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德语学好，以便独自进行即兴访谈。我在韦斯特波特的贝立兹语言学校注册入学，并于1970年7月30日上午九点在该校上了第一堂课。课上到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我听得晕乎乎的才得以休息。接下来的三堂课也上了这么长时间，但之后我就跳到每天学习八小时、用餐半小时的模式。
过了两个星期左右，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写一篇书评，为《瞭望》要连载的《日本帝国衰亡史》做最后一次修改，并与其营销人员交谈了一番。9月6日，我收到了《瞭望》的样刊，质量很高。几天之后，鲍勃·卢米斯打电话告诉我，美国文学协会已经把《日本帝国衰亡史》推荐为首选书籍。《日本帝国衰亡史》再次成为每月读书会的A类书刊，但它也遭到了部分个人书评的抨击。
1970年10月1日，我带着续签后的护照和一件新外套前往慕尼黑。这是接下来这一年去欧洲的三趟长途旅程中的第一趟。我将与那些和希特勒的私生活及公开活动有直接关联的人进行一百五十多次长时间的访谈。这些访谈有助于我尽可能客观地描绘出作为一个男人、一个政治家和一个军事领导人的希特勒。我会还这个恶魔一张人脸，从而揭露一个比用传统讽刺漫画手法画出的希特勒更令人恐惧的人物形象。这三次旅行都让我筋疲力尽，但我搜集到很多有关希特勒生活的惊人细节。当人们逐渐遗忘这些细节的时候，这些资料就会为那些众所周知的事件提供新的视角，暴露出原先说法中的不实与歪曲之处。
我从希特勒的出生地追寻到他年轻时生活过的各个地方，通过那些与希特勒私生活有关的人，还有他的陆军武官、营养师、政党领袖、医生、忠实的追随者以及敌人，一直追寻至其生命终结。我从爱戴他的人以及憎恨他的人身上了解他的过去，也从那些奉其为世界的救世主的人以及斥其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罪人的人身上了解他的过去。
我了解到，希特勒从来都没当过裱糊工，也没当过油漆工，他曾是一名唱诗班的少年，喜欢看西部小说，喜欢扮牛仔和扮印第安人的游戏；了解到他写过几部戏剧和一部歌剧；了解到他曾困扰于对癌症的偏执性的恐惧，也曾因患有心脏病而苦恼不堪；了解到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了解到他会打字，勉强会开车，会漫不经心地弹弹钢琴；了解到他使用健身器材保持体形，像拿破仑一样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这一点足以征服他手下的军事将领们；了解到他是第一个推进城市现代规划和环保设施的国家元首；了解到至少有四名女性因为他而企图自杀，且其中有三名自杀成功。
最重要的是，我了解到“犹太问题”是希特勒一块终生的心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几乎所有的主要政治和军事战略；我还了解到他是“最终解决方案”（即屠杀欧洲所有犹太人，以及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计划的代号）的总设计师，其中一些屠杀方式是受到美国政府镇压北美印第安人启发，而纳粹法律关于“犹太人”的界定，在起草时小心翼翼地排除了耶稣和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因为希特勒担心自己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有一个是犹太人。
从一开始，我就发现人们不仅愿意见我，而且渴望见到我。在这期间，我采访了两位最重要的人，一位是路易丝·约德尔，她是纳粹武装部队行动策划者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的妻子；另一位是阿尔伯特·斯佩尔，他是纳粹的建筑师，希特勒的密友。我与约德尔夫人的两次访谈都是从上午十点左右开始，直到黄昏时才结束。她向我生动地描述了她的丈夫——“安静，内敛，热爱大自然，热爱他在巴伐利亚的家，了不起的阿尔卑斯登山者，热情的滑雪者和运动员”。她透露，丈夫从来没有与元首私下单独接触过，但他却目睹过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之战期间的坏脾气。“希特勒好几个月都拒绝与他握手，也不与他或陆军元帅凯特尔一起吃饭。我丈夫受到希特勒指派，负责日常战略工作，但他们之间却从来没有任何交流。”
阿尔伯特·斯佩尔同样友善且乐于助人。他听说过我曾把整理好的材料发回一位受访者，请其更正。我告诉他我对每个人都是如此，不论其地位或国籍。我和他的家人一起吃了午饭，到黄昏我要离开时，我知道我发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信息来源。后来我才知道，斯佩尔只有在观望之后才会吐露实情。
《日本帝国衰亡史》的书评与此同时，我收到了寿子寄来的如潮水一般的信件——首先是关于我们刚出生的女儿多美子，她正在学习游泳，邻居家一个八岁的男孩很迷恋她。
接着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我们亲爱的朋友——兰登书屋的让·恩尼斯因心脏病去世了。她和约翰·巴克姆在我来德国之前为我准备了丰盛的送别午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她坚持带我去阿尔贡昆大酒店与詹姆斯·米切纳共进晚餐。我的处女作《天空中的飞艇》刚出版时我们也曾见过面。令我惊讶的是，当时我的书得到了她的鼓舞人心的好评。她还承诺：“我要把你引荐给兰登书屋。”在她的葬礼上，一名犹太人的精神领袖说道：“让独自离开了人世，她死于孤独，孑然一身地走了。”她为我做得太多太多。
寿子还写道，她收到了十本《日本帝国衰亡史》的样书，印得非常漂亮，只是木户幸一侯爵和我的照片以及山本五十六大将与日本飞行员的照片印反了。我刚回来不久，就收到了此书出版前评论家写的第一篇书评，称我的书是对所有获得金星勋章的阵亡士兵的母亲的侮辱，这无疑是当头一棒。它让我想起了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对《不是耻辱》一书的可怕评论。我在想自己是否已经背离了力求客观的初衷。
但不久之后，我便收到如潮的好评，这让我备受鼓舞。沃尔特·克莱门斯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尽管读起来比《最后一百天》要费力，但《日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更好。此书表达了对日本人的深切同情，但也小心翼翼地避免了轻易撕破美国人对东方人的伪善面孔……《日本帝国衰亡史》是一本鸿篇巨制。”
个人的褒扬也接踵而至。皮埃尔·塞林格写道：“相比我读过的任何书，这部书更加明晰地阐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书中对我们如今面临的许多问题做出了准确的预测，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问题。”沃尔特·路德称之为“一本视野开阔的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约翰·托兰的人性光辉。无论他写的是战争的哪一方，他始终站在人民这一方。他不是站在元帅、将军和政客那一边，而是站在农民、下士和办事员这一边，他同情所有的人”。
我回到家后，和寿子于12月下旬去了芝加哥，为我们的书宣传了三天。我们发现最好的书店摆放了很多我们的书。第一天，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签名。其间还发生了两件非常棒的事情，一是采访一位老朋友——《芝加哥论坛报》的鲍勃·克罗米；另外就是库普西内特访谈，这一档访谈节目在当时的美国可能是对图书宣传最有影响力的访谈节目了，有四位嘉宾对不同的主题进行点评。几年前，我作为节目的一名嘉宾的时候，库普（库普西内特的简称）提到了《迪林杰时代》，还问我为什么要把迪林杰作为主人公。这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我急急忙忙地给出了一个站不住脚的回答。
寿子建议我先不要参与任何讨论，直到《日本帝国衰亡史》成为话题中心。如果库普问我为什么要把日本人作为“主人公”，我就谈谈战争背后的世界局势。
我在访谈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些准备，重读了书中某些具体章节。其他嘉宾热烈讨论时我保持缄默，库普注意到我始终保持沉默，于是便提到了我的书。果然，他想知道为什么我如此倾向于发动战争的日本人。我按照寿子的建议回答道，日本发动战争是美国和日本共同犯下的错误所导致的。日本要对自己走上与美国的战争道路负起几乎全部责任。日本通过占领中国的东三省而入侵中国，对中国人民施暴，还一路大举向南进攻。这一侵略是由两方面原因导致的：其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之后，西方将日本作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而尽力排斥日本；其二，日本人口爆炸，需要开拓新资源和新市场，以继续保持其头等强国的地位。
几分钟后，库普打断了我，但其他两位嘉宾——一位是《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的作者诺曼·梅勒，另一位是曾在日本待过的好莱坞演员，请库普保持安静。于是，我又解释了天皇的独特地位，日本人自行其是的爆炸个性，等等，这些都促成了日本人的偏执的恐惧。库普再次打断了我，两位嘉宾让库普再休息一会儿。
库普让步了。我说了二十多分钟后，给出了结论——这是流氓的时代。若不是一战后欧洲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法西斯主义这种巨大的颠覆性意识形态的兴起，日本和美国是永远不会触碰到战争边缘的。我说完之后，灯光组和摄像组那儿传来了雷鸣般的掌声，甚至连库普本人也在鼓掌。从那时起，我和库普便成了好朋友。
2月初，我们去了旧金山和洛杉矶。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多美子和博子，她们要随寿子回东京，而我则要重返德国。我和寿子一直忙于采访和午宴，但在洛杉矶我们还是利用空闲时间与我的三个姨妈聚了聚。弗洛丝姨妈已经去世了。她觉得，寿子是我的完美伴侣。
重返德国：斯科尔兹内飞机在汉堡着陆后，我直接去了我最喜欢的阿尔斯特旅馆。这家旅店小巧舒适，毗邻大海，我可以在海边散步。我是来见奥托·斯科尔兹内的，他身患顽疾，卧床不起。我从他的妻子伊尔泽那儿得知他在马德里病危。有位专治这种疾病的医生在汉堡郊区有一家医院，奥托暗自去了德国，想在那儿再尝试一下。我原以为见到他时他应该躺在床上，可他却一如既往地生气勃勃，还坚持邀请我们去他最喜欢的餐馆用饭。我回绝了，因为他是通缉犯，擅自外出的话必定会被押进监狱。有人警告过他，有些官员想重新审判他。他只是若无其事地笑我胆小。我们带着两个聪明的年轻人离开医院，前往餐厅。这两个年轻人自认为是他的助手。
我本希望这家餐厅会比较隐秘安静，但我们一走进去，里面就是一片喧嚣，紧接着一帮人簇拥在斯科尔兹内周围——他到了公共场所，就像在浴室的低音大鼓一样，根本藏不住。餐厅人员把菜单展开以索要他的签名。奥托则显得对万事万物毫无顾虑，一副至高无上的姿态。我最终把他拖到了就餐区。奥托之前告诉我这里的食物很美味，但现在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赶紧逃离这里。我们向门口走去，又一拨人蜂拥而至，向奥托索要签名。奥托站在街道上欣喜若狂地张开双臂，大声喊道：“汉堡！”我强行将他推入一辆出租车。
他晚上还想去另一处地方玩玩。我第二天下午与奥托·雷默将军还有一次重要的采访，雷默曾在针对希特勒的著名炸弹袭击中围捕密谋者。斯科尔兹内说他那时正巧也在柏林，他接管了司令部大楼，并逮捕了反叛者头目。我能看出这两个奥托对对方都没什么好感。但是当斯科尔兹内提出采访结束后他去我的旅馆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时，我还是勉强同意了。
整个吃饭过程中，斯科尔兹内和雷默都在暗中较劲，所以当晚餐结束，雷默和我在雨中驾车离开时，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瓢泼大雨影响了我们的视线，而且雷默的车也开得很糟糕。雷默的家毗邻波罗的海，在去他家的这段长途中，他详细谈论了在柏林的行动，却未曾意识到我们在倾盆大雨中已死里逃生了三四十次。我当时不可能给他录音或是做笔记。我们到达他家后，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不过，他善意地提出他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重复一遍，以便让我录音。到黎明破晓之时，我们的采访终于大功告成。
我和他又共度了一天，因为我想听听他对希特勒的看法。雷默开车带我去了吕贝克市，贝纳多特伯爵曾在这里与希姆莱举行过最后一次会谈。接着，我乘火车去了汉堡，及时赶上了我对卡尔·邓尼茨上将的采访。斯科尔兹内知道我的日程安排，他坚持要求作为一名翻译与我同行。接下来这三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情堪称精彩的喜剧小品。与我以前对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的联合采访不同，这次的采访有声有色，但珍贵有用的历史资料却寥寥无几。这二位语速极快，慷慨激昂地谈论着整个战争，而我则无奈地试图从一片混乱中听懂些什么。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只是希望我能有一个相机以记录下这一瞬间，他们竟能在访谈中把二战演绎成一部马克斯兄弟的喜剧。毫无疑问，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采访，我没有听到一句能写入我书中的话。
爱娃·布劳恩几天后，我搬进了位于施瓦宾格中心的新公寓，这里是慕尼黑的学生区。这套公寓也可以用作马克斯兄弟喜剧电影的场景。这是一幢四层大楼里唯一一套建好的公寓，我需要一只手电筒以便在晚上爬过建筑物的骨架。房产经纪人曾承诺在我搬进去之前会供电供热，但两者我都没看到。他也没告诉我，在我公寓的正下方有一家嘈杂的小旅馆，他们直到凌晨三点才关门。这里没有床，只有一张床垫、两条床单、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他告诉我其他家具很快就会送到，事实上却迟迟没有送来。就这样，我在地板上睡了三个多月。
通过爱娃·布劳恩传记的作者内林·冈，我见到了爱娃最好的朋友赫塔·施奈德。我们约定在3月4日谈一整天。我打开公寓的门，正要出去时，看到外面正下着雨夹雪。此时的街道很危险，更令我沮丧的是，我发现自己停在外面的大众汽车上的雨刮器被冻住了。希特勒设计了这辆车，他坚持用空气作为发动机的冷却系统，而不是用水。因为这个巧妙设计，车子一下子就发动起来了。
我清理挡风玻璃时传来了几个德国人的尖叫，他们愤怒地抱怨，一个外国人把车停在他们家门口一整晚。只开了几百码我就必须停车，下来清理挡风玻璃。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可能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刻之一，我能生存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不得不每隔十分钟就停下来清除挡风玻璃上的冰，还要避免被疾驰而来的车撞倒。那些开车的人似乎认为打着闪光灯就能让我消失。
我终于到达了加尔米施帕滕基兴市，跌跌撞撞地朝赫塔·施奈德家走去。我浑身湿透了，惨兮兮的，受到了施奈德一家人的热情欢迎：他们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递给我几条干毛巾和赫尔·施奈德的袜子与拖鞋。命运再次起了作用——如果我衣冠楚楚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就不会怜惜我，不会像家人一样对待我。赫塔·施奈德接电话时十分冷淡，但我们见面后她马上就给我看了她私人珍藏的爱娃的照片。她走出房间寻找信件时，她的丈夫向我讲述了他作为逃出来的战俘从莫斯科徒步走到德国的悲惨之旅。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我建议把它写进书里，但施奈德先生说，这可能会将许多苏联人和波兰人置于危险的境地，因为他们曾在他归国的长途旅程中帮他藏身，给他东西吃。那天之后，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对赫塔做了三次更为重要的访谈。她谈到了爱娃在1935年患有重度的抑郁症，那时希特勒太忙了，常常忽略爱娃；谈到了爱娃的康复过程，那时元首像照顾妻子一样对待爱娃；还谈到了爱娃在希特勒的“家庭圈子”里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核心人物。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赫塔揭示的真相——爱娃深深地爱着希特勒，她违抗了希特勒的命令，离开家，和希特勒待在一起，最后与希特勒一同被围困在柏林。“她告诉我，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走到尽头了，而她想在他身边结束余生。”
小多美子初见日本人第二次德国旅行期间，我之所以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东京不断寄来的信。寿子在信中写道，在我们结婚纪念日这天，她邀请了四个姨妈来家中吃饭，让她们看看我们的女儿。如今我们的女儿已经三岁了。“多美子的日语词汇量、双语表达以及她的聪明懂事都令她们十分欣慰。”她们提前一小时就到了，“一个姨妈为这个场合煮了包括红豆饭在内的各种美味佳肴。另一个姨妈用自家花园里的草做了一道招牌菜。她还带了豆袋给多美子，这是她前一天晚上用家人在喜庆场合穿过的旧和服制作的。还有一个姨妈穿着一身考究的和服，这和服已经有超过三十五年的历史了。她即将七十七岁了，所以是我们的贵宾。我们还为她庆祝了七十七岁生日。（这个周年纪念日在日本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数字七十七可以写成一个日本平假名，意为‘快乐’。）”
3月，寿子又写信说，她的母亲刚刚上了全国性的电视台。在世田谷女子学院（即今昭和女子大学），八十一岁的她代表她们班做了告别演说。寿子的父母十分宠爱多美子。寿子的父亲在信中写道：“她的智力正在全速发展。”他不仅惊叹于多美子对日语的掌握程度，还惊讶于她接受了日本习俗。他换衣服时，她就给他递大衣；她用最礼貌的方式称呼他“爷爷”；她穿小鞋子很慢的时候，会严肃地对自己说“快点”。
寿子花了大部分时间准备日文版《日本帝国衰亡史》的出版工作。出版商决定采用五卷的形式而非六卷。“在日本，数字五比数字六更好（更幸运）。”她在信中写道，“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个决定。”英文版的书名《升起的太阳》（The Rising Sun）将与日文版的标题《日本帝国衰亡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一起印在封面上。
普利策奖从3月到4月，我一直忍受着我斯巴达式的公寓，而它仍然是这栋大楼中唯一完工的房子。我离开的那一天，房产经纪人过来了，还给我二百马克的押金。“一切都井然有序。”我指着床垫、枕头、两把椅子以及我唯一放在桌子上的烹饪材料，告诉他。他感到很慌张，咕哝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话，随后强行塞了两张钞票给我。我很愤怒，看都没看一眼就把这两张钞票塞进了口袋。我来回跑了三趟才把自己的行李放进我的大众车里。即将离开的时候，我掏出了那两张钞票。令我惊讶的是，原来是两张一千马克的大钞！毫无疑问，他在慌乱之中搞错了。但我没有把钱还给他，而是离开了慕尼黑，去了汉堡，因为我以此人良心发现说服了自己。
前方还有更美妙的惊喜呢。5月3日，我回到普雷姆酒店，一整天的采访令我疲惫不堪。酒店的夜班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封来自保罗·雷诺兹的电报：《日本帝国衰亡史》获得了1971年普利策非小说类作品奖。我完全惊呆了。现在这个时间点打给在世界另一端的寿子还太早，但在雷德班克的母亲应该醒了。我原本期待她听到这个消息会很兴奋，但她只是冷静地回了一句：“哦，是的，有人告诉我了。”她没有问任何细节，只是向我反馈了一下邻居对此事的反应。
之后，我打电话到东京，全家人已经在庆祝了。一个记者带着这个消息跑到家中，寿子的小侄子冲到寿子面前：“约翰姑爷拿到普利策奖啦！”而我告诉寿子的是：“我们获得普利策奖啦！”
我刚挂断电话就接到了来自雷德班克的电话。我母亲非常开心，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当地报纸的编辑刚刚打电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她刚才还以为我要告诉她的是我一个月前获得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奖的消息。接下来的几天，我收到了来自巴黎、英国以及美国的电报，大量的信件被寄到了丹伯里。我们的参议员洛厄尔·韦克十分高兴。
“当我读到你获得普利策奖的消息时，”沃尔特·路德写道，“我的第一反应是：‘约翰太棒啦！’接下来的反应是：‘我希望兰登书屋收到了这个消息！’这表明我有些许古老的武士精神。”
我与西奥多·怀特素未谋面，但他在一封长信中表达了他最衷心的祝贺：“如果我可以相信你——我知道我可以——请允许我为这个故事再补充一点内容，因为我要说的东西可能会令你十分愉悦。非小说类作品评委会有三个评委——《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鲍勃·克罗米，《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s）的赫尔曼·柯格兰以及我本人。他们一下子给我弄来一百五十多本书，要我在秋季读完。请相信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认真阅读这一百五十本书，绝对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
“我害怕与其他两位评委发生争执，因为我确信，在哪些书是1971年出版的最好的书这一问题上，我们很难统一看法。我们确定了一种唯一可行的方式来开展工作，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单独罗列出排名一至五的书，之后再进入最沉闷的讨论环节。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顺理成章了：每个人单子上列的排名第一的书毫无疑问都是托兰的《日本帝国衰亡史》。我认为当此前普利策奖的三位评委的意见达成一致时，他们从未感到如此沾沾自喜，也从未感到这般如释重负。我们单子上的其他候选人则迥然不同，似乎我们读的是不同年份不同国家出版的不同作品。
“拜读了你的书后，我认识到你有多么喜欢此类内幕，我认为你或许想要了解1971年普利策奖评选背后的故事。”
1971年初夏，在无休止的采访中筋疲力尽后，我回家休息放松了一段时间。我和寿子参加了威廉姆斯学院的第三十五次班级聚会。之后，我于6月去了拉克罗斯，在那参加了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年会，并被学会授予了年度奖项。我的堂兄弟和堂姐妹们兴高采烈地带我去了托兰家族的老宅子——我祖父的房子。我的朋友和家人相聚一堂，共同庆祝我们的来访。之后，我们陪伴着我的母亲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斯夸姆湖共度了一段时光。
我接下来的工作是整理我一大纸箱的磁带。我之前备份了这些磁带。寿子同意我们把磁带里面的内容抄录下来，但其中混合着德语和英语，非常复杂。德语的发音和口音是我们俩无法解读的。我决定在第三次去德国时，找一些德语流利、能做抄录的专业人士。
阿道夫的少年岁月整个夏天，我都在为去德国的最后一次长途旅行积蓄精力，我十分渴望重返慕尼黑。这一次我有了一个比上次好得多的住所——内林·冈借给我他在施瓦宾格郊区的一所公寓。我终于有了一张床、一些家具和厨房用品，附近还有一个可散步的大公园。街道旁有一家名叫叔本华的环境安静的餐馆。在那里，我可以享受到美味佳肴，还能安静地阅读。到达这里两天后，我和我的助手沃尔夫冈·格拉泽一同出发，去追寻希特勒的足迹，从他的出生地到对他的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维也纳。
布劳瑙是沿着因河分割了奥地利与德国的一个德国小镇[1]。在这个小镇的波默旅馆的顶楼，我们找到了两个认识幼年时期的希特勒的老太太。她们从未接受过采访。从她们口中，我得知了希特勒复杂的家庭。阿道夫年轻时体弱多病，他的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是一名海关官员，他的母亲克拉拉一直照顾他到五岁。之后，海关总署将他的父亲重新分配到林茨市。克拉拉和阿道夫则留在帕绍。据知情者回忆，之后希特勒夫人又有了一个孩子，因此阿道夫就享受着无人管束的生活。
我们找到了希特勒后来住过的宅子，这座农舍位于林茨市西南方向大约三十英里处。不久之后，另一个孩子出生了。他的父亲退休了，常常酗酒，鞭打阿道夫和他同父异母的长兄小阿洛伊斯，令阿道夫痛苦不堪。小阿洛伊斯十四岁时离家出走。于是，阿道夫就成了他父亲发脾气时的主要受害者。
几个月后，他们家搬到了六英里外的兰巴赫镇。有人指给我看他们家在莱茵加特纳客栈三楼的公寓。附近有几个人依然还记得这个不幸的家庭。阿道夫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很好，他还参加了修道院的唱诗班学校。在去修道院的路上，他必须穿过一道石拱门，上面雕刻着这家修道院的徽章——一个“卍”字。
希特勒十分崇拜修道院院长伯恩哈德·格罗纳神父，据说当时希特勒希望自己将来能在天主教堂就任神职。我已经采访过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即“普茨”）以及他的妻子海伦很多次了。1922年时，他们曾是希特勒的亲密好友，后来普茨成为元首的对外宣传机构的负责人。海伦告诉我，孩童时期的希特勒“最诚挚的愿望是成为一名牧师。他经常把女仆在厨房用的大围裙披在肩膀上作为法衣，接着爬到厨房的椅子上，发表一大段热情洋溢的布道辞”。
焦躁不安的老阿洛伊斯在两年后搬到了林茨郊外的一个小村庄——莱昂丁。他们在莱昂丁的小房子如今依然坐落在墓地的墙的隔壁。我在斯蒂夫勒旅馆碰到了三个人，他们还清晰地记得老希特勒。当年与老伙计们聚会时，老希特勒死于血胸，其中一人便在现场。从希特勒家的老宅里可以看到老希特勒的墓碑，我还拍摄了一张墓碑的照片。
直到老阿洛伊斯去世那天为止，他每天都要痛打并折磨阿道夫。希特勒曾经爱慕过的海伦·汉夫施丹格尔告诉我阿道夫曾试图离家出走。不知何故，老阿洛伊斯获悉了阿道夫的计划，把阿道夫锁在了楼上的房间里。深夜，阿道夫试图从有栅栏的窗子里爬出去。他发现有点困难，于是就脱下了衣服。正当他在栅栏间扭来扭去，试图挣脱时，他听到了父亲上楼的脚步声，于是赶紧缩了回来，拿了块桌布裹住自己赤裸的身体。这一次，老阿洛伊斯没有鞭打他，而是突然大笑起来，喊他的妻子来看看眼前这个“宽袍男孩”。嘲笑远比鞭打更伤人，希特勒告诉汉夫施丹格尔夫人，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克服了这段经历所造成的心理障碍”。
这时候，希特勒已经有资格去读预科学校，这类学校重视古典教育，为大学输送学生；或者去读实科学校，这种学校更重视技术和科学。阿洛伊斯为阿道夫选择了后者。最近的一所实科学校在林茨市，希特勒要步行三英里多的路。
我得到消息，还有几个潜在的被采访者居住在乌尔法尔——一个穿过多瑙河的林茨郊区。希特勒的母亲做了癌症手术后，他们一家人就搬到了这儿。我在布拉腾加斯街9号一座引人注目的石砌建筑的二楼找到了他们的故居。现在的居住者对希特勒的事一无所知，但她认为住在街上的房东是认识希特勒的。几分钟后，我和约瑟夫·凯普林格交流了起来。是的，他对希特勒很了解。他们在学校时曾是亲密的朋友，所以他才买下了这栋石砌建筑。他拿出了希特勒画的几幅画，我们交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离开的时候不禁想，为什么一直没有人采访过他呢？
“无论是学习时还是玩耍时，我们都很喜欢他，他这个人很有‘胆量’。他展现出两种极端的性格，这并不常见：他是一个安静的狂热分子。”放学后，阿道夫就成了孩子王。“他学会了扔套索，我们在多瑙河边的草地上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希特勒还支配着大家的课间休息时间，向他的小群体讲述布尔战争，并把他画的勇敢的布尔人给大家看。他甚至还谈到了要去参军。战争激起了少年希特勒对德国民族主义的向往，这是大多数德国男孩都有的情感。“对我们而言，俾斯麦是民族英雄。”凯普林格回忆道，“‘俾斯麦之歌’和很多类似的赞美诗以及歌颂俾斯麦精神的歌曲都是被禁止传唱的，就连拥有一幅俾斯麦的画像都是犯罪。虽然私底下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些男孩子是正确的，但他们不得不因为我们唱这些歌曲以及宣扬对德意志的忠诚而严厉惩罚我们。”
阿道夫远比其他男孩更重视德意志精神。“也许这是一种对他父亲的叛逆，因为他父亲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坚定支持者。”凯普林格曾陪希特勒走过几段回家的路，这条路通向陡峭的卡布兹纳山。希特勒在山顶的一个小教堂前停下了脚步。“你不是德国人。”他直言不讳地对凯普林格说，“你是黑头发、黑眼睛。”而他自己则自豪地说，他是蓝眼睛、浅棕色头发（根据凯普林格当时的描述）。
我曾读到过，希特勒在林茨的时候，与亲戚们在靠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希皮塔耳共度了几个夏天。这个镇子很小，我和格拉泽艰难地找到通往小山的那条小路。我们很快就到了克拉拉的姐夫安东·施密特的故居。在那儿，我们看到了阿道夫与他母亲共住的房间。我们了解到他和施密特的孩子们一起玩耍，还为他们做过一只色彩斑斓的龙形风筝。他经常来回踱步或者画画，如果孩子们干扰了他，他会很生气。
我们的下一站是维也纳，我想探究希特勒没有考上美术学院的原因。他一共三次遭到拒绝。在他第二次尝试的时候，由于他递交的画作评价太低，甚至连参加测试的资格都没有。第三次他带来了一大公文包的画稿，虽然负责面试的教授承认这些作品展现出了卓越的建筑的精密性，但希特勒还是被拒了。我读的材料上还谈到，最后身无分文、不愿工作的他做了三个月的流浪汉，睡在公园里和门廊里。下雨时，他就在著名的娱乐中心——普拉特公园的圆形大厅的拱门下躲雨。由于入冬早，他被迫住进廉价的旅馆或工人们的营房，他必须与其他无家可归的人共享这种肮脏的避难所。
所有这一切使我想起了大萧条时期和我作为一名流浪者的生涯。我知道，他最终在政府为赤贫者设立的收容所找到了住处。这个地方仍然存在，我获准去那儿调查一番，问些问题。当地的官员们告诉我，希特勒几乎没在这里待过，他们建议我去他待过的下一个避难所——曼纳海姆，沿着多瑙河方向大约半英里的行程。
这个地方在梅尔德曼大街25—27号，是一座大型建筑，可容纳五百人。一开始我被拒之门外，所有的记者一概不能入内。我们的好朋友奥托·祖恩德里希特现在在美国，他的一个朋友设法帮我们搞到了入内的许可，接下来的两天我都待在这里。我跟里面收容的几个老人谈了谈，他们说他们知道希特勒，并带我去看了他当年住的小房间。这个房间大约五英尺宽、七英尺高，只够容纳一张小桌子、一个衣架、一面镜子和一张狭小的简易床。房间里一片凌乱，有一个人说希特勒住在这里的时候房间很整洁。如今的这些居住者使我想起了纽约包厘街和美国其他贫民区的常客。希特勒曾经非常喜欢的淋浴器因无人使用，现在已经被拆除了。经理告诉我们，尽管当前的管理人员还在努力维持原先的水准，但是相比希特勒住这里时，卫生和整洁的标准已经下降了不少。
向我介绍情况的那两名衣冠不整的向导也同意这一说法。“你们真应该看看当时的情况。”其中一个人说道。希特勒住这里时，这里的阅读室和游戏室很干净，他们还有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写作”室，“写作”室可容纳十几个人做自己的事。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的角落，希特勒曾在这里勤奋地作画。他的同伴们因他的艺术气质而尊重他。他始终彬彬有礼，从不为了跟人相处而委曲求全。他总是乐于助人，乐于为同伴出谋划策。一旦谈到政治活动，他就会将画笔抛在一边，手舞足蹈地呼喊起来，任凭长发飞扬。
此时，真正的阿道夫·希特勒开始表现他自己了。
汉斯·希特勒1971年10月5日，寿子和多美子来到了慕尼黑。多美子对我的公寓以及附近的公园非常满意。我们每天都去公园散步。我曾对施奈德夫人承诺过，我会带寿子母女去拜访她，施奈德一家都对寿子非常感兴趣。
之后，我们去了维也纳，维也纳是寿子最喜欢的城市之一。我们看了一场交响乐演出。这场交响乐由一名日本年轻人小泽征尔指挥，我之前从未听说过此人。演出中途，音乐戛然而止，小泽严肃地宣布约翰教皇刚刚去世了，他们将演奏一点什么来缅怀他。现场的所有观众，不管是奥地利人还是外国人，都被小泽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
11月中旬，女士们动身回美国去了，我又开始加班。为了完成我的研究，我去北方长途旅行了三次。回慕尼黑途中，我忠诚的大众车半路上突然抛锚了。我的车被拖到一个汽车修理站，我得知车子的发动机已经完全报废了。我把这辆车以一百马克变卖了，然后带着行李搭便车返回慕尼黑。之后，我飞去汉堡，想要采访希特勒的一个亲戚。传闻希特勒的部分家人还住在汉堡。斯科尔兹内的助手海因·鲁克说他在汉堡找到了希特勒的一个亲戚。在我的印象里，海因·鲁克是一个善于克服障碍的人。
那天早上，在我们去海因家的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按响门铃，海因奔到门口，热情地喊道：“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行纳粹礼时的口号）我一点都不吃惊。然后，他引入了汉斯·希特勒——元首的从兄弟。汉斯带着一个公文包。在我的注视下，他从包里取出了一张张我从未见过的希特勒家人的照片，有希特勒的父亲把小阿洛伊斯抱在腿上的照片，有希特勒同母异父的姐姐安吉拉和她儿子利奥的照片，有安吉拉、小阿洛伊斯和祖母在一起的照片。他还有一张希特勒寄来的圣诞贺卡，以及其他一些家族资料，包括安吉拉写给小阿洛伊斯的，讲述啤酒馆暴动后她去监狱探望阿道夫的信件。这封信解开了一个谜团，即希特勒的家人并没有十分踊跃地支持他的政治活动。“他的精神和灵魂，”安吉拉写道，“回复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实现目标、赢得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愿上帝保佑这一天早点到来。”
汉斯·希特勒开诚布公地一直谈到中午。他承认尽管希特勒不同意，希特勒同母异父的姐姐安吉拉还是坚持公开露面。“她喜欢让自己成为焦点……希特勒无法容忍这一点。”母亲一方的另一个亲戚弗里茨·保利更令希特勒的家庭难堪。他不仅娶了一个犹太女性，还因具有一种特殊的幽默感，兴高采烈地到处宣扬这一点。他在明信片上印了希特勒家谱，并把他妻子的名字罗森塔尔作为最下面的一支。然后，他还把它们分发出去，说这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犹太分支。
汉斯给我看资料和照片时向我透露，他和海因茨·希特勒（小阿洛伊斯的儿子）曾在苏联作战并被俘。“我逃回了德国。”他说。但海因茨死于囚禁之中。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宝贵的资料，于是，我就问汉斯能否借用一段时间。“当然可以啦！”汉斯·希特勒可能还没来得及反对，海因就爽快地应下了。我把我想要的材料交给了我的翻译，让她拿去复印。翻译离开后，海因给了我们一些喝的。不到一小时，我的翻译便带着原件和复印件回来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是一次伟大的发现，它让我相信我在德国已收集了足够的材料，可以撰写一本有用的书。于是，我便回家了。途中我在伦敦驻足，采访了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及其妻子戴安娜·莫斯利夫人。戴安娜是著名的米特福德姐妹之一，战争期间曾和她的丈夫一起被关押在监狱。其间，她还得忍受她妹妹尤妮媞对希特勒的迷恋。尤妮媞被称为“希特勒的英国女朋友”，她是雷德斯伐尔勋爵的五个女儿之一，曾试图为希特勒殉情自杀，最终头颅里带着一颗子弹而存活了下来。这颗子弹无法被取出，折磨了她好多年，最后还是让她送了性命。
这次采访似乎让所有的事情都圆满了。我在肯尼迪机场下飞机时，下定决心“把这些事情都写出来，看看我究竟知道些什么”。
啤酒馆暴动一回到丹伯里，我就开始研究我收集到的大量材料，并开始列出一个粗略的大纲。我发现了一些新细节，尤其是那些从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他的妻子海伦以及他们的儿子埃贡那里获得的资料。1923年是政局动荡的一年，这时候早期的魏玛共和国已经显示出它的根基并不稳固。阿道夫·希特勒当时住在慕尼黑，身边围绕着一群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信徒。这个群体中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畏惧。其中有一个美裔德国贵族——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他的母亲来自一个显赫的新英格兰家庭，他的父系家族是知名的艺术赞助者，在慕尼黑拥有一家艺术出版机构。恩斯特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一个造诣很高的钢琴家。他个子高大，绰号却叫“普茨”（在德语中意为“小家伙”）。在钢琴前躬身弹奏的他就是富裕的巴伐利亚家庭在社交场合的标准写照。
在希特勒早期的政治斗争中，普茨和海伦·汉夫施丹格尔曾与希特勒交好。希特勒是他们家的常客。多年以来，普茨一直担任着希特勒的对外新闻发言人，直到纳粹官员认定其为危险分子，并企图将他置于死地。我非常想与普茨、海伦和埃贡交流交流，因为他们可以揭示很多有关希特勒政府内部运作的真相，并且他们对希特勒那几年的私人随从们也非常熟悉。
海伦曾要求我，在她去世之前大部分材料都要保密。如今，普茨和海伦已经去世了，海伦坦诚的回忆可以全部公之于世了。
1963年，我第一次采访了海伦，接受采访是她从来没做过的稀罕事。她不仅讲了很多，还把她未出版的回忆录借给了我们。
尽管一名占星师建议希特勒在1923年不要发动任何政治行动，希特勒还是坚持在这年11月于柏林领导了一场意在推翻政府的游行。纳粹党自1月以来已经吸引了约两万五千名新成员加入。11月10日中午，游行从距离慕尼黑市中心半英里处的啤酒馆开始。希特勒手下形形色色的起义者——他们有的穿着完整的军装，有的穿着破烂的一战军装——一到达慕尼黑歌剧院广场，就被警察拦住了。警察开火后，暴乱分子们发起了反击，但很快就被压制住了。希特勒的贴身保镖连忙把希特勒猛地按在地上，致使希特勒的左臂脱臼。
希特勒设法与几个同伴一起逃了出来，乘汽车到了汉夫施丹格尔的故乡乌芬镇。普茨仍然在慕尼黑那套狭窄的公寓里，但海伦和埃贡在乌芬镇。女仆告诉海伦，有人在门口轻轻敲门。“我下了楼。”海伦回忆道，“开门前，我先问是谁。我清晰地听出了希特勒的声音，这让我颇感意外。我赶紧开了门。他站在那儿，脸色苍白，没有戴帽子，脸上和衣服上都是泥，左臂奇怪地从斜着的肩膀上垂了下来。”
海伦告诉我们她是如何把希特勒带到屋里并照料他的。她帮助他熬过因脱臼引起发烧和疼痛的第一晚——用旅行毛毯紧紧裹住他，帮他缓解疼痛。这个通缉犯躲藏了好几天，纳粹党人计划把他从巴伐利亚州弄到奥地利。海伦告诉我，希特勒当时恐慌不已，非常抑郁。有一次，希特勒还拿出枪企图自杀，他不愿承受被捕的耻辱。
仅仅几天后，警察就来搜查附近的房子了。很明显，希特勒已无处可逃。海伦·汉夫施丹格尔更加焦虑了，她必须时刻看着她年幼的儿子，以防他告诉别人“阿道夫叔叔”到家里来了。全副武装的警察终于如意料之中地出现在她家的门口。
大功率汽车的隆隆声、军官下达指令的声音，还有警犬的咆哮声猛地袭来。“我们在屋内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告诉希特勒，如果他们要求进入，我会随机应变。我下楼告诉女仆们，让她们静静地和埃贡一起待在厨房里，以免让孩子受到过度的惊吓。我走到一楼的一扇窗户边，透过百叶窗向外窥视。我看到一个手持刺刀的士兵站在门口，手里牵着一条警犬。你能想象我当时受到的惊吓吗？我突然静悄悄地探出头令这个士兵大吃一惊。他立马跳了起来，猛地攥住手中牵狗的皮带。狗愤怒地咆哮起来，给其他所有的警犬发出信号。一场真正的喧嚣爆发了。”
随后一阵敲门声响起。海伦打开门，看到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年轻中尉，他由两名警官陪同着。中尉做了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布劳恩。他深表歉意地说，他奉命要搜查这幢房子。“跟我来。”海伦说完，静静地领他们上楼。她注意到布劳恩和两名警官偷偷地朝身后张望。房子里安静得不可思议。她静静地打开了门，希特勒就站在那里。
“希特勒意外地如鬼魅般出现，令布劳恩等三人大吃一惊，他们都本能地后退了几步。我做手势示意他们进去。门关上后，希特勒恢复了镇定，开始了一次慷慨激昂的长篇演说，对政府和官员们提出了批评。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尤其是当布劳恩中尉以明显的道歉口吻说他必须以叛国罪逮捕希特勒时。”布劳恩的话引发了希特勒激烈的反抗，他大声否认这一指控。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必须屈服，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布劳恩抓紧时间告诉他，他将被带去哪里。中尉说，他们将在最近的魏尔海姆镇过夜。
天气非常寒冷，但希特勒拒绝了海伦给他的任何一件普茨的西装。他没戴帽子就被带走了，身上只穿了件蓝色的浴袍，肩上披了一件他自己的外套。
埃贡听到这些人从楼梯上下来，便从女佣手中挣脱了出来。他跑进大厅，说：“你们这些坏人，要对我的道夫叔叔[2]做什么？”这几乎让希特勒失去镇定。他轻轻拍了拍男孩的脸颊，然后默默地和海伦以及女佣握了一下手，便快速转身，走向门口。汽车开向魏尔海姆镇之前，希特勒苍白如死人的脸映入了海伦的眼帘。“不到十分钟，一切安静了下来，过去几个小时发生的事宛如一场噩梦。”
海伦告诉我，她常常反思她曾经阻止希特勒试图自杀的行为：“我后来经常想，要是我当时知道希特勒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会干些什么，我也许可以改变历史。另一方面，我后来觉得，他试图自杀只是他众多戏剧性的表演之一罢了。”
1924年的平安夜事实上，希特勒活得好好的。晚上九点到达魏尔海姆后，当地警察局对他宣读了正式的指控，随后他立马被带到慕尼黑以西约四十英里处的兰茨贝格监狱。希特勒最终于1924年12月下旬被释放。他很孤独，不知该何去何从。他知道自己需要花一些时间来重新获得“与现实的联系”，于是他决定先安静地思考几周，然后再承担调和纳粹党党内矛盾的重任。
他需要暂时休息一下，于是在那个雪花纷飞的平安夜找到了汉夫施丹格尔在慕尼黑的新家，也就是我后来花了好几个小时采访普茨的地方。1924年，汉夫施丹格尔一家人从原先狭窄的公寓搬到了这栋伊萨尔河对面的宽敞房子。这是一块舒适宜人的地方，而且他们还拥有像文学家托马斯·曼和国家货币委员会的新专员亚尔玛·沙赫特这样有名望的邻居。
我多次采访过汉夫施丹格尔夫妇。首次遇见普茨是1963年在慕尼黑郊外，他家在那里有一座豪华住宅，当时我正在为《最后一百天》做调研。这是一幢高大雄伟的建筑，开门迎接我的普茨也很高，仪表堂堂，非常友善。普茨用标准的英语跟我打招呼，然后陪同我进入了他家宽敞的客厅。这间客厅看起来就像一间仓库。
“这里，”他引以为傲地说，“是我多次接待元首的地方。”他没有表现出一丝懊悔或遗憾。他敏捷又笨拙地爬过了一堆堆书、一个个塞满东西的纸箱和一个个钢琴上的罩子，然后坐了下来。那一刻他好像要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始表演，而我就是希特勒。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长谈，之后的八年里，这样的长谈不计其数，而每一次我都能有截然不同的收获。我通常早晨九点到达，下午接近傍晚时分离开，有几次我一直到晚上十点才离开。有时候，我们就坐在楼梯连接处的平台上，跟认识戈林和希特勒的人一起吃午饭。尽管他不断地走来走去，弹奏钢琴，还在一片杂乱中翻找文件和照片，每次离开时，我都比普茨更加疲惫。
第一次见面后，我继续《最后一百天》的调研工作。大约过了一个月，普茨给我介绍了他的儿子埃贡。埃贡的气质似乎与他父亲完全相反。虽然埃贡也具有音乐天赋，但他安静沉稳。他平静地向我描述了与“道夫叔叔”相处时的细节：“道夫叔叔”常常会与他在地板上嬉戏玩闹。埃贡最终说服了他的母亲（她早就和普茨离婚了）海伦在我和寿子于1971年第二次来到德国的时候见见我们。我以为海伦会寡言少语，但她完整地回答了我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她的记性很好，记得很多细节。我觉得是在场的寿子让她敞开了心扉。她儿子向她保证，我写的关于她的一切都会拿给她审阅。我们离开时，她把她用英语写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交给了我，后来我将这本回忆录捐赠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其中的内容我现在可以在这里讲一讲了。
汉夫施丹格尔家在慕尼黑的这栋房子的主要部分是一个宽敞的工作室，里面的家具包括一个美得不可方物的可追溯到马丁·路德时期的古董碗橱；一张带有螺旋腿的古董桌子，上面摆放了一个普茨的父亲1865年从中国广东带回来的精巧的中式小橱柜；一架施坦威大钢琴，上面摆放着真人大小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半身像。房间里竖立着一排排书架，上面摆放着大量的历史书籍、整整一个书架的音乐文献以及好几本英语幽默杂志《笨拙》（Punch）。墙上挂着两幅法朗士·麦绥莱勒的木版画，一幅卡迪米的蚀刻画，以及一幅画着三个孩子的油画。此外，房间里还有许多来自中国、意大利、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各色装饰品。对于希特勒而言，这间房间就是一片文化绿洲，因为这里就是艺术、文学和音乐，这里到处弥漫着海伦·汉夫施丹格尔的气息——她是一位漂亮、文雅、大方又富有幽默感的女性。
刚被释放的希特勒到达这座宅邸时，天色渐暗。当时，埃贡还差两个月就到四岁了。埃贡后来跟我说，他听到了前门的门铃声，之后便是他父亲在客厅里低沉有力的说话声，还有人不停跺脚以便抖落靴子上的积雪的声音。“最后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跑到希特勒跟前，大声喊道：‘又见到你了，道夫叔叔！’”希特勒抱起埃贡，咧嘴笑了笑，说他已经长成一个英俊的大小伙啦。希特勒神情紧张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恳求道：“汉夫施丹格尔，为我弹奏一曲《爱之死》[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第三幕的终场音乐]吧。”
“于是，我坐了下来，”普茨回忆道，“用李斯特风格的修饰音，弹起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里的旋律，音乐似乎起到了效果。”希特勒随之放松下来。
海伦抱着她刚出生的女儿赫塔走了进来，希特勒对着宝宝哼唱歌曲，为自己在啤酒馆暴动之后跑到他们家中避难，给海伦带来这么多麻烦而道歉。他扫了一眼书房：“你是我最忠诚的朋友。”话说到一半，他突然扫视了一下身后。“对不起。”他对海伦解释道，“这就是监禁对一个人的影响，总有某个该死的狱卒站在你的身后，盯着你。”
“我们围着一张点着蜡烛的桌子坐了下来。”海伦接着回忆道，“正准备吃饭，希特勒指着普茨那张两边扶手最末端都雕刻着一只狮子头的大椅子说道：‘啊！就是那张顽皮的椅子，我们曾经不得不惩处这把坏椅子！’他对埃贡笑了笑，看到这个小男孩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就向埃贡解释，埃贡以前曾撞到椅子，弄伤了头，于是他如何如何地给了椅子几个巴掌。”
终于到了平安夜互赠礼物的时刻。汉夫施丹格尔夫妇找借口出去了，希特勒和埃贡则待在餐厅。两人一起走到窗边，静静地朝着窗外凝视了片刻。然后，厨师领着他们进了书房。“我们快走到书房时，”埃贡说道，“我看到我母亲的头在快速关上的门后消失了。接着，父亲开始在书房里用施坦威钢琴弹起了圣诞歌曲《平安夜》（Stille Nacht,heilige Nacht），然后厨师、女佣和我都唱了起来，希特勒则只在一旁听着。”
海伦一打开门，埃贡便冲进去看火树银花的圣诞树，圣诞树周围礼物堆积如山。“我之前想要的两件礼物都在里面——一把军刀和一个厨灶！”
希特勒内心的紧张情绪一扫而光。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景时，他开始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走动，双手紧扣在身后，像一名士兵一样。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开始长篇大论的政治演说，这顿时让普茨感到浑身不适。“让我感到恐怖的是，他把鲁道夫·赫斯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捏造的所有胡话进一步提炼了一下，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这体现了希特勒的一个重大转变，他在朝着一种新的方向前进，这是一种不祥的进展。他的反犹太主义倾向似乎越来越明显了。
离开之前，希特勒设法与海伦在书房里单独待了一会儿。海伦坐在一张棕色大沙发上，希特勒突然跪了下来，把头放在海伦的膝盖上，说道：“要是有个人照顾我就好了！”
“不行，不能这样！”海伦问他为什么不结婚。
“我永远不会结婚，因为我早已把我的生命献给了我的祖国。”德国就是他的新娘。
“我觉得他表现得像个小男孩，而不是一个情人，也许他真是一个小男孩。”差不多在十七年前的同一天，希特勒亲爱的母亲在痛苦中去世了。“如果有人这时候走进他的生活，那就太可怕了。”海伦回忆道，“这件事是他的耻辱。他在冒险，他真的在冒险！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我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就好像压根儿没发生过一样。”
家庭圈子 阿道夫·希特勒的日常生活我刚开始调研时，碰到的最有意思的现象，即希特勒身边的两个核心集团：一个是由顶层幕僚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如戈培尔、戈林、赫斯以及他们的妻子；另一个更私密的群体则被称为家庭圈子，包括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及其最好的朋友赫塔·施奈德，希特勒的两个最年轻的秘书戈尔达·克里斯坦和格特鲁德·荣格，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希特勒的飞行员汉斯·鲍尔，希特勒的贴身男仆海因茨·林格和卡尔·克劳斯，还有一些年轻的副官（党卫军上校里查德·舒尔策、党卫军少校奥托·京舍、海军中尉卡尔杰斯科·冯·普特卡默以及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尼古劳斯·冯·贝洛）。有些人同时属于这两个圈子，最典型的当属马丁·鲍曼，他曾经一度担任过赫斯的秘书。虽然大多数德国人都不知道鲍曼，但这个不知疲倦的鲍曼曾是希特勒的影子，他大部分时间都陪在元首左右，在袖口或笔记本上匆匆记下元首哪怕最微小的心血来潮的想法。正是他命令自己的秘书处的副官、元首的艺术顾问海因里希·海姆秘密记录希特勒的“席间闲谈”。
家庭圈子里的临时成员包括普茨·汉夫施丹格尔及其妻子海伦，希特勒的三名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赫尔曼·盖斯勒和保罗·特罗斯特的夫人格尔达·特罗斯特，希特勒最喜欢的两名战士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以及比利时的纳粹领导人莱昂·德格勒尔——希特勒视其如子。
到1971年为止，我已采访了上述所有活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唯独没有采访过通常被称作特劳德的格特鲁德·特劳德·荣格女士。虽然我已经从希特勒的两名较年长的秘书以及戈尔达·克里斯坦那儿了解到希特勒的许多情况，我还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劝说希特勒最年轻的秘书来见我一面。我在慕尼黑找到了她，带她吃过几次饭，但直到我最终被邀请到她家里，见到了她的姐姐，才取得了些许进展。在解释了我只是在寻找事实，我采访时搜集到的所有材料都会送回给被采访者们审阅之后，她姐姐对她说了一句：“你为什么不把材料给他呢？”
我不明白她姐姐的意思，屏住了呼吸。特劳德离开了房间，拎了一个包裹回来——一份有关她和希特勒关系的未发表的手稿。
有了这些新信息，我觉得我可以充分地描绘这个家庭圈子了。1942年下半年，有九名年轻的女性被带到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通过测试以挑选替代戈尔达·达拉诺娃斯基的人，特劳德就是其中之一。戈尔达·达拉诺娃斯基原本为伊丽莎白·雅顿（知名化妆品牌的创始人）工作，继而又成为希特勒手下，之后她又辞职与埃克哈特·克里斯坦将军结婚。戈尔达是一个活泼迷人的女孩，她为这个家庭圈子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很显然，希特勒非常挂念她。当特劳德这个天真的容易受人影响的二十二岁女孩发现自己能与希特勒独处时，她难掩内心的激动之情。希特勒劝她道：“你不必激动。”他跟特劳德说话就像在和一个孩子打交道一样，“我在口述时犯的错误远比你会出的错误多。”
她双手不停颤抖，以致很难敲击打字机的键盘。“即便如此，我也认为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我被选中，母亲会不高兴，因为她不喜欢希特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父亲加入了巴伐利亚州的右翼军事组织，成为希特勒的一名追随者。”她的母亲感觉自己被丈夫抛弃了，于是带着女儿特劳德和特劳德的妹妹回娘家住。上午的面试结束之后，特劳德便得知她已被选中，被调到司令部，与其他两位秘书共事。“整整四个星期我都没有见到元首的影子，我不禁好奇这是否又是另外一个测试。”1943年1月30日，希特勒召见特劳德。她心想，是不是要自己去宣誓效忠呢？
“你想继续做这份工作吗？”希特勒问道。
“是的。”她不假思索地说道。
事后，她才知道希特勒当初选择她是因为其他候选人都是普鲁士人，而他更喜欢来自慕尼黑的女孩。此外，她父亲是一战老兵，同时还是纳粹党员，这一点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吃午饭的时候，她被叫去做笔录。这是一个庆祝纳粹党掌权十周年的演讲。希特勒当时的一个男仆汉斯·荣格带她去了希特勒的办公室。元首的第一句话是“你确定你不冷吗，亲爱的？这里都结冰了”。
“很好。”她说完就马上后悔了。
希特勒一边口述一边来回踱步，根本不看笔记记得如何。她担心可能会漏掉什么，于是给他看了她记下的东西。他只是笑了笑，握了握她的手：“别担心，我敢肯定，这一切完全正确。”她离开的时候双脚都冻僵了。荣格后来向她解释，元首喜欢在温度很低的环境下工作。在这个陌生的新世界里，她很快便适应了。希特勒的贴身男仆海因茨·林格十分了解元首的脾气。特劳德从他那儿了解到，如何分辨元首的心情好与坏，只有当希特勒心情好的时候才可以向他汇报坏消息。
除了希特勒外，狼穴地堡还有唯一一个永久居民，他就是希特勒的私人助手尤利乌斯·绍布。“我惊讶于希特勒为何一直把他留在身边。绍布在一战中负伤，导致他只能一瘸一拐地跟在主人身后，侧着耳朵捕捉他敬爱的元首说的每一句话。他并不聪明，除了元首，其他人都不把他当一回事。”
特劳德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军营看电影。大部分人都去那儿看电影，除了希特勒。她就是在那儿结交了家庭圈子里的成员，比如勃兰特医生和特奥多尔·莫雷尔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医生是皮肤科专家。1936年他治愈了希特勒的胃痉挛，当时其他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莫雷尔医生体形肥胖，皮肤黝黑，透过厚厚的镜片很近地看人。当他偶尔用同一个针头给两个病人注射时，其他医生都惊得目瞪口呆。还有，他留着很脏的指甲。而我一见面就不喜欢的是马丁·鲍曼，看电影期间他经常突然粗鲁地放声大笑。”
1943年3月下旬，特劳德的工作日程发生了改变。当时希特勒决定将总参谋部所有人员都转移到自己的山间疗养地——上萨尔茨堡山的鹰巢。特劳德和两名中年秘书收拾了两台普通打字机、两台只有大写字母的打字机和一台有特大字体的打字机。希特勒不戴眼镜也能看得清用特大字体的打字机打出来的字。
一切都像钟表一样在精确地运行。元首的火车“亚美利加”号专列准时地按预定时间出发了。“与我在狼穴的住处相比，我的车厢更豪华。这里的自来水有冷有热，还有电话，地板上铺着豪华的地毯。”
第二天，她受邀与元首共进晚餐，她受宠若惊。“这就像是一个家庭聚会，而元首就像我们和蔼的父亲。”有一件事令她印象很深刻，那就是每次火车到站停下时，元首都会亲自确认他的狗布朗迪已经被领到了月台。特劳德在自己舒适的房间中看着其他火车在黑夜里飞驰而过，它们没有“亚美利加”号的舒适设备——没有供暖也没有食物。
快到慕尼黑的时候，特劳德与汉斯·荣格中尉的关系已经很融洽了。这名男仆告诉她，爱娃·布劳恩是贝格霍夫（希特勒的居所）的女主人。除了里宾特洛甫、戈林和戈培尔等人的妻子公开冷落她，所有的人都把她当女主人对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会到贝格霍夫做客，爱娃将会见家庭圈子里的其他成员。
“经历过狼穴地堡的严酷环境后，在贝格霍夫的生活变得更受人们欢迎，但尽管如此，我仍旧很失望。”大厅里尽是名画和精美的雕塑。这里到处都很美，让人振奋，同时也冷冰冰的，不近人情。“我感觉浑身不自在。我不像一个客人，反倒像贝格霍夫的员工。”
整个上午，贝格霍夫就像一座坟墓。接近中午时分，伴随着汽车的轰鸣声，官员们来到贝格霍夫参加例行简会。几分钟之后，原本为和平对话而建的大厅里就充斥着争论，此间的人们正在做出一些关乎生死的决定。例行简会结束后，在房间里耐心等待的客人们接到消息，最后一名官员离开了，午餐很快就好。“下午三点过后，爱娃带着她的两只狗出现了。希特勒先吻了爱娃的手，随后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与自己的客人打招呼，爱娃则与其他的客人打招呼。”
接待完所有的宾客后，希特勒就开始逗爱娃的两条狗玩，他把这两条狗称为“心头的小刷子”。爱娃抗议道，布朗迪更像小牛犊而不像小狗。看到那个在例行简会上非常严肃、经常大发雷霆的人，突然变成了在自家乡间住宅中热情招待好友的随和温厚的主人，特劳德感到十分惊讶。这个转变不仅在意料之外，甚至还有点荒唐可笑。最后，林格走到勃兰特医生的妻子身边，告知她，元首将陪同她前往餐桌。一名传令兵通知其他宾客如何就座。希特勒与勃兰特夫人走在前面，特劳德很快就知道鲍曼和爱娃总是第二对。她还了解到在婚外情方面，鲍曼比戈培尔更加臭名昭著，并且他让他的妻子接连生了九个孩子。他向自己的妻子解释，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的名义，这些婚外情都是合理合法的。而他的妻子则在最近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建议他把新情人带回家中，这样一来“今年你的情人生一个孩子，明年我再生一个孩子，这样你就始终有一个行动方便的妻子了”。
午饭后，希特勒前往一座圆形的石头建筑，看起来类似筒仓，伪装在附近的树林里。这是希特勒的一块“避世之地”——一个茶馆，他在这儿品着茶，吃着苹果蛋糕，听着爱娃说长道短，直到他入睡。晚上七点，他花了两个小时开了一个非军事会议，然后领着宾客进了餐厅。
晚餐后，军方前来参加晚间会议，客人们则留在餐厅。希特勒不想让女人掺和到军事中来。近午夜时分，希特勒回到茶馆啜茶品茗，吃苹果蛋糕，同时给客人们讲一些往日的故事，逗大家乐一乐。就这样持续到凌晨四点，传来一份空袭报告。等元首确信所有敌机都已经离开了德国，这时，也只有到这时，他才去睡觉。
用餐时，最让特劳德感到不安的是希特勒的吃饭方式——他总是狼吞虎咽，仿佛永远不会有下一顿饭一样。而希特勒则因特劳德吃得太少而感到不安：“你太瘦了。看起来像小男孩一样的女孩子是不会博得男人的青睐的。”
莫雷尔医生每次喝了一杯酒就会打起瞌睡来，他肥胖的手臂交叉地放在自己的大肚子上，紧闭的双眼被他厚厚的镜片放大。希特勒觉得很有趣，一点儿都不觉得对方冒犯了自己，而特劳德则觉得这种场面十分可怕。有一次空军副官冯·贝洛上校轻轻地推了一下莫雷尔，莫雷尔猛地醒来，以为元首刚刚讲了一个笑话，于是咧嘴大笑了起来。
“你累吗？”希特勒问道。
“不，我的元首，我只是在做白日梦。”
一天晚上，当希特勒谈到他想象中的战后退休生活时，特劳德硬着头皮问道：“那这次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呢？”
“我们一胜利战争就会结束。”他回答道，但他友善的表情瞬间变得冰冷。他郑重宣示，德意志帝国一定会赢，因为德国人是为了理想而战，而敌人则是为了犹太资本主义而战。苏联是唯一危险的同盟国，因为苏联人与德国人一样狂热。但正义的一方一定会胜利！这一阵情感的突然爆发把特劳德吓了一大跳，因为希特勒很少和家庭圈子里的人谈论当今的世界局势或政治活动。
1943年耶稣受难日那天，朱尔斯·霍夫曼的女儿亨利埃特·冯·席拉赫来到了贝格霍夫，她刚在荷兰经历了一次可怕的遭遇。一天晚上，她看到数百名犹太妇女被粗暴地逼着走过一座桥梁。突然有个声音喊道：“雅利安人走在后面！”一个朋友告诉了她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暴行。她答应这个朋友把这一切告知希特勒，在她看来希特勒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家庭圈子聚会当晚，亨利埃特告诉了希特勒她亲眼所见之事。起初，希特勒似乎困惑不解，什么也没说。屋子里的其他人都保持沉默，不敢看她。这时，坐着的希特勒慢慢朝她倾斜身子。看到了他那张拉长的脸，她大吃一惊。他的皮肤和眼睛似乎都失去了血色。亨利埃特心想：“一群魔鬼正在吞噬他。”希特勒慢慢站起身来，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过他还是突然喊道：“你太多愁善感了！关你什么事？犹太妇女跟你毫不相干！”对希特勒而言，亨利埃特对犹太人的同情是滥情的表现，是人性中糟粕的一面！
亨利埃特吓坏了，便跑上了宽阔的大理石阶梯，而希特勒那愤怒的声音还在后面追逐着她。一名副官追了上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气喘吁吁地说道，“你已经惹毛他了！请你马上离开！”她在餐厅找到了自己的丈夫。然后他们开车通过了岗哨。按照她的说法，当时是凌晨五点。
这个家庭圈子里有两个人与希特勒关系最为密切，但性格却又截然不同：一个是阿尔伯特·斯佩尔，另一个是马丁·鲍曼。斯佩尔永远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他是一位出色的专业人士，可以和元首坦诚交谈，因此，特劳德很喜欢他。斯佩尔和希特勒意见不合时，往往以希特勒让步而告终。只要斯佩尔厌恶且害怕的鲍曼不在场，在这个家庭圈子里，斯佩尔就觉得完全和在家里一样。很明显，鲍曼希望自己对希特勒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他就可以控制所有和元首走得近的人。他曾用奥地利传来的毁谤性质的谣言，成功扭转了希特勒的态度，让希特勒讨厌维也纳当时的纳粹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告诉我们，他也曾是鲍曼的目标之一。“不过，鲍曼只好不动声色，因为元首视我如子。”肯普卡钦佩鲍曼对于希特勒的忠诚，却厌恶他残忍地对待挡他道的人。鲍曼今天也许会赠你礼物，但明天他就可能在背后捅你一刀。鲍曼是一个施虐狂。肯普卡对鲍曼的厌恶之情，连鲍曼自己的岳父沃尔瑟·布赫都深有同感。布赫是纳粹党全国领袖（Reichsleiter），他一旦获悉他女婿要来，就会立刻离开上萨尔茨。鲍曼一直拒绝和自己的弟弟阿尔伯特直接对话，尽管阿尔伯特已与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妻子和平离婚了。
这个家庭圈子已经注意到特劳德与年轻英俊的汉斯·荣格之间迅速升温的感情。希特勒尤其钟爱汉斯，但他对汉斯与特劳德的事毫不知情。他们最终让一名副官把此事转告希特勒，得知此事后希特勒对特劳德会心一笑。她觉得非常尴尬，甚至想赶紧消失，因为就在数月之前她还在家庭圈子里公开宣称自己对男人毫无兴趣。
一天晚上，大家聚集在火炉前聊天。希特勒长叹一声，说道：“我在选手下雇员方面真不走运！先是克里斯坦和达拉结婚，我最好的秘书被人带走了。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满意的替补，如今特劳德又要离开我了，还要带走我最好的扈从！”
汉斯终于获得赴苏联前线作战的批准，于是他和特劳德决定推迟订婚。但是在5月，希特勒召特劳德做口述笔录时，却建议她立马和汉斯结婚——在汉斯去前线之前。这让特劳德感到十分惊讶。
她没有争辩，因为在她看来元首不会记着这件事。事实上希特勒却不停地催促他们，直到1943年6月他们终于结婚了。她回到狼穴地堡后，她之前在东普鲁士司令部的那种兴奋感消失了，她开始认识到生活在一个完全由元首统治的世界里是多么危险。
“我最终意识到狼穴里其他所有人的看法和我相近，有些人的想法甚至和我一模一样。”与元首的亲密接触令她改变了自己先前的想法，她莫名地感到恐惧，于是她希冀以记日记的方式使自己保持客观的态度。
因为她常常和元首一起吃中饭，她变得不再腼腆羞涩，能和元首自如地交谈。希特勒不停地谈到爱娃·布劳恩的优秀品质，特劳德便问他为何从未结婚。他的回答是，他无法成为一个顾家的好男人，因为他没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再说了，我也不想要孩子。天才的孩子在世上会活得很辛苦。人们都期望这个孩子能成为和他父亲一样有名的人物，不能容忍他平凡。而且，这样的孩子通常会有一些精神缺陷。”特劳德此前从未见过希特勒狂妄自大的一面：“听到他一本正经地称自己为天才，我十分震惊。”
普茨·汉夫施丹格尔临阵脱逃撰写阿道夫·希特勒的故事时，我获得海伦·汉夫施丹格尔的允许，可参阅她的私人回忆录，但只有少部分材料能拿来使用。现在，她去世了，她的儿子埃贡容许我完整地陈述这个故事，还允许我公开此前从未公开过的唯一一张全家福。
虽然汉夫施丹格尔一家从来不觉得他们自己是希特勒家庭圈子的一部分，但他们可能比家庭圈子里的任何成员更了解希特勒。希特勒不仅倾心于海伦，还非常喜欢她的儿子埃贡。1933年，希特勒当选总理后不久，他就邀请汉夫施丹格尔一家到自己在上萨尔茨山的避暑别墅豪斯·瓦亨费尔德做客。普茨太忙了，他就让海伦和埃贡去了。
埃贡和他的母亲是豪斯·瓦亨费尔德别墅仅有的两位客人，但附近的小旅馆和公寓里住着很多纳粹党人，这些人白天会聚集到豪斯·瓦亨费尔德别墅之中。戈林总是不离希特勒左右，埃贡注意到他和希特勒经常在花园里秘密商议着什么，主要是戈林在说。有一天，埃贡和海伦惊讶地听到戈林说：“我刚刚签署了二十份死刑执行令。”“瞥见光荣的治国方略外表之下的残忍”，母子二人顿时惊恐不已。
一天晚上，埃贡看清了刚刚被提拔为希特勒青年团负责人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真面目。席拉赫喝多了，走起路来就像“一碗果冻”，或者说“酒气四溢”。“这就是我加入的希特勒青年团的负责人！我很奇怪，希特勒怎么会容得下这种人。”
尽管埃贡对席拉赫深感失望，却因希特勒的制胜之道而迅速对整个运动重拾信心。“有一天，我看到希特勒站在阳台上，俯瞰着萨尔茨堡，若有所思地咬着指甲周围的皮肤。从这里只能看到一些房子和一座看似城堡的建筑。”
起先，希特勒只是伫立在那儿，一言不发。后来，他发话了：“孩子，你看，那就是奥地利。”
“希特勒先生，您是在奥地利出生的，是吗？”
“是的。”他平静地回答道，“我出生在因河畔的布劳瑙，一个非常美丽的乡村。”
“那为什么我们不开车过去看看呢，路并不远。”
希特勒笑了，但笑得并不开心：“我们总有一天会去的。奥地利不是我们的领土实在是一个耻辱，但它总有一天会回到德意志帝国怀抱的。”
到1936年，马丁·鲍曼对元首的影响力增强了。鲍曼虽然名义上仍然是鲁道夫·赫斯的助手，他却已经因勤勉地操持大小事务而渐渐获得希特勒的青睐。这就意味着，一些心腹（如汉夫施丹格尔）的角色正在变得越来越次要。有一段时间，元首感到很烦闷，因为普茨称他为“希特勒先生”而不是“我的元首”，而且还平等地与希特勒对话。
汉夫施丹格尔知道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当他和自己刚满十五岁的儿子埃贡在施坦恩贝格湖上划船时，他对儿子说道：“形势不太妙，我们都曾相信这场运动，是不是？我现在仍然试着想要相信这场运动。”但是，他发现贪污腐败无处不在。“如今，希特勒先生听信的许多人都是卑鄙小人、罪犯和变态。”而且，现在德国已经和英国、美国打起来了，“德国以及全世界都面临着危险。这还不是全部。这个国家的内部满是污秽。我将这种局面主要归咎于那些牢牢盘踞在柏林及其他地方的办公桌后的无赖。上帝知道，我努力过了，我曾试图接近希特勒并给他忠告……但希特勒不想听我的话，他拒绝面对令人悲哀的现实。逃避也是一种方式，但愿这是正确的方式。目前看起来希特勒自己好像也腐化堕落了。说他不知道现在的局势是自欺欺人，他肯定知道。倘若他知道了，他就必须承担责任……我曾挖掘到一些当权者生活中的许多丑闻，如今我了解到，他们居然对这些事情毫不在乎。但是，他们害怕真相。另外……我的存在让他们厌烦，他们不会再容忍我继续存在……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捏造事实，给我安上了贪污的罪名，以便整垮我……不过，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更糟的状况马上就会出现。估计我不久之后便要为我的生命而战。几乎可以断定，他们迟早会找我算总账。我现在只是不确定这一天何时到来”。
埃贡听了，并不是很惊讶：“好吧，父亲，既然你知道他们想除掉你，为什么我们不趁现在还有时间逃走呢？”
汉夫施丹格尔笑了：“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帮助纳粹政党掌握了权力。”他已经数次把希特勒从生命危险和政治危机中解救了出来，他用自己的名誉为希特勒做担保，他不想放弃。“我们都有责任。我们的信念，即百分之九十五的既定目标，还是好的。我们仍然还有机会。”
汉夫施丹格尔说他自己被除掉的可能性很大，埃贡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之后，普茨开始教埃贡怎样逃跑：“你知道，在他们的追捕下，我很难全身而退。所以，等时机到了，你也得好好规划一下逃跑方案。但愿我们两个人都有好运。”
埃贡隐秘的逃跑准备必须非常周密谨慎，一切都要精确安排。
一阵微风刮起，他们的小船“可能”号在涟漪之上荡漾起来。汉夫施丹格尔一边给儿子概述他的周密计划，一边留时间让儿子消化他所说的东西。“我对这个计划的简单易行的程度感到惊讶。”埃贡回忆道，“我们商定了几个暗号，到时候他会以此来告诉我如何行动。”以他们船只的名字“可能”开头的一句话是让埃贡收拾行李的信号，同时提醒埃贡“到当时选定的那些地方中的某一处去”。“可能”号回到皇家巴伐利亚游艇俱乐部时，埃贡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牢记于心”了。
直到1937年2月11日，也就是普茨生日那天，希特勒才采取行动。当时，普茨接到命令，要他飞往西班牙，去保护德国记者在佛朗哥政府管理下的国家中的权益。飞机起飞后不久，飞行员就透露：一旦他们飞到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间的区域，汉夫施丹格尔将不得不跳伞到红色阵线那边[3]。
“那不等于死刑吗？”普茨惊呼道。
飞行员说：“就在刚刚起飞之前，我接到了戈林签署的一道命令。”他深表同情，但他能做什么呢？他没有再说什么。很快，其中一个发动机开始噼啪作响。“出岔子了，”飞行员意味深长地看了坐在后面的普茨一眼，说道，“我们得在一个小型机场迫降。”
飞机一着陆，普茨便说自己要打电话到柏林请求指示。事实上，他的电话打给了自己的秘书。普茨告诉她，他接到的命令突然有了变化，他要回巴伐利亚与家人一起庆祝自己五十岁的生日。接着，他通知飞行员，元首命令他返回巴伐利亚的乌芬。事实上，当晚他乘坐了一列开往慕尼黑的夜班车，接着搭乘了一班开往苏黎世的早班车。后来，他给埃贡发了一条仅有一个词的电报：“可能号。”
埃贡收拾了几件衣服，带上一张有希特勒亲笔签名的希特勒照片，在上衣口袋里塞了一把自动手枪，然后搭上了去苏黎世的火车。他在列车上的厕所里藏了好几个小时。即将到午夜时，他与他父亲会合了。
普茨与埃贡在伦敦两年之后，汉夫施丹格尔和埃贡一起待在伦敦。埃贡在圣保罗学校上学，普茨在四年前控告《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诽谤并胜诉，于是就依靠赔偿款以及英国朋友们的资助生活。他得知希特勒敦促他的老朋友赫尔曼·埃塞尔出访英国，劝他回德国。“把我的承诺带给他，”元首说，“他可以十分安全地返回德国。”纳粹之前那样对待普茨只是“开玩笑，他无须逃跑”。
许多年以后，埃塞尔在普茨家吃午餐时向我透露，汉夫施丹格尔拒绝回到德国。尽管如此，卡尔·包登夏茨再次拜访了普茨，并向普茨担保他可以官复原职。“替我转告希特勒先生，”普茨说，“如果他给我寄一封个人名义的道歉信，并让我名副其实地担任他的外交事务顾问，我就会考虑回德国。”
他没有收到希特勒的信件，却收到了希特勒的影子鲍曼的一封信。鲍曼在信中承诺取消对普茨的任何惩罚，而且会对普茨在伦敦的开销进行补偿。普茨还是拒绝了。执着的卡尔·包登夏茨又来了，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汉夫施丹格尔的上一任秘书的丈夫，此人现在效力于戈培尔。他们还带来了一封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安抚信。普茨正要再次拒绝时，包登夏茨威胁道：“如果你不回去，我们会用别的方法让你闭嘴。”
普茨针锋相对地说，他已经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副本已经锁在欧洲三座不同的城市中：“如果我寿终正寝，这些副本就会被自动销毁。如果我不得善终，我的回忆录就将公之于世。”
“你这纯粹是讹诈。”包登夏茨愤怒地回答道。
“死人什么时候讹诈过活人？”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军队入侵了波兰，普茨于次日让埃贡经加拿大前往美国。当天晚上，他在伦敦西肯辛顿区的公寓的门铃突然响起。两名便衣侦探站在门口。“您是汉夫施丹格尔先生吗？”其中一人说道，“我们接到命令要以敌国侨民的身份逮捕您。您无须随身携带很多东西，就几天工夫，例行公事而已。”事实上，这次拘留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英国议会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不久之后，战争的消息就传到了埃贡搭乘的那条船上，这使他想起了他那身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我为什么现在还要带着这身衣服呢？”他这样问自己，“魁北克海关的人也许并不知道这身衣服代表了什么。另外，我当时是回家，我要以正确的方式处理掉这身服装。”那晚，他将制服带到了甲板上，看了那套制服最后一眼：袖子上带有“卐”字袖章，肩膀上带有“希特勒青年团325大区第13分部”字样。
“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沉入海水之中，我看着它被波涛吞噬。制服的帽子在我手中旋转之后，随着微风飘向了远方，在我的视野里渐渐变小，直至落在水面之上。”
普茨为美国效力几年后，普茨得到了一次为希特勒强大的敌人美国效命的机会。1943年春天，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疯狂的比尔”威廉·多诺万将军向一个著名的情报分析师沃尔特·兰格博士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希特勒？”沃尔特·兰格博士曾为战略情报局设立过一个战地精神分析小队。
多年来，精神分析学界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大家给出了各种不同的答案。弗洛伊德在1939年于伦敦去世之前，给希特勒贴上了精神错乱的标签。亲自观察过元首的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在文中提到希特勒就像一个机器人：“他仿佛是一个双面人。他可以像阑尾一样隐藏在人体之中，十分谨慎地不让自己被发现，以避免影响到其余器官。”还有许多其他答案，其中大部分来源于那些对于希特勒私生活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人。
兰格对纳粹德国的了解来源于一手资料。兰格是弗洛伊德家的常客，他曾经和他人一同说服这位八十二岁高龄的精神分析师离开奥地利，因为希特勒对精神分析师和犹太人都恨之入骨。
兰格陪同弗洛伊德及其家人去了边境，在那里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进行了干预，使驻扎在那儿的大部队未能拘留弗洛伊德及其家人。
兰格博士告诉我，他曾在美国和加拿大搜寻熟悉希特勒的人，最终结果证明普茨·汉夫施丹格尔是最好的信息来源。一年前，普茨在哈佛大学时的朋友富兰克林·罗斯福将普茨从加拿大的一个战俘营里救了出来。普茨说服了一位参观这个战俘营的记者赫斯特，让他带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表示自己愿意在美国与希特勒作战时以军事、政治顾问的身份提供服务。罗斯福立即派遣他的顾问约翰·富兰克林·卡特前往加拿大。“总统接受了你的提议。”卡特对普茨说。几个月后，一名美国特工前来护送普茨前往美国。“汉夫施丹格尔博士，我不得不令您失望了，”特工说道，“因为我无法给予您完全的自由。可以说，我们是向英国人借用了您，因为英方坚持对您进行监禁。[4]”
普茨被带到卡特在华盛顿的家里。卡特对他说：“根据我方与英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我首先要把您介绍给由总统亲自任命的看守。”
这无异于给普茨浇了一盆冷水。然而当他被推进隔壁房间时，他看到站在眼前的是自己的儿子——如今已是美军一名中士的埃贡·汉夫施丹格尔。时隔三年，他们第一次拥抱在一起。
普茨最终被带到了弗吉尼亚州布什山上一座豪华的住宅里。在那里，他写了些关于希特勒的材料，包括希特勒面临危机时可能做出的反应，希特勒的优点、弱点，以及希特勒的个人癖好等。虽然这些材料自然带着希特勒这个前任“宫廷弄臣”的偏见和臆测，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观察过希特勒这么长时间，与希特勒的关系曾经这么密切，更不用说在美国了。
“最终解决方案” 希特勒的个人责任我在1971年初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弄清“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真相。许多德国高官坚信，要么屠杀犹太人之事是夸大其词，要么希特勒本人对此毫无责任。我和寿子到过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其他集中营，我自己的研究也已经证实了“最终解决方案”的可怕程度，而且这的确是希特勒的点子。我已经在希特勒的第二本书里找到了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最终解决方案”出自希特勒。希特勒是拒绝公开发表这本书的，但它最终作为《希特勒的秘密书籍》于1961年出版了。《我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这本书是霍雷肖·阿尔杰的小说和政治手册的结合体；而没有标题的第二本书是希特勒的一个与《我的奋斗》大为不同的尝试，希特勒希望此书能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并将其个人信仰与政治使命统一起来。
“历史本身，”他在第二本书中写道，“是一个民族为生存而斗争的表现……就像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对抗死亡的外部斗争一样。”人类的基本需求不只是自我保护，还有生存空间。他还讨论了一个民族“流血价值”的重要性，这一概念被他用来佐证自己对犹太人的仇恨。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直接把犹太人称作世界的敌人。此外，他还主张向东方进军，为德国人民赢得生存空间。在这本未出版的书里，他首次说明了自己的两个最紧迫的信念——处理因犹太血统的污染所造成的危险，和德国迫切需要足够的生存空间，这两者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了一起。如果德意志帝国无法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它将会走向灭亡，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征服。如果没有消除犹太人的威胁，那么就不存在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也没有种族纯洁性，民族就会衰败。他现在有一个双重使命——向东夺取生存空间和彻底消灭犹太人。这两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早些时候，他将这两个任务视为独立而平行的，现在他把二者视作一回事。他还认为，对于消灭犹太人，路德宗和其他反犹太主义者只是谈谈而已，唯有他阿道夫·希特勒有一个行动蓝图——一个真正的“最终解决方案”。
很明显，希特勒领导了一场大规模消灭犹太人的行动，也许这就是希特勒禁止出版那本后来成为《希特勒的秘密书籍》的书的原因。也许他担心，对许多德国人来说，他那些话中所隐含的残酷事实——大规模屠杀是难以接受的。这本书中的好几段都为他种族灭绝的动机提供了线索。书中有两段指控犹太人的毒害和腐败，这揭示了他对灭绝犹太人一事非常上心。书中的第一段提及马提亚·艾尔兹贝格，他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政府的代表，签署了1918年的停战协议。希特勒说他是“犹太雇主和一名女仆的私生子”。希特勒是不是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从童年时期以来，希特勒就听到一个流言，说他的祖母曾在格拉茨的一个犹太家庭里当仆人，怀了那家少爷的孩子后回到家里。希特勒曾让他的律师汉斯·弗兰克暗中彻查此事。弗兰克打探了“所有可能的信息来源”后，提出了一个令希特勒万分震惊的报告。我从一个美国的精神病医生那里得知了这个情报，他曾在战后审问过弗兰克，说服弗兰克写出调查的全部经过。报告里面提到，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斯基克格鲁伯，可能是“一个名叫玛丽亚·斯基克格鲁伯的厨娘的私生子。玛丽亚曾在一个名叫弗兰肯伯格的犹太人家里工作，并在这期间生下了她的儿子。而犹太雇主弗兰肯伯格曾代表他那十九岁的儿子给斯基克格鲁伯支付过一笔从孩子出生到其十四岁的抚养费，这件事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阿洛伊斯五岁时，其母亲嫁给了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阿洛伊斯的母亲去世之后，格奥尔格的兄弟约翰·内波穆克·希德勒将阿洛伊斯抚养长大。1876年，阿洛伊斯就以希德勒（Hiedler）的名字正式将自己命名为阿洛伊斯·希特勒（Alois Hitler）。
希特勒写第二本书时，他的母亲死于癌症，所以，他在写这本书时，是不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如果一个人患有癌症，且注定要死亡，因为手术的成功率极低而拒绝手术应该是一种愚蠢无知的行为吧？”正如他一直对自己的母亲痛苦地死于癌症一事耿耿于怀一样，他非常害怕自己的父亲可能有部分犹太血统，这种恐惧一直困扰着他。
我从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道尔连那儿得知，希特勒写完这本秘密之书后，去看了一个身为纳粹党员的精神科医生，即慕尼黑的阿尔弗雷德·施文宁格，以缓解“对患癌的恐惧”，这并非巧合。施文宁格医生没有留下自己的治疗记录，他未能缓解希特勒的恐惧，他将希特勒的恐惧仅仅诊断为幻觉。希特勒的这种恐惧，连同他对消灭所有犹太人的执念，将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所以，他后来向普茨·汉夫施丹格尔吐露犹太人是“世界的癌症”，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下定决心，要揭示希特勒就是“最终解决方案”的设计师，而且我已找到了足以支持我的观点的目击者和文件。德国和其他地方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中，有人试图竭力淡化甚至全盘否定希特勒对此事的完全知情和责任，对于这样的做法我绝对不能听之任之。
1938年11月，反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过去一星期后，希特勒颁布了《帝国公民法》的第一项条例，补充了早期《纽伦堡法》关于种族问题的规定，将非雅利安人明确划分为几类。希特勒第一次明确定义了什么是犹太人：（外）祖父母至少有三个是犹太人；或（外）祖父母当中虽然只有两个是犹太人，但本人已与犹太人结婚或接受了犹太教。接下来是以前从未提及的类别：半犹太人，即混血儿——（外）祖父母中只有一个是犹太人，以及那些（外）祖父母当中有两个是犹太人，但本人未曾与犹太人结婚或未曾加入犹太教的人。这些半犹太人不再是镇压的对象。有了这样一个繁缛的条例，希特勒所憎恶的大量敌人就可能会规避“最终解决方案”。他一直害怕自己的（外）祖父母有一个是犹太人，难道实际上他这么做是为了救自己吗？
只有少数人知道，元首这么做其实是担心自己有部分犹太血统。这一新条例一经颁布，几乎所有人都不明就里：这是否意味着，如今他已经是德国的独裁者，他反犹太人的计划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必要了呢？抑或是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消灭犹太人的口号以平息西方的愤怒谴责？也许还有这样的可能，他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最终解决方案”，只是行动的时机还没成熟。
答案于1939年1月21日揭晓了。元首告诉捷克外交部长，他无法向一个没有消灭其犹太人的国家提供任何保障。“害虫必须铲除，犹太人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到今年年底，德国将不会再有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将因1918年11月背叛德国而付出代价[5]。“清算的日子到了。”几天后，所有德国境内的外交使团和领事馆收到了德国对犹太人全面宣战的通告，“德国犹太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将所有居住在德国领土上的犹太人迁移出去”。“迁移”就是“谋杀”的委婉说法。希特勒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呼吁世界上所有的反犹太主义者支持他消灭犹太人的神圣使命。希特勒确信，在其冠冕堂皇的措辞之下，其他大国都会赞同“最终解决方案”，因为他们不必弄脏自己的双手。
1939年，在纳粹掌权六周年的纪念日上，希特勒在国会演讲中以更露骨的形式公开透露了自己的新政策。他以和平的名义亲自向全世界的犹太人宣战。他说，英国、法国和美国很快就会认识到，德国是想要和平的，且断言德国打算攻击邻国是犹太人的谎言。希特勒公然揭开了“最终解决方案”的面纱，他私下的想法和公开的说法开始公开并轨了。“在我的一生中，我常常扮演预言家，也常常因为这个身份而遭到嘲笑。”他大声说道，“我将再次成为一名预言家：如果欧洲各国国内外的犹太国际金融家成功地令各个国家再次陷入世界大战，那么其结果不是全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是犹太人的胜利，除非我们消灭欧洲土地上的犹太种族！”
所有这些证据都清楚地表明，无论是“最终解决方案”的想法，还是决定将消灭犹太人这个想法付诸实施，希特勒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还是必须指出，许多德国高官认为六百万犹太人受害者的数字言过其实，只是犹太人为了满足其宣传目的而捏造的。
通常，那些地位不太高的人不仅会向我提供大屠杀的细节，还会补充有关希特勒生活和工作的奇怪环境的细节。正是这些人告诉我，1942年1月23日，希特勒在午餐时宣布（当时很少出席这种场合的希姆莱也在场）：“行动必须果断迅速。拔牙时，一下子猛地把牙拔掉，痛苦也就马上消失了。必须将犹太人从欧洲清除出去。正是犹太人妨碍了一切。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意识到我是十分人道的。”毕竟，他只是要求犹太人离开。“但如果他们拒绝自愿离开，我看不出有其他解决方案，唯有灭绝。”希特勒从来没有向他的家庭圈子透露过自己内心的这些想法，也许是希姆莱的在场使他吐露心声。
希特勒“最终解决方案”的计划如期进行。到1942年春天，波兰境内已有六个屠杀中心。犹太人在四个集中营里被发动机排气管排放的瓦斯毒气毒死。奥斯维辛附近的两个装置则使用氰化氢“齐克隆B”。在苏联境内的德国占领区，滔天大罪也在持续，尽管德国东部占领区政府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反复呼吁应将这部分犹太人视为盟友，而非敌人。罗森堡敦促东部占领区与德国总部的联络人沃纳·克彭务必将以下信息传给希特勒：这些人确实是反对斯大林的。
克彭以及鲍曼手下的海因里希·海姆对我来说是无价的信息来源。这两人都暗中记录下了希特勒非正式的“席间闲谈”，克彭为罗森堡做记录，海姆为鲍曼做记录。我联系了那些已知的在战争期间与他们关系友好的人，请这些人帮我找到这两个人的行踪，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他们。听说我在找他，海姆便主动联系了我，详谈了有关鲍曼和希特勒的细节。海姆不知道克彭就住在离他几个街区的地方，是我让他们又聚到了一起。
在赫斯乘飞机离开之前，克彭已经能够直接与元首打交道了，但之后一切事务都必须经由鲍曼之手，鲍曼在他们之间竖起了一堵石墙。克彭有个悲观的看法：“决定命运发展的推手就埋藏在这里。在我看来，这断送了我们在东方的大好局面。”
摩根法官与希特勒大胆对抗目睹屠杀犹太人这一暴行的最重要证人之一是康拉德·摩根，他是一名三十四岁的德国律师，为希姆莱效命。自学生时代起，摩根便受到法治观念的熏陶，后来他成为一名党卫军法官。几个受访者曾告诉我，他在制止暴行方面，比其他任何人做得都要多。在另一个党卫军法官的帮助下，我几经努力终于说服了摩根法官与我交谈。我首先必须承诺绝不能透露他目前居住的地方，以及他现在身为律师的化名，因为他不仅害怕纳粹分子的暗杀，还担心美国特工的暗杀。遵照他的指令，我绕道来到他所居住的城市。我本以为他会多疑，不愿交谈，但令我惊讶的是，他很坦率，也很热诚。“有人向我保证过，我可以信任你。”他说道。他还让我承诺当他在世时，我不能透露是如何得知他的故事的。在他去世之后，我才可以公开所有的细节，但仍然不得透露他家人的下落。他令我想起了我的一名从底层爬上来的律师朋友。他们俩都很沉稳，令人放心，说话很平静，很少使用形容词或副词。和他们俩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放松。摩根很熟悉我的工作，他说正因为如此，他才愿意和我谈论自己的过去。他将往事娓娓道来，好像他是那段危险经历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
他允许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给他录音，直到夜已深。他告诉我，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和一名党卫军助理法官，他曾坦率地反对非法行为，不管是谁犯法。“我的判决严格地立足于证据。”他苦笑道，“我经常激怒自己的顶头上司，于是被调到了前线的一个党卫军师里以示惩罚。”但他声名显赫，于是在1943年又被调到由海德里希负责的帝国保安部的金融犯罪办公室。
“这样的调动算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处理方式：我不能再办理政治案件。那年初夏，我接到了一个例行的调查任务，那便是澄清一个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存在已久的腐败案件。”集中营的指挥官卡尔·科赫曾被怀疑将集中营里的劳动力出租给外面的雇主，他还在食品供应方面敲诈勒索。总而言之，他管理集中营是为了图谋私利。但摩根的初步调查没有得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一排证人都坚持认为科赫是无辜的。”
摩根所遇到的正是普茨·汉夫施丹格尔曾警告过的纳粹统治集团中的腐败。摩根拒绝采取妥协的立场，而是继续深入调查。1943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真实面目还未显露，但摩根迅速突破了这层伪装，并了解到“水晶之夜”后大批涌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犹太人的身上都发生了什么，那时以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的现象正在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本来能作为证人的囚犯都已被谋杀了，于是摩根调查了科赫的银行记录，证据表明科赫贪污了十万马克，并从犹太囚犯那儿没收了贵重物品。面对这些证据，首席法官鼓励他往上追查，直到最终查到希姆莱本人身上。然而，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党卫军元首希姆莱竟然批准他继续追查下去。
摩根回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揭开了腐败的网络，然后通过审讯击溃了科赫。科赫招供了，被处以绞刑。但摩根没有止步于此，他沿着腐败的踪迹来到了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附近其他的死亡集中营，他开始关注那些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事件。这一次，上层阻止了摩根触及希姆莱，所以摩根决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一切能做的事来阻止此类犯罪行为。“我无法阻止国家元首下达的杀戮命令，但我可以制止这个命令之外的杀戮，制止违抗这个命令的杀戮，以及制止其他严重违反法律的杀戮。”他开始扩大调查范围，对尽可能多的主要官员采取了针对性措施，从而破坏到整个毁灭犹太人的制度。即使在一个由黑帮或是更糟糕的人所操控的极权主义国家里，他仍旧可以使用扭曲的纳粹刑法来对付他们。党卫军内部送他一个外号，叫“猎犬法官”。他审讯了八百个左右的腐败案和谋杀案，其中有二百个案件被定罪。到1945年春天，希姆莱命令摩根暂停所有的调查。他当时的目标之一是一个级别很低的名叫艾希曼的帝国保安部官员。
自从他开始在体制内利用体制抗衡体制的那一刻起，摩根就身处险境了，战争之后依然如此。他受到了盟国相当残酷的虐待，因为他拒绝宣誓，拒绝提供证据和证词。就他秉持的司法理念和准则而言，这些是不被容许的。一个美国黑人士兵非常同情他，在将他移交给苏联人之前把他给放了。除了在纽伦堡审判中他短暂地露过面，其他时候他一直在躲躲藏藏，不仅躲着纳粹，而且也躲着美国人，一直到我找到并采访了他。
我开车去慕尼黑的路上仍然神思恍惚。此人是站出来对抗希特勒和“最终解决方案”的少数中高层纳粹分子之一，而且他幸存了下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已得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的确存在一个“最终解决方案”。当我问摩根法官他对六百万犹太人死者这一数字怎么看时，他想了一下，说道：“大致正确。”
针对希特勒的爆炸案1944年7月20日，部分高官试图在狼穴（即希特勒位于拉斯登堡的东部指挥所）里举行的会议上引爆炸弹以杀掉希特勒，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同时还试图夺取在柏林的政权。据雷默和斯科尔兹内的生动描述，他们俩在阻止政变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场政变让希特勒心惊胆战，提前衰老，一耳失聪。当时站在希特勒身旁的阿道夫·豪辛格将军告诉我，他看见策划暗杀的施陶芬贝格在桌子下放了一只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我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目击者了。他证实，这场暗杀之后希特勒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炸弹暗杀之后，特劳德·荣格和戈尔达·克里斯坦听了希特勒对德国人民发表的演讲。演讲很简短，因为希特勒的唯一目的是让人民安心，让人民认同他是战无不胜的。希特勒说，他把这一切归结于命运。众人回到地堡后，莫雷尔医生再次为希特勒号脉，脉搏正常。特劳德可以看出，这令元首很自豪：“他需要再次相信他是无懈可击的。”
第二天上午，希特勒的右耳仍然听不到任何声音，两眼不停地冒金星。勃兰特医生建议他休息几天，但他坚持要拜访那些在炸弹爆炸时受伤的军官。有四名官员已经死亡或垂死，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忠实的施蒙特，正处于危险境地。看到他躺在病床上如同死去，元首流泪了。“我很抱歉，无辜者也要跟着我受苦。”他对受伤的卡尔杰斯科·冯·普特卡默说道。（和其他幸存者一样，普特卡默向我具体描述了爆炸及随后的一些细节。）“这些先生心里有我，而且只有我。”希特勒不知道逃脱了多少次暗杀！“我认为这是命运的指示，是上天要留下我来完成既定的任务，难道你不同意我的想法吗？”这最后一次暗杀，“只能使我更坚信：万能的上帝召唤了我，让我指挥德国人民——不是走向最后的失败，而是走向胜利！”
希特勒的司机肯普卡从柏林开了一晚上的车赶来，他看到希特勒还是一如既往地镇定自若后松了一口气。“事情本可能会更糟糕。”元首笑着说。但是，希特勒已难以忍受耳朵的疼痛了，于是莫雷尔医生想到眼耳鼻喉科的专家卡尔·范·艾肯医生那儿寻求帮助，但却无法联系到他，而在范·艾肯医生诊所工作过的欧文·吉辛医生就在附近的一家战地医院。
吉辛是了解所有关于希特勒的右耳的医疗细节的关键性人物。他向我生动地描述了其他医生的情况，而且最终他妻子说服他给我看了一些从未给其他人看过的文件。情况往往如此，妻子或姐妹或家庭成员往往会说服他们的亲人相信我。根据希特勒以前的一位秘书的指点，我试了一下运气，在驾驶约一百五十公里后找到了吉辛。这是我的一个成功的调研例子。
希特勒的医疗问题1971年，我第二次来到德国时，终于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一个小镇找到了吉辛医生。在三次长时间的采访中，他讲述了自己与希特勒的会面，这些会面总是令人难忘。
他从未接受过这么长时间的采访。最后一天，他甚至让我看了他宝贵的日记，还借给我能证实他贡献的信件和文件。战争时期的吉辛医生，年轻而自信，且习惯于迅速而果断地做出决定。他看起来更像是一名前线指挥官，而不是医生。即便如此，他第一次见到元首时还是有一种奇怪不安的感觉。当时是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勃兰特找吉辛给希特勒治疗耳朵。“我必须在希特勒地堡的一个小房间里等待这个‘非同寻常的神秘超人’的出现，在这期间这种不安感变得愈加强烈。”以前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元首的。吉辛本希望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一个大房间里，这样希特勒不得不朝他走几步，吉辛就有机会在自己被介绍给元首之前观察他。元首先是静静地凝视着他，接着对他的新医生表示信任，这驱散了吉辛的不安。不管怎样，希特勒已经无声地设法弥补了两者地位之间的鸿沟。检查结束后，吉辛向他保证，尽管耳膜严重破裂、内耳受损，但只要内耳没有被感染就并无大碍。
“我对希特勒的第一印象是，他并不是一个强势得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有着能将人催眠的迷人个性。就我的第一次观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疲惫不堪的人，小心翼翼地使用着自己不多的余力。我没有发现他的眼睛能穿透别人的灵魂，也没有发现媒体及他人口中的残暴本性。”
三天后，范·艾肯医生过来给希特勒检查身体，希特勒向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症状。那时，吉辛医生已经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像海因里希·海姆一样悄悄地记下希特勒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将笔记记在一本黄颜色的袖珍手册里，用的是由拉丁语和自己的速记符号组成的代码。”范·艾肯教授确认了吉辛的诊断后，叮嘱希特勒至少卧床休养一周以上。但是，希特勒很幽默地拒绝了：“你们串通一气，企图把我弄成一个病人！”当天晚些时候，他要求吉辛再次用烧灼法治疗他的左耳，因为它还在流血。“我不觉得痛。”希特勒说，接着又匆忙补充道，“疼痛是为了让一个人变得刚强。”
吉辛医生与元首相处时直率真诚、不阿谀奉承，所以很快就成为家庭圈子里受欢迎的成员。希特勒常把他带在身边，和他长时间地天南地北地闲聊，从素食主义到耳朵。经历过一次医疗检查后，希特勒对内耳的功能非常着迷，他甚至将耳镜塞入他那不幸的助手林格的耳朵里，像关注战场形势地图一样研究细节。令吉辛发笑的是，希特勒把所有的音叉拿在手里，开始用一整套仪器对“病人”林格做检查。用秒表记下林格的反应速度后，希特勒对吉辛说道：“医生，你知道吗，我年轻时就想成为一名医生。”他的声音近乎羞怯。“但是，我的另一项事业出现了，于是我认识到了我真正的使命。”之后，他让吉辛把科内希教授的耳科学教科书替他找出来。不久之后，林格告诉吉辛医生，那天晚上希特勒医生还检查了两名护理的耳朵。
到8月底，吉辛医生已经数次听希特勒说起，他自己只有两三年的寿命了。范·艾肯教授前来为希特勒看病期间，他在旁边无意中听到元首问教授多大年纪，教授回答：“七十了，我的元首，快到七十一岁了。”
“不错。”希特勒说，“我想我活不到那么大年纪。担心、悲伤和烦恼正在吞噬着我，我活不过两三年了。”希特勒制止了范·艾肯的反对，继续说道，“我亲爱的教授，我还能维持两三年时间，我不得不为我的人民活着并工作，这样其他人就能在这期间找到继承我的事业的途径。”
“这样的谈话使我深信，”吉辛回忆道，“元首肯定是一个高度精神错乱者，一个别人永远说服不了的人，即使将所有的事实都摆在他面前也说服不了他。希特勒的那种躯体性精神病，以及那种坚信自己比其他人都做得更好的执念，是源于一种严重的神经病变。”
吉辛非常担心希特勒的身体，于是他力劝希特勒做头部X光检查。希特勒拒绝了。“我很震惊。元首一直在家庭圈子里拿他的右手开玩笑。他的右手抖个不停，导致他再也无法自己刮胡子了。他还向我抱怨，身上一直疼，特别是肚子。”这些疼痛令吉辛最为担心。他劝希特勒停止服用莫雷尔医生给他开的大量药片。“服用百分之十可卡因溶液，”吉辛叮嘱道，“可以缓解窦性痛。”希特勒勤快地蜷缩了数小时，戴上药物吸入器后其疼痛终于得到了一些缓解。他又开始和吉辛亲切地交谈起来，从吸烟的危害谈到德国的未来。像往常一样，吉辛用自己的符号详细记下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他还巧妙地对希特勒进行了隐秘的心理测试，并在日记里把这次测试描述为“相当原始的”。他得出结论，他的患者是一名“凯撒躁狂症精神病患者”。
9月初，范·艾肯教授又来探视。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莫雷尔医生仍然给希特勒开了注射剂和大量药片。范·艾肯与吉辛、勃兰特及哈瑟尔巴赫秘密会面，拒绝了他们让他直接向希特勒提出警告的建议。范·艾肯说，元首仍然完全信任莫雷尔。
一周之内，希特勒抱怨道，他因胃痉挛而彻夜难眠，头部左侧持续疼痛。9月12日，吉辛给他进行可卡因治疗时，他喃喃自语道：“我眼前发黑了！”他感到头晕目眩，不得不抓住一张桌子以防止摔倒。他的脉搏跳得很快，吉辛担心这可能是冠状动脉引起的，但九十秒后他的脉搏又恢复了正常。两天后，他又有了同样的痛感，莫雷尔给他注射了三次，暂时缓解了疼痛。但在9月16日，第三次疼痛又轻微发作。这次希特勒同意做吉辛催促了一个月的事：进行头部X光检查。
同一天，希特勒召集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和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到会议室。约德尔在会议室对当前局势做了概述。东部迎来了喘息之机，因为苏联人的夏季攻势似乎已经到了尽头。“但在西部，我们在阿登高地迎来了真正的考验。”约德尔汇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丘陵地带曾是德国通往胜利的高速公路。1940年，这一带再次成为德国走向胜利的高速公路。
听到“阿登高地”一词，希特勒突然振作了起来。他举起手大喊道：“停！”会场一片静默。希特勒说：“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要进攻。就从这儿开始——从阿登高地开始。”
对胜利的期盼又浮上了希特勒的心头，开始复苏的精神使他履行了对吉辛医生的承诺。9月19日，他去拉斯登堡战地医院做了头部X光检查。第二天，吉辛和莫雷尔检查了结果，吉辛继续给希特勒做了些日常的检查。希特勒再次抱怨肚子疼，并坚持要服用六颗莫雷尔医生开的黑色药片。“我很担心。”吉辛回忆道，“我让林格给我看了一下药品包装，标签上写着‘防毒药片’，内含‘百分之四马钱子提取物和百分之四颠茄提取物’。”吉辛震惊了，马钱子碱（又称番木鳖碱）和阿托品是两种毒药！这就可以解释希特勒心脏病发作、喉咙嘶哑以及皮肤异常发红等一系列症状了。即使是莫雷尔医生开的这种黑色药片也只能让希特勒的疼痛得到少许缓解。“痉挛非常严重，”希特勒对吉辛说，“有时我会痛得大声尖叫。”
希特勒的病情恶化了。9月25日，吉辛发现元首的皮肤在阳光下不再是红色，而是黄色。第二天早上，希特勒因剧痛而整夜未眠，无法下床，家庭圈子的人都吓坏了。他拒绝见任何人，也不吃任何东西，但他最终还是起床接受吉辛给他做日常检查。他不顾吉辛的反对，坚持要采取温和的可卡因治疗。“不，亲爱的兄弟，”他疲倦地说道，“我觉得这几天我身体虚弱是因为肠道功能不好以及痉挛。”在离开希特勒的房间之前，吉辛偷偷拿了一盒莫雷尔开的药片，他把上面的标签给哈瑟尔巴赫看了。看到该药品中含有马钱子碱和阿托品，哈瑟尔巴赫惊恐不已，他建议吉辛不要采取任何措施，等勃兰特医生回到狼穴再说。
莫雷尔必定是察觉到了蛛丝马迹，他禁止其他医生见元首。于是其他医生在绝望之中投向了本来最不可能投靠的人——私下里讨厌勃兰特医生的鲍曼。他们希望鲍曼能设法让希特勒相信，莫雷尔让希特勒长时间服用的这种防毒药片是十分危险的，而鲍曼却马上跑到希特勒那儿，控告那些医生密谋陷害莫雷尔以谋取私利。
两天后，吉辛被召去处理希特勒的剧烈头痛。希特勒看到他的时候，直言不讳地问道：“医生，你是怎么想到防毒药片这件事的？”听完吉辛的解释后，他皱着眉头说道：“你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说？你不知道我很信任你吗？”
“他们不准我进入。”吉辛说。哈瑟尔巴赫医生和勃兰特医生也无法进来。
希特勒换了个话题，声称他曾经有过类似的症状，尽管没这么严重。“持续的担心和烦躁不安令我无法休息。我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心里一直以德国人民为念。”他微笑着，坐得更直了些，“我感觉好点了，我相信几天后我就能下床了。”
“我为他检查身体的时候，”吉辛说道，“他说：‘医生，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服用马钱子碱也没有那么糟糕。我的施蒂里亚州（即奥地利的施泰尔马克州）的同胞们也吃马钱子碱，且吃完后感觉良好。他们在少年时期就养成了这种习惯，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加大用量，这使他们能够承受很大的剂量。我得知他们服用的剂量，对于未曾习惯马钱子碱的人来说是致命的。’”
“施蒂里亚州的那些人吃的是砒霜，而不是马钱子碱。”吉辛纠正道，“他们被称作砒霜食客。”
希特勒没有生气：“我一直以为他们靠吃马钱子碱维持生命，但我认为你说得对。我很惊讶，你竟然对这些事这么清楚。要不是你告诉我，我还坚信他们吃的是马钱子碱。”
吉辛回答，这算不上是特别专业的知识，每个医生都应当有所了解。“嗯，我亲爱的医生，”希特勒友善地回应道，“你样样精通，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这是我第一次给元首做一个完整的检查。检查完他身体的每个部分后，我知道所谓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的说法纯属谎言。”
希特勒变得很爱说话。“你看，医生，除了精神亢进，我的神经系统非常健康，我希望一切很快好起来。”他不停地感谢吉辛为减轻他的痛苦所做的一切，“而现在，命运再次派你来侦查防毒药片之事，你让我免受进一步的伤害，我原本打算在恢复后继续服用这些药。”他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嘴，一直说个不停。“我亲爱的医生，这是天意让你做这次检查，并让你发现了其他医生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我无论如何也要非常感谢你所做的一切，我将永远忠于你，即使你曾经攻击过莫雷尔。我再次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他紧紧握住吉辛的手。“我现在能不能多来一点可卡因？”
吉辛给了希特勒很小的剂量。希特勒感觉很好，他说：“我很快就会好起来，能下床了。”他继续说着，然而他说的话模糊不清，脸色也变得苍白。“我的元首，您没事吧？”震惊的吉辛问道，希特勒此时失去了知觉。“我转头看向林格，林格正在应门。然后，我意识到，希特勒这个暴君如今任凭我摆布！‘当时，’我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不想让这样一个人活着，让其以纯粹主观的方式行使生杀予夺的权力。’我把一根棉签插入可卡因瓶中，然后匆忙地往元首鼻子里刷，我知道再刷一次可能会致命。”
这时林格发话了，这让吉辛吓了一跳：“治疗还需要多长时间？”
“快结束了。”他只好说道。
希特勒突然踢了一下腿，仿佛很痛的样子。“元首又肠痉挛了。”林格说道，“让他休息休息吧。”
吉辛极力掩饰自己的恐慌，尽快骑车回到了战地医院。“我杀了元首吗？我打电话给哈瑟尔巴赫，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我打算告诉大家我要回到自己在柏林的办公室，尽管柏林最近遭到了轰炸。”得知希特勒还活着，吉辛医生又回到了狼穴。他发现元首很友好，希特勒已经决定停止追究防毒药片一事了。“我仍然信任莫雷尔。”他说道，接着他又说他下午会去见勃兰特，亲自解决这件事。
这件事的解决方式是希特勒风格的，他同时解雇了哈瑟尔巴赫和勃兰特。吉辛收到指令，让他立刻去见鲍曼。“鲍曼看到我紧张的神色后表现出很开心的样子，我知道这一次我完了。众所周知，鲍曼喜欢戏弄他手下的受害者。‘你无须把整件事看得太悲观，我们对你没有恶意。相反，元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信中有许多感谢之辞，还附有一张一万马克的支票。吉辛把支票放在桌上。“如果你拒绝接受，”鲍曼说，“元首会觉得受到了侮辱。”
“我再一次向元首报告时，他伸出了手：‘医生，你会理解的，防毒药片这件事必须一次性彻底解决。我知道你这么做只是基于你的理想和职业操守。’”希特勒所做的不仅仅是多次感谢吉辛，他甚至提拔了这个试图杀了自己的人。
吉辛医生是我无论走多远都要找到的信息提供者。当你采访这种有深度且专注的人时，你不会考虑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他似乎很欣赏我所付出的努力，而且他还从未被采访过。我认为吉辛告诉了我这一切后他感到轻松了些，不仅是在第一次采访中，在之后的两次追加的长时间采访中也是如此。
为了完成绝大部分类似的采访，我前后去过德国三次。每一次去德国都让我疲惫不堪，非常想回到家中，回顾一下我所得到的资料，和寿子、多美子共度美好时光。她们陪我踏上了第三次去德国的旅途，她们的陪伴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第三次到德国时，德国人在采访中更加坦诚，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因为，很少有德国人见过来自其前盟国日本的人。
创作过程1971年12月，我刚回到丹伯里就收到了安·托马斯小姐的来信。托马斯小姐看过关于我的书的报道。希特勒统治时期，她一直生活在德国，当时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她主动提出要帮助我。虽然过去二十年里，许多读者都曾主动帮助我，但是从来没有人像她那样，提出要帮我把录音带里的内容整理成文字稿，这着实让我震惊。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何况她拒绝任何酬劳。她说这是她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责任。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把堆积如山的资料按照年份重新整理，直到次年9月我才开始用打字机写作。一开始确实比较困难，第一天我只打了四页半，但当第一周快结束时，我已打了三十多页。我每打好一章就立马寄给安·托马斯。当时她已经从佛罗里达搬到了纽约，找了一份法务秘书的工作。每次她都会给我回信，为我详细地指出稿子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每过几个月，她就会来丹伯里忙几天。她寄给我的长信以及其中的评论都保存在我捐给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的文件中。（1975年，我们获知安·托马斯独自一人在其寓所逝世的消息。她为《希特勒传》这本书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惜她竟然没有看到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天。）
在写作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布拉德利·史密斯的帮助。史密斯曾写过一部关于青年希特勒的书，这部书写得十分出彩。史密斯将德国史专家鲁道夫·比尼恩博士介绍给我。比尼恩博士当时正在撰写一本探讨元首精神病的书。我最后一次去美国国家档案馆时，遇到了约翰·泰勒。约翰曾帮助我（正如许多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找到一些新资料。约翰建议我到存有美国战略情报局文件的档案室里看一下，他估摸着那里可能会有一些宝藏。那间档案室堆满了大纸盒，于是我便在里面搜索了起来。一个小时后，我查到了美国海军情报机构的一份机密报告，题为“对希特勒的精神病学研究”。这份报告写于1943年，作者为卡尔·克朗诺医生，此人是维也纳神经科专家。显然，1918年帕瑟瓦尔克的军队医院给希特勒做首次体检时，这名医生就在这家医院工作。协约国一方使用了芥子气，希特勒因中毒而双目短暂失明，被送到这家医院。在报告中，卡尔·克朗诺记录了柏林大学神经科主任埃德蒙·福斯特博士的检查结果。当时医学界对芥子气了解甚少，但希特勒很快就复明了。这种情况很难解释，它证实了埃德蒙·福斯特医生的诊断：希特勒的失明系歇斯底里症候群[6]所致。
我把这份报告转交给了比尼恩博士。比尼恩博士后来搭乘飞机到了德国，找到福斯特博士的家，并发现了一些新线索。这些线索证明了为什么得知德国投降后，希特勒再一次失明。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谈到自己曾经历过一次“超自然视觉”。和圣女贞德一样，他声称自己听到了很多召唤他去拯救自己国家的声音。刹那间，“奇迹发生了”——笼罩在希特勒周围的那团乌云顿时消散，他重见光明了！正如自己承诺的那样，他庄严起誓：他要“成为一个政治家，全力以赴地完成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
在自己的原始报告中，福斯特博士写道：希特勒的第二次失明缺乏医学根据，这再次证明了自己当初得出的结论，即希特勒确定无疑是“一个有歇斯底里症候群的精神病患者”。导致希特勒“超自然视觉”还有一种可能，即福斯特医生诱发了希特勒称自己听到神秘声音给他下达命令的幻觉。这种可能性在一部关于希特勒与福斯特的小说里得到了肯定。这部小说的作者是福斯特的好友恩斯特·韦斯。韦斯原本是一名医生，后来改行成了编剧和小说家。《目击者》（The Eyewitness）这部小说中提到，1918年“A·H”[7]到帕瑟瓦尔克军队医院，声称自己中了毒气。小说的叙事者是一个精神病学家，他将这一病例诊断为歇斯底里失明症，并通过催眠使病人产生上述幻觉。
1973年年初，我接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我们委托华盛顿一个朋友帮我们进行投资的资金几乎全亏损了。迈克尔·厄兰格是我们的一个富人朋友，他纽约的律师彼得·瑞佩蒂得知消息后，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们打算卖掉车子，并减少各项开支。此外，我还可以写点文章维持生计。“真是荒谬！”他说道，然后问我收到双日出版社的下一笔预付稿费前还需要多少生活费。我告诉了他数额，之后他给我寄了一张支票。几年后，我问他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他答道：“我喜欢你写的书。此外，你白手起家，最终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我也是如此。”
1974年，我的初稿正要完成，保罗·雷诺兹安排我与本书的两位编辑肯·麦考密克以及卡罗琳·布莱克默一起参加一个午宴。保罗·雷诺兹希望我能接受卡罗琳和肯两位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卡罗琳·布莱克默做出版经纪人的时候保罗·雷诺兹就和她相识，保罗相信卡罗琳会对我有很大帮助。肯则和我一样都很熟悉军队生活，但她对军事术语却一窍不通。她坚持要我在书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得清清楚楚，这样女性读者也可以读懂这本书。那晚，我在日记中写道：“很好！没问题。”
1974年12月13日，我写道：“Der Tag[8]！”我总算写完了这部工作量庞大的书稿。之后，我把这一大摞手稿寄给了双日出版社。1975年2月3日，我到纽约参加了该书的第一次编辑会议。我告诉妻子寿子，我要在纽约待三天。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在这期间完成前三章的编辑工作。
会议室里，肯和卡罗琳坐在一英尺高的稿件后面。尽管此前肯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读这本书真的有一种不一口气读完不能罢休的体验。”我还是忐忑不安。令我惊诧的是，我们二十分钟内就很快过完了第一章。他们并没有一页一页地过手稿，而是把写好的疑问与建议给我看。中午刚过不久，我们就过完了前九章。于是，我给寿子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当天晚上就会到家。
之后，我们只开了五次编辑会。1975年5月9日，我们便完成了所有编辑工作。在这五次会议之间，我一直对初稿进行删节和校正。后来，在没有再开任何编辑会的情况下，我们在三个月内完成了第二稿。改第三稿时，卡罗琳问我，斯科尔兹内指挥手下把墨索里尼从山顶上救出来，然后斯科尔兹内和墨索里尼乘坐一架小飞机下了山，那斯科尔兹内手下的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我写信问奥托·斯科尔兹内，他回信说他手下的人后来都开车下了山。他还说，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收到斯科尔兹内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回信时，我从报纸上获悉他在马德里去世的消息。或许，这封信是他生前最后写的东西了。
1975年10月7日，我完成了第三稿，顿时感觉如释重负。然而，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累。于是，第二天我就前往华盛顿，开始着手自己下一本书《无人区》（No Man's Land）的写作，我要写一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时光的书。
从华盛顿回来后，我接到了埃贡·汉夫施丹格尔的电话。他说普茨正在一家医院里，生命垂危，普茨想与我和寿子通个电话。电话里，我们的一番话让普茨很开心。那天晚上，埃贡又给我们打来电话：“约翰！他又活过来了！”之后，我们又给普茨打了好几次电话。然而，一个月后，11月6日，他还是去世了。
此时，我已被选为国家档案馆咨询理事会理事。理事会大约有十名理事，只有我和约翰·艾森豪威尔不是知名教授。我认识约翰·艾森豪威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曾去过雷德班克，查阅我写的《突出部之役》一书的文稿。当时，他正在写一本名叫《苦涩的森林》（The Bitter Woods）的书，题材与我的《突出部之役》相同。他在我们家待了没几天，便彻底征服了我的母亲。我母亲本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然而，他离开后，我母亲却说：“要是我以前就认识约翰·艾森豪威尔的话，大选时我就会投他爸爸的票了。”
那年12月，保罗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希特勒传》一书已经上了美国文学协会明年8月的推荐书单。每月读书会再一次把这本书列为A类书。然而，同往常一样，各个奖项的评委们还是无视了这本书。
《希特勒传》于1976年9月17日出版，绝大部分评论持赞扬观点。《新闻周刊》评论道：“对于任何一个想要了解希特勒或欧洲战争的人来说，《希特勒传》已成为必读的首选书。书中绝大多数掌故都十分新颖或鲜为人知……这本书是由事实构成的奇迹。”
《纽约时报书评》称赞它是“一部精彩绝伦、扣人心弦的通俗历史著作。……在我们所读过的关于希特勒的所有书籍中，这本书一定是描写得最为生动的一部”。
从波士顿到洛杉矶，我到各大城市为这本书做宣传。10月初，这本书已位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六名了。
我刚回到丹伯里，卡罗琳就打电话来了。他们拍卖了《希特勒传》的平装书版权，竞价者喊出的价钱远远高出我们的预期。她又让大家竞价了三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天下午，最后一名竞价者，竟是兰登书屋的一家分社巴兰坦出版社。不久后，我得知德国、英国、荷兰和日本都在购买这本书的国外版权。1976年年底，《希特勒传》的销售量已超过15万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也因此好转起来。
为了庆祝《希特勒传》的畅销，双日出版社在第五大道双日书店的套房里为我们举行了庆功午宴。坐在我旁边的是兰登书屋的总裁鲍勃·伯恩斯坦。“约翰，我们怎么就失去了你这个人才呢？”他问道。
“只是一两个百分点的事情而已。”我答道。显然，鲍勃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1] 编者按：事实上，布劳瑙在1816年被巴伐利亚王国割让给奥地利后就一直属于奥地利。
[2] 编者注：原文即Dolf，应是埃贡对希特勒的昵称。
[3] 编者注：即西班牙人民阵线控制的区域，西班牙人民阵线是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组织。
[4] 编著注：加拿大当时已成为英联邦成员国。
[5] 编者注：指1918年11月发生的德国十一月革命，致使德意志帝国威廉二世政权被推翻，以及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后魏玛共和国和一战的战胜方协约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被德国民众视为耻辱。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背叛了德意志帝国。
[6] 编者注：又称癔症、分离性障碍。
[7] 编者注：即阿道夫·希特勒两个首字母的缩写。
[8] 编者注：这是德语。即英语的The day，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