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都西安，陷入了一场生死赛跑

千年古都西安，陷入了一场生死赛跑

黄汉城

不知从何时起，西安有了“废都”之名，并随着贾平凹的同名小说广为流传。这个西北最大的城市，由里到外都散发着一股陈腐之气。

在这里，一个街道办主任都觉得自己大权在握；在这里，一个本应该公开摇号的楼盘，会有35名公职人员过来打招呼；在这里，一个刚毕业一年的95后可以担任资产千亿的国企董事；在这里，连关系着万千民众安全的高铁、地铁电缆也敢大面积以次充好；在这里，别管是明朝留下的堪称中国最严整的棋盘路，还是最现代化的环城高速，一场不大的雪就能让城市交通陷入混乱。

虽然不做“国都”已千年，却仍然有一道城墙牢牢禁锢着这片土地和生活在其上的人。

近三四十年，这个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急”，最多的是“闲（han）人”，惹得怒其不争者直斥：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懒汉高唱秦腔。

但偏偏是这个“废”入骨髓的城市，最近两年却突然激情澎湃，发展势头之猛颠覆了既往人们对它的印象：GDP名义增速拿下全国重点城市第一；平均每3分钟就会有一户市场主体诞生；两年时间新增落户人口近百万，相当于再造了一个中等城市……

一边是僵化陈腐的躯壳，一边是蓬勃向上的气象。

目前，这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正在西安这座古老城市展开较量。其结局，不仅关系西安这座千年之城的发展，也直接关系着大西北的未来。

重回全国20强

数据来源：西安统计年鉴

2015年，西安曾经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

当年末，西安的非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只有7031.75亿元，相比于2014年蒸发了1572.28亿元。在这座城市身上，钱投了不信任票，资本加速逃离。

2015年末，西安总就业人口528.06万，同比负增长4.86万。人也在用脚投票。

2016年，西安市的税收收入从同期408.6亿元锐减到370.5亿元，以至于税收收入占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57.8%，为十年来最低。

数据来源：西安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西安统计年鉴

如果继续颓废下去，恐怕再过一两年，西安就会在中国城市竞争中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但诡异的是，它很快就峰回路转。意外来得非常快，仅仅一年时间，西安的名义GDP增速就飙至全国41个统计城市中的第一名。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

2017年，西安平均每3分钟就有一户市场主体诞生，成为全国第七个市场主体过百万的城市。

2018年前10个月，西安新增落户人口超90万，相当于再造了一个中等城市，风头直压武汉、天津、成都，成为这一轮抢人大战当中表现最突出的赢家。

2018年三季度，西安GDP重回全国20强，以微弱优势赶超多个副省级城市。上一次西安获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已是37年之前。有多少人能料到，千年废都一旦决定行动，居然也能如此高速？

短短几年时间，西安就演出了一波绝地大反击的剧情。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经济中心转移，使得权力体系内耗

有人说，陕西从地图上来看就像是一尊跪着的兵马俑。

今天，当中国沿海已提前步入后工业文明的时候，这个西部省份还保留着一些封建时代的遗风。尤以它的省会最为典型。

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曾经在计划经济时期阔过。那时候西安位列中国八大城市，集中了全中国最多的苏联援助项目，资源随手可得。

这种经济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掩盖了西安底子里“皇城文化”的劣根性。但是到了1978年，问题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有形之手”慢慢退居幕后，有了自主权限的人和钱都跑到了沿海，这些变化让西安这个习惯了政府安排的城市，突然变得有些无所适从。沿海地区的经济突飞猛进，“增量”蛋糕足够大，各个职能部门就不会太去计较利益得失，大家都想着怎么做大蛋糕。而随着市场体制深化，西安不再有计划青睐，习惯守成的西安人眼睛只盯着“存量”的蛋糕。资源就那么一点，不抓紧夺，连块渣都不剩了。

于是，这场游戏就变成了零和博弈，大家以墙里为中心，不去放眼墙外的世界。决策者相互倾轧，执行者相互扯皮，地方保护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碑林区的电信宽带不能转到长安区，只能在城五区内转；长安撤县设区十六年，长安通仍无法在长安区使用；全市曾经一度盘亘了几十条断头路，一条路十几年修不好……

都说广东、浙江的营商环境好，政府服务意识强，但这个特点并不是天生就有的。

真正决定西安与沿海之间差距的，其实并不是海洋文明与黄土文明之间的分野，而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在陆权时代向海权时代的转换过程中发生了偏移。

它使得位于内陆的西安增量蛋糕缩小，也放大了权力傲慢与保守的本性。而权力越是高高在上，市场的扩张就会越慢，市场扩张越慢，权力体系的内耗就会越严重，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两者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最终在2016年前后集中爆发。

也是在那个最低谷的时候，十三朝古都迎来了新的主政者。很快，这锅沉寂了上千年的水就有了沸腾之势。

时间点如此巧合，以至于外界不得不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西安焕然一新的秘密，很可能就在这位“搅局者”身上。

通过复盘这两年来的执政思路我们发现，他打出来的主要就是两张牌。

第一张牌，有行动力的小政府

今天，高铁时代的联通性早已模糊了西北、西南、中原的边界。举目四望，过去对西安只能仰望的邻居全成了竞争者，西安很难再以西北老大的心态，自甘堕落。

“搅局”的新长官在竞争激烈的长三角待过很长时间，自然明白这一点。他来到这个没落贵族的城市，首先要拿来开刀的，就是这里深入骨髓的衙门作风。

弯腰捡烟头，拾起的是政府对于城市卫生环境的承诺；厕所革命，改造的是权力对于民生的冷淡；车让人，唤醒的是特权者对于规则的敬畏……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有从小缝隙着手，一榔头一榔头地敲下去，才能慢慢撬开坚固的壁垒，撬动政府的服务意识。

在北上广等大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和互动虽然频繁，但是彼此独立，更遵守契约精神，社会关系呈“蜂巢状”；在西安这样的内陆二线城市，社会关系则倾向于“树根状”，裙带关系盘根错节，丛林精神更多一些。

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让整个西安“崇官轻商”。要么当主人，要么当附庸；要么支配别人，要么被别人支配。每个人费心钻营，都是为了更加靠近权力中枢，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最多的资源，才能不被别人骑在头上。

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国企，都习惯于被别人服务而不是为别人服务。这种贵族心态，让过去的西安着实吃了苦头。资本的流动讲究一个快字。营商环境好，资本才愿意停留驻扎。

西安的对标城市成都，过去十年里狂飙突进，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城市虽然地处大西南，却有着比部分沿海地区更高的办事效率。

2009年，李书福收购沃尔沃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资金缺口大，时间又紧迫，为了能够从地方政府融资，吉利先后上门接触了多个沿海城市。结果，天津这边一波三折，广东那边也迟迟未能决定下来。

唯有成都是搭着直升机作战，而且还是主动出击：一听到吉利成为沃尔沃优先竞购方的消息，成都马上积极地联系李书福，还暂停政府常委会会议，专门研究沃尔沃项目并当即拍板。

不久，成都就给吉利融资30亿元，助推后者惊险一跃，而成都自己也顺利拿到了沃尔沃汽车厂项目。

政府是否不再懒散、是否理解了服务的本质，直接决定着城市的未来。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下，西安的城墙思维慢慢消解。钱和人，都开始涌了进来。

数据来源：西安统计局

在招商方面，2017年，西安的民间投资达到3120亿元，一改连续2年的负增长。全年签约项目847个，涉及世界500强的企业就有44家。其中，吉利新能源汽车从洽谈签约到开工建设仅用105天，刷新了中国汽车整车项目落地的最快纪录。

在抢人方面，你见过警察为了“抢人”而召开誓师动员大会的城市吗？2016—2017年的西安就是这样的城市。这里刷新了中国最快落户纪录，一年中新增落户人数等于过去七八年的总和。人口规模扩大后，消费多了，服务业增长了，城市的经济也上去了。

第二张牌，有生命力的大市场

西安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明珠。落户这个城市的苏联援助项目为全国之最，超过了中部六省之和。直至今天，这段历史仍然深刻塑造着西安的产业格局，让这里集聚了大量军工和国企单位。

这里有中国航天1/3以上、兵器1/3以上、航空近1/4的科研单位、专业人才及生产力量，是航天、兵器、电子信息等硬科技的高地。

这里的一百强企业当中，民企占比仅有34%左右，国有经济比重偏高。

这些是过去的优势，但也是今天的劣势。

第一，公有制经济相对保守和封闭，各方面的掣肘和限制比较多，导致军工和国企身上的“硬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弱，难以为市场所用，去推动西安的制造业转型升级。

同样是科教重镇，2015年，西安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仅占全市GDP的14.5%，远低于武汉的20.2%和南京的20.8%，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第二，公有制经济相对比较僵化。通常而言，国企的激励机制比较差，很难留住人才。即便留下来了，也无法最大限度地激活人才，其能力就慢慢贬值和缩水了。所以每年西安培养的几十万大学毕业生中，大部分是给他人做嫁衣裳。

基于此，新任一把手打出的第二张牌，就是做大、搞活市场。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壮大“新西商”群体、实施民营经济倍增计划等手段，激活民营经济。

“秦商”曾是中国传统商帮，居关中四塞之地而经略天下。2017年8月热播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说的就是西安边上的泾阳秦商的故事。

但天下不闻其名久矣，陕西的市场经济，一度流传着“后人吃先人、活人吃死人”的说法。即便是靠着老祖宗的余荫，西安的旅游产业在国际上博得偌大的名声，也同样是被一个又一个的后来者超越。

打出大市场这张牌后，西安开始不同起来。

现在，西安的市场主体呈现井喷式增长，平均每一天新登记1500户。在政府搭台之下，京东、阿里、腾讯、华为、浪潮等科技巨头也纷至沓来，相继落户西安。

看一下星巴克指数，就知道西安这两年追赶的速度有多猛了。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西安有71家星巴克门店，其中于最近两年开业的多达31家。

这个闭眼狂奔的“星巴克指数”，反映的正是西安风起云涌的商业活力。

强人政治并不稳定

一千多年前，长安借助“丝绸之路”，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

如果说低端文明的入侵、气候变迁以及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让西安走上了没落，那么，依托“一带一路”的再出发，也让西安迎来了走出“城墙思维”的新契机。

作为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西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有成为“中国孟菲斯”的潜力。

现在，它左手“长安号”货运班列，右手自贸试验区，完全有了打通欧亚通道，跨越万里优化资源配置的底气。过去不可能实现的生产布局，今天都有了机会。这种对大航海秩序规则的改写，使得人们对西安的未来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加之西咸新区划归西安管理，使西安第一次有了大西安的体量和腹地；国家中心城市的牌子，让西安一下子站在了全国600多个城市的塔尖。这些政策势能，都是西安向上的拉力。

当经济增速越来越快，增量蛋糕越来越时大，权力体系自然会减少内耗，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到外部，变倾轧为协同。

回顾这两年的西安故事，政治强人所带来的变化十分明显。但是，西安的历史上不是没经历过政治强人时代，如果不能让这个城市从骨子里发生蜕变，强人政治所激起的水花很难对抗千年的沉疴。所以，这种变化又是十分不稳定的。它会随着政治周期的更迭而起起伏伏。

今天的西安，显然已进入了一场生死赛跑之中。秦岭违建别墅拆除事件仿佛一个政治隐喻。

2018年下半年，秦岭北麓的山脚下聚集了半个城市的挖掘机，一大片别墅在突突声中轰然倒下。这是一场震惊全国的“秦岭保卫战”。在最高层对秦岭违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先后6次作出指示后，当地才真正打响了保护中华龙脉的战役。最后富人逃离，别墅弃领，干部落马，官场震动。而且，远离风暴中心的广东、天津、山东、黑龙江、安徽、江苏等省市专门召开高级会议，传达通报精神，动作明显异乎寻常。

由此可见，笼罩在西安头上的权贵网络，其盘根错节的格局可能超乎外人想象。这块才刚刚撕开一道口子的官本位铁幕，正是西安向下的坠力。

两股力量相互绞杀，谁胜谁败，直接关系着未来西安乃至大西北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