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 衣到元和体变新

中唐　衣到元和体变新

聂隐娘者，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年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及夜，果失隐娘所向。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子却领取。』尼许忽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学……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

——裴铏《传奇》

安史之乱过后，唐朝国力大损，盛极而衰，内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民变兵变迭起，外有吐蕃回鹘入侵。因唐人排胡情绪高涨，世风逐渐臻于保守，女子妆束也逐渐由大胆热烈、以“北朝式”或“胡式”紧窄式样为主流的状态，转而向娴雅宽博雍容的“南朝化”或“汉式”风格发展。

“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1)，这是时人李肇对盛唐以来历朝文坛的形容，借以描述女性妆束风尚演变也恰好合适。经过战乱后数十年的酝酿，终于自唐德宗贞元末年开始，女性妆束时尚迸发出丝毫不逊盛唐甚至犹有过之的华丽色彩与式样。这段时间女性的妆束时尚，也可借用文学史上名诗人辈出、唐诗大放光彩的“元和时期风格”来形容概括，但它并不局限于唐宪宗元和一朝，而是起自德宗贞元后期，经宪宗元和至穆宗长庆年间，前后历时数十年，其中以宪宗元和时代最具代表性。

尚怪的“元和风格”在文学史上已研究者众，却因有华丽的盛唐时期珠玉在前，往往被服装史研究者所忽略。实际上，一众爱新趋奇的元和式美人，并没有固守在盛唐那只堪梦寻的背影里，而是另辟蹊径，创制出多种新样衣妆。

代宗大历（757—779年）

在中唐的前几十年，女性妆束风格变化还不算多。但南朝式浮华风雅的传统在代宗一朝已悄然复兴。流行时装在细节上有所演进：自盛唐天宝年间以来，女子流行将鬓发虚梳出边棱再拢至头顶挽成各式发髻，这类做法在中唐愈加夸张，演变出片状的两鬓凌伸于脸畔；面妆花钿也摒弃了抽象化图纹，转而使用写实的花草形状。

考古发掘中，这段时期的绘画、雕塑形象都较为零散，然而对照这些考古资料，可将传世的数卷唐朝仕女画作（或其母本）的绘制年代定位于当时，包括据称为活跃于盛唐开元天宝年间的画家张萱所绘的《捣练图》，活跃于中唐代宗至德宗时期（762—805年）的画家周昉所绘的《内人双陆图》等。这些画作传世千余年，或又经后世临摹，疑点颇多；而各纪年墓葬中出土女俑的发式，则为名画断代提供了蛛丝马迹——传说中由杨贵妃创制的髻式“偏梳子”，在天宝年间流行的搭配是两鬓蓬松隆起、后发垂颈再上挽的发式；到了安史之乱后，则流行以此搭配片状鬓发、紧拢后发的式样。

当时女子衣裙式样也区别于天宝末年流行的“小头鞵履窄衣裳”，呈现出向宽松化发展的趋势。

德宗贞元（785—805年）

自中唐代宗朝以来，女子的发式逐渐繁复化，出现了发鬟如丛立在头顶的式样，搭配的衣式也日益变得宽博。在时人沈亚之为爱妾卢金兰所写的墓志中，记录有贞元年间少女卢金兰在长安学舞时的妆束：“岁余，为《绿腰》《玉树》之舞，故衣制大袂长裾，作新眉愁，顶鬓为娥丛小鬟。”(2)她特制了大袖长裙的衣式，画眉若愁啼状，鬓上梳起数丛小鬟。而元稹在《梦游春七十韵》中回忆恋人崔双文的模样则是：“丛梳百叶髻（时势头），金蹙重台屦（踏殿样）。纰软钿头裙（瑟瑟色），玲珑合欢袴（夹缬名）。”(3)

发上可层层插戴小梳，如王建《宫词》：“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丛绿鬓虚。舞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又有元稹作于贞元十六年（800年）的《恨妆成》：“晓日穿隙明，开帷理妆点。傅粉贵重重，施朱怜冉冉。柔鬟背额垂，丛鬓随钗敛。凝翠晕蛾眉，轻红拂花脸。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最恨落花时，妆成独披掩。”

到了唐德宗贞元末年，长安城中开始流行新的妆束：堕马髻与啼眉妆。女子面上淡晕粉妆，细眉浅浅画作八字形，若皱眉欲啼的模样；原本斜在头顶梳作团状的发髻，变为向外倾斜堕下的垂鬟。

在传世的唐代仕女画作中，托名周昉所绘的《挥扇仕女图》《调琴啜茗图》等大约即处于这一时期(4)。有了同时期文物与这些唐画作参照，可进一步知晓后世所谓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人无款《宫乐图》大约也绘制于此时。其中《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女子所穿裙式，在新疆阿斯塔那唐墓竟发现类似实物：一腰绢裙在身前正中压一道“裙门”，进而向裙门左右压褶；裙头还加缝有在胸前凸起的弧形裙腰，似兼作胸衣之用。

白居易在“忆在贞元岁”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中写道：“粉黛凝春态，金钿耀水嬉。风流夸堕髻，时世斗啼眉。”又有他在长安所作的《和梦游春诗一百韵》，细致摹写了与之搭配的服饰形象：“风流薄梳洗，时世宽妆束。袖软异文绫，裾轻单丝縠，裙腰银线压，梳掌金筐蹙。带紫蒲萄，袴花红石竹。凝情都未语，付意微相瞩。眉敛远山青，鬟低片云绿。”

宪宗元和（806—820年）

贞元年间轻巧垂鬟式的堕马髻，在元和年间演变为夸张高起、重叠繁复的假发覆盖于头顶，在当时大约名为“闹扫”。由唐张氏女《梦王尚书口授吟》中“鬟梳闹扫学宫妆”一句推测，这样的式样大概自宫中流行开来。

白居易在《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中回忆起元和时平康坊美人的时兴妆束：“时世高梳髻，风流澹作妆。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女子面上作淡薄妆容，却要搭配上夸张的高髻低鬟与色泽秾艳、式样宽博的衣裙。

这样近于病态的“怪艳”不符合传统审美标准，有感于时风，元稹在写于元和七年（812年）的《叙诗寄乐天书》中提到：“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馀首。”然而被元稹视作怪艳的妆束时尚依然势头不减，这时他只好作《有所教》诗一首，试图亲自教女性化妆：“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虽然人们都争相追逐时尚，但也要看自己具体适宜何种妆饰。

到了元和末年，女性的发式与妆容更加夸张出格。如白居易为“儆戎也”而作的《时世妆》中所述：“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垂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以史证诗，《新唐书·五行志》也有相似记载：“元和末，妇人为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圆鬟者，上不自树也，悲啼者，忧恤象也。”女子脸上不施朱粉，全然素面朝天，只是涂乌色唇、画八字低眉；两鬓垂如角，不设首饰，额顶高梳起尖长的椎髻，其后拢作圆鬟。

穆宗长庆（821—824年）

穆宗长庆年间，奢侈之风更甚。女子发上重回满插小梳及各式首饰的状态。宋代王谠《唐语林·补遗二》记载了这种夸张风气：“长庆中，京城妇人首饰，有以金碧珠翠，笄栉步摇，无不具美，谓之‘百不知’。”这时长安的时尚，是将簪、梳、步摇装饰上各种珍贵的金碧珠翠宝石。这类“百不知”首饰的风格，见于洛阳伊川鸦岭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之母齐国太夫人吴氏墓，墓中出土有各种金筐嵌宝石的步摇饰件。类似的实物竟也可在异域觅得——韩国三星博物馆藏一把新罗王国时期（基本与唐同时）的金筐嵌碧玉龟甲梳，梳背上所挂诸般步摇饰物与齐国太夫人的步摇构件极为相似。新罗女性所用首饰竟与唐同制，足见当时“百不知”风尚之盛。

同时女性妆容也更为奇异，《唐语林》中记载：“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即剃去眉毛，在眼睛上下画出三四道红紫色长痕，如凝滞的瘀血一般。这类妆容见于时代稍晚的河南安阳太和三年（829年）赵逸公墓壁画之上；画中女子高梳椎髻、后垂发鬟，一排小梳在椎髻上层层插起，双眼上下分别画有二三道紫红长痕。

当时诗人温庭筠（字飞卿）曾有一位沦落风尘的红粉知己名唤柔卿，其友人段成式专为此事写有组诗《嘲飞卿七首》调笑，其中细细描写柔卿形象：“曾见当垆一个人，入时装束好腰身。少年花蒂多芳思，只向诗中写取真。醉袂几侵鱼子缬，飘缨长罥凤凰钗。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作锦鞋。翠蝶密偎金叉首，青虫危泊玉钗梁。愁生半额不开靥，只为多情团扇郎。”柔卿头饰翠蝶金钗、青虫玉钗、步摇凤凰钗等繁复首饰，面妆作愁眉若啼，身着鱼子缬衣，足踏锦鞋，正是长庆时期的入时妆束。

文宗太和（827—835年）

唐文宗即位之初，对全国各地车服式样逾制且奢靡的风气大感厌恶，因此决定自上而下地推行节俭之风。

相关制度首先在皇室推行。文宗于太和二年（828年）五月庚子下诏：“应诸道进奉内库，四节及降诞进奉金花银器并纂组、文缬、杂物，并折充铤银及绫绢。其中有赐与所须，待五年后续有进止。”(5)这时候恰有文宗姑母汉阳公主入见，公主生性简朴，于贞元年间下嫁，直到三十年后的文宗朝仍旧维持旧样衣式不改；这一身贞元风格的古旧妆束令文宗大为感慨(6)，于是他于同年丁巳向诸位公主传旨，命她们以汉阳公主贞元年间风格的衣制广狭为蓝本进行效仿。一方面，文宗对繁复的首饰加以限制，“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另一方面也宽慰她们不必如汉阳公主那般太过节俭，“不须著短窄衣服。”(7)

接着制度推广到官员与贵戚，“（太和三年九月）辛巳，敕两军、诸司、内官不得著纱縠绫罗等衣服”“（十一月甲申）四方不得以新样织成非常之物为献，机杼纤丽若花丝布缭绫之类，并宜禁断。敕到一月，机杼一切焚弃。”(8)

到了太和六年（832年）六月戊寅，文宗命时任尚书左仆射的王涯整理车服制度。王涯在拟定制度的奏文中甚至专门针对女性妆束列出了若干规定——原来这时女服的奇特程度较先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照陕西韩家湾晚唐墓壁画形象可见，这一时期贵族女性的发型是“高鬟危鬓”，即高大的鬟髻以簪钗挑起直竖头顶，鬓发分成两重，用长簪长钗在脸畔撑开。面上则是“去眉、开额”的状态，把本来的真眉毛剃去，又剃开额前的头发让发际线上移，使额头变得宽广。过去长庆年间的血晕妆已然过时，此时妆饰的重点是在宽广额头上另行描上浓黑的八字眉妆，如徐凝《宫中曲》所述，一位倾城美人抛却曾经入宫侍宴时面上仿若霞晕的旧妆，转而画起黑烟眉，引得六宫效仿：“披香侍宴插山花，厌著龙绡著越纱。恃赖倾城人不及，檀妆唯约数条霞。身轻入宠尽恩私，腰细偏能舞柘枝。一日新妆抛旧样，六宫争画黑烟眉。”

贵家姬妾纷纷穿着极为宽博的衣裙，大袖宽达三四尺，长裙曳地四尺余，且多用纱及绫罗为衣料，以纹缬工艺作纹样。为了便于在长裙曳地的情况下行走，裙下多是江南地区所产编织精细的高头草履。正是这时，温庭筠为红粉知己柔卿赎身解籍，段成式再度取笑，作《柔卿解籍戏呈飞卿》三首，其中描绘的柔卿已然是一身太和年间的时装：“最宜全幅碧鲛绡，自襞春罗等舞腰。未有长钱求邺锦，且令裁取一团娇。出意挑鬟一尺长，金为钿鸟簇钗梁。郁金种得花茸细，添入春衫领里香。”又有一位与柔卿同为风尘姊妹的阿真，此时为官员高侍御所赎，段成式亦作《戏高侍御》调笑：“百媚城中一个人，紫罗垂手见精神。青琴仙子长教示，自小来来号阿真。七尺发犹三角梳，玳牛独驾长檐车……自等腰身尺六强，两重危鬓尽钗长……厌裁鱼子深红缬，泥觅蜻蜓浅碧绫。”诗中一番形容，恰与韩家湾唐墓壁画所绘吻合。

针对这种夸张奇特且奢侈的女性时尚现状，文宗接受了王涯所拟具的相关规定，并下令在全国实行(9)：

妇人制裙，不得阔五幅已上，裙条曳地不得长三寸已上，襦袖等不得广一尺五寸已上。妇人高髻险妆，去眉开额，甚乖风俗，颇坏常仪；费用金银，过为首饰，并请禁断。其妆梳钗篦等，请勒依贞元中旧制，仍请敕下后，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内改革。又吴越之间，织造高头草履，织如绫縠，前代所无，费日害功，颇为奢巧，伏请委所在长吏，当日切加禁绝。其诸彩帛缦或高头履，及平头小花草履，既任依旧，余请依所司条流。

随着制度推行，此后有民间“风俗已移” “长裾大袂，渐以减损”的说法。然而文宗清楚，民间是阳奉阴违，皇族贵戚们仍侈靡者众。他只能“去其泰甚”，即把太奢侈的去掉，“以俭德化之”(10)。开成四年（839年）正月十五之夜，文宗在咸泰殿观灯作乐，三宫太后及诸公主一同赴宴。因见延安公主的衣裙过于宽大，文宗即时将她斥退，称公主的衣服逾制，扣驸马窦澣两月赐钱作为惩罚(11)。大约是看到皇帝竟然只因公主衣裙过于宽大就加以惩罚，的确是要厉行节约，于是在该年二月，淮南节度使李德裕特地向文宗进奏，称当地女装过于宽大，不利节俭，自己下令制约：“比以妇人，长裾大袖，朝廷制度，尚未颁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闾阎之间，袖阔四尺，今令阔一尺五寸；裙曳四尺，今令曳五寸。事关釐革，不敢不奏”(12)。

然而，君王一己所倡，却抵不住当时社会上下的共同向往。文宗朝之后，元和风格的奢靡之风再兴；晚唐壁画中有着大量广插钗梳、大袖长裙的女性形象。甚至直到五代时仍有此风——文人陈陶游历至西蜀，在蜀王宴席上听到名唤金五云的女子唱歌，五云自言曾是唐宫嫔御，因战乱流落民间，辗转来到西蜀；而她的妆束，在陈陶眼中俨然仍旧是元和样式：“旧样钗篦浅淡衣，元和梳洗青黛眉。低丛小鬓腻䰀鬌，碧牙镂掌山参差。”(13)

(1)　《唐国史补》

(2)　沈亚之，《卢金兰墓志铭》

(3)　括号内为原诗自注。

(4)　另有传为周昉画作的《簪花仕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但该画作中女子妆束迥异于唐，绝非唐画，因此本处暂不论述。详见下文《琳琅》一节中的《簪花仕女图之谜》。

(5)(7)《旧唐书·文宗纪上》

(6)　《新唐书·汉阳公主传》：文宗尤恶世流侈，因主入，问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对曰：“妾自贞元时辞宫，所服皆当时赐，未尝敢变。元和后，数用兵，悉出禁藏纤丽物赏战士，由是散于人间，内外相矜，忸以成风。若陛下示所好于下，谁敢不变？”帝悦，诏宫人视主衣制广狭，徧谕诸主，且敕京兆尹禁切浮靡。

(8)　《旧唐书·文宗纪上》

(9)　《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奏》，以《册府元龟·帝王部·立制度二》所记最详。

(10)　《旧唐书·郑覃传》：帝曰：“此事亦难户晓，但去其泰甚，自以俭德化之。朕闻前时内库唯二锦袍，饰以金鸟，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一即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卫副使张元昌便用金唾壶，昨因李训已诛之矣。”

(11)　《册府元龟·帝王部》：“帝思节俭化天下，衣服咸有制度，左右亲幸莫敢逾越，延安公主衣裙宽大，即时遣归，驸马都尉窦澣待罪，敕曰：公主入参，衣服逾制，从夫之义，过有所归，窦澣宜夺两月赐钱。”

(12)　《册府元龟·牧守部·威严革弊》

(13)　陈陶，《西川座上听金五云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