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50年代：暴风雨前夕

第九章 50年代：暴风雨前夕

我仍然记得对戴维斯进行秘密审讯的那个房间，但是在我的日记、笔记和脑海里都没有留下那个秘密审讯的地址。

那是个普通的房间，有两层楼高，我觉得应该是华盛顿西北第22街的某个地方。1954年夏天，我已经去过了国内和国外的许多隶属美国国务院的办公室，好像我是在国务院长大的一样。从驻伦敦、巴黎、华沙大使馆回溯到驻罗马、开罗、德里、重庆、北京大使馆，从战后国务院大楼板条做的门和慵懒的风扇，穿过白宫，到雾谷的新国务院大楼——15年间国务院的办公室从一文不值的小屋到大理石铺就的地面，我都已经了如指掌。但是我从未见过这样一间办公室：这里也许曾经是一间废弃的书库，或者是一家旧纽约警察局。墙上的黄色油漆已经开始剥落了，接待室的地毯污渍斑斑。这里是国务院的“下水道”，被国务院视为垃圾的人从这里清除出去。我上楼走向了指定的房间，就在我等着进去的时候，两个接待员嚼着口香糖聊着天，一个人问另一个：“嘿，桃丽丝，你有最高机密印章吗？我只有机密印章。”然后在她的抽屉里找了半天，说：“噢，现在找到了。”在我盯着门看的时候，速记打字员们每20分钟换一次班。然后我被叫了进去。

过了好几分钟我的眼睛才能适应室内的灯光。华盛顿室外是晴朗的7月，用来阻挡炎热的窗帘和百叶窗让这个房间看上去昏暗得像黄昏。当我的眼睛从接待室的耀眼光线调整到适应这半黑的房间时，我看见这个房间尽头有张长桌，桌后坐着5个人，他们都背对着窗户，得仔细观察才能从他们的身形的轮廓中看出他们是谁。我后来知道了他们的主席是丹尼尔·诺斯（Daniel Noce）中将。那天上午我面对着他长达两小时，而我都记不起来他是高是矮，是胖还是瘦。我右边坐着戴维斯的律师舒特，他是出于老朋友的情谊自愿提供服务的，舒特的右边坐着戴维斯本人——憔悴、面如土色，他骄傲地向外挺着下巴。从我们在中国相识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身居高位。他在美国驻苏联莫斯科的大使馆做过第一秘书，在美国驻德国大使馆做过政治事务主任。但是现在他看起来像是《中午的黑暗》[1]里的一个人物。我本来可以为这个故事设计更多戏剧性的背景，但是这个房间实在太昏暗破旧了，根本不值得描述。

他们在检查戴维斯与共产主义之间该有的“联系”。麦卡锡阵营的人经常因为泄密而感到愧疚，之后我了解了其中一个被泄露的秘密，那就是戴维斯曾经设计了一个复杂计划，要让中国共产党人觉得“友好”的美国人打入北京的共产党人中，从他们身上套取我们需要的情报。因为这个十分精妙的计划，戴维斯现在被怀疑是一个双面间谍。但是针对他的具体指控是，在战争期间，与美国媒体对话并解释了史迪威对蒋介石的不满，戴维斯在故意破坏蒋介石政府，而为共产党人的接手做准备。对戴维斯10年前战争期间在重庆的行为发起控诉是荒唐的。战时戴维斯当然跟美国媒体交谈过。那是他的工作。他是史迪威的新闻发布员。我们是战地记者。他应该告诉我们史迪威这一边与蒋介石的矛盾。也许是因为我驳回控诉的时候语气过于轻蔑，他们停止了对戴维斯的讯问，而意外地打开了白修德的档案，砸向我的第一个控诉听起来很荒诞——我在战争期间曾试图组织滇缅公路上的黑人军队进行叛乱。

这个控诉真是不讲理，我开始疯狂地进行回忆，脑海里唯一能想到的东西就是幽默，我想到了一个笑话，我想讲出来：是，是，当然了，但是他们搞错了，全搞错了。

就在指控再次重复时，10年前的这件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试着在1944—1954年这10年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中理清这件事。是，我确实在战争期间的滇缅公路上跟一帮黑人士兵说过话。美国黑人那时候受白人军官领导，黑人士兵都被安排为独立的劳动队。至少一队，也许有几队这样的黑人劳动队穿越了丛林，在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之间抄出了一条小路，结束了对中国的封锁。这条路对史迪威的战略来说至关重要，最后成为在桂河大桥对日本人取胜的关键工程。10年前1944年，有一天晚上在北缅战役的密支那[2]总部，我碰巧遇见了一个儿时的邻居，来自多切斯特，成为工程师的吉尔伯特（Gilbert）中尉。在那些棕榈树丛林下的我们那时离波士顿的犹太居住区很遥远。

就像其他许许多多在黑人劳动队做长官的犹太工程师一样，吉尔伯特说他简直要发疯了。他带领的劳动队正在疯狂开辟一些小路，这些黑人士兵痛苦地坚持着；这些黑人跟白人军队一样患有疟疾，但是他们不被允许出现在密支那的前线基地。他们士气高昂，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天哪，吉尔伯特说他们这几个白人就像身处在一个格鲁吉亚的囚犯营里——除了几个像他一样的工程师，他们没有看见一个白人指挥官，他们就这样被抛弃在了丛林中。我要帮他吗？我是个战地记者，我很有把握。天哪，我会出去与他的黑人士兵一起在食堂里用餐，然后起身做一番演讲，告诉他们修一条通往中国的公路有多么重要吗？结果他的吉普将我带出去做了演讲，又在同一晚上将我带了回来。拜托！

出于儿时的记忆和对他的信任，我同意了。

10年后的1954年，我已经不大记得我当时到底是怎么跟那些通过修路帮助中国打败日本的美国黑人说的，但是我记得在那样的情境下我通常都会说的话。这次“动员”讲话的逻辑非常简单：日本人是仅次于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者，我们要帮助中国打败日本，这条路就可以达到目的，只有我们打败了欧洲的纳粹种族主义者和亚洲的日本种族主义者，我们才能回到家打败美国的种族主义。所以拿起斧子，砍倒树木，碾平道路，必须将路打通。每次我被请求向军队演讲我都很尴尬，我总想用事实、数据和脏话来证明我不是什么指挥官，我只是一个穿上了战地记者外衣的愤世嫉俗的新闻记者，这样可以平衡一下自嘲式的爱国主义。那天晚上我们开车回去的路上，吉尔伯特对我说我做得很好。之后这次演讲就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了，直到听证那天提出的问题才再次将它提起。如今追随新风气的我应该对我那天的言语感到羞愧。我称那些黑人士兵为“黑鬼”。而我没有像我受到的控诉那样号召他们反抗，而是用了歌曲《老人河》的主题：“将船载满，扛起包袱。”

就在我慌慌张张进行回答的时候，质问者就像一个优秀的检举人那样用下一个问题打断了我。

“白修德先生，您的夫人加入了共产党，这是真的吗？”

我至今还记得我尖叫起来的声音。我的嗓音变得愤怒，并惊恐地叫出声来：

“我的夫人？南希？！”

“我不知道您的夫人叫什么名字。”

从那时起我就气得语无伦次了。中央调查局总部的人通过毫无根据的想象力将10年前我在滇缅公路上的演讲与戴维斯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对南希的指控却与戴维斯、中国或者这件事的一切毫不相关。这只是在试图恐吓证人。我捍卫了南希，我说她对一切政治上的事都很冷漠，还强调了她的背景（她父亲那时是当地商会主席，并视塔夫脱议员为自由主义者）。之后我被问到了我与我《中国的惊雷》的合作者贾安娜的关系，我同样反对一切对她的指控（“……她的丈夫在战争早期被杀……一个忠诚的美国人”）。我被要求解释一些我写过的诗。由于那时我还没有写过任何诗，这一点很好解释。他们还想知道我是从《时代》辞职还是被《时代》开除的，以及为什么。之后我被要求解释在1946年和1947年，中国一点点被共产党掌握时我出席过的一系列会议。

然后我就被放走了。戴维斯和舒特还要经历几天像这样被解剖的日子，我立刻飞回纽约进行对奥本海默审讯的报道。6月1日，另一个安全庭审投票反对恢复对奥本海默的忠诚度调查，这也就是说他无权知道他已经了解得比任何人都多的美国国防机密。我感到悲伤，并尽情写出了奥本海默做出的牺牲。直到1954年10月4日早上我才发现，我将自己变成了众矢之的。当然了，我的名声自麦卡锡时代就被传唱已久；我从友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人那里得知，我作为嘉宾或访客出现的节目会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络删去，我表示理解；我已经被全美国上下冠上了“反攻”黑名单的候选人名号，这份黑名单是出自“有名”的危险分子名单。其实在麦卡锡时代，这样的公众性诽谤是很普遍的，直到10月的那天早上我才意识到，这样的诽谤和政府打击还是不一样的。

我走进了纽约第五大道的护照办公室去排队取我的护照。之前的一周我的护照进行了例行的更新，我像以前一样被通知周一早晨去取我的护照。我记不起桌子后面坐着的那个人的脸了，但是几分钟的搜索过后，他温和地告诉我，我的护照不能被更新了，我不能取回护照，我被“依法”管制了。

我好像听见了我的双手被手铐铐起来的声音，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没有护照总是让我有一种裸体的感觉，就算只是放在一家欧洲旅馆的善良的门卫那里保存半个小时也是这样。但这一次，不是我自愿的。是有人从我这里拿走的，我是被骗的，我是被抢的，我感到很不解。我不能叫喊，也不能反抗。我总不能跳过人家的柜台，将他们的办公桌搜寻一遍找我失窃的护照。排在我后面的人们都在窃窃私语，柜员说他也没有办法，而我跌跌撞撞地走出了队列，我只知道我十分急需那个绿色的小本子。这是个周一。下周一我就要飞往德国了。《记者》给了我两个月的假期，把我暂时派到《科利尔》（Collier’s）工作，写一篇关于德国的特别报道“战败10年后的德国”。除非我能立即拿到护照，否则我就要告诉《记者》和《科利尔》这次出行告吹了，我被正式列为危险分子之一，等于是说我现在没有任何进行海外报道的资格了。一个没有有效护照的记者跟一个被吊销了驾驶执照的司机没什么区别。

那天早上出现的问题也许是那几年成百上千个美国人都遇到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标准的回应方式。有效的回应方式有：找一个律师用法律手段进行反抗。或者：先去找媒体，大声抗议并让他们把你神圣化。或者：顺藤摸瓜——将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们找出来，让他们当众改变论调，并指出其他同伙。又或者：直接放弃——迅速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对我而言，我不能采用其中的任何方式。我不能放弃：我本应该告诉《记者》和《科利尔》我在危险分子名单上，因此被没收了护照，不得不取消我的欧洲行程。我没有把自己神圣化的打算，更没有想要在什么委员会、理事会和官方、半官方的机构中顺藤摸瓜，尽管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那些机构决定了一个人到底清白与否，是光荣还是危险，以及是否要恢复这个人的名誉。

一开始我以为这次事件的恶意不是专门针对我的，可能是什么安全办公室的小官员对我自愿干预戴维斯事件的行为发发牢骚而已。如果我小题大做将这件事放在公众的视野中，其他一些为由于中国问题受到指控的官员做证的人就会退缩，那就正好合了他们的意了。再说了，也没有人会对我发起指控，因为不会有什么指控是真的。最后一点就是，如果我不知道怎么通过国务院处理问题，我就白白报道那么多年国务院了——或者说，事实就是有人乐观地想要控制我，当然，他们做到了。我从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学会了怎么使用国务院的电话，所以我预约到了一位护照听证人员，第二天上午，星期二，在华盛顿。当晚我就要前往首都，然后开始了一段为期11周的暂时昏暗生活，直到平安夜才结束。

我坐飞机到了华盛顿，发现我的听证官员是一位消瘦、脸色苍白的男人，名叫阿什利·尼古拉斯（Ashley J. Nicholas）。他不会让我看到针对我的指控。我们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他就把那些指控拿在手里。但是出于国务院一贯的友好，他让我在他读出来的时候用铅笔记一下那些指控。那些指控都是胡扯——与在戴维斯的审讯上针对我的指控是一样的，除了关于作诗的指控，还加了一项，说1948年还是1949年有一个叫JILEK的苏联机构带我一起去了近东地区或是远东地区。我说，我的护照会显示我从1938年开始就没有去过中东，从1945年开始就没有去过远东了。尼古拉斯先生问从那以后我开始报道什么。我吃了一惊。《灰烬中的火焰》那时候已经卖出了超过25万本。我说我之前报道的是欧洲，我还假装有点羞怯地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一本书叫《灰烬中的火焰》？不，尼古拉斯先生说他没有听说过。我觉得国务院任何一位办公人员都应该至少对有关外交政策的记录耳熟能详。但是，我咽了一口唾沫，丢脸地开始讲述我的书和我在欧洲为支持美国而干的工作。我真是在卑躬屈膝。

我不知道在海明威的作品里哪一处读到过应该如何与官僚打交道，那就是千万不要与他们争执，不管他们是警官、领事还是财政人员，一直要温和地对待他们，遵守他们狭隘的规矩。现在我意识到，尼古拉斯就是这样一个官僚，我在他面前卑躬屈膝并重视他。关于我的书，他主要的疑虑就是我报道欧洲的目的。他断言，有些人报道欧洲的目的是为了将美国人的注意力从远东转移开来：当红色政权在大行其道的时候，一些人却要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欧洲！这个想法实在是荒唐，而且将太多与马歇尔计划有关的人牵扯进去了，我不得不列出一大堆人名，这些人也觉得欧洲本身很重要，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和熟人：大卫·布鲁斯和约翰·麦克罗伊；卢修斯·克莱和阿尔弗雷德·格伦瑟；艾森豪威尔将军——噢不，是总统，还有李奇微将军。

如今我可以尽情嘲笑这段经历。那天上午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说服尼古拉斯先生我不属于“应该被限制护照的支持共产主义运动人士”。我弄到了一本《中国的惊雷》给他看。然后我急忙赶到我的一个艺术家朋友威廉·沃顿在华盛顿的家里，他也有一本《中国的惊雷》，我向沃顿借打字机和纸来写文件以反驳对我和这本书提出的控告。沃顿是个乐观的人，他让我没法严肃对待这件事。他一边尽他所能地帮助我，编辑文字，一边放声大笑。我们在一起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拼凑出了整整9页纸，对控诉进行回答。事实证明，沃顿比博学的专业顾问更睿智，而且价钱没有那么贵。下午早些时候尼古拉斯先生就动摇了。下午3点的时候，他做出了决定，我的护照将“只对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出境有效”，但只有两个月的有效期。在那之后，我又回答了其他一些关于中国和《中国的惊雷》的问题，我发现尼古拉斯先生不知怎的有种歉意。下午快要结束时，尼古拉斯先生对我说，他觉得他可以将护照的有效期从两个月延长到一整年。那时候国务院希望办公人员都非常绅士，他还是非常体贴的，他主动提出，我真的不是必须向我认识的重要人物们讨要证明我忠诚的信件；“那可能会有点尴尬。”他说。我点了点头。我们约好了等我从德国回来，我会带着我的妻子来华盛顿，回答相关的问题，他会为我们举办一次有宣誓的正式审讯。

所以我离开两个月去了欧洲，回到德国进行报道，获了个奖，后来在《科利尔》得到了一个新的更重要的职位。但是这次旅行是矛盾的。在德国我的老熟人有的获得了权力（比如康拉德·阿登纳），有的获得了财富（比如威利·施利克尔），有的地位显赫（比如哈佛大学的詹姆斯·科南特，现在是驻德国大使）。但是我口袋里的护照是带有污点的护照，是危险分子的护照，上面的限制性印章标志着我被怀疑的忠诚。等我回到家里我会在尼古拉斯先生的审讯上面临更多的指控。

等我忙完了德国的事情，南希飞到巴黎与我会合，我们在科勒米伦酒店边上的露天小馆子吃了一顿芦笋和草莓做的午餐。那是温和、晴朗的一天，巴黎无比美丽，我们在想，我们是应该待在我们曾经过得无比开心的欧洲，还是应该回到美国面对指控。当然了，这不是一次当真的对话，因为我们两人都属于美国，除了回家没有别的选择——除非我心虚了。南希笑了，因为这都是胡说八道。

我在12月初回到了家，然后花了与我为《科利尔》对德国进行调查同样长的时间在尼古拉斯先生的审讯上，为我的过去做辩护。我被指控参加了5次有“危险分子”参与的会议，我回忆了一下我在1945—1947年这三年的经历，那时中国正在一点点让位于红色政权，我发现他们至少漏掉了11次这样的会议。回忆个人经历很枯燥费时，但是最终还是很有用的，我提前准备并寄出了一封署名的充满具体信息的简要文件给尼古拉斯先生，解释每场会议的性质，还有我为什么会参加会议。

所以1954年12月23日当我与南希飞往华盛顿参加尼古拉斯先生的秘密审讯的时候，我是有备而来的。我害怕的就只有一件事——需要讲出人名。我在之前的询问中就遇到了这个挑战，并熟练地回答：“是的，先生，我认识很多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乔冠华、黄华……不，我从未与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有过联系，但我认识并报道过一些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像皮埃尔·科尔塔德（Pierre Courtades）、雅克·杜克罗（Jacques Duclos）、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一两天下来，我参与的询问过程充满了厌恶与不悦。但是这种不开心的事情并没有再次发生。

最后由尼古拉斯先生呈现的我们与美国的最终对决到头来不但草草结束，而且毫无痛苦，但也不是极其愉快。尼古拉斯先生已经读过了我写的简要文件，他看起来有些尴尬。而远比这重要的是，12月2日，也就是三周前，麦卡锡议员的做法已经受到了美国参议院全体的指责了。南希穿得像是当地妇女选民联盟的主席，她傲慢地脱下了白色手套，举起右手发誓她从未参加过共产党。我马马虎虎地回答了几个问题，然后我也宣誓了。接着尼古拉斯先生马上变了个人。那时离圣诞节只有两天了，他主动提出，我们可以带着没有旧限制标志的新护照飞回纽约。我们当然想要新的干净护照。他让我们出去吃个午餐然后回来，他就能备好新的护照了，我们还能赶上下一趟去纽约的飞机。我们回来的时候，新护照已经在等着我们了，新照片刚被印出来还有些滑。接着我们就出发去了机场，由于弗吉尼亚机场不卖烈酒，我们就用香槟进行了庆祝，等着飞机把我们接回纽约，我们又成了哪里都可以去的自由公民。

如果我没有证明自己的清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约翰·戴维斯被法律判决，最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下令解除了他的职务，向美国致敬。戴维斯事件要报道的就是杜勒斯的虚伪。戴维斯花了14年的时间才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奥本海默由于触动了国防上最敏感的学科而被委员会开除了。他们都是大人物，他们的损失是国家的损失。而我是小鱼小虾，像我这样受到类似指控的人，可以从记者业退出——成为媒体经纪人和房地产经纪人，走向经纪行，无奈之下游走他乡，如果可能的话还能在电视业中藏身。至于我自己，我问心无愧，证明清白之后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自我怀疑过。从1954年到1972年，我从未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我非常了解的中国的，只有四篇文章是关于越南的。我不是很害怕，我在必要的时刻站了出来，恐惧也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我确信我们美国需要从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出来，之后我再也没有对任何一件事如此肯定过。我再也不想在什么全国性的辩论中成为一个善辩家或是带有主张的人。现在我意识到我在刻意回避那些过去让我感兴趣的报道领域——武器和国防，兵器和战争。在奥本海默事件的报道上，我已经走得远到在国防研究所树立了有权势的敌人。所以我故意不写任何国防方面的东西，除了对越南战争之前五角大楼的领袖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报道。我不是被政府而是被自己的谨慎和自我反省限制了，同样被限制的还有其他无数这样的人。

12周的政治风暴生活结束了，我在弗吉尼亚国家机场重获新生，我最初的想法是很自私的：保护我的家人、我自己和我的事业。这时如果我站起来发誓，要让那些在背后陷害我连同还有像戴维斯、奥本海默这样的好人的人尝到恶果，我可能更像一个人格高尚的男子汉。

但我没有这样做。

我还想在美国继续从事政治写作，证明了我的清白就已经意味着我可以如愿以偿。但是我也明白，此后的数年，我都故意忽视外交政策和国防的动态，就是因为其中潜伏着太多的危险。现在我为我这种逃避责任的行为感到羞耻。

过了数年，麦卡锡时代的经历才从我沉睡时的辗转和梦话中淡去。更重要的是，如果我要继续报道美国政治，作为政治记者的我不能忘怀，也不能忽视麦卡锡对美国政治做过的一切。后来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当代最好的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在我们的历史中“美国政治的偏执症”是一种长期的现象。麦卡锡主义者们只是将它现代化了而已。他们虚伪的学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不断膨胀的野心，以及最重要的是他们玩世不恭的程度，使他们专横地允许自己随意撒谎和犯罪。麦卡锡时代的经历不但影响了我的个人生活，还影响了美国政治几十年，由于我选择报道的是成为世界决策控制中心的美国政治，我无法避免地观察到了麦卡锡时代对政治和选举的影响，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在接下来的15年里，我要报道的美国政治很大一部分被那个偏执狂的亡灵驾驭着，在他驾驭得正欢时，我希望我能忍住我的厌恶，努力对他进行一次采访。回顾过去，我能看出就是他腐蚀了美国的保守主义，把保守主义激怒到了尖叫的程度。就是他让美国的保守主义失去了尊重知识分子的政治传统，剥夺了知识分子广发言论的权利。他污染了保守主义的地盘，将简单的爱国主义变成了愚昧无知的狂热，而且最糟糕的是，保守主义的观点根本不被认同，保守主义对居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文化的批判很多年都得不到听取。

麦卡锡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他之后30年的长时间里，像他这类的人比比皆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主席帕内尔·托马斯（J. Parnell Thomas），最后坐了牢；还有一群南方种族主义煽动者，他们的结局早就被人们遗忘了。但是麦卡锡是第一个作为领袖赢得全国性关注的人，在他之后还有斯皮罗·阿格纽（Spiro T. Agnew），理查德·尼克松成为一个高潮性的人物。在这个枯燥的过程中，很少有功臣愿意引起公众的注意。也许只有两位参加过选举的保守主义者——罗纳德·里根和詹姆斯·巴克利（James Buckley），还有一位，巴利·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能吸引有思想的美国人的注意，最近几年赢得了公众的好感和尊重。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美国基层过着体面生活的保守主义者们群龙无首，因此在全国性的政治辩论中保守主义观点得不到代表。对于他们而言要付出的代价是痛苦的，而对于美国政治而言，也许要付出的代价更大。

美国保守主义真正的悲剧就在麦卡锡时代发生了：完全不理解他们自己的目标。极少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像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 Jr.）理解了美国与历史上的一般国家都不同，背离了通常国家的模式。过去，成功的社会看上去都不可避免地从简单的组织发展为管理组织的复杂机构——有法老、恺撒，也有主席。专制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总是需要一个官僚系统或者机构去管理国家事务。在现代西方国家，对封闭式国家的反抗是由历史上一些被称为经典自由主义者的人物领导的，比如雅克·卢梭（Jacques Rousseau）、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对于美国保守主义者来说，很难承认这些自由主义者是他们真正的哲学上的鼻祖，他们必须通过这些人得到自己的思想，而这种让人民自由表达意见才是对国家最有好处的想法，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麦卡锡甚至都不试着去理解他宣称要捍卫的思想。麦卡锡团结保守主义只是因为他要妖魔化他们表面上的敌人——共产主义！就在杜鲁门和艾奇逊在国外的血雨腥风和枪林弹雨中对抗共产主义的时候，麦卡锡的影响力达到了高潮。但是他像一个疯疯癫癫地在二线四处忙活的国会议员——忠心耿耿但偏执，疯狂针对他人，随意、残忍地对待二线的朋友、反对者和他能抨击的所有人，用最大音量喊着“红！红！红！”来给他们戴上红色共产主义的帽子！

麦卡锡不仅仅盲目残忍，还无视历史，而在政治上鲁莽、目光短浅。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些聚在一起反对他的残忍伤害的人，就是美国政治不久将要依靠的力量，是新统治阶级的雏形。他的首要攻击目标从来不是固定的——共产主义者、同志、危险分子、知识分子、作家、教授、媒体业和广播公司。他将所有这些人放在一起视为一个全国性的阴谋集团，将毫无时间关系和内在联系，也与共产主义毫无瓜葛的名字、日期、会议、信纸抬头强行联系在一起。而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学疯狂发展，学生和教授们头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在强大的基础之上，新的研究和分析学者把美国政府当成了他们的测试和调查中心。媒体界职业的变化表现在，编辑们开始从大学里而不是体育报道界雇用政治记者，记者和编辑开始与媒体业主进行对话，这些媒体业主至今还将他们视为佣工。这个正在增长的阶级势必会加入权力阶层，他们可以被称为学术—媒体复合体，他们会在接下来的20年变得至关重要。他们一致反对麦卡锡，而又由于激情和善变才开始反对整个共和党。

恐惧，而不是希望，才是政治最大的线索。1954年人们一旦认识到，没有哪位有思想或持不同意见的人物在麦卡锡那里是绝对安全的，麦卡锡就必须从政界被淘汰——结果麦卡锡就被淘汰了。这次淘汰对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好处都是一样的。但是其代价却要由共和党人独自承受：麦卡锡已经激起了政界、媒体界和校园里最聪明的人和领袖来反对共和党。在美国知识分子的对话中，他已经使共和党颜面无存。而美国知识分子比被吓坏而仓皇逃走的共产党发言人要难对付很多。

麦卡锡对美国政治的病毒性感染持续了至少10年，并在国内政治中时不时发作，尤其是他通过低劣的打击手段轻易得到胜利的做法的诱惑，已经渗透到了共和党内部。但是麦卡锡对美国历史最持久的影响也许是在外交政策上——美国越南战争的悲剧与麦卡锡对美国国务院驻外人员的恐怖化有直接的关系。

艾克顿公爵[3]一个世纪以前在剑桥大学关于历史学研究就职演讲中说：“我劝你们……千万不要降低公正的标准……不要让任何人受苦来逃避历史永远有权对错误进行的惩罚。”麦卡锡的拥护者们在麦卡锡的领导下犯下的错误就是，挖掉了国务院在亚洲事务上的眼和耳，美国外交政策成了盲人和聋哑人。美国因此被笼罩在亚洲政治的阴云中，美国外交带着美国的光荣、资源和生命，进入了越南十面埋伏的丛林和遍地长满植被的山丘，并在那里失去了这一切。

从朝鲜战争时就能看出麦卡锡不理性外交的开始。我们在朝鲜与毛泽东领导、彭德怀率领的军队打仗。我们已经训练出了一代能用中文进行沟通的外事执行人员，去结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理解他们的规划。但是所有这些外事人员都受到了麦卡锡的鞭笞——只因他们不够恨共产主义。一些中国外事专家被分散到世界各地才得救——他们被派驻到肯尼亚、波恩、冰岛等地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完全浪费了昂贵的训练费用。其他人则完全受到了清洗——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在1951年12月被清洗。谢伟思在板门店（Panmunjon）停战谈判上花了两年的时间，他是最了解中共领导的美国外交官，成了一个受清洗者，在纽约受雇于一位制铅作坊主，领着一年9000美元的工资。在这位年长的作坊主雇用他期间，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改良散热器蒸汽套。但是美国政府不会向他咨询建议。谢伟思请中共领导人喝过酒，与他们交了朋友，还花了无数时间与他们进行了有目的或无目的的对话，我们现在正与那一批中共领导人交火。他们尊重并器重过他，但是麦卡锡的恐怖主义使对亚洲有所了解并帮助我们解决美国在亚洲问题的所有人都失去了用处，不管是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还是卢登（Ludden）或斯普劳斯（Sprouse）。

最终麦卡锡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是对世界的影响，是多年以后的越南战争。国务院的大清洗，是国务卿杜勒斯通过牺牲一些勇敢的驻中国外交官来讨好他的共和党右翼实力的开始，这些外交官都准确预测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这场清洗运动最后留给国务院的是一批年轻外交官，他们知道自己的未来事业押在了国内政治的形势上，他们知道预测共产主义胜利就等同于希望共产主义胜利，他们学会了将他们在各自领域观察到的东西用他们在华盛顿或国会的上司们喜欢听的话表达出来。在1964年至1975年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任何级别或领域的外交官敢于客观地预测越南战争可能的灾难性后果。很多人承认越南战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没有人敢大声说出来或写出来，等他们敢的时候为时已晚。他们报告的是他们的政主们想听到的，麦卡锡早已摧毁了那些讲真话的人。

当年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和清白之后，我就开始继续报道其他事件，也许今天我还会对此有一种擅离职守的愧疚感。如果当年，我或是认识驻中国外交官们的任何人将保卫他们不受清洗视为己任，又会怎样呢？他们能得救吗？事情会变得不一样吗？我能帮助他们说服政府，或是国会，或是媒体，让他们相信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去插手亚洲的事务吗？委员会的人已经排成队要反对麦卡锡拥护者们来保护美军和李奇微，但是很少有人联合起来保护国务院的公务员，或是国务院自身，国务院就被指控给太多的共产主义间谍提供庇护所。我已经试过两次了——一次是为了谢伟思，一次是为了戴维斯——到此为止。1954年底，我简直是死里逃生。保住了我的记者执照以后，我永远放弃了以前美国国外的报道，转而投向了现在让我着迷的美国国内政治。

从个人的角度说，1954年洗刷了罪名也意味着我不用对阿斯科利忠心耿耿。如果我没能拿回护照，我的选择就很有限：我要么忠心为阿斯科利服务，要么退出这一行业。阿斯科利胆子大到会坚持雇用我——一个有名的危险分子——即使这只是在挖苦麦卡锡拥护者们。但是如果真的那样，我就得完全对他言听计从，他让我朝哪个方向走几步，我就得朝哪个方向走几步，我写出来的东西他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他那佛罗伦萨人的慷慨总是伴随着冷酷和伤害，在我最终告诉他我在国务院遇到的麻烦以后，他私底下对我更加温和、体贴，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则对我更傲慢、专横。

我们迟早是要分开的，而最后导致了这一结果的，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知识性的分歧——这个分歧刚好碰上了我对自由主义新闻学派第一条忠诚的裂痕。如果不同的新闻学派别被比喻成宗教派别——方济会、本笃会、耶稣会等等，自由主义新闻学派绝对是领导地位的派别。这个派别相信每一个复杂的问题都存在一个知识性和道德性的解决方法，而它们互相吻合。阿斯科利的杂志那时是最大的一家自由主义杂志。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暴躁和自大让他相信每个问题都有解决方法，而他都能通过他的杂志社找到这个解决方法。因为他对体制感兴趣，而我们是在纽约出版杂志，很明显纽约城的体制出了问题。因此，1954年底我一洗刷罪名，他就派我对纽约和纽约的政治观点进行一个全面的大规模研究。

所有记者都会对派给他们大任务的编辑充满感激。花几个月的时间审视纽约并提出恰当的问题让我兴奋到有些精神错乱，甚至当我对纽约充满困惑时也一样。很少有记者能有机会从整体上看他生活的城市，而纽约对所有记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阿斯科利让我从南布朗克斯区漫游到远洛克威区（Far Rockaway），从财政预算委员会到列克星敦民主党俱乐部。我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把纽约当作国外来研究——结果发现任何人们目前所知的政治理论都对它不适用。阿斯科利像往常一样坚信，纽约的问题是体制性的。我认为纽约的问题是关于政治、民族，最主要是关于种族的。狭义上两者的报道思路是不一样的。我用打字机写出了一张张稿子，描绘了不同的场景，从中心大街警局晚间交流中心到格雷西大厦[4]的病床，从意大利裔、犹太裔、爱尔兰裔团体的族裔领袖到热心市民的热情的小聚会，某天他们会成为城市改革的主力。但是等这些文章铺开在我眼前时，我却弃置了它们，很明显我做出所有这些努力不能给阿斯科利一个解决方案——应付纽约市问题的自由主义答案。唉，在纽约，就算是那时候，常识与道德也是矛盾的，常识指的就是做事必须超常地冷酷。我感到了迷茫，于是搁置了报道。

我很感激阿斯科利将这样一个研究交给我，但是我也很反感他让我重写我的文字时的态度和高高在上的武断口吻。当他将对话转移到费用花销时，我尤其受刺激，他会研究他的记者们工作的花销，结果我的开支是最大的。一年之内，我得到出版的每个字的平均花费达到了50美分！我可以肯定等我找到了纽约的解决办法时，每个字的花费一定已经超出了这个数字。明智的做法是在火不可避免地烧到我身上之前离开。

我与鲁斯的告别是出于高尚的原则，却有些令人悲伤，一次正式的、感情激烈的分道扬镳结束了我们的关系。而我从海外新闻局的退出有些惨——我从欧洲写了一系列潦草、悲惨的跨洋信，信中我恳请新闻局在纽约的办公室支付我他们欠我的那6个月工资，最后，我在恼怒中辞职了，主要是因为我需要钱。这次与阿斯科利的诀别不同，我邀请阿斯科利去一家高档的法国餐厅共进午餐，在告诉他我会永远感激有机会为他工作过之后，我意识到阿斯科利跟我一样享受着这次告别。他辞掉我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成本，还有就是，只要对完成这次纽约报道是必要的付出，不管我的工作付出多么巨大，他都置之不理。他可以让审慎的、权威的、过去是新政拥护者的阿道夫·伯利（Adolph Berle）重新改写我的稿件，因为伯利知道事实意味着什么。伯利会签下这个报道并给出解决方案。这很合我的意，因为我知道再给我几周或者几个月，我也不能给出满意的纽约问题解决方案；几个月后我高兴地看到伯利写出了一篇很好的报道，而且他十分绅士地没有在我写的好几个纽约街头生活花絮下署名，在我离开几个月之后，这些文字是以没有署名的状态出版的。

我带着几分骄傲告诉阿斯科利，我要加入《科利尔》杂志社。《科利尔》没有《生活》那么有名望，但能跟《看客》或者《周六晚间邮报》齐名。除去颇有分量的《读者文摘》，《科利尔》《生活》《看客》《周六晚间邮报》就是杂志摊货架上标志性的四大杂志；其中每一家杂志都有一位高级别的全国性政治记者，而我就是要去填补《科利尔》的那个职位空缺。这个职位在记者业的地位，相当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或者耶鲁大学的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我一离开阿斯科利，就觉得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和对麦卡锡的畏惧，我最后终于能回到胜利者的一边了。

然而我真是大错特错了。

《科利尔》与《记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不仅仅简单地在于《科利尔》有着430万份的销量，而《记者》的销量却不到20万份。读者的论调也不一样。还有《科利尔》杂志中用有光纸印刷广告，这些广告在商业杂志上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但是不能说《科利尔》就是典型的主流“大众”杂志，而《记者》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小众”杂志。简单来讲就是，他们对美国的视角是不同的，自我从第五大道的办公室来到这里，我就好像在给一群不同的人报道一个不同的国家。几个月之后一个朋友在街上与我打招呼，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吗？自从你离开《记者》，这些日子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工作。”即使《科利尔》比《记者》的销量多出20倍不止。

在《记者》的时候，我报道的是美国政治和领导阶层不光鲜的背后事件，我检查着美国体制的结构，就好像在为阿斯科利的外科诊断做体检的准备。而在《科利尔》，我要报道的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普通美国人身上的事情。《科利尔》和《记者》都在同一个繁荣和幸福的艾森豪威尔年代，但是它们对美国的视角却截然不同，这是新闻业的“罗生门”[5]。对于《记者》来讲，奥本海默由于在氢弹上的研究被调查和开除是美国科学界的大新闻。而对于《科利尔》来讲，那10年科学界的大新闻是乔纳斯·索尔克在小儿麻痹症治疗上的成功——《科利尔》是第一个报道这件事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对于《科利尔》来说是格蕾丝·凯丽和玛丽莲·梦露，然后是伊丽莎白·泰勒和金·诺瓦克[6]。对于《记者》来说，艾莉诺·罗斯福[7]和果尔达·梅厄[8]才是领衔的女性。在《科利尔》里，拿着0.25英寸钻头在工作台亲自操刀才是王道；而《记者》的大主编压根儿就不知道要将钻头如何拿在手里。两家杂志都报道美国，然而在两家杂志社报道同一个美国简直就像在报道两个不同的国家。

加入《科利尔》，我除了挣钱没有其他目的。但是要挣钱就得为广告商吸引一群特定读者的注意力。大编辑社和大出版商总是能吸引这样的一群读者，《科利尔》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在半个世纪以前由一个爱尔兰移民彼得·费内龙·科利尔（Peter Fenelon Collier）举办起来，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图书馆库集”发了财。科利尔有一种能抓住想象的天分，他的杂志经历了69年的起起落落存活了下来。当揭发名人的丑闻成为风尚时，《科利尔》就专门揭发丑闻。但是不管是不是为了销量，《科利尔》时不时还能够与风尚背道而驰。这家杂志还曾支持过妇女投票权和全国性收入税，而那时候这些话题根本不流行，还有一次不追求潮流而报道医生、医药诈骗。后来换了一些编辑，《科利尔》在三四十年代达到巅峰，成为唯一一家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主流大众杂志。但是战后，它突然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而转向努力提高销量。一位说话大声、充满传奇色彩的人出国来到这里成了编辑——以前的赫斯托集团总经理卢·鲁佩尔（Lou Ruppel）。他在1951年的杰作是一篇歇斯底里、惊恐且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的《一场我们不愿看见的战争即将发生》，描述了美国与苏联的战争，并且苏联被美国攻占。《科利尔》的页面上充斥着平斯克、明斯克、海参崴、罗斯托夫和基辅的爆炸和流血画面。莫斯科的战火熊熊燃烧，火光四射。这篇杰作完美地抓住了朝鲜战争期间歇斯底里的反共情绪，制造了灾难性的画面；就连《科利尔》的广告商们都觉得可怕。

接替鲁佩尔的是一位有些羞涩而截然不同的人，罗杰·戴金（Roger Dakin）。戴金将《科利尔》的报道领域从反共转移到了太空——结果为时过早了，1952年和1953年太空探索仍是属于科幻小说和巴克·罗杰斯[9]的领域。鲁佩尔——用他最大的音量——向世界宣布他认为大家应该持有的观点。根据我后来在我们的档案馆里找到的一个备忘录，戴金与鲁佩尔有不同的信念：“……我们不应该根据我们自己的偏好、标准和兴趣来编写杂志，”他说，“我们要试着研究什么样的偏好、标准和兴趣才能提高杂志的销量……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用销量给我们的广告商制作工具。此刻其他的考虑都放在杂志销量之下。”

这个策略还是失败了，我作为“人才”被《科利尔》邀请出国访问时，挣扎着在账单上挤出利润的董事们将所有大权交给了保罗·史密斯，他同时兼任新总裁、主编、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保罗·史密斯是个有点自大的好人。他曾被人推荐进入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鱼龙混杂的个人金融利率团队。史密斯曾是个一流的记者，之后成为圣弗朗西斯科《年谱》（Chronicle’s）的金融编辑，他27岁的年纪就成为报纸编辑，是个天才。他曾经辞掉《珍珠港日报》（Pearl Harbor Day）的职务加入了海军，退出海军去了海军陆战队，曾在海滩上登陆，手握枪支，并三次被授予奖章。他了解战争、金融、出版、伟人们，还有如何利用记者。史密斯之下对三家杂志——《科利尔》《女人的家中伴侣》（Woman’s Home Companion）、《美国人》（American）——有实际操作权，这三家杂志组成了克罗威尔——科利尔集团的杂志部（亏损最严重的部门）。

不管史密斯是不是有意的，他杂志社的行政管理人员在我看来符合“聚集”政治理论：统治集团倾向于通过偶然的亲属、校友或者邻居关系发现彼此。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发现《科利尔》编辑部那层楼的人口音十分耳熟：他们都是波士顿人！戴金来自格洛斯特[10]；他的代理戈登·曼宁（Gordon Manning），毕业于波士顿大学的新闻学院，曼宁的代理大卫·马内斯（David Maness），也是从蓝山大道（Blue Hill Avenue）来的。杰里·科恩（Jerry Korn）、霍默·简克思（Homer Janks），还有我们的蜂后戴安娜·赫什（Diana Hirsh），都是波士顿人。这就是史密斯一直带领的杂志编辑团队，是他们使杂志将印花棉布和咀嚼烟草带卖得最好，并在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的销量超过了所有其他杂志。

在这个波士顿团队的基础上，史密斯加入了一群新的加利福尼亚人：肯尼斯·麦卡德尔（Kenneth McArdle）、泰德·施特劳斯（Ted Strauss）、迪克·特雷兹万特（Dick Trezevant）。这些波士顿人和加利福尼亚人还与其他人有联系，因此发展出了一群年轻作家，经过几年时间成为《科利尔》里有相当辨识度的一群人才。有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生因为写了一篇关于泰国放风筝的杰作而来到了杂志社，沉默寡言，很独特。他叫乔治·古德曼（George Goodman）；后来，他用“亚当·史密斯”的笔名写的《金钱游戏》（The Money Game）和其他一些改变美国金融报道的作品让他出了名。另一个同辈的年轻人是彼得·马斯（Peter Maas），他奉命调查黑手党，他的《瓦拉齐文件》一书中开启了美国调查报道的另一种流派。还有一位从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毕业的学者，罗得市人，叫作罗伯特·马西（Robert Massie），他曾对好的写作方法和苏联感兴趣，后来他写了《尼古拉斯和亚历山大》（Nicholas and Alexandra）。有一个耶鲁毕业的年轻同事从来不署名，他叫雷·普莱斯（Ray Price），因为那时他通常像一个魂魄一样为他的上级们写作——这些上级们的上级，就是后来的理查德·尼克松，他最好的演讲稿，包括两次就职演讲，都是出自雷·普莱斯之手。皮埃尔·塞林杰（Pierre Salinger）不比其他年轻人地位低，他的任务就是调查国际工人兄弟会（Teamsters Union）。塞林杰坚持我们必须曝光两个人——西雅图的戴夫·贝克（Dave Beck）和底特律的吉米·霍法（Jimmy Hoffa）。我们让他自由发挥，而就在他跨越全国的大调查结束的那个月，杂志倒闭了。塞林杰不得已，只好带着他的数据前往华盛顿。他在华盛顿受雇于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Kennedy），也就是马萨诸塞州年轻的约翰·肯尼迪议员的弟弟，后来要追求更大的事业，塞林杰顺势而上。塞林杰最好的一本书是《与肯尼迪》，后来普莱斯的书叫作《与尼克松》。

从加利福尼亚来的这些新人虽然等级上低于董事会的金主、新任的主管和老雇员，但他们开放、得体、毫无偏见。年轻人——塞林杰、马斯、古德曼、马西、普莱斯——在办公室、纸张和报道任务中奋战时，老一辈的写手们也有同样的机会展示才华。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那时还是一个小作家，他受到鼓励去尝试做他想做的事——1957年《隐藏的说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在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还不出名时就注意到了美国人的消费意识。泰德或者尤金这些在《女人的家中伴侣》工作的编辑被鼓励对新型女性进行探索。那时老雇员中有一位还没被发掘的明星，那就是后来的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多年来瑞恩在《科利尔》杂志上发表外太空的报道，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因为大胆预测美国不久就要登月而受到嘲笑。他被新领导说服去尝试一种不同的叙述风格，将大事件一件件再现。在杂志要倒闭的那几个月瑞恩将它做到了极致，使报道的质量得到了提高，后来产生了他的回忆录《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和《远方的桥》（A Bridge Too Far）。

与受人们尊敬的人在一起工作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在《生活》、后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我与同事们的关系与在《科利尔》时一样好，他们也都十分尊重我，但是《科利尔》团队的才华是最出众的，唉，但他们的才华也是最被误用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要去哪里，或者除了好好写作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确实好好写作了。没有人将我们连在一起，或者就像在《时代》或者《记者》那样给我们一个相同的节奏。我们是一个欢乐的组合，几乎对电视的降临丝毫没有察觉，那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从远山吹响的号角。就像在罗马军队到达了加利利之后，耶路撒冷的歌者们一定已经在庙里唱起了颂歌。

我从未像这段时间一样开心。我是《科利尔》的政治记者，不管《科利尔》知不知道它想要什么，不管编辑们有没有给我什么工作节奏，我待在了一个我想待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艾森豪威尔执政期，拥有1500万到2000万的读者，和免费的政治入场券。

现在我不能否认，我觉得艾森豪威尔总统从1954年到1960年的当政时期，是我们最幸福的日子。麦卡锡被排挤出去之后，华盛顿呈现出一种之后可能再也不会出现的平静。当然，政治的阴晴不定，让我很难根据那几年的好景象就说出艾森豪威尔是个杰出的总统这样的话。随着战争结束，知识分子早在多年前就不再对任何当权者提出表扬了。即使艾森豪威尔在之前战争时期就是个英雄，但是现在他是总统，政治记者们就必须按照政治新闻的要求来报道他。传统要求我们将他贬低为一个迟钝、善良但是效率低的总统。这给我带来一个问题：怎么报道当权者才能看起来既不像奴隶般的奉承，也不像在令人讨厌地吹毛求疵。

政治记者总是有两个可以拿来报道的政治派别：一边是挑战者们，腐化的、文明的、美国化力量的民主党，全世界持续有组织的最古老的政党。就算在情势最坏的时候，民主党人也不会无聊，在一群争吵不休的民主党人里，我自然像肉市里的狗一样快活。另一边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共和党人。1954年艾森豪威尔对麦卡锡下了逐客令，自此直到10年之后的1964年，他暂时平息了共和党内部永不停歇的斗争。从那以后，艾森豪威尔就“统辖”着局势。与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的共和党人一样，艾森豪威尔是在“管理”，而非推进，而在罗斯福之后坐在白宫进行“管理”的7个共和党总统里，只有艾森豪威尔能称得上是卓越。由于那时我还看不到简明管理的美好，我错过了艾森豪威尔给这个国家留下的历史经验。

艾森豪威尔的历史经验十分简单：他认为除非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事物，首席执行者绝对不应该做任何新举动。他的行动快速而有效。

因此，报道共和党的记者需要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才能让报道变得有趣。不知怎么的，曾经一度攻下纳粹和成为北约首席指挥官的人身上的那股个人激情现在已经消失了。我大概还记得我去总统办公室的一次采访，那次采访可以算是对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的总结。我到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出去了。阳光穿过他桌子后面的防弹玻璃流淌了进来。桌子上一尘不染，只有一个被合上的整洁文件夹放在桌子中央。在文件夹上斜放着他的角质架的眼镜，好像他刚刚出去，上个厕所就会很快回来。他其实是出去打高尔夫球了。房间让人困倦，整个行政机构的人看起来都很困倦。我的这一印象当然是错的，这个房间一如既往是权力的中心。出去打高尔夫的这个人只是在用一种历史学家和记者不能接受的方式使用权力，他只是在小一些的权力体系中放松了对总统权力的限制，让这些体系自己相互拥挤最后相互碰撞和紧扣在一起。就像我说过的，只有在无法逃避的时候他才会有所行动。他的行动总是成了主要的调整手段。

这些日子抨击官僚们是一种时尚，这就跟抨击军人或者教授一样愚蠢。没有贬低艾森豪威尔地说，他不仅是一个好军官和一个好总统，还是一个好官员。关于官僚他分得清什么是废话，什么是真相，他能从被宣称出的事实中将重要的东西过滤出来。他在军队官僚体系中向上爬的经历塑造了他，并且他喜欢将问题整理简化，有背景资料和可选择的空间，通过合适的渠道恰当地处理复杂的问题。他知道如何利用政府，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作为一个高级别官员，他让体系内那些相对低级别的官员们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一些在他看来有必要而且容易管控的发展。这些发展将在60年代难以控制地改变美国，而艾森豪威尔使这些发展的起源没有一点大动静。比如：

例子：1954年司法官僚体系已经受到黑人抗议将近20年，艾森豪威尔任命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让最高法院做出美国学校种族政策的决定。沃伦穿着司法公正的外衣，实际上却是个失败的执行官，他是一个政客，也是个道德家。当沃伦和他的最高发院禁止所有州的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时——只要总统和执行机构能全心全意地与他一同前进——沃伦就推动了历史向前进步。我们不清楚艾森豪威尔对种族政策的看法，但是对他来说，最高法院的地位就是最高的，而到了需要施加权力的紧要关头，是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将第101师空降兵派到了阿肯色州的小岩城。最高法院禁止了种族隔离，只有通过这种恰当的方式政府才能得到执行的命令。虽然艾森豪威尔没有担当领袖的角色，但是他执行了这个司法决定。

例子：早在30年代中期，那时候的公共道路局（Bureau of Public Roads）的工程师就被派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启动一个全国高速路网的修建计划。高速路官员在美国政府里是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地位仅次于税收官员。人民选举出来的执行官可以对他的高速路官员们说是或不——但是这不会改变他们的设计。出于“二战”、战后余波、朝鲜战争等一系列原因，罗斯福和杜鲁门都搁置了高速路官员提出的修建全国高速路网的倡议。但是现在，到了艾森豪威尔时代，连接全国各州的高速路系统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了。这些带有分析和数据的项目得到了总统的注意，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赞成和反对声。没有哪个总统有时间在高速路或者能源这样的问题上仔细研究一层层的数据和利益，所以他只能采用最符合他预想的建议。艾森豪威尔的直觉最后产生了高质量的公路，作为一个乡村男孩和军队指挥官他很爱公路，于是他让国会支持修建了全国高速路系统，于是美国由此开始逐渐形成了郊区。

我似乎将艾森豪威尔看成了一个官僚体系的工具，但是作为一个管理型的总统，他不是任何人的工具，在他觉得非常确定的军事和外交领域，他在命令任何官员上都没有过丝毫的犹豫。他在反对他自己的国务卿杜勒斯的“冷战”外交理论时表现得最好。杜勒斯可能会采用边缘外交政策——而艾森豪威尔却根本不会那样做。不管是在1953年6月第一次柏林起义，还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同时爆发时，或是任何时候，艾森豪威尔都不会冒战争的风险。当1954年杜勒斯、雷德福（Radford）和尼克松想要美国拯救被困于奠边府的法国，艾森豪威尔说不。有些人强烈提议用原子弹，艾森豪威尔说不。对于“释放”蒋介石攻打共产主义中国大陆的提议，艾森豪威尔说不。艾森豪威尔对军事事务的理解与自乔治·华盛顿以来的任何一届总统都不一样，而没有哪位总统领导的军事外交打击比1958年7月艾森豪威尔个人领导的黎巴嫩打击成本更低了。黎巴嫩可能要发动共产主义政变，没有外援很难抵御。艾森豪威尔用第六舰队的70艘战船、9000名海军和伞兵在贝鲁特（Beirut）外组成的滩头阵地做出了回应。没有一个人死亡，就避免了政变，而且不到几周所有的美国人都平安回来了。作为首席外交官的艾森豪威尔简直厉害。除了他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犯下的大错——他牺牲美国的利益换取了美国的虔诚——他都能很好地区别利益和虔诚。

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政客时是他最弱的时候。有些刻薄的传记作家会把他在政治上的天真质朴当作笑话——但是天真其实是他力量的一部分。他会作为一个体面、强硬、品质优秀、有些虚伪、带着英雄和领袖人物光环的人被人们记住。他像个更早年代的美国人，就好像他是读着“麦格菲读本”长大的，而且他的阅读品味还从未改变。他小时候肯定激动地读过坎普尔（Cawnpore）的援兵和给加西亚的信息，他做总统的时候阅读的是赞恩·格雷（Zane Grey）的西部小说。他喜欢钱，很明显他还喜欢与女人调情，但是总的来说，他知道什么是他必须做的正确之事。他对总统之位的想法很简单：国会通过法律，最高法院进行法律判决，总统则尽全力执行法律。除了对麦卡锡迟来的怒火，他从未表现出过他懂得操纵政治权力和总统的责任。

我第一次在欧洲遇见他时，他对政治的懵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2年之后他还是那样。在欧洲时我曾经问过他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看法。他说道，罗斯福是一个伟大的总统，罗斯福爱地图和船舰，但是罗斯福就是不能理解组织运作的方式。他继续说，比如说，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大会。罗斯福到了会场，把艾克叫到了一边，让他去做英国人会极力反对的事情。艾克对罗斯福说，即使他身穿美国军装，他也是联军的指挥官；他，艾克，代表所有的联盟国，所以所有国家的领导都要通过联合指挥部向他传达指示，在联合指挥部那里英国与美国有同样的发言权。艾克还说，罗斯福总统那时点头表示同意。但是第二天，在与丘吉尔进行了另一次会面之后，罗斯福再次要求艾森豪威尔绕开英国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再次进行了解释。第三天同样的事又发生了一遍。最后，在峰会就要解散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又对艾森豪威尔提了一次，艾森豪威尔再次解释了为什么他不能遵从他自己国家总统的指示。艾克说，此事说来话长，重复的内容太多，但是他总结了一下：不管你对罗斯福怎么解释，他永远不能理解在大事上我们必须通过正当渠道来操作。

就是这种对“通过正当渠道”的执着，使他成为一个军人，而他却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政客。1964年在旧金山的共和党会议上，戈德华特（Goldwater）得到提名的第二天早上，艾森豪威尔这位前总统邀请了两名记者——《纽约时报》的菲利克斯·贝莱尔（Felix Belair）和我——共进早餐。

我们三个都起得很晚，至少我们中的两个——菲利克斯和我——有点宿醉。艾克，永远的总指挥官，点了三份吐司、炒蛋和香肠。我们进去的时候，食物已经摆在了桌上。艾克跟我们打招呼说：“今天早上你们跟我一样觉得不爽吗？”

然后他说戈德华特被提名对整个共和党就是个灾难。但是他，艾森豪威尔，又能做些什么来阻止戈德华特？他应该试着更多地干预吗？作为前总统干预提名是对的吗？他让斯克兰顿（Scranton）失望了吗？贝莱尔和我们两个人都让这位老指挥官确信，在大会上不可能做什么事来阻止戈德华特被提名，我们俩都知道工艺大师克里夫顿·怀特（Clifton White）是怎样精心策划了牛宫体育馆（Cow Palace）政变的。再次确认之后的艾森豪威尔接着进行了一次大反省——其无用的程度与他的天真差不多。“什么是保守主义者？”艾森豪威尔沉思着说，“什么是自由主义者？我一直在读那些文件，在谈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我所能理解的全部就是如果你让预算增加，物价就会上涨，如果你缩减预算，物价就上涨得没那么多，而如果物价一年上涨了4或5个百分点，不管怎样你就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如果物价上涨保持在两个百分点以下，你就是个保守主义者。”艾森豪威尔认为他自己既不是保守主义者也不是自由主义者，让他担心的也不是戈德华特的保守主义。他只是简单地认为戈德华特不能赢得选举，而他在对两个熟人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做任何事阻止戈德华特——同时他也在问自己为什么。

如果给他一个明确的需要解决的困难，比如对艰险地势的勘探或是安抚军心，艾森豪威尔能做得非常好——比如，在纳粹国防军的枪林弹雨中成功使20万名士兵在诺曼底登陆，使9000名美国士兵在贝鲁特海滩登陆，还有使1000名伞兵在阿肯色州的小岩城降落。如果他有应该做什么的感觉，艾森豪威尔通常会明白应做什么，然后他就会很专业地把事情做好。

但是与他的魅力人格相比，他总统任期中的表现使希望通过事实证明论点的历史学家们感到迷惑。乍一看，艾森豪威尔在任期的立法成就在所有总统里排在倒数几名。但是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美国人从未过得这样幸福，或者至少，从未比那时更加相信他们有获得幸福的机会。

当谈论任期内的外交成就时，艾森豪威尔有一份华丽的履历——做出了无数果断决定的无敌履历，从朝鲜战争开始，主要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退缩制造了一个污点。

艾森豪威尔内政上的推动性成就则屈指可数。他想重新整顿邮局和邮政服务，那是那个时代每个总统都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他只是成功地将深绿色的邮筒和邮车换成了装饰性的红、白、蓝色，这些五颜六色装点了城市的街区和绿色的乡镇。他还仁慈地倡议主持了20世纪第一个公民权利法案的通过，倡议司法部建立一个公民权利委员会和公民权利署来保护黑人的投票权。这是一项道德和高尚的法案——但实际效果几乎与红、白、蓝相间的新邮筒一样完全属于一种装饰。

艾森豪威尔对政府的主要结构性改变就是加强了在巴黎还是总统候选人的他那时强烈反对的中央集权。这种改变是随着卫生、教育和福利署（HEW）的建立发生的。这个庞大的机构自此可以与它的姊妹，国防部（DOD）相匹敌，成为华盛顿最强游说团体的主要目标；成为最富裕的分赃体系，国会委员会和它争夺管辖权；以及成为最具活力、最高尚和最不实际的团体中的宠儿和坏蛋。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在1959年的“正常”预算中，卫生、教育和福利署的开支（30亿美元）仅有国防部（422亿美元）的1/14。1977年的预算中国防部的开销（1016亿美元）翻了1倍不止，而卫生、教育和福利署的开支（420亿美元）跃升了10倍不止。如果把新扩展的直接拨款加起来，卫生、教育和福利署的预算达到了1474.5亿美元。而它的开支还在上涨。

艾森豪威尔设立卫生、教育和福利署的目的有他的逻辑，十分简单而又令人吃惊。政府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正在解决的问题和还没解决的问题，总统先生只是想解决一些社会需求方面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似乎将卫生、教育和福利的需求放在一起通过一个内阁发言人讲出来是很符合逻辑的。但是这样一个新成立的部门验证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名字里带连字符的部门都不知道它应该做什么，而不管那时还是现在，卫生、教育和福利署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可以说卫生、教育和福利署的建立就是艾森豪威尔行政时期的顶峰。但是不能说那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顶峰，因为卫生、教育和福利署只是徒有其名。这个国家脉动正在发生改变的时候，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发生了，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卫生、教育和福利署就是政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真心付出的努力。艾森豪威尔相信他可以把政治和政府两者分开，而简洁明了的行政管理就可以回答在“卫生”、“教育”和“福利”的红色标题下即将爆发的政治问题。

20世纪60年代将会证明，艾森豪威尔的想法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但是早期的时候看不出来。大部分即将发生的政治风波都很模棱两可。而不管到底是媒体宣传导致人们去街道上游行，还是街道游行导致媒体的参与，所有的风波都充满了戏剧性。这些戏剧性事件影响了政界，由此便影响了总统的产生。但是还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只能放任凭华盛顿直接对“外界”变化和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

幸运的是，在《科利尔》杂志社，政治的概念已经够宽泛了，而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政权显然没有什么好报道的，总是把寻找报道的我拒之门外，因为华盛顿之外才是美国政治真正发生变化的地方。结合我在《记者》学到的东西，《科利尔》的报道任务让我在即将改变美国政治的要素到达政治操纵和投票环节之前大量接触了它们。

我在《科利尔》的报道是一个不能明说但愉快的折中产物。我可以在肯恩·麦卡德尔（Ken McArdle）编辑的同意下自己选择我的任务。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麦卡德尔会让我为杂志社对广告急切的需求写一些报道。我的选择显然是政治性的报道：黑人从田地向北移民到集中居住区，对民主党提名的争论，加州共和党的欺骗和斗争。但是出于对广告的需要而交给我们的报道，比如喷气式飞机的到来，全国高速路网的修建，反而好像最大程度上拓展了我对政治的理解。这种广告型的报道让我最接近那些作用于政治、在50年代将要用节奏震撼美国的欲望体系和社会压力。

比如，航空飞机的报道是我一开始带着不情愿接受的报道之一，后来却让我觉得着迷，它对政治的影响不亚于一个大型政治会议。麦卡德尔不曾对航空报道任务抱有什么期望。《科利尔》很多年了都在航空报道上闻名全国。但是现在它正在失去旅游和航空的广告，它需要航空报道。麦卡德尔根本不在乎我怎么写，或者我什么时候开始写我的航空报道——只要我精确地按照历史好好写了，并且告诉航空业《科利尔》欢迎它们来打广告。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接受任务报道新航空飞机的，我将从飞机上学到关于50年代发展节奏的很多东西，多到我其实可以将报道的标题写成“50年代的节奏”。

航空飞机是一件工艺品。也可以说在50年代早期电视、避孕计生新药物、氢弹都是工艺品。50年代的政界和新闻界的问题都是掌握这些科技制成的工艺品，让它们与控制政府体系的思想体系相适应。

我的航天报道任务是以一件让人充满期待的工艺品开始的——波音707。它的第一台样机放在了西雅图波音工厂外面的飞机跑道上。它的双翼像一只鹰的翅膀那样向后展开，它的机头与地面平行，飞机内部到处是各种仪器。它已经经过了所有测试，现在已经就绪，几个月之内就会出现在生产线上。它的飞行员“特克斯”·约翰逊一直不停地对我说，它驾驶起来就像对待一个婴儿，非常顺手、简单，飞起来毫不费力。对波音的首席测试飞行员约翰逊来说，飞机和飞机的美就是终极目标。他对波音707会给空中航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毫无概念。

但是航空飞机就在美国游客不知不觉地开始对老式喷气式飞机一成不变的速度感到厌倦时到来了。美国游客想要加快旅行速度，他们越来越想坐飞机出游了。之前那五年里，美国规定航线内的飞行数量翻了一番——达到了41623000次。在接下来的20年里这个数字会增长到220000000。飞机大大减少了铁路运输，1955年的时候，国内飞机乘客数量已经达到了铁路乘客的3倍。还有，那一年老式的四引擎螺旋桨飞机终于取代了甚至更笨重、更老的海轮。纽约乘坐飞机出行的人数（432692）第一次超过了乘坐轮船出行的人数（418487）。现在新的波音707将擦亮机头，让洛杉矶和纽约之间8小时的航程缩短到不到5小时，伦敦和纽约之间的航程从12小时缩短到了6.5小时。波音707飞机的设计师们说，从螺旋桨飞机每小时340英里的最大速度一下增加到平均每小时545英里的速度，航空速度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个水平——直到人们对增加速度的需求再次出现，那么设计师们会想办法设计一种又能挣钱的超音速飞机。

航空飞机像被考古学家挖出来的古代二轮战车一样，既有未来意义也有历史意义。它将使这个还不知道给飞机设计航空集散站的国家进入客机时代，它将增强大洲与大洲之间的联系，并催生了大批的酒店，带来财政收入和巨额的利润。

然而考察航空飞机的历史意义甚至更加让我着迷。

飞机私有已经不再是想象，私人单位早就开始建造飞机，私人企业正在占领更多的市场。航线开辟者们觉得自己是伟大的探险家和有历史意义的赌徒。然而，不管他们多激烈地从政府那里争取他们的独立地位，他们都希望利用政府，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同时又想不受政府控制。

我对他们进行报道的时候他们还活着。在他们与我交谈的时候，在他们的勇气和英雄主义还有对航行的探险之下，我能听出他们对政府的依赖和恐惧轮流出现着。如果往回追溯，你会发现他们发家致富是从一个被遗忘的法案开始的，这个法案叫作《1925年凯利法案》（Kelly Act of 1925）。凯利法案初步拟定了航空邮政航线（Contract Air Mail Routes, CAM），来用邮政补贴协助那些飞行狂。所有的大航空公司都是由此萌芽的。航空邮政航线第一条是关于波士顿—纽约的航线，承包的是一家叫作殖民空运（Colonial Air Transport）的公司，运营者是不久前从耶鲁大学毕业的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他后来放弃了那条航线，转而用一家叫作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的邮政航空公司的名义签下了从佛罗里达到哈瓦那的航线。CAM第五条航线是飞越落基山脉的航线，一个旧金山年轻的银行家威廉·帕特森（William A. Patterson）将第五条和第八条航线（洛杉矶—西雅图）相连，后来又和第十八条航线（芝加哥—圣弗朗西斯科）和全美空运（National Air Transport）的纽约—芝加哥航程连在一起，组成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National Air Transport）。CAM第九条航线（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发展成了西北航空（Northwest Airlines），不久就用客机连接了纽约和东京。与我交谈的那些人都很自豪。“这，”其中一个人说，“是一个有毒瘾的产业。1928年夜晚穿越又高又黑的阿利根尼山是最疯狂的梦想。”

那时的美国航空公司主席、后来的商务部长守土塞勒斯·史密斯（C.R. Smith），是报道最核心的人物。他有一种能让私人企业和政府都运转起来的天赋，航空就是将私企和公共部门连接起来的线。对于史密斯来说，航空历史上的奇迹不是即将到来的航空客机，而是老式的DC-3。所以很多事情都要追溯到1935年：新泽西州的柯蒂斯—莱特公司（Curtiss-Wright）两年前刚刚完善了一个900马力的引擎！长岛的斯佩里工厂设计的一架自动飞机，将所有的仪器设备连在一起，这样飞行员可以锁定飞机的程序让它自己飞！安装在飞机双翼的前边缘可以前后伸缩的橡胶套被设计出来抗击严寒！有一个设计师道格拉斯提出可以在起飞的时候将飞机底盘收到机身里。每个发明都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从冶炼、塑胶到成型仪器的历史。但是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架能以每小时185英里的速度运载21位乘客或者6000磅有效负荷的飞机。“第一架客机，”史密斯说，“即使你卖掉了所有的座位，你也不能赚多少钱。”

DC-3让这些航空公司走上了胜利与腐败环环相扣的道路，与政府连在一起成了永远的伙伴。这架飞机让航空公司从对邮政补贴的直接依赖中被解放出来。但是政府还是要支持他们。战前的航班数量先是翻倍，后来翻了3倍、4倍，空中交通由此开始需要交通管制——只有政府才能在空中划定那些无形的标志点和设置网状的电路。政府用射线信号灯代替了原始的农业烽火。当航空公司已经学会了飞越大西洋，经济收益急剧上涨的时候，利润依靠的是航班安全和政府在海面上提供的10艘“海洋站”灯塔船和空中援救服务。政府监控着设备、安全和飞行员执照。政府可以提供的东西、政府可以拿走的东西和航空业的活力都迫使航空公司的奉承、贿赂、各自偷取线路、对他们任何合法或非法的可能优势的利用进入了华盛顿的政界。

我记得我给《科利尔》写的航空报道结束时，我站在位于西雅图的播音飞机测试外面的斜坡上。那时过了很久以后，环保才成为一项神圣的事业，而污染变成人类的祸害。波音的工程师们正在测试能在航程中一次性启动707飞机的引擎。引擎的声音十分狂野，开足马力的时候就好像有人用螺丝锥在钻我的一只耳朵，打通了与另一只耳朵之间的通道，同时又有人在用一个棒球砰砰砰地锰捶我的胸。波音工程师们使我相信他们可以解决噪音问题——他们给我展示了一件装置，看起来像是一根带铁锈的管子，他们说它会使噪音减半。他们解释说他们必须降低噪音。他们肯定如果他们没有成功减少噪音，政府一定会介入，他们希望这架飞机能进入美国人的生活，而不像以前那样挑起政府的干涉。

6周之后，我在报道中对没有任何什么可以阻止这架飞机的观点表示同意。没人能说清楚它能做什么，它会让我们付出多少代价，或者它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史密斯说：“我们正在用我们没有的百万美元买那些设计不是很成熟的飞机，我们会在一个还不能完全控制好飞机的交通控制体系中，在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机场上操作飞机，并且我们必须在那些飞机上放进超出我们服务能力范围的乘客数量。”

但是他必须继续这样。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格调，改变是最基本的东西，而且越快越好。

在战争期间我就认识了史密斯，那时他是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指挥部的副指挥官。他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所以我知道了他的一些事迹。他还能想起儿时在得克萨斯州惠特尼山的经历，他会开货车去14英里之外的西斯波罗市集，要从黎明开到黄昏。现在他作为美国航空公司的主席正在用1.35亿美元的赌注，赌飞机可以花不到11个小时的时间从纽约飞到洛杉矶再飞回纽约，正好和他那时去西斯波罗赶集时来回的时间一样。

不是所有我为《科利尔》写的报道都像客机报道那样观点分明。但是可以报道的所有的事件，都是关于各种发展，都可以汇集到华盛顿。

比如，我再一次由于广告需求受到指派，去写一个关于全国新高速路网的大报道。那时高速路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州级报道，而不是联邦级报道。开始报道没几天我就意识到，这些有计划性新修的高速路不但意味着对小城市和县镇来说能否被划进主流地区的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且意味着这个规划将要整体上改变美国。规划的中心就是华盛顿的工程师和掌管财政税收的国会；而在华盛顿，我从制造水泥和沥青的人那里学到了不少关于游说的事。两组人都支持高速路系统的修建，但是两种人都想让高速路用他们制作的材料铺就。沥青和水泥两个游说集团在华盛顿和国会大厦里长期斗争着，就像阿帕拉齐亚山区的哈特菲尔德和麦科伊[11]。与他们的斗争同时的还有货车司机和铁路部门之间的斗争，铁路部门已经把乘客输给了空运，现在又要把货运输给公路司机游说团体。华盛顿的记者们将这些游说斗争视为家常便饭，并且对这些斗争感到厌倦。那时候我只是模糊地知道贿赂的存在，而1956年《全国高速路法》（National Highway Act）通过时，我能强烈地感到钱像燃烧的秋叶那样散发出的味道。

这个法案真正的决定性意义多年之后才体现出来——当这个国家的人意识到这个国家被放在了汽车车轮上，而阿拉伯地区石油转动着车轮，整个有着超市和绿草坪的文明不得不受到阿拉伯地区的勒索。甚至更重要的是，这个法案承诺了一定程度上的无痛，这在政治上是一种麻醉剂，那就是新路的修建费用将由提高税收来支付，汽油税将从每加仑两美分提高到3美分，轮胎税将从每磅5美分提高到8美分，公交车、拖车和货车的货运税将从8%提高到10%。这些税收将在华盛顿自动积累一笔“信托基金”，这笔钱在之后将近20年里既不能被执行层的人也不能被国会触碰，其绝对沉重的分量使七八十年代每个行得通的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建设计划都被压得变了形。但是赢家们火车司机、沥青生产者和水泥生产者的说客都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将这样的权力机构、资源和法律上的不可攻击性注入他们培养的官僚体系，只有一次全国性的剧变才能抹去这些后来在华盛顿被称为“铁三角”的权力机构。我明白，他们在做的事是每个游说集团——学校教师、银行家、石油公司、农民都在做的事情。

我为《科利尔》写的所有报道，不管是否关于政治，最后都指向了华盛顿。我想做一个关于大城市黑人选民情况的报道，麦卡德尔强烈赞成。直到1954年，最高法院关于大城市的黑人的决定才变成了一件州级报道，他们很少不在白人报纸的犯罪页面中出现。但是，我发现黑人领袖对华盛顿的认识，比全国上下其他大大小小的运动都要明了和尖锐：华盛顿撰写法律，然后总统执行法律。南方大部分地区还是禁止黑人的合法投票权，而在北方大城市，他们投票的重要性还存在争议。确实很容易看出，1948年杜鲁门胜利当选的关键选票来自三个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黑人选票。我们可以写出并发表一篇关于黑人选举的报道。

20世纪5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从南方来的黑人移民数量达到了顶峰，有几年人数超过了25万。不管是当地政府、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没有准备好接受在大城市里四处游荡的黑人，这些城市不管是物质上、政治上、社会上、民族上还是工业上，都完全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洪水般的人潮。在那些无辜的岁月里，只有黑人领袖直到现在还将他们自己称为“黑佬”，他们知道黑人的迁移最后不是流落街头，就是被从华盛顿排挤出去。我的报道写的是贫民窟、黑人居住区和像芝加哥议员威廉·道森这样的人开的俱乐部，还有让黑人参与投票的机制，未来国家大城市可能大部分人口是黑人的可怕变化，而敌对的种族白人围绕黑人分布在郊区和乡镇。但是黑人领袖们在对未来展望上比我要先进：他们要成为并自此一直成为华盛顿最有实力的游说集团。他们刚刚向国会提出了一个法案来逼迫联邦政府保证黑人在南方地区的注册和投票权，那个法案10年之后才得到国会的通过，但是他们对于权力的来源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权力来自华盛顿，他们将一次次提高他们在华盛顿的那股权力。在过去的20年中所有将权力注入华盛顿的力量中，没有比黑人的抗议更强大、坚韧和持久的了。

所有那些在华盛顿声称有特殊需求的人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发生变化的有学校教师、种花生的农民、甘蔗种植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克罗地亚民族统一主义者、黑人、学校校长、科学家和渴望财富的电视经营者。全国其他人都相信艾森豪威尔是他们合适的总统，因为，与民主党人所做过的征兵、增加赋税或是用一大堆的表格折磨他们不同，他不让华盛顿去打扰他们的生活。他们，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艾森豪威尔不但对周日99号高速路上堵到圣华金河谷的交通一无所知，而且根本毫不关心；不但对南布朗克斯区刚开始蔓延的火灾一无所知，而且根本不关心。但是他们知道，总的来说，艾森豪威尔跟他们一样想要一个好的新高速路项目，想要给予黑人平等的机会。而从50年代幸福的“现在”到风雨飘摇的60年代，不管是艾森豪威尔、大多数民众还是民主党人都没能预见各股势力会进行怎样的角逐。

总的来说，对历史的探索就是对权力中心的探索，权力中心是游牧民族首领彩旗环绕的营帐——那里是统治秩序的发源地，是会议室里里外外的人对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争论。但是在艾森豪威尔那几年，对历史的探索完全超越了那些经典的模式。似乎没有人在掌权。这种探索扩展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社会的哲学之谜——要往哪里发展？美国政府已经继承了很强的军事实力而无所畏惧。美国的工业地位有十分的自信，能承受任何外国经济渗透或商业攻击，不论公平或不公平。政府可以安静地坐在看台上，看着列队中的横幅、彩旗飘飘、杂技演员和旋转的托钵僧经过，乐队演奏的音乐节奏和律动越来越快。

数字和数据用白纸黑字记录了加速发展的历程。就拿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说——从1950年的2860亿美元升到了1960年的5060亿美元！还有股市的道琼斯工业指数——这10年间从216升到618。那些年在股市亏钱简直是不可能的，股民数量从1952年的649万到达了10年之后的1701万。

随着美国人发现世界向他们敞开，美国的创造力、成绩和收益就不可遏止地发展了起来。“二战”之前就有一些美国工业主要投资于英格兰，或者在欧洲的汽车工厂、阿拉伯的油田，而新成立的美国公司有成为跨国公司的志向。现在美国人在法国生产水果和蔬菜罐头，在台湾、韩国和香港生产真空吸尘器和汗衫。我的老朋友西奥就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捞到了好处。现在他动作儒雅地告诉我，他如何为通用电气搞定并买下了整个法国电脑制造业，布尔电脑。而对西奥和通用电气来说都是个遗憾的是，布尔电脑到头来成了烂摊子，因为法国的电脑和网络科技落后美国太多了，通用电气不得不摆脱掉布尔电脑。而西奥买下法国电脑业的传奇经历只是美国活力发展中的一个小细节。

光用高端的金融和国际贸易案例来重现美国50年代的活力大发展，完全是误导性的做法。比如，发展的活力还表现在服装、商店、建筑、超市，甚至是巨大冶炼厂设计中的丰富色彩。希腊人、罗马人和中国人，在他们繁荣的顶峰时期都表现出了丰富的色彩。而现在美国人甚至超过了他们。发展的活力表现在百老汇、新创作的音乐，更重要的是在好莱坞，没有团体订票的制约，独立的制作人将他们的想象力构思出来的任何东西呈现在荧幕和众多的观影者面前。50年代开始发生了很多新鲜事。但是人们怎能预料到大来卡俱乐部（Diners Club）最后会发展到哪一步呢？大来卡俱乐部给你一张“信用卡”。50年代末，美国人人手一张信用卡，是美国最大的银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发的，还有的是一些小型购物中心发的。信用卡让美国人不需要随身携带现金。

科技同样发展迅速。晶体管是于1947年在贝尔实验室被发明出来的一个小装置，小到指甲盖大小，后来缩到了微粒大小，再后来以难以测量的尺寸和重量放在了电路晶片中。那些买下了施乐（Xerox）、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宝丽来（Polaroid）或一些加州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小公司的人很幸运地理解了50年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而致富了。

但是终极的发展活力才刚刚开始——后来还表现在选择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1950年还没有出现有效的生理避孕口服药。50年代末，学校的学生和妇女们自由地使用着避孕药和宫内设施。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1953年的报道《女性的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指出26%的中产阶级女性承认在40岁之前有过婚外情，将近50%有过婚前性行为。这篇关于事实的简单的老报道，可能比那些新的诱惑和社会对性的接受，还要动摇更多谨慎女人坚持操守的决心。《冷暖人间》（Peyton Place）成为最畅销小说，它直到现在还有震撼性的价值；两年前的小说《洛丽塔》（Lolita）最畅销的原因是，在它精确掌握的美感之下，隐藏着大多数评论都忽视的性丑恶。现在美国人都应该“随波逐流”，而却没人来定义到底什么是“随波逐流”。“垮掉的一代”和“披头族”随着摇滚和猫王出现了，都混在了电视这个文化的新大熔炉里。50年代头一次发声的电视，将在60年代高调发展，并鸣着喇叭进军崭新的美国政界。

电视机属于可以改变文明的机械设备之一，它对文明的冲击不亚于印刷图书。只要人们学会了如何使用电视机，电视机就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制造商们几乎是一拿到电视显像管就感到了这股潜力。这些新晋大师们就好像第一次学会在战场排兵布阵的拿破仑和他的那些元帅，精确地确定目标，一再分析之后一举歼灭敌人。

接管电视的人们里有各种各样的政治信仰，有非常贪婪的，也有人格高尚的。但是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是他们对目标的共同认识。观众就是目标。电视大师们没有任何什么恶意，只是为了吸引美国人的注意力，他们将偏执狂、基要主义者、过时的政客、最有思想的男男女女和艺术家们置于公众的视野中。电视传递瞬时的激情，电视能从公众事件中挖掘或开发出这种激情。在对观众的争夺中，电视击溃了所有其他媒体。被击溃的媒体中就有大众杂志，而首先被击败的大众杂志中最惨的就是《科利尔》，溃败开始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工作，而对于那里的老同事来说，我来的时候这场溃败已经快结束了。

毫无疑问，我就位于拉开美国历史新篇章序幕的中心地带，而《科利尔》就像是个视野极佳但是正在枯萎的树干，从这里我可以观看所有情节的展开。《科利尔》的历史被编织进了大众杂志的发展历史，60年来这种杂志的历史在美国政治史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因此，《科利尔》杂志的倒闭不仅仅是商业上的倒闭。那是一个政治性和社会性的事件，在导致电视主宰美国政界的一系列事件中，这仅仅是个开始。由于我在历史的交汇点之间穿梭，我喜欢在联结美国政治和美国媒体的历史中徘徊，从而了解50年代美国的脉搏加速跳动的时候，衰退是怎样降临《科利尔》的。

在大众杂志当中，《科利尔》在其鼎盛期可能会被归为最重要的杂志名单之一。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杂志，但也算是最重要之一吧。就像乳齿象在美国气候变化的时候灭绝了，《科利尔》也是这样垮掉的。就和乳齿象一样，《科利尔》知道自己气数将尽，但是不能理解其中的原因。

所有杂志都有从生到死的一个过程，很少有杂志能持续半个世纪，我所知的在美国历史超过100年的杂志只有六家。这个过程通常靠的是关键的一个人或一连串的人，在一段时间里，成功地抓住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注意力和情绪。要理解时代的情绪对杂志的一生有多重要，首先我们必须理解书本和杂志的起源是不一样的，他们唯一的联系只是都被印在了纸上而已。书本的起源要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甚至更早，书的作者把他自己也当成一个读者，观众之一。而杂志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起源——古代和中世纪的市集，罗马的论坛和耶路撒冷庙宇里的庭院。杂志就是一个集会，商人和农民，镇民和卖艺者，猎人和传教士，性传播者和炼药师，他们在这里提供他们的商品和娱乐性活动。在有文字被印刷出来甚至是纸张出现之前，西方世界通常一周都有一两次集会，那里男男女女们交换天气、庄家、国王、王后、暗杀，还有政治、传闻和思想方面的各种新闻。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市集上发布的言论挑起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是由法国市集上彼得隐士的布道引起的，根据传说，恺撒大帝通过论坛发布他的政治动态，宣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新闻机构《每日纪闻》，对议会的秘密进程进行公开。

然而，没有哪里像美国这样，杂志的影响力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还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保持影响力超过50年的时间。特殊的环境给予了杂志特殊的机会。首先，美国很大。没有哪家当地的杂志能从缅因州跑到加州去，纽约或者华盛顿没有哪家报纸可以向巴黎和伦敦的报纸那样有半个国家人口的阅读人群。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起，许多设备的同时产生使大众杂志对美国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照相网线凸版印刷技术能以不高的成本复制出全国人口数量的图片，这些图片即使看着易懂，也多半被完整的页面模板排斥。另一件设备，快速的机器印刷机得到了完善——这是一天可以印出上百万份杂志的机器。还有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80年代巨大的设备——连接东海岸和西海岸、边界和边界的全国铁路网——得到了完善。制造商们可以运送火炉、钢琴、床、家具到全国市场售卖，很快也可以运汽车——这可能是那时接触整个美国市场的唯一方式了。

但是要想在全国市场上打广告，也就意味着要有全国性的受众——出于这种需要，不但出现了全国性杂志，还出现了有“全国编辑”之称的民间人士。出版商知道他可以买下一家报社，买几台印刷机，加速工作到成百万地印刷报纸来满足广告商的需求。但是他知道他更需要的，是一位能吸引读者的编辑，而全国编辑或者在全国性杂志社里工作的全国性记者的影响力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这段政治上具有突破性的历史中，我们要记住的是揭发政治丑闻的人，他们标志着一个时代。但是全国性杂志的到来，意味着的不只是简单地对石油垄断、糖业托拉斯、地方腐败和不卫生的食品加工厂的曝光。它意味着，不管是谁对一家全国性杂志负责，都要有全国性的思维。当地方报社的编辑满怀激情地曝光地方政客被派到华盛顿执行任务的时候，美国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了。新的全国性编辑则不同。像爱德华·伯克（Edward Bok）、弗兰克·芒西（Frank Munsey）、彼得·科利尔、乔治·贺拉斯·洛里默（George Horace Lorimer）和他们的同辈们的职业，是除白宫里的人以外，必须考虑居住在不同州——明尼苏达州、俄勒冈州、佛罗里达州和缅因州——的人们共同关心之问题的唯一职业。女性杂志的编辑当然要将精力放在烹饪、养育孩子、女性的抱怨、丈夫以及女性的其他共同问题上。大众杂志编辑则更加难做，但是如果他们得知每个大城市都有一套机制，而这套机制都有一个掌权人，他们就会派出一个林肯·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这样的记者；只要得知每个人吃的肉都是芝加哥食品加工厂生产的，他们就会派出一个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这样的记者；一旦得知每个小镇，都有生意人、小作坊或者冶炼作坊受到外来经济贪婪的吞噬而岌岌可危，他们就会派出“托拉斯终结者”。全国性编辑可以吸引全国人民的集体关注，而一旦精力充沛的编辑和记者使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得到关注，政界就会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在美国，没有政治力量能抵御对道德的呼唤——全国性大众杂志对道德的呼唤是很大声的。他们用美德的名义要求过一支强大的（第一任罗斯福总统麾下的）海军、反垄断法案、直接选举议员和20世纪20年代的限制移民政策。他们在这个世纪第一个1/4的时间里赞成禁止移民，而后来这个有道德的法案显然有些过分，因此在《科利尔》的领导下反对禁止移民。

这些杂志与它们同时代的报纸是不一样的，而且相比之下杂志更加重要。那时报纸只是简单地告诉大家昨天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杂志的报道必须在出版日期的一周或一个月之后看起来都非常新鲜，因为杂志要送到加州或者西雅图可能就要那么长时间。它们不能纠结于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必须写下周或者下个月会发生什么。因此它们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到现在这种影响力已经维持了半个世纪。如果必须确定一个日期，那就是1940年，杂志成为对于全国来说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工具。我们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岸三大杂志出版商——《生活》和《时代》的出版商、《看客》的出版商和《周六晚间邮报》的出版商——强迫共和党在1940年提名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Willkie）。（第四大的《科利尔》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于他高呼爱国主义和飘忽不定的自由主义的独特性。）

政客们进行说教的平台总是与商人们叫卖商品的地方是一样的。战争快结束时，广播已经开始挑战大众杂志的地位了，但是广播不能传播图像，所以这个挑战并不是致命的。然而到了50年代的初期，电视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杂志社们知道他们遇到了一个强劲的磁场，它引发的变形将改变他们生活的世界。1955年当我加入《科利尔》时，它不仅受到了电视的挑战，还经过了公司内部多年的混战，由遗孀和其他继承人接手，加上储蓄管理资产和华尔街的入侵者，而现在交给了加州来的一组开心的外行人，想扭转历史，让《科利尔》盈利。

这个新组合掌握着三大杂志（《科利尔》《女人的家中伴侣》《美国人》），这三大杂志拥有1000万本的总销量和大概4000万的读者——即使是有电视的那些日子，这个数字还是很大。在我们编辑部里没有人理解公司内部运作不可替代的逻辑和账簿上的死亡判决。我们是一家大公司的一个叫“杂志部”的部门，这样将我们的“利润”与“书籍部”和“录音和广播部”区分开来。但是，我们“杂志部”这个团队是在将整个公司往赤字里拽。公司想要的全部就是杂志部挣钱。我们编辑部没人能向公司解释，杂志的生产过程和厕纸、纸板箱、蜡纸、一次性纸尿布的生产过程有什么区别。对于杂志的生产来说，挣钱需要广告商、读者和作家们拥有一种精神和想象力。而《科利尔》的这种精神和想象力已经衰退了。早期的管理不善已经让职员们昏昏沉沉，而电视的热度则让他们高烧不退。我加入的时候我们的状态极不稳定，一年之后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甚至更加不稳定。

1956年接到电话的时刻，我正在我选择的政治领域中沉醉于我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会议——芝加哥民主党大会——的所见所闻所感中。那时麦卡德尔告诉我，我们的总部显然在风雨飘摇中，《美国人》杂志部已经关门了，其他两个杂志岌岌可危，我们的首领和上司保罗·史密斯必须立即离开芝加哥前往纽约面对财务危机。但是任何人都不必知道我们遇到了困难。史密斯在芝加哥最时髦的餐馆“泵房”预定了会议期间角落的桌子，座位不能空着。为克罗威尔——科利尔公司留在会议的人必须占着桌子，让那里坐满名人来反驳我们财务危机的传闻；让酒流淌在杯中，让服务员端着牛排经过，让派对充满欢乐。我带着喜悦尽力让《科利尔》在“泵房”的桌位看上去众望所归，但是随后我乘飞机回到了纽约，听麦卡德尔向我透露另一件更私密的消息。

这则消息很简单：我必须停止报道选举和美国政治。但我就是奔着这两个目的才来的《科利尔》。由于我为《科利尔》分析了德国、加州、高速路系统的问题，现在我要为《科利尔》分析《科利尔》的问题。我们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有选择。麦卡德尔的坚持虽然温和，但还是很固执。我只能这样。于是，本来我想追踪报道中期选举中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的竞争，在11月份下结论并写出一篇报道，我已经为这篇报道想好了标题“总统的诞生——1956”，我被要求取消计划。我被叫去查看《科利尔》的状况，这些问题虽然很具体，但其实也更加广泛：怎样使美国人感到兴奋？怎么接触到他们？怎样通过娱乐、告知和教育他们使我们获得利润呢？

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我称为“观众游戏”的东西。战争刚结束我在《新共和国》工作时就领略过它，“观众游戏”似乎只是一项曼哈顿专属的运动项目。为了把亨利·华莱士和《新共和国》复制到整个美国，我被“观众”吸引住了：是什么让人们注意倾听？编辑们使用什么创意才能使读者们响应？是什么让他们花钱来阅读？

通过一系列的技巧和谋略，我们让《新共和国》的销量翻了3倍，光1947年一年就达到了10万册的销量。后来出版商不再在销量上给我们压力，这使一年之后《新共和国》回归了自然的读者群，它的读者群与华莱士来之前的几乎一样。在我不久前离开的《记者》杂志社工作时，我了解了纸张的成本、直邮的成本、续订的数据——我开始感到了“观众”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但这只是我的一种模糊的感觉。在《科利尔》编辑部不断增长的见识让我觉得很有趣。比如，为什么狗的照片，就算是最可爱的小狗，放在我们杂志的封面上会让杂志销量下降？而每次《女人的家中伴侣》需要刺激销量的时候，将猫咪的照片放在封面上，销量就会大涨？为什么爱狗的人不买杂志呢？或者：为什么在波士顿或是新英格兰，一个足球或棒球体育明星的照片能大幅提高我们的销量，而在别的地方，体育封面却难以提高读者数量？为什么每年春天都有不可预测的某一周，所有的主流大众杂志都会经历相同的现象——春季流感就像一夜间席卷了全国的传染病，整个国家好像是打了个哈欠，销量会下降10%或20%？而为什么复活节是直邮杂志最不好的时候，而10月份是最好的时候？

从1956年8月起，我身为经理顾问坐在我曼哈顿的办公室里，我受邀代表《科利尔》参加“观众游戏”，我发现，无论是我的见识还是直觉都不够用。这个游戏的目的，不管是商业上的还是政治上的，都是要控制别人的注意力。注意力可以拿来售卖。我在一个充满了专业人士的游戏中，他们比我运用更多的数据和信息——然而在《科利尔》工作并领导着《科利尔》的专业人士们已经输给了竞争对手的专业人士，并把我们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可以从窗户向下低头望见黄色的出租车、黑色的豪华轿车和它们之间蚂蚁一样的人群急匆匆地穿过第五大道。但是我猜不出这些人回家之后想阅读的东西。有时我能从大楼的另一边看见新泽西平缓的灰色山峦。但是怎样才能越过那些山峦，在大山谷中间找到我们需要的“观众”呢？我好几次在夜里拜访了我们的出版商保罗·史密斯的家。从他高层的公寓楼，我能看见金黄色光线组成的车流从纽约东河车道向肯尼迪大桥涌去。驱使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多少车会穿过肯尼迪大桥，多少会留在曼哈顿？又有多少穿过了桥之后会向南去长岛，或者向北去主陆？晚上6点的人会比10点的人多出多少呢？国庆日或者劳动节，出游的人会比一个正常冬天的周末多出多少呢？设计这些桥梁的工程师必须做这些猜想。然后他们用钢筋水泥给出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要做出的猜想甚至更难，还有想把我们搞垮的竞争对手们，他们雇用的那些专业人士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在接到了新的管理层任务几周之后，我才意识到对政治世界如此自信的我，处于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里。这是一个商人也是驯兽师的世界。对于商人来说，美国就是一个充满无数市场的地方，被称作“他们”的动物在市场里小步走着、趴着或者闲逛。游戏就是要去刺激这些动物，对它们发出各种声音，总之就是要逗这些动物来吸引它们的注意力。对于商人来说，所有媒体——排行榜和广播，邮寄宣传品和电视，报纸和杂志——都是吸引、集中“他们”的注意力的工具。《科利尔》是商人们叫作“杂志期刊”的箭袋里唯一一支飞镖，如果他们要在我们的页面上登广告，我们就挣钱。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走向毁灭。

市场的规律背后隐藏着美国历史上的一段往事，就是它制定了“观众游戏”的规则。一些历史学家说，科学的市场学开始于南加州种植橙子的农民，他们在20世纪初建立了他们的新奇士合作社（Sunkist Orange），还针对橙子做了对美国市场的第一个真正的市场调查。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南方的橙子种植者开创了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后来甚至被用在了好莱坞和1972年尼克松的胜利当选中操纵舆论。其他历史学家则认为，市场学开始于20年代中期的广告天才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他想做咖啡的广告，于是与他的妻子海伦，在纽约挨家挨户地进行彻底的调查，想系统地统计人们对咖啡的喜爱。但是不管市场学的发明地是在曼哈顿、南加州还是维也纳，在我紧急担任《科利尔》的职务时，运用大量市场数据的表格进行市场调查和排序的科学已经相当先进了。在我的记忆中很神奇的一点是，我没有学会这个学科中任何有关政治的东西，因为那时政客们才刚刚开始学着操纵舆论。

作为一个经理顾问看，我渐渐明白我们不再能接触到“他们”中的任何人了。为了挣钱，像《科利尔》这样的大众杂志就必须放弃“他们”，把“他们”留给电视。杂志必须缩减胃口，集中精力在被定义为各种“受高等教育阶层”、“受低等教育阶层”、园艺爱好者、美食家、家庭主妇、机械师、色情爱好者，或者族群的、地域的、专业的、“目标”的“观众”身上。除了像《电视指南》（TV Guide）和《读者文摘》这样的巨头，所有其他杂志都要选择他们想从“观众”中挑选出来的特定的一群人，然后将他们的注意力卖给在这群人里寻求市场的广告商。我们聪慧的广告销售员之一曾跟我解释过：“重点就是要告诉你的客户，你能为他做的事情就是他想你为他做的事情。他自己能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将头伸出摩天大楼的窗户对着下面的人大叫，而他的声音能传多远呢？我们告诉他。我们告诉他怎样才能让他想接触的特定一群人听到他的声音。”只不过我们不行。

为了这个目的，我曾将一列列的数据堆在一起。而其他杂志社有竞争力的数字帮我最好地指出了我们的问题。我桌上的一张表单告诉我，1954年上半年，出版杂志中唯一一个有爆炸性增长的是一家叫《电视指南》的新杂志。一年的时间《电视指南》就涵盖了98%的销量——每周从报摊卖出的数量从81.5万份上升到164.7万份，每当成群的“他们”经过报摊，每一个新买了一台电视的人就会买一本这个杂志，好像它是电视的仆人。在那半年的时间里，那个时代毫无争议的大众文化巨头《生活》杂志失去了21%的报摊销量！《生活》那些静止不动的图片不再能与电视机上移动的图像匹敌了。报摊上大众杂志的主导者还是《周六晚间邮报》，还是那熟悉的风格。然而过去的两年中，它的报摊销量渐渐平稳、持续地下滑，就好像一艘有泄漏的航船平静而缓慢地沉入水中。而《科利尔》——在表格和报摊销量上都显示出猛然下滑、突然上升又下降的趋势。

读者必须原谅我在诸如“报摊”销量这种技术的细节上纠结这么久。但是它们比我桌上的其他一切东西都更吸引我的眼球。杂志的订阅销量可以被任何优秀的销量经理管理得很好，而报摊的销量是由冲动型消费决定的，路人对编辑们想用来吸引他们注意的内容产生的即时反应。在战后早期，所有的主流大众杂志每周在报摊的销量都是在150万到200万份之间。在我接下解决问题的新任务之前，那乏味的两年里，我发现《科利尔》只有两次在报摊的销量超过了120万份。一次是杂志封面上的标语是，金赛对美国女人性习惯的报告。另一次封面有点惊悚，有一些穿着白大褂的面露凶光的医生，加上粗体字“为什么一些医生应该进监狱”。从此，我们杂志在报摊的销量就稳步下滑，直到1956年4月底，春季流感席卷全国，预示着休闲的5月。人们停止了阅读，我们在报摊的销量已经下滑到了50万份以下，账簿上最后的记录是49.2万份！

所以最终发生了这次我们向任何人都隐瞒不了的危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的广告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楼上的公司董事会。我们的报摊销量缩水实在来得太快，我们的广告也跟着一并减少，账簿上都是红色的墨迹。我摸索着解决办法，恼怒于我再也不能报道政治了——但是桌上的数据让我亲身体会了政治背后的东西。

让我如此为难的报摊销量的缩水说明了一切。报摊销量下滑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与大多数大众杂志的销量下滑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他们正在离开城市，他们不再在换乘站、地铁里的报摊或者附近的便利店驻足买一份晚报或周刊。越来越多的人开车回家，他们不能一边阅读一边开车。社区也在慢慢发生变化——新郊区没有报童叫唱出晚报的大标题了。在郊区每天晚上的大新闻被电视顺利地播放了出来，而电视正学着将标题用图片的形式放在一起，我们根本无法与这种欣欣向荣的美国艺术形式相匹敌。

《科利尔》不管是文字、商业还是广告上的问题都是怎样接触郊区。就在我吸收市场学的传统智慧时，我刚刚暂停了对美国政治的报道，美国的地平线上就不可思议地出现了划时代性的超市。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为美国的土地添加了全新的加油站和电影院，那么50年代也正为美国添加两样不同的新事物——超市和电视。两者有共生的联系，它们联合起来不断塑造和形成了美国的郊区文化，将近30年的时间，美国的城市不断衰退，而美国的增长就发生在美国郊区。

对于我们《科利尔》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向我们的大广告商表明，我们的杂志能接触到在郊区超市购物的人们。郊区的超市不但是高速路和电视的交汇点，也是无形的电脑的交汇点，电脑开始控制货物清单，它能告诉超市货架上什么商品被卖出了，而什么没被卖出，电脑开始计算用在广告上每一美元的效率——而整个美国都在进行一场购物狂欢节。

如果非要称哪10年是消费者的10年，那一定是50年代：财源滚滚，生活成本低，消费欲膨胀，电视挑起人们的购物欲。在那10年中，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两次修改了反映美国人均消费情况变化的消费价格指数——结果食品消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小比例。衣服也是同样的情况。越来越多的钱被花在了住房、休闲和医药上。发展中的经济轻易地满足了基本需求，而经济学家称为“任意购买力”的奢侈品和放纵消费，也逐渐成为增长中的全国经济和市场中的一大支柱。在《科利尔》的我们想在这个增长的市场中分一杯羹，但是我们正在从水槽中被排挤出去。

有时我在进行了扩展报道之后会想，我正在这个世界上干吗呢，其他时候我会想，我们洞察到的迹象是怎样影响社会政治的。我们的广告推销员解释得最清楚。我从他们那里得知，30年前牙膏广告曾在上流社会的杂志上大量出现，因为穷人、文盲基本上不刷牙；而现在，“每天早晨每个工人和他们的妻子都会刷牙”。所以牙膏生产商现在靠电视和超市来卖牙膏，这是因为现在“医生的妻子和水管工的妻子都在同一个地方买麦片”。因此电视不但播放牙膏广告，还有肉制品、面点和棒棒糖的广告。《女人的家中伴侣》的广告推销员告诉我，13家全国性的大公司控制着美国70%的食品产业。不会再有自产食品的生产商在柜台后面向家庭主妇们推荐面粉或者咖啡，因为电视上就卖这些东西。电视永远改变了商品。巨大的生产链产生了最终在70年代会成为购物中心的超市。他们将超市设计成了仓库，在货架上堆满了商品，将一排排的货架排列整齐，这样羊群可以在精心设计的迷宫中有序前进。如果广告得当，电视就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将瓶瓶罐罐都吹进购物篮里。

由于我突然被从政治报道中调到危机处理的岗位上，我学到的新知识自然而然地加强了我的政治洞察力。接触郊区不但是《科利尔》问题的本质，更是那10年里美国政治的本质。我突然发现，真正代表了超市的候选者，不是别人，正是艾森豪威尔。他是全国知名产品：西点军校出产，无效退款，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的检验，可靠，诚实，安全，让你忍不住对他面带微笑。我带着强烈的兴趣和喜悦报道的1956年的选举，几周前已经全部结束了。我能看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属于什么产品：我们的推销员会将之称为顶级产品。但史蒂文森套装就跟《科利尔》一样，无法在超市和郊区销售。

我们的一个广告推销员在一个小会上为我总结了我们的困境，我们称之为“观众人口统计”。他解释说我们的问题就是，《科利尔》抓住了“最高社会经济阶层的小尾巴”；他继续说，因此，我们就是大杂志中最容易被电视击倒的一个。他没有用鲨鱼做比喻，但是《老人与海》好几年来一直是美国广告业上最受欢迎的读物，电视就是那条鲨鱼。我贪婪地吸收着移动的、闪烁的和吸引眼球的每一样事物。被电视碾碎在大众杂志末尾的我们，是鲨鱼的受害者，我们的受众阶层曾经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中的中产阶级，现在这些人的阶层却越来越高。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社会底层的文盲、只能理解唇语的人和因为眼睛向大脑传递信息速度太慢而无法看书或者读杂志的人，购买了大量的电视机。这些喜欢格斗、棒球、迷尔迪叔叔[12]、竞赛和之前只能从广播剧中想象人物画面的人就是电视最初的观众。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电视在此基础上开始崛起，随着它将镜头转向美国生活中虚实结合的剧情中来，文化人和文盲都能同样观看电视。

毫无疑问，政治扩大了电视的观众群。每次大会和选举年——1948，1952，1956，1960——都是电视机销量的一次飞跃。当议员们发现他们在电视上能比现实生活更好地展现他们执法者的角色时，法治情景剧也大量地出现了。随着1951年基福弗议员展开的对黑手党的一系列审讯，一个固定的模式已经形成了。1954年美军对峙麦卡锡时，电视审讯暂时变成了一种政治剧。到了1973年欧文对水门事件的审讯，电视已经变成了事实真实发生的地方。当“电视黄金时代”的富有创造力的情景剧有了这样一种激情时，电视就开始从美国社会的底层走向顶端，从贫民窟走向黄金海岸，从陋巷走向郊区。在此之前，只有全国性大众杂志才声称有这样广泛的观众群，如今电视将杂志社们的自吹自擂变成了事实。

这是一场无望的竞争。没有任何主流杂志能接触文化底层的群众，而电视媒体能在夜晚毫不费力地接触他们。没有哪家报纸能比电视新闻系统更快、像电视一样昼夜不分地报道新闻。没有什么警报能比电视在同一时空中更高效地、更快地集中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经过15年的时间，所有这些主流大众杂志才会被取缔——《科利尔》《看客》《生活》《周六晚间邮报》——但是他们在他们安营扎寨的地盘已经没有优势了，《科利尔》是第一个倒闭的，不可避免的事情终究是不可避免的。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他的《教育》（Education）中，将19世纪伟大期刊的死亡视为国家文化和政治生活的转折点——社会舆论不再由受过教育的精英们清醒的思考和冷静的分析主导，而开始了公共事件加速发酵的一个时代。电视的到来，几乎是无法遏制地去除了阻碍人们吸收新闻事件的隔层。这个国家与它所有最着急的驱动力都匆匆忙忙，电视可以比为《科利尔》写作的任何一个人都更好地让人们听见、看见和感受到“自由，就是现在”的圣歌。

我们尽力了。我们再次强调了文字超越电视的一个优势：回顾过去、描述一件事、讲一个故事而且能对其刨根问底的能力。我们开始将读者们吸引回来。秋天的时候《科利尔》已经很好地回到了它消失很久的、直接叙事的卓越报道风格——从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报道日俄战争就开始的传统，并由海明威对“二战”的报道传承下来。这种基于事实将片段衔接起来、形成一段劲爆情节的叙事报道是美国独有的文学形式，《科利尔》是该领域的先锋。科尼利厄斯的一篇关于多利亚航班沉没的卓越报道，在1956年9月使报摊销量超过了《看客》取得了领先地位。从4月份低于50万份的报摊销量，到9月份超过90万份的销量，编辑部洋溢着幸福。

随着我们报摊销量的剧增，我们在《科利尔》的最后几周，是在带有迷惑性的自我庆祝、带有孩子气的沾沾自喜和兴高采烈中度过的，随着我们不断接近灾难的边缘，这种气氛越来越不真实，最后我们越过了那个边缘走向了毁灭。

在《科利尔》的最后几个月教会了我两条道理。

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很简单，对政治和宣传都适用：在美国要想得到公众的关注只有两种方法。寻求关注的人要么用钱买关注，要么用明了的信息吸引关注。在电视的时代，前一种更简单——得到关注的最确定方式，就是买在电视上播放的时间，用足够的钱就可以买到任何规模人群的关注。另一种方法就是提供独特的观点或信息——这一种比较难。只有提供了独特观点的杂志才能振兴。只有一个尖锐的观点才能将随意的“人群”聚集起来，让他们对杂志编辑们看到的东西感兴趣。不管是关于木工、培养孩子、灭火、性格、外交还是健康食物，在“他们”中总是有一拨人或一类人等待着一个声音将他们聚在一起。在《科利尔》的我们没有尖锐的观点，没有独特的视角，还害怕去开创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向我们的广告商提供数字，向读者们提供文字信息。电视能在两方面比我们做得好。在我们接近悬崖边缘时，我们也提供了我认为是大众杂志里最好的故事、秘闻、提高自身修养的文章和叙述报道的文集——但是我们没有独特的世界观。所以我们注定要走向毁灭。

第二条是我一生中学到的有关钱的最难忘的道理之一。一开始，我只是将“金钱”视为最终会以通货膨胀的悲剧结束的铜铁和纸张，对于中国的更大报道来说至关重要。我将钱视为马歇尔计划背后的一切，将国会拨出的成亿美元形容为派去复兴欧洲的黎明之军。那时让我写关于10亿美元的政治报道，比试着拯救《科利尔》时让我理解100万美元要容易。在《科利尔》，100万美元是实实在在的100万——不是政府眼中的“100万”，政府眼中的“100万”只是一个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的符号。100万美元在《科利尔》的意义，就与100万美元对于一个想发财的穷男孩或者害怕变穷的富人的意义是一样的。

抛开更广的层面不说，公司的钱教给我的道理，可以被简单说成是：钱，不是目的，是衡量公司新陈代谢的方式。当钱花完，公司不能还债的时候，它的债权人会接手，投资人会撤退，所有幸存者都会被吓坏，但是没人会在乎它的职员身上发生了什么。《科利尔》就是一个负债的公司。它希望它的两家杂志《科利尔》和《女人的家中伴侣》能赢回读者来吸引广告商用每页广告22000美元的价格滋润它的账簿。编辑部的我们被要求赢回失去的读者，我们做到了。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赢回的每一份订阅和每个在报摊购买《科利尔》或者《女人的家中伴侣》的新消费者，都意味着公司的成本要增加一点。

有关钱的话题，我最后要讲的是，怎样用美分赚美元的大道理：印出每一份《科利尔》需要20—25美分的纸张、墨水和生产时间成本。要将光滑、彩色凸起、10—12盎司重、可能腐坏的实物杂志运送到目的地，从我们在俄亥俄州的印刷厂到我们最远的售卖点西雅图，每本杂志要多花20美分。每一个在西雅图的报摊购买了我们杂志的人，都买到了一份价值15美分的东西，可它却要花掉公司40—45美分。只可惜公司并没能赚回每本杂志15美分的成本。除去了批发商和报摊主拿走的利润，公司只赚了9美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编辑部用付出的努力吸引来的每一笔交易，都多产生了20—30美分的亏损——积少成多以后，50万的销量带来的是10万美元的亏损，一年的亏损是250万美元。

所有这一切都是预料之中且不可避免的，除非——那些想在超市里占领消费市场的大公司选择在杂志上打广告。然而它们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整个编辑部不断上升的销量，都建立在广告商会重新在杂志上打广告来增加公司收入的基础上。整整五年，《科利尔》不断地在失去广告商，给了电视——从1951年的1718页广告下降到1955年的1008页广告。1956年虽然销量上升了，但是利润下降的趋势更加的严重。除非广告能与我们增长的销量相配，否则我们编辑部的人干得越好公司就亏损得越多。11月中旬的时候，我们编辑部的人都自信满满。我为我在这次危机中的出力感到自豪。而对于楼上的董事会来说，我们的成功书写了我们的噩运。

在我自己成为董事会成员之后，我才了解到财年有一种规律性波动。晚秋是一个财年的波峰，这时要审核账簿，并预测第二年的财政状况。大多数出版社每年都在有计划的预算中运营着，所以感恩节前后，董事会就要决定从明年1月开始的预算。因此，在这个节日周的开始，作家、农民和编辑们都在囤货准备感恩节的时候，董事会要决定下一年的计划。在杂志濒临死亡的情况下，董事会几乎毫无选择，只能制订出圣诞节广告丰收的计划，这会带来一定的利润——如果没有了圣诞节广告，杂志在距离圣诞节一周或十天前就会倒闭。这就是大杂志社和出版社倒闭让人多愁善感的原因：它们通常刚好在大家举杯欢庆的圣诞节不久之前倒闭。濒临倒闭的杂志社，它的员工会艰难地走回家告诉他的妻儿最近日子要过得省吃俭用，而幸存下来的杂志社，它的员工会告诉他的妻儿他得到了多少圣诞节奖金。

那么在《科利尔》，11月份董事会在会议中意识到他们对编辑部更好“产品”的投资并没有让广告商回心转意；我们的编辑部和记者们干得越好，读者越多，公司亏损就越大。

杂志只有倒闭了。

我收到杂志社濒临倒闭的消息才两周，消息就公开了。我曾经期待，只要我帮助恢复了杂志的销量，我就可以继续做我想做的事了——写政治报道。所以，当我穿越曼哈顿被麦卡德尔叫回去被告知，杂志社可能要倒闭了的时候，我正在联合国开始着手报道1956年的阿以战争。我们亏损了太多的钱。

我在《科利尔》和《女人的家中伴侣》最后两周的记忆很模糊。我还记得我试图拼凑出一个能让上百万人买杂志的团队，我们简直是自作自受。我还记得我在纽约富人中来回地周旋，现在看来我是如此的可笑，那些富人将为艺术文学事业敛财的人视为室内演艺人员，我越来越讨厌那些喜欢在文艺事业上投机的富二代和击垮杂志的新晋富人。最后，在这股令人颤抖的愤怒中，我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我从我自认为的买下了杂志社的企业家身份，变成了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想象过的自己会成为的角色——工人领袖！我们几个人一伙组织了员工，抗议不公平的离职工资待遇。有一些要在圣诞季被身无分文地解雇的员工，已经为这个我18个月之前才来的机构工作了30年。这看起来很不公平，而我刚刚组织起来的职员委员会让董事会认识到，他们的冷酷不但不公平而且十分危险。记者和作家职员委员会有不少政治关系，而且他们懂得如何高明地进行勒索。我们所有人都赢得了公平的工资，只不过那是在杂志社倒闭之后。

我最持久的回忆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人们与同事之间的感情。大部分人都让人觉得他们不喜欢自己的职业、老板、公司的目标和每天他们遇见的人。只有日本的职员们才公开表达对公司的感情。我们在《科利尔》最后几天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是多么真诚地喜欢彼此。怀着第二天不会走进办公室、不会与朋友在过道里打招呼、不会将头探进设计室、不会等着开报道大会、不会在饮水机边上与女人调情的预期是令人崩溃的。在《时代》和《生活》杂志社的时候，我将这种同事之情视为理所当然，之后在《新共和国》、海外新闻局和《记者》也都享受到了这种情谊。但是我离开那些大家庭都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或是我自己主动提出的。也许我对《科利尔》的感情是最持久的，因为我自己不想走。我想留下。只有在《科利尔》真正在我脚底下垮掉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多么有集体观念的人——或者因为我毫无根据的天性，或者因为我对同伴之情的珍视。接下来整整20年，很多新闻人都不得不做选择：是以付出任何代价依附组织，还是冒大风险自己单干。那20年里越来越少的人选择单干。

我不知道当时我就要面临这样的选择。本来参加公司最高层会议的清算组是很简单的，可以从杂志社的倒闭中清算出上百万的资金。但是我觉得成为员工的领袖才是令人兴奋、愉快得多的事情。

从我简单记下的笔记看，迷雾中重新浮现出了这些情景：

·1956年12月14日周五傍晚，这些不能再在一起工作的成年男女们哭哭啼啼，第一次意识到他们是多么欣赏彼此。

·告示牌上写着：“我们遗憾地通知你，没有圣诞老人。”

·我恨那些摧毁了我们杂志社的摄像机和电视节目制作人。他们上了我们的楼，想对涕泪横流的人们拍照。

·我们所有人越喝越醉，设计部出现了死人头的卡通设计。

最后，一切都结束了。我作为被解雇的员工发言人，在办公大楼的走廊上面对电视的镜头，之后就走进了黑夜里。那个周五的晚上下着毛毛雨，《科利尔》的办公室位于萨克斯第五大道商场的对角，圣诞节饰物就被挂在那里。商店的广播里大声对着街道放着音乐，歌颂着“地球和平，祝福人类”。我从雨里打了一辆计程车，穿过街道去上车。我上了车，回了家，然后编了一个安慰性的小故事给南希，她像往常一样无忧无虑，她就像看待所有的危机那样乐观地看待这件事情。

但是我不会再受雇于任何人了。我不会再有集体的庇护——没有秘书也没有办公室，没有医疗保险和让我通过警察检查、战地区域、进出白宫或者五角大楼的关键通行证，也没有可以预订的高效的出差办公室。那时的我，41岁。这个年纪的美国人应该慎重地选择离开集体的庇佑。仔细计算的话，一个被雇用的人要承担的风险很低。然而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我会比我自己预想中的更加独立，也会得到更多的回报。

外界人士

命运的过山车让他几乎20年的人生都起伏不定。到现在，他应该已经适应了这种大起又大落的循环。但他要花好几个月时间，才能意识到新的一次人生低潮有多么剧烈，这次低潮会耗掉他多少的积蓄，三年后他最终回到政治报道的领域之前，低潮又会把他带到离公共事件发生的世界多远的地方呢？

首先，要了结《科利尔》的事。告别非常不痛快，在最后的日子里友谊与绝望互相交融着，他被解雇之后还在自己的老办公室里逗留了好几周。作为职员委员会联合主席之一，他觉得处理管理方面的事务，是留在空荡荡的楼层里办公桌前的一个好借口。周五杂志倒闭之后的那个周三，他要与杂志社那些获胜的资产清算人们见面，为所有人要求公平的离职工资——通过机智地使用宣传、政治手段和谨慎的勒索，他的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将从老的克罗威尔—科利尔公司损失中挤出将近100万美元，后来新的克罗威尔—科利尔公司又得到了蓬勃发展。头一个月他十分享受这种战斗，他的注意力被这件事分散了，所以没有处理自己的问题，之后有一个人以英雄的身份登场了：保罗·史密斯。一直以来白修德都只是将史密斯看成一个投机者。结果，败下阵来的史密斯，比掌握权势时做夸夸其谈的编辑和出版人的他，要好很多。史密斯做了一个私下的交易：如果职员委员会没有引发债权人们对公司的立即倒闭施加压力，那么他，史密斯，不管董事会同不同意，都会作为首席执行官为了所有员工签署一份离职工资协议。史密斯带着完美的荣光履行了诺言，所以董事会将史密斯开除了。最后，他试着在纽约找过其他工作，他的精神被击垮，也失去了所有储蓄，于是史密斯回到了旧金山。在那里，生活将他卷入了一个不停走下坡路的旋涡，一直向下，向下，向下，直到几年之后他被送进了老兵医院。老朋友们记得他，其中有一个朋友留了一笔遗产给他，那笔钱让他能在一个还不错的康复中心养老。

像史密斯那样精神垮掉、失去动力的人并不多。大多数30—40岁的年轻人都飞黄腾达了，好像从《科利尔》离开让他们茂密的根基茁壮成长了。那些40岁以上的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要急忙在其他机构找到栖身之所，还要接受一切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意外和社会关系。有一个趾高气扬的执行官不能忍受这种强行的降级，于是他自己创业开展打字业务，按小时收费，向那些与他做过百万美元生意的广告代理们出租打字员。还有一个在芝加哥自杀了，他自己幻想认为，他没能销售足够的广告是导致《科利尔》破产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上了50岁的人，就这样销声匿迹了。之后有人遇见了他们，回忆起往事来都很尴尬。

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开始感觉到从《科利尔》离开的痛，就像被刀砍过之后过了好几分钟，伤口才会开始痛。当《科利尔》员工的离职工资问题原则上被解决了之后，律师们开始在文字细节上面小题大做时，一天早晨白修德才意识到，他没有能去的办公室，没有会议要参加，也没有安排采访。他41岁，没有工作，除了做记者他什么技能都没有。整整一个2月他都没有任何事情做，还有下一天、下一天的下一天他都没事可做，除非他自己要做什么事，或者发现有一个机构想要他。

在《科利尔》倒闭的那个周末之后，他几乎是每天都在期待着有工作主动找上门来。毕竟，那时他已经是很多奖项的获得者和两本最畅销书的作者了，还是东岸特派记者，他过于自我欣赏，十分确信纽约上上下下的编辑和出版社都抢着需要他的才华。

但是只有两个人打过电话，而他都回绝了，因为《科利尔》倒闭不久他们就打来了电话，他根本想不到总共只有两个电话会打过来。

其中一个电话不出意料地来自爱德华·默罗，那时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身居高位。默罗给他提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办事处记者之一的职位。但是华盛顿的电视台记者在那时还不是很重要，而且广播或者电视中的90秒新闻对于白修德这样的人来说似乎并不简洁，他将自己归为绝不啰唆的人。电视新闻报道的都是一些风干了的新闻，而白修德更喜欢新鲜货。

另外一个电话是亨利·鲁斯打来的，这是出乎意料的。这个《时代》《生活》《财富》杂志的主管10年前对白修德做了任何人都会做的事。如今，电话里传来了粗哑的、犹豫的熟悉嗓音，结结巴巴地邀请他去大学俱乐部吃晚饭。鲁斯的任何邀请都像是一个命令，但是白修德已经是孤身一人了。所以，他接受了邀请。晚餐时光过得很愉快，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俩在除了艾森豪威尔和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看法一致——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争论得尤其激烈、歇斯底里并乐在其中。然后他们去了白修德的家里，当白修德想继续争论时，鲁斯立即打断了他。鲁斯说，白修德是时候回家了——回到他最开始工作的杂志社里，不管是《时代》《生活》还是《财富》都行。这是个大方、和解之举，这个举动是直到鲁斯1967年去世时他们新友谊的基础。但是白修德自己也不能向鲁斯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暖暖地坐在一起，孩子们在楼上睡觉，他知道自己要养活一个家——他还是不能接受鲁斯一份稳定工作的邀请。他对鲁斯说，他再也不想体验在圣诞节失业的感觉了，他不想在一个组织里工作了。鲁斯摇了摇头说，白修德可以随时回到他的杂志社。但是白修德想要的是鲁斯没法给的东西。他既想要安稳，也想要自由。他想随时去他想去的地方，他可以自己选择何时在哪里歇息——虽然他也想得到组织的保障和支持。白修德之后也记不得，那到底是不是鲁斯第一次将他形容为天生的集体性和反抗性的结合体。反正他确实就是这么一个人。

如果是三个月之后，不管是默罗还是鲁斯对白修德提供那份工作，白修德都很有可能为了组织中的安稳而接受邀请。春天之前他已经对他曾经在《记者》和《科利尔》喜欢写的公共事件或现代历史这方面的自由职业者报道的市场做了调查。但是这样的报道都被戒备的出版社和广播室的内部人士特权占有着，外部人士是不受欢迎的。在春天之前他也已经调查过了他曾经贡献过才能的那种出版机构。而他发现，就算是他曾经最好的朋友现在也对他保持着警惕。但他向他们解释他想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和他都意识到了，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他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还有一个方案——他似乎最想要的就是这个方案——成为一名专栏作家。他觉得写一个好的专栏就是报道的最高形式。那是记者这门艺术的珠宝展柜，美国最好的专栏记者可以与欧洲的专栏作家相媲美，甚至超过他们。在欧洲一个世纪里，专栏不仅被视为一种艺术，还散发着历史的光芒。

提醒他慎重的，除了美国的专栏大师级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没有别人了。李普曼在公众场合是一个高尚、高端、威严的人，私底下的谈话听起来也与他出版的文字看起来那样尖锐、冷静和敏感。李普曼对白修德说的话就像大年纪的朋友对年轻人说的话，那是李普曼最实际的时候。他说，想成为一个全国性专栏的大作家是没用的，除非你在纽约或华盛顿找到销路。除非你的作品在那两个城市里中的一个，最好是两个得到了出版，否则权力中心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那么你报道的来源就会被切断，因为你既不能帮助也不能伤害你在华盛顿权力圈子里遇见的那些人。李普曼说，还有就是，没有人通过写专栏致富过。在大城市之外，一个专栏平均每周每页纸只能挣到三四美元，对于一个专栏新手作家来说，除非他在某家大型报社名下写专栏，不然赚不了多少钱，就像他李普曼是在给《先驱论坛》（Herald Tribute）写作，报社将他签下并提供给了他大部分的花销。李普曼接着用同样冷酷的逻辑分析了做一个专栏作家的经济学，之后他公开地在国际财政预算当中运用这种逻辑。但是他还说了一点：除非白修德有什么本领，否则做不成一个专栏作家。李普曼已经看过了白修德的书和文章，白修德确定他自己可以做专栏吗？

李普曼说得对。自从《科利尔》倒闭之后，白修德已经将写专栏的练习作为一种活动手指关节的运动好几周了。他觉得写作和其他技能一样——如果不用就会退步。他就像一个没有任务的演员或者歌手，把家当成办公室进行练习。练习着手指活动的白修德发现，一个好的专栏在800—1200字之间——而他很少能够将字幅控制在800—1200之间。白修德已经成年并且一直属于其他文学流派。他可以写书，他可以写文章，他也可以写新闻报道。他就像是一个从1000—10000米中的任何距离都能跑，但是不能百米冲刺的田径选手。

他坐在楼上，希望他的妻子能听见他打字机的声音，并慰藉地相信他正在开始写专栏，这时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追随着这个想法，于是他跌跌撞撞、意外地进入了小说的世界。

当一个新想法诞生的时候，很难说它是否能成功。失业的白修德整理着他的文件——将以前的笔记、报道和剪报放到合适的位置。它们之中有一沓是他用铅笔记的关于中国的笔记，不只是笔记，还有私底下写的文字，以及重拾和拼凑能从记下的只言片语中回忆出的东西。他当下的恐惧，和被战争时期的笔记重新唤起的记忆，下意识地聚到了一起，让他思绪万千。他现在是孤独的，并且在业界之外，除了自己他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妻子和身为男人的责任。他在整理文件的时候产生这个想法的原因，是他完全被1944年中国东部的大撤退打动了——一开始是大规模破坏性的科技应用，后来是穿过了上百英里的白雪和荒山的难民队伍。这些都是被遗弃的不受保护的人。一个难民该如何下定决心何时抛弃妻儿呢？如果他只能留下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他要留下哪一个呢？

他一边忙着告诉朋友们他要开始写专栏，一边漫无目的地自顾自地琢磨故事情节，他觉得，一定有什么故事埋藏在他的笔记和让他从夜里惊醒的噩梦中。

如今文学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艰苦的产业，专业人士和经销商都紧盯着随时准备发表的言论，白修德的原创文学必须具有新意才好。对于白修德来说，文学可以分成两部分：学习型的书和故事型的书，讲课的书和娱乐的书。他从没想过去做除了记者以外的工作，写小说离他的个人追求太遥远了，他想都没想过。但是他一直被大多数记者都有的苦恼折磨着——受制于事实的苦恼，特别是当事实不能反映现实的时候。很少有记者不是一次次回到家里，写完了每日的报道，然后希望他能将事实重新编排一遍，来讲述真实的故事。然后他把笔记塞进了抽屉、垃圾篓或者希望之匣，然后继续写第二天的报道。只可惜，有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战争、战役、会议、犯罪、采访事故——是难以忘怀的。再次看着他的笔记，白修德记者发现，他的想象和记忆一次次地回到了做记者的那段经历，他想重新编排那些本应呈现却没能呈现真相的事实。由这种重新编排产生的是一种还算不错的艺术形式——美国记者小说。

白修德写了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因为他觉得枯燥，他失了业，他讨厌找工作，他被恐惧缠绕着，还有他的噩梦困扰着他。在战争期间，他学会不管什么时候他觉得特别害怕，去除不适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早上把它写下来。然后，恐惧就会像一只蝴蝶被钉在了标本纸板上一样，再也无法展开双翅了。在很久以前，他就是这样写出了中国东部大撤退的报道。但是现在，他整理出了旧的笔记，那些记忆又开始张开翅膀，他想再次将它们钉在纸上。这次他已经41岁了，他想重新回忆起那些困扰20岁时的他的事，在爆炸、火炮、爆破、枪火中，他的美国同胞们，在中国留下了一道从广西的稻田和橘园到白雪皑皑的云贵高原的荒芜地带。就这样，带着练习手指的心态，想将中国大撤退的笔记拼凑成一个有连贯性的事件，他发现他通过打字机走入了那个故事。他永远不会放弃报道，而成为一个小说家，每个记者藏在背包里的小说家梦，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浪漫的幻想。但是，每天早晨，他要花时间从笔记里打出的东西与之前记录下的事实则完全不一样。他不出去吃午餐，不出去参加认真找工作的人或者自由职业者应该参加的面试，而是一直在写作。

一开始他告诉自己，这是一种放纵。但是他坚持将回忆的重新编排进行到底。还有他的妻子催促着他继续，她之前见过几次他将黄色的纸张放进打字机，一年之后，他就成了最畅销书作者。她相信他能写出一本小说，他的所有朋友也相信。他发现他们只能再维持一年的开支了。他们在东区的房子简直贵得有些荒谬，孩子们上的是私立学校，还有一个按周付工资的保姆。为了撑过这一年，他必须将所有的保险都兑现。这实在风险太大了。可是故事越写越长，南希也让他赌一把。

3月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在曼哈顿上完了这学年，他自己孤身一人，寒风刺骨，坐在火岛（Fire Island）上一间小屋的壁炉前写着小说，那绝对是一本小说。

在寒冷、下着雨的晚春，除了关于红色中国的笔记和日记，没有任何读物，像一个大西洋小沙洲上的单身汉驻扎在那里，看上去确实很奇怪。除了一个实地爆破的说明书，他什么文档和文件都没带，他要从碎片中重写历史，现在他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拼凑历史了。他要写的故事的开头非常简单：1944年中国东部前线已经溃败，日本发动一号作战。白修德曾经追踪过这场前线溃败而向高地撤离，其中科技的应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支美国爆破后卫部队用技术完全摧毁了高速路、桥梁、设施装置和军火库。现在从笔记的碎片里再次回忆起这次行动，他看得更清楚。终于，小说迎来了高潮部分——摧毁涂山（Tushan）的高速路和军火库——里面的人物好像自己在动。他想象中的美国人在做的事，是他在现实中从来没见过他们做的。不知怎的，他们在小说中做的事要比那些年他们切实做过的事更为真实——让他目瞪口呆的是，多年之后在越南，美国在亚洲的历险真的会误入歧途。在他的故事中，他想象中的美国人为了从日本人手里保护中国，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好心摧毁了中国数百英里的土地。而中国难民成团，像逃避日本人一样逃避美国人。

他将故事命名为“山路”，就在故事写作进入冲刺阶段的时候，作者觉得他的打字机坏了。他已经写到了这本书的高潮部分，快要完成了，只有一章要写了，打字机这时停止了工作。小说的高潮是想象出来的，那是美国人在怒火的强烈刺激下的一次行动——如果美国人知道未来他们会进行美莱村大屠杀，这可能就是一次预示着美莱村大屠杀[13]的屠杀行动。除了最后一章，写完其他所有内容只花了三个月，又花了三个月时间才写出了一个他自己也不满意的结局，因为白修德没法将小说要求的真相与他认为的事实连接起来。

白修德多年来都坚持认为，这部小说要除去最后一章，才能算是一部好小说。直到几年以后，大概是他第十次溜进电影院观看由他的小说改写的电影，他才理解为什么这部小说找不到一个令他心满意足的结尾。这一次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在纽约42街街角的一家影院，他后面坐了一排年轻人。屏幕上的爆破越来越生动，每次渐渐加强的爆炸声达到一个高潮时，他们都会欢呼。白修德将科技写进小说的高潮——炸毁涂山军火库，还有美国疯了似的对下一个村镇进行爆炸行动。屏幕上传来的爆炸声十分剧烈。紧接着白修德想传递给观众的“消息”就出现了，他经过了仔细雕琢的结尾被搬上了荧幕。屏幕发出的最后一声爆炸还回荡着，那一群年轻人的领头者，显然看过这部电影，站起来对他的伙伴们说：“行了，这就是这部片子最好看的部分，后面的部分太烂了。”他们起身离开了，就在他看完结局的时候，他必须承认那个年轻人的判断是正确的。白修德如果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写的结尾，他是拒绝承认对亚洲犯下的罪过的。然而，小说需要另一种结尾——这种艺术形式需要有道德的行为或言论，对愧疚的承认。美国在亚洲长达25年的活动，是出于真诚的善意，但是却是以大规模杀害的方式进行实践的，白修德无论在电影或书中都无法表达出这一严重的讽刺性。亚洲是一个血淋淋的地方，我们不应该掺和进去，小说和电影都应该不顾任何风险地将这话说出来。

白修德最后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1960年，那时他已经回到了公共事件领域。他后悔他没能带着该有的苦痛和讽刺重写最后一章，重新出版小说。但是在他所有的书里，他还是最喜欢《山路》。他作为一个外界人士，这本书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给他带来了成功。这本书被一家图书俱乐部选中的同时也被出售给了好莱坞。这两方面的收入让他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让他得以支付孩子们上学的学费，而不是乞求奖学金。它让他用更广的视角来思考个人的规划，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暂时或者一年12个月的生计。

在记者行业外混了一年了，糊口的钱至少还够两年的支出，白修德决定要以商人的身份重返美国公共事件报道领域——出版商。除了富农，没有人能比一个富裕的出版商更独立。

白修德紧锣密鼓地开始酝酿这个想法和计划。

•他曾经有过一个建立一家叫作现代图书的出版社的方案。出版社专门出版新书。其中一个提议是这个出版社每4年时间就会第一个出版他写的“总统的诞生系列”。他发现东区有好几个感兴趣的投资者。但是建立这么一个出版社要长期卑躬屈膝地向投机的富人们收钱，这让他不寒而栗，所以他放弃了这个方案。

•他决定他要建立一家苏—美出版社。那时索尔仁尼琴[14]还未出现，苏联唯一有价值的文学就是科幻小说，质量极高。白修德想在纽约建立一家出版社翻译苏联科幻小说。但是要跟苏联政府打交道，远比跟纽约的夫人们打交道糟糕。

•结果最后唯一有利润的是白修德最平凡的一个主意。他是这样想的：每个人每年都要买的唯一一本书是什么？答案是：新日历。因此他很快创建了一家每年出版一本新日历的小出版社，将一整周铺在两张纸上，现在成了比较常见的日历种类，被称为“日历管理本”。这个主意得到了落实，公司到现在还存在着。但是让白修德害怕的是，一个商人要为哪怕是最简单的想法付出努力和实践，就像出版日历。他必须要找到符合要求并且价格合理的纸张；纸张还必须可以修改字迹，因为人们总是修改日程笔记。最后纸张还要被放进印刷机，从印刷机运到装订厂，从装订厂送到库房，从库房送到经销商。

白修德为了出版社忙活了一年，他越来越尊敬那些创办新业务的小型企业家。是商人把不同的事物连在一起：把钢铁送到建筑工地，把煤炭送到矿山，把石油送到港口，把书籍送到书店。如果他们做得好的话，商人能使二加二变成五、六，甚至更多，而不仅仅是四。他觉得商业的这个奇怪的逻辑，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不能理解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二加二总是等于四，而四加四总是等于八，如果结果不是这样的，那么一定有人玩弄了欺诈的手段。

•如果说白修德最简单、唯一有利润的生意就是出版日历，那么相差甚远的最有意义、挣不到钱的就是广播生意——他最熟悉的新闻推送业务。

他已经兜售新闻很多年了，从波士顿的大街就开始了。人们需要新闻，他们对新闻的饥渴就好像口渴需要喝水一样。1958年那个时候，广播站的业主们和全国广播网的管理者们开始意识到，将广播站与全国广播网连在一起的是新闻，是即时性的新闻推送。任何人都可以生产、从财团手上买来娱乐、喜剧和戏剧等赚钱的项目，但是一家广播站，要从全球和各国首都得到新鲜的即时性新闻，就要翻新推送网络。广播站的业主们不可避免地要开始鬼鬼祟祟地尝试摆脱对广播网的依赖，开创新的新闻网络。他们希望从广播新闻的推送开始尝试这种可能性，因为那比电视要便宜。1958年春天白修德受邀成为一个发起人媒介小组的顾问，与全国最重要的14家广播站打交道，他们想趁着还有时间的时候解除全国新闻推送网络。

将秘密挑战新闻推送网络的任务交给白修德的，是一个叫阿尔弗雷德·斯坦福的聪明商人，他在康涅狄格州经营一家划船杂志。斯坦福就是“送信者”。白修德可以拒绝他，但是斯坦福从当事人那里带给白修德的想法是，只要他们——斯坦福和白修德——能够设计一个新闻推送体系，就算与现有的网络效率一样，广播站的业主们就能摆脱对三大全国新闻推送网络的依赖——一开始是广播新闻，然后是电视新闻。

白修德得到了一个巴黎的老朋友布莱尔·克拉克的帮助。克拉克是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想象力的人，之后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副主席，也是该公司无数创意新闻的作者和1968年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的竞选经理。白修德和克拉克就像玩耍一样，拼凑出了一个广播新闻推送体系的预算、计划和框架，这个体系将每天播放整整两小时的世界各地新闻，每年只用花150万美元。如果这14个不休息的广播站找到其他愿意一起反抗推送体系的广播站，每15家广播站每年只用花3万美元。对实际编排、工资和线路成本的计算得出的这个数字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

白修德在纽约的快艇俱乐部秘密会议上给广播站的经理们介绍新的网络。他第一次走进那些装有椽子的大厅里，墙上挂着每年美洲杯[15]赢家的模型。他从未在这么持怀疑态度的听众面前做过演讲。他被聚在这里的重量级人物吓得不知所措了——WGY（Schenectady，斯克内克塔迪）代表通用电气公司；WTIC（哈佛）代表旅行保险公司；WJR（底特律）、KFI（洛杉矶）、WHAS（路易斯维尔）和其他等等相当的势力。这些控制了各自地区的广播站，需要他们自己的新闻推送体系来赚钱。他们对交通网络的依靠是因为，只有钱是产生不了新闻的。怀特向他们解释新闻——人造卫星从太空传来声音，司法部是一座那时还没被发掘的信息金矿，从巴黎发出所有的欧洲新闻要比从伦敦发出便宜多少，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让优秀记者提供的不管有没有多余东西的简单报道，要花多少钱。然后他抛出了他和克拉克想出的主意，将提供园艺新闻、桥梁新闻、商业新闻、电影新闻、书籍新闻和法律新闻以及医药和税务新闻的商业潜力，都讲给了他们。

他为自己演讲的成功彻底地吃了一惊。这些听众里没有人懂得任何关于新闻的事情。这个成功只是因为有钱可赚，而且广播网络推送新闻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白修德等待着答复，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最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分站发生了骚乱，公司倒闭了。它倒闭的时候，全时无休息的广播站们决定一定要建立起新的新闻网络——假如斯坦福、白修德和克拉克可以在两周之内给他们一个可靠的预算，那么几个月就可以产生一个可靠的新闻推送体系。

接着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克拉克和白修德当作玩耍的一个主意使清醒的商人们主动献上了上百万美元。有一个问题等待解决：这些密谋人士要与谁打交道呢？克拉克还是白修德？白修德觉得如果这个主意被接受了，克拉克会是执行者，白修德会成为待遇优渥的哲学指导者。克拉克的想法也差不多，但是恰恰相反：白修德会成为执行者，克拉克会告诉白修德怎么做。他们好像在一个房间里将球扔来扔去，互相推诿。开始被看得很轻的一件事现在被这样严肃对待。他们当中哪一个想要挑战现有的网络呢？他们两个都不想要这个负担和责任。他们不好意思地打电话给斯坦福说，他们中没有人想成为主管。他们要将他们的工作、计划和编排好的主意扔给斯坦福这个倡议者，让他想怎样就怎样。斯坦福很生气，他确实应该生气，他可以倡议但是他不会实施。也许这是白修德做过的财政上最愚蠢的决定了，新闻大网络那时仍很脆弱。组织一个新的推送体系可能能挣很多钱。

那也许也是白修德最接近富裕的时候了。新闻是商业的组成部分，他既了解原材料，也了解它是怎么被卖出去的。他知道怎么从新闻中挣钱，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创作新闻。实际上，他正在写关于这方面的书，那是他的第二本小说。

他通常做生意回家以后就会练练手，以防写作技能退化。就像之前在创作《山路》的时候那样，他的打字机再次出现问题。这次他的故事是关于他学到的出版知识，改编自他在《科利尔》的经历，叫作《第四十层楼的视野》。在一本小说中讲述新闻体系似乎比组建一个广播新闻网来撼动新闻体系要重要得多，虽然听起来很奇怪。

白修德又花了一年时间来写第二本小说，其间他明白了几个道理。

一旦空间广阔到可以让思维发生转变时，人生丛林中的道理就显而易见了。

在写着第二本小说的时候，他想明白了好几个这样的人生道理。他无法准确说出到底是哪个认识将他引回了公共事件领域，但是之后当他试图用明确的逻辑思考这些意料之外的事情时，他觉得他写小说的时候明白的道理应该是这样的顺序：

首先是他意识到小说是一种多么美丽的文学形式，写好小说是一件多么有满足感的事情。他意识到他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掌握那门艺术，作为一门手艺写小说甚至比写专栏要求更高。他在法国的时候成了一名业余画家，他的其中一幅油画还在当地获过奖。他身为一个差劲的画家最大的收获就是欣赏好画。小说也是一样。他从自己写小说的经历中学会了去欣赏其他人的作品。伟大的小说家就是创造者，读者从他的想象中出发，穿越了想象的层面，并在小说家创造的世界里讲话、哭泣、舞蹈、大笑或者对敌人进行报复。没有比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对人类想象力的贡献更高明、更持久的了。

只是白修德从小说的写作中明白，他根本不用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那是不可能的。他是将小说看成一种疗伤和练习写作的方式才开始写小说的。两本小说在某些意义上都很成功，它们都被图书俱乐部购买，被出版商印出平装本，被电影制作人购买，销量也有成百上千本。很多人会觉得它们是很好的读物——但是白修德知道它们只不过是娱乐，很快被读完，然后被扔到一边，被人们遗忘。

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他作为记者的一半人格告诉他另一半浪漫主义的人格，小说的世界不适合他。他发现美国小说的世界是被调查、监视着并受到束缚的。在小说家的世界里，批判性言论像警卫一样来回巡视，将小说家关进了指定的围栏里。文学的围栏由大学看管着，里面住着一些写不出故事或是让读者看不下去书的作家，但是他们就像蚕纺线一样，将带有闪光点的句子无限循环地纺成了封闭的茧。遥远的距离之外是滥俗艺术的世界。他们的小说第一页是对准嘴巴沉重的一记拳头，第二页是女孩露出乳头的粗俗画面，一直到最后都是这样的画面。你可以通过封面就辨别出这种书——月光城堡、爬满植物的大门或者是一辆炫目的跑车做背景映衬着一个巨乳的女主人公，写有一行小字：“将由20世纪福克斯公司进行制作。”

白修德在小说家的世界里选择的围栏是讲故事者的地盘，那时由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詹姆斯·麦切纳（James Michener）、约翰·赫西这样的人主导着。唉，赫西刚刚离开了讲故事者的领域而转向了文学小说领域，写一些学术界的评论家更欣赏的作品。赫西在小说界和记者界都被一群被称为现代美国现实小说的模仿者和实践者追随。从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起，到马克·吐温、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到海明威和赫西，美国最好的小说家中有很大比例都是记者业的人。20世纪50年代这样的小说变得更流行，有更广泛的读者群。白修德在那个领域感到他是真正在工作，但是就算在那个领域，他也远不是最好的小说作家。

白修德也许会继续试着写小说，随着他学会更多的销售技巧，他可能会挣更多的钱，但是他自己不能对小说带他进入的世界产生敬意。那是一个散发着文化味儿、塞着矫饰的世界。他遇到并交谈过的其他小说家越多，他越害怕他们的自负。他们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评论家们把他们看得很重要，小说家与评论家们之间的共生关系比运动明星和运动评论员之间的关系更不健康。白修德习惯了媒体大巴里和守夜等待新闻的记者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工作虽然是严肃的，但是这些人拒绝严肃庄重。在记者界里，每个人既是记者又是评论家，最好的表扬是来自竞争对手少有的直率评论：“昨天干得不错嘛，你个狗东西。”所以对白修德来说，就算是卖了两本书给好莱坞和出版社的小说家，其报酬比中国、巴黎或者华盛顿待遇最好的记者的报酬还高5—10倍，做个好记者还是要比做一个小小的小说家要快乐。

小说的写作最后让白修德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对他接下来20年的工作生涯来说都是绝对关键的：一篇故事的本质。他从未看过哪本指导怎么写小说的教科书，但是在他筋疲力尽地修改两本小说的过程中，他学会了抹去有关小说艺术的陈词滥调带来的污点，现在他意识到这些陈词滥调都是事实。第一个就是：小说家必须让读者想往下翻页。接着按顺序是：他必须让主人公立即陷入困境，接着他必须让主人公走出困境然后遇到更大的困难。然后，如果小说很成功，里面的人物们就好像活了一样自己走了出来——作者要做的事就是，将夜里在他梦里出现的那些人物的表现报道出来。

认识故事的性质非常关键，因为他向白修德解释了过去20年他在政治报道中无意识做的事情。从重庆的第一声炮响到《科利尔》的倒闭，他一直在目睹和写困境中的人。现在，如果他重新报道政治，他能将他想做的事情写成一个简单的公式，在他抛弃之前那个公式影响了他整整10年的报道。

如下：

历史就是故事。政治在成为历史的过程中是一群人掌握了权力杠杆的故事。因此，人们必须获得一些领袖。领袖们一定在压力下，在他们或可或不可定义的环境下做出行动。他们不完善的信息阐述了力量、动力、机会、威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东西，都需要他们做出决定。领袖们的性格力量的交汇点就是让政治和历史如此激动人心的东西。在写了两本小说，并让他的主人公在想象的困难中有所行动之后，他想报道公共事件——真实困境中的真实人物——就像他从小说写作中学会的那样。

公共事件是一种也许无法治愈的精神感染病。在离开去写小说的三年过去之后，当白修德被邀请用让他最开心的方式——有报酬——重新开始报道时，他几乎是带着伤痛回到了公共事件领域。

他几周前就知道了，文学协会对他的新手稿很感兴趣。他还知道几个好莱坞的摄影棚也十分感兴趣。如果从任何一方得到了好结果，他觉得他不能为了试图成为出版商而浪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了。如果他再次获得足够的钱，他只会简单地用钱去做他最想做的事情。

他有欲望。但是当他的欲望来的时候，那也许是他做过的最快的大决定。做这个决定花了他四天的时间，这个决定会主导他接下来20年的生活。

这件经历的开始十分愉快。那是1959年10月15日，周四，“纽约世纪俱乐部”的新成员之夜。他接到了电话，他的好莱坞代理埃文·拉扎尔（Irving Lazar）断断续续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拉扎尔是好莱坞界里的民间人士——在社交场合有魅力，但在生意上雷厉风行。拉扎尔想要一个立刻的回答，好，还是不好，现在就做出决定。拉扎尔在好莱坞，他必须立即打回电话给加莱·古柏（Gary Cooper），白修德最喜欢的明星之一。如果文学协会（确实选择了这本小说）或其他图书俱乐部选择了它，古柏个人愿意出资8万美元加上提成。古柏厌倦了其他影片制作人跟他说的“是”和“不”。白修德新小说的主角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几乎是心直口快，古柏想买下并且单独演这个角色。行还是不行？快。8万美元加提成。

白修德没有咨询他的妻子，说，行。

第二天他带着南希和她最好的朋友穆里尔·葛丽梅（Muriel Grymes）驾车出门去火岛。天气很冷、狂风呼啸，还下着倾盆大雨，壁炉的火烧得正旺。穆里尔是一个美女，一位勇敢的女性。但是她是搅乱了未来10年政治的无辜者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她比白修德更多地参与了政治，她是战后发动纽约政治改革运动的男女主角之一，到了那个时候是个人都可以反对坦慕尼[16]派政治，或者根本不知道谁助了你一臂之力就把你从贫民窟解脱了出来。就像所有的改革者一样，她也不知道她自己对自然规律是不是完全有意识。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就是她意识的中心，史蒂文森说话的时候她害怕得发抖。白修德以逗这个好心、漂亮和高效的女人为乐，她很善于组织一个选举地区，却是如此不能理解美国17.5万个选举区必须靠对于改革者来说很肮脏的妥协而团结在一起。所以他再一次对她讲述他从未写过的故事——1956年史蒂文森反对艾森豪威尔的故事，还有为什么她为之耗尽精力的史蒂文森从来没有任何开始的机会。他被迫暂停写那个报道，只因为他被号召参加帮助拯救《科利尔》的运动中。他本来可以写的报道，都神奇地储存在他的记忆电池中，并被融化在这里。

他很轻松，被预期中的8万美元的电影酬金冲昏了头脑，讲着1956年的故事和为什么阿德莱本应该等到1960年，共和党人无法忍受尼克松而承诺给阿德莱巨大的支持。他也用总统选举那些肮脏的和技术上的细节来逗他高尚的朋友，那往往是她选择忽视的地方。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道德主义者就是在接下来的10年将美国政治撕碎的人。但是，在他试着向她解释政界的贪婪和诱惑的时候，他讲起话来像一个小说家，他坚信讲故事的方式就是将主人公放在困境中，然后提高困难的程度，让主人公不知所措，让他带着解决一切的决定和方向出现。这个周末突然变得像家庭聚会，快乐和带有政治色彩。因此他有了这个主意：花掉加莱·古柏给的钱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它来买时间再次开始报道公共事件——但是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

他在周一早晨与南希和穆里尔从火岛驶回了曼哈顿，路上他宣布了一个决定。他会用这笔钱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写一本关于总统诞生的书。总统职务是政界的中心。总统的决定翻云覆雨，如果他足够强大，他都可以改变气候。而白修德丰富的政治经历让他明白，国家的决策不管在中国、法国、英国还是美国，总是不可避免地由集权的领袖决定。他会写一本关于即将到来的1960年的选举的书——像写一篇报道一样。穆里尔总是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者，还可能是一个空谈保守分子，立即鼓起了掌。她十分确定他会在1960年写她的英雄，阿德莱·史蒂文森。在他将写书作为赌注而发生的大起大落中生活了这么久的南希却对此怀疑得多。她说：“如果肯尼迪赢了，这可能是一本好书；但是如果尼克松赢了，那就是个失败之作。”白修德就带着他妻子这样的鼓励开始了写作。

这个想法就是要从头至尾追踪一场选举。随着早期的候选人一个个消失，直到最终只有两位竞选者为了11月份的角逐拼搏，预料之中而又有着意外，报道将会像小说一样被写出来。还有，故事里应该有一个深陷困境的主人公，背负着巨大压力的领导人物。

领导人物——以及困境。那就是故事的主线。

白修德知道自己再也不会拥有这么好的、写这种书的条件。报道总统选举是很花钱的，但是他现在有足够两年旅行和写作的花销。从贫民区到郊区，从导弹到通货膨胀，从中国到德国，他了解困境。他曾经为《科利尔》《生活》《时代》《记者》《纽约时代杂志》报道过这些充满了压力的困境。民主党的竞选者有他喜欢的约翰·肯尼迪、他抱有感情的阿德莱·史蒂文森、他认识了很久的哈里曼；还有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他们的竞选顾问里有几个人是他的朋友圈里最有野心的人；以及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一个仁慈的基督教徒。共和党一边的竞选者有他了解并敬仰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大人物艾森豪威尔、白修德不喜欢但很重要的理查德·尼克松。他们都是个性丰富、有气概、有激情的人，但是尼克松是故事的关键——白修德把尼克松当成了小说中的反派人物。

这是白修德作为一个记者知道的一切。

他不知道的事情才是更重要的。比如，他不能预料到新书出版的时间恰到好处。战争结束了15年，教育已经培养出了一群这类书的读者——对解释在他身上发生的报道事实感兴趣的文化读者阶层。掌控了政治的人，将从专门调动文盲，变成专门调动新受教育阶层以及调动新受教育阶层去调动别人。

他不知道的还有，这场有一年之久的历险中将出现一位魅力之士，他像白修德一样相信主人公是解决困难的人。如果要让一个人来诠释白修德眼中人物性格对历史的作用，这个人，就是约翰·肯尼迪。肯尼迪在20年前曾离开祖国赴战，他是唯一一个能看见这个国家的困境在怎样发生改变的战后美国领导人。还有，对于一个流行的故事很重要的是，主人公肯尼迪年轻、富裕、英勇、机智、博学——而且很帅气。

白修德感觉1960年是很好观察事物变化的一年。艾森豪威尔离开了。除了哈里曼，挑战总统职位的没有战争时期的高层领导人了。如果他想研究人在压力环境下的行为，新领导人的行为就是受到了诱惑做出的。大部分的政治压力来自灾难，美国的新压力是由欲望和希望带来的扭转。8年的繁荣快让这个国家承受不住了，这8年的能量将在60年代爆发出来。美国的导弹总量仍然超过了苏联，海军仍然所向披靡，驻扎在欧洲阵线的陆军仍比苏联军队实力强。美国几乎是完全安全的。在这种安全之后，各种力量开始变化。上百万的年轻人从大学毕业——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大学。越来越多的女性享有着与男性相同的教育，进入了平等的工作岗位。上百万黑人搬进了大城市，黑人领袖开始教这些新来的人如何施加影响力。各种各样的族群将突然改变被包围的状态，旧形式已经不能容纳他们了。

白修德连续好几周一个出版社接一个出版社地推销他的总统竞选书的主意。他原来的出版商威廉·斯隆联合出版集团非常客气。他们说，他们已经从他的其他书中赚了非常多的钱，他们也应该给他出版这本关于总统竞选这个枯燥主题的书。它可能卖不出去，但是那是他们的义务。其他两家出版社愿意在这本政治书上赔钱，但是前提是，他们还可以出版白修德其他能够赚钱的小说。后来白修德的一个老朋友，也是肯尼迪在哈佛大学的同学麦克·贝西（Mike Bessie），对这个主意有着强烈的兴趣。贝西正在筹划建立自己的出版社，他想要新鲜的作品和想法，他觉得可能确实有看政治书的读者群，所以愿意出版这本关于权力的来源、选举过程和权力如何运用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和出版社都很幸运。他们不知不觉地走进了美国人的政治觉醒的20世纪60年代。国会发言人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在谈论他一个富裕而幸运的得克萨斯石油商朋友时，曾经跟白修德说，“下金子的那天他正在吹低音大号”[17]。白修德也是一样。他正在介入一场选举，作为美国历史的转折点，任何一届选举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直到1976年的选举。肯尼迪是最后一个按老规矩玩游戏的候选人；当选之后，他通过行使了总统的无上特权改变了老规矩。所以等到他被杀的时候，街道和国会、学术界和内阁、电视里和干部会议上的美国政治都是齐头并进的。他被杀时，美国不可逆转地甩开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美国正走向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还有最后是詹姆斯·厄尔·卡特的时期。

1960年的选举对于白修德来说完全是以人物为主的。在对华盛顿进行大量的早期研究和报道之后，从作者在白雪覆盖的威斯康星等着载着肯尼迪的飞机时起，故事就开始了。

肯尼迪议员下了飞机，说：“嗨，嗨，特迪，我听说你要写一本关于竞选的书哇。皮埃尔对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