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我被左臂二头肌上一个类似溃疡、持久不愈的伤口所困扰。那只是新年那天被沙蝇叮咬后的一个小小的开放性伤口，经过9个星期，伤口依旧潮湿（流脓），“火山口”只有一颗豌豆大小，而整座“火山”足足有一枚十便士硬币大，并不痛，但有个清晰的发炎红肿的圆块，就是无法痊愈。
我认为那是热带性溃疡，用消毒药粉进行治疗，并且依序服用氨苄青霉素和甲硝唑，因为我无法取得氟氯西林。这些药完全无效，因此尽管我们已经离开潮湿的丛林一整个月了，还走在干燥乏味的道路上，但身体还是有一小部分让我觉得烦心，让我无法置之不理。
来自博客的大众意见——特别是两位医生约翰·詹姆斯（John James）和卡罗琳·鲍（Caroline Baugh）——让我知道，我最可能患的是利什曼病(3)，以目前的状况来说无须担心，但这种病有6%的机会变异成黏膜皮肤利什曼病，可能会破坏我的软腭（口、鼻），让我毁容，并在我的脸上永远留下大洞。我认命了，打算继续与它共存几个月，因为我希望继续往前走，不想结束探险。
从马瑙斯开始的道路网到伊塔皮兰加镇为止，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天，之后继续向丛林出发，从那里穿越低矮的沼泽地。所幸有条路贯穿其中，剩余的堤岸让我们远离大部分洪水区。
乔走在前头时，我看到他把砍刀举上肩，像拿来复枪一样，假装对着他前方的某样东西开枪。我在他身后东张西望，发现好像看到了一条超过两米长的巨蟒。
我迅速地卸下背包，拿出摄像机上前摄影，那条勇敢的蛇不但没有逃之夭夭，看起来反而很感兴趣，把颈子展开得像眼镜蛇的一样，朝我而来。我停住，往后退一步，它也停下来。
我搞不清楚它到底有没有危险，虽然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一条小巨蟒（对人类无害），但现在因为它缺乏斑纹和它的头型而糊涂了。
我把照片寄给在圭亚那的伙伴阿什·霍兰（Ash Holland），结果证实那是一条拟水眼镜蛇（巴西水王蛇）。乔和我以前都没见过“水蛇”。美洲没有真正的眼镜蛇，它们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它们和亚洲眼镜蛇长得相似，它们同样有虚张声势的防御表现，包括伸展喉咙和颈部——这些恰恰就是我所看到的。
几秒钟后，它钻进了矮树丛，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它。这个新景象让我反思自己对待身边一切未知的惊奇事物的方式。对每天所见事物保持兴趣其实比你所想的还困难，尤其是在我们精力耗尽的时候，我意识到，主动强迫自己去学习也是保持心态健康的一种方式。
我即使不知道那是什么，也可以努力去查资料，并且可以再次思及雨林。我对丛林失去兴趣已久，只把它当作必须克服的重重难关，而鲜少去欣赏一束束穿透参天阴暗的树照射进来的阳光，也很少停下来领会壮观的林木之美，或是布满苔藓的板根之美；我无视鸟类，懒得拍摄在头顶上尖叫、晃动枝干的猴群。我认为身边的自然奇观还不如粉白的墙壁，现在，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和愚蠢。我可以让大脑接收这类刺激，以免自己变得无趣又具杀伤力。
我需要的只是给大脑提供正面的刺激。探险很简单，现在我所有的问题来自一个孤独、无趣又迟钝的大脑，懒散又无聊的大脑会攫住负面的思想和问题，并且夸大这些问题，直到我的心智被完全消磨。如果我不主动地保持积极的态度，这样的状况就会经常发生。
进入圣塞巴斯蒂昂（São Sebastiao）前必须横渡一条大支流。从水上看过去，这个城镇非常美丽，有尖顶教堂和颜色柔和的房子。港口上约有30名男女看着我们划充气筏上岸，看着我们把充气筏放气后捆到背包里，接着走进镇上最近的旅馆；我觉得自己就像肖恩·康纳利在《金手指》（Goldfinger）中扮演的詹姆斯·邦德，他脱掉保温潜水衣时，露出了燕尾服和红色康乃馨。之后，我们绕行14千米，到了乌鲁卡拉（Urucará）。我们一路上寻找坚实的土地行走，偶尔稍微浸水，所幸还能保持某种节奏越过低地。我们从乌鲁卡拉往北进入后方的山，从这里还有100千米才会抵达雅梦达河（River Nhamundá）。在那里，我们会再次遇到部落和人。
我的靴子终于解体了，我在乌鲁卡拉买了一双最大码的橡胶靴，但这双靴子对我来说太小了，看来亚马孙没有太多46码的鞋。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得忍受这双便宜货。我们买了15天的粮食，背着45千克重的背包上路。我很清楚，先前的800千米路是道路，现在背着这样的重量返回丛林会让身体无法适应，但我们预料到在山丘上不能钓鱼，因此必须尽可能多带东西上路。我们带的食物可以让每人每天获得2000卡的热量。
探险进行到这个阶段，我也很讶异于丛林竟然有如此多的山。我们行走在坡地上，得吃力地穿过一路向上盘根错节的荆棘。从谷歌地图上打印出来的图上没有等高线，往四周看，只能看到15—20米的距离。我们就像在能见度为零的极地导航，无法选择方向，更不可能做出明智的路径规划。
到了坡顶，我们的小腿酸痛，肺部灼热，喘不过气来。我们只想着能有平坦的山脊，可以让我们沿着它行走以保持同样的高度，然而裂缝般的裂口隐隐逼近，我们必须爬下去，一次又一次。
这里的林木间隔很宽，要不是在坡地上的话，我们是可以快速行进的。在费劲地上下攀爬时，我们很少用到砍刀，第一天走了3000米，5个小时后就停了下来。那天我们没有精力捡柴火，但日子一天天过去，背包渐轻，我们的小腿也更有力了。
我的两个小脚趾和脚前掌都磨出了大水泡，捆再多的胶布也无法改变这双便宜的靴子太小、鞋底太硬、没有避震垫这个事实。我可以穿着它，但每走一步路都让我皱眉，我必须紧缩脚趾，不让趾头碰到靴尖。
3月14日，走了5个半小时后，我停在小溪边汲水。乔和我都卸下背包。我装水加氯，背起背包。乔把背包和衬衫都脱掉，两腿叉开站在溪里，用水壶往头上浇水。
“你不想洗澡吗？”乔问我。
“不，老兄，我想抵达营地后再洗。”我答道。
“我不晓得我们在赶时间。”
“我们没有赶时间，乔。我只是累了，我想抵达营地。”
乔因为我催他而生气了。轮到他带路时，他决定给我个教训。
他以飞快的速度走上树木丛生的险陡坡地，他要让我看到，如果赶时间，我们可以走多快。我非但没有要他慢下来、别做蠢事，反而决定加入这场幼稚的战局，而且想赢。
我们穿过树丛，一路爬坡，5分钟后、10分钟后、15分钟后，每次乔转身，我就在他旁边，尽力装作若无其事、沉着冷静的样子。两人都挥汗如雨，但没有人想慢下来或停下来，我们越走越快，爬上山丘，25分钟后爬到山顶，正好到了每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们放下背包，乔显然很气自己没能狠狠地把我抛在后头。我们刚开始在秘鲁一起行走时，他可以轻易地把我甩在后头，现在我虽然上气不接下气，但跟上他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们两人的怒火都一触即发，但谁都没说什么。
“乔，你几岁？”
“三十。”
“比较像十三岁。”我抨击他。
“我以为你在赶时间。”他反驳道。
我们怒目而视。这是快要真正起争执的一次，我们迎向彼此愤怒的目光。
“你没事吧，埃德？”
“没事，你呢？”
接着，僵局被打破了。我无从解释，但我们同时看到了自己的愚蠢，并开始嘲笑自己。紧张的局面立即缓和下来，我们仿佛从此行最艰难的25分钟的气力比拼中得到了快感。我们的心情依旧激动，腿部肌肉也犹自抽动着，我们握了握手。就是这样。
这个意外并不寻常，因为尽管我们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但那时候我们多半不会理对方，也不发一语，等着坏情绪过去。这是我们头一次正面杠上，幸好这次战斗是以爬坡来表现，而非打上一架，但这仍是一次交锋。没人有损失，因此我们俩都不介意，只是更了解彼此了，也更懂得如何一起行走了。
最后，乔在一棵棕榈树下找到了四颗野禽蛋，为那天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我们用炒蛋和咖啡当晚餐庆祝。
每天傍晚，我们在用谷歌地图打印的A4地图纸上标出全球定位系统坐标追踪进度。我们正慢慢向东移动。
3月18日早上十点，我们在乔领路走到的一座巨大山丘的丘顶休息，在严格控制的10分钟休息后，该我领路了。我没有往我们想前行的方向走，没有走下陡峭的坡地，反而决定冒险一赌，转向右边继续沿着山脊往上爬。这种冒险一赌的带路方式的问题在于，在树丛里，我们最远只能看到前方15米远，而且我不知道我推测的这个方向是否对我们有帮助。我有个预感，这座峡谷呈环形剧场形状，山嘴会转回我们行进的方向。走上山脊，更多的光线流泻进来，我们所经之处几乎平坦，左手边则是一面陡坡。没过多久，左边的陡坡开始不同，我们又转回想前行的方向上。脚下的叶子就像来自英国秋天的林地，我们没有走险恶的下坡，而是进一步往上爬，我们只是绕行，并且在这最怡人的森林里维持在同样的海拔高度上。
我露出微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下方我们避开的那座大峡谷。我一直确信我们的运气会有所不同，地势会开始下降。整整一个小时，我们沿着穿过雨林树荫的最美山脊行走，维持在这个海拔高度上。清爽的微风从敞开的一侧吹进来，我们的左脸颊一阵凉爽。
成群的松鼠猴在我们头顶上的树木之间跳跃，看来应该鲜少有人行经此处，我们距可航行的河有5天的路程，猎人不会走这么远。我的直觉没错！这片漂亮的森林成了这次探险中最令我愉悦的路段。我渴望吃牛奶饼干。
现在我们对扎营这件例行公事已经很熟练了，夜晚成了一种享受。克罗伊带来了新的轻型六角形防水布吊床（她买的，感谢她），因此我们用乔的旧防水布做防火屏。有一块9平方米的干燥空地煮饭、吃东西、储存柴火和晾衣服是一大奢侈，多背一块防水布非常值得。我们在帆布下方直直地挂上一条粗绳，这是用来晾白天在河里洗的衣服的晾衣绳，因此，我们每天早上都有干燥干净的衣服穿，这样不仅更卫生，也提高了士气——衣服甚至暖烘烘的，就像刚从晒衣橱(4)里拿出来的一样。
我们会砍长长的Y形树枝，在煮饭、吃东西时，在火苗上空撑起防水布，这样烟才不会熏到眼睛。即使我们扎营时下雨了，并且持续下一整晚，到早上我们还是会有干衣服穿，会有干木头生火。
我便宜的卡西欧表带子断了，我用背包里的冰镐固定带代替。它虽然不好看，但很管用，我一路用到了探险结束。
之后的丛林越来越封闭，我们走得越来越慢。我任由脚痛影响我。有一天，我穿过四个黄蜂窝，通过最后两个时，我可悲地愤怒咆哮，那是我难受的一天。我的情绪失控了，我想回家。
离雅梦达河还剩两天路程时，我的手机闹钟在5：45和5：55响过两次，我全都不理会。在6：40自然醒来时，我往吊床外看见了让人愉快的景象，乔已经生好火，煮好早餐。我们提早出发，一起顺利地走了6个小时。但接着我又颓丧起来，乔看出我又要崩溃了，建议我们停下来扎营。
听他这么说，我真高兴。通常大多时候是我做决定，但乔和我太了解彼此了，现在我们清楚对方的底线，知道对方何时需要休息。
我们晚餐吃了500克的米，喝了用两便当盒奶粉冲泡的热牛奶。就像在喝花蜜一样，我可以感觉糖流经肌肉和大脑，为我枯竭的“电池”充电。最后两天，我们还剩3天的食物，因此配给相当充裕，我们也很享受。
2010年3月22日日记：
我会想念这种生活的。我知道自己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次探险也不是一直都很容易，但我会想念只有我和乔在树林间煮着简单食物、掌握步行节奏以及放松的夜晚。
今晚，我们翻出了斯坦福地图。这次探险看来会在8月中旬结束，6月中旬（洪水高峰期），我们将横渡亚马孙河三角洲的“颈部”。我们需要一些刺激激励我们继续向前。
这支太空笔倒着写时效果太好了，很适合在吊床上写日记——我猜也适合航天员。
我们穿过这片丛林的时间压力来自一次和一名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的会面之约，因全球定位系统无法开启，我不知道我们距离河流还有多远。幸好他取消了会面之约，压力也随之解除——反正我们也会放他鸽子。沿着山脊走虽能让我们保持在同一海拔高度，但也更难让我们确定自己是否偏离方向，我们只能估算自己走了多远。
3月24日这天，我们走了9500米，终于抵达雅梦达河。探险到此刻，我这辈子从没这么瘦过，当我和乔漫步在沙质河岸上，眺望这显眼的黑水河时，我整段路都得提着短裤。
我们必须找人给我们提供补给，因此划船往上游去。令人惊讶的是，上行非常容易，因为黑水河的水流很慢。我们抵达一户人家，马上受邀吃午餐。男主人叫西罗，他在屋后的空地种西瓜，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吃，鲜甜的汁液从我们微笑的脸庞滴落。那户人家隔天要到下游的雅梦达市，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好机会，可以买新的全球定位设备，将所有电器充电，买食物，买新靴避免脚上磨出水泡，还可以休息。
现在是3月底，从哥伦比亚边境到现在所在之处，我们花了11个月，穿过了2000千米史上从未有人徒步走过的雨林。这条河有2000米宽，几乎像湖，船只在平缓的河面上突突响地前进，就像海上邮轮；这条河是巴西亚马孙州和帕拉州（Pará）的界线，我认为我们可以在5个月内通过整个帕拉州，结束这段探险。
有两样东西买不到：大一点的靴子和全球定位设备。我们被告知必须到马瑙斯才买得到全球定位设备，但我不打算这么做。在哥亚利花那么多时间修理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后，我现在很了解这个装置，它里面有个简单的全球定位模块，只显示度和分。它无法精确定位，但可以说出我们是在方圆1000米内的某处。这对我来说已经够精准了，我们会以宽带全球局域网为主要辅助导航工具继续前进，而我的脚依旧塞在同一双小靴子里。
我们返回上游，在上次中断步行的西岸下船。我们把小筏子充满气，慢慢地划过偌大的黑色“镜面”，却不经意地直接进入一个因被岛挡住而无法在河面上看到的小村落，我起先担心我们会受到何种“欢迎”。
事实上根本不需要担心，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和整村人坐在教堂外用葡萄牙语玩宾戈游戏。我赢了一大串皮法尤（一种可口的橘色水果），一对年轻夫妻把水果煮了让我和乔当晚餐。
我在村庄里发现，在50千米外，穿过丛林在62°磁方位角的地方有些矿井。这些矿井像大疤痕，从谷歌地图上能轻易看见。那里通往一条路，我们也许能用上那条路。根据村民的说法，那50千米无法行走，但我们带上8天的食物出发了，对我们的疯狂之举颇为得意。
3月29日，走完第一天后，我用从宽带全球局域网取得的数据在地图上画出第一个直径2000米的圆圈，判断我们大约走了8—12千米。这真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我们整天在沼泽、洪水区和浓密刺藤中行走，如果我们真的走了10千米左右，那真的了不起。
我们整天披荆斩棘，没什么动力。有一次，我几乎脱水昏厥，我尽量不让自己用舌头清理那个利什曼病伤口，因为我觉得这样会增加它变异的可能性，或是让病菌扩散到嘴巴上。
我拿出宽带全球局域网导航，也就顺便检查了电子邮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人——巴里·麦卡锡——赞助了6000英镑。乔和我为此起舞，这真是一笔很慷慨的捐款。
乔和我决定这次带一样新食材——面粉。我们总会带一些调味料、盐和食用油，这次，我们决定加一点面粉为餐点增色。写到这里，我知道其实只有乔和我对它有兴趣，但只说下面这一点就够了：乔在制作酥皮沙丁鱼的细节上花了很多心思，也非常用心地揉面团，我发誓我从未这么享受过酥皮点心。多了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夜晚变得更有趣，也鼓舞了我们。
亚马孙州这侧的雅梦达河地势较缓，但有许多倒落在地的树木拖累了我们的行进速度。第4天，我们抵达一条最近开辟的泥土路，尽管这不在我们的计划里，但我们决定沿着这条路走。最后，我们来到一户人家门口，他们让我们进去过夜，还请我们吃热腾腾的炖牛肝。
我们和这对中年夫妻聊天的时候，他们建议我们抵达特龙贝塔斯（Trombetas）后向联邦警察局出示护照。我没想到特龙贝塔斯也有检查哨，乔和我默默地互看一眼，都知道我们绝对不能接近特龙贝塔斯。
这家人说这条新路通往矿井，他们没提到这是条私人道路，我们也没问。这只是一条没铺柏油的路。
因此我们改变计划，继续沿着这条路走，通过矿区，但在抵达特龙贝塔斯前离开这条路（为了避开联邦警察），进入丛林。我们没和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碰面也是好事，因为特龙贝塔斯就是我们约定见面的地点，如果我们到了那里和他见面，接着立即被捕，那就糗了。
4月2日，我们提早出发，在这条路上走得很快。我们在早上经过巴西环保署的一个检查站，由于我们是非法入境的，我们远远地挥起了手，开玩笑地向公园管理员的猴子大喊“好可爱的猴子”，一步没停地继续走在道路的另一侧，而管理员也没拦住我们。我们成功地进入矿区南边的国家森林保护区。
天色渐黑，我们决定和这条路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我们是非法入境的，而且没有得到许可就进入森林保护区扎营。我们沿着小溪前进了约100米，然后进入树丛，尽可能不砍伐、不发出噪音地扎营，并确保我们的烟不会飘向公路方向。
隔天一早，我们从南边接近矿区，看到了一幅惊人的景象：一座露天开采的铝土矿场，大片雨林被彻底铲除，大量开采铝土矿。矿场里有大型的工业用输送带，矿业公司有自己的铁路，将一车车未经处理的矿土运出去。除了马瑙斯城，我还没看过将雨林改变得如此彻底的案例，这些伤疤在谷歌地图上清晰可见。我们只要搜寻特龙贝塔斯，往南边就可以看到它们。
我后来得知这座矿场有全面的再植计划，他们改种100种不同的当地物种。改种之后，这里仍然是完全不同的森林，但至少没有被铲平，没有变成牧场。
就在我们快走出这座矿场的另一头时，一名穿靴子的男子过来喊我们。我们走向他，他强势地要我们留在原地，等他给上司打电话。我们知道自己是在私人土地上吗？显然，巴西环保署检查站那位养宠物猴的管理员打过电话，他们等了两天，要阻止我们继续赶路。
那家公司叫北河矿业公司（Mineracão Rio do Norte, MRN），断然拒绝我们行经他们的土地。矿区经理开着车窗不透光的闪亮的黑色轻型货车过来，立刻告诉我们不能再走这条路，因为这是私人土地，他要亲自载我们到特龙贝塔斯的联邦警察局。这就是那种你觉得自己陷入大麻烦却无法逃脱的时刻，我决定撒个弥天大谎来脱困。我向他解释我们的探险，除了一路上都要徒步前进（这是事实），我们一路上从没有坐过车（完全是谎言），如果他要我们上他的车，我们走的两年就全都白费了。
他虽然自负，但并不冷酷。我向他保证我们会原路退回去，横渡亚马孙河，走另一端，这会多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但我们不能搞砸了——不能上他的车。
那人接受了，他的助手拍了一张我们的照片后就放行了。他们警告我们小心美洲豹，我们两个都笑了。
“我是说真的，”他在背后大喊，“这里有很多美洲豹，常常会走到路上。”
我的确相信这个地方有很多美洲豹。那天我们就看到了巴西刺鼠和野猪，吼猴也在我们身边不断嚎叫，尽管此地在开矿，这里的野生动物种类仍相当丰富。
一离开他们的视线，我们就立即溜进树丛，在他们的私人土地上照原订计划向东行进。我们没有浪费时间，没有折回，他们在丛林里也永远找不到我们。眼不见为净，我们又再次惊险地避过了联邦警察。随后，我在网络上收到几个巴西人给的警告，他们说帕拉州的人会比我至今遇到过的任何一个原住民都危险，农业综合企业、伐木厂和矿厂在此地的规模相当庞大，挡人路者命不长矣。我打算不去为这些威胁烦恼。
从这里往东，离特龙贝塔斯河有46千米。我们有5天的粮食，问题是，我们比预期的还要偏南，因此我们得往亚马孙主河道靠拢。
隔天早上，该来的还是来了，我们遇上了及膝的洪水，接下来洪水淹到了腰，再到胸。我们从一块干地跳到另一块，一如过去在洪溢林里的情形，我们的进度降到一小时只前进几百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的食物不够我们走到特龙贝塔斯河。
我有了个主意。我们在一座3米×4米的岛上，雨刚开始下，但我需要用电脑，我们在岛上搭起了防雨布。我必须知道洪水的范围，于是拿出了笔记本电脑，翻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我临行前寄给我的那张洪溢林资料的旧图片，那是一张很大的8MB的图片，上面没有任何坐标方格。接着，我用宽带全球局域网得到了一个直径2000米的圆圈，画在打印出来有经纬度的谷歌地图上。之后，我将两张地图摆在一起比对。我可以根据河流的形状在电脑屏幕的洪溢林图片上找出代表我们所处的圆形区域，我马上看到了一道有色的细线，这意味着洪水穿过了这个区域，也意味着这个区域通常会很干燥。我们如果继续走下去，花不了几个小时就能走出狭窄的洪水带。
我们收好电子器材和防水布，继续通过洪水区。不到一个小时，水位降到腰间，接着降到膝盖，之后我们又回到了硬地上。这又是一个证明神奇的导航科技奏效的例子，否则，我们又得往回走好几天，直到我们能买到更多的食物，或是选择另一条路径走。唯一能给我们所需信息的地图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那张图了。
我坐下来，脱掉橡胶靴子，倒出里面的积水以及洪水带来的细枝和叶子，再拧干袜子。从这里到特龙贝塔斯河都是干地，我很确定我们可以不引起注意就避开这个不友善的矿区。
那晚，乔在酥皮里放了点糖，我的欣喜程度又提高了。就算是神户牛排或北京烤鸭，我也不会拿这块酥皮换的——真的非常好吃。
4月8日，我们抵达一条通往特龙贝塔斯河的猎人小径，与一户巴西印第安人和白人混血的家庭待在一起。他们说有一条小径一路通往奥里希米纳镇（Oriximina），我们可以在那里划船渡河进城，然而事实不完全如此。
那条小径很快就到了尽头，我必须承认我已到了厌倦的地步，对乔很暴躁。我们都筋疲力尽，需要休息，但又极度渴望徒步走到奥里希米纳，免得又要再回来用步行把这段路补上。我变得相当不可理喻，值得赞美的是，乔在这段路程中一直容忍我。他也累了，但他没有我的烦恼：钱、时间压力和远在英国的制作公司之间的龃龉（他们要改变规则）。我还得努力让这次探险顺利进行，但乔只须一直走，我羡慕他的从容、悠闲。我觉得自己就像在沼泽地通过移动互联网经营一家企业，因为没有钱在英国聘请运营经理，我必须处理每一封电子邮件，必须协调好整个探险的各个方面，全靠着严格限制使用时间的电池和每个月有限的宽带网络。我很难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能控制好，但我知道这不是乔的错，我不能再把气出在他身上。
沿着河边走会经过许多农田和有工人住的独栋房屋，我们会在一些人家过夜。晚上我经常为葡萄牙语苦恼，吃饭时觉得自己像社交毒药，因为我只想着爬回吊床睡觉。但乔在这方面很了不起，他学习葡萄牙语学得比我快，而且对这些人真的感兴趣，他会选其中一个主题——宗教、林业或农业——聊上好几个小时，他的笑声常在，令人愉悦，这些农家在他的陪伴下都很放松。我必须说，他觉得好笑的事并非每次都让我觉得有趣，但是他的笑声有趣，而且我确信我们遇上的那些人之所以如此欢迎我们，是因为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听到那些人说“那个外国佬话不多”时，有时会觉得厌烦，我觉得自己很难跟他们解释清楚，这次探险对我而言是磨难，再说我时不时得奋力保持专注。晚上是最糟的时候，因为黑暗中我看不到人们的嘴，而脑子太疲累，无法翻译葡萄牙语。
到了早上，经过一夜睡眠，我有了较多的精力，会特别努力地去和那些人聊天。但是，如果有人想接触人群，学习不同的文化，我绝不建议用像我一样的方式旅行，我几乎总是因为太累而不在乎。
2010年4月13日，我订了回家的机票，为了降低成本，我必须先订下这张票。由于还有4个半月要走，我把信用卡放到桌上时很紧张。仍有很多未知的事可能会发生，不过，必须在限期内完成探险的决心能提振士气。我预计在8月29日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
4月22日，一道银白色的闪光出现在我们眼前，接着一声巨响划破温暖潮湿的空气，一根距我和乔3米远的电线杆，在猛烈的热带大雨中被雷劈了。我们不住地微笑、大笑，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以应付危机状况。我们在雨中几乎像漂流般地过了街，咧嘴大笑，高喊着：“老兄，门儿都没有！”我们就像电影里的比尔与泰德一样。
每次遇到会有危险的严重意外时，我们和多数人一样，会加倍紧张地行动起来，试图解决问题。我们的感官意识会增强，对时间的感知慢下来，我们都有生存本能，身体有一套设定，会尽其所能地帮我们应付紧急状态；在危急时刻，我们会变得非常专注、有能耐。
人们常会问我们如何应付这些危险：涉过有黑凯门鳄的水域，接近致命的毒蛇，或遇上凶猛的部落。老实说，这些时刻都令人感到刺激和兴奋，时间也过得很快；这些危险帮助我们摆脱了更具杀伤力的状态——枯燥、无聊。
乔和我开始无法从休息中恢复体力，经过两天的休息，我们走路依旧像僵尸，完全没有恢复精力的迹象。
到了现在，探险已经变成不断重复同样动作的牢笼，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们都不可能一直保持乐观的态度。我们的大脑渴望新的刺激，对每天和当地居民平静、客套地讨论我们多么疯狂这些事感到厌恶。我有时候根本不在乎雨林的命运，只想见朋友、看运动比赛、上夜店。让他们砍光整片雨林吧，我只想在我第一个外甥出世时在场。长期的疲累会耗尽人对所有事物的热情，有时候，我们经过兰花丛中的大树、交织成一整片的藤蔓植物以及河床布满砂石的清澈小溪，却完全没有留意它们。这些能帮助我们度过这一天吗？不行？那就去他的。
在内心深处，热情、动力和信仰依然在。乔和我嘲笑那些问我们有没有想过放弃的人。毕竟我们经历了这些日子，放弃只是一个荒谬的概念，我们当然不会，不会走了两年之后选择放弃。内心深处，我们都有要成功的强烈决心。
是我们善变且容易疲倦的大脑引出了问题，我的目标就是要驾驭大脑，危险容易应付，是那些单调平凡的日子让我们感到难以克服。
我在奥里希米纳看皮肤利什曼病时，检验结果呈阳性。我说服医生给我整个疗程的静脉注射药物，因为我还要继续前进，他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在接下来的21天，我必须自己找血管注射。我之前练习过打针，但从没实际尝试过（也从未在自己身上注射过）。替自己打针多少是个考验，有时候很容易，有时候则会把手臂弄得血淋淋、一团糟，会让自己不舒服。
从奥里希米纳开始，乔和我进入了完全不同的雨林。这里充满了高乔文化，举目所及全是牧场，烟尘弥漫的漫长道路连接起亚马孙河北岸上的小镇，多数雨林早已被夷平。
每个城镇都更像得克萨斯州的偏远乡镇而非亚马孙的城镇。我们几乎看不到原住民的面孔，这里是殖民者的土地，似乎肤色越白，就能得到越多的土地和钱财。我在这里也认出了来自阿根廷的文化特征：高乔人的服装风格类似，也喝玛黛茶（玛黛茶是用热水冲泡干燥的玛黛茶叶而成，装在挖空的葫芦里，大家一般用金属吸管轮着喝）。我很难把悠闲自在的阿根廷文化和这种农业综合企业联想到一起，阿根廷的畜牧业比较合理，那里有上千公顷的大草原或天然牧场，生产最上等的牛肉；而在这里，每一块肉都是从原本苍翠繁茂、丰富多样的雨林产出来的，每当我被这些农场主人的慷慨和拉丁牛仔风格打动时，我同时也知道这是一个我反对的产业。
从后勤上来说，这里是我们的梦幻天堂，有很多买食物的地方，有一条可以穿卡骆驰鞋行走的宽广灰色道路。我们本可以此作为脱离丛林喘口气的灰色步行假期，但我们都不想耽搁，因此，我们每天挺进大段距离。走完这段贫瘠的农业路段，我们再次回到了丛林里，也更接近终点了。
这时候，美国广播公司决定来此为我们拍摄几天。摄影师兼制作人是一名新西兰人，叫巴特·普赖斯（Bart Price），他想雇一艘快船来和我们会合。我提议为他安排，而他同时也试着从马瑙斯找有门路的人替他处理这些事。我不知道他遇人的运气如何，但因为我当时正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不需要乔，因此派他到圣塔伦市（Santarém）为那个美国人找最棒的快船。乔很喜欢这个任务，尽可能和人们接洽以找到最好的船。他花了3天时间，终于找到一艘非常适合新闻团队的船。
我向巴特回报我们找到船了。他要我直接订下来，我很高兴乔不负所托，巴特也很满意。
巴特在清晨抵达，我们立刻和他去喝酒。打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他在战火摧残下的幽默感和愤世嫉俗的观点。他是个大汉，个头比我高，身体也过重了些，长期在全球各地做战地报道。他有很多故事可说，但最后话题回到了船上。他跟我说，在马瑙斯交涉的那位中间人是个“没用的笨蛋”，告诉他“不可能”在圣塔伦找到快船。我笑开了怀，立刻知道他是和谁交涉了。“他是不是也叫卡沃斯？”我问道。乔能找到上好的船，我感到很骄傲，卡沃斯根本连试都懒得试。
拍摄进行得很顺利，几天后，美国广播公司的另一名记者比尔·韦尔（Bill Weir）也加入了。我们一起在丛林里拍摄了一阵子。这有点拖累我们的进度，但我认为，如果没人知道我们，这场徒步的意义会小很多，而这次的拍摄会剪成好几则新闻，在他们电视网的不同节目里播放，此外，能打破日常惯例也很棒。最后，这两人满意地离开了。
我的第一个外甥阿奇不久后出生了，这又是一个提醒我错过了家乡生活的例子。我们继续前进。
2010年5月14日日记：
每次我写下日期，总觉得自己是在未来，我们真的在2010年吗？天啊。
5月中旬，我们走完了道路路段，准备重返丛林。但是，地图上的道路结束了，而地面上的道路却连绵不绝；过去三年来，新的伐木小径向东延伸，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小径一路通往阿尔梅林（Almeirim），而我们正希望在那里最后一次横渡亚马孙河。我们一向很清楚没必要让日子过得太辛苦，于是决定寄放沉重的装备——靴子、充气筏、桨和钓具等道路上不会用到的配备——轻装走上崭新的道路，越过山丘；等我们到了阿尔梅林，我们会再坐船取回重装备。这意味着我们的背包会从每人40千克减到约10千克，棒极了。
当然，无可避免的事又发生了。新路在帕鲁河（Paru River）中断了，我们必须以减重后的路上装备穿越丛林。在见过那么多星期的灰尘和牛粪后，再次走在树荫下真是太好了，但我们毫无准备。
进入丛林时，乔穿凉鞋，我穿卡骆驰鞋，感觉有点裸露又脆弱。我绝不会建议任何人穿这种鞋子进入丛林——我们多次跌倒，而且脚上扎了许多荆棘。如果没有人可以出借独木舟，我们就得把背包当漂浮物，游泳渡河。因为速度减慢了，也没有工具钓鱼，我们必须把剩下两天的配给分成5天份。
我们减半的限量晚餐包括共吃的一包拉面汤包和一份沙丁鱼。我们的气力和情绪都很低落，感觉有点猝不及防。
农业区又有新玩意儿等着我们——扁虱。我们全身都是扁虱，它们非常小，我们如果不仔细看，会误以为只是身上发痒而已。另外我们两人的喉咙也都被感染了，在乔为我抓背后的扁虱时，我正努力挤出膝盖上的粗黑荆棘。真是令人心满意足。
我们蹲在帐棚雨罩下的一小块空地上，四周都是丛林屏障，昆虫高而尖的嗡鸣声就像丛林的心跳声，一束束微弱的夕阳光辉洒进高耸的树丛，让明亮的绿叶和远处的暗影形成强烈的对比。
由于长期的步行，再加上还有两个月要走，我们都有点沮丧；我们远离了我们在乎的人，一再重复着早已不感兴趣的事情。
我们从丛林里出来，走上往南到阿尔梅林镇及亚马孙河岸的小径，登上最后一座山丘，往下可以看到小镇的后方和眼前广阔的河流。一辆警用摩托车上面坐着两个人，他们上了山丘，到了我们面前，停了下来，后座的人下了车，掏出枪，大喊：“双手举起来！”
“时候到了。”我心想。联邦警察逮到我们了；他们追踪了一路，我们就要进监牢了，就要被指控在巴西非法居留了。他们命令我们进警车，就在我要拿起背包时，持枪的警察大喊起来，要我别碰它。
我的肾上腺素上涌，脑子闪过各种做法；我们只须回答问题，举止有礼，并且尽可能轻描淡写地提及非法入境的事，这些是当地警察而非联邦警察，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在警察局，我们又一次被搜身，又一次把背包清空，接着他们检查护照，然后还给我们，说我们可以走了。我一头雾水，问他们逮捕我们的原因，原来是有线报说我们携枪械从北方接近这座城镇。他们发现我们没有武器就放行了，还向我们推荐好旅馆。我想，举报的那个人一定是看到了摄影机上的吊杆式麦克风。不管是因为什么，当地警察完全忽略了护照上过期的签证日期，我们再次松了一大口气。
在阿尔梅林的旅馆阳台上，我决定必须专业地处理探险时的心理问题。所有有探险经验的人都告诉过我，探险时心理问题是最困难的一环，但怪异的是，我从未费心学习或接受心理训练，勉强让探险进行了好一阵子，但总是陷入不快的负面心境。我想多了解人类的大脑，上网研究了人类的基本需求，这样我就可以在和目前压力有关的情境下理解我的精神状态了。
我也拿到了一位神经语言程序学大师菲尔·帕克（Phil Parker）的电话，看他能否帮助我更有效地掌控自己的心态。我和菲尔谈过三次，每次约一个半小时，他告诉我一些非常简单的技巧，帮我对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也帮我从因自己太过专注于单一任务而造成的强烈幽闭恐怖中解放出来。
并没有什么神奇的解决方法，但和像菲尔这样了解大脑的人谈话的确能让我得到慰藉。我想，我从对话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能自由选择对任何事情的反应方式，我可以反应得小一点，选择最适合当下任务的心境。
我们要从阿尔梅林最后一次横越亚马孙河，到彼岸有28千米，大概是在马瑙斯横渡时的两倍宽，乔和我相当狂妄地想用我们的小橡胶筏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