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美国：数字时代如何维持科技领先优势
“美国如何确保自己在未来的技术和产业中，特别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2021年1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就职首日在白宫网站上发表了一封致总统科学顾问兼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埃里克·兰德的信，信中要求埃里克·兰德和他的同事们重振美国的国家科技战略，同时还提到了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指向了美国科技政策的核心——在新兴技术和未来产业竞争中的领先性和世界创新中心地位的稳固性。
这既是拜登政府此后执政期里的科技政策先声，也是特朗普政府从2018年开始对中国展开的科技打压的延续。同时它反映了一个现实——美国精英间已经达成了共识，即使美国的总统发生更迭，上任的拜登政府也并未全盘否定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框架。
某种程度而言，这句话还可以被视作美国在数字时代和对未来科技、产业竞争焦虑的最好总结。对这个超级大国而言，对数字时代的焦虑，是对创新中心地位丢失的焦虑，是对产业和科技引领作用降低的焦虑。
为什么美国如此强调创新中心地位？为什么数字时代里美国会忧虑创新中心地位的丧失？被美国视作最大竞争对手的中国从哪些层面正威胁到美国的科技竞争力？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到底效果如何？我们应如何看待当下的中美竞争？这些问题都是本章所关注的焦点。
我们回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和创新领域发生的变化发现，上世纪80年代时，美国社会也有过对竞争力衰退和创新能力丧失的担忧。彼时，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离岸制造盛行，美国的跨国公司们纷纷剥离国内的制造业资产。当时日本制造风靡全球，美国的汽车和钢铁产业在全球竞争中节节败退，消费类电子领域美国的公司们也表现不佳，美国社会由此掀起过一阵焦虑思潮。今天看来，当时盛行的“日本买下美国”的惊叹和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科技战，与今天美国在数字经济时代遭遇挑战时的姿态和反应如出一辙。
由此可见，美国具有强烈的“美国优先”意识，始终追求全球经济影响力和创新中心地位。一旦发觉自己在新兴产业和科技竞争中出现了相对衰落的迹象，就会启动反射神经，全力应对潜在的对手，确保美国在创新和新兴产业中保有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信息科技产业高速发展，由此而来的互联网经济浪潮从美国向全球扩张，美国社会因制造业衰退而产生的“衰落焦虑”和“创新中心旁移”的担忧得到缓解。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经济系统的稳定性面临严峻威胁，美国社会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潜在对手。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的制造业产值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强国。随着中国轰轰烈烈的数字经济浪潮，中国也被动成为新科技革命浪潮里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美国对创新中心地位丧失的焦虑并非今天独有。事实上，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美国就开始以立法和行政手段来推动先进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加速美国国内创新。到特朗普执政期间，它变得更为显性，美国一方面启动了对竞争对手的打击，同时积极以产业政策刺激和引导制造回流。新上任的拜登总统延续了这一思路，以保持美国在先进制造和数字时代的领先优势。对中国而言，美国在数字时代的大国焦虑成了当下科技产业发展最大的外部不确定性。了解美国的大国焦虑，有助于以长期视角看待中美在科技产业里的未来走向。
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科技、制造和新兴产业及前沿领域依然拥有巨大的优势，全世界的资源和人才依然源源不断流向这个国家。由于其系统性科技战略，在可预见的未来里，美国在很多领域依然将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应当意识到，美国对创新中心转移的忧虑论调本身有利于其动员内部资源凝聚共识，因而，当下我们应以更为全面理性的视角来对待“美国衰落”论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国普遍强调产业链安全，注重生产制造和战略产业的本土布局。随着俄乌战争突起，欧洲局势紧张，中美科技竞争也在增加新的变数。美国很有可能加速布局本土科技，在关键高科技领域进一步与中国脱钩。未来全球的产业链条在一些环节可能将呈现两套体系并行的状态。对中国的科技产业而言，我们要在中长期的时间里与美国展开复杂而又旷日持久的竞合。
产业空心化和危机2016年，亿万富翁、商人唐纳德·特朗普以“美国复兴”“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竞选纲领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在任期里，他喊出了激进的口号：“我们希望美国的公路、桥梁和铁路以及其他所有东西都由美国的铁、美国的钢、美国的混凝土和美国人的双手来建造。”
无论是竞选政纲还是这些颇具关注度的口号，都是对美国所面临现实的解决方案——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遭遇着制造业流失、产业空心化、就业不振等一系列危机。一些典型的工业城市成为衰败的代名词，“铁锈地带”的破败仿佛给这个国家蒙上了一层阴影。
最出名的当属底特律，底特律曾经是美国制造的代名词。在以大规模生产、蓝领工作岗位和汽车为标志的机器时代，底特律也是美国最富裕、最先进的城市。但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底特律逐渐成为失业之都。废弃的工厂、遗弃的住宅和被遗忘的人们，让底特律变身为一座愤怒之城。从2000年到2018年，底特律的人口增长比例为-29.3%，这意味着这个曾经的工业中心流失了近三成的人口。这种衰败和人口流失并非孤例，在加里、弗林特、萨吉诺和扬斯敦等城市，21世纪前18年里，人口的负增长数据都在两成以上。
到2018年，针对产业空心化、制造业流失等一系列国内问题，特朗普政府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认为美国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罪魁祸首是中国抢走了就业机会、市场和创新空间。但如果观察其制造业的发展和产业转移，铁锈地带和产业空心化迹象近半个世纪之前就在美国开始出现。
以铁锈带的概念为例，它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198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在一次总统竞选活动演讲中第一次使用了“铁锈”这个概念。当时他谴责里根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特别是取消钢铁进口配额，这使得钢铁行业陷入危机。“里根的政策正在把我们的中西部工业变成一个生锈的碗。”沃尔特·蒙代尔说。“铁锈带”这个词从此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在美国指向了后工业化的中西部地区——它们曾经以制造业为基础，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却逐渐走向凋敝，人口不断减少，产业衰落。
美国《时代周刊》将1977年9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视作铁锈地带最具象征意义的日子。当时俄亥俄州的扬斯敦钢管公司倒闭，导致约4万人失业。扬斯敦的人口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一路下降，它也是典型的“铁锈城市”。
为什么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开始出现铁锈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兵工厂，同时也是本土未遭遇战争的唯一超级大国，以自身的制造体系和工业生产能力源源不断地为反法西斯同盟提供物资支持。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工业制造能力和产品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以汽车产业为例，1955年，美国的汽车年销量第一次超过700万辆，三大汽车巨头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销售的汽车也占了世界汽车销量的最大比重。1960年1月，美国经济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达到了最高峰，29%的美国工人受雇于制造业。
之后，随着德国的汽车企业开始追赶，欧洲生产的具有多样性的汽车产品逐渐取得了市场的胜利。20世纪80年代丰田汽车的精益制造理念以更灵活的成本体系、市场价格及产品类型，在美国市场节节逼进，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销量占到20%。麻省理工学院当时组织了一批专家教授，对美国制造业的问题进行研究，当时他们发现，除了汽车产业、微电子、家用电器等领域，美国产品从品质到效率层面都遭遇了日本、西欧等国家的挑战。1986年时，美国在半导体生产中的份额从10年前的六成降到四成，当时在DRAM芯片里，日本公司占据了四分之三的市场份额。1987年美国从海外进口的产品远大于出口，贸易逆差达到了1610亿美元。
同时，20世纪80年代也是美国金融政策发生转折的节点。美国政府逐渐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宏观监管，高速发展的金融业对制造业产生了“挤出效应”。由于劳动力成本高，员工人数和用工成本会降低企业的估值，资本市场倾向于给轻资产企业以更高估值。这推动美国企业将公司里利润率相对低的业务线出清，制造环节成为最先被转移到大企业集团之外的部门。
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随之发生深刻变革。美国国内产业逐渐向价值链的市场和研发端延伸，低附加值的中间制造环节逐渐外溢到亚洲国家。新一轮的制造业转移浪潮出现，“东亚四小龙”崛起，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也接收了外溢的制造产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本土的产业结构更是呈现出更为鲜明的“去工业化”特征，而金融业则突飞猛进。2007年前后，美国金融衍生市场过度膨胀，第二产业空心化带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2009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最高飙升到10%，2009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速为-4%。在这一背景下，制造业及其带来的产业创新成了此后美国历届政府关注的重要话题。
制造业转移，创新土壤丢失？产业空心化带来了巨大的弊端。美国精英们认为最大的弊端是就业流失导致中产阶层萎缩，消费不振，经济活力不足。
1960年时美国经济和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一项数据显示当时美国有29%的人口受雇于制造业。工人受雇于欣欣向荣的产业，他们的收入提升为制造商新创造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创新到制造到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但产业空心化大背景下，从1980年到2020年，制造业就业占整体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就业流失也带来了需求的萎缩。2009年6月26日，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呼吁美国将其制造业的基础就业人数增加至劳动力的20%，并指出美国在某些领域已经外包太多，无法再依赖金融部门和消费者支出带动需求。
美国国内开始呼吁重视制造业的重要性。201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组织——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经济生产委员会（Production in the Innovation Commission, PIE），牵头调研制造业与创新间的关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为了让美国继续从创新活动中获取最大化利益，美国的制造业也必须欣欣向荣。换言之，制造业与创新紧密相关，美国必须重建被掏空了的制造生产系统。
由于2010年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所以这份调研中中国也成为美国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中国正在形成的创新土壤和对美国创新中心的潜在威胁在报告中也占据了颇为重要的讨论篇幅。
PIE指出，纵观美国的工业生产体系，能看到一个千疮百孔的现实。工厂空空荡荡，有些已经破损坍塌，比起这些，更为可怕的是推动新企业诞生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消失了。
调研认为，美国的离岸制造对美国的创新地位有重大影响。制造业规模和就业人数急剧下降，苹果、高通和思科这些优秀的新企业把产品生产放到了海外，即使它们主要的利润来源还是美国。同时，虽然和全球竞争对手相比，总部在美国的企业在生产力和质量方面并没有落后，但是企业的生产模式变成了“美国发明，离岸制造”。这种在此地创新、在异地生产最大的危险之处是，随着美国把科学技术的商业化转移到国外去进行，美国本土进行新一轮创新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弱。
PIE认为，大多数场景下创新植根于产业过往的土壤中，制造环节本身对创新至关重要。沿着从实验室到产品这个链路来追本溯源，会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流失带来实验室的流失。颠覆行业传统的巨大创新可能源自发明者和制造商之间的互动。
因此，PIE认为，“美国发明，离岸制造”这种合作方式对美国企业和美国都是有风险的。他们担心持续让中国把控生产制造环节，随着中国市场的壮大，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增加，可能会让中国从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产品来获得市场优势进化成新的创新中心。
这个组织将中国的创新模式解读为，中国具备把知识密集型创新市场化的专长，具备逆向工程能力，即把一个成熟的产品重新设计，使它变得更快、更有效率。他们总结为，中国能够把先进复杂的产品设计迅速推动到规模生产和商业化的阶段。同时中国也擅长按照设计生产出一个全新的产品，或者设立一个全新的生产流程。一旦中国市场壮大起来，围绕着中国市场本身，企业能不断进行产品创新。这些逆向的创新过程可能会导致下一轮的产业革命的标准性创新发生在中国。换言之，他们担心的是中国打通创新—制造—市场的链条，最终让创新过程由“美国发明，离岸制造”变成为“离岸制造，离岸创新”。
两位研究美国创新机制的学者威廉姆·邦维利安和彼得·辛格将创新的方式做了归类，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此前日本还是当下中国的做法，都是一种从产业出发的创新模式，这也是二战之后原本制造体系见长的美国所忽略的。二战后美国的重点在前端研究和研发支持，联邦政府、国防部投资和支持重大研发，最终带来了航空、核能、电子、航天、计算机和互联网多个领域的创新浪潮。随着美国在制造产业驱动的创新上的突破，他们也在努力增强前端和研发层面的创新支持，而这是当下美国创新的强项。
无论是制造业产业创新延伸到研发端，还是“美国发明，离岸制造”变成“离岸制造，离岸创新”，美国社会逐渐形成的共识都是，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流失对美国的创新土壤影响重大。它还被关联到了产业链安全和国家安全层面，一位学者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大部分供应链节点被外包并转移到亚洲，主要是转移到中国。企业和供应链网络专注于优化成本，从而失去了对弹性、可持续性和国家安全的关注”。
这些论调成了特朗普上台和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前情提要。无论如何，从转移国内困境和凝聚社会共识的角度，美国社会都将中国视作美国科技及创新的竞争对手，开始了一系列手段来维护创新中心地位。
推动制造回流，抑制对手2021年6月8日，美国白宫发布了一份名为“构建弹性供应链、重振美国制造业及促进广泛增长”的评估报告，对半导体和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产、药品和原材料四类关键产品的供应链风险做出了评估。这是拜登伊始签署相关行政法令后的产物，又被称为供应链百日审查报告。
美国的观察家们评价，这份报告和拜登政府把“供应链”这个让大多数美国人颇为陌生的词语带进了美国的公共议题中。“供应链”也成为拜登政府执政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重新打造美国新兴产业优势的重要关键词。
该报告认为美国供应链中长期存在漏洞，其中半导体和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产、药品和原材料四种关键产品的供应链风险被归结于五大原因，它们分别为美国生产制造能力的不足，私营市场的短期主义，盟友、伙伴和竞争对手的产业政策，全球资源的地理分配不均，以及有限的国际协调。报告中多次将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中国加剧了美国的供应链风险。
由此，它提出要恢复美国在技术和生产能力上的总领导地位，主张对行业进行逐一投资，其中包括投资500亿美元以升级国内半导体制造业，投资200亿美元以建设国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新型联邦车队，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税收减免，并投资200亿美元用于公交体系的电气化。
拜登政府在施政思路上也与这份报告吻合。2021年3月拜登刚上任就公布了一项规模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核心是修缮公路和桥梁、扩大宽带网络接入和增加研发资金等，其中他还提议国会拨出500亿美元补贴美国半导体产业制造与芯片研发。
2021年6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又通过《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这项法案牵动千亿级美元授权的“一揽子”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未来5年内投入千亿级规模的美元资金从总体上增强美国科技。可以说，拜登政府的科技政策思路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支持和推动产业发展的决心，它也呼应了前文提及的推动从制造业产业层面的创新，后者正是美国当下创新模式中所欠缺的。
事实上，美国对制造业的强调从奥巴马总统执政开始。2009年4月，奥巴马总统提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战略构想。为推动制造业回流，自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出台一系列措施来推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连续三任总统都在这一议题上有相应的动作。
美国政府层面出台政策助力先进制造业发展一览（不完全列表）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美国白宫官网。
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的制造创新从最初想法提出到最终完成，包括确定具体实施规划的细节，历时近5年时间（2012-2016年）。学界评价这个政策是一个边构想、边建设、边完善的过程，既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法规、战略的贯彻，又有自下而上的来自企业、政府、学术界的集思广益，但它在先进制造政策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
而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的振兴制造业策略表现如何？《美国前景》杂志联合编辑、学者Robert Kuttner评价称，它“充满本土主义色彩、在战略上缺乏连贯性。关税政策不仅针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同时也针对其他几个关系亲密的国家”。这些动作让特朗普一直没有真枪实战地采取措施以振兴国内制造业。
而拜登的重塑供应链的主张，体现了美国准备重拾产业政策工具的尝试。国家计划在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下显得“离经叛道”，但美国的观察者们认为无论是从美国历史经验还是当前国际形势来看，拜登的政策在风险和危机前都大有可为。2021年6月主张2000亿美元工业补贴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以68票对32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这可能也显示了美国人对以产业政策的方式来重拾创新中心地位思路的认可。
美国精英阶层意识到了产业政策和政府力量在保持创新中心地位上的重要性。他们秉持的观点已经逐渐从自由市场理论中转向，开始认为，那些已经能够盈利的或者在短期内能够盈利的科技研发，可以交给企业和市场，不需要国家扶持；对于那些有意义但暂时看不到市场前景的事情，则需要由国家来扶持，例如半导体产业就是他们认为需要扶持的产业。
除了促进制造业回流，保障供应链安全，美国还对竞争对手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和打压，使用了包括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制度、《安全设备法》、知识产权交易和禁止特定外国主体收购美国新兴技术企业等。其中实体清单作为美国出口管制的“黑名单”，被列入的实体需要获得商务部颁发的许可证，才能购买美国技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及拜登政府任上，这些工具如同挥舞的大棒被多次使用。
制造业回流了吗？在产业空心化背景下希望重新召回制造业的努力显然要克服重重困难。跨国公司出于降低成本、追求更高利润的目的主动将制造剥离出美国，还有一部分制造业就业流失则是因总体成本不及对手而退出竞争，这都是市场的自然反应。
而要让制造业及创新回流，需要克服一系列现实困难。两位研究创新政策的学者威廉姆·邦维利安和彼得·辛格就认为，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确存在一系列的先天不足。
首先美国既有的融资体系限制了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初创公司获得创新支持。由于向海外市场扩张和生产的压力，跨国公司限制了它们在美国的生产投资。这些企业在国外已经拥有成本较低的生产设施，它们可能不愿意承受回流的高成本代价，即使回流有可能产生先进生产工艺的创新，但创新本身也有风险。
此外，美国过去主流经济政策不关注制造业，公众也不鼓励下一代在制造业工作，现存的知识和人力资源结构支持高度分散的劳动力市场，并没有组织起来为培养未来制造业所需要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土壤。
同时，由于此前政府在生产层面的投入较少，激烈的全球竞争下，美国大部分制造业的大多数中小公司根本无力承担研发的附加成本。
另外，制造业供应链的复杂性很高，美国的公司已经败给国外竞争者，那么短期内供应链很难快速渗透、重组和重建。如果要引进先进的制造技术，中小型的生产商可能也难以负担成本，而大型的跨国企业集团则倾向于在国外低成本生产。
美国以产业政策激励制造业回流还可能面临政策和既有治理体系层面的一些冲突。学者Robert Kuttner认为，美国政府可能要背弃对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的许多承诺，这些承诺包括要求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们放弃政府补贴、在政府采购上将《政府采购协定》的48个成员方与国内生产商一视同仁。拜登将需要在供应链报告所主张的政策和当前的数个贸易协议之间做出选择。
在这一系列限制下，美国的创新政策运转到底如何，制造业是否正在回流美国？事实上，这也是全世界在关注的问题，一些专门的咨询机构如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监测了相关的数值变化。
这家机构发布了一项专门的指数——回流指数，来比较美国国内制造业总产值数据和从亚洲14个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的数据。2020年4月，该公司第七次发布美国年度贸易回流指数报告，总结的是2019年的新数据变化，这也是观察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之后政策影响的一份重要报告。该报告认为，通过对过去几年的美国制造业数据分析，2019年呈现出的新迹象是美国制造业正大规模撤出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LCCs—Low Cost Countries）。
2013年科尔尼中国进口多元化指数首次发布时，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占比为67%。到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进口占比降至56%，6年时间下降1000个基点。美国从中国减少并转向亚洲其他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的310亿美元商品中，有近一半（46%）转移到了越南。
当然，该机构也认为，这一数据上的变化并非完全意味着美国从越南进口量的增加真的都是把生产从中国转到越南。其中有大量数据显示，为规避关税，中国生产商先将产品从中国运往越南，然后再原样或经小幅改动后以“越南”产品转运到美国。
这份报告认为，中美贸易战确实促进了2019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大幅增长，当然并非所有变化都对美国制造业有利，美国制造业仍面临许多重大挑战，例如贸易战也会导致美国出口量下降。
而到了2021年，这家机构再次发布了基于2020年数据的报告，数据呈现出了与前一年并不一致的趋势。2020年，美国从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LCCs）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95%，高于2019年的12.08%。疫情暴发，美国制造业普遍停产，严重抑制了全球对美国制成品出口的需求。美国生产的放缓也增加了美国对低成本船舶进口的依赖。2020年夏天，美国国内产出回升，使得第三季度的回流指数回到正值区域。但总体而言，这家机构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最新的科尔尼回岸指数变得复杂而难以简单从数值上做解读。
另外，他们也观察美国企业主们的回流意愿。在调查制造业的高管时这家机构发现，许多企业打算在未来三年至少重振部分制造业，一些高管表达了减少对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制成品进口依赖的强烈意愿。这也呼应了拜登对供应链安全的强调。他们判断，这意味着，即使新冠肺炎疫情结束，许多公司可能依然将“中国+”战略提上日程——继续依赖中国满足其大部分采购需求，同时还要培养更多的贸易伙伴，以降低过度依赖单一采购来源的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还给制造业回流带来了新的困难。过去三年美国国内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趋势被疫情所打断，该机构访谈的超过一半的工厂经理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要求，如社会距离和频繁的定期消毒，对工厂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此外，许多人曾以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休假、裁员和失业率上升，将缓解劳动力（尤其是熟练劳动力）的长期短缺。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科尔尼在调查中发现，56%的受访工厂主表示，与疫情暴发前相比，疫情中更难找到和雇佣合适的工人。许多员工宁愿选择留在家里照顾家人，因为拜登政府针对失业给出的补助和刺激政策几乎能覆盖他们的开支。还有一些人则为了避免被新冠病毒感染而拒绝工作。
截至2022年3月初，2021年度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并未释出。过去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继续，在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肆虐的局势下，一系列可变因素使得曾经本质上只是二元选择的离岸或回流变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决策集合。拜登政府试图重新振兴制造业的尝试将充满挑战。
长期的竞合美国有评论人士将当下拜登重视供应链安全、重塑制造业的尝试视作对罗斯福总统遗产的继承。作为领导二战走向胜利的总统，将拜登类比罗斯福，这显示了美国社会对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决心。它意味着，不管这些政策的最终效果如何，它们已经是美国政界和工业界的长期选择。
被美国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对话关系上用“战略竞争”取代了特朗普政府的“大国竞争”）势必要长期面对这一局面，这意味着，中国也需要以长期视角来全面认识美国的创新能力和中美科技竞争。
2021年12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者Graham Allison、Kevin Klyman等发布了一份中美科技竞争的报告“The Great Tech Rivalry：China vs the U.S.”，系统分析了中美双方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竞争格局。
报告认为，中国迅速崛起，挑战美国技术制高点的统治地位。报告用了一系列数据和论点来论证这种挑战——2020年中国生产了2.5亿台电脑、2500万辆汽车和15亿部智能手机。中国除了成为制造业大国之外，还成为在人工智能（AI）、5G、量子信息科学（QIS）、半导体、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等21世纪基础技术领域的重要竞争者。
应该意识到，美国的这些智库报告的确反映了中国科技领域的中长期趋势，但报告中也渲染了浓重的“中国威胁论”。例如，这份报告中指出，在一些竞赛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在其他领域，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中国将在10年内超越美国。中国的全社会模式正在挑战美国在技术竞争宏观驱动力方面的传统优势，包括技术人才管道、研发生态系统和国家政策。
以中国半导体产业当下与世界最先进水平间的差距为例，美国智库报告中提出的“10年内全面赶超式的判断”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差距。
某种程度而言，渲染“中国科技威胁论”，是美国智库树立的一个凝聚共识，是获得更多资源来重振产业的“靶子”。中国当下的科技发展仍然要栉风沐雨，以脚踏实地的态度砥砺前行才能在很多高精尖领域实现国产替代。
而美国的制造业发展水平仍然不可小觑。当下全球的商业力量中，市值超万亿美元级别，且与制造相关的企业只有苹果和特斯拉。它们虽然将制造环节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但是核心知识资产依然在美国。
它们所贡献和引领的创新模式，依然是从美国的创新土壤里产生的。2021年第二季度苹果一家公司就拿走了全球智能手机利润的四分之三。而特斯拉的电动车旋风更是搅动了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这两家公司分别引领了移动互联网和智能出行这两大消费级市场的创新方向。它们的存在让人很难做出“美国创新中心地位一去不复返”的论断。
另外，美国当下依然在源源不断地吸收世界各地的人才，他们也是美国创新力的重要来源。世界银行2016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全球人才流动状况》中指出，2010年，约有2800万高技能移民居住在经合组织国家（即经合组织成员国），较1990年增幅近130%。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4个经合组织国家成为其中近70%移民的目的地。而美国一国就接收了流向经合组织国家的高技能移民的近半数以及全世界高技能移民的三分之一。2010年，美国接收了1140万名高技能移民，占经合组织国家接收移民总量的41%。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美国的移民净流入人数约为24.5万，而本土人口的净增长为14.8万。这一人才流入的格局并未发生改变。
由此，在可见的将来，美国将依然是世界上创新最强劲的国家之一，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巨大影响力也大概率将继续。由于此前的全球分工体系，中美的科技角力将呈现复杂的竞合格局。
变数还在增加。随着东欧局势发生异变，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爆发引发了国际局势紧张，这给中美科技竞争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子。未来美方对供应链安全的强调有可能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展开。中国制造和中国科技发展如何顶住外部压力，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并走出一条科技强国之路，这也是中国科技和相关产业需要克服的现实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