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约翰·肯尼迪：打开大门

第十章 约翰·肯尼迪：打开大门

至今我都很难看清约翰·肯尼迪这个人。

我记忆中他的形象，就像大多数认识他的人记忆中的那样整洁和优雅——好像我还能看见他在进入飞机之前踩在扶梯台阶上，回头伸出胳膊与人群道别。那是一个芭蕾动作。历史记忆的轮廓里全是与他一同出行的愉快。

当然，现在看来很明显，他就是打破了美国传统政治模式的那个人。从那以后所有的竞选和分析的复杂技术都只不过是技术。他中断了统治美国政治长达两个世纪无声的观念——这是一个由信仰基督教的贵族和农民组成的白人国家，这些白人只是在对付起冲突的对手时才给新来的美国人选择领导权的机会。他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肯尼迪终结了很多其他的谜团和固化的假设，一个古老的政治和政府的世界结束了。

但是，他引领的这个新世界将如何成型，我们将拭目以待——正因如此我们无法对他形成定论。

肯尼迪不管是好是坏，都是一个大人物。历史上的他是一个守门人。他拉开了门闩，通过这扇门的，不仅有天主教徒，还有黑人、犹太人、少数民族、女性、年轻人、学者、新闻人和整整一代的新年轻政治家——这些人都要求在我们所谓的开放性民主中分得行动力和权力。

肯尼迪实质上比继任的两位民主党总统中的任何一位都更加保守，他对如今珍视他的民主自由主义者们抱有合理的怀疑。即使在他成为总统以后，他还是会对阿德莱和“自由主义者们”愤愤不已，而且他成为总统之后曾经向我保证过一次，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剑桥、马萨诸塞、伯克利或加州，他们之间的任何竞争中，阿德莱都会三局三胜。总的来说，直到1960年大选，自由主义者才看到肯尼迪的分量和高贵的品质。这种像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1]一样的例外，他们把他看成是用父亲的钱买来议员职位的小人物。务实的政客们则把他看得更清楚。约翰·贝利（John Bailey），康涅狄格州的“老板”，是个旧政治秩序的老手，曾经向我讲述过他在4年间从支持史蒂文森转向支持肯尼迪的过程。他在1952年和1956年都支持了史蒂文森，因为史蒂文森有“担当”，那就是选民们想要的总统。贝利可能从未听说过一个罗马民间词汇“庄重”[2]，这个词形容一个公共事务领域的人的重要性是如此恰当。但是1958年贝利能在肯尼迪身上感觉到他想要的那种“担当”，并接受了他给的任务。肯尼迪被杀的时候，因为他的“庄重”，肯尼迪已经被自由主义者们完全接受了，就像那些最先选举他的政客和普通人们一样接受了他，因为他优雅、快乐、机智、年轻、帅气。就是这样一个形象让他赢得了选举，再加上他在政治博弈中运用的高级战术，以及在时代的潮流中旧的偏见被打破，政治的新形式刚刚开始。

一开始，除了觉得他是参议院中很少会写文章和读书的议员之一，我对肯尼迪没有特殊的印象。1938年他的哥哥和我是哈佛的同学——完全没有联系的那种同学，因为小约瑟夫·肯尼迪和我完全处于社会阶层相反的两端。约翰·肯尼迪则要晚我们两届，是1940届的校友。我第一次听说约翰·肯尼迪，是我非常崇敬的约翰·赫西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开发PT-109（鱼雷艇）的优秀报道中将肯尼迪视为一个民族英雄。但是就算赫西欣赏他，肯尼迪是一个哈佛毕业生，我也无法去敬仰老约瑟夫·肯尼迪大使的儿子；他身上肯定有某个污点。还有，麦卡锡的弱点也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第一次挑起我对肯尼迪的兴趣的是他对政治权术高超的感觉。他好像是嘲讽却带着希望地看待美国政治，一部分当作娱乐，更多的看作是一种运动。我们第一场会面的谈话随意到我根本没有做笔记。那是1955年初，他是议员。我作为《科利尔》的政治记者给他打了电话，令我吃惊的是，他说他与他妻子有约要共进午餐，我可以一同前去。[3]议员和其他忙碌的人一样很少有时间陪他们的妻子吃午餐，我立即答应了。我们度过了一段很愉快的时光，然而我记不起来这顿午餐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优雅：他比照片里的他更加帅气；1955年，那时他还是一张孩子气的脸，那个夏天他一定在海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古铜色的脸和他栗色的头发几乎被漂成了金色，他就像画册里的人那样帅气。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就算坐在桌边举止也是坐立不安、带着优雅——而且他对辅音的模糊读法也标志着他是东北地区最顶层的人士。

我在笔记中看出，那之后不久，他开始谈论高难度的政治。我那时在为《科利尔》报道1956年共和党提名的早期角逐。肯尼迪毫不畏惧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56年他带着开放的态度和真诚的赏识看好史蒂文森。他对哈里曼没有什么感觉，不喜欢埃斯蒂斯·基福弗，他说基福弗是个不合群的人，不管在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都没有朋友，他与你握手时会穿过你的肩膀望过去，看他是否应该与一个更重要的人物在一起。肯尼迪说，关于在1952年会议上高级别的人都在“压迫”他的报道是不真实的，基福弗只是一个简单的没有朋友的人。

至于他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史蒂文森正在寻找一个天主教的竞选伙伴，他和那时的纽约市长鲍勃·瓦格纳都被人议论纷纷。肯尼迪对此毫无热情，他说他不喜欢做副总统，参加酒会，没有多少权力，赶着去机场问候人们，他觉得那是一份“该死的工作”。但是他假设说如果这份工作来找他，他也不会拒绝。他说我应该与田纳西州的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谈谈，他的意思是戈尔十分想要副总统的职位。

他十分客观地看待自己。阻碍史蒂文森的是什么呢？他问道，然后回答：就说马萨诸塞州的代表们吧——他们不喜欢史蒂文森，因为他的摇摆不定、书呆子气息，还因为小阿瑟·施莱辛格。他继续说，史蒂文森需要的，是一个战争履历丰富、结了婚的天主教徒。

他从对自己的个人阐述讲到其他的人物，后来讲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政治，他对混乱、无秩序和对峙派别的讲述非常引人入胜——麦考马克家族、伯克家族、肯尼迪家族、德弗家族、海因斯家族，其他一些人，通常会利用共和党的《先驱快报》（Herald Traveler，那时是波士顿的主导报纸）支持对组织最不忠诚的民主党人来搅浑水。（之后的一年肯尼迪将吵吵闹闹的马萨诸塞州政党掌控于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手中，但是现在他就像玛格丽特·米德[4]在描述阿留申人的冬季赠礼节那样讲述马萨诸塞的政党传统。）

我的笔记里有关肯尼迪的事情只有他谈论政党政治时的只言片语。他说，政党没有目标。比如他，是议员劳工委员会的一员，他因为再也没有人留在“留下的人”里而感到惊讶。他在党内的职位每小时最低工资是1.25美元。在艾森豪威尔的10年里光景最好的时候，他知道国会会批准最低工资不超过1美元。就算是保罗·道格拉斯也无法争取到将工资提到1.25美元。但是肯尼迪看待政治博弈的方式，就是你必须现在失去一些，然后你才可以“开始寄希望于你在最后能赢得一些”。

除了那些评论，我们所有的谈话都是关于人物，直到1960年大选，我们的对话也还是这样。只要是闲聊，无论高层次还是低层次的，肯尼迪都喜欢得近乎贪得无厌，而且他对其他人肯定就像对我一样——像一个高明的小偷，在你不知不觉时愉快地潜入你的印象和记忆。你见过雷·琼斯（Ray Jones）吗？他问。雷·琼斯，“纽约黑人区”的老狐狸，是纽约政界第一批受人爱戴的黑人领袖之一，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报道。琼斯是个怎样的人？他跟林登[5]站在一边吗？我能见到他吗？他能够被信任吗？（我回答是，结果肯尼迪私底下与琼斯见了面，琼斯不久就向别人泄露了这次会面的信息，于是肯尼迪对我和琼斯都很生气。）你见过周恩来吗？周是个怎样的人？你真的认识让·莫内吗？莫内是个怎样的人？莫内是怎样实施他的计划的？

这就是我对肯尼迪的第一印象：他主要是对人物非常感兴趣，他视政治为一场博弈。

一个人物形成了风格，这种风格通过下属的崇敬和记者的投入不断循环地被放大出来，使之树立了这样的公众形象——华丽、讲究完美、帅气并戴着哈佛光环的波士顿爱尔兰裔。他时髦得很自然，具有讽刺性思维，有着散文鉴赏家一样的品位。这些品质结合在一起让跟随报道他的记者们变成了他的一群追随附和者，我承认我算是其中之一。他十分认真地阅读记者对他的报道。如果他喜欢你写的东西，他会告诉你这是一篇“漂亮”的报道，他甚至会引用里面的话。一切新闻记者都想要但是不可能拥有：他总是完美无瑕，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一天要换很多次西装和衬衫。他在任何层面上都是诙谐幽默的，每一句俗语都带着他的一丝智慧。他的模样尤其吸引女性，对女性的态度他实践了一句英国格言“要像对待公爵夫人那样对待一名妓女，像对待妓女那样对待一位公爵夫人”。在威斯康星初选会时，有一天他身边没有保镖的时候，一位老妇女，那是一个有名的“爱国主义者”派疯女人，跟他搭话，问他为什么不支持当地要求学生们立下忠诚誓言的法案。他的下属试图把她拽走，然后他上前非常谦恭地弯下身子，就好像在对自己的母亲解释那样对她说：“但是你看，当我应征入伍进入海军，他们没有要求我发誓，我进入国会的时候，也没有被要求发誓。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忠诚发誓，但是我们不应该要求特定的团体这样做。”老妇不服气地哼了一声，微笑着平静地走了。

他对自己的风格把握得很准确。有一天，在他的飞机上，他坚持要我为肯尼迪册子改写《凯若琳》（Calorine）这篇枯燥的文章，小册子会被放在民主党大会每个代表的座位上。“你是这个飞机上唯一一位专业作家，”他说，“你将免费畅饮酒水。”我提出了反对，我是一名记者，我自己埋单，我不是他的下属。我说我还不够了解他，但是他一再坚持，只好尽力而为。后来他又来找我说：“你是对的，这对阿德莱来说会是一篇好文章。但是这不是我的风格，太软弱了，我的风格要更加强硬。”

他对自己风格的把握让他成为一个十分自信的人。几个月之后在洛杉矶，就在他进入与尼克松的最后角逐时，他做了一番演讲，我认为其中一段是精彩绝伦的政治辩词。他说：“尼克松先生和我，还有共和党和民主党，我们没有因为两次大会就突然被冰封住，或者成为琥珀里的昆虫。我们像两条追溯历史的河流，在对河流出现和流向远处的地方进行研究之后，你可以对河流的力量、权力和方向指指点点……”我马上试着找出是谁在背后给他写出这样的文字，我猜，不是他手下的泰德·索伦森（Ted Sorensen），就是迪克·古德温（Dick Goodwin）。我不假思索地问了好几遍这个问题，最后从爱尔兰帮[6]的一个人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告诉白修德，那不是别人给我写的，被琥珀或冰封住的历史是我自己写的。”消息反馈给我的时候，他本人的话可能语气要更加强硬，而他语言和风格中的透露出的傲气却很明显。

对于肯尼迪来说，风格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风格确实是性格的关键，而性格决定了领导力的质量，领导力是国家需要的，也是他在1960年大选中表现出来的品质。在1960年大选时，所有这些想法在他的公开演讲中被拼凑在一起，这次演讲在全国新闻俱乐部举行，演讲中他给他的总统资格下了定义。“关键的问题，”他说，“……不是农场或者国防……而是总统职位本身……充满挑战性改革的60年代，美国总统将要……这要求总统将自己放在这场战斗的激烈之处，他必须对他引导的人民的命运热心关切……重新打通思想界与权力之座之间的交流渠道。”

这样看来，在一场追求权力的竞选中，再没有比肯尼迪更适合被追随报道的总统候选人了，因为他是这样坚信人对命运的支配作用，以及一位领袖对其时代困境的决定作用。

还有，与这个男人相处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他是这个时代最有魅力的政治家之一。对肯尼迪的回忆伴随着笑声，也伴随着痛苦，事实中也伴随着怀旧，有街头的俗语，也有思想家的专业术语。他同时兼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一来历史上的他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乎所有其他美国总统都更难被看清。那些了解他的人都太爱他，那些讨厌他的人一点都不了解他。在充满矛盾的回忆中，我追随的这个人将我包裹在一种感情中，我从未完全能够从这种感情中逃脱。

一开始，我就是从肯尼迪对政治的这种竞争者的态度，才发现他最吸引人的品质，就是这种品质让他成为对于我即将写的书的目标而言最合适的候选人，而我的目标就是研究处于政治压力之下的人类行为。

我几乎可以从任何点开始写关于这位博弈者的文字，但是他可能最喜欢我从1960年圣帕特里克节[7]的威斯康星初选开始写起。

威斯康星的这场博弈将把休伯特·汉弗莱无情地踢出去。按照肯尼迪的规矩，这么做就意味着带上威斯康星的所有10个国会选区，其中最反对、对他最有敌意的是现在被废除了的第十选区，这个地区有路德教会牛奶场的农民、木材采伐地和矿石被耗尽了的铁矿。如果他能在第一场初选拿下所有这10个国会选区，就会让其他政治家刮目相看，甚至在大会上没有竞争对手。这就好像在比赛一开场就触地得分了。

肯尼迪就是这么看威斯康星的初选会的。但是他加入了一点令人兴奋的地方：他会在圣帕特里克节穿过寒冷的第十国会选区进行竞选。后来他做总统的时候，也是这种爱尔兰式的热情让他重新命名总统的快艇为“霍尼·菲茨”，为了纪念他的祖父——过去从波士顿街头小混混之一成长为市长。初选会那时还不是重大新闻事件，以后来的标准来说，那时媒体很被动，几乎弱到不存在。那时候，《生活》杂志对一场选举的报道就相当于后来电视的作用。《生活》匆忙但是英明地决定，要将威斯康星初选会中的肯尼迪报道成众多新教徒中的一位天主教徒。不管他们想不想，摄影师都要在视觉上将肯尼迪拍成天主教设定中的天主教候选人。当然，如果《生活》的编辑们能弄到肯尼迪与教皇在一起商谈的照片，那就再合适不过了。结果，就在我们在寒冷的天气里沿着公路驶过雷迪史密斯小镇的时候，一队戴着绿色缎带的黑袍修女站在路边——她们有大概15个人，来自苦痛圣母院和塞维特高中。这是一幅完美的画面，几个摄影师已经在观察这位“天主教”的候选人是否会停车了。肯尼迪几乎是一眼就识破了陷阱，他知道这照片会立即在新教徒的第十选区以及威斯康星的各大报纸上出现，还会在《生活》上出现。然后，好像是立即做出了要接受挑战的决定，小车队发出尖利的刹车声停了下来。他走出来的时候，摄影师们一触即发，修女们将一条亮绿色的缎带别在了他身上，然后他走进了修道院。修道院长走了出来，她是一位圆胖、戴着眼镜的女士，她激动得感谢每一个人，司机、下属、记者，她说道：“他能大老远跑来看我们真是太好了。”

然后我们驾车离开了。我喜欢他玩这场游戏的风格和方式。几站之后看上去阴冷、严寒的乡村都在跟他作对，梅隆镇上的集会只有5个人参加。集会的领袖很显然是镇上的醉汉，明显的爱尔兰裔，显然是个一大早开始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人。这个酒鬼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站在大冷天里，因此他邀请肯尼迪去酒吧喝一杯，然后肯尼迪和这个酒鬼，还有肯尼·奥唐纳（Kenny O’Donnell）和我也跟着一起，我们都去了酒吧。肯尼迪开了一瓶爱尔兰威士忌，向这个听众表达了在初选会为他投票的希望，好让他成功突围。即使很多年过去了，只要一想起那个欢乐的醉汉后来可能会说出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好笑，“肯尼迪？肯尼迪和我？我认识他。因为1960年在圣帕特里克节他和我在梅隆镇一起喝醉了。”当然了，没人会相信这个老醉汉，因为唯一的证人白修德离得太远了，根本不能为他做证。

那是个糟糕的一天，那天要结束的时候我跟肯尼迪一起坐在车里。他郁郁寡欢地从更大的层面解释着他正在参与的这场博弈。他承认，这个乡镇很冷。第十选区的地界超过了马萨诸塞州的一半，但是人口比南波士顿和多切斯特市更少。但是他如果能拿下这个如硬石头一样难啃的新教徒地区，他就没有什么不能拿下的了。如果他拿下了威斯康星全部选区，他想不出洛杉矶民主党代表大会后台的那些大人物们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来与他抗衡。他想到了几个大人物的名字——都是天主教徒——还有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其中有在华盛顿州再次竞选州长的艾伯特·罗斯里尼（Albert Rosellini）。实际上其他所有民主党州长候选人也都是天主教徒，因此罗斯里尼想要一个新教徒来做总统候选人。大卫·劳伦斯，宾夕法尼亚州的天主教州长——他需要拿下四个州参议员选区才能控制参议院，而所有这些选区都是新教徒地区；劳伦斯自然需要一个新教徒总统候选人来平衡候选人名单。科罗拉多州州长，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也需要一个新教徒。所以他，肯尼迪，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需要赢得（他后来输掉的）第十选区来向其他天主教徒证明他是一个可以独立发展的候选人。如果他能拿下全部的威斯康星州以及其他的初选会，他接着说：“如果他们拒绝了我，初选体系就永远结束了。”之后我们又谈到了竞选的钱。他因为桑德尔·万欧科（Sander Vanocur）的一篇报道感到非常生气，里面这样写道：“永远没人会知道肯尼迪到底花了多少钱。”肯尼迪开始仔细地讲述自己的财政状况和他竞选的财政，非常激动地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到目前为止只花了26万美元。结果后来的几年里，万欧科是对的——永远没人会知道肯尼迪在竞选上到底花了多少钱。那时也许肯尼迪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我得知，甚至罗伯特·肯尼迪也不知道。也许只有约瑟夫·肯尼迪知道了。而目前为止，既然那天晚上候选人自己有担心，说明他还在规则内进行着博弈。肯尼迪独特的运动精神让他接受每个州、每个选区的规则，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高的还是低的，干净的还是肮脏的——而他就是喜欢赢。

我一次次地想起那些他将类似球赛的东西带入政治的瞬间、片段和回忆。那些场景如画般涌现，比如，一天下午在西弗吉尼亚的一辆公交车上——肯尼迪将担任四分卫[8]。他要在一家工厂演讲。他下了车之后，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准备工作。我记得他的眼睛四处扫了扫，看见工人们已经开始准备下班了。然后，肯尼迪对肯尼·奥唐纳和拉里·奥布莱恩（Larry O’Brien）打了个响指，就像是橄榄球队队长那样对他们进行战略部署——肯尼去后门，拉里去前门——这里是演讲的地方，将他们集合到我想演讲的地方。奥唐纳和奥布莱恩接到指示离开了，就像两位侧面守卫，防守住入口，将工人们带到演讲处。西弗吉尼亚的运动精神从最高层一路输入到最底层。在一个特别愉快的下午，似乎所有一切都站在肯尼迪这边而对汉弗莱不利，这天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登上了他的飞机，我发现他瞪着眼睛。我就问他有什么麻烦吗。他说这是完美的一天，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每个完美的一天结束的时候，总有什么东西会出错。他刚刚得知小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在为他宣传）谴责了休伯特·汉弗莱逃兵役。肯尼迪非常生气，西弗吉尼亚州就像田纳西州一样有很多步枪手和步兵，这里的民间文化将勇气视为无价之宝，因此这显然是一个低级的打击手段。他告诉小罗斯福他不想将汉弗莱的战争记录带入这场竞选。这是很肮脏的手段，他很生气。这不是肯尼迪博弈的方式。

汉弗莱和肯尼迪都知道，西弗吉尼亚是他们玩弄最坏政治手段的几个州之一。支持肯尼迪与支持汉弗莱的选民数量不相上下。但参与其中的还有其他人。林登·约翰逊的朋友们正在将钱投进西弗吉尼亚，来支持汉弗莱反对肯尼迪；阿德莱·史蒂文森在常青藤联盟的朋友也在招兵买马，利用汉弗莱阻止肯尼迪，使民主党大会陷入僵局。在这样一个堕落的层面，所有人都一样，凭着他对博弈的直觉，肯尼迪觉得天主教对新教这件事一定是他的一张大牌。他在这件事上阻碍了休伯特。没有选民会通过投票给汉弗莱来证明自己的忍耐力，但是任何选民都有可能通过投票给肯尼迪，来证明在这个由90%的新教徒组成的州里自己是不带有任何偏见的选民。最后为了这一点，在周二初选会之前的周日，肯尼迪在当地的电视台双眼直视着镜头给西弗吉尼亚的观众做了一场演讲。

“……所以当任何人站在国会大厦进行总统宣誓的时候，他发了誓要将教会与国家分开，他将一只手放在《圣经》上，将另一只手举起向上帝说出誓言。如果他违背了誓言，他不但是在因违反宪法而犯罪，而国会可以并应该弹劾他，而且是在上帝面前犯罪。”

肯尼迪在电视上从想象出的《圣经》上举起了手，就好像将它伸给了上帝，然后温和地重复道：“这是在上帝那里犯罪，因为他已经对《圣经》发过誓了。”这一下干得漂亮——这一招机智地将他的竞争对手汉弗莱彻底击垮了；这也是在拿历史做手柄，用事实做刀刃的沉重一击，任何偏见或者常识都无法抵抗；约翰·肯尼迪不是教皇的代理人，没有人目睹或听说他相信古老的荒唐偏见。

肯尼迪和尼克松都在现代交流方式的新权力领域玩游戏；但是尼克松觉得是出版社和广播站在控制着这片领域，而肯尼迪却将注意力集中在游戏参与者身上——他们是记者、评论家、新闻人物。他和尼克松一样，绝对都是领先理解了电视在政治中的影响力的人，但是他还感觉到了媒体界的无赖们的骄傲和痛楚，尼克松却从未察觉。肯尼迪对媒体界的政治很感兴趣——媒体人物、内部竞争对手、最畅销者、未来的明星、衰落的巨头、出版社的喜好、不受欢迎的读物。他对诸如《时代》《新闻周刊》这样的新闻杂志感兴趣。杂志社内部编辑对编辑的这种斗争和公认的职位移交就像比如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的政治斗争那样吸引他的兴趣。偶尔，对比如本杰明·布雷德利（Benjamin Bradlee）这样他最喜欢的新闻人，他会提供绝对独家的新闻报道；或者，当威廉·劳伦斯从《纽约时报》转做美国广播公司驻华盛顿的政治记者时，在他竞选最开始那几周，他让奥唐纳尽可能地给劳伦斯提供任何他想要的有价值的新闻。肯尼迪十分享受地觉得，他可以凭一句话或者一篇报道成就一个人的名声。而我，当我关于1960年大选的书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的时候，他写了一小段话祝贺我：“……我很高兴我至少可以提供给你一点故事梗概。”他像几乎所有肯尼迪家的人一样尤其不敬重《纽约时报》，并很享受地戏弄它。我记得一件关于他玩弄《纽约时报》的趣事，这段私交是我们友谊的开始。

那是6月27日的傍晚，蒙大拿州的民主党大会结束，那是1960年大选之前的最后一站。肯尼迪的私人飞机刚刚要从赫勒纳起飞去东部，这时有人告诉他一个新闻局刚刚出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他被激怒了。报道说，据称他向罗伯特·梅纳（Robert Meyner）提供了一份工作，是新泽西州的州长。整个竞选团队立刻集中注意力，他很快在机场的电话亭与查尔斯·罗奇（Charles Roche）和奥唐纳接通了电话，他们都要去纽约否认这件事。他联系到了《纽约时报》的办公室，他的声音马上从他正常的波士顿男高音变成了勃艮第低音，那是在模仿他的媒体主管皮埃尔·塞林格的声音。塞林格到别的地方去参加政治活动了，所以候选人自己装作塞林格对《纽约时报》口授否认之辞。时不时有陌生人路过电话亭，认出了肯尼迪并与他打招呼，肯尼迪伸出手说“你好么，很高兴见到你”，然后继续对着《纽约时报》模仿塞林格的声音。

从蒙大拿回到科德角（Cape Cod）是一段很长的旅途，那天晚上无论如何肯尼迪都要乘飞机回家，直到我们越过了密西西比州进入艾奥瓦州时，他都在谈话。布莱尔·克拉克，是肯尼迪在哈佛的同学，那时候在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我们三个在回家的飞机穿过夜幕时快乐地相伴。克拉克和我喝着酒，肯尼迪只要他加了很多酸奶油的番茄汤。他还在为那篇说他为了获取梅纳在大会上的支持而给他提供州长工作的新闻感到烦闷——提供这样的工作是一种国家级的犯罪。他说，这个报道不但不真实，而且不专业。“我很吃惊，”他接着说，“政界的人不会问你要工作。没有政客会直接问你要工作的，他们总是通过别人达到目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梅纳的一个助手问过肯尼迪，如果他当选了，他会怎样给梅纳记功，而肯尼迪说的所有话就是，没有鲍勃·梅纳，他不能想象民主党会有谁成为美国总统。我们的状态十分放松，谈话开始变成最巩固友谊的那种闲聊，那天晚上，不知怎么的，他就赢得了我的支持。

我提到：当肯尼迪在后面的房间里举行政治活动时，克拉克和我在海伦娜的书店里查看最畅销书。肯尼迪问，他自己写的书《当仁不让》（Profi les in Courage）卖得如何？我们告诉他已经卖光了。这让他很恼火。他将昏昏欲睡的奥唐纳从座位上叫起来，让他的出版社哈珀必须保证不管他到哪里都有足够的库存，尤其是在大会期间在洛杉矶。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书。克拉克问肯尼迪什么时候会写另一本书。肯尼迪说他竞争不过专业的作家。他的问题是要有足够重要的想法才能把书卖出，因为光靠他的文笔是卖不出去书的。然后他问克拉克，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克拉克曾曾祖父西蒙·卡梅隆（Simon Cameron）的书呢？因为卡梅隆曾是林肯的第一个国防部长。克拉克想起林肯曾经说过，他的国防部长卡梅隆除了固定在墙上滚烫的火炉以外什么都偷。令人惊讶的是，肯尼迪挑出了克拉克话中的政治细节并纠正了他。这句诋毁是出自撒迪厄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之口，那是一位宾夕法尼亚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但是林肯很喜欢重复这句话，但总是小心地将这句话归功于史蒂文斯。克拉克做出了尖锐的反驳，他说他的曾曾祖父不是腐败。关于西蒙·卡梅隆的事实是，他是第一个为了战争调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工业的人。

肯尼迪对人的名声很感兴趣，他接着聊了下去。他指出丘吉尔写过自己伟大祖先马尔堡的人生，他还注意到名声带有污点的人只能靠子孙后代来光复声誉。克拉克也许也会为卡梅隆这样做。之后，肯尼迪引用丘吉尔写自己的祖先的话：“他年轻的时候将钱看得比激情和名声更重要。”我们从这个话题说到了怎样写好历史。肯尼迪引用了西奥多·罗斯福在爱德华八世的葬礼上的一封信中写的作为历史写作良好的范例，这比罗斯福写的正史水平高，他认为罗斯福的正史是“低分”作品。这时，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列出一长串美国历史学家的名字，我感到很震惊。我只是把他看作一位竞争型政治家；他现在不是要让我或者克拉克刮目相看，而他的历史学问显然远远不止追溯到当今美国政治的发源时期，他的阅读量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博弈的需要。关于历史话题，他最后说，如果他要再写一本书，那会是关于政客是怎么处理事务的——那不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嘛！

过了一小会儿，飞机在夜间的气流中颠簸时，我们继续聊到了时政，然后我们开始讨论肯尼迪的副总统人选。他第一个提出的是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然后叫我们中随便谁去飞机小阅览室里的宪法里查一查，看赛明顿出生地在马萨诸塞州是不是就不能跟他一同竞选了。然后他提出了林登·约翰逊。就在6个月之前他还觉得，约翰逊是除了他自己之外总统的最好人选；他仍然这样认为，但是他现在还觉得约翰逊是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现在我们在聊政治。他说，好比阿德莱——你不能理解为什么爱尔兰裔小老太太们要投票给他。换个说法，他忽视了犹太裔和爱尔兰裔之间的区别，还有美国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犹太人之间的区别。我们接着谈到了美国政治中的“种族”。我注意到“种族划分”是一个十分难以衡量的东西。比如：他的父亲，大使先生，是波士顿拉丁语学校和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仍然被认为是波士顿爱尔兰裔，同时他自己被认为是哈佛的人。肯尼迪说，为什么？我说：“你说‘你好么？’的口音听起来像是第二代哈佛毕业生。波士顿的其他人都说：‘你好吗？’”肯尼迪不同意说：“我没有。我是说‘你好吗？’，不是‘你好么’。”他将最后一个字的音清晰地发了出来。

也许就是这时，我觉得我的身份从记者变成了朋友。不知怎么的，带着醉酒之后的疲惫和放松，我脱口而出，不管他说什么，我就是不喜欢他的父亲，老约瑟夫·肯尼迪，还解释了原因。这让他伤心了起来。他向前倾着身子对我说：“特迪，你以后一定要见见我的父亲，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然而他没有再试着说服我喜欢他的老大使父亲。然后我说还有一件我不喜欢的事情，那就是他是怎么说我的老师费正清的。在他议员的第一任期，肯尼迪就分帮结派，宣称费正清和我的另一个朋友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将中国输给共产党的国务院里施展共产主义影响的一部分成员。肯尼迪没有做出应答。我记得他将头低下放在手掌上，摇着头说：“不要怪我。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那时候我什么也不知道——你知道一个年轻的议员没有研究员，没有下属，什么也没有。我犯了错误。”他的懊悔很真切，我都不忍怪罪他了。这时我才知道我内心是想喜欢这个人的，也找不到任何不喜欢他或者作为朋友不对他忠诚的理由。

我们乘飞机穿过了夜空，终于在凌晨到达了科德角，我开始在这里收集一些关于肯尼迪和历史的笔记。就是这次旅途让我明白了与一个候选人谈历史的徒劳。我问过肯尼迪是否能告诉我，在他8年总统任期结束后，他想让美国人民走到什么地步——他觉得他能把他们带到多远的地方。他对这个问题感到很烦恼，他把我当作一个朋友，但是我的这种问题实在太多了，他快要被我烦死了，他说：“天哪，特迪，你应该能够察觉现在不是问我这种问题的时候。先是党代会，然后是选举，再是国会。等会儿再问我行不行。”

所以，我只能凭作家的标准自己去把握1960年的竞选应该从哪里与历史结合在一起。我之前读过了关于以前的选举足够的资料，又在1956年竞选时做了足量的报道，所以我知道“当日”的报道，晨报和晚报，只是对于报纸和电视很重要。所有竞选中的“当日”的报道都很不确定，口误、日程安排错误、秘密会议、装腔作势的声明、私下交易，都是一些热议了一天或一周就消失了的报道。1960年出现了想象中的、根本不存在的“导弹差距”。在我们对苏联的优势从未这么大的时候，肯尼迪（很无知地）宣称，苏联在杀伤性武器上领先了我们；还有关于中国海岸两座岩石小岛金门（Quemoy）和马祖（Matsu）的热议，肯尼迪（十分正确地）宣称这种争论是毫无意义的。还有其他一些琐事和一天就过去了的事件，但是其中有两件事就像是直接连接着历史的两座山脉从模糊的回忆中出现。一件事就是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事件。另一件事是肯尼迪回到了波士顿。在这两件事情中抑制的情感都爆发了出来，两件事都变成了清晰可见的历史坐标。

那时根据我的报道，马丁·路德·金事件时博弈者肯尼迪的一步行动，是赢回选票的一招，而胆小审慎的尼克松却不敢对南佐治亚州监狱里命在旦夕的黑人领袖表示关切。我是将其作为了一场两个政治博弈者之间的竞赛来写的。但是现在据我所知，这件事还不只如此。

肯尼迪曾试着在大选年的6月支持马丁·路德·金这位黑人运动的列宁。他们在肯尼迪纽约的公寓里见过面，但是他们并没有走到一起。金比那时候大家印象中的他更加固执和忠于信仰。在肯尼迪得到提名之后，他们俩又见了一次面，这次是8月下旬在肯尼迪位于华盛顿市区的家里，当时却是一次滑稽的对黑人领袖活动的错误安排。由于一次根本没有想到的管理失误，肯尼迪在他的家里同时被安排了两场会面——一场是与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还有罗伯特·韦弗（Robert Weaver），另一场是与他们的黑人领袖对手小马丁·路德·金。为了避免出现“肯尼迪家的黑人之夜”的局面，这些黑人被分为两拨进入了不同的会客室，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肯尼迪到了以后，他在一个房间里与威尔金斯和韦弗吃晚饭，然后与他的助手之一将他们直接送到机场。

然后他坐下与金进行商谈。在这场紧张的大选中，黑人的选票是关键，而金是动摇他们的关键人物。但是，现在金是站在无党派的立场上，不会做出任何承诺，除非肯尼迪深入南方，前往亚特兰大，与金的南方基督领袖大会公开见面。肯尼迪原则上同意了会见，但是想要一些时间去规划地点、日期和具体安排。金失望地离开了。接下来的几周谈判都一拖再拖。肯尼迪想把会面地点定在纳什维尔或迈阿密，但是金想要在亚特兰大。谈话继续，肯尼迪不得不屈从时况。

要主导竞选，不在意马丁·路德·金的公开行动是不可能的。随着竞选进入白热化阶段，在众多像往常一样引起关注的话题当中，“午餐柜台”话题十分引人瞩目。这是一个注定后来要被热议的主题，但是是马丁·路德·金在1960年让它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现在人们难以想起，20年前在美国很多地方，黑人与白人同坐在一个柜台上吃三明治或喝可乐是违法的。而在1960年10月19日，周三，在亚特兰大瑞奇百货店的木兰厅，一些年轻的黑人学生与白人坐在相同的柜台点三明治以示抗议。马丁·路德·金加入了他们，他们都因为违反了佐治亚州法律遭到逮捕。这时，被看作美国竞选中正常背景音的东西成为直指两位候选人的问题——在政治中最重要的标志性问题。

问题是这样的：对于马丁·路德·金因为坐在午餐柜台上安静地坚持自己的权利被捕，你有什么要说的？这种权利是公民权利、人权还是法律权利？对于除马丁·路德·金以外的所有的抗议者都在五天内被释放了，但是他还在乡下的牢里戴着手铐，也许还有生命危险，你会有什么看法或做法？他怀孕6个月的妻子总是担心白人最后会将金杀掉，现在她觉得自己的丈夫已经被处以私刑了——你会怎样安慰她？或更重要的是，你会怎么帮助她？这事关一个人的生命，一个黑人，被拘在离佐治亚州普兰斯不到150英里的国家监狱里。

肯尼迪竞选班子里的人权专家哈里斯·沃福德（Harris Wofford）现在成了所有这一切的倡导者，他是圣母院（Norte Dame）法学院的教授，一个热心的人道主义者，一个乐观的人。沃福德坚持，肯尼迪必须做出行动避免这个黑人领袖被种族主义者杀害在监狱里。10月26日，周三，沃福德联系上了肯尼迪的妹夫萨金特·施莱弗（Sargent Shriver），之后萨金特联系上了在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的肯尼迪本人。肯尼迪从机场直接打电话给了金夫人，表达了他的关切，并说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证她丈夫的安全。他这样做是受到本能而不是利益的驱动，因为当一个黑人领袖根据法律[9]被囚禁起来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好心人站在他的立场会置之不理，任其在种族主义监狱里受到可能的伤害。但是——很重要的是——当肯尼迪从芝加哥回到纽约的时候，他很沮丧，他发现自己的干预行动已经被公开了。在纽约被问及的时候，他说，是，他已经承诺他会尽力让马丁·路德·金安全地离开监狱。他不知道他会因此失去的南方白人的投票多还是得到的北方黑人投票多，于是不能在得票率上松一口气，他必须凭着直觉表明自己的立场。那时博弈精神还伴随着更强大的东西——一种历史感、一股将美国带向彼岸的浪潮。

竞选期间，我曾经在远处观望过肯尼迪使出招数，因为那一周我与他的对手尼克松在一起。金的危机已经转移到了里兹维尔（Reidsville）监狱，通过这个转移，我得以坐上尼克松中西部的竞选列车，而尼克松不能下定决心他要怎样进行对弈。尼克松是副总统，司法部是他用来干预竞选的工具。但是，尼克松没能及时下定决心，最后错过并失去了时机。我比较倾向于相信，肯尼迪是出于人道才想要金出狱——他正在为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努力着，那就是后来的1963—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

肯尼迪那一周与他竞选的最后几周都在政治竞选的历史中凝成了永恒的时刻。

肯尼迪本来不需要在竞选的最后三天回到新英格兰，这场博弈根本不需要他这样。他和尼克松在诸如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这些关键州的选票非常接近。新英格兰对肯尼迪来说是十拿九稳，稳到根本不需要在新英格兰花时间。如果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博弈政客，他会在太平洋海岸结束他的竞选，争取加州的得票，然后飞回波士顿他的老家为自己投票。但是出于一贯的风格，他想回家。

竞选期间他一直在改变，我从多方面记了笔记：他对自己更加确信，变得没那么尖锐，讲话的语速更慢了，口音从上层人士的连音变成了更婉转的高音。城市街道上就像候选人们梦想中的那样有了汹涌的人潮，群众已经开始带起了竞选的节奏。我写道：“在拥护肯尼迪的人群中，会突然感觉到一波波的推力从远处涌来，这股推力总是来自人群的后方，就像一股越来越大的波浪，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力量，直到将前排的人群挤压在拦截的木栏上，木栏开始破碎，警察就会赶紧加固木栏，将人群向后推搡，然后人群开始产生一波反方向的推力，千千万万个人无助而疯狂地在来回摇摆。人们会记得那时的呻吟……吵闹和叫喊。”最后两天他决定要将一切带回南新英格兰，这个国家最纯粹的天主教领地，1960年那时三个州都是天主教占大多数，因此对于肯尼迪来说是十拿九稳的。但是他将它们作为他竞选的尾声。

竞选的最后两天开始于11月6日，夜里12点30分，肯尼迪一行人降落在了布里奇波特机场，履行他对约翰·贝利（John Baily）某天会去康涅狄格州的承诺。这一天对贝利来说仅仅只有周一的凌晨到上午过半，但是由于贝利付出的努力，肯尼迪想给这位长老、他的盟友之一一次完整的竞选活动。贝利，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成长于基层政治，但是他有全国性的思想，这使他成为新英格兰州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型人物。他与亚伯拉罕·雷比科夫（Abraham Ribicoff）州长共同控制着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党政，其权力范围包括从利奇菲尔德山的小镇，到布里奇波特、沃特伯利、哈特福德和诺哥塔克谷成型的基层工业社区。贝利施加影响力号召上街或者投票的立场鲜明的群众之多，只有迪克·戴利（Dick Daley）在他的盛年才能做到。但是此时那个漆黑的夜晚，贝利不仅带着忠诚和热情，还有艺术和本领，就像一个马车夫想让主人刮目相看而奋力让马儿奔腾。

对于21年前离开了新英格兰的我来说，那个夜晚陌生而令人感动。我从小就很蔑视波士顿基层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党魁们。但是我了解了约翰·贝利的全国性视野并对他产生尊重，而且自从我与肯尼迪产生了私下的感情，我就开始将肯尼迪所有的随从都当成朋友。现在贝利正在向肯尼迪和记者们展示一个老式党政人士能做的事。布里奇波特27英里长的生产线上制造从武器到缝纫机的各种钢铁制品，而沃特伯利制造从锁到纽扣的各种铜制品，贝利将每一位民主党的市长、首席行政委员、普通行政委员、镇委员、镇财务主管和他们的妻子、丈夫、孩子，以及想让肯尼迪当选的新英格兰公民都叫了出来。党政人士召集了消防车到处闪烁着警戒灯，警车到处旋转着红色的警灯，还有救护车鸣笛，来宣布肯尼迪的到来。桥梁、天桥和小型建筑上挂着向回家的他们的天主教王子致敬的标语、海报和横幅。

30年前这里就发生了剧变，那时政客在1928年的胡佛风波中就注意到了三个康涅狄格州的工业城镇——布里奇波特、哈特福德和纽黑文，三地都信仰天主教——大多数人都支持史密斯。这三个镇子就像是在康涅狄格州坚定的共和党新教徒巨浪中凸出的天主教小岛。如果有人进一步查看1930年的人口调查数据，就会发现超过2/3的康涅狄格州公民都是海外出生或者父母在海外出生——这些孩子很快就会变成投票的大多数。那时候海外出生的人大多是天主教徒，也有一部分的犹太人。贝利掌权始于他将哈特福德当地的三个不同的民主党地区——一个爱尔兰区、一个意大利区、一个犹太区——连在了一起。然后他凭本事营造了一个州级的党政，将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法裔加拿大人、犹太人和一些民主党人结合在了一起，1960年的11月州东部的所有政治家中数他对整个州的控制最为紧密。现在他把每个团体都叫到了工业带上，不仅仅是命令和纪律使然，还有向往。在之后的若干年中，康涅狄格州的天主教徒们会发生背叛，还与共和党投出一样的票，正如他们到处背叛别人那样。但是1960年的那天晚上，他们自发前去，随着队伍与他们的犹太裔州长雷比科夫和爱尔兰裔老板贝利，还有他们的英雄一起前进，夜晚将他们的轮廓衬托得非常清晰，这次接待已经超越了政治或者欢庆的意义。那是天性，所有人像野兽那样叫喊着，长久压抑情感的人群沸腾了，直到凌晨3点的时候，在沃特伯利的绿化带上，市长请求肯尼迪让群众回家睡觉。他说，他们一早还要上班。于是肯尼迪演讲之后试着让他们回家，但是他们不愿走，成年男女们大声喊着：“我们爱你，杰克，我们爱你，杰克。”

在那之后，竞选的最后一天，肯尼迪突然来到了缅因州，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逗留（为了谴责威廉·勒布，那时和现在整个国家最不公正的报纸出版人），又在罗得岛州降落，美国最天主教的州，夜里晚些时候又回到了波士顿。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段小插曲发生在周一一大早，当我们从沃特伯利离开经过康涅狄格州北部时。这里，在被肯尼迪的支持者们拥堵的街道上，有一家人在撒满秋叶的草坪上勇敢地站着，独立、无所畏惧，他们家的草坪上有一行标语“副总统亨利·卡伯特·洛奇”。家里的每一个人——父亲、母亲、孩子们——胸前都戴着橘红色的洛奇带，像是法国荣誉勋章的绶带，他们站在那里就像一幅活生生的画面：集中精神，大拇指放在鼻子附近，给这位天主教候选人行着标准的拇指礼。

如果说康涅狄格州的接待是野性的，那么波士顿的欢迎就是疯狂的。我还记得我们一行的车队和巴士两边的击掌声和轰鸣声。我记得我们媒体巴士在人群中一点点前进，客观地思考着我们是否要将人们撞到，因为肯尼迪还与一个来自法尼尔厅的全国性电视节目《自由摇篮》（Cradle of Liberty）有约。而就在我们从脏兮兮的萨姆纳隧道出来，驶上了波士顿中心大街时，我潦草的笔记中我自己能读懂的部分是这样写的：“有位的警察……白色的头盔……狂野的人群……空中的五彩纸屑……不能移动……鼓乐队，羽毛帽子……男人，厚呢子海军外套，陆军外套……更多的警察，白色的头盔浮动……卡住了……尖叫的人，疯狂……现在两边各有20名警察，白色的头盔……”我们成功地挤出了尖叫着的凯尔特人群，到达了华盛顿大道，美国最狭窄的主干道，笔记读起来是这样的：“人们涌向商店橱窗……看起来像人体模特……五彩纸屑像下暴雨一样……完全崩溃了……”

我们从这里移动到了斯塔特勒酒店，肯尼迪在这换了衣服，一刻没停就离开了，去了两个指定的地方：第一个是在波士顿庄园与他的波士顿老选民们见面，第二个是去法尼尔厅通过电视录制节目与全国的选民见面。

波士顿庄园集会是那种见过无数集会的政治记者会参加但是不重视的集会，我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我的笔记将这次集会变得远比法尼尔厅的演讲要重要。在法尼尔厅，保罗·列维尔组织“自由之子”的地方，肯尼迪用他的演讲稿写手们的稿子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讲。但是在庄园内，在革命预谋者们的老北部教堂旁边的供摔跤手、冰球手和运动员大汗淋漓的运动场里，他是用自己的演讲稿进行演讲。他可以面朝观众，清楚地看到：前下方铺天盖地的雇佣政客、坚定分子、追随者、眼红的政敌；还有波士顿裹着披肩的爱尔兰女士，她们曾经参加过所有她们确定不会爆发争吵的集会；这一次，还有少量非常重要的哈佛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会是未来的风云人物。

他必须很快地做完他必须做的事情，因为他在电视镜头和整个国家面前出现的时间很短。但是在这里，在这次波士顿集会中，凯尔特人和盖尔人终于彻底地超过了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他在这里逗留了一会儿。主持人放弃了介绍环节，因为群众只想欢呼。外面的警察们在用棍棒驱赶着后来的人群（波士顿的警察那时候用棍棒作为交流的工具），当他们关上了有波纹的铁门时媒体的人试图穿过人群，警察也用棍棒打了媒体的人。但是园内的肯尼迪对此全然不知，正优雅地做着一场演讲，欣然地记着时间和他与电视台的约定。

他读了一遍马萨诸塞州所有民主党议员的名字，这在美国每个州的政界都是必要的礼节，来表示对他们之中每一位的认可。我手抄记下了这份名单：“……我在这个州杰出的竞选伙伴，汤姆·奥唐纳……我们需要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议员来为进步性的立法投票……乔·沃德（Joe Ward），我希望其被选为马萨诸塞州的州长……爱德华·麦克拉夫林（Edward Maclaughlin）……我们敬爱的朋友约翰·麦科马克（JohnMcCormack）的侄子……汤姆·巴克利（Tom Buckley）……约翰·迪瑞斯科尔（John Driscoll）……凯文·怀特（Kevin White）。”

这张候选人名单上全是爱尔兰裔——我小时候听说过一个词“全绿选票”就是指这种情况。肯尼迪将他所有的祝福给他们。然后他开始变换话题，试着使观众回到原地：“我来到的这个波士顿的庄园，位于马萨诸塞州第十一选区，这是60年前我的祖父代表的地区，14年前当我初次被选为众议员时，我有幸也能代表它……”

他继续说。但是这次，他没有使用“记得”，或者愤世嫉俗的人曾经称之为“爱尔兰标签”的那一套，“爱尔兰标签”是指爱尔兰裔在斗争中互相扣上“比肯山”（Beacon Hill）候选人的帽子，是指通过扬基人参加竞选或者得到扬基人支持的人。给别人打上这样的标签曾经与现在的“种族主义者”标签效果一样好。但是那个时代离肯尼迪太远了，他得绞尽脑汁才能想起他祖父的言辞。当年菲茨杰拉德家族、沃尔什家族、吉姆·科里（Jim Curley）、凯文·柯立芝（Kevin Coolidge）家族、亨利·卡伯特·洛奇家族的老老少少还有索顿斯托尔（Saltonstall）家族所有的人，从他的话语中逐渐消失了。他对大厅里的人没有很严肃，就算他支持堕胎、通奸和离婚，这群人还是会投票给他的。但是他爱他们，就像他们爱他那样，所以，他脑子里将1960年大选的所有演讲和集会的词语进行自由组合之后，拼凑出了他想让他父亲、母亲、祖父的人民想听到的内容。之后，就像他在洛杉矶流畅地说出了历史河流的比喻，现在他努力地自己表达出他脑海中的言辞，也许这就是对为什么会有人要竞选美国总统的最好解释。

“……我不是为总统的名头竞选的，”他说，“在国会待了14年时间，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份空洞或是一份简单的工作。我竞选美国总统是因为那是行动的中心。”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他在演讲台上说出每个词时都用食指优雅而缓慢地点一下，继续说道：“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总统的主要职责，就是在美国人民面前设置好我们国家未竟的公共事业……”

底下的人群起身欢呼，然后他溜到了法尼尔厅，出现在了全国的电视屏幕上，诵读了一份呆板的文稿。第二天早上，他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西边尽头一侧的旧投票点投了票，那里以前是犹太居民区，然后他起身前往海厄尼斯港（Hyannisport）。之后一天的早上他被选为了总统。

对于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来说，1960年大选应该是一个高潮性事件。但是，我写的关于它的所有词语和页面都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进行自证。

两位候选人如果说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就是外交政策了，而从他们的言辞中，很难看出谁更勇敢或者谁是比较弱的冷血战士。肯尼迪坚持“我们这个国家必须再一次行动起来”，尼克松坚持说他最了解怎样“不用屈服而维持和平”。他们喋喋不休地在说同一份政党承诺和反对项目的清单，自从1946年以来，其内容已经被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滥用到了污浊的程度。两者都宣称，他们自己是未来10年即20世纪60年代的代言人，但是我没有想起一篇能让人记住的演讲或文稿，是关于标志着这10年伟大的公民权利斗争、越南战争、女性意识的觉醒、年轻人的激增、生活方式的改变、堕胎、毒品、税务体系的巨大变革的——不管是我的记忆还是笔记中都没有。

1960年大选显然从表面上看是完全没有特殊事件的。但是这只是与后来发生的事情相比较而言的——1964年的大选发生了戈德华特（Goldwater）事件，1968年大选发生了街道流血事件，1972年大选麦戈文（McGovern）自由主义的信仰使他成为众矢之的，1976年大选中卡特的品格，在人们对水门事件尤为新鲜的记忆中，显得格外出众。

1960年大选没有特殊性，只是因为人们没有察觉到肯尼迪本人使特殊具体化了，而特殊性不在他的话语中，不在他的优雅中，也不在他的提议中。特殊性在于他的出身：他是个天主教徒，属于主流的美国领袖之外的种族。选举肯尼迪为总统，就等于声明这是个与历史上的美国不一样的国家，在接下来的20年中，它的人种和种族模式很快会变得非常不一样，这使美国一些大城市的生活完全让人捉摸不透。

1960年政界从根本上引发了一次人口的剧变。也许自从格拉古时代起，就再没有哪个80年，像美国从1880年到1960年那个时间段一样，政治体系发生如此大的社会和种族变革了。从格拉古时代（公元前133年）到恺撒越过卢比孔河（公元前49年），由农民、自耕农、公民战士和贵族领袖组成的，波力比阿斯（Polybius）称之为自治和不朽的罗马共和国消失了。它的成功和法律使罗马同时聚集了权势之士和无产人士，也赋予了西西里岛人、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犹太人、高卢人自治权。由于罗马法规定罗马是投票的唯一合法地点，新来种族通过羊圈[10]来投票和帮助选择罗马的领袖，其影响力与人口完全不成比例。恺撒结束了这个体系，因为罗马的旧法律无法适应新的人口，他选择将操纵选举的人从罗马赶出去，而不是成为操纵选举的受害者。

美国近期的未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在肯尼迪之前80年的人口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如果人们不试着衡量肯尼迪祖父时期的美国到肯尼迪时代的美国之间种族发生了何种剧变，就不能理解选举他成为总统的重要意义。

1894年，有着“亲爱的菲茨”昵称的老约翰·肯尼迪·菲茨杰拉德第一次从波士顿来到国会时，美国人口普查就刚刚首次做出了对美国宗教假定而官方的预测。它估计那时6436.1万的美国人口中大约有惊人的13%是天主教徒——822.7万人。但是这些人被浸染在了新教文化中，是说着烂英语的工人阶层（沿海的一些爱尔兰裔在19世纪50年代逃避饥荒来到波士顿，至今还只说盖尔语）。当时华盛顿为数甚少的天主教议员，还没有黑人干部会议的团队影响力大。天主教徒几乎全是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少数是说法语的天主教徒（在路易斯安那州），还有西班牙裔的天主教徒（在墨西哥边境）。他们大部分都属于下层阶级——大多数都受人怀疑。

根据移民数据的记录，随着20世纪的到来，另一支天主教移民从意大利、波兰、波西米亚、说法语的加拿大来到美国。现代美国也迎来了它在原则与偏见之间的苦恼，美国到底是一个地方还是民族，是概念还是国家，至今都没有定论。20世纪20年代时，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已经在大城市——波士顿、水牛城（Buffalo）、哈特福德、纽约、芝加哥，一直向西到奥马哈和圣保罗——取得了超越大部分移民团体的领导地位。然而，阿尔·史密斯（Al Smith）在1928年的经历只被当时的人认为是因为傲慢，天主教徒仍只占总人口的16%，而且很少人在教育、新闻、工业或金融领域取得领导地位，史密斯的竞选希望渺茫。但是文化塑造着家庭生活，随着天主教徒出生率上升，总人口的出生率下降，预测指出1940年美国的天主教徒人口将达到2100万，1950年达到2700万，1960年达到4300万，也可以说是总人口的1/4。一位天主教学者，圣母院大学的唐纳德·巴雷特（Donald Barrett）博士估计说，在肯尼迪当选的前10年，美国天主教人口上升了35.8%，总人口上升了16.6%，或者换句话，按照他的说法，“1950—1959年期间，美国总人口增长有41%是源于天主教徒人口的增长”。

这就是那时候肯尼迪面临的人口增长状况。但是，即使数据帮助政治家和学者们定义了这种人口增长，直到数据被分解成不同部分，政治家才能开始制定策略。1928年的数据对阿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E. Smith）不利。现在到了1960年，数据对肯尼迪是有利的。4年之前，肯尼迪的智库人士特德·索伦森（Ted Sorensen），还有肯尼迪的私友约翰·贝利，准备并公开了对美国天主教徒占投票总人口20%或以上的州的政治或宗教上的大概分析。他们试图证明，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肯尼迪的天主教徒身份会对占有261票的几个州的民主党选票有助而非有害，而当选需要269票。1960年，人口增长提高了美国每一个州的天主教徒选民比例，而在至少三个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和康涅狄格州——天主教徒都是绝对的大多数。在马萨诸塞州的选举之夜，肯尼迪得到的民主党选票从头到尾都是天主教徒投出的；在罗得岛州，天主教徒远远超过了新教徒，直到后来有的新教徒进行反抗，就像黎塞留时期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那样反抗。在1960年的罗得岛州，州长、副州长、州政府秘书长、众议院发言人、参议院主席、两院领袖的多数、首席法官和州最高法院四个联合法官中的三个——都是天主教徒。[11]在那时美国最大的州纽约州的62个郡中，57个郡的民主党郡委员会成员都是天主教徒；还有其他5个郡，两个是犹太人的，只有三个是新教徒的。在没有一种逻辑能说得通的地理学模式下，天主教徒成为一个又一个州的州长。从远处的西北地区，州长罗塞里尼（Rosellini）在地图上的华盛顿州打下了一桩，沿海岸线到加利福尼亚州，派特·布朗（Pat Brown）最近当选州长，再跨越密西西比河到俄亥俄州，麦克·迪萨尔（Mike DiSalle）是现任的州长——除南方腹地以外，天主教徒做州长已经成了常态。

一系列先知人物追踪研究过崩溃的人口浪潮，这种浪潮甚至影响了国会议员的人口比例。1960年，在434位众议院成员中，天主教徒超过了任何其他单独种类的议员——98名天主教徒，与之相对的是94位循道宗信徒，72位长老会教徒，67位主教派教徒，66位浸礼宗教徒，一直到最后是12位的犹太教徒。但是在参议院，情况却大不相同——天主教徒人数在选区所占的人数比例远小于其他教派。自称为循道宗信徒的参议员人数最多（19位）；然后是主教派教徒和浸礼宗教徒，各14位；然后是天主教徒，只有12位。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这种巨大比例差异就好像在表明，在国会选区，较低社会阶层的美国人相信，天主教徒议员们能称职而真实地为他们发言。而在更高级别的参议院，决定战争与和平、通过条约与外交政策、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地方，美国人还是倾向于传统上的新教徒来为美国的国家目标保驾护航。宪法规定，可以单方面发起征税的众议院回应的是选民的请求，而参议员回应的是国家的请求。

关于对1960年历史的回味，还有直到那时传统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对他们在美国政治中角色的认识，我很清楚地记得关于约翰·贝利和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之间纠缠不清的一段往事，两人都是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党魁贝利是天主教徒，他得到承诺，一旦肯尼迪当选，他就担任全国民主党主席的职位，这是典型的奖励和回馈。但是鲍尔斯，是一位论派教徒，前州长，肯尼迪任命他去领导搜寻决定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人。显然贝利并不同意对鲍尔斯的任命，因为一段时间以后，他带着怀旧的心情回忆了往事，并告诉了我后来事情的经过：他，贝利，是州民主党的党魁，在1948年将康涅狄格州州长的提名给了鲍尔斯。在激烈竞争后，鲍尔斯赢得了州长职位。第二年，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雷蒙德·鲍尔温（Raymond Baldwin）辞职了，给新上任的州长鲍尔斯留下了美国参议院的一个职位。贝利想让鲍尔斯将那个职位给自己，但是鲍尔斯拒绝了他。鲍尔斯决定任命他的老朋友威廉·本顿为参议员，根据贝利的回忆，那是因为，鲍尔斯说本顿比一个哈特福德地方的政客更适合处理外交事务、战争与和平、联合国与核武器。所以本顿成为美国的一名参议员，而贝利被甩在了后面，仍然是个抽着雪茄的康涅狄格州党魁。后来幸运的车轮转动了：鲍尔斯在1950年再选失败，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直到1953年，1954年的时候贝利仍然是党魁，但是鲍尔斯再次要求民主党提名他为州长。根据贝利讲述的事情经过——他时不时停下来抽一口雪茄，享受地讲着——他在位于主干道的住宅里接待了鲍尔斯，他曾经出生的卧室成为他的办公室。贝利听着鲍尔斯提出了要他支持提名的请求。然后，还是贝利自己说的，他回答道：“切特[12]，5年前你做州长的时候，我就坐在你桌对面，你做出了我不适合做一名美国参议员的决定，成为参议员需要像本顿这样的人。那好，现在我决定你不适合做州长，我要支持一位犹太人做州长，切特，我要支持一个犹太人亚伯拉罕·雷比科夫做州长，因为我觉得他比你更好地了解这个州……也许我确实不懂外交事务。”

就这样，新教徒反对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反对新教徒，这种社会偏见很大程度上仍然笼罩着1960年的大选。但是在这场宗教的对峙当中，有一样东西从未在竞选中表现出来，那是两个世界观、两个相斗的哲学观，它们都在改变，双方都让它们曾经统治的文化慢慢失去了控制。

美国政治来源于新教徒的伦理——他们相信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是直接向上帝负责的，不用经过牧师的干预和调解。这种伦理已经融入了政府工作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男男女女们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必须通过努力使自己得到回报。没有哪儿像美国这样一个无垠、开放、自由和肥沃的地方一样欢迎这个理念。在美国，如果一个人努力工作，辛苦耕种，不放松不偷懒，好好照顾妻儿，那么幸运和上帝就会回报他付出的辛劳。

美国新教徒文化统治政界直到1932年——那时新教徒文化在市场中崩溃了，饥饿和失业嘲笑着自给自足的爱默生式哲学。罗斯福是拯救了这一切的人，他从遭到破坏的政治文化中走了出来。他给了民主党最后的政治信条：在一个现代工业体系中，每个人的努力都要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保证给每个想工作的人机会，不让人们饿死，给老年人养老金。

很少有分析者能够理解罗斯福——一位高教会派主教派教徒，他们思想上赞同新教或天主教神学可以适用于政治。那些投票给他的选民也同样不能理解。但是，相比新教政府传统而言，罗斯福的一套政府哲学远远与天主教政府传统更相符。历史上，教会总是与国家结合——来维持道德纪律，做好事，喂养穷人，教育年轻人，主导家庭生活。历史上的天主教文化在生活方式、礼节、仪式和庆典上与政府相统一——甚至有时候连拷问的范围或床上的习俗都一样。在欧洲好几个世纪里，所有人都被夹在教会和国家之间，而自从共和国建立之始，美国的新教传统就试图分离两者的职责。对于上百万的美国天主教徒来说，罗斯福的政府方法用某种他们自己也解释不了的途径，补充了教会和国家共同担任救助施与者、医院管理者和老人和孤儿的抚慰者的传统。仁慈对于上百万的新教徒来说似乎也是必不可少的需求。就这样，罗斯福在政治上将天主教徒们与民主党连在一起，同时将新教徒分成了工人阶层和企业家、富人和穷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宗教形式保留了下来，顽固的信条也保留了下来，但是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对一些诸如“福利”、“死刑”、“控制生育”等关键词语会产生不一样的反应。

就是在罗斯福的时代，这个国家的文化，不管是新教文化还是天主教文化，都开始改变，而战争加速了这种改变。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都认识到了这个正在改变的大环境——一个是肯尼迪大致是要加强政府的管理，而另一个，尼克松，在赞美爱默生自给自足的理念。

我没有以这种哲学思想方式来报道1960年的竞选。如果我这么做了，没有人会出版也没有人会阅读我写的东西。我也不必这么做——我是为了写一本书来进行报道。为了那本1960年的书，必要的工作首先是将注意力放在重要人物身上，然后是政治斗争，最后才是宗教。我发现思想对美国政界的影响实在是很难把握。

我只能用几个表面事实来报道出宗教影响：阿肯色州浸信会出来反对一个天主教徒成为总统。同样持反对意见的还有“新教徒和其他支持政教分离的美国人联合会”。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诺曼·文森特·皮尔教士会。我必须用一些小插曲来补充事实，比如我在西弗吉尼亚大道雨中遇见了两位老妇人的难忘记忆。我当时与玛丽·麦克罗里（Mary McGrory）挤在一把滴雨的伞下，她也是波士顿人，在拉丁语女校上的学，我们听见了两位山里妇人在解释她们为什么将票投给了汉弗莱而不是肯尼迪。“如果我们的国父们想让一位天主教徒做总统的话，”其中一位说道，“那么他们就会在宪法中说出来的。”上百万头脑简单的顽固分子都是这样想的，三K党是这样想的，脑子转不过弯的人也是这么想的。

我在对1960年大选的报道中省去的是“憾事”。对于任何记者来说，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当遇到不会吠叫的狗这种“让人好奇的巧合”时，柯南·道尔（Conan Doyle）会让夏洛克·福尔摩斯描述什么。有时候，不发生的事情要比发生的事情更重要。1960年没有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疯狂的偏见。有组织的新教教会拒绝站在反对肯尼迪的立场上。美国每个全国性的宗教大会——浸信教、主教派、卫理公会派、犹太教、长老会、公理教——都宣布中立，不做出任何政治承诺。

当然了，我可以写得不那么常规，我可以在我愿意的时间愿意关注什么就关注什么。所以总的来说我继续将宗教考虑在斗争中，但只是它大致上被放在了“未来”的编辑任务里。所有编辑都会列出他可能会提前进行报道的“未来”计划。1960年，宗教改革日在10月30日。那一天，传统上老一派的新教牧师会讲述一些故事，是关于为了道德而奋起反对神父的教条的烈士们的故事。那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场合。很多编辑和记者都将这一天标记为大选的一个戏剧性的高潮，仅次于电视大辩论，肯尼迪的人知道，他们得赶在媒体和电视将宗教问题炒热之前解决掉它。他们行动得非常快，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聚焦的事件，他们知道解决棘手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将问题很快地放在公共视线中，使之受到关注的灼烧。他们的问题就是要将新教徒分成充耳不闻的人和乐于听取新鲜事的人。罗斯福曾为了生计以关注度将新教徒们进行了划分，现在肯尼迪必须从一个更高的层次将他们划分开来。

在肯尼迪的策略中，很早就被选中的事件当然是1960年9月12日周一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与休斯敦牧师最大联合会（Greater Houston Ministerial Association）的一场难忘的对抗。

那天肯尼迪的言论绝对是他最棒的竞选陈述：

……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而没有天主教徒曾经被选为总统，竞选的实质已经模糊不清了……所以很显然我需要再次声明——我不相信什么样的教会，我相信的是什么样的美国。

我相信一个绝对政教分离的美国——不会有天主教的高级神父告诉总统（如果他是个天主教徒）应该怎样做，也没有新教徒的牧师会告诉他的教区选民们应该给谁投票……

我相信一个总统对宗教的看法是他私人的事情，不是国家强加给他的，也不是国家作为执政条件强加给他的……

这就是我相信的那种美国——这就是我在南太平洋为其战斗的美国，这就是我的兄弟在欧洲为其战死的美国。那时没有人认为我们可能有“分裂的忠诚”……当他们战斗在我今天参观的圣地阿拉莫（Alamo）……与鲍伊和克罗克特并肩作战而死，还有富恩特斯、麦卡弗蒂、贝利、贝蒂里奥与卡瑞——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天主教徒。因为那里没有宗教的区别……

我不是天主教总统候选人，我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只是碰巧是一个天主教徒。我不是为我的教会在公共事件上发表言论——教会也不为我发表言论……

但是如果有这一天……我的职位要求我要么违背我的良知，要么违背国家利益，那么我会辞职，我希望任何其他有良知的公务员都能做到……

……如果这次大选结果的基础，是4000万名美国人在受洗那天失去了他们成为总统的机会，那么整个国家在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眼中、在历史眼中、在我们自己人的眼中都是失败的。

……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引用：“我庄严起誓我会忠诚执行美国总统之职，尽我最大努力保护和保卫宪法，上帝保佑我。”

休斯敦的声明与林肯的“分裂之家”演讲和布莱安的“黄金十字架”并列成为美国政治竞选中的伟大演讲之一——使政治上升到历史高度的一个时刻。它要求聪明的新教徒放弃一个已经成为桎梏的传统。演讲收到了预想中的成功，它也将上百万的天主教徒从将他们绑在一起反对新教徒的强压中解放了出来。天主教徒将要融入他们的构成团体——城里人对郊区人，商人对工会成员，富人对穷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法国人和说西班牙语的人，融入接下来20年在政界为了好处和荣誉争斗的所谓“种族”。

政治是建立在神话上的，一个古老的美国神话就要破灭了。美国没有官方的信仰。但是有一个不官方但十分强大的共识潜藏在政治之下：美国不但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还是一个新教国家。固有的神话和政治共识都认为，只有传统新教徒才能担任总统的职位。通过肯尼迪，旧的神话被打碎了——但是必须有一个新的民族和新的共识来代替旧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美国政治和美国生活会围绕着一个新的共识和民族不停转动。

我们之后就会经历即将发生的那些事。

这一刻，1960年，原有的共识得到溶解才是这一年的中心。

1960年的大选，双方不管从技术上还是政治上说都难分伯仲，因而被人们广为传颂。

但是现在它已经渐渐淡去了，人们可以看到重要性仅次于结果的是投票的总规模。在肯尼迪的选举中，所有有资格投票的美国人中实际投票了的有63.8%！自从1908年塔夫脱打败布莱安之后，有资格投票数量的这个比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肯尼迪之后，也再没有出现过。

没有危机，没有灾难，没有萧条，没有战争，1960年美国却波澜涌动——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候选人和其中一个人的宗教信仰。这一年的全国投票相比1956年膨胀了600万张票，或者上涨了11%。这半个世纪全国总票数只有一次发生了如此明显的增长——1928年，相比1924年全国总票数不可思议地上升了25%。1928年大选也是一个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和一个新教徒（胡佛）之间的竞争，天主教徒输了。这一次，在历史上最古老的非宗教国家，巨大的总票数和甚至更惊人的实际投票比例埋下了最古老的宗教裂缝。

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经常深入阅读大选回顾，发现几年之后才会出现的教训和预兆。我自己不知所措地试图立即从1960年选举之夜中得到的数据中发现深意，这让我相信，这些数据都只讲过去——那些已经发生在美国人的头脑和身上的事情。它们不说将来之事。

对于我而言，用过去的眼光阅读1960年的大选数据，在数据和摇摆不定的总票数中，隐藏着有趣的相反趋势。天主教传统最重的州在选举上有大幅进步。纽约，说多国语的人口和天主教教徒占少数，使它的总投票与全国大幅上涨的11%相比仅上涨了3%。主要的天主教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和康涅狄格州——其涨幅也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分别是5%，4%，9%。然后，在约翰逊和肯尼迪领先的得克萨斯州，票数上涨了18%。加利福尼亚州上涨了19%。很显然天主教徒在整个大陆形成了广泛的冲击，在20世纪50年代越来越多天主教徒的选票倾向于艾森豪威尔和共和党人，而现在又回来给了民主党人一个大惊喜；而人数众多的新教徒似乎在对两位候选人的选择中有明显分歧。

只有当人们打破宏观政治的数据而深入到微观政治的领域时，才能弄清楚偏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投票。比如，在肯塔基州的纳尔逊郡，4个浸信会占统治地位的选区35%的人投给了肯尼迪，而65%的人投给了尼克松。而5个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选区88%投给了肯尼迪，尼克松只得到了12%！1960年费城有三个关键的选区也是这样——53%都是共和党人，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天主教徒。1960年他们中的70%都投给了肯尼迪！然后缅因州的阿鲁斯托克郡（Aroostook）有不可思议的表现，那里曾由新英格兰州最卖力的农民种植着美国最好的土豆。阿鲁斯托克投票上涨了51%，55.8%的人反对肯尼迪，反对天主教，而缅因州尼克松领先仅仅59449票。

另一方面，当上升到美国政治的宏观政治层面时，无法逃避的一个压倒性的事实是，这个用信念建立起来的共和国里，新教徒将票投给了肯尼迪使他成为总统。总数据在分析者能够将它们区分开来时显示，黑人中70%都投给了肯尼迪（即使初选会中他是黑人最不喜欢的民主党人），而他的天主教徒们有61%（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数据）—78%（根据民意测试）的人将票投给了他，然而，最重要的事实是，在宏观层面上美国是新教徒在投票。少部分新教徒投票给了肯尼迪——这个比例大概是38%—46%。但是这个数字已经大到使这部分人成为新总统的主要选民了。不管用较高还是较低的数据，在他得到的3400万张票中，大概1860万—2250万张票是新教徒投出的。他曾经在郊区、南方、超市和学校里竞选过，他的战略技术加上标题和声音穿透了这个国家新教徒的良知，所以他成了总统。

1960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海厄尼斯港，这一切都没有清楚呈现出来。肯尼迪的指挥部位于鲍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家的宅院里，媒体总部位于附近的海厄尼斯军械库，用彩旗装饰着，装着连接电视线路的电线。尽管那天晚上，军械库的酒喝完了，总得票数明显几近停滞，一开始是在指挥部，然后是在全国，大选结果越来越难以捉摸，唯一能确定的事就是，不管谁赢得了大选都是碰巧票数较多，而并不是国家委以重任的结果。

在大选日第二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仍然没出结果，我加入了一小组朋友里，肯尼迪马萨诸塞州核心小组，位于军火库后部的房间，新闻收报机收到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数据而滴滴答答响个不停，评论家和记者们如狼似虎地想从这些数据中提炼出信息。现在，每家广播都在播放着对不完整票数不同的解读；而在这个全是专家的小组中，大家都接受了的一点就是，大选的结果取决于加利福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的结果。密西西比州、得克萨斯州、夏威夷州都很难说，但是加利福尼亚州（32张选举团票）和伊利诺伊州（27张选举团票）却是重头戏。

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被新闻收报机吵得神志恍惚了，就好像它们在用我们成长记忆中老式机器的哔哔叭叭声产生的旋律对我们说话。根据我的回忆，房间里有拉里·奥布莱恩、肯尼·奥唐纳和迪克·多纳休（Dick Donahue）；我很高兴参加了专业小组，看着他们不是像我一样为了历史而是为了现实在解读数据。伊利诺伊州有无数的选区“未知”，因为在“林肯的故乡”职业的政客，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一样，用他们紧紧控制的选区总票数操纵着选举博弈。

就算是在美国最腐败的几个州里，人们也无法偷走哪怕1%或2%的投票，一次真实的压倒性选举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1960（或1968或1976）年大选中，极小概率的偷票、骗票和腐败也许就能带来美国总统的职位。于是，之前一天的晚上大家就是在这种紧张中度过的；联合通讯社迟迟不出最后伊利诺伊州的结果，总统之位的力量于是显现出来了。联合通讯社在催促它的记者报道票数，而记者在试着一个一个选区地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政中挖出他们隐瞒的情况。收报机读出的话在我的笔记里难以完整地重现，大概是像这样：

“……还有相当多的选区没有报道，伊利诺伊州尼克松领先了11000票。”然后是：“库克郡的400个选区已经得到了报道，712个选区的数据仍然未知，肯尼迪现在领先7000票。”然后是：“州南部地区的最新数据显示尼克松领先了5000票，库克郡选区数据仍然未知。”

选票持续来回摇摆，这是我第一次与职业政客一起解读选区情况，而这些政客是真正理解博弈规则的人。这是州南部（共和党）和库克郡（民主党）之间的对决，党魁们都在隐瞒关键选区的选票，就像在玩一个巨大的21点游戏，在公众的压力下打出藏起来的卡牌。除了希望芝加哥的戴利党魁能为他们玩好游戏以外，在海厄尼斯港的人什么也做不了。在这种选举之夜，戴利是玩21点游戏的大师。跟我一起待在房间里的人也是一样——联合通讯社的收报机再一次发出响声播放时，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州南部所有的选区都播报完毕了，只有库克郡选区还没有报道，理查德·尼克松已经领先了3000票。”我十分沮丧，因为如果尼克松真的拿下了伊利诺伊州，游戏就结束了。就在这时年轻的迪克·多纳休的欢呼声让我从沮丧中猛地回过神来，他叫喊着：“他骗过了他们！戴利让他们先走一步！他还在隐瞒——现在看他怎么回击。”我很困惑，而他们兴高采烈。但是他们比我更了解游戏规则，收报机好像在回应多纳休，在播报了几分钟其他结果之后宣布：“库克郡的最后几个选区已经出结果了，肯尼迪议员以8000票赢得了伊利诺伊州的27张选举团票。”我后来才知道，肯尼迪在好几个小时之前早就已经确定了伊利诺伊州的结果。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所有事情似乎都还是未知数，肯尼迪就告诉他的朋友本·布拉德利，戴利给他打过电话。“只要一点点运气和几个亲密朋友的帮助，”戴利在联合通讯社出结果之前曾经向肯尼迪保证过，“你就能拿下伊利诺伊州。”

议员兼任准总统的肯尼迪很快就出现在了科德角巴恩斯特布尔郡的海厄尼斯军械库。前一天出于偏见，巴恩斯特布尔镇区将票投给了新教徒，尼克松以4515票领先肯尼迪的2783票。

他大步走上讲台，所有的摄像机都对准了他。他眼睛肿肿的，但依然很帅气。当时，他坚持让他父亲与他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还有他怀孕的妻子。值得注意的是，优雅和克制的肯尼迪双眼含着泪。（我观察到大部分人都忍不住用手擦去眼中的泪水。）

摄像机对准他的脸时，他简短、优雅和平静地说着话；但是镜头之下，他试着拿住稿子的手不停地在颤抖。他从讲台上走下来，突然我们都感觉到了特工处的人用一张有弹性的膜将他与我们隔开了。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必须穿过这层守卫，但这确实是重要人物的标志。他首先与马萨诸塞州的老守卫们——奥唐纳、奥布莱恩和多纳休说话。他在可接触距离内与所有人说了一句特别的问候语；给我的是一句挖苦：“好了，特迪，现在你可以继续写你的书了。”在那十分钟之内，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虽然我在笔记或者手稿中都没有找到那句话。

我记忆中的那句话是这样的：“赚得不多，但责任却很明确。”之后美国的每个选举之夜，这句话都会在我脑中回响，不管赚得多不多。在美国，政治产生权力；而当计算选票时，不管利润是多少，得利的那个人都无法逃脱权力的责任。

对政治带给他的权力，约翰·肯尼迪没有一点畏惧。他的政治是建立在，证明了他天主教徒的血统不会打破美国过去的连续性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会在国内和国外都忠诚保卫美国的利益。近20年来在我追随的候选人中，没有比他更善于（和更成功）将他的竞选与美国的过去连接起来的了。他将线连到了共和国建立之始，1789年康涅狄格州的立法机构的发言人达文波特（Davenport）陆军上校拒绝因为一次日食而搁置会议。“审判之日要么临近了要么还早，”达文波特说，“如果它还早，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休会。但是如果它临近了，那么我选择当时正在履行我的职责。因此，我希望带蜡烛来开会。”他在全国各地讲述了那个故事，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在蒙大拿时，他引用了梭罗的话：“我向东只是追求力量，而向西我追求的是自由。”在肯塔基他向听众讲了亨利·克莱的故事。他在哪都能让人们开怀大笑，或者让他们与他一同回忆林肯的故事。有时看上去他的竞选是美国历史上跨越大陆的演讲，这些故事不但有趣，而且给了他的听众一面梯子，让他们看到了他们与历史上美国的联系。

甚至在他当选之后的第一天晚上，他还试着证明他记得在公民学课程中学到的历史知识。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华盛顿的政治元老之一，早就催促他任命几位关键的华盛顿官员为免受政治管束的特派公务员。他还催促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家理查德·诺伊施塔德（Richard Neustadt）。两位这样的公务员是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和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分别是美国内政和外交的专家。那时，没有人知道这两位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的控制，但是在他当选之后的第一天晚上，肯尼迪与朋友们一起用餐，本杰明·布雷德利一家和威廉·沃顿，他与他们在一起能好好放松，而他们也许根本不懂内政外交。沃顿和布雷德利，两人都是偶像反对者，那天晚上他们认为肯尼迪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摆脱埃德加·胡佛，第二件事就是摆脱艾伦·杜勒斯。然而，肯尼迪首先任命的两人就是胡佛和杜勒斯，没有比他的私人朋友们对此感到更惊讶的人了。直到至少15年之后，人们才会发现事实上沃顿和布雷德利是对的，肯尼迪是错的。但是我觉得，肯尼迪是想要证明他不会去违背老式的“一切为了祖国”的美国传统——他要证明他确实会像所有前任一样负责和非私心地使用权力。接下来的5个月，肯尼迪还是这样想的——直到猪湾事件，他才明白权力有自己的政治规则，这种政治规则与选举那一套政治规则毫不相干。

我很怀疑肯尼迪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美国历史上起到的转折作用。他不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而是他们这一代美国领袖的发言人来改变历史的。他的信仰就像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信仰一样并未打过折扣。我怀疑肯尼迪是否读过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或者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e）。不像吉米·卡特，肯尼迪对信仰的要求很简单。毕竟，肯尼迪启动的转折点是时间的转折点，是量变的积累，而不是时间滴滴答答的消逝。在他的就职演说里，他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感觉。在他43岁的时候，他是与他的祖辈们有着不同世界观的新一代美国人。

“……让话说出口，”他站在雪里进行就职演讲，“因为此时此地，不管是对朋友还是敌人说都一样，火炬已经传递到了新一代美国人的手里，出生在这个世纪，受到战争的洗礼，被艰难和苦涩的和平所管束，为我们得到的遗产感到自豪，不愿意目睹或允许这个国家一直承诺的人权遭到缓慢的毁灭……”

确实，这是新一代的美国人。穿过讲台，肯尼迪的内阁上上下下都是陆军上校、陆军少校、海军上校，和曾经爆发力量，有过入伍、就位、轰炸、攻击和占领经历的人，“二战”中的美国就是在这种力量的爆发中走上了世界领袖的位置。被养大成人之后，他们相信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美国人希望发生的事都能发生。他们不仅是拥有史无前例的活力和战斗经验的人，还是想要探索新思想的人。肯尼迪既是他们的领袖象征，又是实际的领导。很多人属于新血统，整整一代新美国人将追随他们的政治号召和影响力——他们的父亲从未砍倒一棵树、拉过犁或者开垦过平原上的草地。

但是尽管这些人视自己为新一代人，他们也必须与美国现存的问题做斗争：黑人和白人、战争与和平、面包和黄油。1960年大选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宗教。肯尼迪已经给了这个问题很好的定义，足够将其从政治中移除。在接下来20年中，宗教也许会成为很多政治家的个人动力，但是它不再是一个选举中的政治条件。很快会分裂出其他情绪化的条件——而肯尼迪政府会控制住一些制造这种分裂的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