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我和寿子抵达东京时，我们都已累得筋疲力尽。这不仅仅是因为倒时差，也是因为《最后一百天》的出版压力。庆幸的是，寿子很快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大本营：奥运村的顶楼公寓，位于奥林匹克体育场附近的涩谷区。从奥运村入口到明治神宫就隔了一个街区，而明治神宫是每天散步的理想场所。在一个街区的距离内有一家书店，书店里尽是旧的英文书籍，还有两家很棒的餐馆。我们还可以从奥运村的中餐馆打包美味的中餐。
我的岳父松村时二的战争岁月是在中国度过的，如今他是新日铁公司一家工厂的社长。他已为我列出了一份很长的名单，上面都是我们应采访的人物，尤其是那些跟他有过私交，住处离我们很远，同时又在战争中身居高位的关键性人物。我们的采访频率很快就达到了一周六次的程度。接下来的一年，我们采访的人数要远超我们在欧洲为《最后一百天》做调研时的人数。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东京地区，我们也在日本四座主要的岛屿和日本海上的许多小岛上挖掘到了许多重要的信息。我们还单独去了冲绳岛、硫黄岛、（中国）台湾、关岛和基里巴斯的塔拉瓦，去了两趟菲律宾。第二次去菲律宾时，我身边还有一群经历过莱特岛战役的日本老兵。在莱特岛战役中，日本士兵的存活率只有十分之一。我加入到这些老兵当中（还有十二名死者的父亲、母亲），重温了这场浩劫的场景，还见证了他们和自己亲人的道别仪式。
我们第一次去东京的美国大使馆时，埃德温·赖肖尔大使和他的首位领事约翰·埃默森热情地慰问了我们。第二年，他们为我们安排了好多次采访，被采访者都是重要的幸存者。他们还安排我们去了两次冲绳，并在我们致力于建立中美之间的良好关系时提供帮助。同样支持我们的还有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成员，包括《纽约时报》的罗伯特·特朗布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约翰·里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的刘易斯·布什，以及日本三大报社的代表。日本自卫队战争史办公室和历史研究所专门为我们开放了他们收集的档案。我的岳父以及那些明治维新时期出生的老人为我们翻译了各种书籍和文件，包括陆军参谋长、陆军大将杉山元将军所写的那本长达千页的“笔记”。
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是日本人，他们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从广岛、长崎的五十名幸存者到天皇的首席顾问木户幸一侯爵。我们聆听了一些悲惨的故事，讲述者有东京燃烧弹袭击中的幸存者，也有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指挥官。显然，几年前大家都不想去谈论某些敏感话题，但如今这种心理业已消失。对于我的刨根问底，大家都回答得很耐心。珍珠港和中途岛战役的实际指挥官海军中将草鹿龙之介以及佐藤贤了将军（他也许是东条英机最信任的知己），都在为期整整六天的采访中坦诚相告。他们相信，接触过战后亚洲的西方人会更容易理解日本人在中国的残忍行径。参加过二战的日本人，从列兵到将军，如今都更愿意讲述自己的过失，谈及以往的难言之隐：怯懦、杀戮、吃人肉、投降和当逃兵。
有个和尚送了我一枚护身符，一直到今天，这枚护身符都挂在我书房的墙壁上。镰仓的住持宗现用实例向我展示了，如何用这枚护身符解决我在事业中遇到的难题。这张符篆是他用毛笔蘸墨水写出来的。上面的文字翻译成英语就是“解放自我”。每天早上开始写作前，我都会看看，参悟其中的智慧。
一次失败的政变二战前和二战时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其间有着许多插曲。在我们进行数百次采访前，我决定先从一个关键的事件入手。这一事件发生在1936年初，怀着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军官们反对日本在中国扩张，因而试图用武力夺取东京。他们的起义失败了，这次事件被称为“二二六事件”，并最终导致了日美战争。
坦率地说，这就是一场政变。1936年2月26日，年轻军官们义无反顾，一心想要杀掉政府要员及皇室成员。他们觉得这些人应对日本在中国发动的无法原谅的帝国主义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人的雄心，确切而言叫“抱负”，回想起来让人非常震惊。那一天，一场罕见的大雪将东京覆盖在一片白色的寂静之中，六组军官按照计划朝着各自的目标出发。一组军官计划控制陆军省长官的官邸，然后迫使军队高官支持他们；另一组计划控制警察厅总部；其他四个组将负责刺杀首相、大藏大臣、内大臣（天皇的首席顾问）和天皇侍从武官长。
这次政变造成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其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人试图彻底改变日本外交政策的既定方向。其中，一个莫大的讽刺莫过于侍从长、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的命运了。铃木贯太郎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被起义者包围了。他让大家进来并朝他开枪。军官们连发三枪：一发子弹打偏了，一发击中了他的胯部，而第三发则穿过了他的心脏。但是，铃木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在日本作为帝国的最后日子里，铃木还当上了首相，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二六事件”发动的政变失败了，起义者的敌对势力的扩张计划越发受到被军国主义迷惑的日本民众的欢迎，最终导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1939年前，他们已经攻占了汉口和广州。然而，胜利的代价将是巨大的：日本损失了成千上万名士兵，消耗了巨额财富，同时还激怒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
跌跌撞撞地走向战争我意识到，为了了解日美冲突的根源，我们得采取某种方法，将后来尖锐的日美关系中日本方面的情况揭示出来。我们很快就有了线索：牛场智彦，首相近卫文麿的私人秘书。牛场告诉我们，基本上所有关于近卫的事情似乎都互相矛盾。近卫看到美国人就浑身不自在，但他却把长子送到美国上劳伦斯维尔中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他的婚姻是真爱的结合（而非包办的婚姻），但他也对他的情妇——一名艺伎，非常疼爱非常尊重。同时，近卫打破了在家族的主宅中为其他各房保留居室的传统，就连族谱也不再续修。近卫对牛场说：“我怎么可能把一些不好的事记录在族谱上？”近卫是贵族社会的产物，他一只脚在过去，另一只脚在未来。
牛场说，近卫拼命地想要媾和，尤其是和英国，但要是他这么做，而内阁的意见不统一，日本的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威胁。1936年的起义，是由理想主义的年轻军官在没有得到上级支持的情况下发动的，因而打破了日本的一个大禁忌“以下犯上”，从字面意义而言就是“下级推翻上级”。我问过牛场，为什么像近卫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会允许军方占据主导地位。他回答：“在西方，也许一个丘吉尔或一个肯尼迪就能成功控制军队。但在日本的宪法体制下，最高军事指挥权不在首相手中，哪怕日本首相是丘吉尔，也未必能掌控日本军队。”
1941年9月6日，牛场出席了当日重要的会议：陆军和海军都向天皇请求，向美国、英国及荷兰宣战。牛场告诉我们，作为君主立宪制的君主，天皇并没有遵循宪法规定，当场表示同意，而是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照着宣读起来，这让军人们吃了一惊。这是他祖父明治天皇写的一首诗，所表达的是对和平的向往。这使得近卫竭尽全力地和美国大使约瑟夫·克拉克·格鲁沟通，并做出一些让步。（后来我和寿子在康涅狄格州的格鲁家里和格鲁见面了。此时他年事已高，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的描述为那段绝望的时光，增添了许多色彩和细节。格鲁告诉我们，他尽力让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相信，要是近卫能亲眼见到罗斯福，近卫愿意且能够递交一份关于和议的临时方案。但最终近卫没能和罗斯福会面，这反而让作为首相的近卫松了一口气。）
牛场说，下一个悲剧将由天皇的重臣和谋士、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造成。听到这一消息我很担心，因为我在为《不是耻辱》做调研时，木户幸一拒绝见我，也没有给我回信，而他的证词显然对《日本帝国衰亡史》至关重要。
我把木户幸一的事告诉了我岳父，他说道：“这不是问题。我们在同一个高尔夫球场打球。”接着，他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对我说，木户幸一侯爵会在他大矶的避暑山庄里见我们。
木户幸一比我还矮小，严肃而又自负。尽管有寿子做翻译，但他还是用英语和我们交谈。第一次采访时他有些拘谨，我没能得到我想要的信息。不过他读了自己写的著名日记中的摘录，这本日记在东京审判中被采用了。他还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版的译文，真是错了一大片。当第二天的采访进行到一半时，木户幸一侯爵突然停了下来，他看着我，说了些类似“你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样的话。那时的他让我想起了曼陀菲尔将军。此后，他放松了下来，和我随意地聊了起来，给我讲了所有的细节。
木户幸一告诉我，他觉得替代近卫的最好人选就是绰号“剃刀”的陆相东条英机将军。他知道东条英机将军能掌控部队，也能明白天皇的想法，东条英机会重新考虑于9月6日发起战争的决定。
1941年10月17日，七名做过首相的天皇重臣在宫廷里碰头，协助天皇选出一名首相。作为天皇的内大臣，木户幸一列席了这次会议。在争论了两小时之后，木户幸一成功地说服其他人选举东条英机，而且东条英机还会兼任陆相一职。
东条英机的妻子告诉我们，当东条英机得知让他立即进宫觐见时，他觉得他会被天皇训示。而当天皇命令他组建新内阁时，他惊讶不已。东条英机请求天皇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然后就走进了候传室。很快，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也来到候传室，他刚刚收到天皇的指示，天皇让他和陆军“更加紧密地配合”。接着，木户幸一进来了，他对东条英机说：“我想天皇刚刚和你谈过陆军和海军合作的事情。”然后，他明确地说出了天皇想表达的意思：“关于我国今后的大致方针，天皇想让你们透彻地研究国内外的形势，而不是一心想着9月6日的御前会议。我把这条信息传递给你，就当是天皇的命令。”
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此前从没有任何天皇撤销御前会议上的决定。东条英机收到的命令是：“要重新回到一张白纸上。”意思就是，停战谈判要从头开始。
东条英机的妻子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去了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日本战死的军人。他合掌鞠了一躬，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从现在起，他会像公民一样去思考，而不是士兵。他必须组建一个内阁，里面的人能够代表不同阶层的日本人——一个全民的内阁，而不是军方的。他立下了一个誓言：“让天皇成为我的准绳。”
对于西方国家，尽管他会遵守自己的誓言，他仍然是狂热的好战分子。让追随他的军官们惊愕的是：他坚持要执行天皇的命令，向华盛顿递交一份提议书，让和谈重新回到起点。尽管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拒绝了，但实际的掌权者罗斯福总统，回复了一份临时协议给东条英机。罗斯福是用铅笔写的，然后交给赫尔：日本不得派遣额外兵力到其他国家；即便美国在欧洲开战，日本也不可在“三国（即轴心国）同盟条约”的条款下加盟德国和意大利；作为回报，美国将和日本恢复经济往来。
但是，罗斯福的临时协议从未被送往日本，因为英方和中方都不同意这份提议。因此，东条英机从未有机会采用妥协的方式执行天皇的意愿，从而至少在短期内避免日美战争。日本继续在境外部署兵力，致使罗斯福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声明，要求日本从中国和中南半岛撤军。
因此，战争一触即发，这本可以避免的一场战争将很快改变世界历史。
“Z”行动——偷袭珍珠港在《不是耻辱》中，我写到了“Z”行动。但我知道，我还得挖得更深一点，找到那些知道更多细节的人。最重要的被采访者是海军中将草鹿龙之介，他是我岳父的熟人，是海军大将南云忠一的参谋长，而南云忠一是“Z”行动的舰队指挥官。事实上，草鹿龙之介才是行动的掌控者，因为南云忠一只是做出最终决策，而把所有战术问题都留给了参谋长。为了知晓草鹿龙之介战事期间的所有活动，我们进行了五次采访，他把之前从没透露过的许多事情都告诉了我们。
就是草鹿龙之介下令，在“赤城”号航空母舰上挂起了Z字大旗，然后发动了对珍珠港的进攻。这面旗是完全仿照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峡之战中，摧毁俄国舰队后竖起的旗帜做的。此后这面旗帜成了日本海军一个普通的战术信号。“我确信我们攻击部队中的每个人，都会意识到它的象征意义。”但有些参谋，包括航空参谋长源田实，抗议说，升起这面旗会引起混乱。草鹿龙之介告诉我们：“我无奈地撤回了这个命令。”源田实告诉草鹿龙之介，他已经下令，在“赤城”号升起了另一面相似的旗帜。附近“加贺”号上的水手看到了Z字旗，很激动地把自己的旗帜也升了起来。他们认为，这将是又一场对马海峡之战！然而，“赤城”号的旗帜莫明其妙地飘落下来，他们的热情也随之消退。
这次袭击只能让一名空军军官来协调，“赤城”号的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被委以此任。一个小时之后，渊田美津雄返航，他向南云忠一和草鹿龙之介汇报，至少有两艘战列舰已被击沉，四艘被重创。他敦促海军将领们立刻再发动一次进攻，集中火力攻击储油罐。
草鹿龙之介告诉我们，他慎重考虑过渊田美津雄的建议，但他坚信一个指挥官不应该为这些诱惑所吸引。他说：“因此，我建议南云忠一将军按照计划退兵。”舰桥上众人的意见产生了分歧，但南云忠一还是像往常一样信赖他的参谋长。南云忠一说：“我们撤退。”尽管渊田美津雄和源田实反复恳请草鹿龙之介说服南云忠一改变决策，但草鹿龙之介仍然坚持己见：“他们只是建议发起第二次进攻，却没有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中途岛之战草鹿龙之介还描绘了1942年6月的中途岛之战，这次战斗改变了日本在战场的优势地位。渊田美津雄此时突发阑尾炎，在医务室接受治疗。上级安排他的好朋友源田实来接替他。但源田实也染上了重感冒，在医务室看病。源田实使尽浑身力气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舰桥上，为迟到向野村大佐道歉。6月4日凌晨四点半，草鹿龙之介发出进攻中途岛的命令。
就像历史学者现在所知道的那样，这场战争决定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命运。美国舰队离日本舰队近得超乎日本人的想象。美国舰队发射了第一批攻击日本舰队的鱼雷，日本舰队轻松地躲过了。日本舰队的反击杀伤力不足，这就直接导致日本舰队的航母在给舰载飞机加油和装弹这种最容易被打击的时刻遭到围困。就这样，日本舰队损失了至关重要的四艘航母以及航母上的机组人员。在这场历史上最伟大的海空战役中，美国控制了太平洋。
一次战术性胜利四个月之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之战中，草鹿龙之介又担任了南云忠一的参谋长。数周以来，山本五十六虽然没有直接下命令，却一直向南云忠一施压，要他把航母往南开，和美军航母作战。这将是以瓜达尔卡纳尔岛为中心的一系列战斗中的关键战役，即圣克鲁兹之战。“我每次都劝南云忠一，这样太冒险了，这会是中途岛之战的翻版。”西方人，哪怕是军人，很少有人知道日军参谋长的关键作用。以南云忠一为例，司令官就是个神秘的角色，是像神一样的存在，只制订总体战略，而把具体事务交给自己的参谋长。这反映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古老传统。
1942年10月25日傍晚，山本五十六决定逼南云忠一行动，以侮辱性的口吻给他捎去一条口信，“督促”他“打起精神”进攻。南云忠一把草鹿龙之介叫到舰桥下的指挥室里：“我能看出，我的顶头上司十分不安。他说自己不能无视山本五十六最新的口信，他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告诉他，这场战斗的决定权在他手中。‘您要是真想往南进发，我会服从命令。’我提醒他，我们还没有锁定敌人舰队的具体方位，而我们的一举一动毫无疑问地会被附近的美国B 17轰炸机发现。我又说：‘但是，既然您主意已定，我想让您知道，要是我们不首先去摧毁敌人，敌人就无法摧毁我们。’”
草鹿龙之介命令航母突击群——三艘航空母舰、一艘重型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以及有着两艘战列舰、四艘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的前锋，以每小时二十海里的速度向南朝敌人方向进发。
和中途岛之战中一样，美方的主力比他们之前获悉的还要近，而且这场战斗同样是由美方航母的舰载机和支援舰发起的，但这些舰艇彼此相隔太远，难以用旗语进行交流。草鹿龙之介生动地描述了他是怎么一直询问自己的：“这又是一场中途岛之战吗？”他告诉我们，他下令发起第二波日本鱼雷和俯冲轰炸机进攻时他心里的感觉：“那天我清晰地意识到了中途岛之战中的错误。我站在舰桥上，很不耐烦地对着飞行员喊，让他们飞得再快点。”他在舰桥上来回走，一直等到第二波攻击的飞机都上了天，才停下了脚步：“我对着窗户大声吼出命令：用水管浇甲板，做好迎战准备。我没有留下一架保护航母的战斗机，但我毫不在乎，因为我脑子里想的全是空战。我自言自语道：‘拿起长矛吧，敌人！让我看看你们还有什么！’”
日本人又一次高估了美国的损失：据他们统计，美军有四艘航母和三艘战列舰被击沉，但事实上美国只损失了一艘航母——“大黄蜂”号。而且在这次阻击战中，美国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日方只是获得了一次暂时的战术性胜利，把最后审判日稍稍延后了几天。
瓜达尔卡纳尔岛——绿色地狱美方并不认为这次日本海军的胜利有多大意义，因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美国人还占领着亨德森机场，甚至就连山本五十六也在私底下下了结论，说要想从美国海军手中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虽说日本人还占着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一半土地，但他们只是苦苦支撑，因为他们几乎弹尽粮绝。
我和寿子十分有幸，成功地说服了日本每日新闻社的战地记者西野，请他讲述一下残酷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之战中自己的个人经历。这场战争始于1942年8月，很快，瓜达尔卡纳尔岛就成了“绿色地狱”。当时，西野三十七岁，身材瘦小，个子大约五英尺高，看起来有些脆弱。他天生就具有领导能力。他在中国经历了艰苦的岁月，在那儿报道着战争，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他说，他最担心的不是他的命，而是他带在身上的钱，这些钱相当于两万五千美元。到达瓜达尔卡纳尔岛后不久，川口将军就告诉他，美国海军挖好了战壕，正严阵以待，他们的给养几乎用之不尽。川口将军轻蔑地说：“帝国军部小看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敌人，还宣称一旦我们安全着陆，美军舰队就会投降。”此时川口突然停了下来，就好像被他自己的话吓到了，“我们不该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
正像西野所担心的那样，接下来日军对亨德森岛的两次进攻都失利了，损失惨重。
一个名叫国生的大佐下令冲锋。接下来西野看到的场面非常恐怖，他回忆道：“日本士兵们都陷入美军的交叉火力之中，但国生成功地到达了美军的一门大炮前，他身后跟着几名自己的部下以及一群用竹子武装起来的炮兵。”美军的子弹打中了国生的脸，他的军装上全是血迹。他大声喊道：“冲啊！”接着便冲向下一门大炮。一颗子弹飞了过来，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但他还是跃上了炮台。当他举起手中的剑庆祝时，一颗手榴弹在他的面前炸开了花。他从地上爬了起来，咕哝着说：“突击！突击！……冲锋！”之后便死了，军刀还紧紧地握在手中。
黎明的曙光将屠宰场展露了出来。六百名日本士兵战死了，四十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躺在血泊之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把这地方戏称为“血腥岭”。西野说，虽然损失惨重，但川口将军决定发起第二次自杀式攻势。黄昏时分，川口率领自己的手下直扑亨德森机场。
西野觉得，在当时刺眼的阳光下，保持眼睛睁开非常困难：“我的眼睛火辣辣的，一切看起来都是模糊的。”之前此地还是丛林，现在已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荒地。一些树干让他想到了古希腊的石柱：“我看到我的联络员吉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我用有些沙哑的嗓音大喊：‘卧倒！’一发迫击炮弹在我附近几码远的地方爆炸了，而吉野倒在了我身边。我连忙捂上眼睛和耳朵，浑身直哆嗦，宛如疟疾发作一般。”
他感觉他的身体慢慢地被抬了起来，升到天空中，随后又落了下去，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就像电影中的慢动作一样。一阵不可抗拒的睡意袭来，他的头倒在了树叶上。“我的身体好像沉到了什么东西里面，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要睡了，还是要死了？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张张面孔：首先是我的新闻编辑本田。然后是我的妻子，她看起来非常伤心。接着便是我的一个个朋友。奇怪的是，还有保尔·魏尔伦和弗朗索瓦·维庸。”传入他耳中的远处的雷声，就像澎湃的波涛声，他的身子又慢慢地被从地上抬了起来，“我摸了摸我胸口的口袋，那一串用贝壳做的念珠还在。本田给我的那枚乞求好运的护身符也还在，他给我这枚护身符时让我别死了。我眼前的事物稍稍清楚了些。”再过半英里的路程就是逃亡的尽头了，“我们已经差不多到飞机场了。就好像在梦里，我慢慢地爬了回来。”
西野和其他幸存者一道，踏上了去海边的残酷旅程。他碰上了数以百计的伤员，他们都还活着，但就是动不了。日本官兵们一般十五个人或二十个人一群结伴而行，每群人又有各自的前行速度。没有人下命令。“到了第六天，士官们不得不用鞭子抽打年轻的士兵，让大家不要停下来。我艰难地把一只脚迈到另一只脚前面。在中午之前，我终于走出了黑暗的丛林，进入了一片棕榈林。前面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他们是从克鲁斯角走出来的，那儿离飞机场还有七英里。
幸运的是，西野被疏散至拉包尔。他在第十七军司令部报到时，试图告诉军官瓜达尔卡纳尔岛之战的真相：“我感到晕眩，于是，我把手搭在副官的桌子上，以便站稳。”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副官咆哮道。
“我一直在丛林里，那儿没有阳光。”
“你就是缺乏せいしん（胆识，勇气）。”
“我的せいしん把我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深渊中救了出来。你要是在那，你就会明白。”西野转身想要离去。
“吃点西红柿！那会对你有好处！”接着副官的嘲笑变成了威胁，“你给我记住，我们绝不会让你再回到日本，把你送回日本等于送了一个间谍回国。”
直到1943年2月初，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战斗才终于结束。多亏日本海军将士的奋战，岛上一万三千多名面容憔悴的日本战士才得以安全地撤离回国。但也有两万五千名日本战士死在了那儿，或已奄奄一息。虽然日本帝国海军打得很好，但他们还是损失了很多战舰，其数量甚至与其努力击沉的敌舰数量一样多，这些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川口将军被送到了马尼拉医院，他在那儿慢慢地从疟疾和营养不良中恢复了过来。西野来看望了他，西野成功地从拉包尔安全撤离了。他们两个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互相盯着对方。将军对这名记者吐露了心声，川口刚到拉包尔的时候，大家都把他看成无能的懦夫，他的军旅生涯就这么完了。
西野对川口说：“我比任何人都更理解你的感受，大家知道此战真相的那天终会到来。到那时，所有人就会认识到你没有做错。”
“我们输了这场战斗，因此日本输了这场战争。”眼泪洒落在将军的枕头上。
西野握着将军虚弱的手，告诉他，他必须想想自己，要尽快好起来：“我送给他一盒寿司。为了表示礼貌，将军当场尝了一口。然后，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大声说：‘真好吃！’”
今年上半年，我接到了西野的一个女儿的电话。她们的母亲去世了，西野现在九十多岁了，他去世之前想再见见我。于是，我们三个人在丹伯里待了充实的四天，一起回忆过去。
最后几场战斗 塞班岛为了弄到塞班岛战役的关键素材，我独自前往马里亚纳群岛上战略位置最为重要的一座岛屿。在关岛，我发现那儿只有飞往塞班岛的临时航班，但幸运的是有一架飞机即将起飞。我是唯一一名乘客，飞行员很高兴地让我坐在他旁边，然后还给了我一张地图。这是他第一次飞塞班岛。在嗡嗡地飞过一座小岛之后，他又朝另一座小岛飞去，而这次他降落了下来。那儿不是塞班岛，不过半小时后我们就到了目的地。在塞班岛上的主要城市加拉潘，我租了一辆日本产的车子，而岛上只有四辆日本车用于出租。然后，我便沿着西海岸开到了岛上唯一一家旅馆。（我知道，如今这座小岛上到处都是旅馆，以便接待大量的日本游客。）
我们在日本采访过塞班岛的许多幸存者，其中最重要的是三浦静子。当时，她是一名年轻的志愿护士。静子是个假小子，有一张圆圆的脸蛋，非常乐观。1944年6月14日，从美国战列舰上发射出的第一批炮弹爆炸时，她惊恐万状地透过急救站的窗户往外看。她告诉我：“当时，我冷静地想了想，我活了十八年了，我死期已至。”她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紧接着一枚爆炸的炮弹把她掀翻在地。加拉潘已是一片火海，炙热难耐，她都快没法呼吸了。“我费力地穿过一条条碎石子街道，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爬进了一个山洞，这里可以俯瞰整座城市。”她和其他市民一起，整晚都藏在那儿。
早上，有个士兵把头伸进山洞，告诉她美军正从加拉潘下面登陆，日本的坦克兵正在拦截他们。她急匆匆地跑了出来，因为她的哥哥就在其中一辆坦克里。那名士兵警告她，让她回到山洞里，但她一直往前挤，想找个能看得更清楚的地方。“我看到敌人的坦克停在码头上，正朝着我们的坦克开火。美军正在徒步渡过潟湖，他们高举着枪支，很快就爬上了码头。他们的脸好像都很黑。”后来，敌人的坦克突然都安静了下来。“我意识到我的哥哥，还有其他坦克手一定都已经没命了。”她的目光从水面掠过，看向附近的提尼安岛，那儿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家人的地方。那座岛屿被侵占了吗？“我和我姐姐（她一周前撤离了加拉潘）肯定是我们家仅存于世的人。我不能再回到山洞里去了，我决定去岛上东部地区的主要野战医院当护士。”
在她的记忆中，接下来的日子都是苦不堪言的，即便是作为听众的我，也感到痛苦万分。一开始，她看到需要治疗的日本士兵越来越多，似乎没完没了，看到那些可怕的伤口，她不知所措。医生严厉地对她说：“要是你害怕伤口，过分怜悯，不敢弄疼这些病人，那你就是废物。”她咬紧牙关，在一小时内就帮一名外科医生锯掉了一名年轻士兵的脚。手术完成时，外科医生给病人缝了几针，用绷带绑好残肢，还打了针。“然后，我听到那名年轻的士兵轻声地说道：‘非常感谢您。’”
第二天早上，静子看到医院的周围都是光秃秃的小山，而医院所处的区域看起来就像露天体育场，很容易成为空袭目标。伤兵们躺在地面上，她从中间的小道走过去，给他们发水喝。
“看到一个只裹着缠腰布的人，我弯下了腰。此人是一名中尉，他一直用双手捂着脸。他的左眼乌黑，肿得像个乒乓球，上面全是蠕动的蛆虫。他的另一只眼睛已经被蛆虫啃掉了。我的双手在颤抖。我说：‘让我给你处理一下吧，士兵。’他让我用镊子把蛆虫一个个地夹出来。”她告诉那个士兵，她的哥哥是一名坦克手，在加拉潘与敌人的战斗中阵亡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看到士兵，就不免把他想象成自己的哥哥。’我告诉他这就是我做护士的原因。听我说完，他的眼泪从他那只可怕的左眼里流了出来。他对我说：‘谢谢你。’”第二天，她给那个士兵找来一件军装。给他换眼上的绷带时，她发现包扎没起到什么作用，纱布上还是爬满了蛆虫：“但我向他保证，他不会死的，我肯定能把他治好，而且援军正在赶来。然后，我就给他讲我们家五姐妹的故事。我是其中唯一一个假小子，我的母亲一直告诫我：‘静子，淑女一些！’”
静子当时已经不知道具体的日期了。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去看望那名中尉，有个同事斥责她：“你昨晚怎么没去看他？可怜的筱田中尉整夜都在喊你，他在一小时前刚刚过世了。”她蜷缩着坐在他的身边。他的脸上没有蛆虫，看起来虽然苍白，但很美。
1944年6月30日，美军最终突破了日军的主要防线。这时，命令传来，让静子等人把这所野战医院撤到踏盼附近西海岸的一个小村庄里。
“我告诉外科医生主任，我准备留下来，跟自己的病人死在一块儿。他命令我离开。所有的士兵都围着我，跟我道别。那些不能走的也尽量爬得离我近些。每个人都竭力想告诉我他们家里的事情。我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保证：如果我还能回到日本，我一定会告诉他们的家人这里发生了什么。接着，一个年轻的军官（他的军服被血染得通红）费尽力气问我，知不知道《九段坂》之歌。我说我知道，说完便开始唱起母亲为了跟战死沙场的儿子道别，跋涉数英里去九段坂唱的歌曲：
“我是只乌鸡，却生了只苍鹰；
这样的好命，我却无法承受。
我想让你看一看，你的金鸱勋章；
所以我来到九段坂，来看看你，我的儿。”
她停下来不唱时，除了战士们的抽泣声之外，一片沉寂。走到基地尽头的时候，静子听见有人大声喊道：“再见了，母亲！”紧接着响起一阵刺耳的爆炸声——他拉响了一颗手榴弹。
“我趴在地上，蜷缩着，只听见手榴弹接二连三地爆炸。”
为了去新医院，静子等人在路上艰苦跋涉了好几天。7月5日晚上，静子整夜蜷缩在散兵坑里。第二天天一亮，她看到有人影在晃动，低矮的灌木丛中露出几张黑乎乎的脸。原来是美国黑人大兵，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黑人。外科医生让她挥舞着一条白色手帕表示投降。她觉得这些美国大兵会强奸自己。这群美国人发起了冲锋，扔了一阵手榴弹。外科医生把枪管塞在自己的嘴里开了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中尉则朝自己的脖子上连砍了三下，热乎乎的血流到了静子的腿上。静子拿起了一颗手榴弹，竭力想喊“妈妈”，但没有喊出声来，而手榴弹也没有爆炸。静子拉掉了手榴弹的安全栓，拿起手榴弹往石头上砸，想把手榴弹引爆，然后整个人趴在手榴弹上面。
“后来我听到了说话声，但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我发现我到了一幢房子里。一位年轻的美国军官用日语告诉我，我受伤了，不能动。我不敢相信，敌人还会说日语。我为什么没有死掉？”
这个年轻的军官告诉我：“都死了，就剩你。”他是个翻译。他继续说道：“即使在战争之中，我们也相信人道主义。”他向静子保证，很多日本平民都获救了。但静子不相信他所说的话。所有日本人都知道美军是魔鬼，他们用坦克把日本战俘碾压得粉碎。她脱口而出，她害怕所有美国人，尤其是那些黑人。
这个军官笑了起来：“就是黑人大兵把你给救了。”
日本平民中，有接近两万二千名（每三个人里就有两个）在塞班岛成了冤魂。还有几乎全部守军（至少有三万人）在塞班岛之战中阵亡。我或开车或步行，从这些战场上经过，并沿着当年战地医院的撤退路线到了加拉潘。在这次行动中，美军阵亡、受伤或者失踪的人数达一万四千一百一十一人，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两倍。但美军攻占了保护日本本土的主要前线堡垒，削弱了日军依托航母的攻击力量。更重要的是，美军的B 29轰炸机可以从塞班岛的平原地区起飞，对大日本帝国的中心地带东京发起大规模的空袭。除此之外，美军正在着手整平附近的提尼安岛，以供携带原子弹的飞机起飞。
东条英机辞职塞班岛战役的失败也意味着东条英机政府的垮台。我们回到东京的时候，采访了东条英机夫人。东条英机夫人住在一座简朴的平房里，这足以证明东条英机发了一笔大财的传言不实。
东条夫人告诉我们，她曾经有个绰号叫“宋美龄”，取自以蒋介石夫人名字“宋美龄”命名的一出日本戏剧。东条夫人告诉我们，塞班岛灾难之后，她接到好多匿名电话，问她的丈夫是否已经自杀了。
1944年6月18日早上，东条英机用疲惫的声音跟他的内阁成员说，由于塞班岛战役的失败，他已经决定辞职。接着他要求内阁中其余人也辞职，并收到了他们的辞职信。他把这些文件交给了木户幸一，木户幸一问他想让谁继承他的位子。他讥讽道：“我不会说我想让谁继任，我想重臣们已经决定让谁继任了。”
东条夫人告诉我们：“辞职信让我感到一丝解脱，每天都可能遭到暗杀的日子总算到头了。”
断头岭——莱特岛日本在菲律宾的最后那几天，有个故事非常扣人心弦，这个故事是我从之后成为我的好朋友的神子清下士那里听来的。有几次我独自采访他，没有寿子陪同。他的英语很好，足以描绘一幅令人难忘的自画像。他后来成为我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莱特岛之战标志着日本在菲律宾的抵抗的彻底终结。1944年10月20日，麦克阿瑟以很小的代价——仅损失了四十九名陆军士兵，让一支强大的部队和十万吨军用物资在莱特岛登陆。第二天，四股部队向敌人小股抵抗力量逼近。
为了让麦克阿瑟孤立无援，日军派遣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攻击莱特湾的美军运输队。但美国海军击沉了日军的四艘航母、三艘战列舰、六艘重型巡洋舰、三艘轻型巡洋舰和十艘驱逐舰。此后，在保护本土的过程中，日本海军再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负责防卫中心岛屿的铃木宗作将军，收到了错误的情报：许多美国航母被击沉了。因此他将第一师（一万一千名将士）运送到了莱特岛。班长神子下士生动地向我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珍珠港事件后不久，神子应征入伍，此前他是一名小学教师。怀揣着坚定决心和理想的他，享受着在伪满地区的军训生活，忍受着新兵所必须经历的各种非人对待。和日本精英师团的其他人一样，他渴望在战斗中证明自己，为日本和天皇效命。日本军队长途行军，穿过20号公路。午夜后很久，他发现自己站在公路上的最高点。北边凹凸不平的山岭上长满了齐肩高的白茅。这是一座天然的堡垒。另一边朝着大海，有很多岔道。陡峭的山坡之间是茂密的树丛。部队在这儿停了下来。
天忽然亮了起来。太阳出来后不久就热得要命，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他感觉战场就在附近，但他们上方的山岭却一片寂静。这时传来一声步枪声，然后又陷入了沉寂。神子听到了鸟儿的鸣叫声。这个前小学教师的心脏跳得更快了，他感觉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了。他看向自己的战友，他们个个眼睛闪闪发亮——三年了，他们一直准备着打仗，他们也像他一样渴望战斗。后来，低声传来一道命令，让神子等人离开公路，爬上山岭。
山岭的另一边，美国陆军也正在向山岭顶部靠近。神子从人群中挤过，开始向上爬去。后面有人喊：“神子分队长！方向搞错了！”这是副小队长喊的。这时一颗手榴弹爆炸了，副小队长踉跄了一下，抓住了神子的大腿。
神子回忆道：“我被溅得一身碎片，我听到有个士兵呻吟着说自己受伤了。我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因此被他绊了一跤。我迫使自己镇定下来，渐渐地，我恢复了视觉。”那正是昭和十九年（裕仁天皇在位的第十九年，1944年）11月5日的十点整。“这也许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了。我盲目地四处扫射，然后停下来重新装弹，朝草丛上方窥视。”就在此刻，传来了一阵雷鸣般的巨响，一道刺眼的光亮一闪而过，继而他的四周又变成漆黑一片，“泥土和沙石像雨点般落在我的身上，但我没有受伤。迫击炮的轰击戛然而止。我用刺刀顶着头盔伸了出去，一排子弹扫向我的头盔，将它打得像风铃一样旋转起来。我蜷缩着身子，此时山顶上停止了开火。我在想，为什么美国大兵在压制了我们之后又退了回去。我让我的士兵有机会就吃点东西。我们只有压缩饼干，没有水喝。黄昏时分，我将队伍中剩下的五个人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坚守这座小山了。我命令他们从死掉的伙伴身上收集弹药、武器和其他补给。”
午夜时分，大家已经在准备美军肯定会在黎明前发起的攻势了，但大家实在渴得难以忍受。“我记得我在山顶附近看到一棵椰子树。我脱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只留了缠腰带。我在头上扎了一条毛巾，然后偷偷摸摸地爬上山。借着月光，我找到了一棵椰子树，然后爬了上去。”他成功地摘到了十一只椰子，他手下的士兵“削掉了椰子盖，把椰子汁分了。这让我想起了饮料”。
黎明前，神子叫醒了这五个人，严阵以待。美军在重机枪的配合下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而日军则用一门大炮轰炸，击中了这些重机枪。无论如何，散落的日本残兵总算守住了自己的防线，这些士兵将迎来神子所在中队的主力。
美国方面的伤亡情况非常惨重，尤其是重机枪手。美军剩余部队迅速从他们那侧的山岭上撤了下去。日军的一个小队在十二发炮弹的帮助下，挡住了美军一次顽强的进攻，为自己赢得了喘息之机。之后日军的一个大队乘机抵达了前线，把之后被美国人称为“断头岭”的山岭变成一座坚固的堡垒：“我记得在古代日本，武士会砍下敌人的首级以作为战利品。我拿了一名美军军官的头盔，它的内衬被鲜血染红了。我犹豫了一下，对于现代人来说，拿战利品合适吗？但是，我向中队长汇报时，手里还拿着头盔。”
当天晚上，神子被任命为小队长。他夜不能寐，眼前到处都是无人料理的尸首，令他作呕。黑暗之中，他听到有人说：“为什么美国人死时都四脚朝天？”另一个人说：“还是日本人有礼貌——哪怕死了，他们也会遮着自己的私处。”他们俩都笑了。
第二天早上，美军继续对断头岭发起攻势。“我们又一次守住了阵地，但我们中队如今只剩下二十五人。”幸存者轮流前往2号公路另一边的小溪边，“我们用冷水洗脸，灌满水壶，吃压缩饼干。我在想‘这就是无所事事的乐趣吧’。”
第三天早上，台风和雨水席卷了山岭。棕榈树被风吹弯了，像弓一样，有的被刮断了，有的则被连根拔起。白茅草像大海一样波涛汹涌。即便这样，美军还是在炮火的掩护下，冲过了山岭之巅。但日军随即组织了又一次抵抗，他们从自己那侧的山岭上撤了下来，然后纷纷对着爬过山顶的美军开火。
一旦所有的美军都消失了，日军就爬上那泥泞的斜坡，沿着山顶重新占领自己的阵地。然后，你死我活的战斗又打响了。神子右边的友军部队被美军击退了。即便如此，到了凌晨，断头岭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在日军手里。之后的两天里，雨越下越大，美军的炮弹把整个山岭彻底清洗了一遍：“这让我想起了1923年的地震，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场地震。”
后来，当时在现场的一名日军高级将领下达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让神子瞠目结舌：“向后转，向前推进！”这是“撤退”的委婉说法。但是，不知为何，日本士兵并没有服从这一命令，而是突然对美军直接发起进攻，让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军措手不及。美军退却时，神子心想：要是有一挺机枪，我们就能赢！“但这种荒诞的想法又猛地把我拉回到现实之中。我这无异于带着手下送死。”
“跟我来！”神子大喊一声，和自己的手下一边闪避炮火，一边撤下山，朝2号公路方向前进，“我跳进路边的壕沟里，往后看去，一个个戴着头盔的敌人脑袋在山顶上冒了出来。我率领壕沟里剩下的十一名士兵，沿着公路往奥尔莫克前进。撤退的耻辱一直折磨着我的内心，我甚至丢下了中队长的尸体。我竟然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荣誉还高。”往后方撤退的每一步，他都忍受着这种折磨。“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开始产生了逆反心理。我想，为什么我要白白地死去？这对国家一点用都没有。这时，我的心里开始出现了一道光。因为没人受伤，我们跑了起来。沿着路前进了几百码，我们到了一个涵洞里，一条小溪在其下流淌。我提醒自己，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活下来，不要去担忧未来。我们还活着。”
两周之后，断头岭一战结束了，神子所在的大队减员到不足四百人。11月25日，精英师团余部接到命令，沿公路重新部署兵力。日军在莱特岛上有组织的抵抗正在土崩瓦解。12月15日，麦克阿瑟宣布，除了打扫战场之外，莱特岛之战结束了。圣诞节晚上，神子和四个同伴来到了海边。他们能听到美国士兵在上面的山上播放着圣诞的颂歌。黑暗之中，他们找到了一条圆形小木船（一种独木舟），他们用帐篷给船做了一张帆。
就从岛上逃离是否光荣一事，神子等人进行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一名士兵受了伤，他开枪自杀了，因为他不想拖累其他人。受此影响，其他人也想跟着自杀，但最终大家的求生本能还是占了上风。
月光下，小木船驶出了水湾。突然间，月光不见了，不祥的乌云在他们头顶聚集，雨水拍打着他们的脸颊。有一名士兵大声说道：“我们回去吧！”
神子说：“中村，我们在茫茫的大海上，就让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继续前进吧。”
脆弱的舷外支架一直在不停地摇晃，他们疯狂地用水壶把船里的水往外舀。就在黎明前夕，雨停了下来，而他们却被小小的明礁围了起来。南面浮现了一座大岛模糊的轮廓，那一定是他们此行的第一目标宿务岛。神子开始唱起了他最喜欢的歌。他曾把这首歌教给他的学生：
远处有座岛，名字不知晓，
有只椰子往这儿漂。
你在这远离故土的波浪中，
到底浮沉了几时？
我思念着远方的潮汐，
想着何日倦鸟能重归巢。
我陪伴着神子和当年其他十二名幸存者，以及莱特岛之战中一些死者的家属回到菲律宾。我们首先拜访了马尼拉市长。我从一群凶巴巴的菲律宾人中走过。突然有个人走上前来，猛地拉了我的胳膊一下，问道：“托兰，你什么时候变成日本人了？”我几年前采访过他，我告诉他我只是在找寻事实。
我们见了马尼拉市长之后，便挤进了一辆大巴。我们带着十二箱橙汁，动身前往当年的战场。到断头岭时，橙汁变成了热饮，但那些日本人还是大口地喝了下去，就好像在喝甘露一样。我勉强喝了一大口。
断头岭就像神子和其他四个人描述的那样。二十二年之后，斜坡上有些散兵坑依然还在，卡里加拉湾的景色仍令人叹为观止。更令人难忘的是为幸存者举行的仪式。有些士兵跟自己阵亡的战友讲起了他们的家人；有位母亲责备她的儿子令她担惊受怕。我和原本跟来看笑话的一群菲律宾人站在一起，与日本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最后，菲律宾人让我们喝了更多热乎乎的橙汁。在华氏120度（约48.9摄氏度）的环境下，连我也感到橙汁很好喝了。
我们接下来沿着公路而下，到了一处后来被叫作死亡谷的地方。神子指着一块地方（他曾在这里看到成千上万具浮肿的尸体散落在路面上以及两边的壕沟里），说：“这些尸体第一眼看上去，就像被蛇群攻击过一样。这些‘死蛇’其实都是防毒面具的管子。这块地方散发着尸体的腐臭味。”当时，美军的炮火在这里对日军进行了拦截，让他们无法开往前线。
在另一场简要的仪式上，有个妻子告诉她丈夫，孩子们现在长大了，他都做了三次爷爷了，有个孙子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所有这些话都被翻译给我听。她说这些话时，我旁边的菲律宾人突然放声大哭了起来。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但是我觉得，作为一名外国人，我没有资格跟他们一起缅怀死者。我们一回到巴士，就分完了剩下的美味橙汁。男人们唱起一首歌，弄得有些女子面红耳赤。这些人跟他们死去的亲人和战友说话，以卸去心中的包袱，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悲伤的气氛带到车上，真是了不起！
神子说，他之前描述过的地方，经常会让他回想起一些他还没告诉我的事情。在我们住宿的那个村子里，那儿的人很快就把日本人看成他们的朋友了。那些对日本人有一些了解的菲律宾大妈，忙着为她们到达婚龄的女儿在日本人中寻找对象，神子就是其中的主要目标之一。很多人都知道，离开莱特岛时，他曾发誓不结婚。对他而言，结婚对于战死沙场的战友来说，就是一种背叛。他虽然相貌英俊，富有学识，但是在我和他的几个战友的帮助下，他还是守住了诺言。
不到一周，我们巴士的名声便传遍了整座莱特岛。我们无论到哪儿，都会受到热情的欢迎。但当我们即将前往一座在战时作为游击队基地的城市时，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受到冷遇。为《不是耻辱》搜集材料时，我采访了许多游击队战士，我知道他们有多么痛恨日本人。然而，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现在居然问我能不能说服那些日本人第二天来一场表演。我同意了，但有个附加条件：那得是一场日本人和菲律宾人的联合演出。
第二天上午，我召集了一些菲律宾表演者，安排了六场演出。然后我又喊来了愿意参加联合演出的日本人。那天晚上，学校的露天礼堂里挤满了人。第一场表演——日本士兵们唱的一首振奋人心的歌曲，赢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之后，我游击队的朋友们也唱了一首同样振奋人心的歌曲。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现场的气氛持续高涨，歌曲、舞蹈和喜剧轮番上演。最后不是以两边各出几个人，联合表演一个节目而结尾，而是一个日本母亲在一盏聚光灯下唱一首歌。这首歌讲述了一个母亲走了数英里路，到九段坂跟自己死去的儿子告别：
我是只乌鸡，却生了只苍鹰……
她唱完时现场一片寂静，观众所流露出的情感是我从未见过的。她似乎唱出了菲律宾人和日本人的战时悲剧。一个坚强的女性在离家数千里之外，将日本人和菲律宾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东京的一家报社分派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全程报道一下这次远行。我已经用电报发了一些材料给报社。我最后的一则报道应该是关于纪念麦克阿瑟将军在莱特岛登陆的年会。这一年的年会头一次邀请日本大使出席。有人让我简要地讲两句。一切进展得很顺利，没有什么反日本游行。我确信这是因为我们在巴士上的一行人给他们留下了好印象。我还得给我的新闻报道添个后记。那天晚上，日本士兵们在我们入住的酒店的一个房间里搭起了一个祭坛。祭坛里放着的数百件东西，都是大家在战场上到处捡来的。他们以此寄托对死者的哀思。他们点亮了几十支蜡烛，然后我们就回各自的房间去了，只留下几个人守灵。
我和神子就住在隔壁的房间。天气太热，午夜之前我已经冲了两次冷水澡。一小时后，我依然没有入睡。突然，我听到隔壁房间里有一阵很响的骚动声。我们冲了进去，发现所有的蜡烛都熄灭了，然而当时并没有一丝风。我把这个故事写在报道里。我们最后抵达东京的时候，有个问题还萦绕在我的心里：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些蜡烛这么神秘地突然都熄灭了呢？我们所有去过莱特岛的人都知道，守灵的那些人并没有试图耍什么把戏。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一现象给我们传递了某种信息。当有人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时，我绞尽脑汁地思考超自然现象（尤其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超自然现象）的合理之处，但是实在想不通。现在我已想不起我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我始终相信，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种种难以置信的巧合。
不久，神子给我们写信，说他最终还是结婚了。他感觉自己不再受到誓言的束缚。我们的友谊会一直持续，而他在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里会成为一个主要角色。
硫黄岛下一场重要战役发生在一座小岛上。当我们的飞机靠近硫黄岛时，那里看起来就像一个小点。我很惊讶，这座小岛对美军的胜利会如此重要。美国空军和海岸警卫队的一小拨人在机场迎接了我们。他们不仅借给我一辆吉普车以让我在这座岛四处搜索，还护送我进了几个很深的山洞。在这场苦战之中和之后，日本人就在这些地方藏身。我们打着手电筒走了下去，队伍的最后一人拽着一根很长的绳子，这样我们就能在地下的许多岔路中找到回去的路。
从海上看，硫黄岛就像一条半浮出水面的鲸鱼，但从天空中看，硫黄岛就像一块肥肥的猪排。硫黄岛最显著的特色是折钵山（折钵，在日语里的意思是“锥形碗”）。它是狭窄的南端尽头上的一座死火山，只有五百五十六英尺高，直接从海面上耸出，从海上看似乎更加壮观。有几次我们花了很短的时间艰难地爬上山顶，并在那做了记号，插上了旗帜。
这座岛将近五英里长，二点五英里宽，面积是曼哈顿地区的三分之一。尽管是一座死火山，但整座岛看起来还是生机盎然，到处有蒸汽喷涌而出，还布满了沸腾的硫黄坑。海岸悬崖和崎岖的折钵山结合在一起，展现出另一种直布罗陀巨岩的风貌。在岛上漫步了两天之后，我便有了不安的感觉，这座岛也许随时会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有人跟我说，这儿去折钵山有一条土路，这条土路的某些路段已浸入水下一英尺左右。要是水再深些，就意味着这座岛的部分地方正在解体。
三角状岛屿北部的辽阔土地，是一片大概三百五十英尺高的高原。海岸多岩石，无法逾越，但往折钵山方向的狭窄尽头绵延着一片宽阔的适合两栖登陆的海滩。我早就知道东边的海滩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选定的登陆地点。我发现，要想从看起来像黑沙子般的东西中跋涉而过并不容易。事实上，那是从附近折钵山飘来的火山灰和尘埃，呈粉末状，很轻很厚，能没到我的小腿。我能想象，要是一名大块头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背着沉重的背包，“黑沙子”至少会没到他的膝盖。我借了一只背包走入水中，发现水有齐腰深。在水中举着枪来回跋涉肯定会让人筋疲力尽。海滩上，至今还有战斗的痕迹，我带回了一些子弹壳、一些步枪弹夹，还有一罐火山灰。
我已经采访了几名参加过硫黄岛战役的日本人。我从岛屿一端走到另一端，惊叹于岛屿的地形之奇。虽然土地贫瘠，风蚀的海滩和高原上没有什么植被，但高原周围的小山丘和峡谷都生长着茂盛的丛林。
硫黄岛是一连串岛屿中的一个。这串岛屿就像一条松散的项链，从东京湾的入口一直垂至马里亚纳群岛三百英里范围之内。最后三座岛是火山，而硫黄岛是其中之一。在整串项链上，只有硫黄岛适合建飞机场。美军当时迫切需要将这儿作为飞行基地，以让战斗机护送大型轰炸机到日本，同时这里也可以作为受损轰炸机回国时的落脚点。
海军中尉大野俊彦告诉我们，他和他的手下被向前推进的美军赶得到处跑。大野指挥的是一支由五十四名军人组成的防空小队，但两周后他们就只剩下五人。大野身高六英尺，身材苗条。在某些方面，与其说他像一个典型的日本人，不如说更像一名刚从候补军官学校毕业的美国年轻军官。大野当时刚从大学毕业，敏感而又温柔，似乎不太适合指挥别人，但在炮火的沐浴之下他变得成熟了。日军撤退了几周后，他和几名手下就藏在一个约十一平方英尺的碉堡里。入口被堵住了，他们从炮眼里爬了进去。他们躺在混凝土地面上，四肢摊开，用睡眠消化一顿饱餐。那晚他们找到了两箱压缩饼干和糖果，三大袋糖和一只半加仑的装着一半水的罐子。
“一阵噪音把我惊醒了。透过炮眼，我看到了一只美国海军的头盔。我拔出了手枪，那头盔就不见了。然后就有了咝咝的声音，一颗扔到碉堡里的手榴弹弹了起来。有个人纵身一跃，跳到了我面前，在手榴弹爆炸之前将一块毯子扔了上去。幸运的是，手榴弹往上炸开，没有人受伤。我感到一阵头晕，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意识到一捆炸药刚刚被塞进碉堡的炮眼里。我发现炸药后，纵身往后一跳，紧紧地贴着墙，大声提醒大家小心。每个人都把拇指放到耳朵里，中指放到鼻子上，最后两个指头就放在嘴上面。”他嘴里喊着：“天皇陛下万岁！”心里浮现出自己的妻子和母亲。炸药把碉堡炸得似乎升起了三英尺，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挤压着他的身体。他听到自己大喊“哎呀……”碉堡里满是浓烟。“我问大家是否没事。除了一名叫北方的刚入伍的士兵，所有人都回应了我。”一束光透过装着换气扇的洞，照到了北方身上。他满头是血，满脸沙子，呻吟着。突然，一个黑影插进了那道雾蒙蒙的光线之中，有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正盯着洞口往下看呢。“我紧紧捂着北方的嘴。黑影消失了。我听到有人在外面喊：‘走吧！’我们暂时安全了。”
大野告诉我们，他们藏在一个山洞里，直到3月中旬战斗结束才出来。他悄悄地从前线撤走时，发现美国人正在建飞机跑道。“我仍梦想成为一名商人或者外交官，尽管所有人都说跑不掉了，但我还是想逃离这里。”大野用电话接收器里的吸铁石磁化了一根针，以此做了一个指南针。之后他和其他四个人收集足够的材料编制木筏。他们希望能够以六节的航速向北航行，并在十二小时内赶上扫过日本的海风。但是，笨重的木筏被一个巨大的海浪击毁了，所有逃生的希望都破灭了。
几天后，他的两名士兵晚上出去寻找食物和弹药，就再也没回来。他独自和北方待在一起。接下来的无数个小时里，他们被困在山洞里，忍受着孤独。他们离美国海军工兵营的工作队很近，甚至能听到美军喇叭里传出的爵士乐。似乎只要北方放个屁，他们就会被在他们头顶闲聊的美军士兵发现。
5月27日日本海军节那天，他们祈祷着日本能从海上发起一场大反攻，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决定每人带着三颗手榴弹离开山洞，即便是死也要死得有价值。他们拦下了两名溜达的“美国大兵”，但在大野拉响第一枚手榴弹之前，“美国大兵”就逃跑了——这两名“美国大兵”原来是自己人，就是出去找吃的，却一直没回来的那两人，真是令人沮丧。大野和北方回到洞里睡觉。“突然，一阵咝咝声让我警觉了起来。手榴弹！我拿起了一条毯子，只盖了一半，一颗白磷手榴弹就爆炸了。我的衣服阴燃了起来，浑身都是燃烧的红色斑点。”大野疯狂地拍打这些红色斑点。红色斑点落到了他指甲里面，他忍着痛苦将着了火的手指插入泥土之中。接着，一包炸药从洞口滚了进来，轰的一声巨响，他们随即跌倒在地。透过烟尘，他们看到洞口已经被炸开了。然后，一切又陷入黑暗之中，他们被一台推土机封在山洞里。黄昏时，他们带着六颗手榴弹，悄无声息地从另一个出口爬了出去。一大片帐篷就在附近，像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他们的手榴弹数量不足，无法发动一次像样的攻势，他们试图寻找地雷，也没有找到。此时，北方拒绝一起进攻，但大野还是下定决心，要在当晚给所有事画上一个句号。大野对北方说：“你只需要一颗手榴弹来解决自己。”
在黎明前的雾里，大野弯着腰，在自己身上抹上偷来的牙膏和力士香皂，使他闻起来像个美国大兵。他把三颗手榴弹连成一串，挂在脖子上，对北方说：“我们在靖国神社见。”然后，他开始朝着帐篷周围的带倒刺的钢丝围栏爬去。
“我身上有美国佬的味道，我觉得我能骗过他们。我走到最大的帐篷，朝里看了看，里面一团糟。”然后他爬到第二个帐篷，很小心地卷起了帆布的一角。有个男的正躺在小床上。“我用一块石头敲击我的手榴弹，等导火索发出咝咝的声音，但导火索坏了。我又试了第二颗手榴弹，但这颗手榴弹的导火索只短暂地发出咝咝声，然后熄火了。我把两颗哑弹和第三颗手榴弹绑到一起，竭力想要引爆第三颗手榴弹，但还是没有成功。我四处看了看，想找个武器，但连个挖沟的工具都找不到。这都是些什么士兵啊？”
他悄悄溜到另一个帐篷，也没枪。有人来了，嘴里还哼着小曲。“我躲在吊床后面。”一个块头很大的男子直接走到大野躲的那张床边上，开始铺床。“我确信我被发现了，便跳了起来。”那个大块头的美国大兵尖叫着跳出了帐篷。然后，躺在床上的两个美国大兵一起扑向了大野，紧紧抓住了他，直到那个大块头的美国士兵带着六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回来。“我等着被枪毙。我用磕磕绊绊的英语问那个美国大兵叫什么名字。他咕哝着说‘比尔’。然后，其他人放声大笑。”
有人对大野说了声“请”，毫无戒备地示意大野跟上。“不知怎的，我感觉我好像找到了新朋友。我转向比尔，说：‘好莱坞明星加里·库珀还好吗？’”
大野被俘虏了差不多一年半。他回家那天，他父亲刚刚收到了写着他名字的骨灰。“了不起的一天！”父亲在他们鞠躬时说道，“我突然有了两个儿子。”
海军中尉大曲悟藏在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在最后一次战斗中，他志愿成为人肉炸弹，跑到敌人坦克下面引爆炸药。他连着试了两天，都没有成功。他把一把手枪塞到嘴里，扣动了扳机，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早就允许自己的手下投降，但几乎没有人愿意投降，投降意味着他们的家族会因此永远蒙羞。在被美国大兵四处驱赶后，大曲悟决定回到海军航空洞里。占据那儿的人守卫着入口，不让日本人和美国人进去。他们的中队长——一名日本中尉，及其部下都拒绝和其他人共享这一宽敞的山洞，以及充足的食物和水。晚上大曲悟和他的士兵对山洞的守卫发起了突击，硬闯了进去。在那个杂乱无章的山洞里至少住着一百五十名海员。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们几乎没有人见过阳光。里面非常闷热，他们都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
几天后，美国大兵找到了这个山洞。手榴弹和烟幕弹逼着山洞里的人往最里面的凹陷处躲。有个美国大兵用喇叭喊话，告诉他们明天这个洞穴就会被淹没。但是，里面没有人回应。海水灌了进去，只有大曲悟和那些退到最高处的人幸存了下来。一束淡黄色的光突然探测着他们满是烟雾的山洞。大曲悟告诉我们：“我摸索着找到一挺轻型机枪，然后看到原来是我手下的一名海军士官拿着手电筒。”此外，还有两个穿着美军制服的日本人。他们走上前来，叼着香烟说，美军基地里有许多日本战俘，包括一名少佐，美国人对他们很好。然后他们就离开了，让他们的同胞自己做决定。
大曲悟挥舞着机枪说道：“你们要是想活命，就出去投降。”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山洞，只有大曲悟及其老朋友海军少尉角田留了下来，后者身负重伤。“我问角田该怎么办，还说不如我们一块儿死，但角田说他不想死。我也不想。不过我也不能这么赤身裸体地把自己交给敌人吧。我找到一卷棉布缠腰带，爬到了洞外。我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攥着缠腰带。”见此情形，五六名美国士兵咧着嘴笑嘻嘻地朝他走来，有个人还伸出了手。大曲悟用日语说：“等等！我是一名军官，和你打招呼前，我必须穿好衣服。”他礼貌地转过身，扯下六英尺长的布料，熟练地给自己缠好了腰带，然后也向对方伸出了手。
大曲悟一直很镇定，直到洗完澡他才彻底崩溃。“这是我第一次哭泣。”他一直克制着自己，“我咬着舌头，以让我的血液停止流动，但一次比一次无力。过了几周，我才最终接受了投降这一无情的现实。”
大曲悟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约翰·里奇介绍给我们的。在战争期间，里奇是美国海军的翻译。所有的日本投降者都遭到了自己同胞们的鄙夷，更有甚者有人有家不能回。有人给我讲了个悲惨的故事。他和自己的两个战友在地下很深的地方找到了藏身处。后来有两个日本士兵想和他们一起，他们把这两人射杀了，因为空气和水太稀缺了。告诉我这些后，他请我不要用这个故事。我同意了。第二天，他又说我可以用这个故事，但不能用他的名字。第三天，他又打电话来说：“用我的名字吧。”
硫黄岛上成百上千的掉队的日本士兵，他们既不想投降，也不想自杀。他们继续藏在这座小岛的地壳之下，就像在遥远的星球上死去的灵魂。他们当中有大野的两名手下。这两人是硫黄岛要塞上最后投降的人，他们一直坚持了六年，直到1951年。大野告诉我，其中一个名叫山阴的，几年后和一名美国记者回到硫黄岛，寻找山阴一直坚持记了五年的日记。他们仔细地搜查了山阴待的最后一个山洞，但什么都没找到。记者怀疑洞里到底有没有日记，山阴则继续寻找，找了一整晚，始终没有找到。一天上午，他和那个记者开车到了折钵山的山顶，拍些照片。在山顶上，山阴盯着地上小跑了起来。不久，他停了下来，转过身，慢慢地走了回去。然后，他又朝着俯瞰大海的悬崖边缓缓地跑了过去。途中他加快了速度，朝天空挥舞着手臂，大声叫喊着什么，随后纵身一跃。记者跑到悬崖边，往下望去，只见山阴的尸体静静地躺在一百二十码下的岩石上。
轰炸东京我渐渐地开始了解当时在日本本土的平民的感受。一个目击者会把我介绍给另一个目击者，从而织成一张人与人相互关联的网络，将这本错综复杂的书串联起来。
1945年3月初，日本就饱受了轰炸的蹂躏，但柯蒂斯·李梅将军意识到，他们未能实现最主要的目的——消灭日本的所有生产设施。因此，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激进的计划：他的飞机可以在夜间实施低空夜袭，先卸掉大部分武器装备以满载燃烧弹，然后把燃烧弹投向可波及大面积区域的易燃目标。3月9日，三百三十三架轰炸机从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出发，在茫茫夜色中飞向日本东京。探路的先遣部队用燃烧弹在市中心蚀刻出一个醒目的“X”形标记。随后，跟进的先遣部队在“X”形标记上方投下凝固汽油弹。接着，后面的主力部队——三个有序却随机编组的飞行联队，以标记为中心，把燃烧弹倾泻到东京市中心。碰巧，当夜东京又刮起了大风，风助火势，大火迅速蔓延。轰炸机随即呈扇形展开，向居民区（寿子及其家人居住的地方）飞去，投下了成串的凝固汽油弹。结果，东京化为一片火海，成为一个难以置信的火之地狱。
“在东南方地平线上蔓延的红色火光迅速膨胀了起来，充斥着整个天空，”三岛澄江告诉我们，“即便在我们待的这个地方——在轰炸区另外一侧的城市边缘，我们也能看到一团诡异的粉色光芒落到了大地之上，清楚地照亮了人们眉头紧锁的脸，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火势似乎持续了整整一夜。”
三岛住的地方距离着火的市中心不到二英里。他们给自己的四个孩子穿上棉袄和带帽子的夹层防火斗篷，随后加入了一群往隅田川去的人流。他们穿过脆弱的断壁残垣，建筑的残骸像黑色的雪花一般落下，这让三岛夫人想起了1923年大地震后的那场大火，当时她只有十二岁。这些像一堆堆香蕉一样在头顶上爆炸的炸弹，与其说吓着了她，不如说让她看得出神。
让三岛夫人开口给我们讲故事花了我们不少时间。我原以为这事办不成了，但是寿子的耐心和理解最终让她放松了下来。她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流着泪把自己的故事和盘托出。采访结束时她感谢了我们，因为我们帮她摆脱了多年来一直折磨她的一切。
她讲了他们是怎么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越过了桥，逃离了身后熊熊燃烧的火焰。这火焰就像野兽一样拼命地追赶他们。一阵强风被吸入了烈焰之中，随后一阵剧烈的卵石风暴砸向了他们的脸。他们转过身，背对着狂风，慢慢地从这片大火中踱了出来。透过河边电缆厂的屋顶，他们看到油桶像火箭一般冲天而起，然后在空中炸成一百英尺高的火球。这种景象令他们着迷。
后来，三岛夫人背着孩子，又回到了桥的另一头，想要找回自己埋在地里的行李。被困在桥上的死者的尸体把桥堵住了。河流也被浮肿的尸体和各家的财物给堵塞了，差不多干涸了。“我最熟悉的那些地方都消失了，我能认出来的只有电缆厂。不过它已经扭曲变形，像一块化了的糖果。到处都是尸体，有的身上什么衣服都没有，就是黑乎乎的一团。”有的以一个奇怪的姿势蹲伏在地上，似乎试图跑起来；有的双手合十，在做祷告；有的坐在地上，像在沉思。有个人的头缩成了一只葡萄柚般大小。盖着稻草的死者在学校的操场上堆成了一座小山，死尸的恶臭味弥漫在空气当中。
“我终于找到了我们家房子烧毁后的那片灰烬。地面烫得要命，挖不下去。我在四周仔细寻找，看看还剩下些什么，因为哪怕一张白纸、一双筷子，当时都无法买到。”一个人若失去了所有财产，就意味着和野生动物一般无二。“我能找到的只有一口做饭用的锅。我用一根棍子把锅挑了起来，这样它就不至于灼伤我的手。”她说，奇怪的是，她虽然看到这么多的死人，但她心中却没有任何触动。“我机械地从邻居的尸体旁走过，没流下一滴眼泪。地上躺着一个妈妈和她的女儿，她们就住在我们家的街对面。除了眼球周围的白环外，她们的尸体已经完全成了黑乎乎的一团。她们原本一直非常整洁！”她失魂落魄地路过医院和医院的应急水池，水池里堆满了一层层四肢扭曲的尸体。有名男子挡住了她，跟她说他也曾在尸体堆之中。“其他人都死了”，他木然地说道，“神奇的是，我居然连一点伤都没有。”
东京十六平方英里区域化为焦土，市政府的官员估计总死亡人数达十三万人。我希望所有生活在自由世界、像我一样庆祝这场伟大胜利的人，都能听听三岛夫人的故事，听听她的抽泣声，看看铭刻在她脸上的苦痛。
次日夜间，三百一十三架美军轰炸机把凝固汽油弹倾泻到名古屋。接着，美军又用燃烧弹袭击了大阪和神户。一周之后，面积四十五平方英里的几个关键性的工业中心都化为灰烬。但是，遭到摧毁的远远不只是日本的军事力量，众多手无寸铁的平民也惨遭杀害，而这只是开始。
冲绳县日本人还在继续战斗。日军在冲绳岛还有一个堡垒。冲绳岛位于东方的十字路口，差不多和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岛等距，它受到了这三个地方以及南太平洋岛屿的影响。冲绳岛是日本的一部分，是日本四十七个县之一，在日本国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尽管文化环境复杂，冲绳岛人也曾把自己看成日本人，他们和任何一名东京市民一样，效忠天皇。
为了保护这座关键的岛屿，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其他九艘第九舰队的战列舰驶离了内海，很快就对包围冲绳岛的美军舰队展开大规模的空袭。三百四十一架轰炸机投下了炸弹，还有三百五十五名神风特攻队队员对着美军直冲而下，击沉了美军三艘驱逐舰和两艘运输舰。紧接着又是九次大规模的空袭。这些空袭使美军受到一定损失，但代价非常昂贵：“大和”号超级战列舰及其他战列舰全部被击沉，这是日本海军的终结，也是冲绳岛陷落的开端。
我和寿子第一次去冲绳岛是1966年五六月时。美国国务院委派我去冲绳，让我给那儿的大学讲讲历史。在当地官员——尤其是公共事务部的塞缪尔·向田博士——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许多挺过冲绳岛之战的人。一架直升机飞得很低，带着我们在岛屿上空转悠了一整天。我们还参观了伊江岛——一个冲绳南面的小岛，战地记者厄尼·派尔就是在那儿被杀害的。他的纪念碑上写着：“就在这个地方，当杜鲁门总统说厄尼·派尔‘成了武装起来的普通美国人的代言人，做了如此多了不起的事情’时，杜鲁门也说出了战士以及书写战争者想表达的思想。”
美军以很小的损失登陆了冲绳岛，然后便向南进发，一直没遇到什么困难，直到撞上了日军的主要防御工事——前田岭，一小块崎岖不平的悬崖高地，就像中国长城中的一段。前田岭的悬崖峭壁令人望而生畏，使其不管从外观上还是实用性上，都成为名副其实的要塞。美军两次进攻都失败了，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4月27日早晨，美军发起了第三次攻势。步兵、坦克和火焰喷射器一齐向日军阵地发动攻击。黄昏之前，美军拿下了整个前田岭高地的东段。
日军指挥官牛岛满将军命令一个大队去清除山岭上的障碍，而将关键阵地交给了一个中队。这个中队是由日军最年轻的上尉之一志村常雄指挥的。志村告诉我们：“我手下共六百名士兵，但大多数都没上过战场。这些人中有个十九岁的他间守善，他还在上师范学校。他和许多‘爱国’的冲绳岛人一样，志愿奔赴前线。”
志村给我们讲了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故事。他手下的一百多人在黎明时分战斗刚开始不久便阵亡了。美国的坦克在近距射程向他们开火。志村和其他七名士兵在一处墓地里找到了藏身之所。其他活下来的日本士兵则暂且在防空洞和石头后面的空地躲避。第二天，余下的日本残兵，只拿着步枪、手榴弹和刺刀开始反击。志村回忆道：“当时我并不知道美军遭到了重创，有些排减员到只剩下五六人。”
尽管美军在前田岭上遭受损失，但美军在岛上的人数却增加到了十七万人，而且他们的弹药和食物非常充足。那些刚来的美国士兵似乎把战斗当作冒险。5月3日，神风特攻队袭击了美国的运输船队，击沉了“利特尔”号驱逐舰和LSM-195号登陆艇，以及其他四艘战列舰。同时，日本的大炮开始重击美军前沿阵地。随后，日军以两千人的步兵团发动攻击。日军心想，他们要胜利了，因为他们精准的火力打击已经将所有美军中型坦克打瘫痪了。乘着黎明前的昏暗，上尉伊藤弘一指挥着六百人的中队直扑美军前沿阵地。但是，只有他的军队突破了美军防线。之后他接到命令，让他原地待命。牛岛的参谋长长勇少将知道，反攻已经失败了，失败在所难免。
美军的攻势还在继续，而伊藤率领的六百名士兵如今还剩下不到四分之一。“正当我已准备战死时，一纸消息和一块石头包在一起，扔到了我的散兵坑里。”这一消息原来是自己的通信兵传来的：刚刚接到命令，要求他们立即撤退。“我告别了伤员，给他们每个人都发了手榴弹。”午夜时分，这支遭到重创的日军中队在黑夜中向南转移。接到撤退命令时，他们已经越过敌人阵地一英里了。最终，只有伊藤和其他十几个人安全回来了。
当时，年轻的志村上尉率领的六百人的中队，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而且大多数人还受了伤，但他拒绝投降。“上级坚持让我撤退，但我就是想和我的战士死在一块儿。”志村让自己的手下按照命令撤退，而他自己则要继续开展游击战。“愿意留下的人可以随我留下。我们会在前田岭坚守阵地，直到战死。”有些士兵和志村一起去了地下，剩下的撤退了，把前田岭留给了美军。
许多日本兵与志村具有同样的精神。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依然驾着飞机直扑守卫在冲绳岛的美国战列舰。二十二岁的海军中尉、东京的青木康哲信奉着神风特攻队的口号“一架飞机，一艘军舰”。5月26日，他在上床睡觉的时候，获悉第二天他要奔赴冲绳岛，那天很可能会是他活在人世的最后一天。黎明前，他醒了，他镇定自若地想：“我没事！”他感受到心中无比强烈的振奋和渴望。他把剪掉的指甲和一缕头发放在一旁，留给家人。他给自己的父母、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写了明信片。他告诉他们：“我们神圣的国度不会被毁灭。”然后他在心中祈祷日本不会彻底失败。
青木是一名机长。他的飞机是一架很慢且笨重的两座训练机，和他同行的还有一名年仅十七岁的飞行员。下午，他们和其他十四架飞机一道起飞了。几小时之后，他们依然还在一千英尺的高空嗡嗡飞翔着，为即将在午夜时发起的协同进攻做准备。青木命令他的飞行员在十一点半进攻，自己则在月光下密切观察地面，因为美军防空炮火此时已经开始搜索日方的飞机。他们俩发现美军的一艘驱逐舰似乎根本没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便把目标对准了这艘驱逐舰。这艘驱逐舰根本没有对他们的飞机开火，却设法躲开了这次神风进攻。飞机一头扎在水面上，但完好无损，因为装载的炸弹并没有被引爆。
他们俩被另一艘美军驱逐舰救了上来。他们深感羞耻，想要自杀。在甲板上，他们拒绝抽香烟和吃面包。“我们被换到了一艘更大的军舰。我向横山示范怎样咬舌自尽。”青木把舌头伸了出来，一次又一次地用拳头猛击自己的下巴。尽管非常疼痛，但流血很少。然后，他又使劲用一条粗绞绳来勒死自己。他眼前一片漆黑、快要昏死过去的时候，一名看守冲了进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不仅命不该绝，而且还要注定成为一名模范战俘。”1946年下半年，他回到了日本。他的叔叔——一名中将，迎接了他。他的叔叔很高兴，也很理解他，青木也第一次为他还活着而感到如此高兴。他告诉我们：“我有过两次生命了，所以现在的每一刻都很宝贵。”
在冲绳岛，战争蜕变成一场残忍的猎杀。美军追赶着日军，用炸药包和火焰喷射器将一个个大山洞变成了埋葬日军的坟墓。牛岛将军最后对他手下说的话是“战斗到底，誓死效忠天皇”。他们不会毫无意义地向敌人阵地发起自杀式冲锋，而会穿着平民的衣服，穿过敌人的防线，加入岛上北部的游击小队。牛岛满将军给帝国司令部发送了告别信息，然后理了理头发，跪在他的参谋长长勇少将旁边，切腹自杀。
数以千计的平民和士兵还待在山洞中。近所茂当时年仅十三岁，在一个全是士兵的小山洞里，他和家人挤在一起。有人在外面用石头引燃了一颗手榴弹，然后把手榴弹扔到他们一家人中间。“我觉得整个世界都爆炸了。我听到我妈说了些什么，还有她临死前发出的咯咯声。有一个人说：‘我没死。’然后祈求道：‘再扔一颗吧！’”
那天深夜，在离海岸线几英里外的荆棘灌木丛里，十三名冲绳岛实习护士在音乐老师中曾根政善的带领下准备集体自杀。当护士们坐成一圈，唱起了《再见》（一首由他谱写的难以忘怀的歌曲）时，中曾根独自离开了，他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死的时候甚至都没有一个人知晓，这种死法是多么窝囊啊！”月光下，树上的露水闪闪发光，既漂亮又神秘。
他告诉我们：“黎明时，我注意到穿着绿色军服的美国士兵悄悄地过来了。这些是盎格鲁撒克逊的魔鬼，我现在已经不再害怕他们了。我在想：‘为什么我和那些女孩子要自杀呢？’我爬回到拥在一起的实习护士们跟前。她们中有个人问我，能不能现在死？她有一颗手榴弹，想把它用掉。我让她等等，我希望能在美军到来前阻止她们。这些女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那个圈子，除了那个拿着手榴弹的执拗的女孩。我走向她，突然把她手里的手榴弹掰了出来。她迅速跑到海滩上，纵身跳入了海中。”
美国士兵们把她救了出来，珊瑚划破了她的皮肤，她流血了，但还在挣扎。“想到我是唯一一个投降美军的冲绳人，我极为羞耻，但至少我救下了我的一群学生。”
7月2日，冲绳岛之战正式结束。三个月里，美国损失了一万两千五百二十名陆军、海军和水手，这是美军在太平洋上最大的一次伤亡，而日本则损失了十一万兵力。此外，平民的伤亡人数也非常惊人。双方的俘虏中，死去的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就达七万五千人。他们都是白白牺牲的。
由于我们再现了寿子国家的二战故事，我和寿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这是一场悲剧，充满了希腊神话中那些狂妄之人的致命缺陷，以及为此付出代价、坚韧地幸存下来的人。透过那些普通日本人（比如平民和普通士兵）的痛楚来看，我渐渐理解了日本社会中那种相互交织而又难以逃脱的纽带，并感同身受。正因为这些纽带，日本社会能够“忍受无法忍受之事”（日本天皇的原话）。
和平之路 阻止军国主义者在1966年为《日本帝国衰亡史》做调研时，我和寿子试图弄清楚奇幻而复杂的日本通向和平之路，然而我们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幸运的是，寿子说服了那些知道事实真相的人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内大臣（裕仁天皇的首席顾问）木户幸一侯爵对战争罪行感到内疚。从1941年开始，木户和天皇就一直致力于和平。遭到一些历史学家贬低的近卫文麿公爵，也曾致力于和平。1944年7月9日，塞班岛之战失利之后，近卫竭力想让木户侯爵将和议提上议事日程，内大臣尽管颇为赞成，私底下还是认为，当时近卫利用他来影响天皇的举动有些操之过急。
1945年2月莱特岛之战的失败和3月硫黄岛之战的失败，使天皇对国家的未来产生担忧。他召见了木户幸一，说目前的战争形势每况愈下，有必要咨询一下重臣（历任首相）。之前，天皇仅于战争前夕召见过重臣一次，当时除了遴选新首相一事，其他话题无所不谈。
我非常感激木户幸一侯爵，因为通过他我最终获得了真相。我知道，一旦他接受了我，我便有机会和其他当时的日本军政要人交谈了，这些人自1945年之后便保持着沉默。我将了解到真实的故事，就像目击者亲眼目睹到的一样。
木户幸一告诉我们：“我把重臣一个个地带到了天皇的办公室。”要是他们集体出现，军方就会起疑，“这样的安排也更容易让大家畅所欲言。”但是，除了近卫，重臣们的建议都含糊其词，而且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近卫对当时局势的评估和陈述逻辑缜密：如果短期内日本不能够实现和平，日本就会陷入政治和军事的深渊。木户幸一说，近卫的立场很坚定：只有阻止那些强硬的军国主义者，日本才有可能进行和平谈判。
1945年4月，日本帝国舰队曾试图阻止美军登陆冲绳岛，但反而被美军包围。就在日本舰队最后一次突围前，取代东条英机担任首相的小矶国昭被迫辞职。在重臣推选新首相的会议上，木户幸一提出了铃木贯太郎的名字。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铃木神奇地从三道致命的伤势中活了下来。他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没有什么野心。“我知道此人能够给我们带来和平。”
在木户幸一和天皇的努力下，和议最终被提上议程。新首相铃木意识到，天皇任命他为首相实际上是一道不言而喻的指令：天皇陛下想让他设法尽快结束冲突。1945年5月初，正当冲绳岛上的日军拼命守住前田岭时，一次为和平而做出的努力正在瑞士悄悄地进行（出席和谈的美方官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杜勒斯建议日方派遣一名全权代表前往瑞士，美国将保证其飞机的安全。这一提议被直接送到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的手上。米内又将提议告诉了外相东乡茂德，而东乡则让米内把这一提议研究得更透彻些。
正当日本政府犹豫不决地寻求和平时，其城市正在一个接着一个地化为灰烬。5月12日，即德军投降四天之后，海军大将米内在“六巨头”（由首相、东乡外相和四名军方最高长官组成）会议（即“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提了一个建议，这可能会使他被免职。他建议请求苏联从中斡旋，和平解决战争。一直遭到禁止的和平话题又被拿到了台面上。日方打探了苏联大使的口风，苏联大使表示苏联愿意充当这一角色。但是，第二天早上，也就是6月6日，在另一次“六巨头”会议上，东乡拿到了一份由最高司令部起草的文件，文件要求官方重申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政策。尽管东乡激烈地抗议，但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议还是通过了。两天之后召开了一次帝国会议，将决议呈请天皇批准。
天皇毫无准备，他默默地坐在台子上，神情极其严肃，什么也没说。木户幸一透露：“天皇离开会场，我看到他一脸担忧。我感到困惑不解，便问他为何如此。天皇回答：‘他们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天皇还让我看了新政策的副本。我震惊不已。我知道，就算有东乡外相的支持，我也不能再指望这位年事已高的首相带头谋求和平。作为天皇陛下的枢密顾问，按照传统，我可以不受政策的束缚。过去，我一直设法间接地绕过这一限制。如今，我知道我必须积极行动了。”
一直到晚上，木户幸一都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我意识到，有一种权力，谁都不能反对，那就是皇权。我决定坦诚地去直面天皇陛下。我觉得，在这次危机中，为了说服天皇介入以结束战争，采取这种史无前例的方法是非常必要的。终于，我可以安心地去睡觉了。”
第二天中午一过，木户便把一份题为《时局对策设想》的文件呈给天皇御览。天皇看了其中的内容后非常欣慰。木户幸一请求让他和铃木首相以及其他内阁要员一起讨论这项提议：“在天皇公开介入之前，我需要得到内阁中关键大臣的支持。天皇说：‘立刻执行吧。’”当军方还不愿合作时，天皇就在内大臣的劝说下，突然于6月22日召集了“六巨头”会议。天皇事先声明了这次会议独一无二且不拘传统。他说：“这不是命令，而仅仅只是一次讨论。在最近一次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大家决定采用一项新的政策，时刻准备着保卫本土。但现在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考虑向和平迈进。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步，所以我要求你们立刻采取行动，实现我的愿望。”
天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不想因为过度的谨小慎微而让日本错过一次“迈向和平”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日本耗费了大量时间主动接触苏联，让苏联充当中间人，以达成日本可以接受的停战条款。按照木户幸一的建议，天皇召来了近卫公爵，开了一次只有他们俩的私人会议，这是史无前例的。显然，裕仁天皇已经心烦意乱，他希望近卫充当特使，前往莫斯科。近卫立马便同意了。
我现在能理解日本是怎样度过战争的最后岁月的，因为我信任那些关键的参与者。这些内容在历史文献中很少被提到，只有年长者们的记忆能为我提供这些无价的细节。
在莫斯科，佐藤尚武接到一份近卫公爵即将到来的电报，上面称：“陛下一心想尽快结束战争。但是，要是美方和英方坚持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会被迫战斗到底。”
佐藤告诉我们，他很了解苏联人，收到这条消息时，他知道苏联人会质疑这个举动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他经过审慎的观察后，发电报回复了东乡，告诉东乡，要是近卫只是来重申“之前的笼统的条款，缺乏具体细节”的话，近卫最好不要过来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无条件投降或者类似的条款。”
广岛市调查两次原子弹袭击背后的故事是我最困难的任务之一。1945年7月，杜鲁门总统在波茨坦收到了从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发来的一则好消息：将投向日本的炮弹大小的铀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成功了。在下午杜鲁门和斯大林的会议上，杜鲁门总统没有提到原子弹的事情，但斯大林向杜鲁门透露了一个秘密。由于美方已经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电，这个秘密其实杜鲁门事先已经知道了。斯大林拿出了天皇的密函，这封信函要求斯大林接受近卫公爵作为和平特使。斯大林在想，他是不是不应该忽视这封信函，而当时苏联正准备向日本正式宣战。杜鲁门让斯大林自己抉择。
7月下旬，原子弹就运到了提尼安岛，而使用它的命令也起草好了。现在只剩下把《波茨坦公告》送到日本了——这是一份最后的警告，如果日本拒绝无条件投降，“日本本土将陷于完全毁灭之境”。《波茨坦公告》将日本的主权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国四座主要岛屿，但同时也郑重地做出承诺：“无意奴役其民族或摧毁其国家……允许其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行的工业设施。”
日本的无线电监听员接收到了东京时间7月27日早上播报的《波茨坦公告》。铃木首相决定宣读一份声明，这份声明事实上最大程度削弱了盟军定下的这些条款的意义，但并没有直接拒绝这些条款。铃木告诉记者，日本政府不会把《波茨坦公告》太当一回事。他说：“我们必须默杀《波茨坦公告》。”“默杀”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是“默默地杀掉”，但铃木的儿子告诉我们，他父亲原本想要表达的是“不予评论”，日语中没有相同含义的词。但是，美方将其理解为词典里的意思：“忽视”和“蔑视”。7月30日，《纽约时报》头条新闻的标题写道：“日本正式拒绝盟军下令日方投降的最后通牒”。
因此，1945年8月6日凌晨两点四十五分，“艾诺拉·盖”号轰炸机携带着原子弹从提尼安岛起飞，奔向广岛。我和寿子采访了二十五名幸存者。单是找到他们就花了我们很多时间，而说服他们说出全部真相，则花了我们更多时间。第一天，我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恐惧经历，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我感觉要让自己保持镇定十分不易。当我们得知，第一批接受采访的四个人要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饭，然后整个下午继续接受采访时，我觉得自己会无法下咽。但是，到了午餐时间，他们身体的畸形不再令我反胃，我只把他们看成忍受过地狱般折磨、对美国人没有明显愤怒和怨恨的人。我看到了他们的恬淡寡欲，看到了他们的精神。他们并没有丧失人性。事实上，他们似乎从自己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
温品靖子告诉我们她是怎样被困在自家米酒店铺的废墟中的。当时，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四岁大的女儿郁子，她以为郁子还在外面的某处玩耍。她出乎意料地听到旁边传来了郁子的声音：“妈妈，我怕！”她告诉孩子，她们被埋在这儿了，也会死在这儿。她说完后反而拼命地在废墟中用手挖了起来。她是个瘦小的女人，仅四英尺六英寸（约1.37米）高。在暴走的状态下，她终于挖了出来，冲进了院子。周围的一切全都毁了。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自己要为这场爆炸负责——“她家的”炸弹把邻居家给炸了。人们穿着破破烂烂的冒着烟的衣服，像梦游一样迷迷糊糊地走过，面无表情，一声不吭。这是一群正在游走的幽灵，是从佛教地狱里召唤出来的鬼魂。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仿佛被人催眠了，直到有人碰到了她。她握着郁子的手，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困惑之中，她产生了幻觉，以为有数不清的轰炸机呼啸着掠过城市的上空，扔下了一颗又一颗的炸弹，一刻不停。
红十字医院内科主任重藤文夫博士告诉我们，那天早上他一直没能到自己的办公室。在去上班的途中，他在终点站等待一辆长途电车，这辆电车在广岛火车站掉头。爆炸产生的火光让他几乎看不清在自己前面排队的一群女孩子。“我以为这是一枚燃烧弹。我卧倒在人行道上，捂着眼睛和耳朵，一块很重的石板砰的一声砸到我背上，一缕缕浓烟遮住了太阳。我在黑暗中乱摸，希望在第二波轰炸到来之前找到避难所。”他害怕有毒气体，便用一块手帕遮住了嘴巴。
一阵微风从东面吹来，这片区域渐渐清晰，就好像黎明时朝阳照亮昏暗的大地一样，揭示出一幅难以置信的画面：车站前的大楼都坍塌了，衣服冒着青烟的半裸尸体遍地都是。“站在队伍的最后，由于受到车站建筑的保护，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受伤。我往医院的方向跑去，却被一堵不可逾越的火墙拦住了。我转过身，往一片开阔的空地跑去，那是车站后的一个军队操场。”他看到许多幸存者，他们成群结队，没头苍蝇一般乱跑，歇斯底里地哭喊着。为了减轻烧伤处的痛苦，他们伸直手臂，手臂上悬挂着一卷卷脱落的皮。
“有个护士走到我跟前。”她认为重藤肯定是个医生，因为他带着一个黑色皮包，还蓄着一撮整齐的小胡子。“她求我帮助躺在地上的另一个医生和他的妻子。我在想：‘要是这伙人发现我是个医生怎么办？’我并不能把他们所有人都治好。那位受伤的医生正大出血，他请求我先医治他的妻子。我给这位休克的女人打了一针氧化樟脑注射液，接着又给她打了一针其他药剂以止血。我给她重新包扎了一下之前护士包扎的绷带，然后转向另外一名伤者。”他一直在现场救治，直到吗啡和药品都用完了。“现在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了，然后我便向山区逃去。”
在接下来一周的采访中，我挖掘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在我面前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挑选出最典型和最引人注目的故事。木户幸一侯爵告诉我，他当时立刻告知了天皇，某种神秘武器已经把广岛变成了废墟。天皇陛下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向无情的命运低头。”天皇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他下定决心，要阻止这样的悲剧再次上演。然而，天皇和木户一致认为，现在不是天皇介入的最佳时机。
8月7日，也就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第二天，大学教授、地质学家长冈省吾想穿过瓦砾走进校园。他筋疲力尽，无法理解这满目疮痍。到护国神社时，他在巨大的石灯脚下瘫倒在地。突然，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跳了起来。他注意到石灯上有个奇怪的背影。一种可怕的预感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正处在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辐射之中！日本必须立刻投降，不然就会被彻底消灭。（长冈后来成为广岛和平纪念馆第一任馆长。他还向我们保证，至少有二十万人死于这颗原子弹的爆炸中。他给了我一片屋瓦，上面残留着原子弹爆炸的可怕痕迹。他希望我在写广岛这一章时，能把这一片瓦放在桌边。我确实这么做了。）
东乡外相也有同样的想法。他要求直接拜会莫洛托夫。他还没来得及联络上这位苏联的外交官，莫洛托夫便把一封信函交给了他，让他转交日本政府。上面说，苏联已经接受了盟军的提议，认可《波茨坦公告》。如此一来，到8月9日，苏联便正式向日本宣战。
长崎1945年8月9日早上，第二颗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被投放在长崎上空。这颗原子弹威力比第一颗大，杀伤力更加巨大。其时，长崎是日本欧化最深、最信仰基督教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中，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和谐交融，有许多天主教教堂和天主教学校，以及数以百计的西式建筑。还有颇具传奇色彩的蝴蝶夫人府邸这样的旅游景点，在那里可以俯瞰港口。这里共有二十多万居民。
在长崎，我们也采访了许多幸存者，其中有个人叫森本重义。森本三天前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中奇迹般地死里逃生。此后几天他一直在长崎为军方制造防空风筝。广岛原子弹爆炸时，他和三个助手离原子弹的爆炸中心“归零地”不到九百码。原子弹爆炸时天空闪烁着粉红色光芒，就像宇宙中的一只闪光灯泡，日本人称之为ピカ（闪光）。奇怪的是，虽然他们的工作室不结实，工作室倒塌时其残骸还是保护了他们。森本搭乘货运列车回到了长崎的家：“我有一个奇怪的预感：这颗炸弹会跟踪到我家，因此我得提醒自己的妻子。”
9日早上将近十一点，森本走进了长崎市中心他家经营的商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妻子，有颗可怕的炸弹落到了广岛，他担心长崎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就在十一点刚过一分时，原子弹便落了下来。一道让人无法睁眼的蓝光打断了他的话。他本能地拉开了地板上的活板门，把妻子和小婴儿推下掩体避难。他拉上那厚重的活板门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就像一场地震。
森本家的店本是原子弹落点，但头顶上的云把原子弹弹头的落点改到浦上河东北方向几百码的地方，就在三菱重工长崎兵工厂以及三菱鱼雷工厂之间。由于命运的巧合，森本一家得以幸免。
当时，小佐佐八郎刚刚进入鱼雷工厂仓库去取某种金属材料，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我转过身，看到窗户上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我认为一定是某个煤气罐爆炸了。天花板塌了下来，我一屁股摔在地上。”小佐佐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头部和大腿上都有很深的伤口，他摇摇晃晃地向工厂的医务室走去，想帮助一下自己的同事。但是，此时医务室已经消失了。“站在室外的黑暗中，我能够看到来往行人转来转去，不知所措。当时，我本能地想要逃离，想回到家里。”由于失血过多，小佐佐身体十分虚弱。他在大腿上绑了一条护腿，权当止血带。由于担心自己的亲戚找不到自己的尸体，无法给自己操办一次像样的葬礼，小佐佐朝着南面的三菱重工长崎兵工厂走去：“没走多久，我两腿便支撑不在，瘫软了下来，我只能靠双手和膝盖爬行。”
西田绿是兵工厂的一个送信的女孩，她的头发被ピカ（闪光）点着了。她试图穿过一座铁路桥逃跑，殊不知自己正在前往毁灭中心。铁轨枕木都被烧毁了，她只得在扭曲的轨道上保持平衡，一点点地向前挪动：“我能看到铁路桥下面河里的尸体。”河岸附近有个女人，屁股像气球一样被炸开了。不远处有一头全身都是粉红色斑点的花奶牛，正在平静地喝水。
西田绿差点摔倒在地，她向一个从另一边过来的女孩求救：“她曾是我的同学，但她看到我时突然大哭，并拒绝碰我。我愤恨地向东岸继续前行，经过一个烧焦的裸体男子身边。这名男子如同泥塑木雕一般直立在那儿，四肢都已散了架。他死了。然后，我又撞上一捆捆木炭，意识到这些原来都是人。他们的脸都很大，很圆，似乎是因充气而膨胀。”这里没有任何建筑物了，只有断壁残垣和冒着烟的瓦砾。“之后，我看到了班上的另外一名同学，一名男生。”但是，直到西田绿开口说话时他才认出她：“您真的是西田小姐吗？”
他们听到周围到处都是痛苦的呼救声。“我无法抗拒地被这些声音吸引着。”西田绿告诉我们。她惊恐万状，向河边逃去，身后跟着新同伴。他们在河里发现了一片水很浅的区域，可涉水而过。他们经过一对母女身边，母女坐在烧焦的被褥上，那个女孩头向前倾，垂到水里，已经死了。“母亲茫然地望着我，我还在想她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女儿从水里拉上来。”西田绿浑然不知自己的运动鞋鞋底已经被烧穿了。
美国人把死亡人数定为三万五千人，但长崎官员们确切地告诉我是七万四千八百人，且至少有十万人因受伤和辐射而相继死去。
天皇的决定在那个令人恐怖的8月9日的夜晚，在东京，内阁大臣们仍在闭门争论。军国主义发言人陆相阿南惟几将军还是像以往一样毫不退让。快到二十三点时，铃木首相宣布休会。那时只有一件事可做：请示天皇。铃木召集了一次临时御前会议，与会者都被带到了御文库——战时专门为昭和天皇修建的地下防空洞。
二十三点五十分，天皇进来了。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众人几乎逐句重复了那场无休止的争论。这时，老首相缓缓站了起来。曾在“二二六”事件中担任过冈田启介首相的秘书、当时担任内阁书记官的迫水久常认为，铃木终于要说出压抑在心底许久的想法。但是，铃木首相所说的话还是让在场的每个人震惊不已：“我们没有这样的先例，臣发现这很难做到，但臣怀着最崇高的敬意，恭请天皇陛下表达自己的意愿。”他转向天皇，请天皇定夺日本或是完全接受《波茨坦公告》，或是向盟军提出日本军方想要的条件。“不可思议的是，”迫水告诉我们，“铃木首相从扶手椅上站起身来，走向了天皇。我们都倒抽了一口冷气。阿南惊呼：‘首相先生！’”
铃木继续朝天皇走去。他在天皇坐着的小平台前停下脚步，深深地鞠了一躬。天皇点了点头，吩咐铃木坐下。“这位老人，”迫水告诉我，“显然听不清这些话，把手放在左耳边做杯子状。天皇示意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铃木一坐下，天皇便站了起来。”
天皇的声音通常镇定自若，气定神闲，但这一次他明显十分紧张：“我对世界大势及帝国现状认真思考了一下，认为，若继续交战，不仅会导致日本灭亡，亦将延续世界范围内的残酷杀戮。”众大臣都俯首聆听。“我不忍看到无辜臣民再因此受苦。因此，结束战争乃是恢复世界和平、解救不堪重负的国家于水火之中的唯一途径。”
天皇停顿的时候，迫水抬头看了一眼天皇。迫水告诉我们：“他用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擦拭自己的眼镜，双眼凝视着天花板，若有所思。我顿时热泪盈眶。我注意到与会者不再僵直地坐在椅子上，有的人身子前倾；有的人伸出双臂，趴在桌子上，毫无顾忌地啜泣着。这时，天皇已恢复了镇定，用一种哽咽的声音继续讲了起来，直到失声。当时，我想大声喊道：‘我们现在全都明白了陛下的心意，请不要再屈尊多说一个字了！’”
“每每念及忠良臣民的赤诚之心，我就备感痛心。”天皇继续说道，“那些在遥远他乡的战斗中战死或受伤的战士，那些在敌人空袭中失去所有财产甚至性命者，那些缺乏武器装备却仍然英勇奋战的日本臣民。同样令我难以承受的是，那些一直忠心耿耿地效忠于我者，如今将要因战争罪被起诉。不过，现在到了帝国必须忍受无法忍受之事的时候了……我以泪洗面，批准在由外相草拟的纲要的基础上接受盟军的条款。”换言之，他们要接受无条件投降。
最后铃木和其他人站了起来。铃木首相说：“臣恭敬地聆听了陛下的仁慈之言。”天皇仅以点头作答，似乎身负难以承受的重担，缓缓地离开了房间。
最后一刻发生的一场叛乱迫水心想，和平终于要到来了。很明显，1945年8月9日晚在御文库里的每个人都顺从了天皇的决定。然而，他想起了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叛乱的理想主义年轻军官们。如今这些军官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8月10日上午，天气闷热潮湿，阿南会见了大约五十名陆军省的军官。这些军官是来参加在市谷台陆军总部防空洞里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的。当他们获悉参加御前会议的人士已经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款时，军官们显然准备反叛。阿南试图以个人权威来压制他们，但没有效果。阿南其实心里还是希望天皇能改变主意，继续战争。因此，阿南于8月13日早餐时突然找到木户幸一侯爵，坚决主张进行“一场最后的决战”。木户幸一一方面承认阿南要约束住军队确实不容易，一方面又提醒天皇的意志不容违逆。
根据我采访过的许多当事人的讲述，我能够完整地还原出那段关键性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越是深入到每个故事之中，其当事人就越是激动，细节就开始喷涌而出。迫水也是当事人之一，我采访他的时间最长。最终，他也不再保持沉默，开始跟我分享越来越多的细节，直到我们两个人都精疲力竭。
军方确实发动了暴动，其场面与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惊人地相似。这次暴动领头的是畑中健二少佐，他坚信无条件投降会毁灭“大和魂”和“国体”。
由于畑中笃信自己可以说服阿南将军加入这一密谋，他和同伴于8月13日那个多事之夜齐聚在阿南将军家里。为了执行监禁木户幸一侯爵、首相铃木、外相东乡茂德和海军省大臣米内光政，宣布军事管制，封锁皇宫的计划，他们不仅需要阿南的支持，还需要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东部军管区司令田中静一和近卫第一师团师团长森赳的支持。
阿南批评了他们的布置和计划，但他又见风使舵，同意“第二天一早第一件事”就去说服梅津（尽管他知道梅津是坚决支持天皇的）。反叛者对此还不满足，所以阿南暗示自己可能会和他们合作。但是，第二天早上，阿南却向他们表明，他和梅津都不会支持他们。尽管高层将领们劝反叛者们放弃，反叛者还是花了整整一下午时间来说服其他人加入他们的阵线。
之前在皇宫、后来到广播中心的那些人向我讲述了天皇的讲话是如何好不容易才播放成功的。
8月14日下午，日本最主要的广播电台日本放送协会（NHK）的一个小组来到皇宫，以录制天皇的投降声明。他们只有在午夜才能进行录音，录好的磁盘由天皇的一名内侍锁在宫殿的一个保险箱里。14日深夜到15日凌晨期间，反叛者们开始包围皇宫。15日晚上十一点左右，他们试图说服森赳将军加入他们。由于森赳不愿意，反叛军官们很不耐烦，失去了理智，杀掉了森赳及其内弟白石通教大佐。森赳死后，保护皇宫的关键师团就移交给田中指挥。
森赳的死暂时结束了近卫师团对叛乱的强烈反对。（我们从畑中的一些还在世的同事，如井田正孝中佐和阿南将军的连襟竹下雅彦中佐那儿，了解到了细节。对于西方而言，这些细节还是首次被披露。）8月15日上午，畑中和井田乘坐参谋部的车前往东部军管区司令部。田中不在那儿，因此反叛军官们试图劝说田中的参谋长高岛龙彦加入他们。这时从东条英机的女婿古贺秀正少佐那儿传来消息，说近卫师团刚刚造反了，东部军管区的部队必须加入他们。
根据盖着已经被杀的森赳的印章的命令（由畑中盖上去的），近卫师团的一个中队去了日本放送协会（NHK）的广播中心，另外千余名士兵封锁了宫殿广场。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在造反，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加强宫殿的守卫。此时，天皇已经完成了录音，录音被锁了起来。造反者派出了一个搜查小组去夺取磁带。
正如我和寿子从当时在皇宫内的人那儿了解到的一样，叛军到处受挫。德川义宽是宫廷管家，其先祖曾在幕府时期统治了日本长达二百多年。德川事先曾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一场政变，所以他谨慎地将磁带锁到了一个保险箱里。
畑中软禁了天皇，却没有搜查到磁带。随后传来了结束政变的先声——东部军管区的部队不愿同流合污。井田和畑中清楚：一旦近卫师团的人意识到他们的司令被杀害了，他们就会马上退出叛军阵营。畑中决定设法停止日本放送协会的广播。井田去了阿南家，他发现阿南将军正准备自杀。阿南决定以自己的死亡结束军队的混乱局面以及所有的密谋和叛变。竹下和井田用可怕的细节告诉我们这种痛苦的自杀是如何进行的——不是普通的切腹自杀（切腹自杀有些暗示自己死得问心无愧的意味），而是割腹自杀。将军把匕首刺入自己的腹部，接着连续搅了两刀——先向右一刀，然后向上一刀。这种自杀极其痛苦，很少人能够做到。即便如此，竹下还是不得不补上致命的一击。
听着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叙述，我和寿子渐渐地获得了最后那段日子里皇宫、军方和政府高层中发生的事件的全貌。这段完整的故事也许是首次被披露。以往，这段故事只存在于那些当事人的零星的记忆片段中。在战后的几年里，这些当事人并没有急于相聚，讨论这些痛苦的往事。这一点我能够理解，当时的抉择无非是要么将日本从投降的噩梦中释放出来；要么“忍受无法忍受之事”，服从天皇的意志。这些都是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事。
8月15日黎明前，畑中少佐和少数叛军控制了日本放送协会的大楼。畑中用枪口对着正要播报早间新闻的馆野守男，命令其把麦克风交给他，以让他对全国民众进行广播。馆野试图用言语拖住畑中。畑中打断了馆野的话，告诉他：“我必须向人民传达我的感受。”
这时东部军管区打来电话找畑中。畑中接过电话后不久，他翻悔了，想要放弃叛乱。他刚刚接到立即停止叛乱的命令。但是，他仍想在此对公众最后做一次解释，他的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他挂断了电话，叛乱至此彻底结束了。
8月15日上午七点二十一分，馆野向日本全体国民郑重宣布：“今天中午将广播天皇陛下的诏书，让我们大家怀着敬意一起聆听天皇的玉音。”
虽然叛乱已经结束，但许多个人和团体仍然拒绝妥协，准备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来阻止投降。皇宫里的人仍然担心会有人企图毁掉天皇的录音。从二楼的保险箱取出磁带，然后从宫内省送出去是有风险的。因此，他们安排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从皇宫中分别取出原版磁带和复制磁带。两个磁带都完好无损地送达日本放送协会，原版磁带被锁进了一只保险箱里。
上午十一点二十分，畑中用那把杀死森赳将军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样一首诗：
既然乌云已消散
不再成天皇治下的羁绊
此生还有何遗憾！
在同一时刻，日本放送协会会长将带有“原盘”标记的录音从保险箱里取了出来。尽管天皇陛下不在场，播放这条广播也是很有仪式感的。中午十二点整，日本最受欢迎的播音员和田信贤说道：“这将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广播，陛下现在将亲自向大日本帝国人民宣读他的诏书。我们无比崇敬地转播天音。”
随后，之前很少有人听过的天皇的声音传遍了全国。由于皇室语言奇特，加之收听效果不佳，因此很少有人能准确理解天皇所说的话。唯一显而易见的是，投降或是类似的灾难性事件发生了，数百万人痛哭流涕——或许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么多人同时痛哭的场面。尽管大家内心感到屈辱和悲痛，但不可否认的是，天皇的话给自己的臣民带来了解脱。御文库里，天皇对着一台战前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收音机专心地听着自己所说的话。宫内省里，木户带着复杂的情感说道：“尽管日本被迫投降令我感到非常痛心，但我内心里却有一种胜利的感觉，因为我终于实现了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
东条英机最后的日子1945年秋天，麦克阿瑟抵达了日本，并接管了日本，而此时东条正被软禁在位于东京世田谷区的家中，这座宅子非常简朴。东条坐在自己不大的办公室里写作，有面墙上挂着一幅他身着军装的全身像。东条太太告诉我们，她丈夫一直敦促她和家中女仆一起离开这座宅子。孩子们已经被疏散到了九州。“但我不愿意离开，我担心他会像许多高层官员一样自杀。不过最终我还是离开了。有一群人在我们家周围，所以我们只得穿过街道对面铃木医生家的花园。”铃木医生早前用炭笔在东条的胸膛上标出了心脏的位置。东条太太对我们说：“我听到美军士兵威胁的叫喊声，随后听到一声低沉的枪声，然后士兵闯进了屋里。即使从我身处的地方，我依然能听到木头断裂的声音。”
东条朝自己开了枪，子弹几乎完全按照铃木医生所标的位置进入了他的胸膛。“我没有朝我的头开枪，”在横滨一家医院，他对医生们说道，“因为我希望人们认出我的面貌，知道我已经死了。”当美军第八军司令罗伯特·艾克尔伯格将军来看望东条时，东条还努力想要鞠躬。“我都要死了，”他说，“还给艾克尔伯格将军添了这么多麻烦，我感到很抱歉。”然后，东条请求艾克尔伯格将军收下他的军刀。美国医生们最后还是挽救了他的性命。
经过长时间的审判，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以主要战犯的身份被判处死刑。在监狱里，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宗教支配着他的生命。“我欢迎死亡，”他对监狱“牧师”——一名僧人说，“现在我的身体很快就会成为日本帝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的死不仅是我对日本人民的道歉，还是一种迈向和平、重建日本的实际行动。”他甚至还培养出了幽默感。他曾笑着拿起一条浴巾说：“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终于显灵了。”在他最后的证词中，他对日本军方犯下的种种暴行表示忏悔，并敦促美军对已经遭受空袭和两枚原子弹轰炸的日本平民表示怜悯和忏悔。
尽管回首这段往事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东条夫人还是完全向我们公开了她丈夫最后的日子。在审判中，东条英机坚持将一切责任归咎于他个人，表示战争和屠杀与天皇毫无关系。1948年12月22日午夜刚过，东条跨上了十三级台阶，走上了绞刑架，被处以绞刑。
尾声 天皇一直到1967年年初，我都在整理我们的调查资料。给我安排的对裕仁天皇的采访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因为一名英国人出版了一本关于天皇的书，宫内省认为这本书严重地偏离了事实。此次采访是由木户侯爵为我安排的。作为补偿，我获得允许，可以采访那些在战争期间为天皇服务的宫廷内侍。
他们把天皇描述为一个没有皇帝样子的君主，穿着磨损的肥大裤子，领带总是系歪了，成天无精打采地在皇宫内转悠，透过像舷窗镜一样厚的眼镜神思恍惚地凝视着。他很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偶尔还会扣错外套的纽扣。他不喜欢买新衣服，理由是他“付不起”。他非常节俭，甚至克制自己买书的欲望。他能把每一支铅笔用到只剩一点铅笔头。他完全没有虚荣心，是一个自然而不矫揉造作的人，言行举止极像一名村长。然而，内侍们坚持认为，这个个头矮小、弯腰驼背的人有一些伟大的品质：他一点也不傲慢，一点也没有野心，一点也不自私，他只想要对自己国家有益的东西。
理论上，天皇拥有绝对的权力：所有的政府决策都需要获得他的批准。但是，按照传统，一旦内阁和军方在某项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他就不得不批准。天皇要超脱政治，超越所有党派的利益与冲突，因为他代表着整个国家。
若是一位更积极的天皇，比如他的祖父伟大的明治天皇，就会巩固自己的权力。根据《明治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裕仁天皇是日本武装部队总司令，而他却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宁愿成为科学家而不愿成为君主。他最快乐的日子是每周一和每周六，在这些日子里，他可以躲到自己那间简朴的实验室里，研究海洋生物学。他丝毫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专制君主。他当年以皇储的身份去欧洲旅游时，养成了喝威士忌、听西方音乐、打高尔夫球的爱好，同时也带回了对英国君主立宪制的长久尊重。涉及原则性问题时，他可以坚持己见，不顾来自传统和宫廷的压力。“香淳皇后”良子诞下四名公主之后，裕仁拒绝纳一两名妾来为自己生一个男性继承人。于是，几年之内他就得到了回报：良子为他生了两名皇子。
内侍们赞扬他有勇气超越自己的权力范围行事。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1941年在帝国会议上，他朗读了自己祖父写的一首关于和平的诗，从而迫使军国主义者再次尝试与美国建立和平关系。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把投降的重担扛到了自己的肩上，挽救了整个国家。
试图平息越战的举措在我对日本二战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完全没有料到的结果，那就是我亲自参与了一次结束美国继续卷入越南战争的复杂行动。越南战争的势头是毁灭性的，美国参加越战给越南人民和美国人民带来了悲剧，而这悲剧在1966年本可以避免。我遇到了一个名叫朝枝的人，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对东方的观点非常相近。
朝枝繁春少佐曾担任过辻政信大佐的助手。辻政信是激进派军官心目中的偶像，也是东方的神秘人物。朝枝向我们讲述了辻政信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以及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前身）、菲律宾玩弄的种种阴谋。还向我们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内幕：二战结束很久之后，闹得沸沸扬扬的辻政信失踪案。美国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曾鼓动辻政信进入中国，为美中两国领导人牵线搭桥，安排一次秘密会议。辻政信带着这一使命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发，但之后便杳无音信。
我说我需要证据。第二天，朝枝就带来了一只大信封，信封里装有十几本护照。护照上全是他自己的照片，但每本护照上的名字都不同。他说他曾经陪同辻政信到过中东、南美以及亚洲各国。在这些行程中，他们跟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朝枝发誓，他仍然执行着辻政信的全球计划和秘密协议，最近刚从中国大陆回来。中国人已经对我和寿子出版的那些书有所耳闻，并问我们能否帮忙安排一次他们与约翰逊总统的秘密会谈，这样越南战争就能得以解决。
中国人相信，如果美国和中国秘密合作，他们就可以解决越南地区的冲突。中国人建议，他们派遣一名高层官员去东京，“通过美国大使馆的后门”，秘密与约翰逊总统会面。
我把这项提议转给了约翰·K.埃默森。在麦卡锡主义者对国务院进行清洗后，他是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亚洲专家之一。如今，他是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教授的高级助手。他与大使商谈了此事，获得了批准。我建议任用埃夫里尔·哈里曼作为在华盛顿的中间人，因为在我看来他会赞同此事。埃默森同意让哈里曼担任特使。等候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终于得到了来自华盛顿的答复。总统可以会晤中国代表，但必须从大使馆前门进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朝枝的时候，他怒不可遏。中国人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愚蠢的提议！但朝枝还是把这一提议传了过去，得到的答复是：“美国人没把这当回事。”这将导致后来一名我不喜欢的总统最终到世界第三大国访问（即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他的举动震惊了所有人。
1967年3月初，我独自离开东京前往冲绳。寿子有很多琐事需要处理，包括为我们的管家博子办签证，以便她能和我们一起去康涅狄格州。我在冲绳待了几天，在当地的一些大学里做了几个讲座，回答了有关越南的问题。我告诉学生们我在菲律宾了解到的东西。我还说，许多日本将领都告诉我们，他们希望我们美国人不要像他们当年一样深陷大陆的泥潭。他们预测，比起他们当年侵略中国，越南战争对美国人来说会更加棘手。
1967年3月15日，寿子抵达了冲绳，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迂回路线。我们途经了新加坡（一个资料金矿）、吉隆坡（最精彩的一幕是见到一头双头奶牛）、曼谷（拥有世界上最浪漫、最肮脏河流的旅游胜地）、德黑兰（到最后一次三巨头举行会议的地方采访）以及希腊。我们在希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假期，一名对当下希腊政府深恶痛绝的年轻女士担任我们的导游，领着我们游遍了整个希腊。最后，我们到达了巴黎。等了很长时间后，我终于再次见到了查尔斯·波伦。1943年，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上会见斯大林和丘吉尔时，罗斯福总统的翻译就是波伦。波伦彬彬有礼，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坦诚消失了。
写作生涯1967年4月19日，我们终于回到了康涅狄格州的沙仑。5月1日，我已经准备拟出这本关于日本二战的书的大纲了。我和寿子结婚之前，我每天花至少十个小时在写作上。婚后她把我的写作时间缩减至八个小时，之后又缩减成七个小时。当时，我还没有从长途旅行的劳累中恢复过来，她坚持认为我应当把写作时间压缩成六个小时。我制订了一个日程表：“早上7:00起床；上午8:00—8:45锻炼、散步；8:45开始写作；12:00吃午餐；12:45继续写作；2:30停止写作；2:30—4:30锻炼等；4:30—6:00准备第二天的写作；晚间自由安排；晚上11点睡觉。（写作时间总计5小时，全天工作时长为6.5小时。）”
不写作的人往往把电影中所展现的作家的习惯当真。当然，所有作家都会有灵感枯竭的时候。他们疯狂地打字，抽出一张又一张稿纸，然后把稿纸揉成团丢进废纸篓里。无论如何，我们的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最终会得到灵感。你会看到他或她在通宵疯狂地打字。第二天早上，这位作家就完成了一部小说，或一部戏剧，或一部历史书！一切仅在一夜之间！当然，这部作品会大受欢迎。有些人离开电影院时，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丝灵感，从而一夜之间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
还是回到我的大纲。我是狄更斯的门徒，尊崇年表。像狄更斯一样，我在年表上加入了许多插曲和细节。就《日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而言，我的首要任务是对所有的采访资料和文件进行整理，并在时间框架内为其找到正确的位置。之后，我将这些材料分了章节，首先处理了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然后我一章接一章地继续写大纲，直到处理到最后一章——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7月4日，我完成了大纲的写作，然后又转向整理“二二六”事件的所有材料，试图再现这一事件。
就像多年前编剧波特·艾默生·布朗指导我的那样，我俯瞰我的人物，让他们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在一个星期内，我在脑海中重建了整个“二二六”事件的过程。然后，我开始打字，让这些人物告诉我他们必须说什么。第一天我写了七页，我一共花了十天工夫完成这一章。我没有做修正，而是直接开始写第二章。[顺便说一下，我总会备份我所有的草稿。读过《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之后，我发誓再也不烧毁自己的手稿。我把这些备份放在了后院的小工作室里，以防我们的房子万一被烧毁。]
新成员1967年夏天，寿子的父母前来看望我们，他们很喜欢美国。我们带他们去了新罕布什尔州，还去了我们最喜欢的位于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的老旅馆。有一天，我问寿子的母亲，当年她说“你将会给寿子带来幸福”时，真是这么想的吗？她笑了笑，说：“我是希望如此。”
他们离开后不久，我们觉得沙仑太偏僻了。有一天我们发现了一座建造于美国革命前的房子，它位于丹伯里和西雷丁之间的乡村。这座房子是由一名英国少校于1714年建造的，如今已经扩建了两次。我们买下了这座房子，并于10月24日搬了进去。我因此失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作，但我还是很快完成了前八章，已经写到了珍珠港事件的前夕。
我们搬进去后不久，寿子和博子就把屋子整理得井井有条，而她们俩原本是打算去夜校学习英语的。我们还加入了附近的高尔夫俱乐部，每天我都打九洞高尔夫球，或者沿路慢跑到森林，全程两英里。对于作家而言，这简直是完美的生活。第二年，即1968年的春天，一个天大的喜事降临了：寿子怀孕了。她的父母来到我们这边，打算住到年底，迎接宝宝的诞生。岳母擅长园艺，把我们的院子打理得焕然一新，而寿子的父亲松村先生则在我写作时随时提供帮助。他认为我非常富有，因为我们家后院里有一块重达数吨的巨大岩石。我告诉他，在康涅狄格州几乎每个人在岩石方面都很富有，这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石墙的原因。在这期间，博子和寿子在我们房子周围设计了一些日式景观，直到今天都基本未做改动。
1968年春天，我们还迎来了另外一位客人。一天，我在森林里慢跑，两只小狗（显然是杂种狗）紧紧跟随在我的脚后。我竭力想摆脱这两只狗，但它们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容易对付的人，便跟随我回家了。就在几天前，寿子还说过，如果我们为宝宝养一只狗一定会非常棒。我告诉她，她的愿望实现了。她出去了一会儿，几分钟后回来了，说邻居愿意领走公狗。我们就留下那只母狗，并给它取名布奇。我坚持让它成为一只在户外活动的狗，只能在吃东西时进厨房。我把这只狗关在车库里，它叫了一整夜。于是，我宣布要建一个狗屋。寿子一想到我竟然试图使用锤子和锯子就笑得前仰后合。我只好让布奇进到屋里来，但只让它待在厨房里。然而，它在一个星期之内便跑遍了整幢房子。
1968年12月初，我差不多完成了初稿的修订版。12月4日，我开车带寿子到纽约长老会医院做检查。她的医生认为她可能需要剖腹产。12月8日是寿子的生日，我们以为寿子要生了，再次来到医院，结果虚惊一场。然后，我们又回到了丹伯里。第二天凌晨一点十五分，寿子的子宫开始收缩了。我们于清晨四点四十五分又回到了医院，多美子·松村·托兰于下午四点五十二分诞生了，重六磅十盎司。
1969年2月9日，下了一场大雪，覆盖车道的积雪厚达三英尺，屋后则堆至五英尺高，把后窗的一半都遮住了。这场大雪要是下在纽约，会让约翰·林赛丢掉市长一职的。我们被大雪堵住了。直到2月12日，我们终于设法驾车开出了车道，我前往纽约，开始此书的编辑工作。修订《最后一百天》，我们花了不到一个月，而《日本帝国衰亡史》的修订则要到第二年5月5日才完工——耗时达十四个月。我去了纽约八十四次，最后我和鲍勃·卢米斯都累得筋疲力尽。
下一步干什么？我已经在挖掘下一本新书的素材了。早在1970年秋天，我就带着写一本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书的想法从睡梦中醒来。我在两本书中都写到过他，但从未满意过。这一次我要花五六年时间采访那些与希特勒最亲密的人。我写信给曼陀菲尔和斯科尔兹内等人，很快就收到了大家热情的回复。奥托·斯科尔兹内确信他和其他人可以帮我联系到许多熟悉希特勒的人。
鲍勃也非常热情，我们很快就签了合同。可看到合同之后，我火冒三丈。我的其他书都获得了百分之十五的版税，但这次却降到了百分之十二点五。我的经纪人保罗·雷诺兹打电话给鲍勃的老板表示抗议，却被告知：编辑《日本帝国衰亡史》时，我占用了鲍勃太多时间，所以我必须接受此次版税的下调。我拒绝了。他们坚持己见，于是我让保罗给我另找一家出版商。
我确信，我的经纪人要找到另一个出版商并不困难，但却一直杳无音信。直到1971年7月，保罗才打电话告诉我：双日出版社的桑迪·理查森愿意出版这本书。于是，他们又草拟了一份合同，只有一处做了改动：双日出版社认为，兰登书屋给我的预付款太少了，另外又增加了两万五千美元，以确保我有足够的资金做深入的研究。双日出版社也不要任何电影版权。我接受了这份合同，开始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活和时代进行深入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