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时代 红粉衣冠拜冕旒

武则天时代　红粉衣冠拜冕旒

昭容名婉儿，西台侍郎仪之孙。父廷芝，与仪死武后时。母郑方妊，梦巨人畀大称，曰：『持此称量天下。』昭容生逾月，母戏曰：『称量者岂尔耶？』辄哑然应。后内秉机政，符其梦云。自通天以来，内掌诰命。中宗立，进拜昭容。帝引名儒，赐宴赋诗，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当时属辞大抵浮靡，然皆有可观，昭容力也。

——《唐诗纪事》

回望历史，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女性总是承载着男性或“载道”或“言情”的诉求；她们的妆束时尚只是后宫内宅婉约的热闹，只是缺少自身故事的沉寂中那掷地有声的一点针响。然而，武则天所处的时代却是其中异数——女性参政极大地刺激、推动了妆束时尚的发展，女性变得更加具有自我意识，逐渐从过去所崇尚的“女为悦己者容”式的娇弱、纤巧，转向颀长健美、大胆奔放的“女为己悦者容”。

这一时期，可以被称为“武则天时代”。它包括武则天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女主临朝”的时期，还包括之前唐高宗朝武则天为皇后或太后，以及武则天退位后太平公主、上官婉儿、韦皇后等女性继续参政的时期，大约延续了半个世纪。当时的妆束风格也可根据这样的历史背景大致分为四段演进期。

唐高宗执政时期（649—663年）

唐高宗即位初年，女子妆束风格仍延续着初唐贞观末年的风尚，身量纤长，小袖短衣之下是高束于胸的一围长裙，将身型曲线尽掩在长裙之中。与之配合的妆容却已一改初唐清丽之风，双目上下与面颊浓施红粉而不作晕染，变得艳丽的同时也略显诡异粗犷。大约正是不喜宫中后妃作如此呆板的妆束，唐高宗李治在永徽元年（650年）前往感业寺进香时，才会与在那里出家为尼、不作妆饰的唐太宗才人武则天重燃旧情。

随着永徽二年（651年）武则天再度入宫为高宗妃嫔，永徽六年（655年）正式被高宗封为皇后，宫廷女性的妆束风尚悄然改变。女子妆容再度变得秾淡合度，长眉纤纤，略施粉黛；间裙的裙条日益变细，但尚且不算夸张；此外又有以单色布幅裁成六片或八片拼合的宽片长裙，参照唐制记载名为“浑色裙”。浑色裙的色彩以石榴红最受喜爱——武则天在感业寺出家时，曾作情诗《如意娘》一首寄与唐高宗：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尤为幸运的是，在阿斯塔那唐墓214号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组基本保存完整的本时期女性服饰实物，比起色泽脱落的陶俑、线条模糊的壁画更加真切，使我们有了重现昔年美人昳丽风姿的机会——据墓志可知，墓主为大唐西州岸头府果毅息张君之妻麹胜，逝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年仅十八岁。佳人芳华短暂，衣装风貌却可以在复原之后再为今人所见：麹胜头戴以麻布塑形外贴裹发丝、饰彩绘云纹剪纸的义髻；身着浅褐宝花葡萄纹绮衣；所穿裙装尤见风致，内衬的是一腰葡萄石榴缬纹红裙，仿佛是据武则天诗文中那引得至尊天子回顾的石榴红裙裁出；外罩的则是一腰浅绛纱长裙，细细裁出长条纱料再加以拼缝，轻笼于红裙之上。纱料极轻薄，使原本色彩明丽的红裙晕染出轻柔娇美的娉婷韵致。

二圣临朝时期（664—683年）

因唐高宗患有风疾，时常头晕目眩难以处理政事，朝政大权逐渐掌握在身为皇后的武则天手中。自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开始，便是高宗视朝，武后垂帘于后，二人合称“二圣”。到了上元元年（674年），高宗与武则天改称天皇、天后，正式落实了“二圣临朝”的制度。在此期间，女性妆束风格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发式除了将原本流行的高髻进一步变高之外，又仿效起华丽柔美的南朝之风，在头顶梳起宽大的双鬟；淡作粉妆的面上还可装饰以小巧的花钿、面靥；女子身型逐渐变得更为挺拔丰盈，上衣领口常挖作弧形，穿着时衣襟在胸前围系形成圆领，或对襟作ω形。裙腰逐渐下移，直到发展为胸下高腰位置。帔帛端庄地披挂于两肩，仍延续着初唐式样。在中亚粟特地区撒马尔罕古城的考古发掘中，城中大使厅的那一面墙上绘有皇后时期的武则天与众宫人在盛开莲花的湖上乘龙舟游乐的情景，她们均作头梳双鬟、戴金花簪、着圆领上衣、系间色长裙的华丽打扮(1)。

阿斯塔那29号唐墓出土的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文书中，详尽罗列了“新妇”所布施的两套完整女装的名目，可作对照组合：

墨绿紬绫裙一腰、紫黄罗间陌腹一腰、绯罗帔子一领、紫紬绫袄子一锦褾、五色绣鞋一量、墨绿紬绫襪一量锦靿，右前件物布施见前大众；

紫绫夹裙一腰、绿绫夹帔子二领、肉色绫夹衫子一领，右件上物新妇为阿公布施。

文书中所谓“陌腹（袹複）”，旧注又有“袜肚”“腰巾”“腰彩”(2)等名，也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新样裙装。它承袭自初唐式襦衣下围相连的一圈腰裳，进而独立成单独外系的短裙；如新城公主墓壁画中，便有在窣地长裙上另行围系一腰短裙的女子形象，甚至“陌腹”也有窄条间色式样。

至于这时的间裙，裙条已变得极细。同时期壁画形象中的间裙，往往是用四五十道细条接续拼缝，颇为费工，当时有着“七破间裙”“十二破间裙”等说法——正如现今纸张用“八开”“十六开”等说法来表示纸张大小。在整幅裙料宽度固定的前提下，破数越多，则裙的拼缝条越窄，如七破指破一幅为七道长条。若以唐代裙装常见用料六幅计算，则七破间裙是以四十二道长条拼缝。间裙的流行遍及四方，甚至当时童谣也称“红绿复裙长，千里万里犹香”。

奢侈的世风最终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唐高宗在永隆二年（681年）的诏书中特别针对女子衣裙用料与式样加以申斥：“朕思还淳返朴，示天下以质素。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致饥馑。其异色绫锦，并花间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3)

这类华丽间裙的实物有新疆阿斯塔那213号墓出土的一腰紫黄二色绢拼缝的间裙(4)。而从日本正仓院藏奈良时期古代纺织品残片中揭取出的两腰以多色裙条拼缝而成的间裙，或许便是唐人所谓的“花间裙”；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腰是以红絁作衬里，面用绿绮、紫绫、红蜡缬絁三色细条相间拼缝而成，裙带用红絁；另外较残缺的一腰则是双面式设计，一面为红绞缬絁与黄絁相间，一面为紫绫与绿绞缬絁拼缝，裙带用绿絁。日本奈良时期的贵族积极仿效唐朝制度，贵族女性的礼服也参考了唐朝女服的流行式样，甚至当时服饰制度中也有了“苏方深浅紫绿缬裙”“苏方浅紫深浅绿缬裙”等名目(5)。

在较为正式的场合，还会在长袖上衣外另穿一件短袖或无袖的上衣“背子”。传说这种衣式始于隋朝，如马缟《中华古今注》中所述：“隋大业末，炀帝赐宫人、百官母妻等绯罗蹙金飞凤背子，以为朝服及礼见宾客、舅姑之常服也。”唐高宗时期以来，背子变得愈加常见。背子既可随上衣一并束入裙内，又可将下摆直接松敞在外。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32号墓中出土的一领白绢背子，是以整幅宽度的白绢对折正裁出领口与袖口再缝合成衣。

武则天执政时期（684—705年）

高宗死后，武则天成为太后，前后废立睿宗、中宗，已实质上掌握了朝政大权。在女主当权的背景下，这时的女性妆束也向着秾丽大胆的风格发展。

在以唐王朝官方名义赠与去世高官贵族的随葬品中，常有作时装打扮的侍女与伎乐人俑。如蒙古发掘葬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的突厥贵族仆固乙突墓、新疆阿斯塔那发掘葬于唐睿宗永昌元年（689年）的永安太郡君麹氏夫人与早亡丈夫张雄的合葬墓(6)、甘肃武威发掘葬于武周天授二年（691年）的慕容智墓中，均出土了这类制作于长安、以泥头木身雕塑为人型，再穿上缩小版丝绸衣物的俑像。根据麹氏夫人的随葬俑像，能够直观推想武则天为太后时期长安城中女子的流行妆束：她们均头梳如惊鸿掠起翅翼般的高髻；厚施红粉的面上，双眉画得浓而黑，朱唇两畔各点一粒黑色面靥，额间花钿与脸畔斜红变得夸张艳丽；帔帛的一端可掖入领口或裙腰，另一端披垂于臂；宽片拼缝的单色长裙与窄条间裙仍旧流行，更有女俑是在红黄二色间裙外另系一腰天青色薄纱制作的笼裙，可知当时依然流行将轻纱薄罗制作的笼裙罩在以厚实织物制作的窄条间色裙外。

这些着衣俑像的臂膀由废纸撕作条状捻成，其中部分纸文书经拼合整理，还原出长安城新昌坊中一家质库的账历文书，其中录有大量当时长安百姓典当衣物的记录(7)，这些记载清晰披露出当时各种女性服装之名，恰可作为俑像衣物的参照：

白小绫领巾；白小绫衫子；紫小绫袷帔子；故缦紫红小缬夹裙；故檀碧小绫陌腹一；故蓝小绫夹裙；故绯小绫夹裙一；故白小绫夹袴一；故绯罗领巾一；白绢衫子；破缦青单裙替衫去。

在大约作于高宗永隆元年至中宗嗣圣元年间（680—684年）的唐人小说《游仙窟》(8)中，作者以诗笔为当时的女儿妆束补充了唯美的细节：

迎风帔子郁金香，照日裙裾石榴色。

织成锦袖麒麟儿，刺绣裙腰鹦鹉子。

红衫窄裹小缬臂，绿袜帖乱细缠腰。

罗衣熠耀，似彩凤之翔云；

锦袖分披，若青鸾之映水。

自与十娘施绫帔，解罗裙，脱红衫，去绿袜。

奢侈的妆束风尚愈演愈烈，女性的背子也从原本偶尔使用珍贵的织锦缘边，变作整体都以织锦裁制。这一时尚遍及东西方，如中亚片治肯特粟特遗址鲁斯塔姆厅壁画所绘唐装女像，便穿着一领锦背子。参照后来流传于日本奈良朝养老年间（717—724年）、学习唐人语言的辞书《杨氏汉语抄》中所记，当时奈良贵族描述“背子”为“妇人表衣，以锦为之。”(9)

麹氏夫人墓中随葬女俑身上拆下的衣物虽缝制粗糙，但已能清晰展现出这种锦背子的制作方式：衣身以整幅锦料不作中缝地对折，两侧留出袖口修出身型，领口挖出直领、弧领等领型。

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几件背子实物反映出更多制作细节：待衣身制好，还可另附领缘、短袖、镶边。如一件赤地锦为表、黄絁为里、紫地锦作缘边的无袖短衣，前身墨书“东大寺、前吴女、六年”，是天平时代大佛开眼法会上伎人扮演女性角色“吴女”时穿着的演出服装之一，式样类似武则天时代女子日常所用的背子。此外又有数件较为残缺的短袖锦衣，下无缘边（腰襕）或只接短缘，大约也是背子之类。

在载初元年（689年）武则天改唐为周、正式称帝之后，女子妆束变得愈加自信从容。虽在高宗朝末年就已有了朝廷规范，又有武则天穿着简朴服饰以身作则，但一众贵妇人们于服饰上的爱美与攀比之心却难以消歇。于是在本时期的女性形象中可以见到一种欲盖弥彰的衣物穿着方式：她们用宽大的帔帛绕在胸间，将华丽的织锦背子盖住，在间裙外也另罩上单色长裙进行掩饰。

需特别注意的是，这类用作罩裙的长裙不同于前代的单片长裙，多是在身侧开衩的套穿式样，围合于腰际时在骻部两侧用束带系连，时常能露出一角内穿的窄条间裙；阔大的裤脚散开如裙一般，是一种罩在裙外的“裙袴”（裙式裤装）；为便于将间裙罩在其中，身际不开裤腿，而是作裙幅相连、中压褶裥的状态。这种裙袴长度及足，当裙脚由高台履挑起时，偶尔也会露出内部间裙。

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组武周年间绘制的舞乐美人图屏(10)，其中保存最好的一扇舞伎像，上着朱罗小袖衫，罩宝花卷草纹背子，下罩袴式长裙，裙脚由高头履高高挑起；帔帛一端掖入微露的雪胸间，一端由手轻执舞动。这正彰显着武周时代女子姿丰容艳、秀色明丽的风貌。

女性参政时期（706—712年）

随着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复位为帝，女主时代宣告终结。然而经历了武周朝影响，这一时期的贵族女性仍旧保留着浓厚的参政热情。以韦皇后、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等人为代表的积极参与朝堂政事的贵族女性群体，继续引领女性妆束时尚。

其中武则天的儿媳、唐中宗皇后韦氏便积极模仿武周旧制，甚至大胆地在女性服装中采用男子在朝堂甚至祭祀大典上的冠服元素。如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藏有一方线刻“大唐皇帝皇后供养”图像的石经幢，经考证，图中帝后应为唐中宗与韦皇后(11)。韦后头顶装饰犹如帝王冕冠般的垂珠冕旒式挂饰，身上服装也装饰帝王冕服所用的日月、飞龙等章纹。其余如韦后爱子懿德太子，小妹十三娘、十七娘墓中出土的石椁上，也刻有头戴类似男性官员所用进贤冠（文官用冠）、鹖冠（武官用冠）、进德冠（贵臣用冠）等礼制式冠的华服女官形象。

女子日常妆束甚至比武周朝更为大胆。上衫领口或是作开得很低的弧领，或是直接作直领对襟；雪胸仅用裙腰半掩，有时上衣甚至不系入裙中，而是在胸前松敞开来，呈现酥胸半露之态。

裙袴持续流行的同时，再度出现将间色裙装显露在外的女装形象，间裙裙条之上往往还另行剪贴缀饰花鸟云纹。最华丽的两腰裙装见于史载——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下嫁武则天侄孙武延秀时，蜀地曾献上一腰“单丝碧罗笼裙”，其上以细如丝发的金缕绣出精巧的花鸟，这些裙上的小鸟“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安乐公主更命宫中尚方以百鸟羽毛织成“百鸟毛裙”“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12)。

此后追逐时尚的女子竞相仿效，寻找珍异材料制作各种绮丽锦绣衣裙，甚至出现“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的情形(13)。然而大抵是“花开花落不长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性妆束时尚潮流随着韦后、上官婉儿、太平公主等人相继被诛而渐有消歇之势。失了根本，满地落红终将归于沉寂——唐玄宗于开元二年（714年）下令，将宫中所存前代锦绣衣物全部运至殿前，付之一炬。

(1)　Arzhantseva, Irina, Olga Inevatkina. AFRASIAB WALL-PAINTINGS REVISITED: NEW DISCOVERIES TWENTY-FIVE YEARS OLD[J].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vol. 78, 2006: 185-211.

(2)　马缟在《中华古今注》中称“袜肚”：“盖文王所制也，谓之腰巾，但以缯为之。宫女以彩为之，名曰腰彩。至汉武帝以四带，名曰袜肚。至灵帝赐宫人蹙金丝合胜袜肚，亦名齐裆。”附会时代不足取，但一番形容较近实际。

(3)　《旧唐书·高宗本纪下》。《册府元龟》中亦录本条，题《捉搦服饰靡丽与厚葬敕》，其中“花间裙衣”作“竖间裙衣”。

(4)　实物为夹裙，面以黄紫二色拼缝，米色素绢衬里。因残损较多、形制不明，这里未作复原推测。

(5)　《养老律令·令第七·衣服令》。日本大宝元年（701年）制定完成《大宝律令》，养老二年（718年）又在此基础上参照唐《永徽令》编撰完成《养老律令》，其中包括详细规定贵族阶层服制的《衣服令》。

(6)　麹氏为高昌王族后人，嫁勋贵张雄为妻。入唐后张雄早死，麹氏封永安太郡君，卒于唐垂拱四年（688年），唐永昌元年（689年）与夫合葬。这组俑像应为其间唐长安官方所赐随葬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75，（7）．

(7)　唐长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古文献研究室．吐鲁番出土文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314-340．

(8)　《游仙窟》在中土久已失传，但因唐时即流传日本，近世得以抄录回国。其作者日本抄本署作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经学者考证应为唐人张鷟。

(9)　原书已佚，本条为《倭名类聚抄》所引。《倭名类聚抄》是日本平安时期由源顺编撰，约成书于承平四年（934年）的一部辞书。

(10)　该组屏风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30号墓，墓主张礼臣葬于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屏风原为六扇联屏，保存最好的一扇舞伎除右手与帔子残损，基本完好。与其相对而立的舞伎仅存双履。今据粉本近似的永泰公主墓石椁线刻美人像补全图像。

金维诺，卫边．唐代西州墓中的绢画［J］．文物，1975，（10）．

(11)　高玉书．唐皇帝皇后供养经幢构件解读［J］．收藏界，2016，（3）．

(12)　《旧唐书·五行志》

(13)　《朝野佥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