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 云想衣裳花想容

盛唐　云想衣裳花想容

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上皇自蜀还……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旧唐书·杨贵妃传》

近人提起唐朝女性，往往用“以胖为美”来概括她们的形象。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刻板印象。唐女的姿容，在经历了初唐风格的纤秀清俊、武周风格的颀长明艳之后，才迎来了盛唐玄宗一朝对丰腴圆柔的好尚。

究其缘故，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来看——随着武则天统治的女主时代过去，皇室群媛只得再度将注意力从朝堂转向了后宅。哪怕她们马上英姿依旧，可自从朝堂上的女性身影逐渐隐去，武周式的明艳态度与颀长健美就不再独擅胜场：一面是为了迎合男子的欣赏，愈发表现出娇盼温柔的态度；一面是盛世背景下胡食大为流行，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贵族女子的身型自然也就日趋丰腴。如此对照看来，从武则天时代到盛唐，女子妆束有着由外放逐渐转向内敛的趋势。

天下女子的妆束好尚亦对皇室审美喜好亦步亦趋，但这种喜好并非随着朝代与帝王年号更替而立刻变易，而是一段脉络清晰的、渐进式的时尚演变过程。

开元初期（713—725年）

初即位的唐玄宗厉行节俭，甚至不惜先拿后宫开刀，寻出宫中的珍奇衣物焚烧于殿前，禁止后妃服珠玉锦绣；紧接着又要求天下百姓将旧有的锦绣染黑，不许再制作珠玉首饰、锦绣衣物，甚至官营的织锦坊也被关停(1)。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女子的妆束风格发展略显停滞，过去张扬华丽的衣裙时尚也有所收敛。

开元初的十几年间，女子身型仍接近武则天时代风貌，以肌肤白皙、身材颀长为美，如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命高力士为太子忠王李亨选妃，标准仍是“细长洁白”(2)。妆束风格与前一时期相比变化不大，女子头上或挽团形小髻，或另饰如惊鹄翅翼般高耸的义髻；面上花钿变得愈加小巧；着微露雪胸的弧领式窄袖上衣，细条间裙或是显露在外，或是藏在单色袴裙之后；腰上也可另系陌腹。

对照同时期染织丝绸实物，可知在华丽织锦、刺绣被明令禁止的背景之下，人们改用绘画或印染等方式，在丝绸上制作出同样绚丽的图纹。传说当时玄宗命后宫女子使用直接绘制纹样的帔帛，名为“画帛”(3)；还有一种特殊的染色工艺“夹缬”在此时创制，据说是玄宗柳婕妤之妹发明(4)，方式是以二板镂出同样的图案花纹，将丝绸夹在其中加以染制；又可施以二三重染色，染毕解板，花纹左右相对，色彩多样，不逊织锦，且质地轻薄。

女子的衣饰细节亦丝毫不减工巧，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88号墓中出土的一组基本完好的女性服饰。由墓志可知，墓主麹娘，字仙妃，为大唐昭武校尉沙洲子亭镇将张公夫人，卒于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麹娘所着服饰除上衣与帔子未见整理，其余部分保存均较为完整：头顶义髻用两层麻布作胎，敷粘发丝于上挽成；上身着一领橙红缘边的彩绘朱雀鸳鸯白绫背子，下身着一腰宝花缬纹浅绛纱裙；足穿一双彩绘云霞紫绮笏头履。

墓志文记载麹娘生平，提到多处生活剪影——“晨摇彩笔，鹤态生于绿笺；晚弄琼梭，鸳纹出于红缕”“裂素图巧，飞梭阐功”，她是习于绘事与染织的女子，除同墓中所出八扇牧马图屏风已见她画技高妙外，她身上所着衣裙的诸般花样也极可能是亲自设计。哪怕亲人对她的追怀已一点点黯作文字里无法排遣的沉重，可麹娘的一脉幽情却能凭丝绢留存至今。若以此论，千载之下仍令人动容。

数年过去，大约朝廷禁令有所松弛，大唐女子的妆束时尚又是一番新貌：织物方面出现了直接以织造方式制出带有晕染效果的彩色细长竖纹的“晕”，可用以制作裤装，也可制作间裙。它省略了原先间裙繁琐的窄条拼缝工艺，直接以宽片拼缝，却能显出窄间色纹——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105号墓出土的一腰八彩织金晕裙，裙料以八色丝线织出条纹，上又以金色丝线显出四瓣小花(5)。由同墓出土文书可以推知，这座墓葬年代大约在开元九年（721年）后不久。墓中还出土了保存基本完好的花缬纹橙色帔子、狩猎纹绿纱裙片，虽并不算完整，但可参照同时期形象加以推测组合复原。

开元中期（726—735年）

经过玄宗多年的励精图治，迎来了大唐国力富强的“开元全盛世”。开元中期以来，女子身型渐显丰腴，但仍以秾纤合度为好尚。

她们具体的妆束多有变动：脸畔鬓发被整齐地梳起并虚虚撑宽，发髻结在额顶呈低垂之状，应是当时流行的“倭堕髻”；妆面柔美，眼角淡淡晕开红粉，大约是唐人记载中所谓的“桃花妆”；额间脸畔又施以秾丽的花钿与斜红。

哪怕有天下不得织锦的禁令在，开元时尚女性仍大胆地阳奉阴违，将织锦裁制、质地硬挺的背子藏入外衣之下，在两肩衬起宽阔的轮廓；这时流行的长裙多用单色裙片拼缝，裙片上端略加收褶，穿着时裙带高束于胸间，呈现裙身中部蓬起、裙裾自然收缩的状态。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约绘制于开元中期的几扇美人绢画屏风将当时的女子妆束时尚显示得最为清晰。虽屏风出土时已残碎成无规律的数片，却仍可大致拼合出几个完整的故事场景：一扇屏风为游春图景，一树盛开的杏花之下，一位青衣紫裙的美人由男装少女搀扶，面上贴花子，绘斜红；衣裙撒有各式折枝小花草，纹样大约反映着方始流行但尚不繁复的新巧夹缬工艺；另一绿衣红裙者手执团扇紧随其后。而另一扇屏风上为梳妆情景，梳妆美人已残缺，左侧有一男装少女作捧镜状、一红衣妇人手执一朵装饰金钿的假髻。

有一幅绘制时代约开元二十年（732年）前后、出自吐鲁番的纸本美人画，画面左侧墨书题字一行：“九娘语：四姊，儿初学画。四姊忆念儿，即看。”可知这是昔日九娘将自身模样凝定入画，寄与四姊作为念想。应浓应淡、宜短宜长，总是女儿自身最知，于是我们便可得到一个当时衣妆好尚的标准样貌。

开元末天宝初（736—745年）

大约是在绮靡盛世的光景里耽于享乐，开元后期女性妆束的审美愈加往丰满宽松发展。直到这时，今人所熟知的唐人“以胖为美”的风貌才得以形成：鬓发蓬松梳开撑起在脸畔，后发松垂至颈肩处才上挽至顶结成尖尖小髻；圆如满月的脸上浓晕阔眉与红妆；宽松的衣裙上满布折枝或簇状的花叶纹饰。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的考古发掘中有数件本时期的服饰实物，其中227号墓出土服饰保存较全，可作组合推测复原。上衣为一件彩绘白绢衣，袖为宽松筒状的直袖，其上绘制花枝、鹦鹉衔葡萄、流云等纹饰；裙装也较前一时期更为宽松，其制作往往是用全幅面料拼缝成片，再在腰部打上褶裥压一段裙腰。虽然这座墓中裙装残损较甚，但同时期风格的裙装实物又有日本正仓院南仓所藏数腰残件可作参照补足。这类宽松的裙式在当时甚至引出一段韵事：长安城中士女游春寻芳，遇着名花需围起帷幄坐下赏花宴乐时，往往弃帷幕不用，而是由女子解下长裙挂在插起的帐杆上作为屏障，这种以多身长裙相连围起的屏障名为“裙幄”(6)。

出自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唐人写本《云谣集杂曲子》中有两首《内家娇》，大约写于天宝初年，皆为赞咏杨贵妃的作品。前一首中美人作道装打扮，应是写杨贵妃自寿王妃入道之事；后一首题作“御制”，而词中所谓天下第一佳人，自然非天宝四载受封号的杨贵妃莫属。

丝碧罗冠，搔头坠髻，宝装玉凤金蝉。轻轻傅粉，深深长画眉绿，雪散胸前。嫩脸红唇，眼如刀割，口似朱丹。浑身挂异种罗裳，更薰龙脑香烟。屐子齿高，慵移步两足恐行难。天然有灵性，不娉凡间。教招事无不会，解烹水银，炼玉烧金，别尽歌篇。除非却应奉君王，时人未可趋颜。

（御制）两眼如刀，浑身似玉，风流第一佳人。及时衣着，梳头京样。素质艳丽青春。善别宫商，能调丝竹，歌令尖新。任从说洛浦阳台，谩将比并无因。半含娇态，逶迤缓步出闺门。搔头重慵憽不插。只把同心，千遍捻弄，来往中庭。应是降王母仙宫，凡间略现容真。

“及时衣着、梳头京样”，妆束时尚自然首先在杨贵妃与其姊妹身上体现。当时专供杨贵妃宫院织锦刺绣的工人就有七百人，从事雕刻制造者又有数百人。扬州、益州、岭南等地刺史纷纷寻觅良工，制作奇巧新样衣装奉献贵妃以求升官。杨氏一门荣耀，兄弟姊妹五家每年十月扈从玄宗前往华清宫，途中每家各成一队，着一色衣，照映如百花焕发，遗落一路花光香雨。又有杜甫《丽人行》所述，杨贵妃姐妹虢国夫人、秦国夫人的衣裙上更以金银线重重刺绣孔雀与麒麟，配以各种珠翠首饰：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天宝年间（746—756年）

在随后的天宝年间，风靡长安的妆束时尚在一味追求阔大宽松的开元末式样基础上又有所演进，众位贵妇人以种种巧思使衣妆的细节更加精巧。

程式化的典雅娴静之外，是基于杨贵妃得宠时在宫中引领的诸般韵事做出的种种巧妙变易：发式除了杨贵妃所喜爱的高大义髻，又有将小髻偏梳于一侧的“子”(7)；天宝初年女性追求夸张的阔眉浓妆，杨贵妃用色如桃花的红粉涂面，夏日里流出的汗水也因和入脂粉变得红腻多香(8)；这类浓妆到天宝后期，逐渐被更为温柔的“芙蓉如面柳如眉”(9)所取代；更有所谓“白妆黑眉”(10)的妆样；宫中嫔妃还创制了施素粉于两颊的啼妆(11)。

当时的女衣虽袖根依然宽松，袖口却略有收小，衣襟也裁得短窄(12)；衣裙色彩以杨贵妃喜爱的紫、黄最为时兴；高束胸间的长裙泻下，裙脚以小头鞋履勾起。白居易《上阳白发人》称“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可知这般风尚一直持续到天宝末年。

秾丽之容与丰艳之躯，往往要用轻薄如云烟的纱罗来衬。李白的《清平调》中描绘杨贵妃妆束，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杨贵妃也曾亲为善舞《霓裳羽衣》的舞伎张云容作诗一首，形容她的衣装“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唐人李伉《独异志》中记有这样一则故事：“玄宗偶与宁王博，召太真妃立观，俄而风冒妃帔，覆乐人贺怀智巾帻，香气馥郁不灭。后幸蜀归，怀智以其巾进于上，上执之潸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时，西国有献香三丸，赐太真，谓之瑞龙脑。”(13)——在盛唐的某年夏日，玄宗与宁王的一次对弈中，冷冽的异国之香借着贵妃那因风偶然拂起的领巾，留驻在一侧乐人贺怀智的头巾之上，甚至多年后玄宗还能以这顶头巾上所留的余香思人。风可将领巾吹起，它自是以轻薄的纱罗制成。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绘于天宝初年的观棋仕女屏风绢画(14)，画中女子肩上搭着的均是透明的长帔，两相对照，情景了然。

这般流行直到安史之乱的战火将长安城吞噬，在马嵬坡的一片凄凉中，“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15)，岭上轻云已为风吹散，池畔嫩柳已为人攀折，倾国美人带着大唐盛世付诸冥冥。

(1)　《资治通鉴·唐纪》：上以风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戊戌，敕：“……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罢两京织锦坊。”

(2)　《次柳氏旧闻》：（玄宗）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人间女子细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得三人，乃以赐太子。《旧唐书》列传第二《肃宗敬皇后吴氏传》：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幸忠王邸，见王服御萧然，傍无媵侍，命将军高力士选掖庭宫人以赐之，而吴后在籍中……明年生代宗皇帝。《旧唐书》中开元十三年原写作二十三年，然吴后生代宗于开元十四年，则此应作开元十三年。

(3)　《中华古今注》：开元中，诏令二十七世妇，及宝林、御女、良人等寻常宴、参、侍，令披画帛，至今然矣。

(4)　《唐语林·贤媛》：玄宗柳婕妤，有才学，上甚重之。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缬。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按王皇后废位于开元十二年，夹缬工艺发明当在此之前。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J］．文物，1972，（3）．

(6)　《开元天宝遗事》：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

(7)　《中华古今注》：太真偏梳子作啼妆。

(8)　《开元天宝遗事·红汗》：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花也。

(9)　白居易，《长恨歌》

(10)　《中华古今注》

(11)　《开元天宝遗事·泪妆》：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识者以为不祥，后有禄山之乱。

(12)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天宝初……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

(13)　这个故事在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见《酉阳杂俎》卷1：天宝末，交趾贡龙脑，如蝉蚕形。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禁中呼为瑞龙脑。上唯赐贵妃十枚，香气彻十余步。上夏日尝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于坐侧，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贺怀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贺怀智归，觉满身香气非常，乃卸幞头贮于锦囊中。及二皇复宫阙，追思贵妃不已，怀智乃进所贮幞头，具奏它日事。上皇发囊，泣曰：“此瑞龙脑香也。”

(14)　该组屏风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墓中同出有天宝三载（744年）纪年文书。

金维诺，卫边．唐代西州墓中的绢画［J］．文物，1975，（10）．

(15)　《新唐书·五行志》：杨贵妃常以假鬓为首饰，而好服黄裙。近服妖也。时人为之语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