味着南方没有地方可以使用联邦拨款——从北方地区缴纳的税款——来建造黑人们不能使用的学校、医院、博物馆或者游泳池。

然后，具有批判性的，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条法律保证所有的黑人有使用所有被新定义为“公共”设施的权利。黑人们不能被排除在学校、大学、宾馆、旅店、参观、运动场、剧院之外，不管它们是由政府、企业还是假想公寓的主人假想的“墨菲小姐”管理。如果墨菲小姐的公寓里有6间或以上的房间，那么她不能拒绝敲门进来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流动的黑人木匠、黑人传教士、黑人游客还是神秘黑人。

1963—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推动美国进入了一个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现代政府都没有涉足过的生活领域。“法律之下司法平等”是美国生活的惯例中的教条之一。但是现在，在这个新法案的规定之下，一条消极的法律无法产生足够的司法平等。在新法案之下，联邦政府驱使它的司法部进入各州、各城市、各社区去发现不公正并将其带上法庭。联邦政府不需要再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来请求公正；有了对种族罪行的新定义，联邦政府的作用一定会超过黑人领袖。从数据推测，不管在南方哪里，只要有理由认为黑人的投票权被剥夺了，司法部长会被赋予资格和使命惩戒该地区。突然之间，自由主义者们要求“实行公平雇佣”法案长达20年的哭诉已经过时了。新法要求“平等的工作机会”，还为了实行建立了一个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不管是谁，只要跟联邦政府有关系的，不管关系有多远，最终都要受到政府的管辖。政府已经开放了政府可以开放的功能——军队、官僚、福利、学校和大学。现在政府要开放私人地域——至今关闭的私人学习中心，高速路沿线的每家餐馆、厕所或者旅店都在联邦政府州际贸易的管理之下。如果一所大学接受了一项联邦研究经费，或者一家杂志接受了军队的入伍广告，它就会成为一个联邦契约签订者，要求受到严格的审查，在接下来的15年里，这种审查会发展成为一套错综复杂到难以解释的体系，起码有18个重叠的机构交织在体系中。

在战后国内历史的所有大事件中，《非故意结果法》后来可能成为肯尼迪的立法中最棒的杰作之一。一个新的法律体系正在展开，不是有意的但却注定建立新的特权。不仅仅是黑人，还有一连串的，美籍亚洲人、印度人、说西班牙语的人、阿留申人，很快都会被划入新公民权利法律体系之下，将能够获得特殊的补偿性权利。然后，随着新公民权利法律体系多年的发展，它可能并将会逐渐地包含女性、年轻人、囚犯、男女同性恋者。以团结为目标的法律会将美国人分成不同的类别。而作为权威的政府会被召入一些曾经是由社区法规或者惯例决定的领域。

肯尼迪政府的成就中，不管是税法还是与赫鲁晓夫（Khrushchev）在导弹危机中的对抗，重要性都没有超过1963—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甚至1963年我就觉得肯尼迪提出的公民权利法案是一篇历史上立法的杰作。但是所有都有赖于它的执行。我才刚开始对它发展出来的东西有模糊的认知。我希望能有时间与他谈论这个法案。

如果肯尼迪活到了公民权利法被固定下来并发展成为生活方式的法律体系那一天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个猜想。

但我觉得他可能会更慢地推动它的发展——在进一步进攻之前更谨慎地探索刚刚占领地区的地势。我在1962年重新加入了《时代》《生活》杂志大家庭，1963年的秋天那几个月，我都在为《生活》对全国范围的大城市进行调查。如果公民权利法案得到通过会意味着什么呢？为了适用南方小镇的条件而提出的这个法案，能否为黑人人口显著膨胀的北方大城市提供解决办法吗？我报道的语调与1963年幸福而充满希望的秋天显得完全不和谐。报道的标题是“大城市中的种族矛盾”，西奥多·怀特报道，警示着除非法律得到明智、谨慎和公平的补充，否则很可能会引发流血和骚乱。内页的标题是：“冲向没有法律能管控的最后决战……白人和黑人都不会诚实地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到20年时间，黑人也许就会成为美国大部分大城市的主要人口……对于沮丧的黑人领袖来说，白人都是阴谋”，然后宣布了这个系列的下一部分，“黑人的要求——可能实现吗？”《生活》杂志承诺我可以就此大做文章。

《生活》给了这篇报道相当大的空间，但只是杂志背面的空间，为的是不破坏肯尼迪时代独特的欢快气氛。这件事抓住了一个瞬间。它以在百老汇上演的一个非凡的故事展开，它完全包裹着金箔而带着荣耀和成功陨落。一个年轻的新剧作家，尼尔·西蒙（Neil Simon），成功上演了一场叫《赤足在公园》的戏。他会成为自乔治·萧伯纳以来最成功的剧作家，而《生活》与西蒙的年轻新主角罗伯特·雷德福德、漂亮的新女演员伊丽莎白·阿什丽（Elizabeth Ashley）还有年轻的新导演麦克·尼克尔斯（Mike Nilchols）分享了关于他成功的报道。那是属于愉快的时代里的一件愉快的事：就像圣诞节给孩子们的新玩具，给时髦女孩们的新化装晚会面具。广告上提供有从汤到坚果各种特色食物，还有威士忌、新立体声系统、电子仪和香波——还有汽车。汽车简直要从页面上杀出来一样，“嗡！”炫耀着车盖下面的动力系统；汽油每加仑30美分，能源短缺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件事的日期是1963年11月22日，它简直反映了一个10年的结束和另一个10年的开始。杂志的大部分篇幅都充满了欢快，但我在这件事上的那篇报道，并不是唯一一条阴暗的报道。在庞蒂克的新车广告背面，是一篇预示着不详的社论。标题是“将越南推进战争”。《生活》（还有亨利·鲁斯）根本不能抑制他们对最近吴庭艳和吴廷瑈政权的颠覆的热情（他们将吴庭艳遭到刺杀称为“出乎意料的黑点”），并催促说：“现在是时候加点燃料了。”但是除了杂志前面这篇猛攻越南的劝告和我宣告未来黑人骚乱的噩运，杂志总体上反映了当时一切进展顺利时感恩节的无忧无虑和快乐。《生活》杂志的大主编，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K. Thompson），作为对时代气氛的回应，他开启了一系列报道，在那些报道中，他，一个乡村男孩，可以尽情沉醉于他对色彩、华丽和同时提高自我的渴望。乔治·亨特（George Hunt），经理编辑，决定将一篇微不足道的怀旧报道——1913年和平的欧洲，半个世纪以前的事，那时候“美好年代”和“黄金昨天”都已经消失了——放在我写城市黑人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之前。亨特在杂志中插入了一张精心为《生活》绘制的折叠式插页，画面是关于1910年爱德华七世的葬礼，展现了已经成为传奇的一个世纪所有的辉煌。各国皇帝们跟在一匹无人骑的黑马后面。自成吉思汗死后留下的纪念习俗是，他的马会穿着服饰，跟在棺材后面，没有马鞍，马镫上的骑靴反着挂在马身上。那是太久之前的历史了。但是《生活》将通过下一个事件让这匹无人骑的马跃过华盛顿。

在记忆中留下褶皱的历史瞬间很少，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出现得比100年前要频繁得多，因为通讯更发达了。我这一代人有标志性的三大记忆：珍珠港偷袭，富兰克林·罗斯福之死，约翰·肯尼迪被杀。如果我们能记得，在那些改变我们世界的意外发生时我们是怎么想的，而不是我们都记得的当时我们在哪里，那么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人，都能写一本他自己的关于我们时代的历史书。

当时我正要开始报道1964年的竞选。当时我正与一个老熟人，战时记者詹姆斯·谢普利（James Shepley）吃午饭，那时他自从成为时代集团的主席之后就是《生活》的助理出版商。因为他在1960年与尼克松走得很近，之后又傲然与他决裂了，我想从谢普利那里弄清楚，关于艾森豪威尔在纽约的周末行程，他所知的事情，或者他不知道的事。传言艾森豪威尔参加了一个秘密集团，要找到一位洛克菲勒以外的候选人来阻止巴利·戈德华特得到1964年的共和党提名。我已经忘了谢普利到底知不知道那个秘密会议了。我只记得一名服务员靠近我们说：“谢普利先生，广播说肯尼迪被枪击了。”我们都站了起来，没有埋单；凭着记者的直觉，我们都回到了《时代》办公室的收报机旁，读着咔嗒咔嗒的声音，同样在午餐时被打断的研究者、记者和编辑们开始聚集在这个房间，最后收报机终于吐出了这条噩耗。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生活》不上班，印刷机正要印刷——所有700万份杂志。就在《生活》的经理编辑亨特吃午餐回来，像斗牛士脱下袍子那样脱下外套时，谢普利和我冲进了他的办公室。在亨特张嘴说话之前我喊道：“这是我的报道。”前海军指挥官亨特说，“好。现在就去达拉斯。”没有时间思考，我开始筹钱，因为报道需要现金；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给了我钱，让我凑够了300美元，然后我冲了出去，直奔达拉斯。在去机场的路上，我让出租车停一下，跑进我家里拽出了衣服、打字机和刮胡工具，让司机直接开到艾德怀特机场，求他加速前进。但是出租车声音巨大的收音机当时正播放着，肯尼迪的遗体正在被送往达拉斯机场的路上，要从那里被送往华盛顿，于是我让出租车直接去拉瓜迪亚——华盛顿航班。我会截获回家的总统。在华盛顿，我将一把钱塞到一个不知所措的出租车司机手里，雇他夜行把我送到安德鲁空军基地，那是所有总统的私人降落地点。

我不知道我会在那里看见什么，或者是否有一个正在谋划的阴谋，或者弗吉尼亚军事区是否在被隔离——但是我觉得，我长久以来在那么多次的旅行中伴随过这个优雅的男人，在他最后达到华盛顿时，我应该在场。所以那天晚上之后的所有时间，和第二天，还有第三天，都很壮观，就像密苏里河上日本的投降仪式那样壮观。那些天眼前不断闪现当时的画面，我绝望地将它们整理起来带到了纽约，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历史在我面前断成了碎片，而我不知道要追寻哪一片。这一次，不像日本投降，我是哭着写完我看见和报道出来的东西，只有当现在事情有了结果，这些东西才有了意义。

我在笔记中记下了一些片段，首先是一些小片段：出租车司机说，“我当然不想看到那个人死”，然后在机场的车流中躲闪，突然，在去安德鲁的车道上，我看见路堤上站着几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衫和漂亮的衣服坐在秋天棕黄色的草地上注视着车流，收音机不断地播放着新闻，所有人沉默不语，下巴放在弯曲的膝盖上，等啊等。然后是安德鲁基地：四周、里面和飞机跑道周围都是守卫，他们是戴着白色军帽、手持黑套手枪的冷酷的空军警察；轰鸣的直升机降落，红灯不停地旋转，机身的白光呈圆锥形，手提式收音机的声音听起来小了很多，嘟嘟嘟地发出声音。然后，在收音机的杂音之上，广播员对着麦克风喋喋不休地说话，电视镜头聚集起来，技术人员带着那时没有被注意到的精湛技艺，将实地与全国电视网络连接起来传达了视觉画面；通过电视画面的传播，我看到他们慢慢地到达了。

我接触政界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认识看到的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有些只是知道名字，有些可以称为朋友，但是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的组合是很奇怪的。就像所有家庭的葬礼那样，年长的人与年长的人挤在一起，年轻人与年轻人挤在一起。在年长的人中最高的埃夫里尔·哈里曼站着很突出，他现在有点驼背——但是毕竟，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以来他一直都是政府成员。在他周围簇拥着被风吹乱细发丝的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麦克·曼斯菲尔德、亚瑟·戈德伯格（Arthur Goldberg），还有最终还是加入了老人队伍中的休伯特·汉弗莱。年轻人独自成为一群——索伦森、施莱辛格、邦迪（Bundy）、小富兰克林·罗斯福、拉夫尔·邓根（Ralph Dungan），安吉尔·比德尔·杜克（Angier Biddle Duke）还有其他人。所有人都很安静，除了必须实时报道这件事的新闻记者没有人在说话。那时媒体界的女人还不是很重要，所以被没有人性地安排去采访这些悲痛中的人。夜晚的薄雾中已经出现了半月，电视的光线传播着画面，制作人们刚刚将微波中转信号转到华盛顿——那时，载着总统的蓝白相间的飞机，空军一号，无声滑落在跑道上。飞行员顺利降落，关掉了飞机的引擎，让它安静地进入合适的到达地点，几乎是正好对准了面对全国观众的电视机镜头。

我记得现场的政府代表组里没有人破坏队形。除了在飞机里，没有人给他们任何命令。只有空军地面人员走向了打开门的飞机。其他人站着挥手，因为在美国没有人会说：“国王死了——愿国王安息。”

一开始飞机的后舱门开了，黑暗中出现了红铜色的棺材，由奥唐纳、奥布莱恩、鲍尔斯扛着送到起重机上，再由起重机放到地面。然后杰奎琳·肯尼迪覆盆子色的套装仍然沾有干涸的血迹，罗伯特·肯尼迪扶着她进入了装着棺材的灰色空军救护车。接着车没有闪烁红色信号灯就走了；没有人跟随它移动一步，因为领导人现在即将出现，以新总统的身份首次在他们和全国人民面前亮相。

林登·约翰逊从空军一号的前门出现，对着电视镜头说了几句话之后，约翰逊就被直升机带走了。指挥者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安排了这次转接。是他在得知肯尼迪死讯的时候通过电话催促新总统从得克萨斯州赶来，并与麦克纳马拉协商好了安德鲁空军基地的场景。约翰逊曾指示邦迪，他只想要内阁官员在机场见他并授予他职位。但是美国内阁一半的成员那时都从各地回来加入了这次转接。约翰逊想知道，那天晚上他是不是会遇到国外出现的什么问题。同样困惑的邦迪和麦克纳马拉共同催促另一个人、助理国务卿乔治·鲍尔，与他们一起上直升机。所以当直升机的红色信号灯旋转闪烁着，下机身亮着白灯，他们一起降落的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四个就是美国政府对抗阴谋的代表。根据邦迪的话，在总统的直升机上约翰逊问过他们三个应该知道答案的人，那天晚上他是否应该做出什么决定。麦克纳马拉说不。然后鲍尔说不。然后邦迪说不。肯尼迪留下了一个国防上异常强大的国家，暂时还没有人胆敢乘人之危对美国进行打击。

我看着直升机起飞，急匆匆地穿过夜空前往白宫，我不记得我是怎么从那里离开的。我跟着去了他们将肯尼迪送往的医院；我有一刻看见了肯尼迪夫人，仍然带着血迹，表情呆滞到我无法开口与她说话，然后我穿过街道去了白宫。在门口，就在铺满秋叶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人们沉默地走着，大部分是年轻的夫妇在行走默哀；喷泉是开着的，楼上的灯亮着。我记得我走近门口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了，一个年轻人在我之前，自称是司法部长助理：“我有一份公告和备忘录需要约翰逊先生签字。”门卫打电话核实后批准：“总统在等着你。”门打开了，年轻人走了进去，我也凭着我的证件进去了。而在白宫里面，全是正在哭泣的人。我从这个伤心之地撤离，夜里逛到了埃夫里尔·哈里曼家，敲了他家的门，感觉这么多年了，他跟我已经熟到可以给我提供栖身之所了。他把我带了进来，之后三天在他家从早到晚，都有肯尼迪的朋友在此守丧。

我会溜出他家采集一些报道的片段，然后突然回来坐下通过电视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电视终于迎来了半个小时的电视新闻就能改变美国政治力量的时代。但是全国最高论坛对电视最终完全的接受，是在肯尼迪之死的周末才实现的。而对于我们老记者来说，那个周末在华盛顿不仅要经历丧友之痛，还要经历困惑和迷茫。坐在哈里曼的会客室里与朋友们一起看电视就是在接触现实，成为弥漫全国悲痛的一部分。而溜出去完成报道的职责，问一些必须提出的问题成了琐事，因为电视将人不可逆转地拽回失落的情感中。电视用无数个摄像机观察着整个国家，光是华盛顿就有44个摄像机。所有三大媒体网络的优秀报道员工已经超越了他们自身。

因此，现在，我回顾着我的笔记，很难知道哪些是我从哈里曼家电视上记下的，哪些是在白宫或其他地方观察和交谈时记下的。我记得，在点着蜡烛的黑暗东房里，我与亲如一家的朋友们在棺材前面鞠躬以示敬意；我记得我聆听着颂歌，闻见了葬礼上教堂里的香火味。我记得我在送葬的队伍中帮着劝说哈里曼戴上他的丝绸高礼帽，因为这是葬礼，人们会看着送葬的队伍。我记得我在黄昏的阿林顿公墓（Arlington Cemetery）看着灵柩入土，红衣主教用他干涩和沧桑的爱尔兰调的波士顿嗓音祈祷着，保佑他的遗孀点亮的蜡烛会在他的安息之地燃烧。但是几乎我和其他人写的所有其他东西都来自电视播出的盛况；而那个周末的电视，其画面如此盛大，形成一种统一、坚定的力量，使肯尼迪的入土成了一场部落庆典，也使肯尼迪成了一个谜。政界将与那个谜斗争多年。

肯尼迪比自林肯以来的任何总统都更是个谜。在他们之间的时间跨度中最伟大的总统，当然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很难说是个谜，来自乡村友好的地方法官，亲近的政治家，父亲形象。罗斯福是个伟人，因为他理解他的时代，还因为几乎在所有历史转折点，他都拿起了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选择。他如此正确而强大，挑战他简直是个笑话。但是肯尼迪在实现承诺之前突然被剥夺了生命，只留下了电视和他的遗孀杰奎琳来将他设计成一个传奇人物。史无前例的整整四天里，整个国家都在为这个一家之主感到悲痛和默哀。他的家庭和整个国家必须结束这样的状态，停止痛苦。这需要一段结束语，而杰奎琳·肯尼迪这样做了。

无意中，我成为她给这个谜打上标签的工具，因为她担心他会被遗忘在历史中，而想让我帮他被人们记住——所以，在一夜长谈之后，她恳请我用“卡米洛”[5]一词来描述一切。她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一个人通过努力，可以改变一切。我也一直在思考这到底是个谜还是事实。

它是这样发生的：

在肯尼迪遇害的周末，为了将报道写成它该有的样子，我让《生活》杂志新刊一直没有出炉，远远超过了它正常的发刊时间，代价高昂。直到周一的葬礼我都一直待在华盛顿，然后困倦而悲伤地回到纽约，等着将要与我们一起度过感恩节的母亲。

我在感恩节第二天上午离开了家去看我的牙医，被我母亲的一通电话从牙医那里叫了回去，说杰奎琳·肯尼迪打电话来找我。这听起来像是由于危机时期的不稳定而激荡起的一阵涟漪。但我立即回到家找我母亲，她那时候已经很老了，独自一人在家里，绝对无法描述电话打进来的混乱状态——从情报局、海厄尼斯港和华盛顿打来的电话。我打回到海厄尼斯港并发现我在跟杰奎琳·肯尼迪说话，她说她有一些话想让《生活》告诉整个国家，而我必须这样做。她会派一辆情报局的车来接我去海厄尼斯港。我打电话给了《生活》的汤普森让他保持杂志社的运行。我打电话给情报局，他们大概告诉我说肯尼迪夫人不再是总统夫人，她不能用他们的车了。他们很干脆。我还打电话得知了我不能租用飞机，因为科德角有暴风雨。我致电了我弟弟，那时美国天气局的局长，他说那天晚上没有飞机会在新英格兰降落或起飞，因为科德角将发生不是东北风向就是全风向的飓风，我们都从小就知道它的威力。我挂了他的电话，然后代他向我们的母亲问候——很显然这种事情给她带来了刺激，于是犯了心脏病。这将问题复杂化了，如果我朋友的遗孀和我母亲都需要我，我该怎么办呢？南希做出了决定，她打电话给了我们的家庭医生哈罗德·里夫金（Harold Rifkin），他说他现在立即就赶过来，不管是不是假期，并会在我母亲的床边照顾她，而我必须去安慰总统先生的遗孀。

在一辆租来的豪华轿车里，伴随着一位奇怪的司机，驾驶在暴风雨中，我就这样回到了新英格兰。司机时不时在加油站停车，这样我就能打电话给纽约得知我母亲的状况，结果她的状态稳定了下来。最后我让司机加大油门驶向海厄尼斯港。

现在是12月9日周五很晚了，肯尼迪遇害一周后。我再次要求《生活》杂志就像一周前那样暂不付印刷厂。编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他们会保持运营，直到我知道了杰奎琳想要对整个国家说的话。但是由于对我而言要保持《生活》的运营，周六印刷厂多工作一小时就意味着3万美元的花费，他们希望我能尽快让他们知道是否有报道。每小时那么大的数字开销、极其担心我的母亲，以及情绪还没有从肯尼迪遇害事件中平复，我就在这样的状态下轻快地走进了肯尼迪在海厄尼斯港的家里。

我立即感到我轻快的心情明显是错误的。已经很多天了，她一直在试着逃离。没人比她在遇害和葬礼时承受过更多公众的关注，镜头聚焦、麦克风讲话、白花花的眼泪和孩子们将手缩在她的手里，她承受得太多了。很少有人表现得像她那样完美而庄重。我知道现在她想哭而不能哭。她从华盛顿和备受关注的压力中逃到了海厄尼斯港，远离那一切。但是当我走进房间时，还有好心的安慰者们与她在一起：戴夫·鲍尔斯（DavePowers），这个家的好友；“查克”斯波尔丁，杰克在哈佛的同学；帕特·劳福德（Pat Lawford），总统的妹妹；还有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是唯一一个好奇地注意到我需要打电话回纽约看我母亲是否安好的人。

她与我谈话时不想要任何人在场。所以他们走了。他们也很久没有睡觉了，而且知道我是个“朋友”。我在一个小沙发上坐下，看着她，我记者的职业强迫症几乎让我自动记起了笔记：“……镇静……漂亮……穿着整洁的黑色宽松长裤，米黄色的套衫毛衣……眼睛比池塘宽……冷静的嗓音……”然后她开始与我交谈。

在林肯遇刺后与玛丽·托德·林肯（Mary Todd Lincoln）交谈肯定没有这么令人有强烈的兴趣，因为杰奎琳·肯尼迪是一个优秀的妻子，一个优秀的人，并且很明智。但是在她开始讲话时，我就意识到，我将会听到的比我想听到的还多——她将我视为朋友并将我召来，我只是碰巧是个记者，而不是将她不确定的想法准确地印刷出来的那种记者。我还带了一个录音机，但是我没有打开它，只是坐下听她说，因为她在面对问题，而她将我视为朋友以及记者想向我倾诉。她没有流下眼泪，眼泪已经流干了，面色苍白。

接着，在非常清晰的头脑下，她做出了一个既不实际又不必要的请求。她说，她让我来海厄尼斯港，是为了让我确保杰克不会被遗忘在历史中。让美国历史记住肯尼迪的想法让我始料未及，我做笔记的铅笔字迹都有些不顺畅了。然后我意识到这个女人将我视为肯尼迪的“学者”朋友之一，而不是一个“爱尔兰”或者“摇摆不定”的朋友，她想说的东西多到如果我确实是个朋友（就像我仍然觉得我自己是的那样），我首要的职责是让这个伤心、憔悴的女士说出自己的悲痛，然后让《生活》的印刷机不管多长时间都等着我的回复。

困扰她的是历史。

在我来海厄尼斯港之前，她生气地在电话中指责几个记者，那几个记者已经开始写一些后续报道评价刚去世的总统的成就。她想让我将杰克从这些在历史中写他的“悲哀的人”手中解救出来。她不想把杰克留给历史学家。

然后我担心她的伤感，我说，好吧，跟我讲吧。

之后，她的思绪像几条河流一样奔涌而出，相互交织了两个小时。这位崩溃的叙述者，刚从恐惧和凶杀的阴影中回过神来。叙述的内容包括历史，也包括一些太私人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好出现在任何书中，除了她自己写的书以外。

我一直在我的笔记上修修补补，跳来跳去。因为那天晚上杰奎琳一开始是谈论她个人的苦恼，后来又是历史会怎样看待她的丈夫，之后是从他年幼的生平说到达拉斯，总是试着让我明白，我要向人们说清楚肯尼迪的一生中有多少神奇的事发生。她觉得她丈夫确实是一个神奇的人，每个妻子也许都会这样想。但是由于谈话中神奇的事实在难以把握，我必须重新安排我笔记的顺序，我频繁这样做，这反映了她由一个想法跳到了另一个想法，而不是她想要讲述的事情或者她想给出的信息。

好几次我们都漫无目的地聊着，然后那一幕上演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控制着她一样：

“……机场来了一长串的摩托车队。热情。狂野。就像墨西哥和越南。强烈的太阳光线照在我们脸上。我根本戴不上太阳镜……然后我们看见了前方有条隧道，我觉得隧道里会很凉快，我觉得如果在左边太阳就照不到眼睛。”

“他们加大了摩托车的油门。有时会出现小逆火。有一声就像是那样。我觉得是一声逆火。然后我看见康纳利抓住他的胳膊说不，不，不，不，不，用拳头捶打着。然后杰克和我都回头了。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前面有一栋蓝灰色的建筑。然后杰克很干脆地将头转回去了，他最后的表情非常的干脆……你知道当别人问他关于一个火箭上的上万个零件之一时，他做出回答前脸上的表情。他看上去很疑惑，然后他低下了头。他伸着手……我能看见他的一片头骨脱落了。鲜红的颜色，不是白色——他伸着手……我能看见完整的一块头骨从他头上脱落。然后他一头栽到我的腿上，他的血和脑浆都在我的腿上……然后克林特·欣特（Clint Hint，情报局的人），他爱我们，他让我们活得非常轻松，他是第一个出现在车里的人……我们都在车里俯身侧卧着……我一直在说，杰克，杰克，杰克，有人喊叫到他死了，他死了。去医院一路上我都弯着腰对他说：杰克，杰克，你能听到我的话吗，我爱你，杰克，我一直将他头顶朝下放着，不让脑浆出来。”

我在一边麻痹地坐着，她回忆着他头颅内玫瑰粉色的脑脊，从这往下（她在自己的前额做着手势）。“他的头非常漂亮。我试着扶住他头别往下沉，也许我能不让它流出来……但是我知道他死了。”她讲的时候没有流下眼泪，她宽阔的眉眼甚至都没看我，像是自说自话。

现在我回顾笔记，她说过在去医院的路上，她被人试着从他身边带走：“这些大块头的得克萨斯实习生一直在说，肯尼迪夫人，你跟我们走吧，他们想把我从他身边带走……他们想带我走，他们一直试着抓住我，但是我说我不走……”她惊恐地接着讲下去：“在医院里戴夫·鲍尔斯看见我的时候哭着跑来见我，我的腿、我的手都沾满了他的脑浆……戴夫看见时他眼泪哗哗地流……我记得这条狭窄的走廊，我说我不会离开他，我不会离开他……我站在走廊上……10分钟以后这个大块头警察给我拿来了一把椅子。”

伯克利博士（美军前海军少将乔治·伯克利，总统的私人物理学家）走出来看见她，坚持说她需要一剂镇静剂。她回答说在他死的时候她要在他身边。伯克利将她带到了操作室，坚持说：“这是她的特权，这是她的特权。”马尔科姆·佩里（Malcolm Perry）博士（手术医生）想让她出去。她记得他是一个非常高的秃顶男人。但是她说：“他是我丈夫，他的血，他的脑浆，都流到我身上了。”

一切都结束了。找牧师。牧师走进来涂油[6]。然后他们将床单掀起来：“……杰克身上盖着床单，他的脚伸出床单外面，比床单还白。我拿起他的脚亲了一下。然后我将床单拉直。他的嘴巴非常漂亮……他的眼睛是睁开的。他们在床单下面找到了他的手，牧师在行涂油礼的时候我一直握着他的手。”这时或者一会儿之前，她袖子上他的血已经干硬了，她把一只手伸给了“这个警察”，他将袖子扯掉了。然后她接着说：“……戒指上都是血……所以我把戒指放在了杰克的手指上……然后我亲吻了他的手……然后我问科尼你觉得这样做对吗……科尼说你将它放在属于它的地方吧……（之后）他从贝塞斯达医院将戒指带回给我了……”

杰奎琳·肯尼迪的记忆非常零散，说话轻柔，用她独有的亲切嗓音就这样一直努力做出了这份声明——她将我叫来听她说话，就是为了做出这份声明。这封声明的开头是一遍一遍重复的开场白：“历史！……历史……是那些悲哀的老人写下的东西。”或者就是：“历史……”但是那就是她想要说的；所以，这样我将笔记中没有连在一起的部分拼凑到了一起，于是我靠着对意义的记忆重新编排了笔记之后，她想给出的信息是非常简单的：

她相信，约翰·肯尼迪也相信，历史属于英雄，英雄不能被遗忘。我们从晚上8点半聊到了半夜，而且只有在她将流血的画面从脑子里甩开时，她才将她想说的话说清楚：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当杰克引经据典时，通常都是很经典的……不，现在不要保护我……我一直对鲍比说，我一定要与谁说，我一定要见谁，我想要说这件事，这几乎成了我内心的执念，我一直在想的就是音乐喜剧的一句歌词，它成了我的执念。

“……我们晚上睡觉之前……我们有一个老式留声机。杰克喜欢放些唱片。有时他的背会疼，地板非常凉。我会在晚上下床去给他放音乐，那时下床很冷……在一个10年了的老式留声机上——他最喜欢的歌是唱片的最后一首，《卡米洛》的最后一曲，悲伤的《卡米洛》：‘……不要忘记它，我们称作卡米洛的一个短暂而闪耀的瞬间。’

“……不会再有另外一个卡米洛了……

“你知道我对历史的看法吗？……当时人们写下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历史吗？还有他们说出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历史就是悲哀的老人写出的东西。但是杰克如此热爱历史……没有人会知道杰克的所有事情。但是……历史造就了杰克……这个孤独而体弱多病的小男孩……猩红热……这个小孩病了很久，在床上看书，读历史……读圆桌骑士……他就是喜欢最后一曲。

“然后我觉得，对于杰克来说历史充满了英雄人物。如果历史让他成为英雄，如果历史让他看见了英雄，也许其他小男孩就会看见。男人是一种好坏的结合体……他是如此简单的一个人。但是他又如此复杂。杰克有他对历史的英雄想法，理想的想法，但是他有另一面，实际的一面。他的朋友都是他的老朋友，他爱他的爱尔兰帮。”

“历史！”现在她又再次说回到了遇害现场，这个描述贯穿了整场谈话，话题一直在历史和死亡之间换来换去。“……每个人都在对我说放一条冷毛巾在我头上，将血迹擦掉（她现在在回忆死去的总统在机舱尾部，林登·约翰逊在爱田机场空军一号上宣誓就职时的场景和画面）……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整张脸都是血迹和头发丝。我用纸巾将它们擦掉了。历史！我觉得，没人想让我待在这。然后一秒钟之后我想，我为什么把血擦掉了？我应该把它留着，让他们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他们拍照的时候我还是满脸血迹和发丝的话……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对鲍比说，历史和戏剧之间的界限是什么？”

有时她对我说：“卡罗琳问我她应该祈祷什么？我告诉她：‘上帝，请照顾爸爸，或者上帝，对爸爸好一点。’”

她现在对我说的是：历史，请对约翰·肯尼迪好一点。或者，就像她一遍遍说的那样，不要让悲哀的老人去写他。

接着，从她的所有话中，我作为一个记者同时也是一个朋友，试着写出《生活》的编辑们在纽约等待的报道。我在一个雇员办公室里内心乱成一团，急匆匆地试着赶出报道，一个好几天没睡觉的情报局人员，突然冲进来对我咆哮道：“天哪，我们需要在这睡觉。”但是我继续写了下去，在45分钟内写出了她在等的报道，她想要传递的信息——美国人不能忘记这个人，或者我们称之为“卡米洛王朝”的时代。

《生活》在等着，而午夜两点我试着通过肯尼迪家厨房墙上的挂机将报道口授给他们。就在我给两个我最喜欢的编辑拉尔夫·格雷夫斯和大卫·马内斯口授报道时，她走了进来。作为好编辑，两位编辑都不在乎因为超时而花销大涨的印刷账单，而在我口授的时候还试着编辑和修改一些词句。马内斯注意到也许我在急稿中用了太多的“卡米洛”一词。那时肯尼迪夫人走进来，已经用铅笔对我的初稿进行了修改；她无意中听到编辑想要修改我的文稿，而编辑已经对她的话做出了很多修改。她摇了摇头。她想让“卡米洛”一词占据报道的首位。卡米洛、英雄、神话、传奇，这些就是历史的全部。就在我坚持必须用“卡米洛”一词的时候，马内斯从我的回复中察觉出了什么。他发现了我的紧张，他说：“嘿，现在她在听你打电话吗？”我捂住电话不让她听见，继续口授，然后马内斯采用了报道。

所以关于肯尼迪政府的墓志铭就成了“卡米洛”——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神奇时刻，勇士与漂亮的女人共舞，达成了伟大的功绩，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在白宫见面，墙另一头的野蛮人畏缩不前。

这对历史当然是一种误导。肯尼迪的神奇卡米洛王朝从未存在过。而事实是，从肯尼迪时代开始，政府努力面对复杂到人类思维几乎不能理解的事实。没有预言家对肯尼迪提出建议，他的下属中也没有人赢得显赫的地位。他的圆桌骑士们是有本领、坚强、野心勃勃的人，会仁慈，也会犯错，但是这个团队一般都是对的而不是错的，而且廉洁到让人吃惊的地步。让他们组成团队建立伙伴关系的就是他们的领袖。在他们之中，肯尼迪是最强硬、最聪明、最有魅力的——内在的他，是最不浪漫的。他是人类中一个现实的交易者，理解思想的重要性的游戏大师。他可以承担所有的责任。他将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向前推进了。但是他也第一次提出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问题：我们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25年了，从我毕业那天和离开去中国开始，我曾沉迷于领袖与权力的关系、国家与实力的关系、概念与政治的关系——最近是英雄与他的环境的关系。我就像小孩子那样对很多人都有毋庸置疑的忠诚，我还会在之后的岁月里对其他一些人付出牢固的感情。但是在肯尼迪之后，我不会再将谁看作英雄。我自己的人生中关于美国政治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