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书的第三章曾分析过19世纪的资产阶级住宅，那是消费社会的橱窗。它表达了人们对囤积的热爱，也传承着一种人与物的关系。资产阶级住宅以前按照其功能性被划分为三部分，也就是接待区、仆人活动区和私人区。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住宅的开放性逐渐弱化了，人们对住宅的私密性要求越来越高。
在那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变得愈发封闭。不少屏障建立起来，以保护甜蜜的家免受外界打扰。与住宅安全相关的产品也应运而生，不少广告开始大肆推销防盗锁、防盗门和警报系统。同时，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阻碍也增多了，有钱人会雇佣礼宾员来筛选信件、物品，并把不受欢迎的人拒之门外。前厅和大楼梯制造了人们无法接近的遥远感。到了1860年以后，门铃、传声筒和家用电话得到广泛应用，进一步增强了信息的过滤。“为了拥有私密感，从街道到住宅之间的空间里被设置了无数阻碍。”住宅的封闭意味着私人空间变得愈发神圣。百叶窗和双层窗帘让外面的人无法看到里面，而加固的窗户则增强了隔音效果。人们对噪声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因此很多住宅里用上了地毯、脚垫等，人们穿上静音拖鞋、并在门上安装了橡胶挡块以防止关门时发出“砰”的一声。在新建造的公寓中，走廊更均匀地分割空间，并避免房间之间的距离过近。“资产阶级的公寓对听觉提出的新要求引发了对极度封闭住宅的追求。”减少了噪声后，人人都能享受独处的安宁。
这样安宁的私人空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人们渴望能在家中享有足够的隐私。于是，以前有钱人才能拥有的独立而隐私的卧室，在小资产阶级中也蔓延开来。人们开始在家具和门上装锁和栓。到了1870年代，家中的主人也不再要求仆人服侍他们洗澡了，连仆人的存在也构成了对私密的威胁，因此到了世纪之交后，人们家中雇佣仆人的数量普遍下降。
对资产阶级来说，家是远离商业和社会喧嚣的避风港，是一个“封闭的、虚幻的、永恒的宇宙”，也是一个远离外界的避难所。和昔日贵族住宅不同，现代资产阶级的住宅更追求舒适，他们不再用巨大而棱角分明的家具来展示自己的财力，而是在布置上使用令人放松的各种衬垫、靠垫和织物来让住宅更加安逸温暖。舒适的家具取代了大理石，棉制品取代了木制品。“马车里柔软的内饰取代了华丽的内饰，用暖气的公寓取代了冷冰冰的城堡，羊毛袜取代了丝袜……”温馨宜人而方便舒适的设计让人们倍感幸福。
这种在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中流行的私人、孤立和舒适的住宅与一般人居住的普通住宅形成鲜明对比。对于大多数农民、工人和小手工业者来说，家是粗糙又硬邦邦的，墙壁光秃秃的、地上到处是泥土，到处都有生产和生活的痕迹。对他们来说，生活的地方就是劳动的地方，他们在这个空间里既要睡觉又要工作。让·弗拉斯蒂（Jean Fourastié）表示，“总的来说，从最古老的时代到上个世纪，住房的本质都是避难所。人们可以在那里避雨，抵御寒冷、野兽和敌人”。农民的房屋通常是大开间，家中的所有人都挤在一起，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空间是共享的，处处摆放着工具和功能性物品，几乎没有用于个人休闲的空间。而且，房间和外界也没有严格的分隔，大多数农民家都对外开放、邻里间很容易互相走动。
在1950年之前的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和大众家庭之间的这道鸿沟是巨大的。战后，当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威利在法国沃克吕兹省的一个村庄安顿下来时，他们全家都感到非常不适应。“美国人习惯只要动下手指就能调节整个房子里的暖气。然而在这里，房子里有一个炉灶、壁炉，还有锅炉，我的书房里还有蝾螈炉 。由于这些设备的存在，我决定让房子热起来——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当我们要为房子供暖的时候，就要不停地从炉灶烧到锅炉，从锅炉烧到蝾螈炉，从蝾螈炉烧到壁炉，还要不断加木炭和木头。我很快意识到，仅此一项工作就占用了我所有的时间。更不用说耗费了多少木材和木炭，而这些材料本来在这个国家就很稀缺，以致价格在惊人地上涨。而且，即使投入了时间和金钱，也难以达到取暖的目的，密史脱拉风 吹来时，我在书房里仍然感到瑟瑟发抖，而又无计可施。最后，我不得不带着打字机、书籍和文件到起居室办公。然后，我发现加减衣服要容易多了，对比起来，生火取暖显得荒唐可笑，所以我就靠穿脱衣服来调节温度，这似乎合理多了。此外，浴室也不像美国那样令人感到舒适惬意，洗澡之前要在寒冷中脱掉衣服，然后泡入热水中。而且一烧洗澡水，就不能同时在厨房烧饭了。最后，我们连澡都不想洗了！以前生活在美国的房子里时，我们家庭活动的足迹遍布整所房屋——我们以为在佩伦（Peyron）也可以这么做，而现在我们根本不想迈出房间。”
劳伦斯·威利的经历其实表现了房屋结构的重要性。与法国不同，美国自殖民时代以来就拥有宽敞的错层式房屋。这位美国学者以为自己能把美国的生活方式搬到法国，但很快就意识到，生活方式取决于物质生存条件和集体关系，人们不能想怎样就怎样的。当时的沃克吕兹并没有实用且舒适的资产阶级房屋，因为所需的材料既稀有又昂贵，美国式生活在那里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美国来的劳伦斯·威利到了法国不得不像农民一样生活。他在书中这样总结：“大家都集中在一个房间里生活，这些变化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取暖容易了，开销也下降了，我松了一口气。但问题是家人之间会互相干扰。有时候孩子们在玩耍，我却要工作，所以必须让孩子们不要吵闹。此外，我还得习惯在大家吃饭前把桌子上的文件清理了。我们有时连厨房都不去，直接在壁炉里煮肉。如果小孩不舒服，我们也会在火炉前安抚他。日夜燃烧的柴火成为我们家在此地六个月生活的中心。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逐渐适应了当地农民家庭的生活，全家人都聚居在一个房间里，在这个全家唯一烤火取暖的地方，我们准备饭菜、吃晚饭、讨论、招待朋友。家庭医生来访时也会在此看诊。”
在当时的法国，还不存在那种舒适、独立且兼具隐私性的房屋结构，由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许多特权只属于资产阶级，只有他们才有自来水、煤气、电以及各种现代隔热和供暖技术。当技术发展起来，这些障碍得到克服后，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到了下层阶级，人们的房间才开始根据功能专业化的原则不断增加，独立的厨房、卧室、入口和走廊慢慢出现了，空间也因此有机会变得封闭和独立。客厅曾经是资产阶级的“壁垒和等级标志”，但后来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从而失去了其独特的价值。在20世纪的最后约30年间，大多数法国家庭都拥有了客厅。农民和工人的家里也不再摆放劳动工具了，而是开始摆放装饰物和装饰品。19世纪末曾属于资产阶级特权的那些小摆设、地毯、窗帘和银器，也开始进入寻常人家。
在人们的住宅变得越来越高档的同时，家庭及其经济功能也渐渐变化。直到19世纪，家庭仍然是一个自主的生产和消费单位，所有家庭成员都一同工作，农民的小孩要参与收割和放牧、工匠的小孩也得从小就在店里帮忙。对他们来说，家庭生活和工作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当遇到粮食短缺的时候，全家人都要一起挨饿受冻。然而，随着市场和工业生产时代的到来，家庭不再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了。以前由家庭履行的功能现在逐渐外化，人们开始外出工作赚钱、到学校上学接受教育，而家则成为人们休憩和消遣的私人空间。由于人们的劳动地点从社群转移到市场，家庭也越来越少地参与社群的集体活动了，现代家庭的模式逐渐形成，它的规模逐渐变小，成为仅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紧密核心，大家逐渐习惯了“各自在家，各自为己”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个人隐私、亲密关系和自我实现的意义被重视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