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近七旬的时候出版一部总结性的短篇小说集，对我——一个美国作家—而言，是个传统而又庄严的时刻，虽然我这部小说集里有很多、很多篇事实上都是穿着内衣写成的，但这个事实丝毫不能贬损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
这并不是说我曾是个放浪不羁的波希米亚人。还记得当初哈罗德·罗斯主编《纽约客》的情形的人当中，现在已经没有几个还在世了，而我就是其中之一。罗斯在文稿上提出的编辑质疑真是非常、非常古怪的。在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里，我创造了一个角色，他下班回到家里在吃晚饭前会换一身衣服。罗斯就在长条校样的页边写道：“呃？这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契弗就像是个只容一套衣服的小衣箱。”他这话一点都没错儿。照他付给我的稿酬标准，我正好能买得起一套正装。早上，我穿上这身正装，乘坐电梯来到地下室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那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到了那儿，我把那套正装挂在一个衣架上，一直写到夜幕降临，然后我再把那套正装穿上，返回我的公寓。我的很多篇短篇小说都是穿着平角短裤写成的。
当今的各色小说门类的确是个由情爱、色情闹剧以及淫荡而又古老的家族史所构成的大花园，而一部短篇小说集就像是园中的一棵柠檬树；但只要我们还拥有因其强度以及插曲式的性质而倍显突出的经验，我们的文学当中就会有短篇小说这一体裁存在，而如果没有了文学，我们当然也将枯萎灭亡。是利维斯 [519] 曾经说过：文学是一个文明人的首要特征。
短篇小说的读者是谁？人们会问，我乐于认为是那些在牙医诊所里等着被叫上治疗椅的男男女女；是那些乘坐洲际航班，在长途飞行中不想看一部陈腐庸俗的影片来消磨时间的乘客；是那些似乎觉得叙事性虚构作品能够有益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有益于理解我们周围这个有时候令人感到困惑的世界的那些独具慧眼而又博识多闻的男男女女。
长篇小说，因其题材和篇幅的重大和厚重，对于古典的一致性至少要求倾注短暂的注意力，要求在美学和道德的合度之间维持那种神秘的关联；但为了得到这种不可妥协的古代遗物而拒绝接纳我们的生活方式中那些新鲜元素则是令人遗憾的。这种新鲜元素，我们有些人是通过《星球大战》获得的，而对有些人来说，则是通过一场棒球比赛末尾几局外野手的一个失误所带来的忧郁获得的。在对这种新鲜元素的追求中，当代的绘画似乎已经丧失了其表现风景、静物以及最为重要的裸体的语汇。现代音乐也已经被从深深根植于我们记忆中的那些节奏和音调中剥离出来，但文学却仍旧拥有人们的生活赖以建基于其上的那个叙事—那个故事。
在我那些可敬的同行们的—以及我自己的少量几部—短篇小说中，我能找到那些租来的避暑房屋，那些一夜情，以及那些丢失的钥匙串，它们使得传统的审美观变得一片混乱了。我们并非一个游牧民族，但是在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精神当中却有不止一点点的游牧血统—而短篇小说就是游牧者的文学。
我乐于认为我站在窗前想象出来的一条郊区街道的风景，会引起一个流浪者或是熟悉孤独的况味的某个人的兴趣。这里有对于乡愁，对于憧憬和爱情的深刻而又感人的展示，而其中没有一样东西超过了三十岁，包括大部分的树木。这里有来自庄园制的南方那白色的石柱，有来自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的砖木结构的墙壁，有来自我们伟大的航海历史的坡盖盐盒式楼房 [520] ，还有响应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521] 的审美以及他那有朝一日我们都能享受到太阳能供热、宁静宽敞的内部空间以及世界和平的憧憬的平顶式住房。
每户人家占地都有一英亩半，前后院子里种着鲜花和蔬菜，这儿那儿的你也会发现住户种的并不是西红柿，而是一片片长势茁壮的印度大麻，伸展着柔若羽毛的叶子。这儿，在这种天遂人愿的家庭生活中，首要的作物是有害的毒品。而我在哈特绍尔家晾衣绳上看到的是足以麻醉一个军团的风干大麻。
遗忘也是生活之神秘的一个部分吗？如果我跟哈特绍尔先生说起他印度大麻的收成，他会告诉我中华文明的伟大就直接建立在鸦片引发的幻觉之上吗？不过要去跟哈特绍尔先生理论的并不是我，而将是查理·狄尔沃斯—一个跟他住隔壁的生活极有节制的人。他房前的草坪上竖着一个“禁止吸烟”的招牌，而且他对于大麻的狂热感情已经被明智地引导成一种逆向的敲诈。
有个星期六的黄昏，我在跟我的几个儿子打了一场触身式橄榄球回来的时候，听到他们俩正在争讼不已。天正在黑下来。那是在秋天。查理的声音高亢清晰，任何有兴趣的人都能听得很清楚。“你把你那几条狗从我的草坪上弄走，你在自己家里烤你的肉排，你把你的电唱机的音量调低，你晚上的时候把你泳池里的过滤器关掉，你把你们的百叶窗拉上。否则的话，我就向警方告发你种植毒品，而且我妻子的叔叔这个月正好做轮值法官，你至少会因为非法持有管制毒品蹲上六个月的牢。”
他们俩分开。夜幕降临。这儿那儿的都有某位家庭主妇因为担心初霜侵害，正把她的盆栽植物往屋里搬。与此同时，从伊丽莎白式、楠塔基特式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式的烟囱里冒出了木柴烟的香气。你没办法把这样的场景放进一部长篇小说里去。
一九七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