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的冒险 1958-1965

第二部分 活的历史 一、新的冒险 1958-1965 突出部之役

我卖出自己第一部小说那年，即1954年，我的姐姐弗吉尼亚和她的第三任丈夫杰德来到新泽西州雷德班克找我。他们俩是在一家同性恋酒吧相遇的。和我的姐姐一样，杰德也是一名酒鬼。不过，在我母亲的敦促下，他们俩都已经戒了酒。我在一个朋友开的加油站里为杰德找了一份工作，于是杰德和我姐姐在镇子边上一幢干净利落的小房子里定居了下来。一开始的三四年，杰德一直工作得十分出色。为此，他在1958年圣诞节还获得了一笔奖金。正是由于这笔奖励，夫妻俩决定好好庆祝一番，这却让他们再次陷入酗酒的泥沼。大约一个月以后，杰德和我姐姐消失了。一直到1959年年初，我母亲才了解到他们已经搬到格林威治村去了。几周之后，母亲接到纽约警方发来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将她老人家彻底击垮了，有人发现我姐姐弗吉尼亚因煤气中毒而身亡，杰德也煤气中毒，躺在她身旁，但后来被救活了。

雷德班克当地一家报纸就此事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新闻报道，但没有描述具体细节。次日早晨，大批记者和摄影师从附近城市涌到我母亲家的大门口。我大步走出去，果断地拒绝了他们大声嚷嚷着要采访我母亲的请求。然而当我转身关门时，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却跟在我身后推开了门，准备进屋。我非常恼火，一把抓住那名记者的一只胳膊，猛地推了他一下。他失去了平衡，跌出了门廊。后来，出于同情，一个身材魁梧的邻居来到我母亲家门前，把其他记者和摄影师都劝走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又接到了从纽约打来的一个电话，询问托兰夫人（我母亲）想把女儿的遗体运往哪里。我知道我母亲如果看到弗吉尼亚的遗体，她会崩溃的，于是我请相关部门把弗吉尼亚在当地葬了，不留姓名。我是基督教科学派信徒，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死亡，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举行葬礼来宣告死亡。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有消息传来，说法庭正在审理杰德谋杀我姐姐一案，庭审消息成了当时各种小报的头条。幸运的是，我成功地拦截了打到母亲家里的所有电话，因此我母亲对在纽约发生的这场闹剧毫不知情。一家杂志也想就此事刊登一篇文章，但是被我拒绝了，我没有接受采访。审判的结果是，法官最终采信了杰德的证词——他和弗吉尼亚原本是准备一起自杀的，释放了杰德。就在杰德被释放的当晚，我听一个朋友说，杰德从三楼家里的窗户跳了下去，摔在铁栅栏上，当场丢了性命。

那些日子发生的事情让我刻骨铭心。如今回首，我认为如果我当初不是错误地以弗吉尼亚为耻的话，我本可以帮她。我其实比父母亲更了解她，我八岁时就能一眼看出，弗吉尼亚在希尔赛德网球比赛中受伤是假装出来的，而父母却在安慰她。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我看见她把偷东西当作儿戏，编起谎言来根本不打草稿。当然，我也发现她保护我时非常勇敢。

或许是弗吉尼亚把魅力和天赋用错了地方，因为她每次犯错，总能找到男人来帮她打圆场；或者是作为一名舞者，弗吉尼亚成名太早；抑或是娱乐圈的生涯让酒对她产生了致命的诱惑力。

现在看来，无论造成弗吉尼亚的悲剧的原因是什么，我当时都没帮上一点忙，我本应抛弃那可恶的羞耻感，给姐姐更多的关爱。家里唯一一个始终如一地相信并支持弗吉尼亚，给予她无条件关爱的人就是我的母亲了。母亲不会做加减法，也不识字，但她一直坚信弗吉尼亚是上帝最完美的孩子。对于这一点，她从未动摇过。

1958年2月初，《天空中的飞艇》一书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生活》（Life）杂志想刊登一张我挖掘到的“洛杉矶”号飞艇倒立时的照片。他们打来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答应后，因为杂志出版在即，他们请我在半小时内赶出一篇二百五十字的说明文字。交稿后，《生活》杂志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在两页“图片说明”版面上，斜着刊印了那艘巨大的飞艇，大标题上写着“难以置信的倒立”。还有六家男性杂志也刊登了《天空中的飞艇》这本书中的部分章节，我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电视和广播里。刚开始的几次采访还比较令人激动，但很快我对这种机械重复的事情失去了兴趣。还好我接到了五角大楼发来的通知，要我在3月5日去新泽西州麦奎尔空军基地报到，然后起程去德国法兰克福开始着手《突出部之役》一书的写作，我终于得以忘记飞艇一事，继续我的“战争”事业啦！

我被告知必须尽快办理护照。我匆匆赶到华盛顿，通过一个在国务院工作的朋友的帮忙，我填了一张申请表，如实填写了自己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填完后便将申请表交给了那个朋友。我朋友看了一眼就把表格给撕了：“相信我，如果你这么写肯定会被退回来。”于是，他又重新给了我一张申请表。我意识到，如果通过正常的渠道递交申请的话，我就绝不会得到军方的大力配合，而他们的合作对于我撰写突出部之役的故事不可或缺。所以这一次我在申请表中就略去了“1940~1945：共产党成员”这一条。

1958年3月5日下午三点左右，我坐上飞机。差不多飞越到大西洋中部上空时，窗外一片漆黑，其他人都已进入梦乡，我却十分亢奋。多年来，我一直痛恨纳粹，但是现在我即将采访他们，我怎样才能隐藏自己对他们的厌恶之情呢？飞机到达英国上空时天已亮；很快，我们又飞过了法国；最后在德国着陆了。

在法兰克福空军基地，一名年轻的美军少尉和他的司机来机场接我。穿越法兰克福之旅真是让人触目惊心：一个个街区依然是一片片可怕的废墟，这是盟军狂轰滥炸的见证。目睹这一切之后，我再看到衣衫褴褛的幸存者步履沉重地行走在街上时，我对他们的敌意似乎就没有原先那么强烈了。我在海德堡短暂停留之后，司机又开车把我带到位于斯图加特市的美国第七军司令部。

克利夫顿将军在我来德国之前告诉我，我会受到热烈欢迎，果真如此。一名获得过勋章的二战老兵——詹姆斯·哈斯拉姆上尉奉命接待我，他很快把我安顿到了单身军官宿舍。其间，他向我详细通报了已经为采访所做的准备工作的细节，然后请我到他家里吃了晚餐。第二天早晨，在哈斯拉姆的陪同下，我来到布鲁斯·克拉克将军的办公室。克拉克将军仪表堂堂。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向我叙述了他在突出部之役中的亲身经历。从他口中，我得知1944年年底，在这场战役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克拉克将军的B作战计划在圣维特成功拖住了冯·曼陀菲尔将军的装甲部队，为美军在西线构筑防御工事创造了宝贵的时机。

当我从克拉克将军滔滔不绝的详细回忆中回过神来时，我几乎精疲力竭了，但是我却感到非常振奋。克利夫顿说得对，哈斯拉姆的确能够给予我鼎力帮助，而且他说到做到。接下来的两周，我采访了很多参加过突出部之役的美国士兵和军官，以及十几名重要的德国军官。没过多久克拉克将军又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宣布：“现在你可以准备与我在圣维特用一个装甲师抵抗的男人见面啦，他就是哈索·冯·曼陀菲尔男爵。”曼陀菲尔如今是德国政党的领袖之一，作为一名国会议员在西德首都波恩工作。克拉克将军很快拨通了电话，告诉曼陀菲尔有一名美国作家想要采访他，并提议让我们次日下午一点在美国大使馆会面。他对曼陀菲尔将军的配合表示感谢，之后便挂断了电话。克拉克将军似乎很有把握曼陀菲尔至少愿意和我畅谈三四个下午。

很显然，克拉克将军打这个电话时，曼陀菲尔男爵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回应，我估摸着这位出身于一个显赫普鲁士将军家庭的男爵可能会对我很冷淡。

第二天上午我乘火车北上，中午时分到达大使馆并办理了登记手续。吃过午饭，刚好一点时，曼陀菲尔男爵大步走进采访厅。虽然他看起来比我矮小，但是走路却像运动员那样健步如飞。曼陀菲尔年轻时曾是一名赛马骑手，获得过德国五项全能运动的冠军。他在突出部之役中担任第五装甲集团军总指挥。克拉克将军告诉过我，曼陀菲尔意志力过人，精力充沛，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敢公然反抗希特勒的人。

曼陀菲尔礼节性地和我握了握手，态度十分冷淡。然后他就在桌前坐下，开始整理桌上的文件，仿佛他在计划着一场战斗，而我只是他手下的一名下级军官。我一看到他这样就很厌恶，这不就是典型的普鲁士人的傲慢吗？很显然，曼陀菲尔认为领事馆派来的翻译水平很差劲，他用英文纠正翻译在介绍自己的过程中的一些用词，他的英文挺不错。

“首先，”曼陀菲尔用清晰的德文开始说道，“我想介绍一下守望莱茵河作战这个计划，你们美国人通常把这场战争称作‘突出部之役’。”听他的语气，“突出部之役”这个词似乎很粗俗。曼陀菲尔继续说道，1944年12月16日，三支强大的德国部队想要突破阿登防线——一块横跨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丘陵，这块地很容易让美国人联想到美国的伯克希尔山脉和格林山脉。阿登防线是德国于1870年、1914年和1940年取得战争胜利的通道。德军预计他们将用不到一周的时间，迅速渡过默兹河，最终占领安特卫普。盟军还没从最初的惊吓中回过神时，就会被打得溃不成军，从而立马向德军求和。“三支德国部队中，第六装甲集团军由赛普·迪特里希将军指挥，第五装甲集团军由我指挥，主要由步兵师构成的第七集团军由恩斯特·勃兰登伯格将军指挥。”迪特里希指挥的第六装甲集团军负责北部侧翼的进攻，并主要承担监视莱茵河一线敌军的任务。他将从党卫军中精心挑选并组建一支最精锐的军队，一支令敌人望而生畏的、可以与在苏联前线取得胜利的德军相媲美的军队。此外，迪特里希还会有一支特种部队——党卫军装甲旅，由党卫军上校奥托·斯科尔兹内指挥。斯科尔兹内曾使用大胆的突击战术成功营救出被意大利政府软禁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因此名声大噪。在此次被希特勒命名为‘格里芬’的行动中，斯科尔兹内将军手下的士兵将穿着美军军装，驾驶美军车辆。他们将占领一座座桥梁，散布一个个谣言，不断发布虚假的命令，制造普遍的混乱与恐慌。

“第六装甲集团军的南部左翼是第五装甲集团军，由我指挥。我有两个任务：首先我的军队将在盟军右翼将美军106师困在德国和比利时东部交界西尼·艾弗尔地区的雪山地带，随后占领圣维特。圣维特是阿登高地中心战略城市巴斯托涅东部最重要的铁路和公路枢纽。其余部队，即三个装甲师和两个步兵师，将迅速通过卢森堡向西尼·艾弗尔南部挺进。最南部是勃兰登伯格指挥的第七集团军，这是三支部队中最轻型的军队，其任务是负责保护第五集团军的左翼。

“后来元首告诉我们，这场战斗将决定我们（德国）的生死存亡：‘我要求我所有的战士都奋勇战斗、毫不留情。这场战争肯定十分残酷，一切抵抗都将被恐惧的浪潮所席卷。在祖国最危险的时刻，我希望每位将士都能越战越勇。我们必须把敌人彻底打垮！唯有如此，德国才能得救！’”

我听了后感到脊背一阵阵发凉。接着，曼陀菲尔提高了嗓音：“这就是我们的计划。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切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指挥此次主攻任务的赛普·迪特里希将军，他是元首的老朋友，能力平庸，只配指挥一个连！他虽然勇敢无比，却愚蠢至极。”

发起进攻的第一天，也就是12月16日，由于天气寒冷，迪特里希率领的军队被迫停在罗斯海姆峡谷。这是一条七英里长的通道，20世纪德军已三次经由这条通道直抵比利时。黄昏来临时，道路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第六集团军的队伍一直向东延伸了好几英里，紧跟在被滞留的第六装甲军后面的是斯科尔兹内率领的身着美军制服的特种旅。他们早已全副武装，准备在敌人后方制造混乱。斯科尔兹内派七辆吉普车装载士兵前往美军防线寻找漏洞。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他们正丧失格里芬行动的最佳时机。几小时后，因未收到先头部队任何乐观的情报，斯科尔兹内知道计划要泡汤了，于是请求迪特里希允许他率领三个战斗群重新换上德军军装，加入战斗。迪特里希虽然非常不满，但也只能点头同意。

1958年3月的那个下午将要结束时，我已经身心俱疲了，但曼陀菲尔将军仍然精神抖擞。“明天同一个时间？”他用英语问我，说完后他微微鞠了一躬，没有等待我回应就大步流星、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第二天，曼陀菲尔仍和前一天一样和我一本正经地保持着距离。我把翻译打发走了，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来理解曼陀菲尔的一言一行。这位男爵比前一天略显放松，他用流利的英文向我解说美军第七装甲师布鲁斯·克拉克准将的B作战计划是如何冲进圣维特，迅速地构筑防御工事，把他拖了几乎一周的。

这期间我好几次试图询问他和希特勒多次会面的细节，但都被他生硬地打断了。我仍然坚持追问，因为我意识到这是了解秘密计划最好的机会之一，从他口中能了解到这次进攻是如何计划和发动的，为什么同盟国会毫不知情。最后，我的一再坚持让曼陀菲尔很吃惊，他惊呼：“看来，对于这些事件，你并没有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

“当然不会！”我告诉曼陀菲尔我已经阅读过好些美方对突出部之役的报道，但觉得还应该再听听德方的说法，“我只想知道这场战役为何爆发，以及在这场战役中发生了什么事。”

曼陀菲尔端详着我，仿佛是第一次见我一样，我感到我终于走进他的内心了。随即我说道：“克拉克将军跟我说，你是德国国防军中最出色的坦克指挥官。”

曼陀菲尔微不可察地微笑了一下，答道：“克拉克将军意志坚强且足智多谋，他虽然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却拖住了好几个装甲师！”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微笑。

自那以后，曼陀菲尔将军对我便不再冷淡，他说话开始变得随和起来，不再像一名将军对一名少尉那样说话了。

第二天，曼陀菲尔向我讲述了党卫军第一装甲师先锋部队的指挥官约亨·派佩尔中校的情况。派佩尔中校指挥的军队，是迪特里希那支名不副实的军队中，唯一一支有能力突破罗斯海姆峡谷，从而进入比利时的部队。12月17日午夜，派佩尔正率领部队信心十足地向距荷兰边境只有二十英里飞行距离的英吉利海峡挺进，但是迪特里希指挥的其余坦克部队都远远地拖在后面。

尽管曼陀菲尔的右翼部队在南部圣维特遭到阻击，但是他指挥的其余部队却比派佩尔挺进得更快。到18日午夜，他的一部分坦克部队已抵达巴斯托涅市郊。“此时，”曼陀菲尔说，“我意识到接下来就全看我的了。”

曼陀菲尔北部的派佩尔战斗团很快将面临补给不足的问题，他的南部勃兰登伯格将军的唯一作用是防御南方巴顿将军可能发起的袭击，唯有他自己的装甲军有望横渡默兹河，进而占领安特卫普，但是他首先得攻占当时位于他后方的圣维特。19日，陆军元帅艾尔哈德·米尔希命令曼陀菲尔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攻下圣维特。迪特里希向希特勒诉苦。“迪特里希说，由于道路堵塞，就连他指挥的第一装甲师都被捆住了手脚。”

“但是，”曼陀菲尔补充道，“米尔希和我一样，都瞧不上迪特里希。米尔希告诉我他会对元首直言此事。”

“到12月20日，”曼陀菲尔接着说，“我指挥的第二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向巴斯托涅北部挺进了好几英里，正逼近乌尔特河。这条河距巴斯托涅大约五英里。”这里有一座阿登地区最具战略意义的桥梁，一旦越过这座桥梁，挡在德国装甲兵与默兹河之间的就只有美军工程兵和防空部队的几个连，德军通往英吉利海峡的道路便将畅通无阻。“12月20日，我指挥的坦克部队轰隆隆地驶过这座桥梁。”说着，曼陀菲尔将军眼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不过，曼陀菲尔随后用右拳猛击了一下左手心，说道：“但是位于我们后方圣维特的美军仍然在固守！”虽然不少美军都已经逃走，但还是有不少人数不多的战斗小组在顽强抵抗。北部派佩尔中校的军队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他们已然没有任何希望占领安特卫普。曼陀菲尔手下大部分军队还在包围圣维特后方顽强抵抗的美军。“你们美国人把它叫作‘加固的鹅蛋形防线’。”曼陀菲尔摇了摇头，他从未见过如此混乱的战役，“就在那天，克拉克将军让自己的士兵撤退到防线以内，我终于将圣维特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但我没能将克拉克将军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希特勒下令，让我再拿下巴斯托涅，这简直愚蠢透顶！”此时，曼陀菲尔已经无法再像一位运筹帷幄的战略家一样冷静地发号施令了。

对希特勒不能面对事实这一点，曼陀菲尔直到现在仍然耿耿于怀。“12月24日，我给元首司令部的约德尔打了电话，告诉他时间所剩无几，目前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除非立即制订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约德尔回复说元首是绝不可能放弃攻占安特卫普的。我告诉约德尔，如果他们肯采纳我的计划，那么还有希望赢得巨大的胜利。我说我们将从默兹河这一侧向北推进，把盟军全部围困在默兹河河岸东侧。约德尔听了非常震惊。我请求元首给我一些后备部队，我们将攻占巴斯托涅，抵达默兹河，然后挥师北上。约德尔极不情愿地答应将此汇报给元首。第二天，也就是圣诞节那天，约德尔致电说元首仍未拿定主意。我告诉他我急需补充兵员，但他说只能再给我一个装甲师……这完全于事无补。接着约德尔又说道：‘曼陀菲尔将军，你要记住，元首不希望你后退半步。前进！而非后撤！’我气得猛地摔了电话。这就是守望莱茵河战役的终结。”

虽然这期间我扮演的只是一个听众的角色，但我比曼陀菲尔更累。整整四个下午，我从德军的视角重温了一遍突出部之役。最后一个下午，曼陀菲尔带来了一张他将要在不久后的总统选举中用到的照片。照片中他身着满是勋章的军服。我笑着说：“你要是用这张照片参加选举，你必输无疑。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曼陀菲尔一听扑哧一笑：“你总是这样直言不讳吗？”

“对不住，我通常就是这样。”

“叫我哈索吧。”说完，曼陀菲尔主动向我伸出了手。

后来曼陀菲尔写信告诉我，他的确在竞选中一败涂地，他正退出政坛。我建议他离开北方，搬到慕尼黑南部，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享受生活。

和曼陀菲尔一起度过四天之后，我乘坐火车回到斯图加特。一路上我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曼陀菲尔提纲挈领地讲述了突出部之役的德国版，现在我得将曼陀菲尔的口述和美国的种种版本整合起来。

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我还要采访将近八百名突出部之役的幸存者，这其中包括至少七十五名卷入这场战役的平民。我将辗转奔波于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行程超过十万英里。以下这些地方将成为我收集资料的渠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室、波恩的西德参议院大楼、德国达豪集中营毒气室、西点军校、美国纽约市格拉梅西公园玩家俱乐部、阿登地区的一些城堡和牢房、美国五角大楼、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和诺威治大学、比利时的一座板岩矿、比利时斯帕市的浴场、德国蜿蜒曲折的齐格菲防线，以及维尔茨、圣维特、巴斯托涅、克莱沃和西尼·艾弗尔等地的战场。我还将到以下地方去查阅相关材料：美国国家档案馆、麦克奈尔要塞军事历史部门、美国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空军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主馆、大英博物馆、不列颠军队历史图书馆、佐治亚州本宁堡美国陆军步兵学校图书馆，当然还有新泽西州雷德班克公共图书馆。

消化了曼陀菲尔口述的整个战役过程之后，我准备用盟军高层与低层发布的军事材料，以及社会各阶层富有人情味的战争故事加以补充。由于我收集到的资料过于庞杂，我开始聚焦最重要的几个部分。首先，我深入研究了德军在北方发动的唯一一次成功的偷袭：派佩尔中校指挥军队突破盟军防线。接着发生的便是臭名昭著的马尔梅迪大屠杀。一个名叫亨利·乔利的当地人向我描绘了马尔梅迪大屠杀的情形：派佩尔中校离开马尔梅迪寻找下一个目标后不久，他从一家咖啡馆门口看见大约一百二十五名美国战俘被赶到一块空旷的平地。这些人都举着双手，像没事人一样说着话，这让乔利感到困惑不解。接着更多的车辆——派佩尔中校的主力由东驶来，并在咖啡馆附近掉头朝南，“后来，一辆半履带式补给装甲车停了下来，坐在后面的一名德国士兵站起身，用手枪瞄准那群战俘开了一枪，立即有一名美国战俘倒在血泊之中。乔利听见一名美国士官喊道：‘大家站好了！’那些战俘迅速挤成一团，惊恐不已”。

一辆装甲车猛地刹车，伴随着又一声枪响戛然停下，紧接着是机枪嗒嗒嗒的扫射声。美国战俘呻吟着，尖叫着。有几个受伤的战俘试图爬走，他们最终还是和其余在痛苦中挣扎的士兵一样，全部被德军用手枪打死了。两分钟后，这一百二十五名战俘便成了一大团血淋淋的乱堆在一起的无声无息的尸体。结束了这一切，德国人又开始放火烧咖啡馆，乔利惊慌失措地逃往自己的农场。

结束了对乔利的漫长采访后，我得知这附近有个村子，村里红磨坊旅馆年长的老板彼得·鲁普后来成功地营救了不少美国战俘。于是，我驱车来到这家旅馆，找到了鲁普和他的妻子巴尔比纳，他们俩很热情，愿意和我聊聊。那天下午和傍晚我就在旅馆后面的小木屋里度过，听他们俩讲述在被德国占领时期如何偷偷放走了二十二名盟军飞行员。

鲁普夫妇还讲述了马尔梅迪大屠杀之后发生的事。派佩尔中校战斗群的后续梯队在他们开的旅馆成立了一个指挥所。向我描述自己是如何目睹一名德国中士在旅馆后面处决美国战俘时，鲁普情绪非常激动。当时他朝德国中士大喊：“杀人犯！你已经杀掉了八个俘虏，我亲眼看见你把手枪放进他们的嘴里！”巴尔比纳此时大声地告诉我，正因为她丈夫的这番话，那个德国恶魔猛地给了鲁普下巴一拳，打掉了他的两颗牙齿。接着，一名军官下令把所有战俘枪决，包括他这个“比利时猪猡”。正当鲁普和余下的战俘要被带走时，另外一名党卫军军官说道：“放了他们吧。”他在鲁普的背上拍了一下，“这位先生，你说得对，这种对待战俘的方式太可耻了！”他命令那名中士把战俘带到一个房间里，并对中士说道：“你想美国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这些美国人！”鲁普仍然担心这十四名战俘可能有杀身之祸，于是他让人从自己的一个秘密酒窖里拿来了数百瓶上等白兰地和香槟，大方地送给这些德国人喝。鲁普告诉我，我可以从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德莫尔的一名叫作格林的美国上尉那里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更多细节。

后来，我又采访了当时在场的一名美国战俘。和其他战俘一样，他被赶到隔壁的一个房间。不久之后房门被打开，那时他确信自己必死无疑了。然而，只见一张大脸打量着他，并用英语说道：“先生们，你们现在是我的俘虏啦！”说话的人是党卫军中校奥托·斯科尔兹内。格里芬行动被取消后，他就率领自己的一个党卫军旅紧随派佩尔部队之后，并在鲁普家的旅馆里建立了临时司令部。这名美国战俘告诉我，是斯科尔兹内救下了旅馆中余下战俘的性命，并且是斯科尔兹内亲自确认这些战俘没有受到虐待。这名美国战俘还给了我另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可以证实这个说法。他还向我透露，我可以在西班牙找到战犯斯科尔兹内。我问他为什么没人发现斯科尔兹内，并把他遣送回德国呢？他告诉我这是因为西班牙人把斯科尔兹内看作一名大英雄。

我决心找到斯科尔兹内。于是，第二天我便搭乘飞机飞往马德里。那名美国战俘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斯科尔兹内如今在经营废金属买卖生意。我会说一点西班牙语。我花了半天时间走访了不少家从事废金属买卖的公司，但都一无所获。直到我发现一间办公室，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奥托·斯科尔兹内，工程师。”找到啦！

敲门进去之后，我看见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士，个头少说有一米八以上，脸颊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我自我介绍道：“您好，我叫托兰。我在写一本有关突出部之役的书，这本书兼顾了双方的视角。”这名魁梧的男人张开双臂，说道：“我一直在等你！”一小时后，我们到了斯科尔兹内的家。他的妻子不在家，所以这个被称为“最危险的纳粹分子”的人只能自己准备晚餐。我们一直畅谈到凌晨。斯科尔兹内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英勇事迹”——驾驶滑翔机降落在意大利的一座山上，从那里成功救出被自己国民软禁起来的墨索里尼；当匈牙利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打算与苏联做交易时，斯科尔兹内绑架了他的儿子并占领了匈牙利政府所在地城堡山。最让斯科尔兹内感到骄傲的是，这些“英勇行为”均未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例如，绑架霍尔蒂的儿子是受到萧伯纳的戏剧《凯撒与克利奥帕特拉》（Caesar and Cleopatra）的启发，年轻貌美的克利奥帕特拉被裹在一块地毯里从而逃脱追捕。斯科尔兹内带着一块毯子来到城堡山，包裹住小霍尔蒂并把他运到飞机场，然后致电他父亲：“你的儿子现在在我手里，如果你不谴责苏联并让我夺取城堡山的话，我就把他交给元首希特勒。”霍尔蒂被迫同意，于是斯科尔兹内带领小分队迅速占领了城堡山，整个过程中只有七人不幸身亡。

我和斯科尔兹内一起度过了两天多的时间，我们主要聊了聊他和希特勒会面的场景以及为格里芬行动所做的训练。当他谈到格里芬行动失败时，突然放声笑了起来。原来，直到战争结束，他才了解到他所指挥的七辆吉普车上身着美军制服的突击队员实际上已经成功打入敌军内部并制造破坏了。其中，有一个小队故意给美军一个团指错路，并更换了路标、扯毁了电话线；另一支突击小队则假装恐慌不已，成功诱导美军掉头撤退；还有一队摧毁了霍奇斯将军和布拉德利将军所在司令部之间的主要电话线。

“我以为这一切都出岔子了！”斯科尔兹内惊呼。我告诉他给盟军带来的最大破坏正是由于他的一个突击队被俘。当这四名队员向盟军情报官员坦白为何他们身穿美军制服后，警报迅速被拉响，广播播报有数千名身着美军制服的德国士兵在后方搞阴谋破坏。希特勒想要传播混乱、制造恐惧的计划得逞了。我还告诉斯科尔兹内，在战争的第三天，巴黎也出现了恐慌。一名激动的警卫队上校坚持让艾森豪威尔将军戴上防弹头盔，因为他得到确切消息：奥托·斯科尔兹内——这名希特勒的爱将，已经派遣好几支身着美军军装的突击队去暗杀艾森豪威尔了。“埃佩尔奈地区发现五个德军伞兵！”“盟军最高司令部已经被带刺铁丝网包围！”“坦克就停在司令部门口！”斯科尔兹内已经知道，当时那一带的美军卡车和吉普车全被禁止通行，除非他们回答出一些关于美国棒球和电影明星的问题来证明自己是美国人。但是，斯科尔兹内不知道的是，有一些令人惊恐的传闻称，在好几个地区发现了德国伞兵，并且人们预测斯科尔兹内的部队很快将出现在巴黎和平咖啡馆。我告诉斯科尔兹内，一则来自巴黎警方的消息称，他们看见斯科尔兹内与手下穿得像修女和牧师一样背着降落伞滑行。斯科尔兹内放声大笑，看到那张他打扮成修女的照片时他更加乐不可支。我还告诉他，当布鲁斯·克拉克将军乘坐吉普车驶向位于圣维特的司令部时，一名宪兵将他拦下。宪兵问克拉克将军芝加哥白袜队属于哪一个联盟，将军回答道：“国家联盟。”结果，克拉克将军足足被扣押了半天。听到这，斯科尔兹内又忍不住笑出声来。

后来，我又对那些曾经拦截过曼陀菲尔部队的美国士兵进行过数百次采访。我对曼陀菲尔部队驶向默兹河岸的行动了解得更为深刻。我与许多将军都有过对话，其中包括布拉德利、李奇微、柯林斯和霍奇斯。为了获得那场严重拖慢曼陀菲尔部队行动速度的巴斯托涅战役的战况，我曾听马克斯韦尔·泰勒痛苦地回忆自己迫于战事奔赴华盛顿的多舛命运。我也听过后来代替他成为101空降师师长的麦考利夫将军的叙述，他对德军发来的劝降信只回复了三个字：“神经病！”这句经典的回复一直传诵至今。

我还去了五角大楼，会见那个从南部攻入巴斯托涅，将巴斯托涅从敌人的包围中解救出来的克莱顿·艾布拉姆斯，他是巴顿将军手下的坦克部队的指挥官。会面那天正是他晋升为将军的大喜日子。他很轻松自然地跟我聊起他成功之前所犯过的错误。谈话期间他接连抽了好几根巨大的雪茄。我向艾布拉姆斯提起之前与我对话的一名101空降师的中士描述他驶进巴斯托涅的语句：昂首挺胸站在坦克炮塔上，嘴上叼着一根大雪茄，“大雪茄十分显眼，仿佛另一个坦克炮”。这位新晋升的将军听后忍不住爆发出爽朗的笑声。

我花了好几周的时间采访美国各地的军官和大兵，其中包括第十八空降军指挥官马修·李奇微。李奇微素有“顶尖指挥官”（即便他不是最出色的指挥官，那也是最出色的指挥官之一）的美誉。刚进入李奇微在梅隆研究所的办公室时，我心里还有点畏惧。然而，大约五分钟之后，我们就一起趴在地上研究一幅巨大的阿登地区地图了。李奇微非常坦率，他如实地告诉我当时他哪些事情做得对，哪些事情做得不对。当我提及他在突出部之役中果断开除高级官员的故事时，他对我说：“如果不能按期完成任务，哪怕是我的爷爷，我也照样开除！”一名指挥官犯错误意味着要送掉许多条人命，“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开除我自己的一些朋友。”

很快，我就开始着手写作了。首先，我根据收集到的材料按照时间顺序列出了一个详尽的提纲。借助这个提纲，我开始填入一系列激动人心的章节（只穿插了很少的倒叙）。我努力让自己身临其境地对外界讲述这些故事。在采访过众多德国人之后，我认为自己已经能够体会德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和情感了，正如我能理解美国人和英国人一样。

1958年圣诞节那天，我躲在雷德班克我母亲房子的地下室里，把收音机调到了专门播放古典音乐的一个广播电台，享受着能够令我与世隔绝的音乐，开始在打字机上打字：

战斗：突出部的故事

第一章阴云密布的前线

1944年12月15日

1944年12月15日夜晚，阿登前线寂静而寒冷……

傍晚时分，我已经写了整整十页纸了，故事如泉水一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我走出地下室，开车来到新泽西州的一片山地。这里的地貌让我想到阿登地区的群山。第二天我又写了十页。同样，写完后我又来到了昨日来过的山地。这时，这些山地已经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宛如德国中部高地西尼·艾弗尔一带的山地。这是一种预兆。

1959年7月，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我又驱车外出，带着我母亲和两个女儿。这一次我们来到了小斯夸姆湖畔的荷兰小木屋。白天我领着两个女儿划船、登山；晚上回到家我对初稿进行修改。返回雷德班克的路途中我把手抄本交给了罗格·特里尔，他对这本书的兴趣十分浓厚。帮我出版《天空中的飞艇》的编辑格里·西蒙斯已经不在霍尔特出版公司工作，新编辑把我的手稿退还给了我，上面附了一张简短的字条，声称这本书写得很糟糕。罗格建议霍尔特出版公司请格里·西蒙斯担任本书的修订工作。但是，一个多月之后，我告诉罗格，这样行不通，我还是喜欢自己的初稿。我坚信霍尔特出版公司的那名编辑错了。于是，我坚持将两千五百美元预付款退还给霍尔特出版公司，并尝试联系其他出版公司。

大约就在那段时间，我接到一名战地记者的邀请，出席在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期间，我结识了许多曾报道过突出部之役的记者。一名小巧玲珑的年轻女士向我走来，微笑着说道：“你是约翰·托兰？”随即她自我介绍道，“我是让·恩尼斯，兰登书屋推广部门的负责人。我非常喜欢您的大作《天空中的飞艇》。”她邀请我参加兰登书屋在阿尔贡昆酒店为詹姆斯·米切纳举行的晚宴。想到阿尔贡昆酒店是文人汇聚的场所，我便答应了下来。在晚宴上，让把我介绍给米切纳，我就坐在米切纳妻子的旁边。他的妻子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日本人，她既和善又很有魅力。晚宴过后我向让致谢，她笑着说：“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推荐给兰登书屋。”

奇怪的是，直到我写到这里，我才意识到让可能是将我推至又一个事业巅峰的恩人。在我们那次会面后不久，兰登书屋的罗伯特·卢米斯打电话给罗格，说他很喜欢《天空中的飞艇》，并询问罗格，我是否有新书准备出版。10月15日，我和兰登书屋签订了合同，并收到了《突出部之役》的预付稿费，比霍尔特给的要多得多。接下来的三个月，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卢米斯一起度过的，他是一名优秀的编辑。现在我要做的仅仅就是收集一些照片以及绘制一些粗略的地图。

后来，卢米斯建议我试着写点关于太平洋战争前六个月的战事。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我从未到过洛杉矶以西的地方，也一直想去东方国家看看。于是，1959年3月，我又与兰登书屋签了一份合同，书暂时被命名为《抵抗之岛》（Island of Resistance）。

我起程去华盛顿，向那里的空军、海军负责书籍和杂志的机构寻求曾参与过太平洋之战的军官名单。那时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已经跟我很熟了，国防部新闻办在我动身去太平洋之前，为我安排了前往美国各地的免费航班。

6月1日，我来到阿拉巴马州的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进行采访。三天之后，我在飞往埃尔金的喷气式飞机上，给自己放了一个下午的假。第一次乘坐喷气式飞机，那种感觉仿佛是乘坐高速飞行的滑翔机。飞行员问我是否想开一下飞机。我试了试，发现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必要向右保持压力。“这种飞机没有转矩，”飞行员解释道，“也没有螺旋桨。”后来他们给我颁发了一张印有“喷气式飞机驾驶员”荣誉称号的证书。

之后，我又花了三个月来到美国南部和西部各州进行采访：在得克萨斯州的山姆·休斯顿堡，我见到了许多曾参与过太平洋战争的军人；在新墨西哥州的卡尔斯巴德，我见到了一些曾经跟随防空部队驻扎在菲律宾克拉克基地的士兵。

此时，《突出部之役》的试行本已经发行了，书的背面印的是一张我和曼陀菲尔将军的合照。《王冠》杂志也刊登了一篇名为《突出部的酒瓶》（The Bottles of the Bulge）的文章，讲述鲁普营救美国战俘的英勇事迹。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篇评论来自星期日的《纽约时报》。这篇评论对这本书毁誉参半：“这部书里的对话太多，就像一部历史小说。”不过，评论家接着又补充道：“本书聚焦小股将士的英勇行为。故事的叙事前所未有地精彩。”《纽约客》（The New Yorker）对书中的叙述还持怀疑态度，甚至还说这只是“托兰先生沾沾自喜的民族热情”。这篇评论让我很难过，因为《纽约客》是我最喜爱的一份杂志。令我欣慰的是，美国士兵的偶像比尔·莫尔丁在《圣路易邮报》（St.Louis Dispatch）中写道：“这比任何一本战争小说都更引人入胜。正如战斗本身一样，本书情节紧凑、扣人心弦……这是我读过的对美军士兵最精彩的描述了。”

除了以上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褒扬，很明显，我的这部作品备受争议，它尤其令许多专业学者和知识分子反感。即使如此，抑或说可能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得以销往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以色列和日本。参加过突出部之役的双方老兵给我寄来了不少封热情洋溢的信；五角大楼为此欢欣不已。对于书里描写美国军人杀害德国战俘作为对马尔梅迪大屠杀的报复的场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矢口否认。然而，当美国军方声明他们已经核查了事实，证明我所写的完全属实之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还特地寄给我一封道歉信。

多亏兰登书屋的让·恩尼斯，我的名字才有机会出现在报纸上的随笔专栏里。她还把我介绍给一些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这其中就包括约翰·巴克姆——他后来成为我的好友。在让的安排和帮助下，我又开启了一段漫长且艰辛的新书宣传之旅——参加一些“新书和作者”午宴，以及一些最棒的电视节目和电台节目。

没过多久，我对来回的奔波感到有点疲倦了，我渴望踏上探索太平洋战事的征程。12月初，让我等待已久的消息终于传来，我将从长岛的弗洛伊德·贝内特机场出发，在加利福尼亚搭乘飞机赶赴夏威夷。我很快就要抵达地球的另一端，开始新的征程啦！我已经四十七岁了，但还是远不够成熟。我感觉我即将开启一段新生活。接下来在亚洲度过的几个月，不管是从自身的职业发展角度还是从地理位置来说，都将比我想象中的收获要多。尽管当时我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我已经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即将成为我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中去了。

通往东方之桥

我离开加利福尼亚海岸时，隐约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开启一段充满艰难险阻和全新挑战的新生活。乘飞机去夏威夷的半途中，有人邀我见见飞行员。“我知道您现在做的事与珍珠港有关。”谈话中，他向我透露他的一名好友曾驾驶过飞行堡垒轰炸机。十二架飞行堡垒当时刚刚抵达珍珠港，日军的第一批炸弹就投了下来。

刚看到瓦胡岛的时候，我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十二架轰炸机四处逃命的情景。我在珍珠港附近的军官俱乐部待了一周，采访了大约二十名这场偷袭的目击者，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采访太平洋空军总司令艾米特·“罗茜”·奥唐奈将军。奥唐奈将军在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担任轰炸机驾驶员时，日军对克拉克空军基地发动了偷袭。远东空军司令部七个多小时以前就将珍珠港可能会遭到日军轰炸的消息汇报给麦克阿瑟将军，但是降落在机场中的飞行堡垒的上空仍然连一架巡航的驱逐机都没有。

说起这事，奥唐奈将军至今依然怒不可遏。他关上房门，对我说道：“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但是在我们部队里一个名叫乔治·马歇尔的重要军官死去之前，你绝不能将这件事公开。”我向奥唐奈做出保证之后，他接着说道：“因为这个马歇尔，在战争刚打响的那几天，我的所有飞行员朋友几乎都命丧黄泉。”奥唐奈将军告诉我，1940年下半年，也就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十几个月前，克莱尔·陈纳德曾秘密地为中国军队作战。每击落一架日军飞机，他都能获得不菲的报酬。陈纳德汇报称，他已经找到如何击落比任何美军飞机的机动性都要强的日军零式战斗机的方法了。这种战斗机配备的防护装甲很少，因此更轻便。与配备很重的防护装甲的美国战斗机相比，日军零式战斗机的爬升更快更容易。考虑到美军战斗机的重量，它们俯冲时会比日军战斗机的速度更快。因此他建议美军飞行员驾驶飞机时应该俯冲而不是爬升。在发给马歇尔以及陆军航空部队长官的报告中，克莱尔·陈纳德概述了美军飞机从上往下对日军飞机发动进攻最好采用二对一的方式，并称如果美军继续采用原先的战术，那么他们将满盘皆输。

据奥唐奈说，陈纳德刚走，马歇尔就把他的陈述报告扔进了废纸篓。“这就是，”奥唐奈最后说道，“我失去众多好朋友的原因。”

威克岛是我前往东方的长途旅行中的第二站。飞行员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要逛完这座岛至少需要四个小时，而在此期间，他正好可以修理飞机的一个小故障。于是，我借了一辆卡车和一幅地图。

一座死火山的依稀可见的顶部是一个V字形的环礁。环礁两边狭长，大约都有五英里。狭窄的水道将火山顶部一分为三，三座小岛加起来总面积只有二点五平方英里，和纽约市中央公园差不多大，威克岛是其中的主岛。

我见过许多战地，但是这里却最让我唏嘘不已。被炸毁的炮台、散兵坑以及弹片仍遍布整个珊瑚岛。暮色之下走在荒无人烟的海滩上，我能够想象得出，日军的驱逐舰随着咆哮的海浪声偷偷地驶向海岸。

结束了关岛的两天旅程之后，我搭乘的飞机降落在距马尼拉约五十英里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乘坐飞机追寻当年日军入侵菲律宾的轨迹。我曾多次说服一名飞行员将自己假想成试图袭击这个空军基地的日本飞行员。在最后一次模拟战中，由于我们降落得过猛，飞机的一个轮子爆了胎，飞机偏离了狭长跑道，一侧的机翼差点擦到了地面。

在一次飞行中，我们来到了阿拉亚特山附近的上空。阿拉亚特山高高地耸立着，仿佛是一个巨型的航标。这座高3867英尺、山锥体向内凹陷的山峰孤零零地矗立在大平原中央。据当地传说，阿拉亚特山顶部的凹陷就是诺亚方舟曾经停泊的地方。飞行员指着附近一条土路告诉我：“这就是当年飞行员柯林·凯利坠机的地方。”

我无比震惊，我听说凯利曾因驾驶飞机飞向日军“榛名”号战列舰的烟囱而被授予过一枚勋章。当我向飞行员提起这事时，他说道：“我怎么可能了解当时这架飞机发生了什么？”于是，我去查找了记录，了解到凯利在吕宋岛北端附近发现了一艘日军军舰，将一枚炸弹投入了这艘军舰的烟囱。B-17飞机上的全体机组人员都确信这艘日军军舰被击沉之后，他们开始返航。途中，他们遭到日军零式战斗机飞行员坂井三郎的攻击。凯利的通信员因头部被击中而牺牲。接着，飞机左翼的油箱突然着火。后来，日军的又一发炮弹打中了轰炸机的升降舵电缆，飞机突然往地面俯冲。

凯利命令机组人员跳伞，其他人跳伞时他一直试图控制飞机。最后，飞机爆炸起火，坠落在这条土路上。第二十六装甲师的将士在飞机残骸旁找到了凯利的尸体，而凯利身边的降落伞并没有打开。凯利牺牲了自己，战友们才得以逃生。幸存者说凯利的炸弹还炸坏了日军一艘军舰的龙骨，迫使其不得不搁浅。这一事迹被麦克阿瑟将军向外宣扬，于是凯利成为二战时期的首位大英雄。美国政府追授了凯利一枚杰出服役十字勋章，这枚勋章他当之无愧。但是，正如奥唐奈将军所言，与对凯利事迹大张旗鼓的宣传相比，在事发同一天，还有许多其他美国飞行员无比英勇的事迹，但他们却没有得到一点宣传和任何公开赞扬，这种宣传方式不利于提振美国空军部队的士气。

1959年12月25日早晨，我在克拉克空军基地简装的单身军官宿舍中醒来，隐隐约约地闻到了热带地区的花香，感受到一阵令人心旷神怡的和风。我迷糊了一阵子才突然想起今天是圣诞节。我人生的大部分日子都在纽约市和新英格兰地区度过，我从没有在鸡蛋花、一品红和水牛的环绕下度过一次90华氏度（约32.2摄氏度）的圣诞节。我尝试给远在雷德班克的我的两个女儿打个电话，但电话没有打通，于是我决定用工作来排遣乡愁。“炸薯片”沃德博士是第406战斗机中队的一位聪明能干的历史学家，我说服他拐了一辆车带我去见他的朋友托尼·阿基诺。托尼·阿基诺曾是菲律宾的一名准尉，我想向托尼了解一下有关他已经过世的父亲贝尼尼奥·阿基诺的事情。战争爆发时，贝尼尼奥是奎松总统内阁里的一名成员，后来他成为日军建立的菲律宾卖国政府里的主要成员。

第二天早晨，托尼竟然出现在单身军官宿舍里。他还邀请我去他的家里小住几天。在他家，我见到了托尼的同父异母弟弟小贝尼尼奥。小贝尼尼奥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是邦板牙省的省长了。和乐天知命的托尼不同，小贝尼尼奥行事非常认真，一心投入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他的妻子——他家的女主人和家庭主妇，既非常漂亮又和蔼可亲，后来她当选为菲律宾的总统。在阿拉亚特山阴面托尼的私家湖边，我听托尼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他开着自己崭新的车子加入战争。在吕宋岛的前几次战斗中，他的身份是准尉。后来，他跟随撤退的美菲联军逃到巴丹半岛。防线被敌军突破之后，他成为“巴丹死亡”行军中的一名战俘。正当他要被装上火车运往战俘营时，他的父亲——人们所说的卖国贼——赶来了。一名日军告诉托尼，他可以回家了，他却说道：“我告诉过爸爸，我不会离开我的战士。他若是想帮我，就给所有战俘分发食品和药品。”后来，托尼的父亲托人带来消息，他联合菲律宾日伪政府官员，正和本间雅晴将军合作，设法尽快让战俘营中的所有菲律宾人获得释放，“我对爸爸说：‘快点吧，爸爸，我们正像苍蝇一样死去！’”

1960年1月3日，我开始研究巴丹半岛上的重大战役。在巴朗牙，我见到了伊洛伊洛省保安部队司令威尔弗雷多·恩卡纳辛中校。他建议我借宿在他家房屋后面一个废弃的鸡棚里，里面有一张小床，床上挂着蚊帐，早晚饭可以去他家吃。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接下来的十一天令我永生难忘。

在威尔弗雷多·恩卡纳辛的帮助下，我时而步行，时而坐车，环游位于巴丹半岛中部的美菲防线——阿布凯防线。在这里，一条绵长蜿蜒的壕沟依稀可见，让人联想起一战时的场景。好几个农民用棕榈树叶直接在壕沟上搭起了简易的小屋。防线中部区域为纳蒂布山，山上千沟万壑，树木高耸，丛林茂密。这里并未设兵防卫，因为人们认为不可能有部队能跨越杂草丛生的悬崖峭壁和山谷。日军奈良中将曾命令他手下的一个团翻过这座山，与从东海岸沿线公路赶来的另一个团会合，从后方包围美军。奈良看似无法完成的计划成功了，迫使美菲联军撤退。这就是巴丹半岛战役的转折点。我告诉威尔弗雷多·恩卡纳辛中校，我一定要登上纳蒂布山。他虽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并坚持要求我带上他的装备着步枪和冲锋枪的六名手下。由于要抓住刺手的竹笋才能攀上陡峭的斜坡，四个小时下来，我的双手满是鲜血。但是，即便那个保安部队司令突然要求我们停止继续攀爬，我仍然觉得不虚此行。

离开巴丹半岛半年之后，我才从威尔弗雷多·恩卡纳辛那里得知为何当初要让那么多全副武装的护卫陪我一起登山：原来纳蒂布山是反政府武装菲律宾新人民军的藏身之地。那天，我之所以在登山途中被叫停，就是因为一名侦察员发现有好几名新人民军的成员正准备伏击我们。

数日之后，我终于登上了巴丹半岛尽头的萨玛特山山顶。最后几场惨烈战斗的战场都在那里。由于不通陆路，我只好搭乘一叶划桨独木舟，沿着西海岸来到萨马特山。接着，我在威尔弗雷多·恩卡纳辛中校的陪同下，沿着东海岸道路驾车来到巴丹半岛的最南端，参观两家美国医院的遗址。在我们接近卡巴卡本的时候，有人指着我，用并不标准的英语大声说道：“尼松！尼松！”

“这是怎么回事？”

威尔弗雷多·恩卡纳辛扑哧一笑。据报道，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前一天开始对马尼拉进行访问。“他们把你当成尼克松了，站起来朝他们挥挥手吧。”于是，我站了起来，朝大家挥了挥手。我不由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她极其讨厌尼克松。不知道母亲要是看到这种场面会怎么想。

在巴丹半岛上的最后两天最热的那几个小时，我沿着五十五英里的“巴丹死亡行军”路线走，走完了大部分路程。我沿途停下来找水喝时，发现沿途的老百姓中有一些曾冒着生命危险给战俘送水；还有一些人告诉我，他们曾目睹日军开枪打死因疲劳而倒下的战俘；但还是有一些人向我描述日军的善行。

返回克拉克基地后，我从一名在司令部工作的朋友口中得知，一些空军官员对我在巴丹半岛的行为感到十分不满。他们看见我一大清早在一个镇子的水泵前和六七个当地人一起冲澡；在另一个镇子里，我和一名十三岁的男孩在大街上下象棋，那名男孩赢了我，围观的人们都大叫：“卡洛斯赢了美国的象棋冠军！”

我请求搭车去马尼拉，遭到了拒绝。于是，我只能搭乘公交车，跟男人、抱着婴儿的女人、孩子，以及六只鸡、两只羊共挤一辆车。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嚼着各自的东西。一到马尼拉我就向美国大使馆求助，但是，那里接待我的人的态度同样也是冷冰冰的。当我请求他们能像以前那样容许我在小木屋里借宿一夜时，他们告诉我已经没有空房间了。

此前，马尼拉已有三名异教军官帮助过我：加夫尼上校、博安南上校、原版“丑陋的美国人”隆斯戴尔上校。当时，菲律宾总统加西亚正和菲律宾军方高层开会，现在我已记不清是谁建议我在会议中途休息时向加西亚总统寻求帮助。第二天上午，我在会议厅外足足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那名热心肠的上校把我带了进去，向总统介绍我，说我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特地前来听取菲方对战争的看法。加西亚总统指示军方四名参谋长都要帮助我，具体事宜由毕业于西点军校的拉莫斯少校安排。

1月19日，我和空军历史学家奥雷利奥·里佩托中尉一起搭乘一架破旧的美军留下的轰炸机去参观菲律宾南部诸岛。在此次行程中，里佩托中尉将充当我的导游。这架飞机浑身遍布弹孔，发出奇怪的噪音，但除了我以外，其他人对此毫不在意。在飞机上，他们把一名曾在地下抗日组织工作过的参议员介绍给我。直到飞机在最南部的棉兰老岛着陆，我才结束对他的采访。当我们准备登陆时，一群野狗冲向机场，但这似乎并没有惊扰到任何人。我的邻座向我解释，这就像飞机上的那些弹孔一样，他们对这些现象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1942年3月，巴丹半岛即将沦陷，麦克阿瑟将军终于被说服了，他同意和家人一起离开科雷希多岛。冒着千难万险乘坐鱼雷艇到达棉兰老岛后，麦克阿瑟一家被带到靠近地扪菠萝种植场的机场。我们走访了地扪菠萝加工厂旁的码头。当年，约翰·巴尔克利中校指挥的鱼雷艇曾在此登陆，把麦克阿瑟将军一家人送上岸。

我们的下一站是宿务岛。飞机降落后不久，里佩托就接到通知：菲律宾前总统塞尔吉奥·奥斯米纳想于次日上午见见托兰先生。他漂亮的府邸坐落在半山腰，开车到那里花了几乎一个小时。塞尔吉奥·奥斯米纳个头不高，面容憔悴。支开所有的人之后，他告诉我，自己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因此，是时候让世人了解那些所谓的“通敌者”背后的隐情了。1942年，奎松总统在动身去美国之前，把奥斯米纳、劳雷尔和阿基诺三人召集起来，他命令劳雷尔和阿基诺留在马尼拉，与日军周旋。“奎松总统告诉我们，必须有人留下来和日本人一道管理菲律宾，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菲律宾民众。你一定要让世人知道，劳雷尔和阿基诺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他们不是卖国贼，而是英雄。他们为形势所逼，伪装成叛徒，且决不泄露真相。之后我们都绝口不提此事，一直到现在。”奥斯米纳向我伸出一只虚弱的手，“我希望你能让这一真相大白于天下。”当他得知就在我们会面时，已经有一群记者赶到了，他让我向他承诺：在我的新书出版之前什么都不要说。我深受感动。

我刚迈出房门，等在门外的记者就一拥而上。我竭力想从他们中间挤出去，一名记者向我大声问道：“刚到马尼拉的美国代表团对菲律宾的所有事情都指手画脚，您怎样看待这件事？”

“他们或许应当耐着性子多观察一两天，再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脱口而出，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闯下了大祸。

里佩托和我返回马尼拉后乘船来到科雷希多岛，我们把这个仍然千疮百孔的小岛环游了一遍。第二天，我们乘坐直升机去探访那个著名的隧道。科雷希多岛被袭击时，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将士就藏身于这条隧道里。当地人提醒我们当心隧道里的蛇，不要走得太深。里佩托拿了一支手电筒，我们一直向里深入，直到被军用车辆的残骸挡住了去路。虽然这场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隧道内部仍然弥漫着一股死亡的气息。我竭力去想象当时的场景：人们听到外面传来低沉的喊杀声，提心吊胆，不知日军何时会突然冲进来。

接下来的两天我一直在不停地采访。在此期间，我听说了吉姆·库欣的英勇事迹。库欣是一名矿工，后来成为地下组织的一名领袖。好几个美国人警告我，虽然菲律宾民众都把吉姆·库欣当作大英雄，菲律宾政府给了他一套房子，但他其实是一个酒鬼、无业游民，讨厌记者采访他，而且喜欢骂人。然而，这些警告只让我拜访他的欲望更加强烈。因为酗酒，库欣目前正在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一名护士告诉我库欣就在最里面的病房。我走到最里面的病房，床上躺着一个男的，皮肤黑不溜秋的，让我想到脾气暴躁的精灵。

“您是库欣上校吗？”我问道。

“库欣是个令人厌恶的酒鬼和骗子，我奉劝你最好离他远点。”库欣回答。

我递上一条美国香烟，说道：“我知道这是库欣最喜欢的牌子。看来，我只能把这条烟送给我的司机了。”

库欣咧嘴笑了，一把抢过香烟。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库欣详细地跟我讲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他有一半爱尔兰血统、一半墨西哥血统，曾经是一名拳击手，他把自己形容成“一名该死的酒鬼，魔鬼般的个人主义者”。战争爆发前，他和他的兄长都是采矿工程师。温莱特将军投降日军后，库欣的菲律宾妻子说服库欣隐居山林，静等战争结束，但是最终他还是禁不住诱惑，去宿务整合几支颇为活跃的游击队。库欣被麦克阿瑟将军授予少校军衔。凭借自己的胆识，库欣干了几件颇为传奇的事。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3月，日本一名高级海军将领和九名部下在宿务市坠机，被库欣的手下活捉。库欣立即用无线电告知远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将军，说他们还截获了一只装有重要文件的公文包，其中一些文件看起来像是日军的加密系统。他的手下用担架把日本海军将领福留繁运往库欣在山上的藏身之所。缴获的公文包里装的是“Z行动”作战计划，这是日军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日军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一举击溃对手。

在宿务市的一名日军将领让人带话给库欣，让库欣立即释放战俘，否则日军将烧毁村庄，屠戮百姓。库欣押着福留繁撤往深山。这时，他又收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扣押敌军战俘！

这显然不太现实。鉴于库欣手下只有二十五名士兵，而日军又不断向他们逼近，库欣只好派两名手下把那些重要公文偷偷地送到内格罗斯岛上，并电告麦克阿瑟将军：为了避免日军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他将不得不释放那名日本海军将领。麦克阿瑟将军在盛怒之下解除了库欣的指挥权，并把他降级为列兵。幸运的是，福留繁的公文包最终通过潜艇成功送到麦克阿瑟将军手中，里面的文件成了二战时盟军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最为重要的敌军情报之一。

虽然库欣遭到了羞辱，被降级为列兵，且麦克阿瑟将军返回菲律宾后，又对吉姆·库欣追加了更为严厉的惩罚，吉姆·库欣仍然是一名出色的战士，继续演绎着自己的传奇。盟军情报局局长考特尼·惠特尼将军曾一度严厉地批评库欣，但正是由于他的帮助，库欣才得以官复原职，并且在战后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金，以褒奖库欣为战争的最终胜利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这笔奖金本来足够他在岛上过一辈子，但是没过几个月他就花光了——库欣在从太平洋到加利福尼亚的过程中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吉姆向我描绘那些宴会时春光满面，然后说他现在被菲律宾人和“一些怪异的美国人”供养着。

几天以后，我说服尼格利陀国王向我讲述他在战争中抗击日军的经历。尼格利陀族人几乎个个赤身裸体，当时美军曾经将他们带到克拉克基地，让他们充当看守，去制止当时十分猖獗的偷盗行为。小偷什么都偷，大到冰箱，小到通信塔上的螺母和螺栓，甚至造成了一个通信塔的倒塌。国王会见我时穿戴整齐，他先把我带到他的小教堂——他们信仰的是基督教中的一个小分支。然后，他拿出自己的弓箭，向我演示他是如何通过伏击杀掉一百多名日本官兵的。尼格利陀国王比我要矮一英尺多，他虽骨瘦如柴，但力大无穷。他赠送我两支箭作为纪念品，并提醒我这些箭尖都在毒药中浸泡过，不过现在估计已失去大部分毒性了。这两支箭和其他纪念品一起，至今仍摆放在我的工作室里，我把它们当作装饰品。

国王的妹夫提出要带我骑骡子穿越克拉克基地西北部崎岖的三描礼士山区。二战时，很多美菲游击队员都曾在那儿建立了自己的战时藏身之处。为了这次旅行，我要付五美元并订阅一年的《生活》（Life）杂志。当我结束十个小时的旅程时，我几乎抬不起腿了。见此情形，尼格利陀人个个乐不可支。他们让我成为这个部落的名誉成员。所幸的是，我不需要“入乡随俗”，跟他们穿得一样。

此时，我基本上已获得了自己所需的所有信息。1月31日，我打算返回我在克拉克基地的住所，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我步行来到司令部，想和大家告别。然而，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回应我的不是往常的那种冷淡，而是更加无情的冷漠。一名秘书对我耳语道：“你遇到大麻烦了，总指挥官将要用船把你送回美国。”她把一份报纸的复印件拿给我看，上面的标题醒目地写着：“美国作家猛烈抨击美国代表团。”这分明是一篇迟来的报道，刊登的是我那天从奥斯米纳家里出来后对记者所说的一番话。

“我只不过说他们在大发议论前应该再多观察一两天。”我无奈地解释。

正说着，一名脸色铁青的上校从将军办公室里出来，大步向我走来。我知道我要遭殃了。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几名军官在一名四星上将带领下冲进了房间。“约翰，他们待你不错吧？”“罗茜”·奥唐奈将军用洪亮的声音问道。

“很好，将军。”

“我们准备去香港疗养几天，你愿意和我们一道去吗？”

“那当然！给我几分钟，我去拿行李，马上就来。”

在飞机上，我给罗茜将军讲了在奥斯米纳私邸发生的事，他听了哈哈一笑，说道：“听我一句良言：不论何时，只说‘无可奉告’！”

当飞机在九龙机场着陆时，我由于过度兴奋，忘了看好行李，结果行李被偷了。我不仅丢失了所有的衣物，还丢失了两本记载托尼·阿基诺故事的笔记本。还好其他笔记本我都是贴身带着的。

次日上午，我定做了两件西服、一双鞋、一件大衣和一件风衣。裁缝乔·劳还答应做我的向导，我们一道去采访了一名英国医生。这名医生曾在日军面前掩护盟军战士。后来，我们又参观了香港岛上的防御工事，采访了六七名香港之战的幸存者。

这些幸存者告诉我，1941年，尽管香港即将沦陷，城里的生活却一如既往：商店照常营业，公交车准点运营，夜总会依然人声鼎沸。然而，1941年12月14日，那条号称无懈可击的新界的醉酒湾防线失守了。四天之后，日军的大炮便开始对香港岛狂轰滥炸。

1960年2月4日，香港的一家当地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我四处寻求战时资料一事进行了专题报道。这让我在宾馆的前台意外收到了一张奇怪的便条，上面写着：“如果你来访问我，会对你大有帮助。——欧文·霍夫曼。”我不知道此人是谁，但他勾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立马给他打了电话，并应邀去他那儿做客。

欧文·霍夫曼的房间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箱子，上面贴着一个标签：“马克思的玩具”。“这是我的文件柜。”欧文向我解释。箱子里面堆了数百份文件和信件。欧文告诉我，他最近在城里忙着为电影《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准备宣传材料。欧文建议我们一起行动，他可以付所有的饭钱和打车钱，而我只需付小费。他为将美元兑换成港币一事头疼不已。接下来的五天里，我一半的时间都和欧文在一起。他愿意跟着我在香港新界到处寻找战争的幸存者。欧文带我参观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香港。我们拍摄了一些电影取景场所的照片，碰到了一些认识现实世界中的“苏丝黄”的人。

当时，欧文经常穿着那件飘逸的黑色日本和服。《时代周刊》上刊登了一篇插图故事，讲述了他在香港的逸事，但有一件事《时代周刊》没有提到，我们有一天把那个装着玩具的大箱子搬上三楼，为当地娼妓的孩子正在举办的一次聚会助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温馨的场面。

在香港的第九天，我用完了第三本笔记本，添置了新衣服和旅行包，还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个是英国记者，就因为他娶了一个中国人做妻子，大多数英国人都刻意疏远他。他给我列了一份名单，说这些人对我下一站的台湾之旅将会有所帮助。著名的华裔摄影师王小亭（外号“纪录片”）就在其中，他将会教我摄影的诀窍。

第二天，抵达台湾后，我一直和王小亭待在一起。他告诉我当时是如何拍下那幅一个中国宝宝在轰炸中放声大哭的经典照片。看到那个场景时，他就知道这是一个绝佳的取景素材，但是他相机中的胶片刚好用完了，错过了最佳的拍摄时机。他把未冲洗的底片寄给《时代周刊》。当看见《时代周刊》杂志在封面刊出他拍的这张照片时，他自己也被震住了。从那以后，人人都知道并信任“纪录片”。

通过王小亭的安排，我采访了台湾当局副领导人陈诚将军，他是仅次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方的二号人物。[1]在陪同我的两名官员面前，陈诚表现得似乎有点拘谨。我们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陈诚将军问我是否要用洗手间。当只有我们俩在他的卧室时，陈诚交给我一份沉甸甸的文件。他小声地对我说，这是他的自传，这本书是绝对不可能在台湾出版的，所以他让我带走。于是，我把它藏在我的夹克衫里。

1960年2月12日，我乘坐美国军事空运局的飞机飞往日本，于凌晨四点左右到达立川空军基地。月光下，那些在德国和奥地利曾象征凶兆的防空塔让我想起了雾中的佛塔。我们乘坐参谋部的一辆车来到东京。我虽然不认识任何一个日本人，但是我却本能地厌恶这个国度。然而，接下来的两小时却颠覆了我对日本的印象。我在纽约结识了许多中国人，我非常喜欢他们。我还和一对韩国夫妇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如今，我看到这些日本人，觉得他们也没有那么令人讨厌，他们和我们并没有太多不同。即便如此，在菲律宾听闻的“巴丹死亡行军”的故事至今还是令我义愤填膺。同样，我也无法忘记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事件。

我穿过日本的一些村庄：女人们穿着和服，脚下踩的木屐发出嗒嗒声；孩子们手拿小旗子过马路。这不是我在书本上读到的那个日本。等我到达酒店时，我觉得自己仿佛被人精心设计的骗局算计了一样，我在德国也曾有过类似的感受。

第二天上午，海军大佐、日本防卫省战史室主任西浦进来到由美国军方经营的山王酒店。西浦进带来两名军官，让我采访他们。听到他们俩愿意向我透露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我不由得大吃一惊。我本以为在我获知真相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阻碍，没想到他们和冯·曼陀菲尔将军一样，愿意毫无保留地向我透露战争的细节。

事情进展得太顺利了。在酒店咨询处工作的几名士兵——美国空军一级军士长汤姆·罗纳、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级军士长艾伦·西多以及二级军士长阿特·希克斯，替我把被采访者接来，并确保咖啡和点心及时得到供应。我当时并未意识到，我已经抓住了最有利的时机：日本人都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并且十分渴望说出自己一方对战争的看法。我告诉日本军方，我会把采访记录给被采访者审阅。这样，他们发现了错误还可以及时进行修改。整整四天的时间，通过采访和观察，我对日本军方的了解比从任何资料中所获得的都要多得多。一名军官向我透露，他之所以愿意告诉我这些，是因为我现在不是占领他们国家的敌人，而是一名不带任何偏见的观察者。他还说卸下了这身包袱后，他感到十分轻松。

一名下级军官——伊木悠上尉，在犹豫了半个小时后终于向我吐露心声：他是如何用鱼雷击沉英国皇家海军“反击”号战列巡洋舰的。返航后，他和在同一时间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飞行员一起被兴高采烈的地勤人员抛到空中。但是，正如他所说，他的兴奋感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第二天，当他乘坐飞机飞越沉船遗址时，他扔下了几束花。伊木悠用哽咽的声音真诚地说道：“我并不想发射鱼雷，那是一艘非常漂亮的军舰，真的非常漂亮！”

1960年2月20日，一名海军飞行员将我带到名古屋。在那里，我采访了当时想要攻入珍珠港的一艘小型潜艇的指挥官——酒卷和男海军少尉。他作为那艘潜艇上唯一一名幸存者被押往田纳西州的战俘营。监禁时期的所见所闻让他逐渐开始羡慕并且尊重美国人。“对美国人的这些深刻认识，”他说，“仿佛一个锤子在敲打着我整个心灵。”生他养他的日本的整个历史和文化瞬间土崩瓦解了，“这是理智的再生。”现如今他是一名基督徒、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那些日子我告诉自己，是我们发动了战争并且输得一败涂地。我们不能责怪任何人，我们也不应该抱怨，这全是我们的过错，因为我们太软弱无能、愚昧无知。我们必须默默地用双手去重建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唯一的还债方式。”

返回东京后，西浦大佐和他的密友服部卓四郎陆军大佐招待了我。服部卓四郎曾任帝国陆军参谋本部作战科长，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一吐为快。西浦很沉着冷静，相反，服部卓四郎则暴躁刚烈。对我而言，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记录下服部在急躁状态下所说的一番话，因为大部分都是用日文说的。不过，好在有西浦在一旁非常镇定地用流利的英文及时补充。到了中午时分，我已经感到非常疲惫了。“我才刚开始呢！”服部大叫道。西浦提出下一次让我们在服部的办公室继续采访。

其实，这令人兴奋的一天才刚刚开始。下午，我在山王酒店的“御用”翻译小泉时（小泉八云的孙子）把我介绍给奈良晃将军。奈良晃曾率军突破巴丹半岛上的阿布凯防线。我终于有机会弄明白之前一直未弄懂的一件事，那就是奈良的部队是如何成功翻越纳蒂布山脉的，而我并没有成功地翻越过去。

采访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当我询问武智大佐如何携带着大炮等辎重成功地穿越崎岖的山区时，突然间我的翻译和被采访者之间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向来温和的小泉时似乎正在竭力告诫奈良晃。

“怎么了，小泉时？”我问道。

“他在说一些日本军官不应该说的事情！”

奈良将军从他的公文包里掏出《突出部之役》。他指着书的背面印有“关于作者”的那页说：“你，威廉姆斯；我，阿默斯特。英语丢个精光。我们必须公布巴丹半岛的真相。”随即他又叽里呱啦地对小泉时说了一番话，小泉时转头对我说：“他说他和美国总统约翰·柯立芝的儿子在阿默斯特学院上大学时是同班同学，但是，他不应当告诉你巴丹半岛上所发生的事情。”

我看着将军，指指我自己，然后用手势对他示意：“换一个翻译，一两天后就换。”

奈良笑了笑，然后点了点头：“换一名好翻译？”我朝他点了点头。

将军离开之后，我试图让小泉时平静下来，但是我心里已决定找人替换他了。我向小泉时道了谢，随即就把他打发走了。

那天晚上，我跟《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伊戈尔·奥根奈索夫约好，一起到新闻巷的外国记者俱乐部里吃晚饭，我们俩相识于台北。伊戈尔告诉我他娶了一个日本妻子，这让我很感兴趣。一同吃饭的还有其他几个记者，包括《麦格劳—希尔世界新闻》（McGraw-Hill World News）驻东京记者站前站长丹·库尔茨曼。

当我正在向他们抱怨我的翻译出了问题时，我看见一名娇小可爱的女子正朝我们这桌走来。她仪态端庄，款款而来，宛如一位公主。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美人，在我看到她的第一眼时，我就爱上了她。在我见过的女人当中，很少有人举手投足像她这般优雅。她不仅有着俘获我心的倾城之貌，而且她的声音既柔和甜美又口齿清晰，撩拨着我的双耳。伊戈尔告诉我她叫松村寿子，也是《麦格劳—希尔世界新闻》的记者。她来到我们这桌，想向库尔茨曼提供有助于他目前写作的一些信息。寿子客气地询问我在日本忙些什么，我说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战争的书籍，“我是来倾听日本人对战争的看法的”。

“要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唯一这么做的美国人了。”她环顾了一下桌子四周，“其他人通常都只会提五个侮辱性的问题。”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她接着问道。

我对寿子说了奈良将军一事，她随后同意在工作之余替我翻译。一名空军少校劝说我不要聘用女性做自己的翻译，因为日本人看不起女性，但是我还是和寿子约好了。还好，自他们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就看得出奈良将军对寿子很满意。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和寿子被奈良将军所讲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奈良将军告诉我们，他的士兵一路追击美军，追到巴丹半岛时已经精疲力竭，军部命令他对阿布凯防线发起攻击。经过仔细勘察之后，他决定留下一个大队作为预备队，派遣今井大佐的141步兵大队朝沿海公路继续挺进，然后他又命令自己十分信任的老朋友武智渐大佐率第九步兵大队向西挺进至纳蒂布山斜坡，从后方包围美军据点，最终在公路上和今井大佐的部队会合。

日军的炮火袭击持续长达一个小时之后，今井大佐指挥部队开始沿公路前进，武智则扑向丛林深处。突然，美军的炮弹不停地落在今井所部前方的公路上，这令奈良大为惊慌。原来，本间将军手下的情报官提供了错误的信息，美方在这里部署的防线大大偏离了原先预计的位置。这样一来，今井所部就没办法到达距离他们还有三英里的阿布凯防线。为了避开美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今井不得不指挥他的大队转战西面田地。

武智率领的部队在纳蒂布山脉奇怪地消失了，这使奈良将军更加震惊。为了维护朋友的名声，他没有将此事汇报给本间将军，也没有将其记录在自己的战时日记里。

在今井所部为了生存而战时，武智迷路了。武智未能径直指挥所部登上山顶。过了六天，当他们从山脉东侧的丛林中找到出路之后，他们迅速开始攻击一支美军，而这支美军正试图歼灭向东海岸推进的今井所部。武智很快便发现，在混乱之中，他的军队也在攻击友军。于是，他连忙回到奈良将军的司令部，亲自向奈良将军汇报此事。武智衣衫褴褛，精疲力竭。他向奈良将军解释了在山区密林之中迷路的前因后果。

“我准备把你们撤下来做后备军。”奈良说。他意识到，历经此次磨难，武智所部急需一次休整。

武智向奈良将军行了一个军礼，回答道：“遵命！”但是，他并没有按照命令率领部队奔赴休整地，而是决意拼死率领部下一举翻越纳蒂布山。奈良向我们解释，武智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奈良把他们撤下来是对他们在山中迷路的惩罚。整整七天，都没有传来武智的音讯，奈良再一次对本间雅晴封锁了这一消息。奈良推断他这个朋友一定在奋力攀登纳蒂布山，于是他命人在山区不同地点投放一些食物。没有人能够联系上武智。最终，武智率领士兵成功穿越这座“无法逾越之山”，并一直抵达阿波阿波河。接着，他快速向东插入，向沿海公路推进。美菲联军十分惊慌，匆忙将全部兵力撤退到南部地区。当武智最终向奈良汇报时，他坦承自己和部下已经一周没有进食了。奈良把自己的面包和香烟递给他，然后注视着这个面容枯槁的下属接受采访。报纸上对此事这样报道：武智采用超人的谋略率军翻越了崎岖的纳蒂布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一举击溃了阿布凯防线。考虑到如果让人知道武智违背了军令，可能会毁了他的职业生涯，于是奈良保持沉默。现如今武智已经过世，奈良想让武智的家人知道他是怎样的一名英雄。

采访结束时，正如当初武智大佐在突破防线后的状态一样，我感到身心俱疲，但是我获悉了巴丹半岛上最关键战役的秘密。感谢寿子，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富有成效的一次采访。奈良将军建议我们抽时间再会面一次，这样他可以厘清细节，解答我的疑惑。

接下来的一周，我白天经常待在山王饭店，或者和服部待在他那热气腾腾的办公室里。晚上我则和寿子去采访一些重要人物，包括武藤伊安伯爵、源田实将军和本间雅晴的夫人。源田实将军是日本航空自卫队航空幕僚长，曾作为一名海军指挥官参与了偷袭珍珠港的行动。

在这不平凡的一周里，我对寿子和她的家庭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她父亲如今在新日铁公司任职。由于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年轻时曾给一家日英语言学校的负责人当过秘书。寿子的爷爷则是一名武士，还教授过日本茶道。寿子的外祖父是一名村长。寿子的母亲是为数不多的日本早期摩登女郎之一。寿子的父母亲都是浸信会信徒。她自己则毕业于惠泉女学园大学，这所著名的女子大学由毕业于美国布尔茅尔学院的河井小姐创立。12月8日，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是寿子十二岁生日。当她听说这场战争，并在去学校的路上听到军乐声响起时，她并没有觉得日本会赢得这场战争。她家的一个好友——菲利克斯·罗斯柴尔德一直给他们寄《生活》杂志。寿子平常会随手翻阅里面各种各样的汽车和器材的广告，以及阅读介绍美国工业实力的连环画。这些都更加让她坚信：像日本这样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的小国，想要挑战美国这个巨人，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在东京遭受骇人的燃烧弹和凝固汽油弹的轰炸以及后续的袭击之后，寿子一家逃到了内陆。在那儿，日本投降的前一天，寿子的妹妹差一点被一架俯冲而下的美国飞机炸死。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寿子曾为美军干过活，随后获得美国占领区行政救济奖学金（这一项目就是后来的富布赖特奖学金的前身），并被送到美国学习一年。回国后，她先后换过好几份工作，现在是麦格劳—希尔公司的报道煤炭和钢铁的专项记者。她现在的主要工作是给老板索尔·桑德斯当翻译。

我也向寿子讲述了我自己的故事，我告诉她我写作的目的。我还一五一十地向她透露我的第一次婚姻是怎样走到尽头的。目前，我支付着两个女儿的赡养费。等我赚到更多的钱，我打算把她们俩送去读预科，从预科毕业后再送去读大学。我坦诚地告诉寿子我的经济状况：虽然现在我没什么银行存款，但是如果把这本介绍太平洋战事的书加以精简修改，在《瞭望》（Look）杂志上刊登的话，我能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除此之外，我还要赡养我的母亲和两个姨母。目前，我的主要任务是筹集研究经费。

连续一个多星期，我和寿子每天晚上一起共进晚餐，我甚至逼迫自己尝试曾经很厌恶的日本寿司。我们一起去看了几场演出。有很多次，我坐在出租车里，不顾那些开起车来不要命、拉着我们全东京城兜圈子的司机的反对，亲吻寿子。

3月的一天傍晚，在我送寿子回她住的小房子的路上，我亲吻了她，问道：“你愿意嫁给我吗？”她迟疑了五六秒后，答道：“我愿意。”

我和寿子的订婚在我们俩各自的圈子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寿子的父母错愕不已；我有个好朋友警告我不要犯这么严重的错误。新闻处的渡边和孝博士认定我一定是在夜总会随便找了个女孩子，把我劈头盖脸地训了一番。美国大使馆首席顾问的妻子请我三思，她说：“你至少应该让来栖夫人先会会这位寿子吧。”来栖夫人是一名日本外交官的美籍遗孀。日军偷袭珍珠港当天，这名日本外交官曾和海军大将野村一道，向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递交了最后通牒。

我和寿子在山王酒店和来栖夫人一道享用了一顿令人愉快的晚餐。饭后，来栖夫人告知众人，寿子是我最合适的妻子人选。得知寿子是自己结婚时的伴郎的女儿之后，渡边博士讶异不已，发自内心地赞同我们俩喜结良缘。

得知我需要以前离婚手续的原始文件时，我致电我的律师莫特·艾布拉姆斯，他又打电话给我的母亲。老人家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她就不赞成我和桃乐茜的结合，如今她也不喜欢寿子，这并非因为寿子是亚洲人，我母亲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其实，无论换作谁，即便是美国基督教科学派的创始人玛丽·贝克·埃迪，母亲也多半不会同意。而且，我觉得要想让我的两个女儿玛西娅和戴安娜接受一个新的母亲也需要一些时日。尽管有这些顾虑，但我对迎娶寿子一事从未动摇过，因为我相信寿子能够理解并分担我将为之奋斗终生的工作。当我告诉她我为了收集资料，不得不辗转多地时，她丝毫没有畏惧退缩的想法。最重要的是，对于摆脱民族偏见、挖掘战争真相，我和寿子有同样坚定的决心。

寿子的父母听闻我俩的事大为吃惊。这并非因为我是美国人。他们老两口有很多美国朋友，他们担心的是他们的女儿要远走他乡，再也不回来了。此外，我的年纪比寿子大很多，只靠写作谋生，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日本最底层的职业之一。我和寿子父母见面的约定好几次都落空了，后来寿子的妹妹英子和她的丈夫——一名精神科医生，代表他们的父母与我会面。英子和她的丈夫对我都比较满意。我们最终定下了见寿子父母的日期。寿子的父亲用纯正的牛津英语向我表示问候，这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他穿得非常正式，一开始他问了我一些作为一名父亲想知道的问题：“你当时为什么会离婚？”

“我和我的前妻是两个世界的人。她是舞蹈家，而我是作家。”

“你有能力养我的女儿吗？”

“有，先生！”我信心十足地回答，“问题总是有解决办法的。”

寿子的父亲松村先生一直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直到他的妻子织江接过话茬。织江就坐在我的旁边，让我想到丰满的女神。她几乎不懂英语，所以她说得很慢：“你——要——让——寿子——幸福。”

我兴奋得想要亲吻寿子，但发现现在还不是时候。很明显，松村先生也感到很宽慰。当我把我在美军福利社中购买的一盒高尔夫球送给他时，他十分高兴。寿子以前对我提过，她爸爸是一名忠实的高尔夫球迷，他还是日本第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啊哈，”他拿起一个高尔夫球说，“这是美国的大高尔夫球！”

我的离婚文件还没有寄到，但是定在1960年3月12日，我们的教堂婚礼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3月10日我终于收到了离婚文件。同时收到的还有一张便条，上面说，我母亲担心我会要回她的房子，找到了我的律师莫特，莫特告诉我母亲她应该相信自己的儿子。我搬到了东京大酒店。第二天，在寿子的老板索尔·桑德斯的帮助下，我和寿子在美国大使馆领证结婚。喝过香槟之后，我和寿子又乘车来到不远处的寿子户籍地的区役所进行结婚登记，整个仪式大约只花费了十美分。

接着，我们又在浸信会教堂举行了第三场仪式。当天下午的结婚喜宴在一个宽敞的工会大礼堂里举行。到场的客人大多数是日本人。我也邀请了一些美国朋友，包括记者。我和寿子坐在主桌的上席，两侧坐着两个媒人——一对日本夫妇。客人们坐在其他桌享用美食，喝酒聊天。两个媒人向大家介绍寿子从小至今的生活之后，婚礼仪式正式开始了。两个媒人邀请在座的客人做点补充。一个老师说，寿子在文法学校时是一个完美的学生；来自惠泉女学园大学的客人向我们讲述了寿子在学校里曾做过的那些令人佩服的事情；其他朋友也描述了寿子是怎样舍己为人做好事的。

随后，男性媒人邀请我的朋友来说几句话。一个记者站起来，跟大家讲了一则有趣的故事。他绘声绘色地叙述了我是如何从一个不愿意承认事实的美国参谋口中套取真相的。在座的美国客人都放声大笑，但是日本客人听了却大吃一惊。另一个美国朋友站起来说了一则关于我的笑话，这一次把日本客人也给逗乐了。接着，寿子的一个日本女性朋友讲了寿子和她的同学在二战的最后一年整天都在为日军熨烫制服时的糗事。这又引出了另一个故事：寿子想试试从运送衣物的滑道滑到一楼是什么感觉，不料却撞上了自己的老师。时间过得很快，喜宴结束后，我和寿子在日航饭店安顿下来。这家酒店的档次虽然没有东京大酒店高，却因一名日本女歌手的歌曲而闻名遐迩。

3月15日，我和寿子的蜜月之旅结束后，我动身前往立川，准备搭航班回家。寿子坚持暂时留在日本，直到她能够找到合适的人接替自己的工作。一坐上美国军事空运局的飞机，我就开始回想在日本的三十一个日日夜夜。现在，我又多了许多写满的笔记本、相片和地图。我成功地采访到一些重要的战争幸存者，我诧异地发现自己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我刚到立川时，心中满是对日本人的痛恨，思索着怎样才能从他们口中挖掘出战争的真相，但是我后来发现，这比我在德国时要简单得多。和德国人相比，我和日本人相处得更加和谐。这些日本人在自己内心的呼唤下，愿意不计后果地向我吐露他们所相信的真相。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真真切切踏入了一个新世界。偶然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仿佛是命中注定一般。命运将我带到外国记者俱乐部，而命运又将寿子带到我的桌前。我知道在我面前出现了一座桥梁，它不仅通向东方，也通往以前从未到达过的自我认知层面。

努力，努力，再努力

1960年春的那两个月，寿子还没到纽约和我一起生活，我又进行了几次采访。这些采访对我大有裨益，让我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在西海岸，我设法找到了“抖动的比尔”·布拉德福德。他是一名飞行员，在战时负责短途客机服务，也就是驾驶被人们称作“竹舰队（Bamboo fleet）”的飞机来往于巴丹半岛、科雷希多岛和德尔蒙特之间。这些“竹舰队”都是一些破旧的军事飞机和私人飞机。为了弄到金鸡纳树（金鸡纳树的主干皮可以提取奎宁）的种子，比尔曾冒着生命危险驾驶飞机把亚瑟·费希尔上校从科雷希多岛运走。患有疟疾的太平洋美军官兵需要奎宁。一个月之后，也就是日军降落在班乃岛的那天早晨，比尔又勇敢地把后来担任菲律宾外长的卡洛斯·罗慕洛上校从伊洛伊洛省营救出来。

1942年，科雷希多岛遭到了猛烈的轰炸。比尔接到命令，将急需的药物运往科雷希多岛。但是，比尔手上的飞机只有一架老式的贝兰卡。比尔知道，这架飞机能够成功飞达科雷希多岛的概率为零。即便如此，他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他想出了一个法子：他驾驶飞机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缓缓地从敌占区上方飞过，最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降落在科雷希多岛的飞机场。他在马林塔隧道见到了温莱特将军。温莱特将军说，尽管岛上一万三千名士兵中只有极少数人有希望获救，但是战士们的士气仍然高涨。比尔苦笑着告诉我，官兵们最爱的一首歌就是《我在等候永远不会驶来的船只》（I'm Waiting For Ships That Never Come In）。

其中最动人的故事之一是关于马林塔隧道里一名无线电通信员欧文·斯托宾下士的。日军的连续炮击所投下的炮弹已经毁坏了他所负责的大部分电话线路，他只能直接发电报给隧道西面出口的无线电发射机。斯托宾仍然和位于火奴鲁鲁的电台保持着联系。1942年5月6日，他发送了温莱特将军在附近起草的最后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

我怀着悲痛欲绝的心情，低垂着悲伤的头，但并没有感到羞耻。我向阁下汇报：今天，我不得不起草马尼拉海湾诸岛防御部队的投降条款……

当消息传来，说温莱特将军和几名官员正驾驶一辆车朝丹佛山顶驶去，准备向日军投降时，斯托宾在键盘上敲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封电报：

我的名字是欧文·斯托宾。请把这封电文转给我的母亲米妮·斯托宾夫人。她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巴比街605号……我爱爸爸、乔、休、马克、卡里、乔伊思和保罗！我爱全家人和我的朋友们！愿上帝保佑他们！希望我回到家的时候大家都还健在。告诉乔，无论他在哪，都要为我们痛击敌人。上帝保佑你们……

我还采访了在《生活》杂志任职的卡尔·迈登斯。当时他听说日军在头一天晚上已经登陆仁牙因湾，港湾里到处漂浮着死尸，海滩上也铺满了日本士兵的尸体。他在指挥部听说这场疯狂的战争仍在持续，于是驱车前往海滩，却发现海滩上并没有尸体，也没有任何战斗过的痕迹，只有为数不多的菲律宾士兵坐在自己的武器旁休息。

一名美国少校微笑着说：午夜时分，有士兵发现几个黑色影子正在靠近阿格诺河河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是前来侦察的两艘日军小型摩托艇）。于是，这个地区的所有美菲联军的枪炮，大到155毫米的大炮，小到手枪，一齐开火，仁牙因湾顿时陷于一片火海之中。

迈登斯返回马尼拉时，其他记者都在忙着向各自的报社和杂志社发送大捷的电报。迈登斯一把拉住麦克阿瑟将军手下的新闻主管勒格兰德·迪勒少校。“看看我拍的这张照片，”迈登斯抗议道，“我刚去过仁牙因湾，那儿压根儿就没发生什么战事！”

迪勒指了指他刚刚向新闻界大声朗读的那篇公开战报，说道：“这份公开战报就是这么说的。”

采访结束时，卡尔把他在仁牙因湾拍摄的一片平静的海滩景象照片递给我看，说道：“用这张照片吧，并带上我对和平的祝福！”

1960年5月中旬，寿子乘坐飞机来到纽约，她带来了她的衣饰、一只装有穿着和服的大洋娃娃的玻璃箱子、一台留声机、一台和便携式打字机差不多大小的录音机。到了纽约后，寿子向我提了个要求——去百老汇观看电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这部电影和她想象中的一样妙不可言，但是我们入住的宾馆却不尽如人意。宾馆里的蟑螂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非常猖狂，我们只能尽量少待在那个蟑螂竞技场里，大多数时间我们宁愿去纽约公共图书馆主馆查找资料。

我和寿子去雷德班克小住了一阵子。我的母亲对寿子的态度非常冷淡，但她还是礼貌性地为寿子举办了一次小型欢迎派对，并主动教寿子如何使用刀叉。之后，我们俩迫不及待地离开雷德班克，前往华盛顿进行为期三周的资料搜集和采访工作。6月底，我和寿子、母亲以及我的两个女儿一道去新罕布什尔州。这次，我租了一套距离大斯夸姆湖只有几百码的房子，租了7月和8月两个月。房子后面有一个小平房，我和寿子就住在那里，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写作了。

这是个非常适合游泳的好地方。我刚教会了寿子游泳，她立马又学会了滑水。虽然在水中嬉戏一直令人开心，但是楼房和平房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吃饭时我们常常因为口角而搞得不欢而散。尽管如此，我的写作依然进展得很快，到8月初，我已经写完前三百页了。和往常一样，我按照时间顺序列出一份详细的提纲，把我所知的所有情况先填充进去，根本没有考虑过修正或删减。修正和删减应该是第二稿时要做的事情。

寿子喜欢我写的东西。当她看出我已经心力交瘁时，就想方设法拉我出去放松一下。一天下午，我母亲要了我已经写完的稿子读。第二天早晨她出现在我们住的小屋门前，一脸严肃地让我到她住的大房子里去一趟。我听从她的吩咐，到了大房子里。这时，母亲告诉我，她所读到的东西完全没有达到我应该具备的水准，写得一塌糊涂。

母亲在房子里生了火，我热得直冒汗。返回我所住的小屋之后，我告诉寿子我不想再住这里了，虽然我们理应一直住到8月底。我建议我们马上离开，到纽约市里找一套公寓。我很清楚我写的东西并不差。

在纽约西区第79号大街，我们找到了一套令人满意的公寓。公寓里有一间大客厅，铺着漂亮的红木地板。虽然卧室很小，床离通往厨房的过道只有一码远，但我知道我可以在这儿安静地写作了，因为这儿是只属于我和寿子的二人世界。寿子不会做饭，所以我只能自己下厨，做自己最喜欢的一道菜——金枪鱼。我总是先吃完，然后马上就开始工作。吃了一周的金枪鱼之后，寿子就开始向日本朋友请教如何做菜了。我写作时，寿子就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和朋友讨论当天的食谱。过了两个星期，她的厨艺就远远超过了我。

不久后，我的第一稿完成了。寿子帮我打印了一份清样。鲍勃·卢米斯读后觉得不错，于是便开始了编辑工作。我们合作得很愉快。1961年初，最后一稿修订结束。我寄了一份给《瞭望》杂志。正当我们快要入不敷出时，罗格·特里尔通知我们：《瞭望》将选刊我书里的三个部分。这意味着我的下一部书有更多的研究经费了。

最近我和五角大楼里的一个工作人员聊天，他曾经引导我走上军事历史写作这条道路。他向我提到，虽然一些专业期刊对我的论著指手画脚，但是军人们却对我的书爱不释手，因为里面写的全是真相。他还向我讨教写作的诀窍。

这让我想起一个词，“我想你可以把它称作‘活的历史’”。我只是按照编剧波特·艾默生·布朗教我的方法去做：俯身凝视我书中的各个人物，让他们做自己应该做的，说自己应该说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书中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真人，而非我想象的产物。我只是一名中立的观察者。“这真的非常简单，我要做的就是记录。”事实上，真实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我要不停地对收集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和删减；我要把事实和编造的情节区分开来，辨别哪些是真正发生过的，哪些是媒体公开报道的或官方公告、声明中报道的事件。我尽量不掺杂个人的观点或解读。换一种说法，就是避免用个人的道德观去绑架事实，或做一些挖掘事件背后“意义”的无谓举动。同时，我也吸取了一个宝贵的教训：永远不要写“半真相”的东西，因为“半真相”其实就等同于“半谎言”。

1961年9月12日，《不是耻辱》的第一部分刊登在《瞭望》上，顺便也给这本即将出版的重量级新书做广告。两周后，兰登书屋推广部的让·恩尼斯打电话给我，说《柯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预售书评。让·恩尼斯还告诉我，沃尔特·温切尔——一位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著名评论家，对我的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所做的调研工作，”温切尔写道，“是相当多的……你可能会觉得托兰先生将大肆渲染对日本人的憎恨，但是他并没有……他把这本书献给他的翻译——一个名叫松村寿子的可爱女子……他不仅把此书献给她，他还娶了她。”

周五，我的新书出版了。《纽约时报书评》在头版刊登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美国军事战争史学家塞缪尔·马歇尔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中这样评论道：在强调战争中的人性方面，托兰先生举世无双。

在为这些书籍付出了辛勤劳动之后，我终于能够享受一下随之而来的赞誉了，我不再是人们口中的“有潜力的作家”了。我第一次觉得，波特·艾默生·布朗和马克·里德会真心以我为傲。即便后来我获得了普利策奖，也没有现在这般兴奋。这种事情在人生中只会发生一次。我终于成功了！

我沉浸在名誉带来的欢愉中，但我觉得这才刚刚开始，并且我始终认为当我存够了钱以后，我就能够回归我所热爱的事业——创作戏剧和小说。

当我回首这条漫长而艰辛的成功之路时，我在想，吃了那么多次闭门羹，犯了如此多的错误，是什么推动我一直前行的呢？当年我告诉父亲自己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扒货运火车时，父亲骂我是“托兰家族最他妈愚蠢的傻子”。后来，父亲又说我一直坚持写没人读的戏剧和小说真是愚不可及，并质问我为什么要站在美国白宫门前抗议、到处兜售《工人日报》。当父亲对我说这些话时，我并没有发脾气，因为我知道他其实并无恶意，他只是担心我的未来。现如今父亲已经去世了，他再也没法分享我的成功和喜悦。我还是像老样子一样坚持着，难不成是我身上的爱尔兰血统让我跌倒了之后不停地爬起来，还是我遗传了苏格兰人的固执特性？抑或是这两者兼而有之？

1961年年底，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下一本书的写作——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十三个月里，约翰·迪林杰和他的同伙在美国中西部引起恐慌的故事。

大盗迪林杰横行的时代

刚完成《不是耻辱》的初稿，我和寿子就即刻投入下一个课题的撰写之中去了。1960年，兰登书屋的鲍勃·卢米斯建议我写一本关于约翰·迪林杰的书，这一想法十分吸引人。人们对大萧条时期横行于美国腹地的惊天大盗的印象主要来自讲述雌雄大盗的电影《邦妮和克莱德》（Bonnie and Clyde）。这部电影十分精彩，却和现实有些出入。真实的人物远没有扮演他们的那些魅力十足的演员帅气，他们要远比这些角色狡猾邪恶。我作为一名流浪者和搭便车者在美国中西部游荡的第一年，曾被警察逮捕，他们将我误认为大盗迪林杰。我告诉卢米斯我愿意重温20世纪30年代那段十三个月的时日，搞清楚迪林杰和其同伙——诸如玛·巴克和她的两个弟子邦尼·帕克、“帅小伙子”弗洛伊德，以及机枪手凯利——是如何搅得当时的美国人心惶惶的。兰登书屋的合伙人班尼特·瑟夫也喜欢这一创意。于是，我们当场签订了一份合同。

我写信给当时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想请他为我采访联邦调查局特工提供方便，但是我只收到一封胡佛局长下属给我写的回信。信上说，联邦调查局不允许特工接受采访，也不允许媒体披露他们的姓名，因为这种做法会危及他们的生命安全，还会影响他们执行任务。我并没有放弃，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名前联邦特工。他曾参与迪林杰一案，但之后就辞职了。这名特工很乐意告诉我当初他为何离开联邦调查局，但是他不愿意公开他的姓名。他后来向我提供了一名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也是中途离开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的住址和姓名。

1961年3月，我和寿子收拾了些衣物、笔记本、录音机还有其他用品，把它们装进一辆旧的福特车里，动身前往芝加哥。到芝加哥的前两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搜集迪林杰在芝加哥犯下的罪行上，而我的主要信息来源是迪林杰专案组的警长弗兰克·雷诺兹。迪林杰专案组是当时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追捕迪林杰而成立的。弗兰克·雷诺兹警长是一名爱尔兰人，声音沙哑，一对蓝眼睛透出冰冷的光芒。雷诺兹警长向我和寿子讲述他是如何在一对一的搏斗中杀死十二个危险的犯罪分子的。他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枪，枪柄上刻有十二道刻痕。“我现在很想刻上第十三道刻痕！”他对我们说。

弗兰克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细节：他独身一人突袭迪林杰的藏身处，杀死了三个歹徒。事发后整整四个小时，专案组都认为这三人是大盗迪林杰及其主要同伙约翰·汉密尔顿和哈里·皮尔庞特。其实他们是另外三个人。突袭时，迪林杰其实就在半个街区以外。

我们还找到了传奇剧院的经理。1934年7月，当迪林杰和他的两名女友（其中一个就是将迪林杰出卖给联邦调查局的“红衣女郎”）出现在传奇剧院时，迪林杰遭到警方伏击并被击毙。剧院的经理名叫查尔斯·夏皮罗。他告诉我们，当时奉命追捕迪林杰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小队队长梅尔文·珀维斯买了一张戏票，然后在戏院大厅里到处走动，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接着，剧院的电器修理工在小巷里检查空调制冷系统时，也注意到在一条狭窄过道里站着一名男子（联邦特工），小巷里停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着四名男子（也是特工）。看到这名修理工被吓得惊慌失措时，经理连忙把他锁进锅炉房里，告诉他自己会处理的。随后，售票员也向经理汇报，说她发现剧院外大约站着十名可疑的男子。于是，经理拨通了谢菲尔德大街警局的电话。几分钟后，两名便衣警察就赶到了。（剧院里前一年曾发生过两起持枪抢劫案，经理亲自捉住了一名歹徒。）便衣警察正要对“红衣女郎”的男友迪林杰进行搜身。迪林杰本应独自走出剧院，此时他却带着两个女伴往外走。后来，珀维斯来到夏皮罗的办公室里打电话给胡佛局长，夏皮罗则夺过电话，气愤地埋怨联邦调查局胡佛局长事先没有通知他。夏皮罗一直拒绝接受任何记者、作家、电台或电视台工作人员的采访。我猜想他之所以愿意跟我们聊起这些细节，大概是因为我和寿子大老远地坐公共汽车来看望他。

我和寿子后来又去了库克郡停尸房。库克郡停尸房禁止私人参观，但是在我们的软磨硬泡之下，工作人员最终还是放行了。管理人员坚持要向我们展示一下，迪林杰的尸体是如何被处理的。这里每隔几分钟就有尸体送进来。看到那些尸体以及闻到尸体散发出的刺鼻气味，我几乎要呕吐出来，脸色也变得苍白。当年，迪林杰的尸体被运来时，警方曾指定一名法医验尸。这名法医和迪林杰的尸体一道出现在媒体镜头中，作为《论坛报》的新闻素材。我们找到了这名至今还有许多人记得的法医。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弄清楚轰动一时的迪林杰逃离印第安纳州克朗波因特监狱一事的原委。据传当时迪林杰持有一把木头枪。印第安纳州检察官罗伯特·埃斯蒂尔给我们讲述了这起案件的前前后后。迪林杰被捕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他被押送到芝加哥机场时，亚利桑那州和伊利诺伊州的武装警察都在恭候着他，其中包括芝加哥迪林杰专案组里的八十五名工作人员。

迪林杰被带到克朗波因特警察局局长办公室。克朗波因特警察局里挤满了前来采访的记者。为了吸引这名银行劫犯的注意，这些记者朝他大喊大叫。大家都把他当作社会名流一般，他也颇有名流的范儿。据埃斯蒂尔回忆，迪林杰还算友善，就是有点摆架子，仿佛他感觉自己比房间里的任何人都要高出一等。紧接着一名摄影记者开始录像，埃斯蒂尔称，镜头里他当时站在迪林杰左边（实际上他站在右边）。他承认自己看起来十分疲惫而且面带窘色。迪林杰另一侧站的是莱克郡女警长莉莲·霍利，她长相十分迷人。一名自由记者对埃斯蒂尔喊道：“鲍勃（罗伯特的简称），抱住迪林杰！”埃斯蒂尔告诉我们，他当时没听见这句话，但是迪林杰听到了，所以当检察官对霍利警长说话的时候，迪林杰很冒失地把自己的右肘子搭在埃斯蒂尔的肩上，仿佛他们俩是好哥们。随后埃斯蒂尔顺势把自己的左手放在这名大盗的背上。从摄影师和新闻记者拍摄的照片看，迪林杰冷嘲热讽地冲着霍利警长以及那名扬言要把他送到电椅上去的人咧嘴笑着，他看上去有点像电影界的新秀——《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中的男主角亨弗莱·鲍嘉。后来，我看见迪林杰抽雪茄吞云吐雾的照片时，就联想到鲍嘉在电影《化石森林》（The Petrified Forest）里抽烟的一幕，迪林杰抽烟的动作与这一动作如出一辙。

埃斯蒂尔和大盗迪林杰的亲密合影震惊了印第安纳州政坛。这样的照片或许能让一个男人失去做州长的机会，也能让另一男人成为总统的希望破灭。约翰·埃德加·胡佛局长称，没有哪一张照片比那张照片更让他火冒三丈了；美国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称埃斯蒂尔的行为“丢人现眼”；《纽约时报》则形容这张照片为“浪子回头的现代版本”。

埃斯蒂尔告诉我们，他设法把铺天盖地的批评抛至脑后，这样他就可以集中心思起诉迪林杰。他清楚地知道，迪林杰曾在俄亥俄州的利玛越过一次狱，而莱克郡的监狱是砖砌的三层楼，本应十分“安全”。迪林杰被牢牢地锁在这所监狱新盖的“防逃跑”区域。他如果试图逃跑，至少要穿过六道带门闩的门和大约五十名狱警。霍利警长还把当地的村民自卫队和国民警卫队队员调来加强守卫。夜里，探照灯把这座监狱照得如同白昼。

但是，迪林杰还是逃出去了。他逃出去的时候身上只有十四美元和一把手枪，这些都是他的律师偷偷地送进监狱里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外界的帮助，他凭借自己的本事成功越狱了。埃斯蒂尔坚称，那个宣称迪林杰只有一把木头枪的故事纯属虚构。

我们接着又参观了位于彭德尔顿的印第安纳少年管教所。迪林杰二十岁时就被关押在这里。他被抓是因为他用手帕包着门闩，袭击了一名杂货店店主，抢走了杂货店一天的收入。迪林杰被审判时，他没有任何辩护律师。检察官向他保证，如果他招供就会从轻发落。他“愚蠢”地相信了检察官的话，结果被判处十至二十年的监禁。他和后来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两名“显赫一时”的罪犯——哈里·皮尔庞特和霍默·范·米特关押在一起，他就此进入了“犯罪大学”。

我们造访的第二个关押犯人的场所是位于密歇根城的印第安纳州立监狱。在那里，我们获得了当时监狱内种种越狱行为的详细记录，比如收发信件和探视人员的信息，等等。我被允许从后门进入监狱，和一个因谋杀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老年人鲍尔迪·佩顿聊了一会儿。他的真名叫雷蒙德·摩斯利，编号10823，他请我使用他的化名鲍尔迪·佩顿。鲍尔迪已经被关押四十年了。他读过不少书，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愤世嫉俗。起初，他什么都不肯说，但后来他还是向我敞开了心扉。这个老人说他知道迪林杰在狱中的一切内幕，但是鉴于他还在狱中，他是不会说出来的。他担心自己会因此被杀害，而且这可能会影响到他正在申请的假释。

摩斯利告诉我们，虽然他和迪林杰在密歇根城的监狱中才相识，但是他们很快就成了亲密无间的好友。他知道，是皮尔庞特和范·米特把越狱的把戏教给了迪林杰。迪林杰答应他们，一旦自己获得假释，就帮助他们俩越狱，然后加入他们的团伙。摩斯利指出，这给了迪林杰一个人生目标和一种责任感。迪林杰写信给家里，说自己已经远离麻烦了，并正在成熟起来。摩斯利说，在某种程度上，迪林杰是成熟了，因为他在人生中第一次找到了“归属感”。后来，迪林杰的确帮助皮尔庞特一伙成功逃出监狱，但是不久后他又被抓了。接着，皮尔庞特一伙转而又帮助迪林杰越狱。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密歇根城时，监狱长让我们复印了一份关于迪林杰越狱的官方报道，同时摩斯利还将他正在写的《终身监禁》（In for Life）一书中有关迪林杰越狱的一章复印给我们。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又参观了许多地方：我们去了传奇剧院附近，见到了迪林杰被击毙前两天给他刮胡子的理发师，在同一天卖给迪林杰一只草莓圣代冰激凌的甜食店老板，以及卖给迪林杰一件丝绸衬衫的售货员（迪林杰被击毙当天就穿着这件衣服）；我们去了艾医生的诊所，迪林杰当时在那儿中了圈套，差点被抓住；我们去了欧文酒店，参观了乔·莫兰医生为逃亡罪犯做整容手术的房间；我们还去了啤酒巨头爱德华·乔治·布雷默在本森维尔的住宅，迪林杰当时就在这里绑架了他。

接下来的两周，我们奔波于附近的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大多数时候都满载而归，但有时一天下来一无所获，让人备感失望。某个星期一，我们驱车前往伊利诺伊州的巴灵顿，“娃娃脸”尼尔森曾在那儿杀了两名联邦特工，自己也身受重伤。我们在那儿碰了六七次壁：人们要么不在家，要么不愿意谈及这事，要么对此一无所知。最终，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名目睹当时全过程的男子。

在拉克罗斯短暂停留后，我们来到了爱荷华州。我们在那儿发掘到更多关于迪林杰的故事。其中最精彩的当属一名前银行接线员向我们讲述的故事。银行抢劫案发生时，她在歹徒们朝她开枪之前一直不停地拨打求救电话。后来，她跑到银行的后窗边，朝着小巷里一名衣冠楚楚的男子大声呼喊：“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需要帮助！银行被抢劫啦！”那名男子抬头看着她说道：“这位女士，您是在跟我说话吗？”此人正是“娃娃脸”尼尔森。

我们了解到，迪林杰开车逃跑时车速是每小时十英里。他开的是一辆别克，车里大约有二十个人：七个抢劫犯，其他都是人质（迪林杰把这些人质硬塞在车里或让他们站在脚踏板上）。警车也以同样的速度尾随，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途中，迪林杰的车子曾停下来让一个老奶奶过马路；还有一次挤在脚踏板上的一个老妇人歇斯底里地大叫：“放我出去，这是我住的地方！”迪林杰的车再度停了下来；当“娃娃脸”尼尔森朝警方开枪并且把大量的瓦楞钉（我想办法弄到了三颗）撒在路上时，迪林杰的车又停下了；最后一次停车是因为当时车里有一个妇女要呕吐，迪林杰一伙把她扔下了车，他们不想自己的车里被弄得一团糟。

在南达科他州的苏福尔斯市，我们听说了“娃娃脸”尼尔森和迪林杰一伙在那儿抢银行的故事。1934年3月6日，迪林杰——当时他已是全美“头号公敌”——开着一辆崭新的绿色帕卡德轿车来到苏福尔斯，把车停在非常气派的国家安全银行和信托公司大楼前。楼里一名漂亮的速记员跟一名银行职员开玩笑说：“瞧，那儿来了一群强盗。”而那名银行职员真的起了疑心，他把手指放在防盗警报器上，随时准备拉响警报。迪林杰一群人大摇大摆地走进银行。突然，“娃娃脸”尼尔森厉声大叫：“这是抢劫！全部趴到地板上！”警报响起后，迪林杰押着出纳主任来到金库旁。出纳假装自己在输入金库的五位数密码时遇到了麻烦。站在一旁的范·米特迅速把机枪塞进出纳的衣服里，大吼道：“打开，王八羔子，否则我把你剁成两半！”

接着，一个致命的错误戏剧性地上演了。当时在警察局值班的警长接到一个报告银行遇到麻烦的电话，但是报警者忘了提银行的警报响了。警长认为是个别银行顾客小题大做，于是只派了一名巡警去平息骚乱。那名巡警刚进入银行，就立即被解除武装，被勒令趴在地上不准动。警报仍然在响，大约一千名群众被吸引过来，他们围在银行门口，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

三个银行职员向我们描述了当时银行里的混乱情形：“娃娃脸”尼尔森仿佛一只被激怒的矮脚公鸡，在银行的前厅里上蹿下跳，大吼着扬言要杀掉拉响警报的人。那名银行出纳竭力告诉迪林杰自己是无辜的，但是遭到怒斥：“少废话！把钱弄出来！”“娃娃脸”尼尔森透过侧窗看见一名穿着卡其制服的男子从车里下来，扯了扯自己的皮带，那是一名下了班的警察。尼尔森以为他正在掏手枪，于是纵身跃过一道齐腰高的栏杆，跳上了一张桌子，开始透过厚厚的玻璃窗向外开火。

银行大厅门外，一个歹徒没放一枪就制服了两车警察，并让他们下车后一字排开。那时，银行里面的劫匪们已经搜集了近五万美元的现金，并抓了五个女子充当人质。其中一名女性人质向我们讲述了她们是如何按照歹徒要求，在歹徒身边围成一圈，以充当人体盾牌的。这群人快靠近前门时，之前就想要开枪闯入银行的尼尔森多此一举地朝前门放了一枪，打碎了门上的玻璃。到了门外，便由尼尔森全权掌控局面。尼尔森命令那五名女子站在脚踏板上。一名女子说她站不住了，尼尔森就让她下去。他让另一名出纳员——利奥·奥尔森站在脚踏板上。忽然，一发步枪子弹把车子的散热器打出了一个洞。车子驶过一个街区后，发动机噼啪噼啪地熄火了。五名人质从脚踏板上跳了下来，尼尔森随即向空中放了一枪，又把他们吓回了原来的位置。

帕卡德轿车又被重新发动，梅尔文·塞尔斯警长和三名手下驾车紧随其后。站在脚踏板上的奥尔森以为这些逃亡的歹徒会以最快速度逃跑，但是他们的车速还不到每小时二十五英里。在超过一辆拉着牛奶的马车时，开车的人甚至还小心翼翼地减慢了速度。奥尔森朝车里的歹徒大叫，说站在脚踏板上的四个女孩子快要被冻僵了。迪林杰听完后说道：“好吧，让她们到车里来。”于是，哆哆嗦嗦的姑娘们挤到车里的后座上，坐在三名歹徒的腿上。

“那我怎么办？”奥尔森问道。虽然外面很冷，但是他浑身都被汗水浸湿了。

迪林杰回答：“你的使命完成了！”奥尔森心想，完了，这伙人一定会开枪打死他。但是迪林杰只是让他跳下了车。

开了几英里之后，车子就抛锚了，再也发动不起来。劫匪们拦下一辆由一个农民驾驶的道奇牌汽车。四名姑娘惶恐不安地在马路上等着。歹徒将帕卡德轿车上的油箱换到了道奇车上。就在这时，塞尔斯警长和他的手下赶到了。由于车子的轮胎被“娃娃脸”尼尔森扔在路上的瓦楞钉刺破，塞尔斯警长和他的手下在路上被耽误了。塞尔斯后来向我们解释，考虑到车上有五个姑娘，他们不敢开枪，只能眼看着那群犯罪团伙成员钻进道奇车里，然后呼啸而去。

我和寿子去圣保罗度了一次短暂的假期之后，就朝威斯康星州北部进发了。我们的目的地是小波西米亚，联邦调查局警方就是在这里的一栋小房子里诱捕了迪林杰团伙的残余匪徒。房子的主人埃米尔·华纳塔卡和他的儿子把他们所知道的情况都向我们逐一说了。主人的儿子曾经很喜欢迪林杰，但他很厌恶“娃娃脸”尼尔森，因为他跟尼尔森一起玩接球游戏时，尼尔森恶毒地把球给烧了。接着，我们又返回印第安纳州立监狱，寿子获准陪同我对雷蒙德·摩斯利再进行一次长时间的采访。

在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我们最大的成果是找到了迪林杰团伙中的一个成员——玛丽·肯德。她是目前还在世的人中最了解迪林杰的人。在我们第一次对她的采访中，我就明显意识到，她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关键人物。于是，在我的首次采访中，我便提出我愿意付钱，只要我能从她口中获取全部真相。最后，我们以五百美元达成交易。意识到玛丽是个酒鬼之后，我坚持让她住在我们的汽车旅馆里，并接受两天全天候采访，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她头脑清醒。玛丽随即在我们隔壁房间住下。第一天采访结束后，寿子已经录完好几盒磁带了。晚饭过后，我弄了点酒给玛丽喝。第二天早晨，她又继续接受采访。我脑海中的迪林杰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我们还了解到匪徒迪林杰的许多生活细节。初次和迪林杰相遇时，玛丽只有二十二岁，当时的她身材苗条，红发飘飘，身高接近一米五。父亲去世后，她就担起了养活家里其余十二个孩子的重任。她和印第安纳州立监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高墙内不仅关押着她的两个亲哥哥，还有她心爱的人——皮尔庞特。

玛丽答应帮助迪林杰团伙成员从密歇根城监狱越狱，条件是他们把她的哥哥厄尔也加到越狱名单上。迪林杰分配给她的任务是为越狱者在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找一个安全的住处，她还要从六家不同的商店买六套服装。抢劫圣玛丽一家银行的两辆汽车中，有一辆就是她驾驶的。他们还要为迪林杰在俄亥俄州利玛监狱的越狱行动筹集资金。她记得，当天下午她和犯罪团伙的另一个成员一起走进银行时，广播里正播放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开幕赛——华盛顿参议员队对阵纽约巨人队。

当玛丽说到他们并不知道当天是银行休假日，财政部按法律规定已经让银行歇业，而且银行为了本地商户正在整顿时，她咧嘴笑了起来。不过，幸运的是，此时刚好从铸币厂运来一笔数额巨大的现金，以供银行开业后使用。他们劫走了一万一千美元——比他们预期的多一倍。但是，这些钱是崭新的，如果使用这些钱的话会暴露他们的身份。玛丽兴奋地跟我们讲述她是如何在烤箱里烘烤这些钞票的：把它们洒上水后进行烘烤，但是这些钞票看起来依旧很新，于是玛丽不停地重复这一过程，直到这些钞票旧到用起来不会有任何问题。“哦，”玛丽不胜留恋地叹息道，“那些美好的往日啊！”

迪林杰犯罪团伙成员在图森市被缉拿后，玛丽的保释金为五千美元。这时大有骑士风度的皮尔庞特勇敢地站了出来：“我不在乎你们怎么处置我，但是这个小女人和这件事没有半毛钱关系。”玛丽一往情深地回忆道：“他真是一位绅士！”

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玛丽在法院接受采访时曾后悔地说道：“我认为没有人真正理解我们。我深爱着哈里·皮尔庞特……我意识到，我们到了印第安纳州之后，我和皮尔庞特也许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法院很可能以谋杀的罪名判处他电刑。这就是我为何想嫁给他的原因，我们俩发誓将永结同心——至少精神上如此。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我对他的爱会更甚于他生前。”

我问玛丽，她觉得“娃娃脸”尼尔森这个人如何，玛丽说他一直是一个惹人厌恶的同伙。她对迪林杰颇有好感，因为迪林杰信任她。她在苏福尔斯完成任务后，迪林杰把抢劫到的钱分了两千美元给她，这两千美元用一只信封装着。就抢劫到的钱而言，这两千美元可不算少。玛丽想用这笔钱帮助在利玛受审的皮尔庞特，但是这场官司还是败诉了。她知道她深爱的男人将会被判处电刑，说到这里，玛丽叹息了一声。

玛丽再次遇到迪林杰的时候，他已经整过容了。玛丽对他说：“约翰尼，你看起来就像得了腮腺炎。”迪林杰放声大笑。当玛丽提到皮尔庞特肯定会被处以电刑时，迪林杰的脸色突然变得很严肃：“玛丽，在我们这伙人中，你是唯一一个幸运儿。”接着，迪林杰冲她咧嘴笑了笑：“我的大限已近，但我不知道究竟会是哪一天。”

我们的旅程即将结束之际，我知道我所收集的素材已经足够写书了。如果联邦调查局能够让我看看他们当时的记录，那就更好了。就算他们不愿配合，我手头获得的资料已经足够充分了。对联邦调查局特工的采访我都是自己直接跟他们联系的，但是，我发现他们在华盛顿告诉我的大多与乡下报纸上的爆料一模一样，他们只字不提任何内部情报。不过，这些并不重要，我感觉自己对迪林杰的了解已经胜过他们一筹了。

最终，美国联邦调查局约翰·埃德加·胡佛局长的办公室确实给了我许多特工的姓名和住址，这些特工当时不仅追捕过逃亡的迪林杰，而且也曾参与了迪林杰绑架人质的案件调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胡佛局长希望披露迪林杰事件的真相，他并不在乎这将给联邦调查局或他自己带来多大难堪。我继而又采访了两个当时在传奇剧院的特工和三个当时在小波西米亚的特工。我获得了更多有关玛·巴克、机枪手凯利和“帅小伙子”弗洛伊德的精彩故事。至此，我认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能够将银行劫案和迪林杰人生最后阶段的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了。

《最后一百天》

1962年4月，我把《迪林杰时代》（The Dillinger Days）的最后一稿寄出后，就开始准备下一本书的写作——一本有关二战前和二战中欧洲地区的反战活动的书。我来到华盛顿，说明我的意图后就开始寻找线索。当我返回雷德班克镇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名叫科尼利厄斯·瑞安，我在写《突出部之役》时曾采访过他。

让我吃惊的是，科尼利厄斯·瑞安请求我放弃目前这个写作项目，因为他写了和我相同主题的一本书，其材料主要来源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记录的文件。他已经快完成了，我答应了他。第二天，我又想出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项写作计划——二战最后三个月的战事。我将从1945年2月初召开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雅尔塔会议写起。当时苏联部队驻扎在距离柏林仅仅五十英里的地方，强大的美国部队和英国部队正准备强渡莱茵河，希特勒则继续对手下将士们下达了一个作战命令：“我们决不能在午夜前五分钟放弃战斗！”我能够在脑海中想象此起彼伏的激烈战斗场景：对德累斯顿的惨烈轰炸；拼命跨过雷玛根大桥；试图逃脱复仇心切的苏联红军的追击，结果却惨死的一百万德国东部的平民百姓；纳粹德国第二号权势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实施营救剩余犹太人的秘密计划；艾森豪威尔颇受争议的放弃攻占柏林的决策；由苏联战俘组成的强大队伍英勇守卫布拉格；以及希特勒在柏林地堡里度过的最后时日。

我立即写信给曼陀菲尔和斯科尔兹内，得到了他们的及时回复。曼陀菲尔将介绍几名纳粹德国国防军幸存者给我，斯科尔兹内则答应给我介绍几名希特勒的党卫军。斯科尔兹内还答应将希特勒手下的“头号英雄”——飞行员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从南美带到马德里。我打电话给《瞭望》杂志总经理助手罗伯特·梅斯基尔，向他描述了一份大致的提纲。他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慷慨激昂地向总经理鲍勃和他的助手迈克·兰德描述了因斯科尔兹内和曼陀菲尔的帮助而可以完成的宏伟著作。其实这个提议很可能会被一名更加谨慎的总经理拒绝。鲍勃（当时他让我联想起一名牧师）转向迈克寻求建议，迈克点了点头。于是，鲍勃说道：“听起来不错。”他告诉我他会把我的这个想法传达给上级。

“我打算写的这些东西虽然非常棒，”我提醒迈克，“但有一半可能不会实现。不过，我打算在欧洲待上一年，我会找到更好的写作素材。”

那段时间我和寿子都很辛苦，我们决定回日本休息几个月。毕竟，我曾答应我的岳父岳母，几年后我会把寿子带回日本。6月底我们抵达东京。两周后，我们和她的家人一起出游，在各地的日本酒店寓居。寿子担心我不习惯睡在地板上，事实上我连货车车厢、水泥地板都睡过。我喜欢日本酒店里的一切——包括泡澡以及晚间按摩。返回东京后，我接到我的经纪人罗格·特里尔打来的电话，电视台邀请我出席一档关于珍珠港事件的特别节目，一同参加的还有《纽约时报》的军事专家德鲁·米德尔顿和幽默讽刺军事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的作者约瑟夫·海勒。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让主持人失望了，因为我们彼此欣赏，并没有像主持人期待中的那样展开言辞激烈的辩论。

寿子留在日本单独和家人待了几周。我一回到美国，就有一个好消息等着我：《瞭望》准备连续三期连载《最后一百天》（The Last 100 Days），他们将按每个单词五美元付给我稿费。这样一来，我就有足够的经费走遍欧洲，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正当我准备离开雷德班克的时候，我又收到更多的好消息：我提前得知，《纽约时报书评》计划在头版刊登对《迪林杰时代》一书的评论，并在第二版刊载对我所做研究的专题报道。我接受了采访，并答应将我采访玛丽·肯德的录音带借给《纽约时报》的一名撰稿人。

通过五角大楼房屋署，我在离五角大楼很近的一幢大楼里租了一套大公寓，从那儿只要步行就能很快到达五角大楼。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梳理五角大楼、国家档案馆以及位于亚历山大的档案局的档案上了。阿伦·杜勒斯向我提供了“日出行动”的材料。“日出行动”是德国卡尔·沃尔夫将军率领党卫军在意大利进行的一次秘密投降行动。杜勒斯说我可以从沃尔夫的助手格罗·冯·盖维尔尼茨那里获得“日出行动”的全部细节。冯·盖维尔尼茨一手策划并操纵了整个行动计划，他还可以为我安排一次对正在被关押的沃尔夫将军的专访。此时，寿子已经从日本返回美国了，她正好可以帮我复印借来的资料。

我把寿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只身一人飞往俄亥俄州，在哥伦布待了两天，采访曾占领雷玛根大桥的威廉·霍格将军。三个小时的采访结束后，我知道他讲述的故事肯定会出现在我的书里。当霍格将军了解到他的士兵已经到达大桥时，他命令他们从桥下穿过去，并保护大桥不被炸毁。几分钟后，他又收到来自美军第三军团司令部发来的终止他们穿越雷玛根大桥任务的命令。

“我从山上向下俯视大桥。我面前有一个绝好的进攻机会，但是如果我服从命令，我现在就无法利用这个好机会。准备发起进攻的步兵还没有开始穿越大桥，因此我知道停下这项任务还为时未晚。我犹豫了几秒。对于一名军人来说，这是一个虽然艰难却十分明了的选择：如果成功了，我将成为一名英雄；一旦失败，我肯定会失去指挥权，断送自己的军旅生涯。”霍格将军停顿了一会儿，若有所思。接着，他又说道：“我要去拿下这座该死的桥，让后果见鬼去吧！”

哈默尔堡灾难

我准备动身离开时，霍格将军拦住了我。“你大老远地过来，约翰，”他十分严肃地说道，“是时候把有关巴顿将军和哈默尔堡的真相告诉你了。”我确信这与一个猜疑有关：巴顿将军知道他的女婿约翰尼·沃特斯被关在哈默尔堡的一个战俘营里，于是他组织了一次大胆的袭击，试图营救关在里面的战俘，结果这场行动以惨败告终。巴顿事后坚称他此前并不知道自己的女婿沃特斯也被关在那个战俘营里。

“巴顿将军其实是知道的。”霍格将军说道。成功拿下雷玛根大桥后，霍格将军升职了，担任第四装甲师司令官。“我接到了一个奇怪的任务，巴顿将军想要进行一次特殊的远征，派遣将士们深入敌人后方六十英里处，解救位于哈默尔堡战俘营里的九百名美军战俘。我觉得这很奇怪，但我什么也没说。数小时后，巴顿将军亲自打电话给我，我注意到他的音调比平常要高：‘我们的这次行动会让麦克阿瑟将军对甲万那端（菲律宾的一座战俘营，麦克阿瑟将军曾于此处解救过战俘）的攻击看起来一文不值！’我当时什么话都没说，但之后曾向军团司令曼顿·埃迪抱怨，说我不支持这个想法。为什么要在战争的最后节骨眼上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那么多的战俘营，为什么独独哈默尔堡的战俘营这么重要？”

“我知道其他人也和我有同感，而且我认为这件事也就是说说而已。但是，巴顿将军的一名助手——亚历山大·斯蒂勒少校来了，他告诉我他奉命参加这次远征。”斯蒂勒是巴顿的一名密友，一战时他曾是巴顿的手下。“次日清晨，巴顿又打电话给我，命令我执行计划，我告诉他我连一个士兵一辆坦克都抽调不出。”霍格将军摇了摇头，“巴顿将军竟然没有发火，他开始对我连哄带骗。他答应我，对我的战损会如数补足，不管是车辆还是士兵。听到他近乎哀求的声音，我很尴尬。于是，我转身望向斯蒂勒，发现他正在用另一部电话听我们之间的对话，我感到十分困惑。斯蒂勒压低了声音告诉我：‘这个老头子已经铁了心了，因为约翰尼·沃特斯就在那个战俘营里。’”

虽然不情愿，但霍格说他还是派了一名准将到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中校（艾布拉姆斯后来成为陆军参谋长）那里。艾布拉姆斯中校率领的B战斗团刚刚攻占了距哈默尔堡不远的一座桥梁，现在由他决定是否派一支特遣队去哈默尔堡。“艾布拉姆斯立即打电话给我，说如果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调动他的整个作战部队。我只能告诉他，我们的军团司令——一名统率三个师的三星中将，不允许为这次行动调动整个战斗团。尽管艾布拉姆斯对上级的这个命令非常失望，但他还是服从了。他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来自纽约布朗克斯的亚伯拉罕·鲍姆上尉及其手下三百零七名士兵。”

我知道，对于这样一个关键事件，如果想弄清楚前因后果，我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有一天，我和寿子在法兰克福沿着一栋高大的司令部大楼的走廊向下走时，一群军官从我们身边经过。正中间的便是艾布拉姆斯，他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当我告诉他威廉·霍格将军已经把有关哈默尔堡的秘密透露给我时，他咒骂了一声。

“你们先走吧。”说完，他便带着我和寿子来到了最近的一间办公室。他挥手让屋里的人都出去，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跟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艾布拉姆斯率领的B作战团刚刚占领了横跨美因河的大桥，他就接到副师长W.L.罗伯茨准将的命令，派遣一支特遣队去哈默尔堡。“我打电话给比尔·霍格，告诉他单独派一个加强连可能会被彻底干掉。如果必须营救的话，整个作战团都得上。但是，霍格告诉我，第十二集团军司令曼顿·埃迪将军不同意为此次行动调动一个作战团的力量。于是，我只能把这项任务交给第十装甲步兵营情报官，亚伯拉罕·鲍姆上尉。”

亚伯拉罕·鲍姆以前是女装衬衫厂的一名裁剪工。他个头接近一米九，身材瘦长，非常好斗。艾布拉姆斯说，鲍姆的平头、胡子以及咧嘴笑容，让他看起来过于自信。“当我告诉他，我要派他带一支特遣队深入敌军后方，救出九百名美军战俘时，他还在打哈欠。我没有向他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他只是转身面朝自己的营长，开玩笑似的说道：‘别以为这样就能摆脱我，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让他带上自己的手下立刻出发。”

之后，我在纽约时装区亚伯拉罕·鲍姆自己开的工厂里采访了他。他看起来和艾布拉姆斯描述的并无二致。我从他口中了解到，鲍姆特遣队的三百零七名士兵（全都是久经沙场、斗志昂扬的老兵）是如何深入敌军后方六十余英里的。当时他们的装备是十辆谢尔曼坦克、六辆轻型坦克、三门105毫米突击炮、二十七辆用来装载战俘的半履带运输车和七辆吉普车。鲍姆详细地叙述了他们是如何从乡镇中突破敌军防线的，这都可以拍成一部惊心动魄的电影了。

后来，我又采访了鲍姆的几名手下。他们告诉我，当时有一名军官看到被打死的德军中有一些是穿着制服的女孩子，便呕吐了起来。当他们驶入格明登时，令唐纳德·约克中士吃惊的是，他看见德国士兵手拿公文包若无其事地在街上走。之前所有的城镇对美军的袭击都有所防备，唯独这个镇子毫无防备。

坐在最后几辆坦克中的约克中士看见一列火车从铁路货运编组站向他们驶来。另一辆坦克里的弗兰克·马林斯基的第一炮就击中了火车头。接着，他开始朝火车车厢开火。突然，一个装弹药的车厢爆炸了。远处几辆轻型坦克正在朝河上的几艘驳船开火，并把一辆客货两用火车炸成了好几段。谢尔曼坦克则冲向前方，摧毁了十余列火车，使整个铁路货运编组网络陷于瘫痪。当时德军有一个师的士兵正在下火车，这支小股特遣队的攻击让他们陷入了混乱。也就在此时，鲍姆和威廉姆·纳托中尉都被一支德军的铁拳反坦克火箭筒炸伤了。鲍姆感觉到右手和膝盖疼痛难忍，于是高声喊道：“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整个部队随之撤退。

进入哈默尔堡的主干道现在被切断了，鲍姆只能马上绕路，向北沿着辛恩河西岸的道路前进。他们很幸运地碰到了一名在家养病、厌倦战争的德国伞兵，这名德国伞兵告诉鲍姆沿着道路前进八英里后便可以渡过辛恩河。走了一英里后，一名德军将军开着大众汽车误闯入鲍姆的车队。“把这个狗杂种弄到一辆半履带车里，我们继续前进！”鲍姆大声命令道。

下午两点半，小镇哈默尔堡终于出现在视野里。正当车队沿着陡峭的山坡准备驶入山上的战俘营时，前方拐角处一辆德军坦克冲了出来，接着一辆又一辆德军坦克跟了出来，然后战斗便在德军编号XIII-B的战俘营打响了。这次救援行动营救的目标人物为约翰尼·沃特斯中校，巴顿将军的女婿。此时，沃特斯中校正站在战俘营的司令部大楼里观察这场战斗。他看见几辆美军坦克穿过战场，朝塞尔维亚人的兵营开火。德国战俘营司令京特·冯·格克尔少将告诉沃特斯，战争已经结束了，他愿意向美军投降。接着，他又问是否有美国人自愿出去，让双方停止开火。“好吧，我去。”沃特斯说完便和一名德国翻译、两名美军军官一同出发了。一名美军军官举着一面美国国旗，另一名则举着一根顶部扎着一条白色床单的棍子。

此时，鲍姆损失了五辆半履带车、三辆吉普车，但是他的六辆谢尔曼坦克成功地摧毁了三辆德军坦克、三四辆德军弹药车。当沃特斯一行人朝鲍姆特遣部队靠近时，四处浓烟滚滚，正前方一名穿着迷彩服的士兵突然向他们冲过来。沃特斯不知道他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于是便用德语喊道：“我是美国人！”

那名士兵是一名德国人，他朝沃特斯开了一枪。沃特斯顿时感觉像被棒球棍击中了一样，同伴用毯子将他裹起来，送回了战俘营。

此时，鲍姆特遣队已经疲惫不堪。他们只好带着营救出来的战俘开始撤退，能带走多少就带多少。凌晨两点时，他们又遇到了大麻烦。鲍姆身边当时只剩下一百名还能战斗的士兵，而且他自己也受了伤。他还有六辆轻型坦克、三辆中型坦克、三门突击炮和二十二辆半履带车。他们快要被德军包围了，覆灭只在旦夕之间。鲍姆大声命令，让所有士兵分散开来，四人一组迅速撤离。鲍姆带着营救出的一名美国战俘和巴顿将军的朋友斯蒂勒少校。斯蒂勒少校虽然寡言少语，但是十分善战。很快，德军的军犬跟踪而来，于是鲍姆第三次负伤。幸运的是，鲍姆在被俘前还有时间扔掉自己佩戴的狗牌（即军用识别牌），不然德军就会发现他是个犹太人。鲍姆特遣队行动到此结束。

鲍姆特遣队看似完全失败了，其实这支英勇的队伍在德军后方造成了不小的破坏，搅得德国第七军司令部鸡犬不宁。德军随后调动了好几个师的兵力保卫具有战略意义的十字路口和桥梁，还调动了另一支大军带着军犬去搜山，试图围捕逃离战俘营的大约一百名美国和苏联官兵。后来，我和当时身受重伤的沃特斯将军聊天。“所以，我岳父是知情的。”最后他悲伤地说。我点了点头。他并没有反对我公开这则故事，我讲述的是事实。巴顿将军的家人也没有反对，他们对此表示理解，他们后来还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此时，我们在华盛顿了解到，《迪林杰时代》这本书很可能不会成为畅销书了，它的书评没有机会上《纽约时报书评》头版了，因为纽约市报界正在举行罢工。

由于1962年至1963年纽约市报界罢工，《迪林杰时代》不得不延期出版。此外，《纽约时报》那名撰稿人还把我采访玛丽·肯德的录音带弄丢了。不过，1963年1月中旬，《瞭望》还是连载了《迪林杰时代》书中的两部分。我们终于具备了偿还债务的能力。《迪林杰时代》一书最终于1963年2月正式出版，但是纽约市报界依然没有对此刊登任何评论。虽然后来我的确再次上了《今日》（Today）访谈节目，宣传《迪林杰时代》一书，而且《迪林杰时代》后来还获得了“马克·吐温”美国最佳图书奖，但是它从来没有出现在畅销书排行榜上。

这时，我们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经纪人罗杰斯·特里尔去世了。尽管我们一直很担心他的肺气肿，但是这个消息还是太突然了。特里尔在我的事业上给我的帮助非常之大。特里尔的妻子告诉我们，特里尔的好朋友保罗·雷诺兹将接管特里尔的业务，我同意了，因为毕竟雷诺兹先生也是纽约市数一数二的经纪人。

开始探究之旅

1963年4月中旬，我和寿子搭乘航班来到法兰克福。这是寿子的第一次欧洲之旅。到达法兰克福之后，我们找到了我们预订的红色沃尔沃轿车，于是我们驱车前往海德堡，在那待了几天，这样我可以带寿子到这座我最喜爱的德国城市里逛逛。接着，我们又从海德堡前往斯图加特市。我们在斯图加特登记入住时与美军驻德的第七军取得了联系。之后，我们去了美军驻慕尼黑司令部。

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我们将走访欧洲十六个国家（包括五个社会主义国家），采访四百多名参战人士，其中有些人甚至要采访五六次。要采访的人涉及面很广，从列兵到将军，从德国平民到英国前首相。我还将前往慕尼黑的一座监狱，探视“日出行动”的核心人物，党卫军卡尔·沃尔夫将军；我将去参观瑞典外交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靠近斯德哥尔摩的祖居，以获得他和希姆莱秘密会谈以求结束战争的细节；我还将去法兰克福附近的奥德河畔考察当年的战场，去哥本哈根参观德军盖世太保司令部谢尔大楼的遗址，去布达佩斯参观城堡，去华沙参观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去参观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去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在汉堡附近的住所；我们将在萨赫酒店的酒吧里听卡尔·索科尔少校讲述维也纳起义的故事；在英国上议院的餐厅里和克莱门特·艾德礼交谈；在马德里机场听希特勒最喜欢的一名轰炸机飞行员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讲述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而担任翻译的是希特勒的另一名爱将，奥托·斯科尔兹内。

希姆莱与里宾特洛甫的和平努力

在我听闻的故事中，情节最为复杂曲折的当数纳粹高官们在战争结束之前最后几个混乱的月份里试图秘密商讨的一份和平协定。在慕尼黑，我对彼得·克莱斯特博士进行了两次长时间采访，他曾是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助手。我从克莱斯特那里得知，里宾特洛甫和党卫军头目希姆莱都竭尽全力想要独自完成同一件事。多年来，这两人一直竞争，都想在希特勒的眼里把对方比下去。

和谈的提议是由希姆莱的一名亲密战友卡尔·沃尔夫发起的，他是德国党卫军驻意大利的头目。沃尔夫鼓动他的上司公开与希特勒摊牌，但是希姆莱怕得要命，没有听取沃尔夫的建议。沃尔夫人高马大、精力充沛、头脑简单，狂热地信奉国家社会主义。他决定亲自去找希特勒。2月6日，当他到希特勒的办公室准备汇报时，发现元首和里宾特洛甫在一起。“我的元首，”沃尔夫说道，“从我方战场上搜集到的证据表明：很明显，这些拼凑起来的盟军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分歧。”（在监禁沃尔夫的牢房里，我们曾对他进行过一次采访。这次采访中，他告诉我们，他指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沃尔夫又说：“不过，恕我冒昧地说一句：我认为，如果我们不积极介入的话，这支盟军是不会自行分裂的。”

希特勒歪着头听着，不停地打着响指，最终他笑了一下并打发走了里宾特洛甫和沃尔夫。他们出去之后就开始兴奋地讨论希特勒对他们提出的大胆建议的态度。很显然，希特勒的态度是积极的。元首当时虽然一句话没说，但是他也没说不。接着两人分手了，里宾特洛甫去了瑞典，沃尔夫去了意大利，都去寻求和平的可能。

沃尔夫深信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安排一场有序的投降，这样盟军就可以抢在意大利左翼游击队之前控制意大利北部地区。沃尔夫的一名亲信建议他们和艾伦·杜勒斯联系。艾伦·杜勒斯是当时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伯尔尼的代表。这就是意大利“日出行动”的发端。

沃尔夫的这项计划却让希姆莱惊慌不已。希姆莱并不想知道此事的任何细节，他把精力集中于启动和盟军的谈判上，他会帮助盟军营救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希姆莱之所以这么做并非是出于人道主义，实际上他是想将这一百五十万个命悬一线的人作为一个十分有力的谈判筹码。

里宾特洛甫的调和行动也和沃尔夫一致。克莱斯特博士代表里宾特洛甫开始就释放在押犹太人一事与世界犹太人大会进行谈判。“我首先和瑞典红十字会副会长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谈话，接着我又和希姆莱的助手党卫军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将军谈及这个敏感的话题。”克莱斯特回忆道。虽然两人谈话时卡尔滕布伦纳只是冷冰冰地一言不发地听着，但几天后他派人把克莱斯特找来，使劲地握着克莱斯特的手，说希姆莱“十分愿意接受瑞典方面提出的这个可能性”。令克莱斯特咋舌的是，卡尔滕布伦纳向他透露，他们手中握有的不止一百五十万条犹太人人命，而是二百五十万条犹太人人命。“兴奋之余，”克莱斯特说，“我把这则消息向贝纳多特伯爵做了汇报。”

于是，1945年2月18日，贝纳多特伯爵首次和希姆莱在柏林会面。克莱斯特告诉我们，他对希姆莱和贝纳多特的几场重要会议的内容知之甚少。克莱斯特建议我们去瑞典找一找贝纳多特伯爵的遗孀及伯爵的几名助手，或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会谈细节。随后，我们开着沃尔沃北上，计划先去荷兰小住几天，然后再去丹麦和瑞典。

在去荷兰奈梅亨市的路上，我们在西德边境遇到了某类德国人。在我们排队等候过海关时，寿子把车停在了距前车大约十码的位置。突然传来一阵可怕的轰鸣声，两辆西德车不知从何处像离弦之箭一般飞驰而来，挤到我们车子的前面。这几周以来，我们一直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调研工作。但是很明显，很多德国人觉得自己仿佛仍是世界的主宰者，他们对外国人仅仅是能够容忍而已，即便是在国外旅游时。

到达荷兰之后，我们了解到荷兰人害怕并且痛恨德国人，因为许多德国人如今正在荷兰的最好地段购置房产。阿姆斯特丹是一座惹人喜爱的城市。与德国人打过交道之后再到阿姆斯特丹，就会发现这里的民风令人神清气爽，这里的人乐观、幽默、谦和、乐于助人。

丹麦是我们的第二站。丹麦外交部新闻司对我们给予了全力支持。我们发现，其中最真真切切且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战时故事便是：同盟国对位于哥本哈根的盖世太保司令部谢尔大楼的精确轰炸，目的是为了摧毁纳粹指控瑞典的罪证以及一些其他资料。一架英国飞机坠毁于一个大型女修道院学校附近。随后，其余飞机便以为这里就是目标，纷纷向这里投弹，造成八十八名儿童惨死。

丹麦外交部副部长兼新闻司司长曾担任过战时地下出版界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丹麦人至今一直痛恨德国人。德国人聚集在属于公共财产的海滩，用沙子堆起了巨大的围墙，并在上面插上旗子，警告他人不要擅入。我们拍了几张这些沙堡的照片，好几座沙堡上面竖着一张纸板，上面写着“有人”的字样。

我决定单独飞往斯德哥尔摩，去采访贝纳多特伯爵夫人。1948年，斯特恩帮制造代尔亚辛村惨案的同时[2]，贝纳多特伯爵也在耶路撒冷遭到暗杀，她便成了寡妇。伯爵夫人是一名美国人，她长得和阿梅莉亚·埃尔哈特以及凯瑟琳·赫本有几分相似。她本姓曼维尔，父亲是一名石棉瓦巨商。交谈中，关于希姆莱和贝纳多特伯爵会面的情况，贝纳多特伯爵夫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还对贝纳多特伯爵的助手进行了几次重要的采访。1945年3月，贝纳多特伯爵和德国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会面时他均在现场。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愿意接受采访，但前提是不能录音。不过，当得知我是《突出部之役》的作者后，他立即改口，说悉听尊便。

贝纳多特伯爵十分肯定地告诉希姆莱，让中立国瑞典都感到极大愤慨的，是德国乱抓人质的行为和滥杀无辜的暴行。伯爵要求希姆莱允许瑞典红十字会为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提供帮助，希姆莱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讨论了一些次要问题之后，伯爵彬彬有礼地质问纳粹分子对待犹太人的行为：“你难道不承认，和其他所有的民族一样，犹太民族也有品德高尚的人吗？我自己就有朋友是犹太人。”

“你说得对，但是你身处瑞典，没有犹太人问题，因此，你也就无法理解德国人的想法。”希姆莱答道。

贝纳多特伯爵紧接着又来到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这名外交部长虽然非常热心，一心想帮伯爵，但是他为人专横跋扈，其幽默方式让伯爵难以忍受。最后，贝纳多特伯爵只好礼貌性地找一个借口告辞，他再也无法和这位前酒水推销员共处一室了。

贝纳多特伯爵第二次和希姆莱会面的地点仍在柏林，时间是1945年3月31日。当时的战况已十分明了。苏联红军即将跨过奥得河向柏林挺进。希特勒的得力助手马丁·鲍曼甚至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写道：“绝望就像一片乌云一样笼罩在这座城市的上空。”然而，希姆莱仍然坚信，战争并非毫无希望可言。于是，伯爵只能把对话转向自己此行的使命之上，希望希姆莱把集中营里的丹麦人和挪威人立即转移到瑞典。希姆莱说他不能这么做并转移了话题。但是，伯爵仍旧试图说服希姆莱。他准备在下一次以及最后一次的会面中再接再厉，让希姆莱改变主意。最后一次会面在4月23日，也就是希特勒开枪自杀的前一周。

伯爵的助手在讲述这些事件的时候，仿佛一个人用一种幽默却不乏恐怖的方式导演着一部电影的各种场景。地点：瑞典驻德国吕贝克（汉堡北面波罗的海港口城市）领事馆。时间：午夜前夕。希姆莱和舍伦伯格走进了一座黑暗的房子；贝纳多特伯爵出来迎接他们，并把他们领进了一间被两根摇曳着的蜡烛照亮的房间。在这样一种阴森可怖的氛围里，希姆莱的脸看起来比平常更加诡诈和捉摸不定。这名党卫军领袖说，即使德国战败，德国人也会把希特勒当作英雄和烈士来铭记。最重要的是，希姆莱正集中精力思考如何从苏联红军手中解救出数百万德国人。贝纳多特伯爵同意把希姆莱投降的意愿和他提出的条件转达给瑞典政府。“如果你的提议遭到拒绝，你打算怎么办？”伯爵问道。

“如果这样的话，我将接过东部前线的指挥权，直到战死沙场。”希姆莱说完，迈开大步坚定地向屋外的黑暗中走去，所有人都注视着他。希姆莱登上了车，仿佛是跨上一匹高贵的骏马。他踩动了一下油门，车子突然失去控制，冲破了一道树篱，撞上了带刺的铁丝网围栏。在场的所有瑞典人和德国人一起动手，才把车子推了出来。车子突然滑稽地歪向一边时，贝纳多特伯爵评论道：“所有这些都很有某种象征性的意味！”这就是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试图通过瑞典一方媾和的故事结尾了。

“日出行动”

当希姆莱和贝纳多特在北方的谈判无果时，那个桀骜不驯的党卫军意大利战线负责人卡尔·沃尔夫正在南边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代表冯·盖维尔尼茨进行谈判。我和寿子最初是从艾伦·杜勒斯那儿得知“日出行动”的，也是他把盖维尔尼茨的住址给了我们。盖维尔尼茨住在慕尼黑南部的一座美丽的小镇上。和杜勒斯描述的一样，盖维尔尼茨相貌英俊、温文尔雅，有些神秘。他声称自己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没有任何关联，但对此我和寿子都不相信。他的父亲是一名知名的大学教授，政治观念开明。盖维尔尼茨于1924年来到美国，投身于国际银行业务，后来成为一名美国公民。1942年，他在伯尔尼给杜勒斯做助手。雅尔塔会议结束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在1945年春季，他和党卫军卡尔·沃尔夫将军在瑞士秘密会面，听取了沃尔夫的在意大利的全体党卫军向美军投降的提议。当沃尔夫保证他不会再和其他盟国做任何交易时，杜勒斯和盖维尔尼茨都相信了他。“我们把这一协议汇报给在华盛顿的多诺万将军。”盖维尔尼茨说，“他指示我们继续谈判，并给此项行动起了一个叫‘日出行动’的代号。3月19日，沃尔夫秘密地越过瑞士边境，来到我的家中。当时我住在安科纳，离洛迦诺不远。在那里，沃尔夫和意大利盟军总指挥、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参谋部的两位将军会面，我担任他们的翻译。沃尔夫十分焦虑。此时，阿尔贝特·凯塞林将军的职位已由维廷霍夫将军接替，这将威胁到整个计划的实施。希特勒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们之间的秘密媾和？沃尔夫担心自己可能在返回意大利的途中被捕，但是他答应他会尽其所能按照此次约定将投降付诸实施。我把他带到屋外的阳台上，问他意大利的集中营里究竟有多少名政治犯。‘至少几千名。’他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我已经多次接到命令，要把他们全都杀掉。’我问他是否会执行这些命令，他说不会。我要他用名誉担保。他抓起我的手，说道：‘我保证，你只管放心吧。’我就相信了他。”

盖维尔尼茨告诉我们，他现在讲述的这些只是故事的开头，剩余部分可能还需要经过几次采访才能够讲完，而我们应该先去慕尼黑的监狱探望被关押在那儿的沃尔夫将军。我们到了慕尼黑的监狱后只有三十分钟的探访时间，监狱长很冷淡地接待了我，并坚持采访的时候他也要在场。然而，半小时结束后，这名监狱长被沃尔夫讲述的故事深深吸引住了，他允许我继续采访了差不多两个钟头。他甚至同意我第二天再来采访一次。但是，在得知沃尔夫第二天要接受审判后，监狱长建议我几个月后再来。

沃尔夫被判处重刑，但是他并没有怨天尤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沃尔夫为“日出行动”所做的努力，导致他为曾经犯下的暴行接受审判。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和艾伦·杜勒斯都认为，如果沃尔夫在纽伦堡接受审判，法官可能会考虑到他在意大利付出的努力而从轻判罚。然而由于当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指证沃尔夫的罪行，他并没有受到盟国的审判。

在法庭上，盖维尔尼茨为沃尔夫做辩护发言。他花了两个小时讲述沃尔夫的事迹，试图感化法官。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整个法庭的氛围对沃尔夫来说很不利。他在文章中评论道：“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情况，那就是沃尔夫是唯一一名在世的纳粹高官。”

我一共采访了沃尔夫三次。在此过程中，沃尔夫从未表现出任何怨恨的情绪，他只是对信任他的人，诸如盖维尔尼茨、杜勒斯和亚历山大等，心怀感激。

盖维尔尼茨还把马克斯·魏贝尔少校的地址给了我们。魏贝尔曾是瑞士部队里的一名情报官。出于个人意愿，他在“日出行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当时他四十四岁，曾在两所大学学习过，并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在魏贝尔瑞士的家中，他告诉我们，如果他在这场密谋中被抓住，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可能就此毁了；但是，如果他成功的话，成千上万条生命就能获救。因此，冒这种险是值得的。

马克斯·魏贝尔于1945年某天邀请盖维尔尼茨共进晚餐，向他透露他有一名挚友（沃尔夫将军）想和盖维尔尼茨商量一件双方都感兴趣的事。沃尔夫一听说杜勒斯会参与此事，就立即放弃了试图通过罗马天主教皇或英国人来调停的努力。

3月8日，即德国雷玛根大桥被占领的那天，马克斯·魏贝尔的一名手下把沃尔夫将军和他的几名随从带到苏黎世。他们在一家医院的一个私密的房间里安顿了下来。马克斯·魏贝尔则在当晚把杜勒斯和盖维尔尼茨带到了这家医院。接着，他们一行人乘着夜色转移到湖边一栋老式楼房里。杜勒斯在这栋大楼里有一套公寓，以供召开秘密会议使用。沃尔夫承认战争形势已不可逆转，德国必定会失败。因此，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争取和平，即便以他个人蒙受耻辱为代价。沃尔夫十分清楚，只有无条件投降，盟国方面才会接受。

杜勒斯清楚地知道，虽然沃尔夫是一名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支持者，但是他跟希特勒和希姆莱都不同。杜勒斯答应和沃尔夫做交易，条件是沃尔夫不能再和其他盟国达成协议。沃尔夫同意了，并且答应确保战俘的人身安全，保护工厂、发电站和艺术品不被毁坏。随后，盖维尔尼茨护送这群德国人回到边境。沃尔夫告诉我，在那段关键的时期里，他曾接到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发来的指令，让他立即去另一侧奥地利和意大利交界的小镇因斯布鲁克做汇报。沃尔夫确信，希姆莱的手下已经知道自己和杜勒斯的谈判了；他还确信，因斯布鲁克镇之行可能会让自己锒铛入狱，甚至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因此，他决定直接不理会这些指令。

紧接着，希姆莱亲自传唤沃尔夫去柏林，指控沃尔夫犯了叛国罪。卡尔滕布伦纳部署在瑞士的间谍果然发现了沃尔夫和杜勒斯之间秘密谈判一事。希姆莱还骂他这个往昔的朋友愚蠢，因为如果被希特勒发现的话，大家都难逃一死。

“他是一个懦夫！”沃尔夫断然道。沃尔夫后来对希姆莱说的一番话让这个党卫军头目面色苍白：“我们俩应该一起去元首那里，向他坦白一切。”希姆莱沉默了片刻后说道：“你是不可能和杜勒斯达成交易的。”希姆莱禁止沃尔夫回到瑞士。沃尔夫当时对希姆莱厌恶至极，他并没有遵照希姆莱的命令，而是继续自己的谈判。当希姆莱听说沃尔夫仍在继续谈判时，他命令沃尔夫火速赶回柏林。沃尔夫起初同意了，但不久后又写信给希姆莱，说他去不了。第二天，也就是4月14日，希姆莱给沃尔夫打了两次电话，再次命令他返回柏林。沃尔夫没有理会，转而向杜勒斯征求建议。杜勒斯告诉我和寿子，他劝告沃尔夫不要回柏林，而是带着家人逃到瑞士。然而，沃尔夫还是决定回柏林，去面对希姆莱和希特勒两人。

4月16日夜晚，沃尔夫飞抵柏林南面十六英里处的机场。第二天清晨，他驱车来到附近一家疗养院，和希姆莱共进午餐。“我让他确信，”沃尔夫苦笑了一下，告诉我们，“我做的都只是希特勒期望我做的事。”正在那时，卡尔滕布伦纳闯了进来，说他刚接到一名特工的情报，沃尔夫和罗马教皇正在进行秘密谈判，过不了几天，整个意大利前线就会停火。“我向希姆莱发誓，我从未私自和教皇接触过，我一直是通过一名代表和他们联系的。我说得非常诚恳，希姆莱相信了我，但是卡尔滕布伦纳不相信。为此，我们三人进行了一番争吵，这场争吵持续了一个小时。最后，我坚持我们三人都去柏林见元首。”希姆莱不同意，而仍然盛怒不已的卡尔滕布伦纳陪着沃尔夫一道出发了。

他们俩在地下防空洞的通道里碰见了希特勒。元首并没有发怒，只是在见到沃尔夫时吃了一惊。“很好！”他用平常的语调说道，“请等到短会结束之后。”几小时之后，沃尔夫被叫去会议室。“卡尔滕布伦纳和希姆莱告诉我，你在瑞士秘密地和杜勒斯先生进行谈判。”元首冷冷地说道，他走近沃尔夫，“是什么让你变得如此大胆，敢公然违抗我的权威？”

沃尔夫向元首谈起他和里宾特洛甫在2月6日那天与元首的会面。“当时我建议您，”沃尔夫说，“如果我们不能确保这些特殊的秘密武器及时准备好，我们就应该和盟国举行谈判。”沃尔夫对我们说，这期间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注视元首的眼睛：“我觉得，若我躲闪元首的目光的话，我或许会丢掉性命。”沃尔夫继续用一种沉着而又坦诚的语气对元首说道：“现在我很高兴地向您汇报，我的元首，多亏了杜勒斯先生的帮忙，我已经成功地开启了和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陆军元帅亚历山大进行沟通的大门。我向您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沃尔夫大胆的言辞似乎让希特勒惊得目瞪口呆。他盯着这名将军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很好，我接受你的汇报。你非常幸运，如果当初你失败了的话，我会像对待赫斯那样将你撤职查办。”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元首。”沃尔夫说。不久后他就返回意大利了。然而，两天后，为了避免和斯大林发生冲突，杜鲁门和丘吉尔下令中断与沃尔夫将军的一切联系。美国国防部命令美国战略情报局立即“确保停止所有相关事项”，理由是盟国和苏联就此事产生了分歧。

沃尔夫将军对自己已经被抛弃这一事实仍然一无所知。4月23日，他和两名亲信军官一起偷偷越过边境，来到瑞士商谈投降事宜。马克斯·魏贝尔接见了他们。直到把他们带到位于卢塞恩的家中时，马克斯·魏贝尔才向他们坦白，说盟国已经撕毁了所有协定。三名德国人听后火冒三丈。马克斯·魏贝尔也很恼怒，但是，魏贝尔竭力让大家冷静下来。魏贝尔打电话给杜勒斯，杜勒斯同意给在那不勒斯的英国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发一份电报，让亚历山大请求美国国防部允许杜勒斯恢复和沃尔夫的联系。

魏贝尔在他的瑞士家中向我讲述这些令人惊惧的事件时，他记忆犹新，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沃尔夫坚持自己不能离开自己的司令部太久。魏贝尔刚刚收到希姆莱发到他家里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电令沃尔夫固守意大利防线，并“不要再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沃尔夫愤怒不已。

“我已经获悉，”魏贝尔解释道，“罗马的局势也处于紧要关头。墨索里尼声称，在亲自协商投降事宜之前，他要通过广播发表一份谴责德国人的声明。”当晚，十辆轿车满载着“领袖”（il Duce）墨索里尼的随行人员，包括意大利陆军元帅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和德国护卫人员，以及墨索里尼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一起北上科莫湖。贝塔西刚刚给一个朋友写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我正在遵循自己的命运。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不能质疑命运。”

到了午夜时分，杜勒斯那里仍然没有传来任何消息。于是，沃尔夫返回了意大利。沃尔夫疲惫不堪，打算在设在科莫湖西岸的党卫军边境总部住上一晚。正当他准备就寝时，格拉齐亚尼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格拉齐亚尼刚离开了墨索里尼举办的宴会，想寻求党卫军的庇护。再次听到这则故事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看好莱坞惊悚片。沃尔夫劝说格拉齐亚尼元帅率部投降，这样对意大利最为有利。格拉齐亚尼只好拟了一份文件，授权沃尔夫安排所有意大利军队投降事宜。

“接近中午时分，”魏贝尔继续说道，“我接到一份报告，说科莫湖很快将捉到‘一条大鱼’。我悄悄打听了几次后发现，这条‘大鱼’正是沃尔夫。这证实了我的猜想。当晚我安排一名特工在基亚索火车站和我碰面，然后一起设法营救沃尔夫。接着，我又打电话给盖维尔尼茨，告诉他如果我们不立马行动的话，沃尔夫只有死路一条，整个计划也将成为泡影。”

盖维尔尼茨告诉我们，当时他已经敦促杜勒斯给他们提供援助，但是杜勒斯接到了明确的命令，不能再跟沃尔夫有任何联系。于是，盖维尔尼茨又问杜勒斯是否能够寻求战略情报局特工唐纳德·詹姆斯·琼斯的帮助，此人当时伪装成美国驻卢加诺的副领事。当杜勒斯说他爱莫能助后，盖维尔尼茨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他告诉自己的上司：“我要做一次短途旅行，两三天后回来。”杜勒斯没问自己的助手要去哪里，他也不想知道，他只是漫不经心地随口说了声再见。盖维尔尼茨很确信，当时他看到杜勒斯的眼里闪过一抹亮光。

盖维尔尼茨找到了魏贝尔，当晚他们俩在基亚索火车站下车。基亚索是一座瑞士小镇，靠近意大利边境，与意大利的科莫市相距不远。让他们吃惊的是，迎接他们的居然是盖维尔尼茨想要求助的对象——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琼斯。“我一直在等你们。”琼斯说，“你们想营救沃尔夫，这一点我能理解。”魏贝尔假称这件事与杜勒斯没有任何关系，只说救沃尔夫对瑞士大有裨益。琼斯同意了，并答应带他们大胆快速地穿越意大利游击队控制的地带，这些地区的很多人都认识他。

当时，魏贝尔和盖维尔尼茨给沃尔夫打电话，看看能否联系上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电话竟然接通了。他们告诉沃尔夫，两辆轿车很快将突破防线，赶去营救他。晚上十点，琼斯小队从基亚索驶出。盖维尔尼茨和魏贝尔在一家小餐馆里等候了两个小时，然后走到边境附近。凌晨两点，两辆轿车靠近他们并停了下来，正是琼斯一行。一名块头很大的男子从其中一辆车里径直走到盖维尔尼茨跟前。此人便是沃尔夫。“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我所做的这一切。”沃尔夫说。他写信给米兰的党卫军指挥官，要求此人停止与意大利游击队对抗。接着，他递上由陆军元帅格拉齐亚尼签署的文件，承诺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公共财产不被破坏，保护政治犯的生命安全。

盖维尔尼茨问沃尔夫：“如果希姆莱突然说‘现在由我接管你的指挥权，我要逮捕你’，你怎么办？”

“我当然会反过来逮捕他！”

沃尔夫前往自己在意大利北部的新司令部，而疲惫不堪的魏贝尔和盖维尔尼茨则返回瑞士。盖维尔尼茨开车回到家中，刚想睡上一觉，但马上被杜勒斯的一通电话惊醒了。从华盛顿刚传来一份电报，允许杜勒斯重启与沃尔夫的谈判！眼下棘手的事就剩下接受大规模投降了。杜勒斯命令盖维尔尼茨开车将沃尔夫的两名特使带到飞机场，然后飞往靠近那不勒斯的亚历山大的司令部。一名特使坚持要求发一条情报给意大利境内德军的指挥官海因里希·冯·维廷霍夫将军，向他简述投降条款。但是另一名特使已经被说服，在投降文件上面签字了。丘吉尔致电斯大林：“我们必须为这次大投降共同庆祝一番。”然而，麻烦还在后面。虽然盖维尔尼茨成功地把那两名德国特使带回瑞士，但是他无法让他们进入奥地利，因为瑞士政府已经下令关闭了所有边境。

这时，杜勒斯介入了，那天早晨他抛开了外交礼仪，去拜访一名瑞士官员，对方正在刮胡子。最终，这名官员批准了这次通行。沃尔夫紧接着又面临更大的压力，这一次来自下属的反对。然而，希特勒的死讯让所有德国军官从对元首誓死效忠的誓言中解脱了出来。最终，德国官兵同意了沃尔夫的投降提议。

墨索里尼生命的最后时光

1963年，在瑞士结束了对魏贝尔少校的几次采访后，我和寿子动身前往意大利。我们不仅想要探访沃尔夫和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会面的地方，而且想到科莫湖地区了解一下墨索里尼生命中最后几天的细节。我们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便开始穿越辛普朗山口。途中我们被浓雾挡住了视线，有些地方可视距离只有一码远。但是当我们到达山的另一侧的时候，天空便晴朗起来了，阳光明媚。经过美丽的马焦雷湖后，我们来到了米兰。对于第一次开车来到米兰的我来说，米兰很快就成为了我心目中最糟糕城市的候选了。我们在米兰的住宿条件比米兰的交通状况还差。晚上，我们不得已咽下了一顿令人反胃的食物。之后，我们回到旅馆，和一队全副武装的蚊子战斗，结果自然落败。

第二天，我们对意大利游击队队长皮埃尔·路易吉·贝利尼·德尔·斯泰莱伯爵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采访。贝利尼伯爵的游击队是在科莫湖边的一个小镇子上捉住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的。我采访贝利尼伯爵的时候，他在从事公关工作。他在写一本有关这件事的书，所以他对此事的细节历历在目。

下午，在距离科莫城六英里的地方，我们沿着科莫湖西侧的蜿蜒道路找到了一家旅馆。这家旅馆坐落在一个村子里，而这个村子则位于一个陡峭的小山坡上，离山脚约一英里。这家旅馆简直完美极了：价格低廉，环境舒适，玲珑温馨，从我们房间的窗子往外望还可以饱览湖泊的美景。夜里，我几乎没睡什么觉，我不断地回味贝利尼跟我讲述的故事。贝利尼和他的副手——年轻的政委厄尔巴诺·拉扎罗都不是共产党员。事实上，他们都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作为游击队员，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跟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作战，帮助意大利重新获得和平。4月27日黎明，墨索里尼得知自己手下的黑衫党成员大都已经在科莫城向游击队投降了。他和情妇克拉拉·贝塔西以及几名随从离开了酒店，和德国护卫队的二十八辆卡车一起沿着湖边公路北上。此时，贝利尼伯爵已经在东戈地区设置了路障。当天下午，年轻的拉扎罗认出了墨索里尼，并将他在被愤怒的人群杀死之前逮捕（最近有四名当地游击队员遭到了法西斯分子的谋杀）。贝利尼伯爵告诉我们，直到几个小时后，他才意识到墨索里尼在他手中是一个多么重的担子：可能又有一个德国飞行中队赶来营救墨索里尼，而镇子里的人可能会把墨索里尼杀了。

此时，关押在另一个隐蔽地点的克拉拉乞求贝利尼把墨索里尼交给盟军。“但是，我拒绝了。我说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墨索里尼不会落入盟军之手。墨索里尼的未来只与意大利人有关。”克拉拉动情地劝说他，最后还谈到了她对墨索里尼的爱恋。贝利尼伯爵向我们坦承，当时他深受感动，他向她保证，自己绝没有枪毙墨索里尼的打算。最后，他决定把墨索里尼和克拉拉藏在科莫城附近的一个地方，这样他们就能待在一起了。

贝利尼告诉了我们这座房子的地址，它距离我们的湖边旅馆并不远。我们带上一名翻译，很快就找到了这座白色三层楼。这座房子的女主人莉萨·迪·玛利亚，同意和我们聊聊。她很聪明，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她告诉我们贝利尼和他的手下是如何请求她的丈夫收留一名受伤男子的。她的丈夫贾科莫答应了贝利尼。莉萨给他们煮了一壶人造咖啡。那名男子没有喝，但那名女子则一饮而尽。当那名男子把他脸上的绷带拆去时，莉萨悄悄地对丈夫耳语道：“他看起来像是墨索里尼，但是这不可能啊！‘领袖’来我们农民家中干什么？”最终，夫妻俩认定那名男子是德国战俘。

莉萨把他们俩带到一间卧室。像其他游客一样，墨索里尼用手试了试床，然后说道：“不错，谢谢。”接着，那名漂亮的女子问莉萨是否可以再给他们一只枕头，因为她的丈夫睡觉时通常喜欢用两个枕头，而她自己睡觉时不用枕头。“我安顿好下楼时，”莉萨告诉我们，“我想‘他们俩真是一对好人’！”

贝利尼伯爵告诉我们，4月28日，又有一支游击队伍赶到东戈，包围了市政厅。他们已经听说墨索里尼被抓住了，并接到枪毙墨索里尼及其情妇的命令。“当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瓦莱里奥上校告诉我墨索里尼及其情妇已经被判处死刑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我说仅仅因为克拉拉是墨索里尼的情妇就要把她枪毙，这太过分了。然而，我别无选择，只能把这两名囚犯带到市政厅。”下午四时，墨索里尼和克拉拉被带到城镇广场上。见到墨索里尼及其情妇克拉拉，瓦莱里奥上校突然大叫道，他奉命为意大利人民伸张正义。

墨索里尼一动不动地站着。克拉拉用胳膊抱住他，大声喊道：“不！他不能死！”瓦莱里奥让克拉拉让开，否则她将被枪毙。当她松开胳膊站到墨索里尼右边的时候，汗水从她脸庞上滚了下来。瓦莱里奥用一把自动手枪对准了墨索里尼，但是枪卡壳了。于是，他抽出自己常用的手枪，没想到这把手枪也卡壳了。于是，他又让人拿来一把枪。在距离墨索里尼十英尺的地方，瓦莱里奥连续朝墨索里尼开了五枪。当瓦莱里奥用枪指着克拉拉时，墨索里尼身子瘫倒在地。

贝利尼大为光火，但是枪决还没有结束。他们又找到了克拉拉的弟弟。克拉拉的弟弟挣脱后，大叫一声跳进了湖里，拼命地游泳逃亡。随后一排子弹落在他的身上，他便沉到了湖里。贝利尼说那一幕真的惨不忍睹。人们纷纷疯狂地向空中开枪以宣泄心中的愤怒。“枪声逐渐平息后，”贝利尼回忆道，“瓦莱里奥让我把克拉拉弟弟的尸体从湖中打捞上来，我说你去找别人吧。”

第二天一早，墨索里尼和克拉拉的尸体就被运到米兰一个刚建了一半的加油站。墨索里尼被头朝下倒挂在一根横悬着的大梁上，他的嘴仍然张着。克拉拉的尸体被倒挂在他的旁边，她的裙子倒垂下来，挡住了她的头。一名妇女爬上了一只箱子，把克拉拉的裙子塞进她被绳子悬挂起来的两腿之间。据一名目击者回忆，克拉拉的脸看起来平静得出奇，而墨索里尼那张被打烂了的肿胀的脸则扭曲变形，样子惨不忍睹。

我和寿子开车沿湖而上，来到东戈，墨索里尼和克拉拉姐弟就是在此处被处决的。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一个歌剧的背景。小小的公共广场就在湖岸，而耸立在其后的一座山仿佛一幅巨大的不可思议的风景画。

随着黄昏逐渐降临到这片宁静的田园，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墨索里尼在走向自己人生尽头时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景色。跟这个愚蠢的男人带给这片土地的破坏和苦难相比，我周围的自然景色之美显得黯然失色，这片土地在它熙熙攘攘的过去曾被太多军队践踏。

“铁幕”背后

有些时候，要想书写历史，就真的要去经历很多冒险，碰上许多奇遇。为了找到前人没写过的故事，我和寿子决定潜入“铁幕”背后，甚至深入东德。当时，东德这片土地是禁止持有美国护照的公民入境的。1963年5月底，我们觉得已经为这趟旅程做好了足够的准备。首先，我们驱车抵达了贝希特斯加登小镇，这儿是希特勒在上萨尔兹堡山的有名的休养地。虽然有些旅游气息，小镇本身还保留了其中世纪的风格。站在主街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周围群山的壮观景象。我们在山路上一个名叫长青旅馆的地方安顿了下来。这条山路通往希特勒鹰巢，它是我驾车走过的山路中最陡峭的一条。我们住的是豪华套房，房内有一条长长的封闭式走廊、一间很宽敞的卧室、一间超大的浴室，还有设在二楼的一间起居室。我对寿子说，这肯定是某个纳粹党大人物的。后来我们得知，这座房子曾经是希特勒的装备部长、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的避暑之处。我料想这座房子也是他设计的。

戈林

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了纳粹空军总司令戈林的男管家罗伯特·克罗普，并用我那蹩脚的德语说服他接受一次我们的采访。从1933年到1945年帝国元帅戈林被纳粹党卫军逮捕期间，克罗普每日都陪伴在戈林的身边。后来，我们又找到了戈林的大管家，他曾在戈林乡间别墅卡琳霍尔里服侍过戈林。这栋乡间别墅鸿图华构。从表面上看，这栋别墅是戈林打猎时的栖息之所。这栋房屋是以戈林已故的第一任妻子命名的。在这里，我们此前所掌握的戈林死前在贝希特斯加登小镇生活、他被纳粹党卫军逮捕的信息，以及他的家庭生活情况，都得到了印证。克罗普告诉我们，戈林的穿着很奢侈，尤其是他的晨衣。戈林收集衣服，就跟某些人收集邮票一样。制作这些衣服可都是大工程，每一件衣服都按他自己的设计，用蓝色、绿色、紫色的天鹅绒或锦缎制作。其中有件衣服上面全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每件外套，他都用同样款式、同样色彩的皮靴搭配，腰上还要系着腰带，佩上一把旧式日耳曼刀。

克罗普坚持认为，戈林是个居家好男人。戈林可以和侄子们玩上好几个小时，尤其是在卡琳霍尔倒腾那些复杂的电力列车系统时。对于那些危言耸听的传言，比如主人戈林参加狂饮派对时搽脂抹粉，衣着光鲜，克罗普和大管家至今仍是愤愤不平。在现在的贝希特斯加登小镇，人们还是认为戈林是个和蔼、友善的人，而他的敌人鲍曼才是人人打心眼里憎恶的人。对此，管家们深信不疑。

克罗普用生动的描述总结了戈林在卡琳霍尔的最后一天。戈林走时，带走了十四车衣物以及掠夺来的艺术珍品。他下令炸掉这栋房子（包括堆满微型轨道和微型列车的大房间），这样苏联官兵就休想得到里面的好东西。

维也纳

接着，我们去了萨尔茨堡。虽然人们总是把这座城市与莫扎特以及巴洛克式建筑联系起来，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漫天尘土、一片萧索。我们接下来去了维也纳。起初，我们对这里的“美丽的蓝色”多瑙河非常失望，因为这里的多瑙河河水已经变成褐色了，肮脏不堪，但最终我们还是爱上了这座城市。我们下决心要获得1945年春维也纳抵抗军起义的全部资料。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个很棒的故事，虽然这个主题至今仍有争议。对于维也纳抵抗军起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而这些版本通常又取决于各自的政治立场。

对卡尔·索科尔少校，大多数维也纳人知之甚少。索科尔少校曾指挥过抵抗纳粹的战斗，但多数奥地利人当时则将其视为卖国贼。我们总算找到了他。他同意在萨赫酒店见见我们。萨赫酒店很适合采访，在我们最喜欢的糕点店前穿过马路就到了萨赫酒店。我的脑海里一直回荡着电影《第三人》（The Third Man）中的插曲。这是一部关于盟军占领奥地利时期的片子，导演卡罗尔·里德将其背景设定在维也纳，影片中奥森·威尔斯扮演了一名最令人难忘的角色。索科尔身材瘦小，他在战后进军电影业，拍摄了大量作品，包括《最后十天》（The Last Ten Days）和《最后的桥》（The Last Bridge）。采访索科尔就像采访一只精神高度紧张的鸟儿，它随时都可能扑棱一下飞走。此前，从没有人说服他讲出自己的故事。他是鼓起了巨大的勇气之后才接受我们采访的，因为他所说的这些事会激怒许多自己的同胞。

我们虽然没多少空闲时间，但还是在维也纳音乐节的高潮时期听了一场贝多芬音乐会。我们还在格林津镇的一个葡萄酒庄园过了一晚，贝多芬的大多数交响曲就是在格林津镇谱写的。午夜过后，寿子在山顶上一座古老修道院的影子里即兴跳了一回舞，我希望除了我之外至少还有几名修士在观看。寿子注意到了维也纳人和慕尼黑人之间的差异，那就是，在辛勤劳作之余，维也纳人也不忘寻找乐趣。她注意到，不管谁当权，奥地利人都很懂得如何享受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像维也纳人一样玩个痛快，像美国人一样拼命工作。回首往事，要从不愿透露故事真相的人那儿获得第一手资料，我们承担了何等压力！讲述故事的真相通常很伤人——讲述者叙述故事的真相，就等于重新经历一遍战时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忍受种种折磨。不过，当他们看到自己完整的采访记录时，很少有人要收回自己所说过的话。

周日，我们开始往东面的布达佩斯进发，只在奥匈边境的一座巴洛克风格小镇停下来吃了顿午饭。在奥匈两国边境，我们参观了音乐家海顿的出生地，然后越过边境，进入了匈牙利。

匈牙利

跨过边境，我们来到神秘的东欧地区，我有一种迷失方向的感觉。好在我们没遇上什么麻烦，而且我们很快就独自踏上前往布达佩斯的路。不可思议的是，每到一个村子，我们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无论何时，孩子们只要一看到我们，就会冲到路上，拼命地挥手。有些孩子可能是想要钱，但大多数看起来愁眉苦脸的孩子只是拼命地挥动着小手。我们轮流开车。有一次我们刚停下来换座位，就有三个孩子突然从天而降，想要看看我们车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并盯着我们看。他们对寿子尤其着迷。

这儿的村庄漫天尘土，十分贫穷。放眼望去，看不到一辆汽车，只有自行车、摩托车，以及马匹和马车。有两个孩子气愤地冲我们扔樱桃（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既没给他们钱，也没载他们一程），但其余的孩子看到我们这辆奇形怪状的外国车子及上面的外国车牌大多非常友好。（到匈牙利差不多已有两周，我们还没见到过第二辆沃尔沃汽车。）这“另外”一个欧洲是一种全新的面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和寿子都很喜欢这个地方，尤其是寿子；当地人也很喜欢我们。

驶入更大一点的城镇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些汽车。天色暗了下来，我们遇上了交通堵塞。迎面而来的车辆不断地朝我们闪着停车灯，这是因为我们开着前照灯。我们仍然坚持亮着前照灯，因为若没有前照灯的灯光，我们便看不清道路。尽管如此，穿过黑乎乎的村庄时还是非常吓人。我们注意到，每个小镇至少有一座教堂，一群群人从教堂里出来。沿途的路边，我们还看到四五个神祠，但每个都破败不堪。就连布达佩斯也实行灯火半管制，这让人极其胆战心惊，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去哪儿。七弯八拐之后，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酒店。

我们发现我们的旅馆非常舒适。第二天，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文化关系研究所所长保罗·尼里很快就喜欢上了我们。当我得知他是匈牙利头号男中音时，我们便成了朋友。（接下来的十五年里，他总是把自己在匈牙利、莫斯科以及德国的演唱会录音邮寄给我们。）他对寿子大献殷勤。他还告诉寿子，只要寿子让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但她必须答应，不要拍那些分布在各个景点的苏联士兵。

我们的大部分采访都收获不大。我们几乎每走入一家餐馆，里面的小管弦乐队都会演奏《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办公室里和街上的人总是那么友好。那些会讲英语的人给西方国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和平”。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对世界和平构成了威胁，只要西方国家追求和平，那整个世界就太平无事了。寿子不经意间拍了许多苏联士兵的照片。有天早上，我们发现有人强行撬开了我们沃尔沃车的后备厢。什么东西都没丢，只是我们的胶卷都曝了光。

匈牙利人个个都穿得很体面，而且看起来都很健康快乐。毫无疑问，现在普通匈牙利人的生活要比霍尔蒂摄政时代富足。有证据表明，如今的匈牙利政府正尝试给公民提供更多的个人自由。我们在匈牙利很自由，想去哪就去哪，想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

南斯拉夫

然而，南斯拉夫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儿的海关人员不太敬业，做事马虎，几乎就像加拿大一样。孩子们不再成群结队地围着我们，我们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物。去贝尔格莱德的路上天气昏暗，尘土飞扬。这儿看不到内部冲突以及种族矛盾的迹象，有的只是沉闷无聊。这里现代化的大楼要比匈牙利多，街道也比匈牙利宽。这里的人既不好奇也不友好。他们更像纽约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那些人，忙忙碌碌，没有人情味。虽然像匈牙利一样，这里的许多建筑物上方都有一颗大大的红色五角星，但当地人的态度普遍和匈牙利人截然不同。南斯拉夫人亲英、亲美、亲意大利。仍有许多南斯拉夫人因匈牙利人在二战中犯下的暴行而痛恨他们。

《瞭望》杂志社想让我采访铁托总统，但南斯拉夫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告诉我，铁托总统已经拒绝了我的请求。鲍勃·谢罗德最近为《星期六晚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采访过铁托，一年之内铁托都不愿意再看到另外一名美国作家。不过，我见到了南斯拉夫联邦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政府首脑，并最终见到了塞尔维亚新一代最杰出的政治小说家。这位小说家曾和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铁托总统的敌人，由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上校指挥）打过四年仗。就这一主题，这位作家刚刚完成了一部长达一千页的纪实小说。这位作家给我们提供了1941年米哈伊洛维奇上校和德军指挥官谈判的一些照片。对米哈伊洛维奇上校不利的证据很有说服力，我看完后便深信不疑。之后，我在伦敦和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准将交谈过。他曾受丘吉尔首相委派，到南斯拉夫调查米哈伊洛维奇是否真的和德国人勾结。麦克莱恩准将发现确有其事。于是，在德黑兰，丘吉尔说服罗斯福和斯大林大力扶持铁托。

离开南斯拉夫前的那个星期天，我们驱车去了趟南斯拉夫内地。回来的路上，在一个村子里，有人招手让我们停下。那儿刚发生了一起车祸。村长是个很有才能的年轻人，他问我们能不能把一名遭遇车祸的人和陪护他的妻子一起送到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医院。那天热得要命，都快到100华氏度（约37.7摄氏度）了，但我们还是得把所有车窗都关着，因为那个遭遇车祸的农夫光着脚，禁不起半点风吹。我们到了贝尔格莱德后，却没人告诉我们该去哪家医院，那名农夫的妻子对贝尔格莱德也是一无所知。我们开了一小时十五分钟，不停地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直到第四家医院，我们才发现这是我们要找的那家医院，但这家医院却说床位满了。这时，我发了脾气，威胁医院说，我要直接去找铁托总统。最后，我实在没办法，就给了农民的妻子一些钱，把他们留在了第四家医院，这样我们好回到自己的旅馆。

回到酒店，我们才发现里面全是些名流，大家都在欢迎利比里亚总统。由于酒店餐厅里挤满了人，我们就被送到附近的一家饭店用餐。我们试图透过窗户看看外面的情况，却被果断而又礼貌地推开了。但是，寿子瞥了一眼，看到了非洲的显要人物、利比里亚总统威廉·杜伯曼及其妻子。酒店外面，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站在街道两边。铁托最终抵达时，响起了一片掌声，但没有人欢呼。这样的反应，或许可以算作非常含蓄吧。

签证问题

在穿过捷克斯洛伐克，动身前往波兰之前，我们打算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待上两天。我们通过南斯拉夫的出入境口岸时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返回匈牙利时，匈牙利边境检查人员却告诉我们，我们的签证已经失效了。这简直是晴天霹雳。要是我们不能返回匈牙利，我们还得绕道才能去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服匈牙利的边境检查人员让我们重新回到匈牙利。

那些边境检查人员用匈牙利语、德语夹杂着各种手势一再声称，他们只有一个受限的军用电话能打到首都。我装聋作哑，想尽办法要给我之前的那个朋友保罗·尼里打个电话。最终，那些边境检查人员不再阻拦我们，帮我接通了他的电话。接通电话时，我们的那个朋友颇有大将风度，十分自信地说，只要等上一个小时，一切都会解决的，接着便挂了电话。然而，我并没对此抱多大希望，因为那时差不多是中午，到下午两点半之前，在欧洲通常什么事都办不成。与此同时，我在心中重新规划了一条去维也纳的路线，这条路的行程大约一千英里。我希望我能够说服捷克驻维也纳的大使，把我们的入境地点改掉。

但是，保罗很快就回了电话，说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了，还说要和口岸负责人通话。我看到那名官员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用德语说了句：“语音签证！从没有过这样的事儿！”不过，他还是耸了耸肩，示意我们可以通过了。太不可思议了！这事要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办妥。

到了匈牙利，保罗很高兴地跟我们打招呼，并让我们晚上和他一起去看歌剧。同行的还有约瑟夫·内梅什，他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我们第二天早上准备采访他。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帷幕升起的时候，保罗大叫了一声：“啊，铁幕！”内梅什开心地笑了起来：“是的，铁幕！”

捷克斯洛伐克

下午三点左右，保罗在捷克边境和我们告别。他没能给我们兑换到捷克克朗，但他向我们保证，美国的旅行支票能在捷克境内兑成现金。我们的计划是开到天黑，找一家酒店，明早再继续往波兰边境进发。

一到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排排樱桃树。我抵挡不住诱惑，下车采了几颗红樱桃，然后囫囵吞下。这些红樱桃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樱桃。我第一次品尝到樱桃还是年轻时在俄勒冈州。寿子一直喊我回到车上，我这才依依不舍地上了车。我们开车驶过时，捷克斯洛伐克人似乎漠不关心，有些孩子还冲我们的车子扔石头。我们到尼特拉镇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了。尼特拉镇是个制造中心，这里尘土飞扬，天气闷热。我们去的头一家酒店已经客满了，或者这只是酒店的推托之词。好像没人对帮我们找个住处感兴趣，人们只是冷冷地说，再开车找找吧。也没人给我们兑换现金。我们又尝试了另外几家酒店，但他们不屑一顾地摆了摆手，示意我们离开。我猜这些酒店老板不愿做挂着西德车牌的外国人的生意，他们怕给自己带来麻烦。

此时，天已经漆黑。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开往下一个小镇。路上没有别的车，我们感觉自己仿佛被抛弃在某个遥远的外星球上。我们俩都感到忐忑不安，直到我们在远处瞧见闪烁着“伊甸”字样的光芒。几分钟之后，我们来到了伊甸酒店。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们，还带我们看了一间大约有八张床的房间。我们决定就在这里住了。然后，酒店老板带我们下楼去餐厅，那儿差不多有五十名年轻人在庆祝些什么。尽管我们彼此都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我们很快就融入他们的庆祝当中，试着唱他们的歌。大家都被寿子逗得很开心，我们玩得非常尽兴。

第二天早上，我和酒店老板说，我没有捷克克朗。接着我把旅行支票给他看，他说他能在镇上找到人“处理”这些支票。没过几分钟，兑换支票的人来了。这是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俨然一副精明的纽约人的派头。他非常专业地瞄了一眼我的支票，又在脑子里飞快地计算了一下，接着便把现金给了我。他的行为，第一次提醒了我：在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资本主义的火苗依旧燃烧着。

波兰

去波兰边境的旅程漫长而又单调。到了波兰，好像再一次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波兰人非常友好，也很乐于助人，因此兑换现金、打听消息都不是难事。我们在一个小镇子停了下来，在一条小巷子旁边找到了一家酒店，得到了一间有四张床的房间。有个人催促我们赶快去转角后的餐馆用餐，否则他们晚上十点就要打烊了。餐馆里没人会讲英语或法语，那名女服务员没有办法，只好去厨房把菜品一样一样地端出来，让我们自己挑。小餐馆里的每个人都非常热心。没一会儿，我们就喝上了他们的伏特加。

我们先去了奥斯维辛。从远处看，那儿让我想起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大学校园，面积不大却十分整洁，看起来非常宁静。不过，我的错觉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们考察了那里的建筑，发现一堆堆假牙、小装饰品、鞋子和衣服，样子十分吓人。这些都是成千上万犹太人被残忍杀害时留下的遗物。看完之后，我对如今奥斯维辛集中营平和的表象感到恶心。我必须把这个恐怖的故事完完整整地讲出来，我要给那些死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的人一个交代。

我们的心情还没能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许多悲剧中平复，便动身前往华沙。一名新闻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给了我们能在各种饭店用餐的餐券，包括被华沙人引以为傲的位于新建的中国商业中心的饭店餐券。我们先去了中国商业中心，期待着能享受一下美食。那儿没有菜单，给每个人上的东西都一样——一份难以形容的“糊糊”，我想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受得了这东西。不过，我们周围的人都把这种“糊糊”吃得干干净净，仿佛这是最好的北京美食。

我要求采访犹太幸存者时，有人告诉我他们是不会和我交谈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非犹太人和外国人都不能理解他们所经历的种种难以言表的恐怖。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到这儿的消息传到了犹太社区，那些幸存者把我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把烙在手臂上的数字给我们看，并向我们讲述战时的那些恐怖经历。

我们周末没有和人预约，所以我们就驱车向北穿过东普鲁士，来到但泽。我看过相关报道，这里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大海难。因此，我想去考察一下这两次海难的发生地。一到波罗的海港口，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无数人群，他们拼命想挤上两万五千吨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客轮，以逃避追击的苏联红军。船上至少有八千名平民和一千五百名年轻的潜艇新兵。按理说，每个人都应该持有一张船票和一份准予离境的文件，但实际上数以百计的人都是偷偷混上客轮的。

波罗的海死一般地沉寂。我们沿着海岸向北驶去，这样我就能在脑海中追寻“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客轮逃离的情形。碰巧，风大了起来，海面变得波涛汹涌，但还是不及1944年那般狂暴[3]。我远远眺望着这番景象。北边大约二十五英里处的海面变得波浪滔天，且有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一枚纳粹鱼雷将这艘满载德国人的客轮炸沉，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幸存了下来[4]。这些人把记得的东西都记录了下来，这样我就能尝试着再现这一场面。后来，又有一艘名叫“戈雅”号的客轮载着大约七千名平民驶离但泽湾，也被一枚德国鱼雷击中了。轮船上仅有一百七十名幸存者。其中一个人说道，这艘巨轮“似乎一瞬间就裂成两半”。

第二天早上，我们驱车穿过了东普鲁士往南开。1963年6月29日，我们在一个名叫格劳顿斯的小镇上唯一一家饭店庆祝了我的五十一岁生日。这家饭店可真挤，我们与十二名波兰人共用一张大桌子。坐我旁边的是一名年轻的造船工人，正是他发现了那天原来是我的生日。然后，大家就热闹、开心地玩了两个小时，尽管我们彼此几乎听不懂对方所说的话。（后来寿子和造船工人的妻子还通信了好些年。）

在华沙，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波兰人都很友好，但这座城市的服务员以及酒店员工则是一个冷淡的、令人受折磨的、粗鲁的群体。在这里想找个吃饭的地方很难，非得东奔西走，方能吃上一顿简单的饭菜。离开了华沙，我们又驱车顺道去参观肖邦出生的房子。按照波兰的标准，那座房子很宽敞。肖邦纪念馆馆长注意到，寿子正盯着搭在钢琴上面的一只手，那是肖邦的手的模型。那只手的大小与寿子的手差不多。于是，馆长便请寿子弹点什么，还说偶尔弹奏一下对钢琴只有好处。寿子难以推辞，只好遵命。此时，我看到了馆长脸上那愉快的表情，这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那天晚上，我们在波兹南市住下，这里很容易就能买到吃的，而且这里的人也很友好。波兹南市是我们在波兰看到的第一座灯火通明的城市。往什切青市去的路上，我们顺路捎带了一个想搭便车的年轻人。他让我想起了那个帮我们兑现旅行支票的捷克小男孩。寿子叫我不要把支票拿出来给这个年轻人看，但我还是拿出了一张支票，问他能换给我们多少钱。他给的汇率是酒店里那个小男孩的三倍，然后我们就成交了。这个小插曲足以让我们窥探出波兰战后的经济现状。

第二天早晨，我们沿着波兰和东德的边界继续北上。战争在这里残留的痕迹仍令人触目惊心。库斯特林从前曾是一座城市，如今则是一片荒地，而其旁边则建起了另外一座城市。奥得河波兰一侧的岸边，几乎只有我们驾车而行。但是，我们还是得开得小心一些，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在人行道上晒日光浴的人。这整片区域感觉怪怪的，就好像完全被废弃了一样。

这两天我们经过的地方一片死寂，这些地点见证了当年苏联进军柏林时一场场可怕的战斗。像弗罗茨瓦夫（德语称“布雷斯劳”）这样的城市，很多地区空无一人，杂草丛生。旧地图上的一些城镇已经不复存在，农村的大片地区也荒无人烟。在科布伦茨德国联邦档案馆的东馆，我读到了卷入这场混战之中的数百万德国平民的命运。我们看到了五万五千名难民的档案。一份典型的档案能以单倍行距打满二百二十五页纸，其中包括各种文件和各种图片的复印件。在这里，我找到了我想要的故事——历史上两次史无前例的海难中幸存下来的少数人的故事。

我们渐渐意识到，我们的书不应该从雅尔塔写起，而应该从那绝望的向西逃亡开始。逃亡的人当中不仅有平民，还有所有的战俘，他们都是为了避免被苏联红军抓住。我曾采访过好几个美国战俘，询问了在召开雅尔塔会议的几天前，他们在暴风雪中向西跋涉的艰辛。我很快就明白了苏联红军为何会愤怒，那是因为四年多以来，纳粹分子一直有组织地、不断地残害他们，他们渴望复仇。纳粹分子们视苏联人为低人一等的害虫，他们要将苏联人尽快地有效地铲除掉。

古德里安将军舌战希特勒

我们采访了大逃亡的两名关键证人，大逃亡就是所谓的“东逃人潮”。其中一名证人是德国男爵贝恩德·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将军，他讲述了狂暴的元首于1945年2月9日召开的会议。洛林霍芬时任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的副官。古德里安将军是陆军参谋长，也是东部战线指挥官，他在那个会议上公然反对元首的主张。（洛林霍芬男爵现在是西德新军基地的指挥官。）

这次会议开始前，古德里安将军在研究战争形势报告，他的脸上满是挫败感。防御不是古德里安将军的专长，而且他也没有在这么高的层面上指挥过。总的来说，他就是一名将军，一名直来直去、满腔热血的军人。他率领士兵在前线奋勇作战，且作战有方。他手下的官兵，从参谋到士兵，都死心塌地地追随他。战争初期，他就是极少数敢公然反对希特勒的人中的一员。虽然希特勒提拔了古德里安，但是洛林霍芬却意识到，古德里安将军和元首之间只是表面上修复了裂痕，每一次会议都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再度爆发。

洛林霍芬将军和古德里安将军一起开车前往柏林，参加2月9日的会议。古德里安烦躁不安，说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以改变当前的局势。北方的两支德国部队已经被盟军切断了。这就意味着，只有维斯瓦河集团军能阻挡住朱可夫元帅对柏林发动的凌厉攻势。然而，这个集团军的指挥官是希姆莱——一个纯粹的军事外行，其战斗力便大打折扣。尽管柏林如今面对盟军直接的威胁，希特勒仍然下令要在匈牙利发起一次强有力的攻势，主动攻击苏联红军。古德里安将军对自己的副官说，这样做十分荒唐，而副官则担心古德里安将军的安危。

会议刚开始，古德里安将军就突然要求希特勒推迟在匈牙利发动攻势，而把主要兵力用来反击朱可夫向柏林派出的先头部队。他建议从两翼同时夹击朱可夫的先头部队，以便将其一分为二。

希特勒一直听，直到古德里安表示，这就意味着，要把部队从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和挪威撤回，还要撤回库尔兰集团军，但库尔兰集团军早已被截断了，困在拉脱维亚。元首草率地拒绝了古德里安将军的提议。然后，让洛林霍芬感到绝望的是，他的长官执意继续争辩。古德里安将军坦言道：“我们必须集中力量，若没有足够的兵力，就别指望能保卫柏林。我向您保证，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德国的利益。”

希特勒挣扎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左侧身子在不停地颤抖：“你怎么胆敢跟我这样说话？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为了德国而战吗？我一生都在为德国而战！”

戈林拉着古德里安的胳膊，把他带到隔壁房间。他们俩在那儿喝起了咖啡。古德里安极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他一回到会场，又固执地坚持要撤回库尔兰集团军。他说，让库尔兰集团军从海上撤军易如反掌。

希特勒再次挣扎着站了起来，慢吞吞地走到古德里安将军跟前。他们互相瞪着对方。元首挥舞着拳头，但古德里安将军并没有退却。最后，古德里安将军的一名参谋抓住了他外衣的尾端，把他硬拽了回来。

接着，让众人大吃一惊的是，希特勒收敛了脾气，他小声地表示，同意让古德里安将军发起反击。但是，想要库尔兰集团军从拉脱维亚撤军，绝无可能。弗赖塔格·洛林霍芬看到自己的长官又想开口反对。但是，让洛林霍芬感到极大欣慰的是，古德里安将军勉强地同意了，发动一次小规模的攻击总比压根儿不发动攻击强，至少能打开一条通往东普鲁士的通道。

弗赖塔格·洛林霍芬告诉我们，几天之后，希特勒和古德里安之间又发生了一场更为激烈的争执。古德里安将军年轻的参谋瓦尔特·温克将军也目睹了这场争执。温克后来告诉我们，他担心自己的长官古德里安将军会做出过激的举动，因为希特勒艰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回应了古德里安将军的关于希姆莱不适合指挥部队的言论（希姆莱当时在场），他怒吼道：“帝国党卫军领袖有足够的勇气来指挥这次进攻。”

希特勒转身背对着古德里安，但古德里安还是无畏地面朝希特勒。温克叙述道：“这场争执持续了两个小时，每次希特勒一吼‘你胆子不小！’古德里安就会重复他的请求，要让我做希姆莱的助手。最终，希特勒叹了口气，说道：‘罢了，希姆莱，让温克担任维斯瓦河集团军参谋长吧。’然后，元首盯着我看了看，告诉我2月15日发动进攻。接着，他猛地坐在椅子上，对着古德里安将军微笑着说道：‘空军大将先生，今天陆军参谋部又打赢了一仗！’”

奥得河之战激战了三天之后，温克在深夜里接到让他返回柏林，向希特勒简要汇报一下战况的命令。就在温克全速赶回柏林的路上，他的车撞上了桥墩，他受了重伤，动弹不得。

温克走后，希姆莱陷入了困境。就连希特勒催促他不管采用什么手段，哪怕是集合妇女，也要建起一道前方防线时，他都默不作声。“我们以莱茵河为屏障，没人能从这里越过河去投敌，要逃也只能逃往后方。这就是莱茵河的好处。”弗赖塔格·洛林霍芬那直言不讳的长官这次竟然对此保持沉默，洛林霍芬长舒了一口气。正如古德里安将军所预测的那样，不到三周，朱可夫就越过了奥得河，并建起了三个桥头堡，这样苏联红军距离柏林就只剩五十英里了。自从温克出了车祸之后，古德里安就没从希姆莱那里收到一份报告，而希姆莱仍然负责阻击朱可夫。3月22日，备感失望的古德里安将军驱车前往维斯瓦河集团军司令部。在大门那儿，他见到了接替温克的人，这人央求古德里安道：“您能不能帮我们换掉这个司令？”

希姆莱同意古德里安换帅的意见，他甚至当晚就向希特勒建议，自己“操劳过度”，无法胜任前线指挥的工作。希特勒平静地问古德里安，谁来接管维斯瓦河集团军？这让年轻的弗赖塔格·洛林霍芬吃了一惊。古德里安建议由第一装甲集团军司令哥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接替此任。

就这样，海因里希将军被选中了。我们曾在斯图加特采访过他六次。第二天，希特勒和希姆莱在帝国总理府花园里散步时，撞见了古德里安。古德里安问，能不能和希姆莱单独说两句？希特勒和颜悦色地走开了。古德里安直奔主题：“这场战争已经不可能打赢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找到最快终结这场毫无意义的屠杀以及轰炸的方法。除了里宾特洛甫外长之外，您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与中立国家有联系的人。您务必同我一道去见希特勒，敦促他安排停战。”

希姆莱并未向古德里安透露，他与里宾特洛甫一直在和贝纳多特伯爵洽谈。他舌头就像打了结，支支吾吾地说道：“我亲爱的将军，现在还为时过早。”

那晚的会议上，希特勒让古德里安留了下来。希特勒对他说：“我知道你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你必须马上休四周病假。”

弗赖塔格·洛林霍芬说，他们俩之间的斗争于3月28日早晨达到了高潮。古德里安和弗赖塔格走进希特勒的地堡，古德里安对希特勒说：“今天我会说出一切。”在下午的会议上，特奥多尔·布塞将军极力解释，为什么他对库斯特林市发起的三次反击都失败了。库斯特林是奥得河边的一座城市，离柏林只有五十二英里的车程。希特勒勃然大怒，插了句：“我才是司令，我自己下达的命令我自己承担后果！”

古德里安插话道：“请容许我打断您，昨天我和您详细解释了一下，攻打库斯特林的失利不怪布塞将军。”他提高了嗓门，其言行也变得更加激动，“第九军用光了配给他们的弹药，官兵们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这异常高的伤亡数字就证明了这点！因此，我请求您不要责难布塞将军！”

这次攻击刺痛了希特勒，他挣扎着站了起来，但古德里安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大胆地把他和希特勒争执了好几个星期的话题重新提了出来：“元首打算撤出拉脱维亚的库尔兰集团军吗？”听他的语气，与其说这是一个问题，不如说这是对希特勒的一种挑战。

“绝对不会！”希特勒挥舞着右手，吼了起来。他的脸死一般苍白，而古德里安则面红耳赤。他示威般地朝希特勒走去。一名将军把古德里安拉了回来，另一名将军竭力把希特勒送回自己的座位上。

“我怕古德里安会被抓起来。”弗赖塔格说道，“于是，我跑进了接待室，给他的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打电话。我让克雷布斯先别挂电话，然后冲回去告知古德里安，克雷布斯参谋长打来急电找他。”克雷布斯和古德里安说了二十分钟。古德里安回到会议室时，终于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希特勒也找回了风度，但他还是板着脸。希特勒平静地说：“除了陆军元帅和空军大将，我必须请这儿的诸位先生都出去了。”

后来，古德里安告诉弗赖塔格，他、凯特尔和元首独处时，希特勒说道：“古德里安将军，依你的健康状况来看，你应该立刻请六周病假。”古德里安伸出手臂，生硬地敬了个礼，说道：“我会离开的。”

现在是时候了解一下苏联人的观点了。这是西方历史学家很少会写到的东西。因此，我们打算用上在华盛顿时一个苏联人给我提供的帮助，他能让我们接触到愿意以苏联视角讲述二战故事的人。我和寿子按照这名苏联人的指导去布达佩斯的苏联大使馆办签证，却发现那儿的人表情很冷漠，说话很唐突，也不愿多做解释，只对我们说，他们的国家不欢迎我们。后来我发现，这是近期一个美国作家的莫斯科之行的后果。显然，他回国之后，把某些信息透露给了西方新闻界，这才惹恼了苏联人。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了解到，这个作家放弃了他的计划，不再打算写一部关于欧洲反战力量的书了，现在他正在写一部关于柏林之战的书。

柏林与东德

我们进不了苏联，所以就只能往柏林去了。有人指点我们，不要离开高速公路，就能直达首都柏林。如果车子熄火或是停下了，东德的警察几分钟内就会赶到。我们在路上滞留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这是因为东德人办事效率不高，而非他们故意这么做。你能做的就是放轻松，等着事情自行解决。

西柏林就像个烤箱，远不止100华氏度（约37.7摄氏度）。西柏林的盟军司令部给我们提供了舒适的住处，负责接待我们的少校也很能干。我们参观了新建的柏林墙。对于柏林墙，我们听到过许多戏剧性的故事。那里的一切都很平静。柏林墙的两边都有士兵把守，他们注视着对方，相距约二十码（约十八米）。我们还穿过了查理检查站，游历了东柏林。东柏林建得没西柏林好。我们没能获准进入希特勒的地堡，只能待在上面的废墟里，待在被毁的帝国总理府花园里。站在这里，人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得出，希特勒在最后的时日里是多么焦虑和绝望。

西德美联社办事处主任出生于美丽的古城德累斯顿，他曾就我们的调查写过一篇文章。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他在文章中提到，他的家乡几乎完全毁于战火，当时正在慢慢重建。我猜，他是在柏林墙建好之前，通过某种方式从东德到西德的。我请求他告诉我，怎么才能偷偷到东德旅行一次？东德只允许美国人白天待在那儿，午夜之前必须返回。而且，我们美国人的护照上有一行字：“禁止进入东德。”

我们第二次通过查理检查站时，我把西德美联社办事处主任的信带给一名女政府官员，敦促她为我这个美国历史学家安排好在东德的行程，好让我讲述战争双方对二战的看法。她点了点头，操着蹩脚的英语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两天之内回来。而且她还警告我们，我们不能把计划告诉任何西柏林人，不然可能会引起国际纠纷。

两天后，我们带着些许惶恐出发了。我们穿过了柏林墙，进入了东柏林，向我们的联络人汇报情况。那名女官员给我们写了个地址：东德信息与组织办事处。我们根据这个地址找到了一间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他叫埃德加·奥斯特。他把他那狭小的办公室锁上，抽出自己的笔记本，作为一名向导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已经做好了日程安排。首先，我们要向东北进发，去参观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到那儿，我们就意识到，虽然埃德加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但只要是我们想看的，哪怕苏联卫兵阻挠，他都会带我们参观。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与正义的角逐中胜出的魔鬼制造了史上最残暴的屠杀工具，魔鬼用这些工具碾碎了无数人的生命，而集中营里的“每件事”都是一份由这些难以言说的残留至今的生命碎片所构成的清单。眼镜、衣服、拔出来的金牙，甚至还有孩子的玩具，都有序地一堆堆地堆着。或许这种有序是一切有序中最惨无人道的一面。

我们接下来的目的地是新勃兰登堡，它是大型德国IIA战俘营的所在地。上尉弗朗西斯·桑普森神父是部队里的牧师，他在突出部之役中被捕，曾被关押在这个战俘营。战俘营在一条小路上，但门关得严严实实，旁边还贴着很多禁止任何外国军事组织入内的标识。埃德加让我们直接进去，于是我们来到了当时东德军营的中心地带。

正当我们返回沃尔沃轿车时，一辆国家警察的车开到了我们跟前。寿子正抓着相机，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然而，当警官听了埃德加的解释之后，便和我们握了握手。关于相机的事情，他甚至连问都没问。

参观了法兰克福市之后，我们在德累斯顿待了两天。我们采访了许多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对他们重建的决心惊叹不已。魏玛是德国所有城市里最漂亮、最有历史意义的城市之一。去那儿的路上，我们参观了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老家。后来我们又往旁边的山上开，去了另一处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从外面看起来平淡无奇。然而一进去，里面的恐怖情形便一览无余。一想到现在这块被人们废弃的平静地方，曾被用于难以启齿的用途，真令人作呕。

之后我们开车下山，前往艾森纳赫，一座离西德边境很近的城市。我们与边境的警卫讨论回去的最佳路径。他们告诉我们，一旦通过了他们的大门，就会有一英里左右的无人地带，继而我们会碰到西德的边防警卫。他们看到一辆挂着西德游客牌照的红色沃尔沃车从东德驶来，开车的可能是个美国人或者瑞典人，车上还有一名亚洲乘客，肯定会大吃一惊。那时候，我们应该慢慢地稳稳地从西德边防警卫们身边开过去，并对他们笑一笑，挥挥手。这些边防警卫是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因为官僚主义在西德大行其道。我们和我们的向导埃德加告了别。分别前，埃德加嘱托我们，在西德北部给他留一杯优质冰啤。之后，果然不出我们所料，西德的边防警卫只是目瞪口呆地目送我们离开。

下午的晚些时候，我们抵达了格罗·冯·盖维尔尼茨在瑞士边境附近的家乡。他很诧异，问我们过去的十天里都去了哪儿。西德那边传来一份报告，说我们有一天早晨离开了，然后就不知所终。西柏林指挥官詹姆斯·波尔克将军设晚宴招待我们，当他问起我们那天早上去了哪里时，我乐呵呵地应了声：“一如既往地调研去了。”

我告诉格罗：“我们去了东德。”

格罗听了后责备道：难道你们不知道东德是严禁美国公民入境的吗？我回答说我们的确知道。他火冒三丈，他看到寿子一直带着的相机，问道：“难道寿子女士也像往常那样拍了许多照片吗？”

我说当然，我还告诉他我们的东德向导帮了很多忙。寿子在拍桥梁、大楼，甚至那些有骷髅标记的地方时，他常常能转移苏联卫兵的注意力。我经常责备格罗还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即如今的中央情报局）保持联系。他说，要是我们第二天早上把所有的胶卷都带到慕尼黑一座很显眼的大楼的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办公室里，我将会原谅他所做的一切。我知道他肯定不会骗我。我总是感觉“温文尔雅”这个词就是专为格罗·盖维尔尼茨定制的，他一直很绅士。

“中央情报局总部？”我问道，但没指望能得到回应。

第二天我们按照之前的约定把胶卷送到那个办公室。那里的官员对我们千恩万谢，还保证在几个星期之内会送八组（每组十张）照片给我们。至此，我们非法神秘的东德之行愉快地落下了帷幕，接着我们要向永远平静的瑞士进发。

纳粹分子的末日 柏林防御工事的崩溃

完成了在瑞士的调研任务之后，我们于1963年夏天再度翻越阿尔卑斯山，奔赴德国的斯图加特。到那后我们一直在采访哥特哈德·海因里希。海因里希将军于1945年3月20日接替希姆莱，担任维斯瓦河集团军司令。有十几名原纳粹德国国防军将领告诉我们，海因里希将军是柏林之战最后几天的关键见证人。曼陀菲尔还向我保证，海因里希将军为人非常细心，他的话十分可靠。然而，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海因里希像一条生性多疑的狗一样，凭着嗅觉考察了我半个小时。最后，他才给我看了一堆手稿，里面包括他写的一份长达二百五十页的关于柏林之战的记述。

我告诉他，要是他有什么独家新闻，我会付点钱，但我付不起大价钱。他很快回应，说他并不是狮子大开口，只要我觉得价钱合适就行。我们本计划在当天进行一系列采访，到最后却变成了由我来给这些采访定价。尽管如此，后来我们还是进行了六次长时间的采访。采访中，我们不断地被他妻子准备的可怕的“零食”打断。他妻子一再坚持要我们吃她准备的干面包片、干肉片，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美食。

在我们最后两次采访中，他讲完了苏军最后进攻柏林时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从俘虏的苏联红军士兵口中得知，最后进攻将于4月12日发起。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把从法国战场借鉴来的战略付诸实践：他命令特奥多尔·布塞指挥的第九军在夜幕的掩护下撤回奥得河之后的山岭之下，只在原地留下了一个空架子。

还有一次远比对海因里希的采访更重要的采访是在晚上进行的。这次采访是由派佩尔安排的与希特勒的专车司机埃里希·肯普卡的见面。那天晚上的经历就跟希区柯克的电影一样。肯普卡让人打电话来，说他会派人带我们到他家。然而，给我们带路的人有些神经质，他开车就像疯子在大雾中穿行一样。我们莫明其妙地跟着他，绕来绕去地驶入了路德维希堡县。一到路德维希堡，我们的向导就驾车冲上了一条被毁的街道。然后，他突然急转弯，差点撞到一对美国夫妇，接着又差点撞到我们。最终，我们停下车，他领着我们步行走过好几条坑坑洼洼的路，然后进了一栋房子。

肯普卡本人很招人喜欢，不一会儿他便和盘托出。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就在晚饭前我刚刮过胡子，然而，当我们结束采访，疲倦万分地走入雾中时，我感觉我又要刮一次胡子了。这是我采访生涯中采访时间最长的一次，整整八个小时。

在回斯图加特的路上，我一直在细思肯普卡所说的1945年4月在希特勒的地堡中最后几天发生的一切，那些描述让人不寒而栗。肯普卡描述这些时就好像他自己重新经历了一遍当时的场景，希特勒的私仆海因茨·林格和斯达姆普菲格医生，把希特勒的尸体从深棕色的军毯中抬出来，“元首有半边脸被遮住了，左手臂垂了下来。鲍曼跟在后面，手里抱着希特勒的妻子爱娃。鲍曼抱着爱娃的样子很吓人。我知道爱娃恨鲍曼，而我也痛恨鲍曼，所以我对元首护卫队队长京舍说：‘我来抱爱娃。’我把爱娃从鲍曼手中抱走。我注意到爱娃身体的左半边湿漉漉的，我以为是血。但后来我从京舍那儿得知，元首开枪自杀后，撞飞了一个花瓶，花瓶里的水溅到了爱娃的身上。爱娃当时已经服下了一粒毒药”。

肯普卡把他那几年和希特勒在一起的珍贵细节都告诉了我们，这些对我而言简直是无价之宝。他把给元首拍的许多照片都借给了我们，这些照片可都是没有公开过的。他还让我们结识了京舍，而京舍知道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死亡时的所有细节。

在奥托·京舍两次改变我们约定的时间之后，我们终于到了他家中。他家在一条荒废的路旁，从科隆到他家约有二十公里的路程。我们到时，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压根儿看不到赫尔·京舍[5]的人影。我说服他的邻居往他办公室里打了个电话。邻居在电话里好说歹说，他才允许邻居开车带我们去京舍做生意的地方——一个工厂。京舍的样子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轻得多，虽然他已经五十岁了，但看起来才三十五岁左右。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虽然不胖，但块头像一栋房子一样大。他是一家大型制药公司的总经理，脑子精明得很。一开始他不愿多说，他的翻译非常蹩脚，我们争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总算同意帮我，但有两个附加条件：在书中不得用他的真名，我不能在书中直接引用他的话。我同意了。

他说现在发表的关于希特勒最后几小时的文章，大多是二手资料，而且完全是错误的，而他才是唯一知道地堡中最重要事件的人。采访结束后，我知道我终于得到了真实的故事，京舍也相信我会写出事实。他同意帮我检查我所使用的有关地堡的资料。京舍还说，他会把他从苏联回来时，写给德国政府的三百页机密报告复印一份给我。但他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他有了一个很好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一点都不想抛头露面。几个月后，京舍读了我写的有关希特勒在地堡中最后时光的作品，他终于允许我使用他的名字了，但又要求我在说明中不要提及曾采访过他一事。我信守承诺了。

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

有些历史学家把卡尔·邓尼茨仅仅刻画成平庸的海军司令，认为他没有资格做一名国家领导人——他只是又一个占据高位的纳粹而已。比如，编剧夏勒在描写纽伦堡的邓尼茨时就说他看起来“像个卖鞋的店员”。

但是，认识邓尼茨的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坚持让我亲自见见邓尼茨，让我自己做出判断。尼米兹上将声称，邓尼茨才华横溢，而且他不是纳粹。我们了解到，邓尼茨的妻子刚刚离世，我想我们要不要推迟采访。有人告诫我们，邓尼茨很少见陌生人，而且他不爱说话，不愿跟人交流。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或许是因为当着寿子的面吧，邓尼茨看起来渴望一吐为快。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他还挺有幽默感的。邓尼茨精力旺盛、态度乐观。他把希特勒死后自己和盟军谈判中的复杂背景说得非常清晰。他向我展示了一份文件的复印件，那是他自己写于投降之后的给军官们的告别演说：“同志们，我们已经在自己的历史上倒退了一千年。属于德国一千年的国土如今已落入苏联人手中。因此，我们要遵循的政治路线非常明朗。显然，我们得和西方国家一道，在他们所占据的西部领土与之携手合作。唯有如此，我们以后才有希望从苏联人手中收复失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未知数。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国家遭到炮火轰炸时，我们必须保持在战火之中孕育而生的最高度的团结。只有通过这种团结一致，我们才有可能度过接下来的困难时期；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日耳曼民族不会消亡。”

邓尼茨忧郁地盯着我看，说道：“我刚才想起了我的两个儿子，他们都为元首战死沙场。和许多其他德国人一样，我才刚刚开始认识到‘领袖原则’——独裁原则的危险性。”“若不屈从于滥用权力的诱惑，或许人们就不会使用独裁的力量。”邓尼茨还说，他把刚完成的演讲稿给同僚们诵读了一遍，却不能把这份演讲稿递给他们，“我慢慢地把演讲稿折了起来，锁在了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

我知道，邓尼茨刚才所说的会是《最后一百天》的完美结局。

布洛克和波伦

1963年11月，我们很快又踏上了去伦敦的旅途。在那里，我们非常放松，我们一起看戏、看电影，寿子还说服了我添置几件新衣服。我们继续采访，采访对象有军官也有其他人，其中包括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我很钦佩布洛克写的关于希特勒的书，书里面的细节都非常符合事实。多年之后，我重温了他写的关于斯大林和希特勒的传记。这本书既富有创造性，又不失胆气，我给它写了它应得的好评。

我跟奇普·波伦安排了一次会面。他是美国驻巴黎的大使，曾在莫斯科任职，参与过雅尔塔会议。我们的会面突然推迟了二十四小时，因此我和寿子就去看了一场戏。幕间休息时，我注意到，有几个人带着真诚关切的眼神看着我，就好像我刚刚失去了一个家人。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后来，正当我们离开剧院时，我才听说有人暗杀了肯尼迪总统。人群中有人在看着我，目光里充满同情，因为我明显是个美国人。他们的同情确实帮助我渡过了这一可怕的打击。

第二天，我飞往巴黎，去采访波伦。使馆的警卫都闷闷不乐。有人陪我上楼到大使的办公室。波伦备受打击，面色苍白。我为在这糟糕透顶的时间打扰他表示歉意，但他似乎并不抗拒。曾有人提醒过我，波伦为人很谨慎，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不会就雅尔塔会议再透露些什么。但是，在讲到雅尔塔会议时，几分钟内，他便把三巨头的亲密形象和盘托出，弄得我记录时手忙脚乱，都没有记录完整。我本指望在大使馆里待一个小时，但实际上两个多小时后，他才友好地跟我道别。大约五年之后，我们在东方的一年期调研结束后，我又采访了波伦。他很有礼貌，但礼貌得近乎冷淡。半小时之后，我就被请了出去，我的笔记本上差不多还是一片空白。我后来意识到，要不是当年肯尼迪突然遭到暗杀让他非常震撼，我很可能也只会听到一些老生常谈的故事。

希特勒最喜欢的飞行员

在伦敦时，我们的消息大多是从奥托·斯科尔兹内那儿听来的，他曾在马德里给我们预订过房间。他带给我们的最激动人心的消息是，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上校，希特勒最喜欢的战士，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小队队长，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鲁德尔上校乘坐飞机从南美返回，中途在马德里停留，以便与我见面。我们约定的时间是12月1日，地点是斯科尔兹内的家里。六年中，鲁德尔执行了近两千五百次作战任务，已经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他击沉了一艘苏联战列舰，摧毁了大约五百辆坦克。此前，我给他写了不少次信，但他一直没给我回信，我并不确定他现在是否会信守诺言。

我们到了斯科尔兹内家中后不久，斯科尔兹内告诉我们，鲁德尔不会在马德里停留并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说，原来希特勒最喜欢的战士害怕见我。斯科尔兹内随即拿起了电话。几分钟后，他宣布，两天内，鲁德尔会在马德里机场与我们见面，我们可以采访他两三个小时，其间斯科尔兹内会做我们的翻译。

按照约定的日子，我们来到机场，但我还是心存疑虑。这时，我看到一名中等个头的男子，精神抖擞地沿着陡峭的斜坡朝我们走来，就像在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斯科尔兹内站了起来，大声喊道：“汉斯！”

这难道是在飞机失事中失去一条腿的鲁德尔不成？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来者确实是鲁德尔，他是我见过的最富生命力的人。他说话都是用大嗓门喊出来的。他有一头浅棕色的波浪鬈发，一双淡橄榄绿的眼睛，轮廓分明，体格强壮。他殷勤地问候了寿子，接着握了握我的手。我能听到我手上的骨头嘎吱嘎吱作响。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的完美样本了。我读了好多资料后了解到，尽管他毫无保留地信任希特勒，但他也曾公开地批评纳粹党徒和德国军事指挥官所犯下的许多错误。

他会讲些英语，当他卡壳时，奥托·斯科尔兹内就会帮他翻译。不管怎样，我觉得自己又一次挖到了金子。我和他说，我想要他讲讲，他在“最后一百天”里所记得的事情，他坚持要从突出部之役时他和元首的会谈讲起：“希特勒要再给我颁发一枚奖章，并告诉我，我的飞行员生涯已经足够久了。”

纵然希特勒下了命令，鲁德尔还是继续驾驶战机。就一天时间，他就摧毁了十一辆坦克。在雅尔塔会议接近高潮时，鲁德尔还在空中飞行。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十二次被打下飞机。由于遭到机枪扫射，他的左腿受了伤，在巴黎打上了石膏。

在采访过程中，斯科尔兹内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和鲁德尔一样兴奋，他们已然忘记了我和寿子的存在。当人类记忆的洪流在不经意间迸发出来时，我和寿子都学会了像蒸汽一样从场景中蒸发，学会不要提问题去打断他们的思绪。

鲁德尔告诉我他坠机的全部情节，这次坠机终结了他的飞行生涯。1945年2月9日，腿上打着石膏的鲁德尔还坚持起飞，袭击了苏联坦克。这一次，苏联的高射炮命中了他驾驶的飞机，飞机着了火，烧废了他的右腿。在剧烈的疼痛之中，处于半昏迷状态的他试图强行着陆以挽救飞机上后排机炮手的性命，顺便也把自己给救了。他对斯科尔兹内咧嘴笑着说：“我都忘了我的左腿已经打上了石膏。飞机着火时，我轻轻地抬起机头，准备进行一次平坠着陆。我听到一阵刺耳的撞击声，然后飞机突然倾斜，紧接着发动机因急刹而发出尖啸声。我昏了过去，又因剧烈疼痛而醒来，醒来后再次痛得昏了过去。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我问外科医生：‘没了吗？’他点了点头。你能想象一下我当时的感受，奥托，我再也不能滑雪、潜水、撑杆跳了。然后我就想：‘有什么可抱怨的？有很多同志伤得更重。为祖国损失一条腿又算得了什么？’”

他那漫长的悲催故事，让我们都听得精疲力竭。鲁德尔第一个回过神来：“戈林的私人医生几天后来了。他告诉我，戈林告诉元首关于我坠机的事情时，希特勒对我轻易地捡回一条命很是宽慰。希特勒说：‘当然，小鸡要想比母鸡更聪明……’”鲁德尔露齿而笑，解释道，“他就是那只母鸡，而我就是那只小鸡。母鸡总是最了解小鸡的。”

他和斯科尔兹内都笑了。然后，斯科尔兹内告诉我们，他去柏林的医院看望鲁德尔，他觉得自己会看到鲁德尔沮丧的样子：“然而，他正开怀大笑呢，用一条腿在那儿跳来跳去的，说他又能飞了。”

在描述战争最后一天时，鲁德尔变得忧郁了起来：“我把我的手下召集了起来，和所有的人一一握手，向他们的勇敢和忠诚表示感谢。我和其他六名飞行员驾驶三架容克87型和四架百舌鸟190型奔赴美军基地。我希望我的腿能够在那里就医。当我看到美军在巴伐利亚的基青根机场阅兵时，我便带领着我的飞行小队，低空掠过飞机跑道，然后着陆。给我们一点点颜色看看后，老美们便让我们洗漱。我们吃饭时，翻译和我们说，美军指挥官问我们，要不要和他及其下属友好地聊一聊。后来我们确实聊得挺好的。”在一次飞行事故中失去了双腿的著名英军飞行员道格拉斯·巴德听说了鲁德尔的情况之后，送给他一条机械腿。

出版与挨批

为了进一步调研，我们返回了华盛顿。几周之后，我们于1964年搬到了康涅狄格州的南肯特市。我们预先在南肯特市乡村租了一幢小房子。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我把《最后一百天》第一部分寄给了兰登书屋的鲍勃·卢米斯。他打电话过来，说他要过来详谈。从他的语气里，我感觉他并不满意。卢米斯过来后，听着他的批评，我想到了我写给他的那封信，信中说我需要他的指导才能写得四平八稳，我想在他的鞭策下写出这本书来。很明显，鲍勃想让我做出一些我并不认同的改动。但在我经纪人保罗·雷诺兹的帮助下，这一切都迎刃而解。

9月下旬，我们搬到了提前租好的一幢独栋楼房，这里距离康涅狄格州莎伦镇有好几英里的路程。11月，我完成了终稿。我早在1965年4月之前就在做终稿的修改工作了。这本书的版权已经卖给了好几个国家，而且它将在5月4日的那期《瞭望》上开始连载。

《最后一百天》被每月读书会选为A类图书。像往常一样，《最后一百天》并没有入围美国文学协会的奖项，但文学协会还是对它做了推介。贝内特·瑟夫为《瞭望》上的三次连载，以及大量的平装书销量而高兴。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又在构思下一本书，我已经想好书名了：《日本帝国衰亡史》。

我对《不是耻辱》中我拍的日本照片并不完全满意。如果有必要的话，我想花五年时间，弄清楚二战东方战事究竟发生了什么。《瞭望》同意以上一次的价格，再做三次连载。这笔收入加上《最后一百天》的稿酬，将为我们今后五年的旅行提供充足的资金。

我们这部书第一个重要的书评是罗伯特·基尔施写的，这个书评让我感到如被五雷轰顶。看到他评论的标题“《最后一百天》作为历史书的主要缺陷”，我感到非常震惊。我非常清楚基尔施是一名杰出的书评家。接着，全国各地的书评接踵而至。有些书评家同意基尔施的观点，但绝大多数评论，包括星期天版《纽约时报》都赞扬了这本书。一个星期之后，《最后一百天》就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我也因此上了多个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基尔施写的书评是我唯一一个一直收藏在我的文档里的书评，这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他是一名优秀的书评家，而且有些地方他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往一样，我当时只是一心想着写下一本书。1966年上半年，我和寿子搭乘飞机飞往东京。

我们俩已经成了配合非常默契的研究团队。寿子在拆穿谎言和借口方面的能力简直不可思议。我能让被采访者吐露真情，获得大量的细节，但在日本，我不仅需要寿子对日本文化的洞察力，还要通过对天皇及其内阁的深入了解，以及搞清楚天皇与本国军事、外交人员的关系，来获取真相。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对历史学家敞开过心扉，即使对待日本研究人员也是如此。我决心打破他们心中的那道障壁，从而一探究竟。

[1] 编者注：原文为the minister of war,General Chen Chang,who had been head of the Nationalist army under Chiang Kai-shek，较为符合这个音译和身份的应当是时任台湾当局副领导人的陈诚。

[2] 编者注：原文为“Stern gang blew up the King David Hotel in 1948”，事实上大卫王酒店爆炸事件为伊尔根组织在1946年所为。

[3] 编者按：实际上，“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是在1945年1月30日被击沉的。

[4] 编者按：据史料记载，击沉“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是苏联潜艇S 13发射的三枚鱼雷。

[5] 编著注：应是奥托·京舍的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