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第八章 亲——全家的消费总管

家庭成为一个“情感单位”，但并未与市场关系相割裂，相反，每名家庭成员都要和外界接触，而家庭为他们做好了服务。家成为非生产性的场所，是完全用于休息、娱乐和消费的地方，但却只是一个虚幻的避难所。在开放的经济中，家庭是生产力重构的场所、是现代工作伦理的管理和培训地。孩子们在家庭里内化自我控制、消费、个人责任、私有财产、规则和守时等市场规范，为他们进入社会打好基础，让他们能够在现代社会中保持，甚至提高自己的阶级地位。

而家中的母亲，就是担负这一管理职能的人。母亲维护着家庭这个避难所，在人们的观念中，她既热情洋溢又循规蹈矩，是道德的表率，是家庭的天使。母亲的形象总是深情、忠诚，充满奉献精神，她守护着全家每个人的幸福。这些品质就是维多利亚时代传统对“真正的女人”的定义，这种形象也曾被广为颂扬，这一套意识形态在媒体和广告里一直不断地被强化，直到20世纪中叶。《女士之家》杂志的编辑爱德华·博克曾说：“我们在音乐会上欣赏女歌唱家、赞美舞台上的女演员，也被女作家或女演说家深深打动，但是，最让我们动容和尊重的女人，就是那些是忠于她的领域，以优雅和温柔管理着家庭和孩子的女人。”这种对贤妻良母的赞美、对她们倾情奉献的美化，在整个西方都极为广泛，现代社会更加强化了性别分工和各司其职的意识形态，男人和女人因此被各自束缚在不同的领域里。

当然，在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民社会中，性别分工已经很重要了。男人常做一些力量型工作，如犁地、播种、割草、屠宰牲畜和卖货。女性则承担家务、手艺活，如采摘、采集、蓄水、喂养牲畜和育儿工作。然而，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妇女也会参与收割庄稼，她们既会去葡萄园，也会和牧羊人一起放牧。最重要的是，虽然男女的任务不同，但这些工作是平等的，因为它们对于集体生存必不可少。女性的工作同样具有生产性，男性也一样要做家务，例如准备木材和制作家具。因此，一方并不优于另一方，“男人和女人并肩而行、不相上下。丈夫和妻子共同拥有并一起行使权力”。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有薪就业的推进，雇佣的、外部的、男性工作与家庭的、内部的、女性工作之间产生了区隔。当男人远离家乡，到工厂和商业空间从事生产劳作、带来收入时，妇女却在花钱，尽管这是为维持家庭正常运行必要的开支。女人不再是生产者，而是成为负责家庭采购的“自雇者”。男人与女人的劳动空间彼此隔离，导致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这一切“破坏了婚姻中的两性平等，使女性成为仆人般的角色”。尽管女人和以前一样，完成着家中的劳作，但现在她们的地位却大不如前，毕竟，人们会认为花钱的人不如挣钱的人重要。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至3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的这种家庭模式非常普遍，并且母亲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更是深入人心。尽管在更贫困的家庭里，妇女也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对她们来说，家庭主妇仍是理想的选择。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里说过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是通过他们的室内装潢、家具和用人来表明的，但是随着从旧制度中继承下来的家庭用人越来越少，家庭主妇们就要承担更多的家庭事务，这让她们时常感到孤立无援，于是，市场提供了各种技术工具，为她们带来帮助。

资产阶级所炫耀的东西从19世纪到20世纪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都归功于高新技术商品。20世纪的母亲不再是简单的家庭主妇，她还是一名总工程师，要学会用各种新玩意儿来填充住宅，让别人看到一幅便捷的家庭生活景象。由于电气化的发展，家用电器越来越多：吸尘器、冰箱、洗衣机、缝纫机等工具从1920年代在美国开始普及，到了1950年代也进入了法国家庭。这些工具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时间，让妇女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和休闲。家庭劳动变得更加工业化了，这虽然增加了家庭生活成本，但极大地改变了家务所需的时间，以及家务工作的构成。由于基础设施、材料和工具的进步，人们对清洁度和舒适度的标准和要求也越来越高。

农民们还住在茅草屋顶、墙上糊着泥、满地夯土的老农舍里时，是不会有“保洁”的概念的，因为一切都是脏的，很难弄得干净。但是逐渐地，人们的房屋里装上了地板和天花板，不再在家里养牲畜，还安装了不少家用电器，这些具有密封性的新型房屋就与现代的清洁标准相适配了。人们开始给家具除尘、清洗衣服和更换桌布。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观察到，1960年代布列塔尼农村的年轻女人们产生了一种“肮脏负罪感”，农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但突然从她们这个年代开始，就变得不能容忍旧有的生活品质了，“她们大力促使托儿所变得现代化，在院子里涂柏油，还引入自来水，用于清洗餐具，清洁房屋及身体”。那些曾经无法完成也无法想象的事情如今成为必不可少的了，这也是资产阶级的清洁标准向下层渗透的表现。

于是，现在的女性要做更多的洗衣、清洁、吸尘、清扫和抛光的工作，使用各类市场提供的新的清洁产品以对抗灰尘、细菌和微生物。另外，她们还要考虑到家里每个人的口味和喜好，为全家人准备丰富而均衡的膳食。她还需要开车送孩子上学和参加体育活动，照顾小孩的衣食住行。同时，她还必须掌握最新的家政和室内设计方法。家庭主妇的生产力增加了，工作时间却没有减少。社会判断一个女人的价值时，总会考虑她能不能“料理好家庭”。家务工作虽然不再像以前那么费体力了，但越来越费脑了。家庭的工业化带来了更高的舒适和清洁标准，但也导致男性不再参与家务劳动。比如，燃煤火炉在19世纪的美国逐渐取代了壁炉。以前的壁炉需要男性家庭成员们自己切割和搬运木材作为燃料，而煤炉用的则是从市场上购买回来的煤炭。因此，家庭生活就与货币经济和雇佣工作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逐渐，父亲不再砍伐和搬运木材，儿子也无从了解这种技能，他们转而更多地去考虑如何找到和保住一份有薪工作。” 商品崇拜、劳动分工和工资制度都是家庭内部生产关系解体的原因。父亲在外工作挣钱，而在家的母亲再用钱去购买煤炭。经济模式的改变下，男人完全退出家务劳动，不再直接进行生火工作，而是将用于生火的钱带回家。曾经，男人需要加工皮革、建造烟囱、酿酒、杀牛、加工肉，但现在这些工作都在技术和经济创新的影响下由市场承担了。而对女性而言，她们对家庭的依靠则更加牢固了，而且，由于男性离家，她们不得不自己负责整合和加工购买回来的产品。

母亲虽然只属于小小的一家之地，但是她所负责的住宅却是现代人倾注大量注意力的地方——它正日益被重新思考和安排。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大型住宅区开始建造时，资产阶级追求舒适的理想在广为传播的同时也发生了变化。19世纪资产阶级的浮夸和囤积受到四面八方的抨击。从道德上讲，这既炫耀又浪费；从经济上讲，华丽的装潢价格过于昂贵；从卫生上来看，把家里摆放得杂乱无章不方便打扫。不少建筑师和功能主义设计师也觉得这样的家装理念很过时。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就说过：“垂饰、吊灯和饰带、精美的椭圆形、呈三角形的鸽子置喙梳理自己羽毛或者互相梳理羽毛、用金色和黑色的丝绒圆靠垫装点的贵妇小客厅，这些都仅仅是一种死亡精神的证明……这些叶纹装饰的书柜又是什么用处？这些玻璃柜、这些碗柜、这些银器柜、这些餐具柜都有何用？这些帐幔有什么用？印着缎纹和五颜六色的墙纸又有什么用？人们在你家里看不到日光……”

和旧资产阶级的室内装潢相反，现代的理想住宅布置合理、线条简洁、表面光滑、方便实用。住宅成为一台“生活机器”，专为方便使用而设计，就像现代实验室或商店一样。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只有和人们生活相适应的物品才是合适的、美观的。人们就这样优化了住宅体系，抛弃了那些多余和无用之物。与旧资产阶级常用的华丽家具和洛可可风格装饰不同，几何形状和光滑的家具更易于清洁，也就更加流行了起来。家庭的工业化导致了家务工作的抽象化，电网和管道等各种神奇技术为人们提供了无形的帮助。

尽管住宅变得更加功能化，然而这却并没有改变旧资产阶级追求奢华的家庭生活理念，相反，这反而是种助长。各种对住宅结构的优化和技术型设备的使用确实让家变得更加舒适了，这和旧贵族所追求的格调的确有所不同。住宅里的方方面面都在进步、调整、优化，以达到最佳状态。功能主义住宅虽然不追求无用的装饰元素，并取消一些象征性的物品，把重点放在使用价值上，但实际上，工具代替装饰品成为人们填充住宅的物品，人们对技术的炫耀代替了对华丽的炫耀。家庭的地位不再表现在华丽上，而表现在效率上。人们不再宣扬古色古香的艺术品，而是宣扬各种多功能高科技设备。这就是让·鲍德里亚所说的“功能性拟像”，“物在这种拟像的背后继续扮演着它们进行社会区分的角色”。“这一情形的极端情况就是那些小杂物：功能性的外衣掩盖了完全的不必要，实践的伦理遮蔽了纯粹的浪费。”因此，鲍德里亚认为，现代商品陷入了一种“根本妥协”，即购买特定商品才能提高家庭地位和声望。人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被迫的状态下必须要买一些东西，很少是因为有用或因为喜欢才买。

当家庭空间被优化后，“现代”女性也完美地适应了大众消费的行为模式。一旦有什么新的实用创新理念出现，她们就要把之前的家具和物品淘汰一波，换上新的设备。她们适应着家庭主妇的职责，管理、预测、控制、协调和组织家庭生活。这还激发了一场“家庭合理化运动”，并在1920至1950年催生了很多教授家政服务的学校和协会机构，如美国的全国家政经济协会（National Household Economics Association）、法国的家政组织联盟（la Ligue de l'organisation ménagère）等。此外，很多媒体也宣扬着“家庭合理化”（domestic rationalisation），除了指导手册外，不少畅销书都以此为主题，如1923年克里斯汀·弗雷德里克斯（Christine Fredericks）的《家政工程学》（Household Engineering）,1928年波莱特·伯内格（Paulette Bernège）《家务方法》（De la Method Ménagère），像《女士之家》《嘉人》这类女性杂志和《优质家政》（Good Housekeeping）、《家务艺术》（Art ménager）这类专门期刊也都努力传播相同的理念——女性要担任“家庭工程师”。他们宣扬女性要在家庭中遵循各种科学组织工作的原则，探索做家务的“标准操作方法”。这些著作中都借用了泰勒主义 的理念，例如时间分析和标准时间方法，比如“用普通的刀削一斤土豆，在没有方法和培训的指导下：9分钟；使用削皮器削同等数量的土豆，使用正确姿势，在明亮的地方操作，稍加练习：3分钟”。因此，女人们的家务工作也要做好规划、计算、安排。为了在做不同家务时尽量缩短走路距离，家庭主妇甚至要配备计步器、绘制家务劳动的路线图，以提升家务效率，避免在设备之间“迷失”。

图11 波莱特·伯内格《家务方法》的插图

于是，各种指导人们如何规划家务劳动的科学方法取代了从过去继承来的习惯，女人们要学会精打细算、不能随意购买，要考虑本金、利息、折旧以及储蓄等情况，而不能轻率做决定。“家庭合理化”的支持者们认为家庭主妇既是家里的企业家，也是她自己的工人，她自己指导着自己的日常工作。这些被捧为“家庭工程师”的女人们俨然拥有技术专家的地位，但她们所接受的培训却只不过是几本手册里的知识。在“家庭合理化”的理想场景中，家庭主妇应该自律、养成良好习惯、永远不能冲动。除了对效率的关注之外，“家庭合理化”还赋予了家庭主妇培养家庭成员适应市场化生活的责任，她们在家中的工作让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提高，也培养了家人的市场观念，“家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培养和激发全家人的观念，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中去，成为新一代的生产主义者”。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受到过“家庭合理化”运动影响的。今天我们设计厨房的时候都会追求功能性，把存储空间尽量优化，并配置高柜和带缓冲的抽屉，工作空间的巧妙分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无用功，让厨房成为家庭的中央岛、指挥中心和俯瞰客厅的观察哨。这些现代厨房的设计理念都继承了1920年代发展起来并在1950年代普及的人体工学设计。

到了1920年代至1960年代，家务分工和女人作为家庭消费总管的责任也依然适用。尽管从那时起，职业女性越来越多，她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一定改变。但旧有模式并没有完全过时，毕竟女性的就业率仍然低于男性，而且即使她们上班了，也大多还要兼职完成家务工作。近几十年来，家务工作的不平等分配已显著减少，但西方国家的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仍然是男性的2-6倍。虽然男人可能更多地承担了与房屋维护（修理、园艺）有关的工作，室内清洁、做饭和洗衣这类的工作还是主要由女性承担。人们对家中母亲的固有观点仍然是希望她们做好家务、养好孩子，她们仍然要对家庭幸福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