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孙河在就在眼前，我们自定义的“渡河后必须走回出发地点正对面”的规矩又迈向了一个新境界。我估计我们这次到对岸时会往下游偏移50千米，因此，为了抵消借水流前进的距离，我们必须走50千米。因为南岸（往回走的那岸）都是低洼地，无法行走，所以我告诉乔，我们出发前必须沿着北岸往下游走50千米。
谷歌地图上显示这里有路，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天轻松的行程。即使谷歌地图显示这里没有路，这里也的确有条泥土路，而且路的两旁长满树木，在谷歌的卫星地图上看不到这条路。这条路通往内陆，远离河道，通过一大片叫圣雷蒙多（San Raimundo）的稻作区，小径在那儿到了尽头。圣雷蒙多最初是个殖民部落，一位美国人来此，决定在洪溢林种稻。他从四周引进当地劳工，付给他们还过得去的薪水，让他们住在附近一个叫佩斯奇萨（Pesquisa）的村庄。这个尝试最终失败了，但在种植期间，他们砍伐了大片雨林，砍伐过的迹象至今都能在谷歌地图上看出来。
圣雷蒙多位于一片高崖上，高耸于稻田之间，瞭望整个亚马孙河三角洲，这是入海前最后一个重要的高地。和一名应该是照管这些废弃建筑的老人谈话的结果令人忧心。他说，我们选择的这条路径是无法行走的，从这里到海之间没有足够的硬地可走，唯一的方式就是坐船。这位老人在此处工作生活了20年，直言不讳地嘲笑我们太天真，我希望他有一天会读到这本书。
因为不想在圣雷蒙多和这位“末日预言家”待在一起，我们走下峭壁，来到工人居住的小村庄佩斯奇萨。这里的居民是当年的种稻工人，他们继续居住于此，靠捕鱼和种植传统的木薯类作物维生。
我们受到了最友善的欢迎，主要是因为整个村庄看来都处于乐陶陶的半醉状态。我们拖着步伐走在一条脏乱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垃圾以及微醉、衣不蔽体的巴西人。不到10分钟，村长就要我们把这里“当自己家一样”，一名叫纳萨雷特的妇女带着挑逗的笑容为我们做炸鸡。
从这里开始，后勤方面很容易安排好。但是，所有人都说这里会发洪水，我们只能沿着一条紧邻老农田的小溪行进，一路通往亚马孙河的主河道，走我们要弥补的50千米路。
隔天早上，我们沿着一条堤岸走。那一定是淹水稻田上的旧路，路的每一边都有淹水农田。我们顺利地行进了5000米，不久就遇上了浓密的刺藤和珍珠茅，被迫离开堤岸，走进水中。一踏入芦苇丛，我们就被成群的吸血蚊围攻。我们在取代了稻子的芦苇和杂草间奋力行进，希望这些草长得够茂密，希望这里不会有鳄鱼。
我们左手边有一片条带状森林，紧邻被莱欧利斯河（Raiolis River）淹没的稻田。堤岸已经无法行走，待在农田里也没有意义，因此，我们向左往林木线行进，一路上刻意制造噪声吓跑鳄鱼。
杂草丛生的农田上空亮白的日光被古老阴暗的树丛遮住了，我们身处阴凉的洪溢林里，走在及腰的棕色水中。没多久，树木的间距拉开了，我们不用劈砍就能行走。我们在阴暗幽僻的世界里大步前进时，一路上可以看到明亮的水道就在左手边。
我们找到一块高出水面的干地过夜，虽然面积不大，但双脚能踩在干燥地面上。我们在树间拉起吊床，吊床相当接近水面，但别无选择，我们只能就地扎营。我们希望晚上上游不会下雨，因为吊床只比水面高出几尺。就在我们爬进睡袋时，乔告诉我水位已经上升了，这是个不祥的预兆，无法逃过这一劫的感觉随着水渗了进来，我们扎营的地面慢慢地变成了一片几厘米深的水域。已经不可能睡觉了，我们达成共识：只要水位再上升约0.3米，我们就将筏子充好气、收起吊床，往河上推进，在暗夜中寻找部落。不过，水位没有再上升，凌晨两点左右，我们两个都在这水乡泽国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莱欧利斯河上的第一个部落是艾斯比里托·度·桑托（Espirito do Santo）。我们遇上了留着长发、圆胖、胡须脏乱的阿林多。阿林多和他儿子正在捕鱼，但一无所获。一眼就让人觉得奇怪的地方在于，为了在河上固守阵地，他往下游划。这意味着，不是我们跟错了河，就是这条河在往高处流，但我确信这是不可能的。
阿林多带我们去他家，让我们待在用木桩架在水上的单间小屋里，那房子有道长长的平台延伸到河里。我们坐在太阳下，在平台上洗澡，他的好几个孩子在一旁泼水玩闹。
接着我终于明白了：“阿林多，河水每天往坡上流两次吗？”
“对啊！”他说道，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显而易见的事情。
我微笑着，很高兴自己终于想通了。不过，身为地理系毕业生，没能早一点搞清楚确实蛮丢脸的。探险结束前两个月，河水已经受到潮汐的影响，每当海潮进来，河流就会改变流向。
我们一直维持着良好的进度，但我担心亚马孙河南岸的森林。我们还是必须横渡整个三角洲的颈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走过许多淹水区域，意味着速度将会慢下来。我们的进度已经落后11天，8月底我还要赶飞机。
在洪溢林步行的最后三天，景色非常优美，视野开阔。我们没有太多负担，享受着秘境的美景和清净，就像洞穴探险家细细品味待在地下鲜为人知的阴暗世界的孤独。我们也找到尚未为人所爱却绝美的环境，已经适应而且渐渐爱上了这种环境。我们终于抵达莱欧利斯河口，从附近人家找来一艘船，快速地在几个小时内往上游航行50千米，回到阿尔梅林。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河流可能会带着我们往下游偏移的距离，准备好最后一次横渡亚马孙河主河道。
我们在6月11日和12日从阿尔梅林横渡亚马孙河，划行总距离约49千米。我不会吹嘘自己走过这段路程，因为这非常简单，没什么好担心的。充气筏比任何独木舟都平稳，能毫不费力地随大浪起伏，在横渡到约2/3的路程时，因为天色渐黑，我们在岛上一户立在木桩上的小屋前停下来。隔天，我们继续划，到了南岸的小村庄维拉金霍（Vilazinho）。
接着，我们开始穿越丛林密布的亚马孙河三角洲，前往400千米外的贝伦市。在维拉金霍，有两名热心的渔夫和我们一起走了头一个小时，他们说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伐木小径，他们的确帮了大忙。在接下来5天的路程中，我们爬升到海拔71米高的地方，如果思及塔巴廷加（我们是于2009年4月从这座城市进入巴西的，它现在在我们西方3000千米处）只有海拔81米，那么，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高地。我们穿越特别干燥的路面，进展非常顺利。
我一直在自我训练的神经语言程序学相当有效。掌握这种简单的知识让我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心情，让我大开眼界。我只须辅导自己，判断哪种心情最适合处理当下的局面。愤怒有帮助吗？当然没有，因此我变得更开心。每当我察觉有一股负面、低潮或愤怒的情绪袭来，我就指导自己平复下来。现在，我能掌控自己的情绪了，这大大提振了我的士气。这种训练的效果不会消逝，因此，自我指导的次数越来越少。乔不再是事情出错时备受怪罪的焦点，我负起全责，专注于如何积极解决问题。
我又开始梦想未来的探险，当时我想划船走完刚果河全程，这会是次极端危险又令人兴奋的探险，我确信还没人做过——我错了，一名叫菲尔·哈伍德的英国人在2008年我刚开始探险时就划完了全程（靠了一点帆船的帮助）。但这个梦想让我好几个星期都能专注于正面的事情。
开阔干燥的森林让我们大展拳脚。我们不只追上了落后的进度，甚至超前了。
6月底，绵延数千米的美丽的洪溢林又把我们拉回现实，我们涉过深茶色的味酸的水（颜色稍微像柠檬）。
距离大西洋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但我们如孩子般兴高采烈地谈彼此对未来的憧憬，仿佛第二天就能到家。我的脑海里全是未来的探险，乔则梦想着到莱斯特郡后成为橄榄球场上的边锋好手。
在真正的丛林里走完最后一段路程是件很棒的事。我们恢复了惯例，米和豆子是主食，重量再次上身。我们觉得自己很强健，也摆脱了牧场道路上令人无精打采的单调乏味。
我们身上仍满是扁虱，我的背包破损，乔的靴子用线绑着，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用胶带和电缆带修补，但都无所谓了，现在有股难以动摇的成就感在我们俩心里滋生。还有一个多月要走，我们能保持这种积极势头吗？
我们从东南方抄近路穿过三角洲，垂直横渡湖泊和河流。在湖边，我们的蚊帐在风中鼓起，背部在薄薄的吊床上发冷。
有只小马蝇寄生在我脑袋上，之前就有小马蝇寄生过。它们只会带来一点不便，仅此而已。成年母马蝇把卵产在蚊子的身子底下，当蚊子咬你时，卵随之落下。受到体温的刺激，这些寄生虫就在肌肤里生长，幼虫吃你的血肉成长。被咬的感觉就像被针扎一样，很烦人，特别是在要睡觉的时候。
要把马蝇弄出来的话，必须先杀死它，因为几乎不可能活生生地把它挤出来。闷死它是最简单的方式。我有一小管用来修补东西的强力胶，乔只在马蝇呼吸的开口处搽了一点，在几小时内它就死了。隔天，乔用树枝尖刺划破皮肤（因为皮肤把它包住了），只消把它挤出来，接着轻轻地把整条幼虫拉出来。真是爽快。
我们抵达卡休阿纳湖（Lake Caxiuana）后，在小镇波特尔（Portel）休息，但我们坐立难安，根本不累也不觉得需要休息，只想走路。
6月24日，进度相当快，因此，我把航班日期提前三个星期到8月10日。只剩下47天可以行走了，我们火力全开，带着冲劲和意志通过所有类型的丛林。
通常走出丛林来到河边时，我们往往不会遇到商店，因此只能买当地住户卖的东西，一般来说只有木薯粉或米，但那时乔和我兴致高昂，觉得什么东西都好，一有机会就大口大口地喝冰凉的巴西莓汁。那黏稠的紫色饮料是当地新鲜的巴西莓磨制而成的，在当季盛产而且是主要食物，此外似乎也富含营养。
不出所料，在我改签航班日期后，森林又开始变得难走了。我们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在半沼泽地上努力保持进度，然而双脚深陷烂泥里。
我们比以往更容易地挺过艰险的丛林并保持幽默感。在巴西东部，我们所走过的雨林全被开发过了——所有的大树被砍倒，次生灌木丛横生，零乱的伐木小径诱使我们走往不同的方向，但我们行进更加快速，紧跟着直线罗盘方位角，拿着大砍刀，让一切听凭命运的安排。
我们横渡卡迈拉比河（River Camairapi）后，选了一大片看来是天然草原的陆地行走，向东前往雅昆达河（Jacundá River）。7月10日，我们一天走了23千米，但又快被太阳烤焦了，休息时躲在最小簇的灌木丛下。
我们沿着一条输电线的方向加速行进，但没多久输电线就转了方向，我们被迫回到丛林里，隔天是两年半来最难行的日子之一。
我们希望抵达雅昆达河——距离那条输电线只有11千米。一开始有条小径大致和我们的路线一致，但一如既往，小径很快转向，远离了我们的路径，因此我们算出到河边的方位角，投身矮树丛中。
一开始，丛林里只是枝叶纠缠着，让我们的速度慢下来，就像有刺的铁丝网障碍。接着，地面没入水中，我们在沼泽地行进。
此刻我们的幽默感也失效了，前阵子轻松的日子似乎降低了我们的耐受力。乔痛恨往回走，因此当我建议回到小径上另寻路径绕过沼泽地时，他拒绝了，我勉强同意继续向前。
但这么做真是太蠢了，在沼泽地又走了一小时后，我们还有4000米要走，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
我们开始恶声恶气地与对方说话，相互怪罪，在探险中，这是很糟的行为，但我们都失去了洞察力，我完全无法让自己冷静下来。
“真是明智的决定啊，乔，谢啦！”我幼稚地在他努力把脚从泥中拔出来时激怒他。两人都怒气冲冲，失去了平日鼓舞自己、朝光明面看的能力。他只是回瞪我。
我们的坏情绪让情况雪上加霜。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以极缓慢的速度悲惨地行进，距离目标河流约1000米时，沼泽变得更深，我们在盘根错节的树木间游泳。
丛林变得非常繁密，我们必须卸下背包，把它们挂在探出水面的树枝上，拿砍刀往前开路。到了晚上六点，已经渐暗的日光被乌云完全遮住，闪电和雷声宣告一场猛烈的热带暴风雨来袭。雨打下来，刺痛了我们，但我们必须拿出头灯继续前行。
坏心情烟消云散了。我们知道让自己陷入负面情绪会使情况更严重，现在我们必须合作。在成簇芦苇间颤抖着过夜的恐惧感取代了沮丧，雨穿透单薄肮脏的衣服，打在身上，我们没有惊慌，但急切地想突破重围。扎营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够大的树绑吊床，也没有硬地面。小小的火蚁不断咬我，马蝇也加入其中，我们努力在雨中不让帽檐下的头灯灯光熄灭，继续向前行。
随着天色黑下来，丛林也逐渐转成芦苇丛，我们知道自己离目标近了。晚上七点，我们把筏子充好气，在高涨的河里大大松了口气。在狂风暴雨中，我们必须大吼才能让对方听到。
在完全不知道附近有没有人居住的情况下，我做了记号，打算第二天一早返回。上游1000米处的闪烁微光给了我们新的干劲，我们拼命地划了过去。
住在木桩小屋里的人一开始很怕我们，有人要我们继续向前划。在天黑后抵达部落不是个好主意，这些部落的居民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因为他们认为夜行者不是好东西。我坚持不懈地请求（稍微有点乞求），有人终于让步，允许我们爬上他干燥温暖的家。我们颤抖着，向他谢了又谢，他告诉我们西班牙刚赢得了世界杯。又回到常态了，我们洗澡，穿上干衣服，喝咖啡。
每到这种时刻我都会怀疑我能否忠实地表达出穿上干短裤捧着一杯甜咖啡时那种欢欣鼓舞的情绪。乔和我不需要对彼此道歉，我们已经像兄弟一样，知道是那些棘手的时刻扭曲了我们的行为；我们如果要提，也只会嘲笑自己被困境影响了。
也许只有在真正的绝望过后才能感受到全然的满足，我们在一小间木造储藏室拉起吊床，伴着木桩下的水流声入睡。
从雅昆达河起，我们必须穿越丛林，走一条通往卡梅塔（Cametá）的公路。这是整次探险的最后一段丛林路程，而且现在的行程很赶。我们必须接待一名来自伦敦《都市报》（Metro）的记者，他要来和我们走几天，接着我们要尽快走到公路上。
我现在几乎只用谷歌地图导航，发现有一条最近开出来的小径通往卡梅塔公路。我们抵达小径，准备脱掉丛林靴换上公路鞋时，我发现了自己的失误，这条白色的南北向细线是条废弃的杂草丛生的电信线路，走这边会比直接穿越次生丛林慢上两倍。这里曾准备开路的，但在印第安人烧桥抗议这种侵入性的基础设施后，计划就被搁置了。这条输电线曾给奥埃拉斯镇（Oeiras）供电，但后来很多电线杆倒了，电缆纠结，和藤蔓交缠在一起。在它们被废弃的这些年间，光线照进这片长方形区域，形成一道约80.47千米长、9.14米宽、9.14米高的荆棘丛。
只剩下13天可走，乔和我接受这项挑战，快步通过这片绿色的乱树丛。有漂亮的雨林，也有令人难以忍受的雨林，而我们拥有后者。此刻就是这种黑色幽默驱策着我们，我们在休息时不时地交换心照不宣的眼神，以及共享一份自怜，命运在我们以为丛林时光已经结束时，又多给了我们一段，导致我们抵达贝伦的道路系统后必须增加每天的里程。
我们一面同心协力地冲破荆棘丛以取得进展，一面和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做串流视频电话，这些已经不足以用“超现实”来形容了。而这在日后带来了许多访问量，能干的公关维基·里默把他们都安排好了，从那里起他们每天在小径或道路边上采访我，直到我们抵达大西洋。在摆脱丛林之前，每天采访前的半小时我们都很焦虑，因为我们要在林荫间找个足以让信号穿透的空隙。
我们心底有一小部分其实很高兴道路没有出现，让我们多走几天丛林路，新生的急迫感和必须完全专注在任务上的决心为我们重新注入了热情。
“别无选择了，”乔笑着说，“我们必须抵达。”
7月31日这天在清晨五点静悄悄地展开，我默默扇风，让余烬复燃，以便在黑暗中煮饭。当天色渐明时，我们拔了营，努力在废弃的输电线间行进。身旁的森林不是珍珠茅丛就是浓密的竹林，我们在珍珠茅丛和竹林之间迂回行进，寻找最快速的脱困路径。
我们都知道这一整天左手边都有条河流，也经常遇到当地人。早上9：30，我们途经一户人家，被告知一个大好消息：距离目标桥梁（标示着文明起点的桥梁）只剩一小时路程了。我们毫无怀疑之心，天真地任由情绪高涨。
在接下来幻灭的两个小时后，一位正在修理独木舟的好心男子告诉我们还要走一个半小时。又一个小时后，一位矮胖的女士也这么说。
就在两点之前，我们看到了残破的木桥，爬过桥墩基柱，走进iPhone 4和用两指滑动屏幕的世界里。
恣意扩张的城市意味着我们已经逼近贝伦了，我们的蛮荒之旅最后无可避免地在城市告终，但乔和我并不埋怨，我们已经走过够多的雨林了，文明的诱惑在此刻最受欢迎。
我们必须在卡梅塔渡河。我们花了一整天划船，晚上七点摸黑到了贝伦这头，找了一家便宜旅馆，查看地图和距离。现在开始，我们每天要走55千米（每天步行11—12小时），在剩下的最后一周抵达海边。
我们的兴奋之情被疲惫浇熄，每天路程结束后录制视频让我到凌晨两点才睡觉，而我们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赶路。
我们现在变得有点像在整天盯着时钟看。倒数路标不时打断我们的公路步行，告诉我们还有多少千米的路要走。这一刻，我们离贝伦还有86千米；12分钟后，“嘀嗒”，85千米。
在赤道烈日的烘烤下，我们嘴唇干裂，T恤褪色，我们开始怀念起雨林树荫下的阴凉。
现阶段，乔和我一般而言会稍事休息，恢复体力，但时间压力让我们不得松懈每日的里程。
在秘鲁和我们走过一段路的摄影师基思·迪卡泰尔前来拍摄最后一段路程。我和乔都很高兴他归队，他尽管因为椎间盘突出住院一个月，仍决意要来拍一些精彩的照片。他对摄影的全心投入几乎要了他的命。有一次，他躺在马路中央的柏油路面上拍照，听到卡车驶来的声音时，他连忙回到路边，那辆卡车由北向南驶过；卡车通过后，基思想继续拍照，他走回马路中央没有往南向看，一辆摩托车急转弯才避开了他，这次险些就撞上他；濒死经验把他吓得愣在原地，他接着大笑，当作得到了一次教训。
8月4日晚上11：32，只剩下5天，还有260千米路要走，我写完每日博客，把闹钟设定到两点闹铃，打算起床后继续行走。最后一段路程会把我们累垮，因为白天体力透支，晚上又没有足够的睡眠恢复体力。前一晚因为在凌晨两点到机场接基思，我根本没有上床，更别说睡觉了。
有别于丛林的是，这里的道路已经城市化，并且归私人所有，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人家的花园里扎营。因此，我决定把基地设在贝伦，雇一辆车每天载我们进出，以便继续行走。然而我并没有考虑到车程，因此每天行走了12—14小时，还要花4小时来回，还要参加采访、写博客和编辑影片，这意味着，睡觉是被忽略的一大奢侈享受。如果重来一次，我会雇一星期的露营车和司机，每天结束后就瘫倒在后座上。
第二天也是一样：早上4点起床，7点开始步行，晚上10点抵达波多·杜·阿拉巴里（Porto do Arapari），处理信件以及行政工作，凌晨1：27上床。
我们必须从波多·杜·阿拉巴里渡过一片水域，抵达贝伦，之后继续走向大西洋海岸。迂回的道路太过遥远，不是个可行的选项，因此我们最后一次拿出充气筏使用。
“贝伦周遭的潮水很危险，”人们如此警告，“水位起伏很大，水流可能非常强劲。”
乔和我听了进去，但也忽略了这些建议。这两年来，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夸张的负面信息，我们的反应很冷淡，甚至有些不屑一顾。
我们忽略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要在8月9日这个限期以前抵达，那么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此，隔天清晨，我们启航，开始此次探险中最后一次渡河。
那天是8月6日，朝阳只在地平线上露出半张脸，洒下温暖的日光，柔和了水面。
“看，很简单。”当我们慢慢划离南岸时，乔笑着如此说道。但就在我们停止划行，花两分钟时间抹防晒油时，全球定位系统划破了宁静，提醒我们，我们正在快速倒退。
我们奋力划行，企图冲破这片倒流的水域，用力划了约3千米后，才再度变得轻松，重新提上了速度。剩余的10千米让我们松懈了下来。
但眼看最后一段航程就在前方，卫星导航预估的抵达时间开始推迟，下午一点……两点……三点……看来水流又变速了，我们正快速往海那边漂去。
我想都没想就立即改变路径，往最近的堤岸划去，而非预计抵达的港口；乔紧跟在后。大自然向我们展示了它惊人的力量以及人类的脆弱，我们向海那边急驰而去时，贝伦嗖地从我们眼前的左方飘忽至右方，我们像两块漂在水渠里的软木浮子。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往对岸靠近，在右手边，城市消失了，海滩、岩石从左边朝我们而来。我们的胸口、手臂感到灼热，我们突破重围，进入一块相对平静的水域，努力在满是垃圾的淤泥滩登陆。我们气喘吁吁，互看一眼，默默地松了口气。
“我就说吧，很简单。”乔微笑道。
最后一个重大阻碍已经被抛在身后，但我们这天还是要继续步行，尽可能远离这座城市。我们最后一次收起充气筏，往北穿过繁华的城市街道；街上还残留着世界杯的黄绿装饰。
8月7日星期六这天，我们计划整晚向前推进，这样星期天晚上才有时间在马卢达（Maruda）休息——距离星期一早上要走上的海滩只有最后一点距离了。
星期六凌晨三点，我们还有85千米要走。走路时，我睡着了，和有时候开车非常疲累的惊恐感觉类似。我估计，如果停下来躺在路边睡个20分钟，我就能恢复。
躺着的时候我突然奇痒无比，狂乱地抓着，但痒得令人发狂，最后，我发现全身起了疹子，我无法行走也不能躺平。
这是个超现实的梦一般的经验，我在路边躺了一小时，要求打求救电话。我太累了，无法思考剩下的路程，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在极度疲累的状态下，头部着地昏了过去。
在我昏倒期间，基思被找来了，他把我们送上出租车。我只睡了几分钟，症状就几乎都消退了。尽管我脸色惨白，但头脑恢复了清醒。
后来决定，我们需要三小时的适当睡眠，因此前往马卢达的旅馆。我从强制的休息中醒过来时，感觉焕然一新。我写了博客，接着搭上雇用的汽车，返回昏倒的地点。
乔和我在正午开始行走。现在再无选择，我们必须走整个下午和晚上，完成剩余的85千米，我们希望在太阳升起时抵达海滩。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在哪一天走过这么长的距离，更遑论是在这样的时间压力和身体状况下。有一车的巴西记者跟着我们。
我的身体在接近终点时决定停工，这让我有点惭愧，那一天——最后一天——是整次探险中最长的一天。
那晚的确很漫长，虽然我们一开始以每小时5000米的速度快速前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速度渐渐慢了下来。黎明前，我接到来自马瑙斯的爱尔兰朋友克莱夫的来电，他说他有个新闻团队想来拍摄，但被他挡下来了，因为他不希望他们拖累我们的进度。
两大新闻媒体——美联社和路透社——也来了，还有多家巴西电视台。
太阳开始升起，乔和我已经麻木了。双腿紧绷，我觉得小腿肌肉仿佛随时会撕裂。此时，克莱夫才允许新闻团队出发。
在灰白的晨曦中，他们就像突击部队一样蜂拥而来，在我们行走时，顶上的卤素灯让人睁不开眼睛，狗仔式的闪光摄影更让我们失去了方向感。没有人说半句话，他们已被简短地告知：要等到我们转过弯走上马卢达海滩时才能进行采访，届时会是早上八点左右。
媒体的出现以及大家的目光提振了我们的士气，我们几乎飘飘然地过了街。当天色渐明时，新闻团队轮流和我们一起走，采访我们。这真是不可思议的经验，感觉很不真实，但发现所有人对我和乔做的事这么有兴趣后，我们感到相当自豪。
大约有4000米的路有几个朋友同行，他们和我们一样兴奋。我们一行大约10人一起走，直到还剩最后500米时，他们留下我和乔，让我们独自完成这段旅程的最后一段路。
我们感觉到自己接近终点了，因为闻到了空气中的咸味，听到了远处浪花拍岸的声音。接着，我们转过弯，看见朋友和新闻团队都在海滩的另一端等着，在他们身后，穿过几顶游客遮阳伞，就是大西洋。
我们抵达遮阳伞时，投宿的旅馆主人要介绍我给一些人认识，但我必须推辞。只剩下50米的沙滩要走了，乔和我丢下行李，开始狂奔，我们咧嘴大笑，向海滩猛冲，手牵手向大海奔去，直到被浪花绊倒。我们纵身于咸咸的海水中。
我们紧紧相拥，有点不确定接下来要做什么。我非常高兴，而乔脸上的表情也是纯然的喜悦，他出生在秘鲁中部，从未看过海，这样的初体验真是了不起。
基思带我们更进一步地走到海里，拍了些照片，要我们跳进浪里嬉戏；我现在处于头晕目眩、情绪激动的状态，很高兴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拿出自己的摄像机，录制了此行的最后一段视频日记；远离所有人，我最后一次对我的数码朋友倾吐秘密。我激动不已。
乔和我在沙滩上拿着赞助商的大幅旗帜拍照，接着克莱夫给我们一人一瓶香槟。在我快速地教会乔如何打开酒瓶后，我们像一级方程式赛车手般摇晃着香槟，接着把香槟倒在彼此的头上；周围闪光灯四起。
结束了，900多万步，蚊子和蚂蚁叮咬各超过20万次，860多天行走8000多千米——当中733天有乔做伴——被黄蜂蜇了约600次，被蝎子蜇了10多次，10部高画质摄像机、6双靴子、3部全球定位设备，以及1次吉尼斯世界纪录。骄傲感与满足感充盈于胸间，我此生不会忘记这一天，没有人能从我们身边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