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战争将在国内阵线展开，我的对手是不接受我的民主观念的高级军官。我认为，我们一直在为价值观而战斗着，但时常也会有幻想破灭的感觉。
抵达圣彼德斯堡几天后，我和另一名少尉被分配到克利尔沃特的588技校军团，我们的使命是以讲课和操练为主要手段把新入伍的士兵训练成地勤人员。由于那儿没有军官俱乐部，也没有单身军官之角之类的地方，我和伙伴只得在克利尔沃特酒店附近租了一间小平房。克利尔沃特酒店里住了大约五百名新兵。指挥官迪克斯上尉让我主管保险、性病预防和特勤服务。特勤服务指的是我要去操办体育和娱乐项目，这成了我经营演出生意的开端。
迪克斯上尉让我办一场士兵专场演出。接下来的一周我就在酒店一间被征用的娱乐室，与一个从著名乐队出来的钢琴师艾德·巴克斯特，以及十多个演员聚在一起。我们开始用我提供的歌词写歌曲，围在钢琴边上的人与日俱增。
一个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征召入伍的年纪稍长的二等兵自告奋勇，当上了演出的导演。这可是二等兵弗兰克·R.布朗，好莱坞的记者。他和波休伊特中士向迪克斯上尉提出搞公演的建议。迪克斯上尉一开始不同意，直到布朗保证为这场演出大范围地做宣传后他才答应。接下来的一周，我在酒店顶层豪华套房里值夜班，同时写《心情舒畅》（At Ease）。这个剧本描述了二等兵乔治·布瑞克在588军团的各种冒险。届时会有两个女孩在剧中跑龙套，其中一个扮演二等兵布瑞克的女朋友莉娜。
我在克利尔沃特业余剧院获悉剧团有一名会唱歌跳舞的姑娘，她此时正在当地伍尔沃斯商店的香水柜台上班。我去了商店，看到柜台后站着一个迷人的红发姑娘——桃乐茜·皮斯莱克。她父亲是一名退休的军队乐队领队，她自己以前是职业轮滑选手，后来做了杂技演员，还会弹奏六种乐器。她一口就答应扮演莉娜。我看了她在舞台上的表现后顿时被她迷住了。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五十二个男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排练、布景、布置道具和灯光。迪克斯来看了几次排练，他表情严肃，面带犹疑。他对我和桃乐茜互相爱慕明显流露出恼意。桃乐茜是我见过的女人中天资最高的。
我觉得第一幕戏结尾部分的“梦幻片段”必须进行彻底改变：我坚持莉娜穿着黑色长筒袜、脚踩旱冰鞋出场，以黑管吹奏《赛门和黛利拉》（Samson and Delilah）的“酒神曲”伴奏；接着，乔治从小床上起身，八名身着华丽芭蕾服的大兵在“酒神曲”（由钢琴师巴克斯特演奏）的伴奏中围着乔治翩翩起舞；此时，莉娜则滑着旱冰鞋离开舞台。随着场景进入盛大收场阶段，她的角色增加了更多精心设计的变化。
第一晚演出中征兵站的那幕戏很美。布朗和巴克斯特同一群才华横溢、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合作得非常专业，复杂的“梦幻片段”被演绎得完美无瑕。第一幕表演结束时台下掌声如雷。尽管反响热烈，我却十分确定我的事业就要完结了，我知道迪克斯马上就会来跟我算账。
布朗安排了华丽的终场舞台阵容，全体演员举着各国国旗绕着舞台边走边唱：“联合国，继续战斗！”我说服了圣彼德斯堡一所苏联海军学校的司令提供了一面苏联国旗。这一幕引起轰动，士兵和平民都喝起彩来。即便如此，演出结束后，迪克斯上尉一脸阴沉地向我走过来时，我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当地的将军和他的夫人也来到了后台。“托兰少尉，”将军语气坚定地说，“视察的那一幕，你是在模仿我吗？”（第二幕中间，我扮演了一名戴着白手套视察兵营的军官。）
“是的，长官。”
“下一次要把动作做对。”他向我演示了一下如何转动自己的右手手腕。
“我们喜欢整个演出！”将军夫人脱口而出，“那个姑娘可爱极了！”
“你们的演出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我要让我手下的士兵们都来看演出，”将军说完转向了迪克斯上尉，“我想让你们再演三场。”他又转过来对我说，“让平民们免费来看演出是个好主意。”我说这是导演大兵布朗出的主意。
《心情舒畅》一剧做了很多次宣传，附近海岸巡逻队的官员们也催促我们为海岸巡逻队演出一次。此时，这部戏已更加成功了。
可我和迪克斯上尉的关系却随着演出的成功而日益恶化。他措辞严厉地打了一份关于我的工作效率的报告，坚持建议上级把我派往圣彼德斯堡。这意味着我想要再见到桃乐茜就很困难了。
我被派到驻扎在城市边缘的维诺伊酒店的603训练队。我的司令官是W.F.布尔少校，他矮小结实，精力充沛。他特别喜欢戴着头盔、骑着自行车在当地晃悠，一边用马鞭拍打自己的腿，一边把散开的牲口整整齐齐地聚拢在一起。“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他拿出我的201档案，这是一份为每个军官保留的个人档案，迪克斯上尉在这份档案中并没有对我手下留情，“看得出你是个能干的军官，我会给你自由的权限。你就做我的军需官吧，我希望你能确保在我的任期结束之前，我不会因为军毯、被单和行军床的丢失而受到控诉。”我还将成为特勤服务军官，负责运动和娱乐。因为天气寒冷潮湿，我们这里士兵的士气不高，他希望我负责的演出不仅给603训练队看，还要让那些住在城外“帐篷城”里的倒霉鬼看。这些人没有营房可住，只能住在帐篷里，缺乏卫生设施。我打算在公告栏里贴一份公告，招聘表演志愿者。
“要多少志愿者？”
“你需要多少就招募多少。欢迎加盟！”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蜂拥而至的应聘者团团围住，其中一半应聘者是表演出身的，包括旧金山最好的手风琴演奏家（他在一家男同性恋酒吧演奏，但本人不是同性恋者），一名很有成就的钢琴师，一名杂耍艺人，一名来自匹兹堡的名叫马蒂·阿尔珀恩的天才喜剧演员，一个看起来面熟的运动员出身的中尉（后来我才得知此人是前轻量级世界摔跤冠军、英国保护国沙捞越王国女王的丈夫鲍勃·格里高利）。鲍勃带着自己的新娘离开东方，在英格兰开了一家生意兴隆的餐馆，后来不知何故最终在圣彼德斯堡落脚。他自告奋勇，要当舞台总监。
还有人自愿做布景，做后台工作——只要能免去没完没了的训练，随便什么都行。我开始为住在酒店里的人组织演出，格里高利则为住在帐篷里的人准备表演。
我做着自己在行的事，却没有时间去看桃乐茜，于是我自告奋勇，每隔两三天就值一个夜班。值班的内容包括乘坐军车在整片地区视察，检查酒吧、舞厅和娱乐中心。第一晚我就指挥司机开到克利尔沃特接桃乐茜，带她和我们一起四处视察。第二次检查之前，我又建议司机也带上他的女朋友。我们这么干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如果有人靠近汽车，两个女孩子就赶紧趴下，以免让人看到。
我们接下来的演出叫《吉普车》（Jeeps），讲了一个空军队伍里普通美国人的故事。随后的四个月里我们成功地演了无数场，最后在圣彼德斯堡中部一个巨型露天剧场上演的军人特别表演达到了我们演出事业的巅峰。其他训练队也在那儿上演节目，但少校希望603训练队的演出比其他单位的都好。我建议我们找些苏联海军学校的志愿者搞一个美苏联合盛会。这主意打动了他。我参加过两次苏联军官组织的舞会，学会了用俄语说“我爱你”，而且我和他们指挥官的关系也不错。我建议演出以士兵快速报数开场，紧接一段苏联舞蹈，然后美国和苏联的节目依次交替进行。每一幕戏都要分开排练，我的任务就是确保演出时各个表演衔接好。尽管空军的管乐队没有坐在一起，很多人制服军徽上的星星和雄鹰还是相当惹眼的。序曲是从《心情舒畅》里照搬的。第一幕剧由马蒂·阿尔珀恩演出，他扮演格温多林。刚刚曳步登上舞台，他的大妈粉丝群里就发出尖叫声，包括坐在前排的苏联军官在内的观众都被他吸引住了。之后是八个俄罗斯青年跳一段狂野的舞蹈，引来阵阵喝彩声。一切仿佛都注入了魔力，连失误也变得迷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不管出了什么差错，观众都会支持我们。
1943年6月初，布尔少校告诉我第六基础训练营马上要关闭了，一个华盛顿来的军官正在城里找有天资的年轻军官去华盛顿任职，搞公共关系。少校催促我去参加面试，结果我被草率地拒绝了。
几天之后，比我光荣的军旅事业（演艺活动）更重要的一件事发生了，我在圣彼德斯堡的一间教堂和桃乐茜结婚了。在美苏联合演出那天没下的雨在我们结婚这天下了起来。尽管大雨如注，鲍勃·格里高利还是挽救了这一天，他派了一辆参谋部用车将我们安全地送到教堂。那天晚上，格里高利和马蒂重新装饰了军官俱乐部的娱乐休息室，还特意为这次招待晚会准备了演出节目。所有的军官都收到了邀请，尽管他们都知道在晚会上必然会有一大群刚入伍的新兵，大部分人还是应邀出席了晚会。后来我开车带桃乐茜去了我在墨西哥湾租的蜜月小屋。我请了十天婚假，我的战友们分享了我蜜月的喜悦。他们把我的蜜月居所变成了他们的司令部，而且不知他们用了何种办法（可能是通过鲍勃·格里高利的帮助吧），还搞到了通行证，几乎每天都来看望我和桃乐茜。
离开圣彼德斯堡的时候到了。布尔少校看到床单、毛巾、毯子、床垫和行军床一样都不少的时候，很是欣慰。他并不知道滑头马可中士已经藏了一整套，以供自己用。我和马可中士还有另外两个应征入伍的603训练队的士兵凑巧都被分配到了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的基斯勒·费尔德基地。
现在，我可以看看真正的南方是什么样了。
乘坐空军过山车我发现自己最终还是在大张旗鼓地搞演艺工作，但并不是以自己期待的方式在搞。我身处南方腹地，这是我第一次深入南方。比洛克西是个美丽的城市，基斯勒·费尔德则是个庞大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基地。我手下那三个从佛罗里达来的新兵被分配了很好的岗位，他们向我报告，说发给我的毯子已经收拾稳妥了。我自己也始料未及地受到各方的热烈欢迎，并被委派负责娱乐工作。
显然，《心情舒畅》演出成功的消息先我而至，司令官罗伯特·E.M.古尔里克全权委托我为庆贺万人露天大剧院的建成制作一场豪华演出。供我差遣的是基斯勒·费尔德音乐厅的乐队和六十多名比洛克西的男女歌手。
我非常吃惊，这群“超级天才”和我期望的军队演出所需要的表演者相差甚远，可我知道我也只能用他们了。
起初我手下的大部分人对为数万名观众登台演出一事并不热心，直到乡巴佬乐队建议把这次演出改成一次比赛。几乎所有的人都能表演两手绝技，比如罗马式一人骑两马。我开始写一些滑稽小品或幕间短剧，这就像故意遮挡产品编号一样。
整件事的发展让我心烦。我们埋头苦干，克服了无数的困难，直到一场雨把我们舞台周围的地面变成了沼泽。演出那天，我看到观众席的前排坐满了身着白色制服的军官时，心中不由得发出叹息。“乡巴佬”们骑着马突然从后方出现，沿着两边的座席冲过来，大团的泥巴甩到过道旁的席位上。接着是一人二马表演，这是个颇有卖点的表演。骑手在观众席前突然掉转马头，坐在头两排的军官们的白制服上顿时被溅上了一串新鲜泥浆。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虽然每个节目都很精彩，但于我而言无一不是折磨。总的来说，这场表演很失败。
我夜不能寐，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通知，说要派我到弗吉尼亚莱克星顿的华盛顿与李大学去执行一项临时任务——到特种军事学院修习军官课程。我要在那儿待上两周才能回到基斯勒基地。我很高兴能离开这地方，我的上司也巴不得看到我走。
我在莱克星顿最喜欢上的课是赫茨伯格少校的课，他号召每个人在回到自己的岗位后，在人群中坚定地传播民主理念。传言赫茨伯格少校是埃莉诺·罗斯福力主担任此职的。他多次主张，军中所有的人，无论种族、肤色，都应被平等对待。
返回基斯勒基地途中，我深受鼓舞。如果我还继续负责文娱部工作的话，我将坚持按照他的主张举办士兵演出活动。回到基地时，我受到了我手下的热烈欢迎，但我的顶头上司却对我非常冷淡。
第二天，我注意到一个独臂黑人上尉在一个很小但对所有人开放的摊位上吃午饭，他边吃饭边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问他为什么不去军官俱乐部吃饭。这个名叫克拉克的上尉笑了，说：“这是君子协定，少尉。”
我想起了赫茨伯格少校曾说过的话，就问：“如果我把你带到军官俱乐部吃饭会怎样？”
“那就会彻底乱套，”克拉克观察着我的表情，笑着说，“会有好戏看了。”
“那咱们就这么干。”我说。
克拉克知道我已结婚，坚持要我得到我妻子的允许。我们开着克拉克的汽车到了我和桃乐茜租住的大房子。这房子不在军事基地，但离军官俱乐部不远。尽管桃乐茜在南方长大，她却没有反对，并答应陪我们一起去军官俱乐部。在去军官俱乐部的路上，克拉克告诉我们他的一只手臂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他为此被授予了一枚杰出军人勋章。他曾在一所黑人大学做过英文教授。
我们三人走进军官俱乐部之际，我能感受到那种震惊。我们落座后，一名黑人服务生顿时面色苍白，坐在附近几桌的人都面露讶异之色，房间里的气氛紧张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不一会儿，内部通话系统传来通知，召托兰少尉到前台报到。基地副主管瑞德上校正等着我，他怒不可遏，向我咆哮道：“把那个黑鬼给我弄出去，少尉！”
“我们将很高兴离开这里，上校。”我回应道，不知怎的，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们一吃完饭就离开。”我回到餐桌边，平静地解释刚才发生的一切。
我们三个人匆匆忙忙吃了饭，准备出去。瑞德上校还在前台。“托兰！”他叫道。我走向他。他说：“我活着的时候如果还有一件事要做的话，那就是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九点钟去向古尔里克上校汇报！”
我们开车在外面兜了一个多小时，我不晓得明早九点去汇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然而，当我们开近司令部的时候，发现那里灯火通明，原来瑞德说的是晚上九点汇报！此时已经过了九点钟了，我飞快地冲进大楼。“嗨，约翰！”执勤军官跟我打招呼，他是我的朋友，也来自北方，“干吗跑得这么急？出了什么事？”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跟我和和气气地说话了。
我发现古尔里克上校眉头紧锁。他并没有发怒，只是烦躁不安。“我对我的黑人士兵不够好吗？”他单刀直入地问。
“不是，长官。”
“那你怎么能在密西西比做出这样糟糕透顶的事？我对你此次的……鲁莽行为带来的后果深表遗憾。我的副官会给你安排新的岗位。”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和桃乐茜经受了一系列惩罚。她被禁止进入基地，我则被派到最艰苦的连队，任务是监督场地训练，四个红脖子的南方中士搞得我的生活如坠地狱。
不久，真正的危机降临了。我被指控在志愿兵军人俱乐部里袭击了一名士兵。那是前一个星期天，我和桃乐茜去看了一场对基地所有人开放的唱片音乐会。当时门已经关上了，我推开门的时候，门正好碰到了一名上士。尽管我道了歉，这个比我高半英尺的上士还是粗鲁地把我推开。
在听证会上，我的证词并未被认真对待。两个犹太精神科医生出场，证明那扇门几乎没有碰到上士，而上士面对我的道歉依然推搡了我。于是，诉讼被撤销。
一周后，我受到指控，说图书馆丢失的几本书是我偷的。管理图书馆的韦斯顿·麦克丹尼尔，一个很有天赋的诗人，是我的好友，他向上级报告，说已经找到了那几本怀疑被偷走的书，这些书只不过是被放错了书架而已。
接着，我又被一名情报官员调查。我在纽约应征入伍时，曾对我的几次被捕的原因进行过陈述，此人对这些陈述表示怀疑。经我一番复杂解释，他被搞得晕头转向，只得放我一马。感谢上帝，我在陈述中没有透露我是共产党员、美国和平动员会成员。
那时，我写了一封信寄给莱克星顿的赫茨伯格少校，诉说了那几次试图将我送上军事法庭的事。当时，我已经逃脱了审判，但仍担心瑞德上校会对我变本加厉。
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一些好事，那两个精神科医生和他们的妻子成了我的挚友；我手下的士兵，也毫无例外地对我忠心耿耿。得知我们的夜间生活十分无聊，乡巴佬乐队建议我和桃乐茜参加一个他们在准尉俱乐部举行的演出。我们坐着破烂的乡下驿站马车来到河湾中段一座孤零零的建筑，房子周围的树上长满了青苔，使这房子看起来就像谋杀谜案的现场。
我和桃乐茜加入了跳舞和一些类似用下巴夹着橘子传给一个异性的游戏，我们玩了一个小时。一个非常瘦削的年轻女人看上我了，我只好躲进男厕所。我一出现，就看见她拿着两个葡萄酒杯。“喝一杯吧。”她说。我接过一个杯子，此时她那足有六英尺六英寸高的很瘦的丈夫，面目扭曲地走了过来。
“你不就是那个把黑鬼带进军官俱乐部的纽约来的犹太佬吗？”
我得仰着头才能和这高个男人对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
“你这狗杂种！”准尉挥拳打向我的脑袋，不过我微微一低头就躲过了。他的拳头打到了我手中的酒杯，碎片飞溅，划破了他妻子的脸，血顿时流了出来。周围一片怒吼，愤怒的准尉们向我围了过来。我知道，我要挨揍了，也许会更糟糕。这时灯突然熄灭。一个乡巴佬乐队的人（他熟知怎样应对此类危机）灭掉了灯。众人还在愣神的时候，我感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右臂。“跟我走，”一个“乡巴佬”用镇定的声音说道，“桃乐茜已经被带出去了。”
我被人带着在黑暗中穿过吵嚷的人群，安全抵达驿站马车的后部，那里放着一些乐队的乐器。桃乐茜也在那里。我们等了约莫一个小时，直到舞会散场，中间不时地碰到鼓或者钹。一个“乡巴佬”建议我们去红十字会，在还没有发生其他事情之前先请个紧急事假。我依建议去请假，结果被拒，他们认为我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
此刻我的前途黯淡。1943年12月初，我在圣彼德斯堡时的下属中士马可（他有获知各军队司令部消息的渠道），告诉我由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签发的编号为O184459AC的命令刚从华盛顿抵达，命令少尉约翰·托兰到弗吉尼亚莱克星顿的特种军事学院报到。赫茨伯格少校创造奇迹了。
（再后来，我接到我的独臂朋友克拉克上尉的来信，那时候他已经被擢升为少校，而且过得很不错。“将来如果你的孩子问：‘爸爸，你在战争中都做了什么？’你可以拿我随信附上的东西给他们看。”那是美国空军1944年制定的条例，规定所有的军官，无论肤色、种族、信仰，一律可平等地进入所有军官俱乐部，无论在美国本土还是海外。）
我们在特种军事学院只待了两天就继续前往华盛顿，一到华盛顿我就被指派了一个为期六十天的任务——帮新英格兰组织士兵演出。
我正在缅因州的普雷斯克岛参观北部的空军基地时，一名年轻的黑人军官邀请我和桃乐茜参加一次为即将奔赴欧洲战场的黑人战斗机中队举办的晚宴。我和查比·詹姆斯上校的夫人共舞，上校则与桃乐茜共舞。詹姆斯上校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四星上将。
1944年3月1日，我又接到一个命令，让我“火速”赶到纽约西43号大街25号的特别服务处待上大约三十天。过去的两个月就像坐在没有尽头的过山车上，我不知道在纽约等着我的又会是什么。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特别服务处的所在地居然和《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编辑部在同一幢楼里。
我被带到副司令沃伯格上校的办公室，当时他正在翻看我的201档案。“我知道这是空军中最糟糕的一份201档案了。”他确定地说。我对此没什么异议，只能等着挨批。谁知沃伯格竟然笑了：“不过在纽约，这档案看起来挺好的。”于是，我被临时派到娱乐部，这个部门的领导是陆军中校马丁·杨，我后来听说，此人原是好莱坞的明星经纪人。杨很友好，又把我移交给他的副官约翰·舒伯特上尉。
我很好奇接下来的三十天我到底要做些什么。舒伯特塞给我一些文件，说：“这段时间你负责内务。沃尔兹小姐会向你介绍具体工作。”沃尔兹小姐是秘书，她二十八九岁，非常精干，模样迷人。她虽然是个女的，身上却有着陆军军士长的影子。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发现她实际上掌控着这个办公室的运转。她向我解释什么是“内务”——美国本土的劳军联合组织的军营演出的团体和名人：胜利巡回演出团，大约十来名艺人；蓝色巡回演出团，五名艺人；医院巡回演出团，有一些特殊表演者；个人演出，各种明星。
偌大的办公室里事务繁忙，让我头晕目眩。杨中校有一整个办公室的人替他干活。而舒伯特上尉还兼着专业娱乐部门的工作，他却只有沃尔兹小姐协助。他总是表现得不想在这里工作。
不到一周，我和贝蕾妮丝·沃尔兹小姐就了解了彼此。她曾听说过我，认为我们两个足够搞定整间办公室。“看，”她指着一群挤在舒伯特上尉桌边向他讨要演出票的其他部门的军官说（上尉每周都要免费发出去上百张舒伯特剧院的演出票），“他没法拒绝。”
让我感到愤愤不平的是，这群讨要演出票的都是少校、中校和上校，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军衔迫使舒伯特上尉给他们免费的票。这对一个有才华的人来说太浪费时间了！我希望我能尽力帮助他更好地处理这些事。
我的日常工作很有意思。每天早上我要打电话给劳军联合组织军营演出团的与我职务相当的同人，那边的负责人是担任过舒伯特舞台总监多年的德雷舍老爸。如果有明星来参观军营，他会告诉我。接下来，我就要决定将这些明星派到什么地方，然后做好一切交通和住宿安排。一开始，我征求贝蕾妮丝的意见，但她说我更有资格做决定，因为我是整间办公室唯一有“实战经验”的人。其他人几乎都是从平民中扒拉出来，草草地经过军官训练就送到纽约来了。有些人甚至连肩章、领章都不知道怎么佩戴。我去过得克萨斯和密西西比，了解这些地方的实际情况，因此我决定把这些明星派到生活最单调、孤独感最强烈的地方去。
一天，我要求和舒伯特上尉单独谈几分钟：“长官，我注意到发免费票占据了你每天大部分的时间。”舒伯特看起来有些迟疑。“我还注意到那些拿到票的都是校官。”舒伯特有些不自然了。“如果这事被大家知道了恐怕不好。我相信我能处理好这件事。沃尔兹小姐也同意我的想法。”最后一句话起了神奇的效果。
“好主意，少尉。”他说着伸手拉开抽屉，抽出一盒票。
沃尔兹小姐曾告诉过我，舒伯特非常担心自己被派遣到海外。我到了派遣事务负责人的办公室，此人是个不太受欢迎的准尉。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我拿出四张票，问：“想不想每周都有四张票？”
准尉看到四下无人，问：“需要我做些什么？”
“别把舒伯特上尉排上派遣名单。”我轻声说。
准尉咧嘴笑了：“小事一桩。”
我知道自己不能将此事告诉舒伯特，我将这事告诉了贝蕾妮丝。她虽一言未发，却冲我心领神会地眨了眨眼，并点点头。
5月6日，杨中校通知我，我已经获得永久任命了。他同我握手，说：“我们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少尉。”那时我已经在劳军联合组织军营演出时说服德雷舍老爸接纳了送明星们去最需要演出的营地的计划，只有少数几个超级明星要求在室内场地面对大量观众演出，或在大城市附近演出。不过，在交通安排上，我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大部分明星喜欢乘飞机，就算短距离旅行也要乘飞机，因为这让他们看起来很重要。我其实已经联络好了很多长途汽车和列车的代理商，而且能向这些明星证明因为天气、日程、往返机场的交通等原因乘坐飞机会更耗时。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德雷舍老爸为何在劳军联合组织军营演出的事上总是接受我的建议。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一个链——倒不是指挥链，而是朋友链。我在娱乐部的下属萨米·韦斯伯曾是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最好的经纪人之一，是他发掘了像雷德·斯凯尔顿和贝蒂·赫顿这样的明星。同其他来自演艺圈的人一样，他曾被推荐参加军官培训项目。尽管他既聪明又能干，他还是被拒了，我猜这和他的犹太出身有关。他现在以中士的身份干着办公室文员的工作——从本质上讲就是打字员，这有点滑稽。我们成了挚友。有一次，他向亚伯·拉斯特弗吉尔称赞我的工作。拉斯特弗吉尔曾是威廉·莫里斯的主管，现在是劳军联合组织军营演出的负责人，他把萨米当儿子看。亚伯曾对德雷舍老爸说，德雷舍与托兰少尉关系不错是件好事，因为托兰的工作干得很棒。这就是为什么德雷舍老爸那么爽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我的另一个新朋友是亚列克斯·诺斯少尉，他是一名作曲家。他和萨米请我去吃过熏鲑鱼和面包圈。我又把他们介绍给耶鲁俱乐部，耶鲁俱乐部离我们的办公地点只有一箭之遥。我们三人在耶鲁俱乐部的蒸汽房度过大部分漫长的午餐时间，谈论杨中校的吵吵嚷嚷的办公室。
在某个这样的蒸汽房讨论中，我问萨米《萨米为何出逃》（What Makes Sammy Run）这部小说的原型是不是他。
“我已经不得不做出过艰难的决定了。”他回答，“每个人都有得出自己结论的自由。”
7月4日，办公室里举办了一个庆祝活动。杨被擢升为上校，舒伯特被擢升为少校，亚列克斯和我被擢升为中尉。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戴上银杠的肩章。
我还发现亚列克斯·诺斯的哥哥是乔·诺斯，《新大众》（The New Masses）杂志的编辑。不过，亚列克斯和政治毫不沾边。他曾在苏联师从普罗科菲耶夫，学习音乐，为自己的第一任妻子——一名有名的舞蹈家谱曲。亚列克斯是查尔斯·魏德曼的密友。他劝说魏德曼，要是魏德曼觉得桃乐茜天赋够好，就给桃乐茜单独上舞蹈课。魏德曼对桃乐茜的身体控制能力印象深刻，教了她几套现代舞，其中最好的舞蹈是《我不过是个没娘的孩子》。
随着我接待的名流人数的增加，这些人也占据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最让人难忘的名流是艾伦·拉德，他因健康原因刚刚从空军退役。彼时拉德提出可以让我们观看两个星期的免费电影，德雷舍老爸建议他在基地和营地搞一系列演出，我则坚持认为应该把他和他夫人送到军队总医院，不是去表演节目，而是和患者们一一长谈。拉德夫妇颇有兴致地同意了。此后，每逢休战期间，隔三四个月，他们就会访问总医院。他们愿意坐巴士、火车或者飞机，他们不喜欢声张。拉德夫妇不仅把住院的军人们当作朋友，还给每个人赠送礼物。我从未见过拉德夫妇，也没有和他们通过电话，但我觉得我对他们的了解胜过对任何其他名人的了解。我也很乐于因为他们受到医院病人和主管领导的夸赞。
尽管我们从报纸上了解到战争造成的诸多破坏，在纽约的生活还是相当愉快的。我母亲辞职后在宾夕法尼亚开了一家礼品店，生意相当兴隆。我们西143号街618号住所的房东温妮仍然只收我们每月三十五块钱的租金。桃乐茜7月份就要临产。萨米·韦斯伯自告奋勇，要做孩子的教父。他每周过来与我们共进晚餐，有时带些尿不湿，有时送来一个婴儿床或婴儿护栏，或各色小衣服和鞋子。那时，我和萨米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他会告诉我一些自己少年时的事。年轻时他很穷，所以在威廉·莫里斯事务所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后，他就把一张面值一百块的钞票放在自己的裤兜里，一直放着，万一哪天自己破产了，这钱就能派上用场。他还掏出那张钞票给我看了看。
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的消息传来。第五大道上很快就挤满了庆贺的人群。萨米、亚列克斯和我刚一冲上大街就被姑娘们拉住并拥抱亲吻，好像我们也是从海外战场归来的战士一样。
一个月后，我开始在打字机上打我的小说，这是一个大萧条时期在铁路沿线流浪的年轻人的故事。我从大清早开始打字，一直到近黄昏时才停手，两周之内就写完了小说的三分之二内容。
7月，我送桃乐茜去布朗克斯的医院，然后彻夜不休地手写一个很长的章节。早上，戴安娜·托兰（没有中间名缩写）降生了。桃乐茜得知我为了写小说一夜未眠，感到非常不安。
桃乐茜回家后的前几个星期非常难熬，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她的小侄女来了。一天晚上，我正在起居室工作，突然听到婴儿尖叫，随后是砰的一声。我冲进厨房，看见戴安娜躺在地板上痛苦地号哭着。显然是小侄女把婴儿放到了熨衣板上，结果孩子掉到了地下。我用毯子把孩子一包就赶紧上坡，到大道上去叫出租车。可惜路上一辆出租车都没有，我就徒步抱着孩子一路上坡，跑到儿童医院。在医院里，我用特种牛奶给戴安娜喝。她的腿骨折了，要做牵引治疗。
这件事让我心情不太好。几天后，厨房里的一场争吵又让我怒火陡升，我右手一拳捶在墙上，把墙打出了一个窟窿。第二天，我肿着右手来到办公室，对同事谎称手是被一个掉落的装满东西的橱柜砸伤的。因为小指严重骨折，整只手又擦伤了，我被送到斯塔滕岛的军队医院。我住进了一间有十五个美国军官和一名被俘的意大利军官的军官病房。这名意大利军官有一帮每天都来探望他的亲戚，他的亲戚送来很多美食，他就和同屋的其他人一起分享。这个过去的“敌人”如今成了病房里最受欢迎的人。因为右手不能写字，我就用左手写完了小说的最后一页。
8月14日，也就是对日作战胜利日——庆祝战胜日本的日子。这天人们又一次冲上大街。不过，这回没有那么多人亲吻穿军装的人了。人们在这次庆祝中还存着些疑虑，仿佛谁也不敢相信漫长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军官和应征入伍的士兵们现在花很多时间算他们积攒了多少退伍分。因为我们几个都没有海外服役的经历，势必还要等很久才能退伍。不过，10月8日，又来了一次大范围的军人晋升，我成了上尉，舒伯特成了中校。
有一段时间，萨米·韦斯伯和我细细思索了一遍能搞的特别项目，最终萨米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用卡通领域的领军人物来描绘那些残障人士的生活，展现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的。将这些卡通漫画做成集子后就可以在总医院散发，以激励人们。我向杨上校建议让舒伯特从文书工作中抽出身来，专门帮助我运作这个特别项目。上校批准了，一个月不到萨米就召集了一群声名显赫的卡通漫画家，让他们免费为我们工作。这个项目的成功激励萨米转向更有创意的想法：派团队到各家总医院去动员伤势最重的病号参加心理剧演出，再现他们的经历。开始的几次尝试不太成功，但不久后医护人员也加入了，相关的报道也很吸引人。萨米还鼓励假腿贝茨——一个失去一条腿的黑人舞蹈家，在医院表演。贝茨那让人惊叹的烟花表演每次都能把观众引向高潮。
1945年年底前，萨米和我取得了另一个潜在的胜利：送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的一队人马到法国做劳军演出。和马戏团军官会谈过几次之后，萨米做了后勤计划，这个计划最终是否能被采纳取决于主管诺斯先生。萨米和我出现在他的办公室，萨米负责游说，我则在一旁大力点头附和。在萨米的煽动之下，诺斯先生爱国热情高涨，批准了计划，接着此项建议被上报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抱歉，我们的大兵们正忙着办退伍手续，没空看马戏，但是如果能派几辆第五大道的观光车载大兵们在巴黎观光的话，他们将非常感激。对此要求，萨米立马做了安排。
自从当上舒伯特的助手后，我就变了很多，只是当时我自己并未意识到。我抛下了犹豫不决和无所适从感，还摆脱了不少年轻人特有的笨手笨脚、害羞和迷茫。我已跨越界限，来到了另一个领域。不知不觉中我已经转过了每个人在生命中必须经历的转角。有生以来第一次，每个人都喜欢我、夸奖我，而我只是想，这真是个神奇的办公室！我们每个人彼此相望时，目光中都满含敬意。
阿诺德·奥尔巴赫中士和阿诺德·霍威特中士向我展示了他们最近的士兵演出《请叫我先生》（Call Me Mister），这个演出的配乐由哈罗德·罗姆中士作曲，此人如今在我的办公室工作。这场演出十分精彩，但我没有把这场演出上报给舒伯特中校。我觉得这三个创作者理应返回演艺圈。这次演出如果爆红的话，就会成为欢迎退伍军人回归平民生活的标志。
奥尔巴赫、霍威特、罗姆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去阿尔冈昆酒店拜访梅尔文·道格拉斯少校。道格拉斯少校刚从远东返回，我们发现他对制作百老汇演出兴趣十足，但是他担心舒伯特中校会封杀这一大胆创意。我向道格拉斯保证我会说服舒伯特中校理性思考。短剧《请叫我先生》秘密地进行到了排练阶段，此时罗姆正忙着把剧中的音乐编成管弦乐。一切进展都很顺利，直到舒伯特中校发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此时，罗姆已因积分够了办理了退伍手续，但奥尔巴赫和霍威特还得等一段时间。舒伯特下令立刻将他们送往第四战区，因此演出中止了。
我告诉舒伯特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后悔终生，并说我会把那两个人从第四战区解救出来。舒伯特没有表态。几分钟后，我给我的朋友小珀西·约翰逊打电话，那时他还是文娱部负责人。我告诉他，他在分派名人和演出团体到第四战区一事上欠了我很多人情：“能不能帮我一次大忙？这样你就不欠我任何人情了。”
“什么大忙？”
“阿诺德·奥尔巴赫和阿诺德·霍威特几天后就要被派到亚特兰大了。”我接着跟他讲了《请叫我先生》一事，“我想让他们尽早以平民身份退伍。”
“没问题，”珀西说，“我会搞定的。”
1946年1月，特别服务处成了摆设。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1月23日，我被授予军队“优秀现役人员”荣誉绶带。考虑到这一绶带和那些只要没用枪打到自己的脚、每个军人都能得到的“优秀表现”绶带一般无二，我从来没有佩戴过这一绶带。
1月15日，我跟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签订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工作合约。三天后我便收到我写的广播剧《悬念》（Suspense）的稿费，计四十五美元。贝蕾妮丝帮我的小说最后一稿打了字。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归平民生活了。
2月初，我旅行至新泽西州迪克斯堡二号接待站。在此，我恢复了平民身份，领到了一枚鸭子图案的布章，这证明我曾在军中服役过。我还收到杜鲁门总统对我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表现出的“刚强坚毅、足智多谋和判断冷静”致以的衷心感谢。“刚强坚毅”和“足智多谋”，还行。不过我对“判断冷静”持怀疑态度。
重返岗位回归平民生活后，在军队中的安全感和成就感荡然无存，我陷入了挫败感之中。我对自己进入的战后新世界不甚了解，对自己的能力也没什么把握。1946年3月4日，我把因没有休时长为八十四天的退役前的最后一个假期而得到的补偿金投资到了一个小礼品店里，我们的第二个女儿玛西娅于那年7月出生。礼品店维持了不到一年。
我的写作事业毫无进展。我先为《悬念》写了一个喜剧剧本，被退稿了。接着我收到了一个真正的好消息。威廉·莫里斯的海伦·施特劳斯打电话告诉我，有两家出版社想要出版我的小说《沐血的流浪者》（Blood's a Rover）。她向我推荐维京出版社的编辑帕斯卡·科维奇，这家出版社可预付五百美元，编辑也是业内最好的。于是，我立刻打电话和编辑约时间见面。他对我的未来很有兴趣。“你的某些作品让我想到斯坦贝克和福克纳。”他说。对此，他应该是清楚的，因为他是这两位作家的编辑。我为此喜不自胜。但我也知道自己和福克纳毫无相似之处，他的话让我有些不自在。即使如此，他对我的兴趣还是令人颇感心安。
在那次漫长的午餐中，他跟我讲了不少有关那两位作家癖好的逸闻趣事，他们一个喜欢喝酒，另一个喜欢合唱团的姑娘。接着，科维奇宣布他们将暂缓出版我的《沐血的流浪者》。他说，这个故事需要完全重写。我感到失望，但尽量没有在他面前表现出来，我向他保证我会立刻开始修改。我们分手的时候，科维奇问了我的年龄。
“到6月就三十六岁[1]了。”
科维奇惊呆了：“你看起来只有二十六岁。”他明显很失望。
“我起步晚，科维奇先生。我二十五岁之前还没跟女人上过床。”
科维奇笑了。“这一点萧伯纳的起步比你还要晚呢。”他伸出手，“叫我帕特。”
回家的路上，我心中五味杂陈，最终我还是决定开始修改小说。我把改好的小说拿给海伦·施特劳斯，但帕斯卡·科维奇仍然认为这部小说还没有做好出版的准备，他建议我写一部新的小说。这对我是又一次的打击。我回忆起曾经的一个想法，那是一次桃乐茜告诉我一个职业轮滑手的生活细节后我想到的。我给科维奇寄去了故事的梗概，是一个被同伴嫉妒的轮滑手的故事。他很喜欢这个故事，催促我赶紧着手写。
然而，小说的写作进展得并不顺利。电台制作人和好莱坞的人仅仅表示对我的作品“有兴趣”。然后，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很明显地又扮演起了那个熟悉的尚无作品出版的却“有前途的青年作家”的角色，我大感受挫。
与此同时，我姐姐弗吉尼亚因为被海军驱逐，又回来和母亲一起住了。离开那个小说家罗伯茨后，她自愿加入海军，成为海军志愿紧急服役妇女队的一员。有九个月的时间她都干得很好，直到她又喝上了酒。我很感激海军给了她一个非常“光荣的”退役理由——“不合适”，且他们声明她因身体原因不适宜再次应征入伍。我怀着巨大的悲伤接受了我无论如何都阻止不了弗吉尼亚自我毁灭这一现实。她很快带着第二任丈夫鲍勃搬了进来。鲍勃是个讨人喜欢的、头脑冷静的人，出版过一些通俗小说。他试着兜售我那些被拒的作品却未能成功。鲍勃对弗吉尼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弗吉尼亚宣称现在自己已经永久戒酒了。
1946年秋，我最后还是给汤姆·爱尔兰写了一封信，他此时已经回到华盛顿。他听说新泽西蒙茅斯堡一个为军官新办的特种军事学院给我留了一个职位，高兴极了。我将重新入伍，负责士兵演出，并恢复上尉军衔。1947年9月军事学院才开始上课，但我需要在一个月内就到蒙茅斯堡报到，为自己开始新的职业生涯做准备。
桃乐茜很开心。她的体形保持得很好，她笃定自己能在纽约的夜总会找到一个跳舞的工作。我在打包行李时，她得到消息，自己能在列昂和埃迪歌舞团为合唱队伴舞。一些以前照看过戴安娜、后来也很喜欢玛西娅的朋友们很乐意帮我们照看两个女儿，直到我们在蒙茅斯堡找到房子安好家。
1947年，我搭便车去了纽约城，然后坐火车去了新泽西。在新学校里，我受到司令官罗杰·戈德史密斯的热情欢迎。他告诉我大约有三十五名军官和十五名平民会来上第一堂课。他们将被训练成文娱军官或在商品销售部做销售员。
我每周回一次纽约，观看桃乐茜在列昂和埃迪歌舞团的舞蹈表演。回到军官的单身宿舍后我就开始在附近四处寻找房子。7月，我认识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房地产经纪人约瑟夫·卡龙，他在雷德班克的卑尔根广场201号找到一幢孟莎式屋顶的房子，房子一楼的两个房间可以改造成桃乐茜的练舞房。
桃乐茜挣到了让我们不至于挨饿的钱后就离开了列昂和埃迪歌舞团。10月初，我们接来戴安娜和玛西娅。赫伯·特拉特纳和他的一个中士一起帮我们把楼下的房间改造成舞蹈室。桃乐茜在雷德班克登记簿上挂出广告，桃乐茜·托兰舞蹈室开始招生营业。
特种军事学院的第一届培训非常成功，因此我认为1948年1月招收的第二届培训班会更加顺利，事实也正是如此。我向戈德史密斯上校建议，这一次我要带娱乐部全体成员到纽约城去，白天参观剧院的后台，晚上在剧院看演出。费用由谁来出呢？“我认为我能说服约翰·舒伯特跟我合作。”我答道。戈德史密斯同意了。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舒伯特巷边的舒伯特办公室，结果发现舒伯特的秘书原来是特别服务处的一个姑娘。她见到我后赶忙冲进里面一间办公室。片刻后，约翰就出来了。他立刻接受了我的计划，不仅答应护送我那些学生去参观至少三个剧院，还答应跟他们聊聊演出行业的问题，到了晚上，他们能坐在乐队席位看最棒的舒伯特演出。
纽约之行是第二届培训班的整个课程的高潮。舒伯特花了几个小时给我的学生们上课，甚至还带他们去后台观看了一次演出排练。学生们对行云流水般更迭的布景着迷不已。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之间，布景替换得分毫不差，完全达到了军事标准。演员的服装也换得快如闪电，有的更衣地点只不过是遮起来的一个小角落。
后来，舒伯特把我拉到一边，说：“谢谢你把奥尔巴赫和霍威特带回纽约。”
“谢谢你让我这么做。”
“如果我没让你做呢？”
“我相信你一定会让我这么做的，上校。”
“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叫我约翰？”
“马上，约翰。”
他是一个体面的人，我心中暗道。可悲剧的是奥尔巴赫、霍威特和罗姆还是讨厌他，以后依然会讨厌他。我跟这三个人说他们应该对舒伯特心存感激，因为是舒伯特“批准”我给第四战区的珀西·约翰逊打电话，安排他们回到纽约。
1948年年初，桃乐茜有约莫二十名学生，我下班后就照看戴安娜和玛西娅。我给两个女儿讲《猫儿老黑》（Blacky the Cat）的故事逗她们乐。这故事永远没有结尾，是我照着我们家里那只爱看电视的猫编的。
此时，演出已经成为蒙茅斯堡的一大特色了。约翰·舒伯特还继续着对培训班学生的后台授课。
可惜某个早晨，随着新来的文娱主管发现员工乔治·恰森中士是同性恋，我们军队演出的一连串成功戛然而止。乔治被愤怒地叫到陆军中校办公室。中校当着一众军官和士兵的面，宣布恰森中士是军队的耻辱，应该被审判，然后被踢出军队。
那天下午，我在当地一家医院安排好演出事宜，回到军事学院的时候我被惊呆了。一名体育专业的中士告诉我乔治被带到纽约了。我知道他会住在阿斯特旅馆，他在那通常都会开一间顶楼的房间。我给纽约警察局打电话，说恰森中士有可能会自杀，然后怒气冲天地冲到文娱主管的办公室，宣布我一分钟也不愿意和他这种婊子养的刻薄玩意儿待在一起了。接着，我昂首阔步走到行政大楼，告诉戈德史密斯我不干了。上校劝我冷静，但我已下定决心。接着传来消息，乔治正准备从旅馆窗户跳下去的时候被警察冲进去拦住了。他被送回蒙茅斯堡，关了起来。
我催促戈德史密斯上校让乔治和我们一起待在雷德班克，一直待到他被军队开除为止。上校同意了，几天后乔治恢复了老样子。后来他被秘密地开除出军队，去了南方。（后来我们成了密友，直到二十九年后他去世为止。）我又一次成了平民。这时我成了桃乐茜·托兰舞蹈工作室的经理人，此后的五年成为我一生中最感挫败的阶段。
人生从四十二岁开始从1949年开始，此后的五年，我在桃乐茜的舞蹈学校教戏剧、发声方法、指挥，我收到了一部新小说和十四篇短篇小说的退稿信，卖掉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四十二岁时），最后跌跌撞撞走进写作的职业生涯。我虽擅于此却从未想象过自己有一天会以此为业。
这些年里，我和桃乐茜也逐渐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淡了，尽管我对她在我关键时刻的鼎力相助心存感激。
1953年初，我收到的成堆的退稿信让我意识到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了——写能卖得出去的东西。我喜欢看科幻小说，但总觉得这种小说缺乏幽默且冗长。我为什么不试试用索恩·史密斯那种半开玩笑的写法呢？脑海里灵光一闪，我当年年底就为参加比赛写了一部科幻小说，此外还写了十四篇短篇小说，全被拒了。
我没有被吓住，笔耕不辍，终于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讲一个小个子男人有个专横的老婆，一次准备跳哈得孙河自杀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能在水面行走。1954年年初，我把小说寄给了齐夫·戴维斯出版社的《奇思妙想》（Fantastic）杂志，随后接到编辑霍华德·布朗写来的一封三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用稿通知：“我们要购买您的小说《水疗》（Water Cure），我要告诉您我们是多么喜欢这部小说……我们永远欢迎带着些许轻幽默又贴近常人生活的作品……您只要记住，让故事轻松、节奏明快，再加上很多对话就行了。”我兴奋得几乎要昏倒。
纵然这一次成功的投稿给我带来了一百六十五美元的收入，我还是深感挫败。1954年6月29日，我就要四十二岁了，可我写的二十五部戏一部都没有被搬上舞台，我的六本小说也一本都没有被出版。我已经连续写了二十九年，可是最佳战绩却只是卖掉一部低俗小说！
得知有一位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就住在离我半英里不到的地方，我就带了几篇自己的作品给他看。他说我的作品并没有找到正确的市场方向，他建议我和一个名叫罗杰斯·特里尔的文学经纪人见个面，这个经纪人刚刚搬到海滩上的一幢夏日度假屋里。
“他是您的经纪人吗？”我问。
“他才不要做我的经纪人呢，但我觉得他会愿意当能写出《水疗》这样作品的作者的经纪人。”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当时沮丧极了，就没有给特里尔先生打电话。我不仅在工作上跌入深谷，个人感情生活也一败涂地。桃乐茜和我各自追逐着自己的梦想，舞蹈和写作从未交融过。我们两人形同陌路。过完自己生日的第二天，我告诉她我要开着我母亲的车到新罕布什尔州住上些日子。
天黑时分，我冒着瓢泼大雨在一条小河边撑起我的三角小帐篷。我身上的衣服几乎湿透了。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中间还起来呕吐了两次。但是到了清晨，太阳闪耀着金光的时候，我又神奇地恢复了活力，仿佛重生一般。我开车来到新罕布什尔州，在普利茅斯的一个小旅馆住下。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每天爬山，思考。波特曾说过我应该写足一百万字来练手。我的文字已经不止一百万字了，却仍然收效甚微。我知道他一定会让我再写一百万字。波特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必须与事物融为一体，同时又要超脱出来，站在一边旁观。他向我解释，这就像过双重生活，既有诅咒，又有庇佑。
回到雷德班克时我发现罗杰斯·特里尔给我留了一封信，邀我去他的度假屋。我母亲瞒着我偷偷地给罗杰斯邮寄了我写的几篇小说。罗杰斯和我身高相当，但比我壮实。他为一本叫《阿戈西》（Argosy）的男性杂志做了很多年主编，现在成了文学经纪人。“如果你当初把《水疗》送到我这儿，我能帮你把它卖给《星期六晚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他催促我去一趟他在纽约的办公室。
此时我已经下定决心开始新生活了。我带上几件换洗衣服，带着我的打字机和五十块钱，起程前往纽约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宿舍楼里找到一间一周只收八美元租金的宿舍。次日一早我就赶到特里尔的办公室。他花了一个小时给我提宝贵建议，告诉我如何向顶级杂志投稿短篇小说。我回到房间里，开始考虑罗杰斯所建议的那一类小说的情节。我花了两天时间构思出一个故事，一个在麦迪逊大道上的广告公司上班的小伙子，女朋友因他无心工作、终日做白日梦而不肯嫁给他，他则撒谎欺骗公众。“你没有哪一天不是谎话连篇的！”姑娘说。“如果我说了实话，你就会嫁给我吗？”于是，有一天他就说了整整一天的大实话。
我花了两天时间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我带着《真相至上》（Nothing but the Truth）去见罗杰斯，一周后得知这个故事以七百五十美元的价格被《美国杂志》（American Magazine）买下了。他们喜欢这个故事。这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喜事，我的担忧不复存在了。我一周能写两篇这样的故事，能挣许多钱，我又可以回归小说了！
我下定决心不动用这七百五十美元，坚持靠原先的预算生活：每天吃饭花一点五美元，娱乐花二十五美分。两周之内我写出了三篇故事，我认为这三个故事至少都和《真相至上》一样精彩，却都没有卖掉。罗杰斯安慰我，说虚构小说市场突然不景气了，大杂志现在更青睐纪实小说。后来我又在霍华德·布朗那儿卖掉几篇科幻故事，但是反感我以喜剧手法写科幻故事的读者太多了，以致霍华德因为我的缘故被解雇了。不过数年后，他竟然写信感谢我让他被杂志解雇。失业后他继续写作，在编剧事业上大获成功。
如今我在空军老友莫顿·亨特的公寓，每月能享受一次美食招待。莫顿已经成了非常成功的作家，他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包括《纽约客》在内的一流杂志上。他雇我为他的某篇文章做调研。我做完这个工作后，他又建议我接手他的一篇约稿，为《骑士》（Cavalier）杂志撰写“被废弃的发明”。莫顿在如何写此类文章上给我好好上了一课：第一段吊起读者的胃口，最后一段抓住他们的心，把有趣真实的部分留在文章的中间。
我信心满满地回到雷德班克，相信自己靠写文章也能维持生计，再也不用教学生如何使用指挥棒了。（我对挥舞指挥棒的神秘艺术一窍不通，但军旅生涯告诉我，只要自己学会了一项技能，而且比学生稍微高明一些，我就能当他们的老师。）我访谈了一些深陷“被废弃的发明”之中的人，写了一篇文章揭示所谓的发明创造其实不过是些谬误罢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动提出愿意拿出一大笔钱用于这篇文章的再版，并在全国发行。尽管我一直以来很是反感此类资本主义机构，但我写的是事实，故而用起这样的钱来感觉心安理得。
后来我在纽约市西71号街找了一个更宽敞舒适的公寓，在此开始了从写癫痫病到写两个飞行员首次横向飞越大西洋的写作历程。我的调查工作大多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里完成的。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杂志购买。3月，《真相至上》[后改名为《真心话》（Cross My Heart）]在《美国杂志》上刊登，后来这篇故事又出人意料地在海外重印了好几次。随着《四万个寻宝人》（40000 Fortune-Hunters）刊载在《王冠》（Coronet）上，我实现了从男性杂志到普通杂志的跨越。杂志主编杰拉尔德·弗兰克劝我再试试，我又写了一篇一个年轻人垄断小麦市场的活泼故事，并成功发表。
不过不久后，我就给罗格（罗杰斯的昵称）·特里尔打电话，说我已经厌倦了写短文。（尽管我刚刚卖给杰拉尔德·弗兰克一篇某人闲聊钻石走私的短文。）“我想写一本书。”我抱怨道，“我厌倦了什么资料都要去图书馆找。”
一周之后，罗格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帮我跟亨利·霍尔特签了一份写书的合约，是关于飞艇的。只要我写出来的故事大纲获得认可，我就能得到两千美元的定金。一周之内，我搜遍了位于第五大道与41号街交界处的纽约图书馆的书架，写出了一个让霍尔特喜欢得不得了的故事大纲。我知道这个大纲不过是个装饰门面的虚活儿，于是打电话给新泽西莱克赫斯特的美国海军航空站新闻官。结果这位新闻官竟然是贝茜·布莱恩特上尉，我给舒伯特当助手的时候认识了她。她让我一周后到莱克赫斯特，她会为我安排一个面谈。
在此期间，我离婚了，我的生活变得越发复杂。和桃乐茜结婚的十四年中，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我不会忘记在我带那个黑人上尉进入比洛克西俱乐部后的那段黑暗日子里她是如何坚定地支持我的，以及她是如何纵容我逞莽夫之勇，和舒伯特上校因《请叫我先生》一剧较劲的。
桃乐茜是我所认识的女人当中体格最为强健的，同时她还拥有极高天赋。她有许多特长，包括不同凡响的舞蹈和歌唱天赋。音乐天赋是她基因里自带的——她父亲是军中乐队的领队。她会弹奏的乐器有六种之多，包括小提琴、钢琴、笛子。她还有一种舞者特有的高贵气质。她的身体拥有神奇的表现力，就像约翰·多恩谈起自己所爱时所说的：“你可以说她的身体会思考。”
离婚后，两个女儿留在雷德班克，继续与她们的妈妈一起生活。我母亲也搬到雷德班克了，住的地方离我们的房子仅隔了一个街区。我星期天回去看望女儿们，带她们去百老汇看演出。我还带她们到我喜欢的地方去旅行，如新罕布什尔州的斯夸姆湖。直到今天我依然和她们关系亲密，我跟我那些妙不可言的外孙、外孙女也同样亲密。
只不过，她们的母亲与我的关系不再和谐。我们因为女儿们维持着一种复杂的关系，这或许也是因为我们曾共度过的那段不富足的青葱岁月。
大约在此时，也就是1957年末，我连续三天做噩梦，梦见兴登堡爆炸。为了摆脱恐怖梦境，我连着两天写作到深夜，写了一部书最后一章的初稿，洋洋洒洒万言有余。
随后是我人生中最忙碌的五个月。一位新结识的朋友——沃尔特·亨利·尼尔森，劝我写一篇关于“姥爷”乔纳的文章。乔纳创造了在东得克萨斯开采石油的历史。于是，我为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去了很多地方做访谈。关于飞船一书——《天空中的飞艇》（Shipsin the Sky）的研究工作进展得也很顺利。几名军人跟我讲伟大的美国海军飞艇“洛杉矶”号在1926年那天早晨是如何突然失去控制，头朝下笔直竖立了几秒钟，然后优雅地旋转着，最后肚皮朝上慢慢沉入海中。这几名军人当时就在飞艇上。一开始，他们并不情愿讲自己的故事，因为他们的上级希望这个事件能烂在他们的肚子里，无人知晓。但我引导他们说话，不久就猜到有人可能拍到了飞艇头朝下直立的照片。接下来的每次访谈中，我都会问受访者是不是那个拍了照片的人。最初的五六个受访者都否认了，最后的那个受访者说：“你他娘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有自己的办法。”我故作神秘地答道。然后我劝说这个受访者让我用他拍的那张照片，并向他保证我永远不会告诉海军我从哪儿弄到的这张照片。我发誓我会遵守诺言，而且我说到做到。一开始霍尔特很是反对，他说在一本书里放一张照片很可笑，但这次我毫不让步：这张照片必须放进书里。
我从国外的信息渠道也获悉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在欧洲记者和外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我一一锁定了在德国、瑞典、挪威、英国和意大利的飞艇驾驶员。在罗马，我找到了翁贝托·诺比尔将军。他给我写了一篇长文，详细地描述了他在北极参加的两场极富争议的战斗，其中包括他和意大利军队幸存人员在北极冰原上度过的史诗般的三十天的点点滴滴，回击了那些只因他是意大利人就罔顾事实，视他为法西斯主义者，而不惜捏造谎言，撰文攻击他的作者。
1957年5月底，我写完了《天空中的飞艇》，这份书稿是我母亲一章一章替我打出来的。罗格打电话祝贺我。两周后他又给我打了电话，这次他的声音兴奋极了，害得我一开始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邮报》！”他大声叫道，“《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没错！他们买下了整整最后一章！还准备做个专题呢！”
一听到价钱——六千美元，我脑海中顿时响起嗡的一声！天哪，我一天挣的钱居然比我在部队当上尉一年挣的还多！当时我认为《天空中的飞艇》只是我事业的一个过渡阶段，我将继续靠写通俗读物赚钱。不过，我坚信最终我还是会回到戏剧和小说创作上。12月8日《星期六晚邮报》在头版特刊了我的文章，题目为《“兴登堡”号飞艇的最后一次巡航》。编辑们把我写的情节原封不动地刊了出来。杂志最后的“背景介绍”部分讲了一个故事，说我还是孩童时有一次看到“谢南多厄”号飞艇从头顶飞过，后来“兴登堡”号飞艇在莱克赫斯特起火燃烧前的几小时，我再次看到“兴登堡”号飞艇从纽约上空静静地掠过。文章写道，这就是促使我写“兴登堡”号飞艇最后几个小时的动因。
几天后，我起程前往华盛顿，准备为一本关于大萧条的书做访谈。我打算做一个专题，写穷困潦倒的一战退伍士兵要求获得应有的退伍金而举行游行的事件。“为了助你一臂之力，”美国陆军杂志社图书分部的维克多·沃克少校向我保证，“我们已经向华盛顿地区的档案机构发出请求，让他们提供相关资料，并和事件当事人取得联系。等你抵达华盛顿时，我们应该有好几个参与过此事的军官等候你的采访。”
在军事史办公室里，我受到一群军旅作家的热烈欢迎。在五角大楼，沃克为我召集了一次陆军部新闻发布会，安排我采访了陆军部长帕特里克·J.赫利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沃克还为我提供了自游行开始到此悲剧事件结束期间的全部新闻剪影，以及《退役军人补偿金法案》产生的背景资料和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一些官方记录。
我访谈了五六名当事人后，沃克少校突然建议我写一本关于突出部之役的书。他说，五角大楼的人对于我在《天空中的飞艇》中描写海军军人的写作手法印象深刻。“我们想让你用同样的手法写写我们的军队。”他说。沃克少校答应全力支持我。研究过突出部之役多年的休·科尔博士也同意让我随意使用他的全部资料。
之后，我又结识了陆军准将、情报处处长特德·克利夫顿。克利夫顿准将说，美国和欧洲都会协助我的调查工作。我可以乘坐任何有空位的飞机航班，在单身军官宿舍区和军官俱乐部享受廉价的食宿。在欧洲，美国第七装甲师的指挥官、曾在圣维特打过仗的布鲁斯·克拉克将军迫不及待地帮我牵线搭桥。我还能采访到从普通士兵到高级将领的德国人。克利夫顿将军说，突出部之役打响时，美国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士兵们吓得四处逃窜，指挥官们惊慌失措。“我们对你的全部要求就是说出真相。告诉人们实际发生了什么，仅此而已。”如果我愿意的话，军队会帮我核实数据。
“但一切内容都不会受到审查。”
“我愿意写。”我说道。
[克利夫顿将军后来成了肯尼迪总统的助手。他把我写的第二本战争史《不是耻辱》（But not in Shame）在空军一号上拿给肯尼迪总统看。肯尼迪总统看完后给我写了一封嘉奖信。]
我当时尚未意识到，为《天空中的飞艇》所做的那些密集访谈已将我带上了一条崭新的职业道路。到最后，我站在他人的角度上观察自己的一生，不带一丝个人情感。此时此刻，在我的职业生涯即将走到尽头之际，我终于认识到自己人生前四十年的多彩经历教会我如何做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倾听者，如何去伪存真、明辨真假，而这些能力正是我此后工作所必需的。我最终得到了回报。五十九岁时，我荣获了普利策奖，不是作为小说家或编剧，而是作为历史学家（尽管我上大学期间一门历史课也没修过）。历史，或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活的历史”，建立在对经历过历史上重要时刻的人的访谈之上，这成了我之后写作生涯的中心。
[1] 编者注：英文版原文为三十六岁，而约翰·托兰出生于1912年。此处有可能是原文的错误，也有可能是作者刻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