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日本：人口老龄大国和数字时代的社会5.0政策

06　日本：人口老龄大国和数字时代的社会5.0政策

2021年全球咨询机构Gartner在日本的分支机构公布了一项调查，该调查称日本公司的数字化努力正在加速，但仍然落后于全球趋势线大概两年时间。

该机构的调查显示，在全球企业中，数字业务转型处于“成熟”阶段的比例从2018年的33%上升到2020年的48%，而日本企业在该阶段的数据表现则从2018年的23%增长到2020年的37%。相比而言，2018年至2020年，日本企业继续落后于全球企业平均水平约10%。作为全球性的调查机构，Gartner数据反映了日本在数字化领域的普遍表现——动作迟缓，滞后于全球发展水平。

某种程度而言，这个国家的人口特征正显著影响着它在新的数字革命中的表现。根据日本总务省2021年9月的数据，该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29.1%，同比增长0.3个百分点，这一占比创历史新高，继续在全球高居榜首。人口结构的变化成为日本地方空心化、人手不足、经济低迷等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自然它也影响到了数字经济这一崭新赛道里日本的表现。作为世界第三的制造大国，日本长期凭借其优越的产品性能和可靠的产品质量享誉全球。但由于反应迟缓，在数字经济领域，从前的制造大国日本表现相比中美而言，并不突出。

以二维码为例，这项技术的发明本是从日本开始，它的发明过程也体现了日本制造所具有的强大优势。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之间在组织上的亲密协作，对制造现场的密切关注、深入洞察和持续改进，让日本企业在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层面具备了强大的优势。但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展开，漫长时间里积累而来的经验如同这个国家的人口老迈特性一样，反过来成了新一轮数字化的阻力。推翻已有系统的成本和新建系统带来的效益成了天平的两端，需要被再三权衡。这也应验了学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所言的“创新者的窘境”，对于某种生态系统的过度优化，使得它应对另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时往往会遭遇失败。

但丰厚的经验也并非只是负担。这个老牌制造强国依靠厚实的技术储备、逐渐复苏的研发投入以及日本政府近年来的大力推动，在新兴的数字化竞争中依然具备不容忽视的潜力和地位。

另外，正因为人口老龄化的特性，日本国家层面的数字政策也具有浓厚的人本色彩。特别是作为岛国的危机意识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广泛深度的挑战，使得日本面向新一轮的信息化竞争中选择的方案自成一系。超越生产制造和经济领域，将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国民福祉的提升作为核心的未来社会5.0方案就是日本区别于其他国家数字政策的典型特色。

某种程度而言，日本是中国社会的镜鉴。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1月披露的最新数据，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这是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14%。同时，2021年中国总人口数量净增仅48万。这意味着中国老龄化社会正以比预想更快的速度到来。

老龄化社会是否会让中国在新技术革命面前重现日本式的相对保守与反应迟缓？而日本社会的数字政策对人本精神的强调，又能否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某种借鉴？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二维码的诞生：日本制造的优势

2011年，支付宝率先将二维码支付引入中国。短短几年，基于二维码技术的手机支付迅速融入中国人的日常。“扫一扫”不仅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也成为当下数字经济时代深具标志性的话语。如今，虽然二维码支付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但很少人知道，最初的二维码是1994年日本电装公司的一名技术人员发明的，其原本的用途是与手机支付毫无关联的汽车制造领域。而讲述二维码的前世今生，还需从丰田汽车公司的“看板管理”提起。

从一方小小二维码诞生的过程，我们可以一窥日本制造的特点和优势，也能看出今天日本面对数字经济挑战时的特征。

“看板管理”的发明和普及

总部位于日本爱知县的电装公司现在是一家世界知名、拥有近17万名全球员工的大型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在世界各地设立的研发、生产及经营据点总数超过200个。如果将时间倒流到1949年，彼时的电装只是丰田汽车公司内部的一个业务部门。同年的12月16日，电装正式从丰田汽车剥离独立。尽管在行政上与丰田汽车已是两个不同的并列个体，但在商业上彼此之间却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丰田汽车公司正在实践中不断孕育更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模式。其中，时任副社长的大野耐一在赴美国考察时，便从超市货物管理中受到启发，开创了著名的“看板管理”。

所谓的“看板管理”，就是丰田汽车根据实际或者预测的订单数量，将生产指令直接下达至制造流水线的最后环节，然后从最后环节开始倒推，将本环节所需的配件数量推送至各自前道环节的有关部门，在生产信息上形成从最后的装配工序逐次向前追溯的流程。工厂按照这种信息流程进行生产，可以促使每个环节的各个部门只在必要的时间，以必要的配件，生产必要的部件数量，从而大大降低了库存，也有利于优化人力配置。在信息技术还不够发达的那个年代，那些生产信息就被记录在一张张被称为“看板”的纸板上。每一条“看板”实际就是一条生产指令，上面详细记载着应该生产和运送的产品名称、数量、时间、目的地、放置场所、搬运工具等所有信息。由于“看板”总是随着货物实时移动，因此也被称为“看得见”的管理。

1963年开始，丰田汽车公司在其所有工厂导入“看板管理”模式。两年后，又要求与它关联的供应商也逐步引入这套生产管理模式，以配合丰田“看板管理”的彻底实施。可以说“看板管理”体现的正是丰田汽车长期以来倡导的JIT（just in time）生产经营理念，在全面实施后对缩减成本、提高效率起到了显著作用。但“看板管理”并非一劳永逸，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看板管理”使得每个环节的“下单”和出货频率大幅增加，直接导致货品交纳，特别是包括不同类制品一起交付时，单是确认货品就需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同时，“看板管理”在实施中产生的大量“看板”，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资源的浪费。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尝试解决的，正是作为丰田汽车重要零件供应商之一的电装公司。

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催生的活力

当时，毕业于名古屋工业大学、隶属电装生产管理部的野村政弘意识到了以上问题，于是萌发了将“看板”电子化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探索，野村终于和他的同僚在已有条形码的基础上，设计开发出适应当时“看板管理”的ND（取自Nippon Denso首字母）条形码。随后，电装公司还生产出专门用于读取该类条形码的机器，完成了“看板管理”现场第一阶段的电子化。而接棒野村政弘，进一步推进“看板管理”电子化的则是日后发明二维码的原昌宏。

1980年，原昌宏从法政大学工学部电气电子工学科正式毕业，之后进入电装公司的电子应用机器事业部工作。身为技术人员的原昌宏有一天接到电装旗下西尾工厂一名工作人员的电话，向他“抱怨”条形码读取器经常读取失误的问题，希望技术部门能够改善这个情况。为真正了解问题，原昌宏深入工厂调研，发现伴随全球分工深化和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公司的制造规模不断扩大，1977年以来采用的ND条形码日显局限，已难以适应膨胀式增长的信息管理需求。为了将更多的信息记载到“看板”中，只能不断增加条形码的长度，直接导致在有限面积的“看板”里，条形码以外的文字信息被印刷得越来越小，给作业人员带来了识别上的困难。此外，由于传统读码器只能读取一定位数的条码，也意味着通过延长条形码长度以增加信息记载量的方法仅为权宜之计。当原昌宏目睹工厂人员在现场逐一读取海量条形码的艰辛时，他认定形势已经迫切要求开发出一种能够承载更多信息、更加容易被识别，并支持在传输带上流动读取的新型信息码——这便是现在我们使用的“二维码”。

其实在当时，条形码的发明地美国对于开发储蓄容量更大的二次元码也开展得如火如荼。相比传统水平排列的一次元条形码，新的二次元码增加了垂直信息的嵌入，因此形象地被称为“二维码”。电装公司关于研发新型信息码的项目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后于1992年的夏天正式启动。研发人力除了原昌宏在内的两名电装技术人员，还获得丰田中央研究院的支持，最终组成一支四人的研发团队。两年后的1994年，现代意义的二维码终于成功诞生。鉴于这一新型信息码具备高速读取的显著特点，经过内部投票正式将其命名为QR（取自英文Quick Response Code首字母）码。

和ND条形码一样，二维码的诞生最初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汽车制造的现场管理，但随着信息化浪潮的推进，它作为信息工具载体的潜能不断被开发，甚至在许多发明者本人都无法想象的领域得以运用。2002年，世界首台可直接读取二维码的手机在日本正式发售，意味着二维码应用开始从制造领域向日常消费领域迈进。2006年，日本ANA航空公司率先导入二维码式乘机券，二维码在交通运输领域也开始“大展拳脚”。2011年，随着支付宝将基于二维码技术的电子支付引入中国，彻底改变了14亿中国人的消费模式。2019年，东京都营地铁浅草线自动安全门安装改造工程在创新性地采取二维码相关技术后，相关建造费用惊人地降低到传统方式的万分之一。如今，二维码技术已在标准生产、智能管理、交通运输、电子支付等各个领域被广泛运用，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神器”。

科研投入与组织协作铸就的日本优势。

日本学者坂村健总结了信息通信领域的三种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以及社会创新。产品创新，即新产品的发明创造；流程创新，指的是生产工程和生产工艺的变革；社会创新，则是基于前两者创新后进一步引发的行业相关制度和文化的改变。对比欧美发达地区，日本在社会创新领域虽显弱势，但在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方面却展现出非凡实力。而这种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方面的活力，又源于战后经济积累后得以不断加大的研发投入，以及富有日本特色的组织协作优势。

在研发投入上，从1970年到1990年，日本年研发总费用由1.2兆日元激增至13兆日元，研发费用GDP占比也从1.6%提升至3%左右。在组织协作方面，就如上文所述的丰田汽车公司，成功将自己的生产管理模式导入相关的供应商和服务商，使得上下游企业之间形成更加紧密、高效的生产协作系统，这种举措就算在现在也属罕见而困难的壮举。而作为其供应商之一的电装公司也在与丰田汽车的交涉、磨合和合作中不断地推动“看板管理”的完善。从“看板管理”的开创到ND条形码的诞生，再到二维码的发明，可谓生动地呈现了日本制造的组织优势。那就是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之间在组织上的亲密协作，对制造现场的密切关注、深入洞察和持续改进。

这种组织优势连同丰厚的研发投入，注定要开花结果，直接促使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电子立国”战略取得巨大成功。1973年，夏普公司推出世界首台使用液晶显示屏的计算器。1983年，日本精工发布第一台使用2英寸TFT-LCD液晶屏的彩色电视。其后，日本企业又率先研制出3.2英寸到14英寸大小的TFT-LCD液晶屏，将液晶显示大规模地使用到手机、电视、电脑等产品制造中。到了1990年，日本企业在当时IT制造最具代表性的液晶面板领域的世界份额一度达到了惊人的95%以上，而整体半导体产业的世界份额也达到全球的一半。

从生产技术上看，一块TFT-LCD面板的制造大致可分为薄膜电晶体制造、液晶面板制造以及模组组装三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成多个步骤，需要用到曝光、真空、蚀刻等各种先端设备，整个流程下来多达300道的工序。鉴于每种制品所搭载使用面板的规格和技术要求不尽相同，要成功生产出一块液晶面板，再使得这块面板完美地融入一件特定的商品，就需要产业链上下游各级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之间，以及不同企业自己内部进行无数次不厌其烦的沟通、摩擦和匹配——而这正是日本制造相较于当时欧美企业的组织协作优势。

与条形码的发展史类似，虽然首先发现液晶材料的是欧洲，率先研发出液晶显示器的是美国，但真正对液晶显示进一步研发、改良和推动其大规模商业化的却是日本。

理解日本制造的这些特点和优势，不仅对于分析日本在早期电子战略上取得的成功不可或缺，也对于读懂当下日本为何在新一波数字化浪潮中相对滞后至关重要。

失落的三十年：电子大国的危与机

虽然二维码最初由日本人发明，但在之后基于二维码技术的手机支付日本却落在了世界的后头。日本经济产业省将无现金支付分为信用卡、储蓄卡、电子钱包（包括交通IC卡）以及手机支付四大类。按此定义，2016年日本民间消费总额中无现金支付的比例仅为20%左右，最低的鹿儿岛县不到15%，最高的东京都市圈也仅为30%，明显落后于其他主要先进国家40%～60%的水平。而同为东亚地区的韩国高达96.4%，位居世界首位。中国凭借2011年后基于二维码技术电子支付的快速普及，无现金支付占比也达到65.8%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日本现有无现金支付格局中，信用卡占据了绝对主流。日本MMD（Mobile Marketing Data）研究所发布的2021年1月消费者调查显示，将现金和信用卡作为常用支付手段之一的日本民众比例分别高达90.8%和73.3%，而使用过二维码手机支付的仅为33.3%，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甚至不清楚二维码支付的具体用途。鉴于多年来信用卡系统在日本社会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当前日本无现金支付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手机支付的普及度过低。

相比传统现金消费手段，基于二维码等新技术的手机支付在缩减相关成本、提高支付效率以及活络消费市场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据统计，仅日本全国约20万台ATM机，每年所花费的维护和设置费用就近4120亿日元。认识到这一事实，日本政府决意推进无现金支付社会的建设。2018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无现金社会展望》，提出到2025年无现金支付比例提高到40%以上的中期目标，和未来达到80%以上的远景目标。同年，日本成立了无现金社会推进协会，之后又实施面向中小微经营者的无现金系统导入经费补贴，以及面向消费者的二维码手机支付金额返还等政策，希望通过官方加民间团体的力量共同加快无现金支付的普及。但仅从展望目标上看，即使日本于2025年成功将无现金支付比例提升至40%以上，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无现金支付社会的建设可谓任重道远。

失落三十年的数字化滞后

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至今，日本经济增长陷入了持续低迷的怪圈，被称作“失落的三十年”。这一期间，从数字化看，不仅是消费领域，曾经以服务周到、组织高效著称的日本行政机构和企业也落入相对滞后的窘境。

在社会管理方面，日本长期以来缺少一个统一的个人信息管理系统，日常生活中民众依据情形分别使用住民票、社保卡、护照、驾照等五花八门的证件作为身份证明，给行政效率的提高造成了阻碍。2016年，日本政府终于启动统一的个人号码卡建设，希望一人一卡系统逐步覆盖社会保障、税务、防灾等各个领域。但截至2020年，个人号码卡的发放率仅为25%左右，实际应用的比例更低。

2019年底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将日本社会数字化运用的弱点暴露无遗。疫情期间，东京都病例通过传真机收集统计的事件被媒体报道后一时成为热门话题。日本政府允诺发放给每一个居民的10万日元历经“曲折”，一些地方在启动申请不久后就因系统运行不良等原因被迫关闭网络渠道，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书面邮寄申请快于网络申请的奇怪现象。此外，受根深蒂固印章文化的影响，许多经济社会活动脱离不了书面程序，不仅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也成为疫情期间日本居家工作模式难以推广的重要原因。

在生产制造领域，2018年日本总务省发布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日本企业实施基本信息化建设的比例低于美、英和德等国10到25个百分点。在引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以促进业务提升方面，同样落后于以上国家。具有传统优势的信息通信产业在新一轮数字化运用上的相对滞后，加上美国以及中国、韩国等后发国家的双重夹击，全球份额持续下降。半导体制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0年日本还在世界半导体生产十强企业中强势占据6席，但到了2018年前十榜单已经难觅日本企业的踪影。此外，白色家电、黑色家电等多个领域也先后被中国、韩国赶超，逐渐在世界贸易中丧失竞争力。

如果说在第三次产业革命兴起初期，日本依靠厚实的研发投入和卓越的组织优势占领了高点，那么随着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两大支柱的削弱，日本信息通信产业增长的相对失速也就不足为奇了。

首先，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日本实际经济增长陷入低谷，企业财务恶化，导致官方和民间的科研投入乏力，科研费用GDP占比10年间仅提升了0.3个百分点。长期的通货紧缩，持续低迷的国内消费市场，以及新兴国家依靠价格优势的不断进逼，使得日本企业普遍失去了原先“攻城略地”的进取态度和创新精神，转而倾向固守已有的“一城一池”。

其次，持续的经营不振，迫使不少企业开始裁员，导致二战后形成的终生雇佣制逐渐瓦解，雇员因此不再像之前那样对企业绝对忠诚，为企业付出全部的心血和智慧，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原先密切、细腻、耐心的组织协作模式带来了消极影响。更关键的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兴起的智慧化、自动化活动正逐渐变成主流，使得原先依靠组织协作创造新价值的空间被不断挤压。一些原本需要企业或者部门间反复协商磨合得出的生产意见，通过新技术即可快速得出最适化的方案，人力因素变得愈来愈不重要。

最后，一个令人矛盾的事实是，日本企业早期建立的完善的生产管理系统，反过来削弱了新一轮数字化的动力。推翻已有系统的成本和新建系统带来的效益之间必须被充分地权衡和考量。而在产业经济省实施的一项调查中，针对新型数字化所带来的预期成果，大部分企业的回答局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显示许多日本企业对于新一轮的信息变革仍缺乏深入的洞察和谋见，也意味着企业更容易低估新一轮数字化改造所能带来的效益，并因此放慢改革的步伐。可以说日本在前一轮信息化竞争中赢取的“桂冠”，某种程度上却成了它在新一轮数字化变革中的一种“负担”。

老牌电子大国的遗产和潜力

日本自身并非对这种困境无动于衷。相反，作为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的岛国，刻入骨髓的危机感可能成为扭转形势的关键。日本政府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客观认识本国的现状。从2008年开始，日本总务省紧密跟踪并发布信息通信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标，2016年起又结合发展形势区分了传统信息通信产业和新兴物联网关联产业两大部分，为日本数字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信息。

从总务省最新的报告看，日本信息通信产业总体世界份额虽然持续下滑，但凭借之前储备的丰厚遗产，在不少领域仍拥有不俗实力。

IOT产业方面，2019年日本整体的世界份额为18.5%，居全球第三位；IOT之下的五大分领域均居世界前四，反映了日本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的布局较为完善。其中，智能工厂占比35.4%，高居世界第一；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健康医疗占比25.8%，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清洁能源占比12.2%，与德国相当，仅次于中美；智慧城市占比近10%，位居中、美、韩之后；车辆网方面相对弱势，占比仅为2%。传统ICT产业整体份额维持在8.5%左右，同样居世界第三位。其中，服务应用、关键设备、家电及自动办公设备表现优于整体水平。另外，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发布的2020年全球主要商品·服务市场份额看，日本企业占据全球第一的品类虽然较上一年减少了4个，但剩余的7个品类中包含了电子摄像头、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传感器、偏光板、复印机和手机锂电池等信息通信领域的重要商品。

另外一些指标则表明了老牌电子大国拥有的潜力。2019年，日本通信信息产业相关研发据点超过1000家，约占世界总数的五分之一，研发据点及研发费用仅次于美国，表明日本在信息技术方面的科研投入正逐渐恢复。信息通信产业相关并购数量也实现正向增长，并购件数占世界8%，并购总额占世界11.5%，反映出日本信息通信产业依然拥有较强的活力。

当前，日本在信息通信产业保留的优势很大程度集中在上游材料生产和专业设备制造环节。比如在半导体生产领域，虽然日本企业的全球份额已从巅峰时期的50%下降到目前的10%，但依靠占据硅晶圆、洗净液、感光材料、蚀刻气体、封装材料等上游材料约50%的世界份额，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2019年世界半导体制造相关设备企业15强，也有超过一半的企业是日本企业。

日本信息通信产业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基于公开资料整理，作者自制表。

总体而言，虽然受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和旧有体制惯性等因素影响，对比中美两国的强劲表现，日本在以数字化为重点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中略显步履蹒跚，但依靠厚实的技术储备、逐渐复苏的研发投入以及日本政府近年来的大力推动，日本在新兴的数字化竞争中依然具备不容忽视的潜力和地位。特别是作为岛国的危机意识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广泛深度挑战，使得日本在新一轮的信息化竞争中选择的方案具备浓厚的日本特色，那就是超越生产制造和经济领域，将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国民福祉的提升作为核心的未来社会5.0方案。

超智慧社会5.0：面向未来的抉择

2016年1月日本内阁正式决议出台第5期《科学技术基本规划》，备受瞩目的是规划中首次提出“社会5.0”的概念。关于下一代信息技术竞争的日本方案也随之浮出水面。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

数字化竞争的日本方案

规划从技术和组织的角度将人类历史分为过去的狩猎社会（Society 1.0）、农耕社会（Society 2.0）、工业社会（Society 3.0）、当前的信息社会（Society 4.0），以及正加速到来的超智慧社会（Society 5.0）。有别于当前信息社会4.0中虚拟网络和物理现实相对分离的状态，超智慧社会5.0依靠快速发展的大数据、人工智能、高速通信等技术实现万事万物互联，能够实时自动地根据人类的多样化需求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及问题解决，使得生活变得更加舒适、活力和有质量。简而言之，社会5.0是基于网络空间和现实世界的高度融合，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社会。

由于超越了单纯的信息通信领域，将社会问题的解决同经济技术的发展放在了并列的位置，社会5.0实际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性的发展方案。为实现这一复杂的发展工程，日本规划明确了三大支柱，即基于虚拟和物理空间的融合提升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强韧性、开展社会设计的创新和新知识的创造、实施支撑未来新社会发展的人才培育。同时设置了120个左右的指标，以衡量和评价社会5.0的进展。如果做一个梳理，可以发现自社会5.0提出以来，日本政府逐步构建了一套涵盖法律法规、重大规划、重点项目和组织领导的支撑架构。

架构的最顶层是法律法规。日本近年先后制定了《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IT基本法”）、《官民数据活用推进基本法》等信息通信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2020年6月经日本国会决议通过，将原《科学技术基本法》修订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突出社会创新和自然创新同步发展的理念，为社会5.0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合法性支撑。

伴随《科学技术基本法》的修订，2021年3月出台的第6期科学技术规划更名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规划》。第6期规划延续并进一步深化了社会5.0的发展蓝图，提出日本要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构建国民安心安全、富有韧性可持续、实现个人多样化幸福追求的经济社会结构，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未来社会5.0的建设目标。在综合性的五年规划之外，根据需要制订一系列重点专项规划，比如2017年出台《世界最先进IT国家创造宣言·官民数据活动推进基本规划》。

法律法规和重大规划之下，则是重点项目的策定和实施。在社会5.0的大理念框架下，当前实施的包括战略性创新创造项目（SIP），旨在推动对科学创新从基础研究到实用化的全覆盖支持；官民研发投资扩大项目（PRISM），致力以财政资金撬动民间资本，力争使日本研发费用的GDP占比由当前的3.5%左右提升至2025年的4%；“摄月”研发项目，则是瞄准一些未来性、颠覆性技术的发展。专门领域的主要项目则有“AI战略2019”“量子技术创新战略”“生物技术战略”“材料战略”等等。

为推动某项重要政策的实施，日本往往在国家层面成立由内阁总理大臣领导的组织机构，如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IT综合战略本部、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健康医疗战略推进本部、宇宙开发战略本部、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地理空间信息活动推进会议等等。2018年，有感于中央政府各省厅条状管理模式不利于诸政策落实，又成立了“统合创新战略推进会议”，由内阁官房长官担任议长，立足超越各省厅本位主义，加强创新发展政策的协调实施。2021年，为全力改善日本数字化运用滞后的窘境，成立直属内阁的数字厅，作为日本数字化发展的最高指挥机构。

超智慧社会5.0的进展和想象

社会5.0提出以来，日本全力推进高速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核心基本盘技术发展，并在生产制造、社会管理领域开展广泛的试验和运用。

高速通信。社会5.0的万物互联，首先离不开高速、稳定的通信网络。在世界各地5G运用方兴未艾之际，日本同时将目光瞄准次一代的高速通信技术。2020年初，日本总务省召开“超越5G推进战略恳谈会”，召集各方代表研究次一代技术的备选路线、支援措施等，企图在高速通信领域占得先机。以恳谈会研讨成果为基础，6月推出了“超越5G推进战略：6G发展路线图”，提出在未来5年政府至少投入500亿日元用于成立发展基金和推动共同研究设施的建设，力争到2025年关键技术取得进展，2030年正式投入使用，年度创造附加值达44万亿日元。

次一代通信技术将在连接性能上大大提升，能够同时连接的数量及连接速度将是5G的10倍，主要通信速度则快100倍，延迟速度却缩小至1/10，为真正的万物万联提供最主要的硬件环境。此外，结合光通信以及量子通信技术，次一代通信也将变得更加低耗环保、节约成本和安全可信赖。最重要的是，次一代通信将具备自律性和扩张性等新特征，即能够随时随地自动计算和构建最优网络，以及超越海陆空限制，真正实现空间全覆盖的连接。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

人工智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曾经忧虑地说道：“开发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灭亡。”他的想法代表了不少西方人士对于快速进步的人工智能的疑虑。与此相比，日本文化似乎蕴含了更多适合人工智能发展的积极因素。无论是1964年日本制作的第一部电视动画《铁臂阿童木》，还是日后风靡世界的《哆啦A梦》，主角均为具备人类智能的机器人（猫），使得人工智能在日本社会中更多地呈现出积极友善的形象，营造了有利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环境。于是，早在1993年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就开始研发一款海豹型机器人。该款机器人不仅拥有大大的黑色眼睛、雪白柔软的皮毛，还被设计成与人类婴儿相仿的重量，加上身体各部位嵌入的触觉、视觉和听觉感应器，能够与人类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互动。2004年正式投入商业市场之后，短短几年内有超1000台被引入日本、欧洲及美国的养老院、医院及儿童场所，发挥出积极的社会效应。

近年来，为推动人工智能领先发展，日本政府先后策定实施“AI战略2019”“AI战略2021”，二者一脉相承，通过实施教育、研究体制改革等举措，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在社会保障、农业、防灾、物流、交通、地方活化等领域的研究和实用。目前，日本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人才的短缺。根据日本产业经济省估计，到2030年日本高端IT人才的缺口将达到54.5万人。为此，日本将人才培育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点支持方向。2017年10月，日本成立深度学习协会（JDLA），同时推出两种资格鉴定，即面向专业工程师的E（engineer）资格鉴定和面向一般经营者的G（generalist）资格鉴定，希望在数年里培养3万名深度学习领域的工程师、10万名拥有相关知识并能运用到产业经营中的人工智能人才。

大数据。随着以数字化为重点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数据已经成为土地、资本、人力、技术之外的第五大生产资料。为加快大数据的发展，特别是解决日本在数字化运用上相对滞后的问题，日本政府制定了《官民数据活用推进基本法》《数据程序法》，并成立由内阁总理大臣主持的官民数据活用推进战略会议，积极推动行政手续电子化、电子契约普及化，以及官民数据开放共享和融通运用。

当前，在推动消费者个人数据合法商业运用方面，日本走在了前面。2018年6月，日本总务省联合产业经济省，出台了《信息信托功能认定相关指南》，次年又根据实际操作情况迅速修订出台了“第二版”，为个人数据的商业收集、合法利用提供官方指引。与此同时，日本IT团体联盟成立了“信息银行推进委员会”，在官方指南的基础上开展“信息银行”的资格认定工作。根据规定，获取资格认定的机构，可按程序开展个人数据委托业务，代替个人管理数据的商业流通和使用，个人也将从数据租赁中获取一定收益。截至2021年3月，委员会累计完成7家的认定工作，在个人数据的实际商业化运用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

与发展人工智能一样，日本政府也十分重视大数据人才的培养。2017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实施了数据人才培育项目，在高端人才培养方面，计划每年培育世界顶尖人才5名、学界代表性人才50名、栋梁人才500名，以支撑日本大数据更快发展。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

智慧城市。日本智慧城市建设主要负责机构国土交通省对智慧城市的定义是：针对目前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利用各类信息通信新技术，不断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水平，实现城市或区域最适化、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其核心是像组装电脑运行系统一样，打造城市“办公运行系统”（都市OS），使得城市和区域之间互联共通，推动行政、交通、旅游、防灾、生活的智能化，并以此为基础创造新价值。由此可见，智慧城市就是日本社会5.0的微缩实验模板。

2019年8月日本正式组建“智慧城市官民合作平台”，目前已有798个政府部门、企业、研究机构以及地方团体等单位加入。2020年3月，日本公布了《智慧城市建设参考架构》，对智慧城市的构成要素、实施主体、评价体系等进行明晰。此外，国土交通省公布了一批先进典型城市和实例，展示目前日本智慧城市建设进展，为全国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典型城市比如千叶县柏市和三井不动产合作，以涵盖车站、大学、医院、重要商业设施的范围为试验区域，通过收集人流、物流等数据信息，推动产学研合作研究，为城市智慧发展提供对策。在智慧能源方面，基于历史数据对用电量进行智能预测，实现电力供应的安全平稳化；在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交通监控的实时可视化，在部分区域率先导入自动驾驶巴士；在城市设施方面，基于人流数据科学编制公共设施建设规划，通过人工智能对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预防型维护和管理；在社会福祉方面，推动个人健康、就医、介护等社会保障信息的综合融通管理，通过对医院和个人数据的分析运用，改善就医环境（比如减少就医等待时间），加强区域健康预防等。

此外，日本国土交通省在全国范围推出I-CONSTRUTION项目，将最新信息通信技术引入调查、测量、设计、施工、检查、管理、维护等全过程，力争在2025年将工程建设效率提高20%。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划目标，将争取到2025年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试点达100个，参与的公共团体或者企业等个体超过1000家。

智慧工厂。在社会领域的“智慧城市”之外，经济领域的“智慧工厂”建设也开展得如火如荼。除了最基础的效率提升，新的生产方式呈现出过程自动化、流程可视化、结果最适化等特征，并朝着全智能、高柔性、大集中的趋势发展。

首先是过程自动化。由于日本自身高端自动化设备制造处于领先地位，将自动化设备运用于生产具备了天然优势。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近年来自动技术已经从传统的工业领域向其他产业渗透发展。比如福井县的小滨市是著名的鲭鱼之乡。当地养鱼场改进养殖方式，在水中设置了各类感应器，不仅能够对水温、氧分、盐分等水下环境进行实时监控，同时对饲料投放信息实现自动记录和云端上传。记录收集的数据通过研究分析后，被运用于优化养殖方法，达到缩减人力和饲料成本的效果。而上传云端的数据可同时开放给上下游企业和相关机构，比如饲料生产商和水产养殖科研机构，让数据发挥更大的价值。

其次是流程的可视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丰田汽车在日本东北和北关东地区的供应企业受灾，丰田日本工厂一度被迫停产。吸取此次教训，丰田汽车开始构建新的零部件管理系统。通过登录、分析过往入货信息，形成可视化的供应链管理系统，使得可能存在的风险点一目了然，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凭借这个可视化的管理系统，2016年日本九州熊本地震以及2018年暴雨灾害，丰田分别只用了1.5天和0.5天就准确掌握受灾地供应链情况，灾害应变能力明显提升。目前丰田已将此系统布置至其全球工厂，如果某一国发生任何动荡因素而影响生产线，可迅速在其他国家找到替代品，对于确保安全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视化已成为日本工厂制造的重要发展方向，以生产重化工器材著名的小松制作所就因生产过程的可视化管理创新，获得了第八届日本制造大奖的最高奖——内阁总理大臣奖。

最后是结果的最适化。成立于2011年的日本GROOVENAUTS是一家专注于AI、量子计算及大数据分析研究和服务的公司。公司开发的运用系统已被制造业、物流业、零售业、建筑业及金融业超4000家企业使用。比如三菱地产运用该系统，通过AI技术对社区垃圾产生量进行精准预测，然后通过量子计算模拟出垃圾回收时间、回收顺序、行程路线的最佳方案，由此使得垃圾运送车辆的总行程减少56%、使用数量下降59%、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下降57%。食品公司KEWPIE引入该系统，基于对员工状态、食品销量的预测，建立了从生产计划、现场制造、员工调配、包装流程到物流运输的最适化方案。世界主要信用卡公司之一的JCB则运用该系统，对客服需求的预测精准度达99.8%，以此进行最适化的人手安排，有效控制了运营成本。

一些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初现端倪。比如，首先，随着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有望逐步向全智能演变，意味着将来整个生产流程从细小的构思到成品的出炉可能都无须人力和脑力的参与。其次，在新技术的辅助下，今后的生产方式有望变得更加柔性化，企业能够更灵敏快速应对市场和环境的变化，根据顾客的不同需求生产出适量的特色商品，从而彻底改变目前大规模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模式。最后，长期以来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而不断深化的全球分工也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掌握先进技术的企业将具备从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到销售的全流程能力，形成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的巨头企业，打破现有垂直分工模式。而拥有先进技术的地区，生产成本都将降到极低，比较优势理论在这些区域之间失去意义，水平分工也可能随之土崩瓦解。最终生产将朝着率先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家和地区的大型企业集中，形成生产制造的大集中模式，并加剧全球不平等的程度。当然，以上的趋势都有待时间的检验，任何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可能改变未来的生产格局。

社会5.0的人文主义特征

和德国工业4.0、中国制造2025以及美国的制造业再回归等战略相比，日本关于下一代信息通信的竞争方案具有自己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以及对社会问题解决的重视。

面临各种“人”的危机塑造了社会5.0的特征。首先，日本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自然灾害频发的岛国，每年发生的6级烈度以上地震约占全球的20%，火山喷发占全球的7%，损失总额则占18%。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迫使日本具备了天生的危机感，并不得不时刻将人的安全和生存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因此，有效应对各类自然灾害，打造富有坚韧性的经济社会自然而然成为社会5.0的重要目标。其次，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面临日益严峻的人口问题。作为衡量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总和生育率，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跌破2.1的平衡水平；2000年以来，这个指标保持在1.3～1.4的低水平，加上全球最高的预期平均寿命水平，使得日本成为典型的少子老龄化国家。日本总人口在2005年出现战后的首次负增长。2020年老龄人口比例为28.7%，在世界主要国家高居首位。人口结构的变化成为日本地方空心化、人手不足、经济低迷等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何积极利用最新技术应对人口结构变迁及其造成的系列社会问题，也就成为日本各类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必要考量。

人才培养被当作社会5.0建设的重要根基。无论是上层法律法规，还是重大规划和项目，人才培养都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背后与上文所述日本面临人口减少、人手短缺等问题固然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根植于日本长期以来重视人才培养、推动科研创新的传统。比如2001年第2期《科学技术基本规划》就提出在50年内培养30名诺贝尔奖人才，推动日本科研创新高水准发展的目标。规划实施以来，日本已有18人成功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在各国中高居第二，为日本在新千年后保持科技强国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种一脉相承中，第6期《科技技术创新基本规划》以实现社会5.0为大目标，强调构建从中等、高等到职业生涯的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系统，特别突出加强与科技进步直接相关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科教育和IOT相关人才的培育。

社会5.0强调数字发展中的个人权益保障。根据日本总务省消费者意识调查，日本民众对于提供个人信息行为的不信任感近八成，高于其他主要先进国家。这一方面可能延缓日本基于大数据的一些尝试和运用，另一方面也倒逼日本政府在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时更加注重个人权益的保护。近年来日本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举措包括：2014年加入APEC的“跨境隐私保护框架”（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2019年与美国缔结《美日电子贸易相关协定》，加强跨境数据流通、跨境电子交易的规制，保护个人权益；2019年修订《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将商家未经个人同意收集、使用、公开个人数据列为不正当竞争行为；2021年对原《个人信息保护法》《行政机构信息保护法》《独立行政法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订，合并形成新的保护法案，并着重增强“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的功能；针对蓬勃发展的AI领域，率先制定《AI使用原则》《AI使用指南》《AI·数据利用的契约指南》等。此外，日本也高度重视电子技术运用中的安全及公平问题。2018年为适应社会5.0发展新形势，日本提出CPSF的安全保障框架，将安全领域从传统的C（cyber）领域扩展到P（phsical）领域，以及二者相互交融的物联网领域。2020年日本总务省公布了“强化网络安全的紧急首要应对事项”，特别提出预防IOT等新领域可能产生的安全问题，同时提出研究区块链技术加强网络安全运用。针对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可能加剧的地区、代际或个人“数字鸿沟”，实施对偏远地区、经济困难人员的设施设备支援，对面向残疾人、老龄人等弱势群体提供信息服务的企业给予资金补助。

总而言之，关于下一代的数字战略竞争，日本选择的社会5.0方案具备了浓厚的人文主义特征，而这种特征的塑造很大程度又生根于日本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当前面临的社会课题。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中都面临许多共同的课题和挑战，社会5.0的制定以及当前实施中呈现的诸般现状，对于中国当前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也有一定的启示。

本章创作特约研究员龚鹏辉，研究方向人口、新经济及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