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谋杀者的葬礼在圣博托尔夫斯这个小村庄的一位论派 [507] 教堂中举行。教堂的建筑是布尔芬奇 [508] 式的，以一排排的柱子和一个轻盈飘逸的尖塔著称，一个世纪以前这种风格肯定主导了整个儿的建筑景观。葬仪主要就是由《圣经》经文的随意摘引杂凑而成的，最后以这样的一句作结：“阿莫斯·卡伯特，安息吧/你在人世的试炼已经结束……”教堂里人满为患。卡伯特先生生前是我们这个社区的杰出成员。他有一次曾竞选过州长。有一个月左右，在他竞选期间，谷仓、墙上、建筑物和电话线杆上到处都能看到他的照片。我猜想，那种不断走过一面面镜子的感觉—每次转身都能看到他自己—对他造成的影响跟我应该是大为不同的，他并不会像我那样感到心神不宁。（有一次，譬如说，我在巴黎走进一个电梯时注意到有个女人拿着一本我的书。书的护封上有一张照片，于是我的一个形象就隔着她的胳膊跟另一个面面相觑。我真想要回那张照片，想要回来的目的我想是要销毁它。一想到她会把我的脸夹在胳肢窝底下就这么走掉，这简直像是要威胁到我的自尊了。她在四楼下了电梯，而我那两个形象的分离真让人有些晕头转向。我本想跟着她下去的，但我又怎么能用法语—或是用任何一种其他的语言—解释清楚我的感受呢？）阿莫斯·卡伯特可不像我这样。他貌似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形象，而当他在选举中失利，他的照片消失不见了的时候（除了偏远山区的几个谷仓以外，他的照片在那些地方足足张贴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似乎也并没有因此而心烦意乱。
当然啦，世上有倒霉的洛威尔，倒霉的哈洛威尔，倒霉的艾略特、契弗、考德曼和英格利希，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倒霉的卡伯特。阿莫斯来自南部海岸，或许听都没听说过他们这个家族在北部海岸的分支。他父亲曾是个拍卖商，也就意味着他在当时那些日子里他是个艺人，是个马贩子，有时候还得是个骗子手。阿莫斯拥有房地产、五金店、公共事业，还是个银行的董事。他在卡特赖特大厦有自己的办公室，正对着公共绿地。他的妻子是康涅狄格人氏，在当时的我们这帮人眼里，那就是个偏远的荒野，在它的东部边界上矗立着纽约城。纽约城里挤满了饱受折磨、神经紧张而又贪得无厌的外国人，他们可没有一大早六点钟从床上爬起来洗冷水澡的性格，又不肯泰然自若地过那种繁重而又累人的乏味生活。我认识卡伯特太太的时候，她大约四十岁出头。她个头矮小，一张酒鬼那样的大红脸，而其实她倒是个精力充沛的禁酒工作者。她头发的颜色白得像雪。她的后背和前胸都很突出，她的脊柱有一个显著的弯曲，可能是残酷的紧身褡造成的，或者是脊柱前凸的初期症状。没人知道卡伯特先生为什么要娶这么个来自遥远的康涅狄格的怪女人—毕竟，这也跟任何人都无关—不过她确实拥有哈得孙河东岸大部分的框架式廉租公寓楼，银餐具工厂的工人就住在那里面。她的那些廉租公寓是很赚钱的，不过如果由此就推断他娶她是为了她的房地产，那却未免是简单化的妄加臆断了。她亲自去收房租。我猜想家务也都是她自己动手做的，而且她衣着简朴，但她的右手上却戴着七个巨大的钻戒。她显然是从什么地方看到说钻石是一种很可靠的投资方式，那些闪亮的石头就像银行的存折一样炫人眼目。这些钻石有圆形的，有方形的，有三角的，还有的是爪镶的。每到周四的上午，她都会用某种清洗珠宝的溶液来洗她的钻石，然后把它们挂在晾衣服的院子里晾干。她从来没有解释过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过村子里出的奇闻怪事也实在是太多，她的这种行为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
卡伯特太太每年都要在圣博托尔夫斯学院做一两次讲演，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在那儿上的学。她的讲演有三个主题：我的阿拉斯加之行（放幻灯片），喝酒的罪恶，烟草的罪恶。喝酒对她而言是一种不可想象的罪恶，她都没办法怀着太多的激情对它加以攻击，但只要一想到烟草，她可就怒不可遏了。你能想象耶稣会在十字架上抽烟吗？她会这么问我们。你能想象童贞马利亚抽烟吗？训练有素的实验室技师只要给一头猪喂上一滴尼古丁，那畜生就会丧命。诸如此类。这么一来，她反而把抽烟弄得令人无法抗拒了，如果我最终死于肺癌的话，这都得怪卡伯特太太。她的这些讲演都是在我们称之为大学堂的地方进行的。这是二层楼上的一个很大的房间，能容得下我们所有的人。学院是在一八五〇年代建成的，具有那个时代的美国建筑所特有的高耸、宽敞而又美丽的窗户。在春秋时节，这幢建筑就宛如优美地空悬在地基上一样，但在冬天，刺骨的凉气就会透过巨大的窗玻璃钻进来。在这间大学堂里，我们是允许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和手套上课的。这一状况又因我的姑奶奶当初从雅典买来的一大批石膏像而变本加厉：如此一来，我们就得在至少十几位一丝不挂的男神和女神的陪伴下打着哆嗦背诵意欲动词了。所以，卡伯特太太既是对着我们，同时也是对着赫尔墨斯和维纳斯破口大骂烟草的毒害作用的。她是个具有强烈而又丑陋的偏见的女人，我猜想，她会巴不得把黑人和犹太人也包括在她痛骂的范围之内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村子里就只有一户黑人和犹太人，而他们又都是模范家庭。我一直都没意识到这个村子里的偏执和褊狭可能达到怎样的程度，直到很久以后我母亲来到我韦斯切斯特的家里过感恩节为止。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儿啦，那时候新英格兰地区的高速公路还没有建成，从纽约或是韦斯切斯特到圣博托尔夫斯要花四个多钟头的时间。我一大早就动身了，先驱车前往黑弗里尔，在皮科克小姐的学校停一下接上我的侄女儿。然后我继续往圣博托尔夫斯开，到了以后发现我母亲坐在门厅里一把助祭坐的椅子上。那把椅子有个陡直的靠背，椅背顶上有一个木雕的百合花饰 [509] 。这玩意儿到底是从哪个阴湿破败的教堂里偷了来的？她穿了件大衣，她的行李就在她脚下放着。“我准备好了。”她说。她一定已经准备好一个礼拜了。她看起来孤单得可怕。“你想喝一杯吗？”她问道。对此我有足够的了解，不会上她这个当的。如果我说想喝一杯的话，她就会跑去餐具室一趟，然后面带忧伤的微笑回来说：“你哥哥把所有的威士忌都给喝光啦。”于是我们就出发返回韦斯切斯特。那天又阴又冷，我发觉开车很容易疲劳，尽管我并不认为这种疲惫跟接下来发生的那些事情有任何关系。我把侄女儿送到康涅狄格我哥哥的家里，然后往我自己的家里开。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妻子已经为热情欢迎母亲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钢琴上摆着插满玫瑰的花瓶，还有凤尾鱼酱三明治的茶点。“有花儿真是太好啦，”母亲道，“我太爱花儿了。没有它们我就没法儿活。我要是经济上遭受了什么困难，必须要在花儿和食品杂货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相信我会选择花儿的……”
我可不想给大家一种我母亲是那种多么优雅的老夫人的感觉，因为她的表演中是有不少失误之处的。在此我举出一个事实，尽管我其实是勉为其难，这是我母亲去世后我姨妈告诉我的。貌似她曾经前往波士顿警察局去申请过工作。那时候她是很有钱的，我实在搞不懂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她是想成为一个女警。我不知道她当初想加入警局当中的哪个部门，不过我一直都在想象她身穿深蓝色警服、腰上挂着一串钥匙、右手握着警棍的样子。我外祖母阻止了她的这一举动，但是她在壁炉旁边啜饮香茗的做派当中就总是带着点女警的架势。她一心想让这个夜晚具有她所谓的贵族气派。关于这一点，她经常这么说：“在我们这个家族中肯定至少也有那么一滴平民的血液的。要不然的话又怎么解释你对破旧寒酸的着装的偏爱呢？你一直都有很多衣服，但你一直都特意选那些破衣烂衫往身上穿。”
我调了一杯酒，说我见到侄女儿有多高兴。
“皮科克小姐的学校也变了样啦。”母亲悲哀地道。
“我倒不知道，”我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们取消了限制。”
“我还是不明白。”
“他们把犹太人放了进去。”她说，她愤愤地喷出“犹太人”那三个字。
“我们能换个话题吗？”我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她道，“是你挑起的话头。”
“我妻子就是个犹太人，妈妈。”我说。我妻子正在厨房里忙活。
“这不可能，”我母亲道，“她父亲是个意大利人。”
“她父亲，”我说，“是个波兰犹太人。”
“那好吧，”母亲道，“我出身于马萨诸塞的故家旧族，尽管我不喜欢被人称为北方佬，但我也并不会为此而感到羞耻。”
“这不是一回事。”
“你父亲曾经说过只有死了的犹太人才是唯一好的犹太人，不过我确实认为布兰代斯法官 [510] 还是挺有魅力的。”
“我想天要下雨了。”我说。这是我们终止谈话时常用的一种表述方式，用以表达愤怒、饥饿、爱意以及对于死亡的恐惧。我妻子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母亲又捡起了那个老话儿。“冷得都够下雪的啦，”她说，“你小的时候经常祈祷下雪或是结冰。取决于你是想滑雪还是溜冰。你那时候可真是特别。你会跪在你的床边，高声地请求上帝按照你的心愿来操控天气的诸要素。你从来不为别的任何东西祈祷上帝。我从没听到过你为你的父母祈福。到了夏天，你就压根儿不做任何祷告了。”
卡伯特夫妇有两个女儿—杰尼瓦和莫莉。杰尼瓦是老大，大家也都觉得她更漂亮。莫莉当了我一年左右的女朋友。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不过只要一个灿烂的微笑马上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她的头发是浅棕色，很有光泽。在她劳累或是兴奋的时候，上唇上面就有汗珠儿沁出来。傍晚时分，我会走到她们家，在最严密的监视下跟她在客厅里坐在一起。卡伯特太太当然以极大的恐慌看待两性关系。她从餐厅里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楼上会传来响亮而有规律的重击声。那是阿莫斯·卡伯特在划船机上锻炼。我们有时候会被允许到外面去散散步，但只能在大路上转悠转悠，我到了可以开车的年龄以后，我就带她到俱乐部去跳舞。我有强烈的—甚至病态的—嫉妒心，每当看到她似乎很高兴跟别的什么人待在一起，我就会杵在角落里一心想着要去自杀。我记得有天夜里开车把她送回河滨路她们家的情形。
世纪之交的时候，有人认定圣博托尔夫斯具有成为一个度假胜地的前景，于是有五幢堂皇的大厦或者说是五幢大而无当的怪异建筑在河滨路头上兴建了起来。卡伯特家就住了其中的一幢。这五幢大厦全都有塔楼。塔楼是圆形的，带有圆锥形的塔顶，比其他的框架建筑高出个一层左右。这些塔楼当然并非用于军事目的，所以我猜想应该是用以表现浪漫情怀的。那它们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呢？我猜想应该有些小房间，用作女仆的下房，用来放放破家具、箱笼什么的，而且它们肯定是大黄蜂特别喜欢光顾的地方。我把车在卡伯特宅前停下，关掉了车灯。高耸在我们面前的宅子里面一片漆黑。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已经如此久远，那时候橡树的绿叶还是夏日夜晚的一部分。（已经如此久远，那时候你要想左转弯的话，你得摇下车窗，用手指向那个方向。而除此以外，却又不允许你随便乱指。不要乱指，人家告诉你。我想象不出这是为了什么，除非是这个姿势被认为带有色情意味。）我们参加的舞会—聚会—很正式，我身上穿的是一件无尾礼服，这件礼服是由我父亲传给我哥哥，又由我哥哥传给我的，就像是饰有家族纹章的盾牌或者禁止奢侈浪费的火炬一般。我把莫莉拥入怀中。她非常积极地迎合响应。我个头儿并不高（有时候我还老习惯性地驼着个背），但那种我正在爱着一个人而且也被人爱着的坚定信念，就像军队的尚武精神一样令我无比振奋。我昂首挺胸，我脊背挺直。我一下子蹿到了六英尺七英寸 [511] ，全靠某种大喊大叫的情绪上的喧嚣支撑着。有时候我都会耳鸣。这种耳鸣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譬如在首尔的一家高丽参店里—但那天晚上，在河滨路卡伯特家前面我又开始了耳鸣。莫莉说她得走了。她妈妈可能正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呢。她叫我不用把她一直送到门前了。我肯定是根本就没有听到。我跟她一起走上通往大门的步道，走上几级台阶来到门廊下，她推了一下门，发现门锁上了。她再次让我先走，但是我不能就这样把她给撇在那儿，对不对？这时里面亮起了一盏灯，大门被一个侏儒给打开了。他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畸形怪物。脑积水，五官肿胀，两条腿很粗，而且弯曲得厉害。我想起了马戏团里的怪胎秀。可爱的姑娘哭了起来。她迈步进去，把门关上，我就被留给了夏夜，留给了橡树和东风的气息。这件事以后，她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都一直故意躲着我，后来还是玛吉—我们的老厨娘—告诉了我事实真相。
不过我还是先来讲点别的事实吧。那是个夏天的事儿，每到夏天，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去参加由圣博托尔夫斯学院的校长组织的海角夏令营。那几个月过得真是太没劲、太沮丧了，我一点都不记得是怎么过的了。我隔壁床上睡的是个叫德瓦雷纳的男孩儿，我跟他熟得是不能再熟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我们一起弹玻璃球，一起睡，在同一片守卫区打橄榄球，有一回我们进行了一次为期十天的独木舟出海环游，差一点就一起淹死了。我哥哥断言我们俩都开始越长越像啦。那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令人满意而且最不装腔作势的朋友关系。（他每年仍旧从旧金山给我打一两次电话，他跟妻子和三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在那儿生活得并不快乐。他听起来像是喝醉了。“我们当时很快乐，是不是？”他问我。）有一天，另外一个男孩儿，一个叫华莱士的陌生人问我想不想从湖这边游到对岸。我可以声称我对于华莱士的情况一无所知，事实上我对他真是所知甚少，但我却的确知道或是感觉到他很孤单。这就跟他的任何一样特征一样显而易见—或许更加显而易见。人家期望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打球，整理床铺，上航帆课，并且拿到了他的救生员的资格证书，但这都更像是一种小心的冒名顶替，而非真正的参与其中。他很悲惨，他很孤单，或早或晚，不管是下雨还是晴天，他都会这么说，而且在这种倾诉衷肠的行动中，对你的忠诚提出了不可能做得到的要求。大家都知道这些情况，但大家都假装不知道。我们得到了游泳教练的允许，游到了湖的对岸。我们采用的是一种笨拙的侧泳姿势，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比大力拨水的爬泳更加实用，尽管在我整天泡在里面的那些游泳池里，都强制要求我们一定要采用这种标准泳姿。侧泳是下等阶层用的。我有一次曾在一个游泳池里看到有人在侧泳，当我问他们游泳的人是谁时，人家告诉我那人是个管家。当客轮沉没，当飞机在水上迫降时，我将以标准的爬泳姿势去追赶救生筏，然后姿态优雅地淹死在海里，反之，如果我采用下等阶层的侧泳的话，我就能永远地活下去了。
我们游到了湖对岸，在太阳地里休息—也并没有相互交心，说什么体己话—然后就游了回来。我走到我们住的小木屋门口时，德瓦雷纳把我拉到了一边。“不要再让我看到你跟华莱士在一起。”他说。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了我。“华莱士是阿莫斯·卡伯特的私生子。他妈妈是个妓女。他们住在河对岸的一家廉租公寓里。”
第二天是个炎热响晴的天儿，华莱士问我想不想再去湖里游一遭。我说当然，当然想，我们就又去游了一遭。我们回到营地以后，德瓦雷纳就不理我了。那天晚上刮起了东北风暴 [512] ，连下了三天的大雨。德瓦雷纳像是已经原谅了我，我也不记得曾再次跟华莱士一起游到湖对岸去了。至于那个侏儒，玛吉告诉我他是卡伯特太太上一次婚姻留下来的儿子。他在银餐具厂里工作，不过他一大早就去上班，天黑以后才回家来。这是有意要使他的存在成为一个秘密的。这有些不同寻常，不过在我写到的那个时代也算不得什么前所未有。特朗布尔家就把特朗布尔太太的疯妹妹藏在阁楼上，而小鸡鸡马什马洛大叔—一个露阴癖—也经常被一连藏起来好几个月。
那是一个冬天的午后，一个初冬的下午。卡伯特太太把她的钻石清洗了以后挂出去晾干。然后她就上楼午睡去了。她声称她这辈子从来没有睡过午觉，她睡得越香，她就越发言辞激越地宣称她根本就不睡。这与其说是她自身的一种怪癖，莫如说是她那个阶层普遍存在的一种小心翼翼地遮掩事实的方式。她四点钟的时候睡醒，下楼去收她的钻石。钻石不见了。她喊杰尼瓦，但是没人答应。她拿了个耙子，把晾衣绳底下的草梗残根仔细扒拉了一遍。什么都没找到。她报了警。
如我之前所说，那是个冬天的午后，我们那儿的冬天非常冷。我们就指望烧点木柴和经常指望不上的大煤炉子取暖—有时候只是为了不至于被冻死。一个冬天的夜晚简直就是一种危险的存在，这或许能够部分地解释我们眼看着—在十一月底和十二月份—西边的霞光渐渐隐没时为什么会如此地多愁善感。（比如说，我父亲的日记当中就充满了对于冬日暮光的描写，这压根儿就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喜欢黄昏日暮，而是因为即将来临的夜晚或许就意味着危险和苦痛。）杰尼瓦早就收拾好了随身的行李，她收好那几块钻石以后就乘上了四点三十七分那最后一班从城里开出来的火车。想想那该是多么惊心动魄。那些钻石迟早是要被偷掉的。它们就是个明目张胆的圈套，她不过是做了她一直都想做的事儿。当天夜里她乘火车去了纽约，三天后搭乘一艘冠达邮轮—塞拉匹斯 [513] 号去了亚历山大。她又从亚历山大乘坐一艘小船去了卢克索 [514] ，在那儿，在不过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就改宗了伊斯兰教，并且嫁给了一位埃及贵族。
我是第二天在晚报上看到钻石失窃这个消息的。我那时候负责送报纸。一开始是靠两条腿走的，后来有了自行车，到我十六岁那年分派给我一辆旧福特卡车。我居然成了个卡车司机！我在排字房里消磨时间，等着报纸印好，然后就开车送到四个周边的村子，一捆捆地扔在糖果和文具店门口。在世界职业棒球联赛期间，每天还出登载参赛球员个人技术统计的第二版，天黑以后，我还得再去特拉沃廷和海岸周边的其他地方送一趟。路上漆黑一片，车辆稀少，那时候烧树叶的做法还没被禁止，所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酸溜溜的气息，既令人伤感，又让人兴奋。人们可以赋予某些简单的行程某种神秘气息以及不相称的重要意义，分送球员技术统计的这第二次出行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就像人们担心任何一种赏心乐事的结束一样地担心棒球联赛的结束，我要是年龄再小一点的话，我就会向上帝祈祷它永远不要结束了。那天的大字标题就是卡伯特珠宝被盗，但之后报纸上却再也不提这件事了。这件事在我们家则压根儿就没被提起，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就连阿博特先生在隔壁那棵梨树上上吊自杀，我们家都没有任何人提起。
那个礼拜天下午，我和莫莉到特拉沃廷的海滩上走了一遭。我心绪不宁，而莫莉更是忧心忡忡。她忧心的倒不是杰尼瓦偷了钻石，她只想知道她姐姐到底怎么样了，而这要到六个星期以后才有分晓。不过，前一天晚上她们家又出了事儿：她父母大吵了一场，然后她父亲就离开了家。她把这其中的经过说给我听。我们当时赤脚在沙滩上走着，她哭了。我真想一等她说完就把她父母吵架的事儿马上忘掉。
孩子们溺水而亡，美女们在车祸中被碾得血肉模糊，游轮沉没，男人们在矿井和潜水艇中因缺氧慢慢被憋死，不过在我的记述中，这些你一样都找不到。在最后一章，轮船会驶进港湾，孩子们会得救，矿工们也会被营救出来。这是上流社会天生的弱点呢，还是对于天理昭彰、世间终有道义真理的确信？X先生在他妻子五斗橱的最上层抽屉里拉屎。这是个事实，但我要声明这并非真理。在描述圣博托尔夫斯的过程中，我宁可一直待在河西岸，那里的房子雪雪白，那里教堂的钟声响叮当，但是过了桥以后就是银餐具厂、廉租公寓（归卡伯特太太所有）和商务旅馆了。在海水的低潮期，你在特拉沃廷就能闻到海湾传来的海洋煤气的气息。下午报纸上的大字标题报道的都是一起汽车后备厢里的谋杀案。街上的女人都很丑陋。就连一家商店橱窗里的衣服模特儿看起来都弓腰缩背，一脸的沮丧，身上的衣服既不合身也不合适。就连光彩照人的新娘子都像是得到了什么坏消息。政治上搞的是新法西斯主义，那家工厂根本没有加入工会组织，食物难吃得要死，就连夜里的风都格外严寒刺骨。这是个褊狭而又固守传统的世界，却又享受不到地方小和崇尚传统所带来的好处，当我说起所有那些小地方所具有的得天独厚之处时，我说的都是西岸地区。而在东岸，则是商务旅馆，是多里斯的地盘。多里斯是个男妓，白天是工厂里的监工，晚上则在酒吧里拉客卖淫，充分利用当地那非同寻常的道德疲态。每个人都认识多里斯，很多顾客都曾在这样或那样的时间使用过他的服务。这其中既没有丑闻也没有快乐。多里斯对那些旅行的推销员是能捞多少就捞多少，但是对于常客又分文不取。他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宽容，还不如说是因为不幸的漠不关心、缺乏眼光、道德上的坚忍以及对于浪漫爱情的辉煌野心。在实战之夜，多里斯就会在酒吧里随波逐流。给他买杯喝的，他就会把手放在你的胳膊、你的肩膀、你的腰上，稍稍朝他的方向挪动那么一英寸，他就会直接朝关键部位摸去。锅炉装配工会给他买酒喝，辍学的高中生、手表修理匠都会买酒给他喝。（有一次，一个陌生人冲着酒保喊道：“告诉那狗娘养的，把他的舌头从我的耳朵里拿出来！”—不过他是个陌生人。）这不是个转瞬即逝的无常世界，这些人也都不是这个世界的漂泊者，他们当中的半数以上都绝不会到别的任何地方去生活，然而这却就像是精神流浪的本质。电话铃响了，酒保向多里斯示意。八号房里有个客人。我为什么宁肯待在西岸？我的父母正在巨大的煤气枝型吊灯的金色灯光下跟艾略特·平克厄姆先生和太太打桥牌呢。
我要怪罪那块烤肉，那块烤肉，那块从硬草帽的帽圈上别了根雉鸡羽毛的肉贩子那儿买来、预备礼拜天烤来吃的肉。那块肉是包在一张血淋淋的纸里，在周四或是周五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来到我们家的。如果我说那块肉具有一个地雷那样的爆炸威力，能够把你的眼睛和生殖器全都炸掉，那就未免有些过于夸张了，但是它的威力确实是不成比例的巨大。从教堂回来后，我们坐下来吃晚饭。（我哥哥住在奥马哈，所以就只有我们仨。）我父亲会把切肉刀磨一下，然后把肉切开。我父亲用起斧子和横锯来非常得心应手，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一棵大树给砍倒，但礼拜天的烤肉可就另当别论了。他那第一刀下去，我母亲就会一声叹息。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表演，如此响亮，如此深沉，简直就像是她的生命都危在旦夕了。简直就好像她的灵魂都会出窍，都会从张开的嘴巴里飘出来啦。“你就永远都学不会吗，利安德，羊肉必须得逆着纹理来切？”她会这么问。烤肉的战役一旦打响，交战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各种招式完全在意料之中而且乏味冗长，完全没有必要一一记录在案了。在身中五六记伤人的话语之后，我父亲就会在空中挥舞着那把切肉刀大喊大叫：“你能行行好少管点闲事吗，你能行行好把嘴闭上吗？”而她则会再度一声长叹，并且做西子捧心状。这绝对就是她的最后一口气啦。然后，细细审视了一番饭桌上面的空气以后，她会说：“感受一下那沁人心脾的微风吧。”
当然，怎么可能有什么微风。有可能闷不透风，有可能是寒冬腊月，有可能是淫雨霏霏，什么都有可能，就是不可能有什么微风。她这句名言四季皆宜。那到底是对于希望、对于爱之静美（我想她从来未曾体验过）的一种难能可贵的隐喻呢，还是对于我们满怀爱意和谅解、心满意足地坐在河岸草坪上的某个夏日夜晚的怀想呢？那就像是一个已经完全绝望的人面对黄昏时分的长庚星绽放出的那种笑容吗？那是个预言，预示着如此习惯于躲躲闪闪，以至于将永远无缘体验那种激情对抗之壮美荣光的一代人的到来吗？
场景切换到罗马。时值春日，狡猾的燕子成群地飞进城里，躲避奥斯蒂亚 [515] 那些飞射打鸟的能手们。当白日的阳光失去它的光芒以后，这些鸟儿发出的噪声感觉就像是阳光一样。这时候，你听到庭院对面传来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她在尖声喊叫。“你是个混账的该死的一无是处的臭狗屎。你一个小钱都挣不到，你在这个世上一个朋友都没有，你在床上就像具死尸一样发臭……”没有人搭腔，你会忍不住怀疑她是不是在对着黑夜破口大骂。这时，你才听到一个男人的咳嗽声。你也就只能听到他的咳嗽声。“哦，我知道我已经跟你一起过了八年啦，但是你要是真以为我喜欢这样的日子，哪怕是只有一天的话，那就只是因为你是个大笨蛋，就算是摆在你面前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如果真是高潮了的话，墙上的画都能掉下来。跟你在一起，就一直都是演戏罢了……”罗马每天在那个时候都会响起的钟声已经在一声高一声低地敲响。我不禁冲着这钟声微笑，尽管它对于我的生活、对于我的信仰没有丝毫的影响，没有真正的和谐共鸣，一点都不像庭院对面传来的话语声那么令人感觉醍醐灌顶。为什么我宁肯来描写什么教堂的钟声和一群群的燕子呢？这是一种愚蠢和幼稚，一种避重就轻的贺卡式心理，一种异想天开、缺乏勇气的拒绝面对现实吗？那个女人还在喋喋不休地数落个没完，但我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她攻击他的头发，他的头脑，以及他的精神，而我则注意到细雨已经开始落下，沙沙的雨声使科尔索大街 [516] 上往来川流的车声更加响亮了。现在她已经歇斯底里大发作了—她的嗓音都变了—我想，也许等她的咒骂达到顶点后，她会开始哭泣并请求他的原谅的。当然，她不会这么做。她会拿着把切肉刀追着他到处跑，最后他会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接受治疗，声称是他自己伤到了自己，但是当我出去吃晚饭时，我一边冲着那些乞丐、喷泉、孩子以及黄昏中最先出现的星星微笑，一边向自己保证一切都终将会好起来的。感受一下那沁人心脾的微风吧。
我对于卡伯特家的回忆只是对于我的主业的一个注脚，在这些冬天的早上，我很早就要去上班。天还挺黑的。这儿那儿，站在街角等候大巴的都是些白衣女人。她们穿着白鞋白袜，冬天的大衣底下能看出里面穿的是白色制服。她们是护士，是美容院的美容师，还是牙医的助手？我永远都不得而知。她们通常都拎着个棕色的纸袋子，我猜里面装的是火腿黑麦面包三明治和一保温瓶的酪乳。一天当中的这个时候车辆稀少。一辆洗衣店的卡车将制服送到“炸鸡小屋”，在阿斯本广场上停着一辆送奶的卡车—硕果仅存的一辆了。还要再过半个钟头，黄色的校车才开始它们的行程。
我在一幢叫作普雷斯特威克的公寓楼里工作。楼高七层，我想应该是建于二十年代后半期。是幢都铎式风格的建筑。垒墙用的砖头大小不一，楼顶上有一圈矮矮的护墙，空房招租的广告实际上就是个挂在铁链子上的小招牌，在风中颇为浪漫地吱嘎作响。大门的右手边足有差不多二十五位医生的名号，不过他们可不是挂着听诊器、手拿橡胶锤的温柔的疗救者，他们都是些心理医生，这是个塑料椅外加烟灰缸里满满都是烟头的世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会选这么个地方，不过他们的数量确实超过了其他的租客。你在等电梯的时候，时不时地会看到一个女人推着辆购物车带着个孩子，不过你大部分时间看到的都是那些麻烦缠身的男男女女备受折磨的面孔。他们有时候也会面带微笑；他们有时候也会自言自语。这些天里，他们的业务像是进展得很慢，那位办公室就在我隔壁的医生就经常站在走廊里，眼睛盯着窗外。一个心理医生会想些什么呢？他是在琢磨那些中途放弃了治疗、那些拒绝集体心理治疗 [517] 、那些罔顾他的劝诫和警告的病人后来都怎么样了吗？他们的秘密他全都会知道。我试图杀了我丈夫。我试图杀了我妻子。三年前我曾过量服用过安眠药。四年前我曾割过腕。我母亲希望我是个女孩儿。我母亲希望我是个男孩儿。我母亲希望我是个同性恋。他们都去了哪儿，他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的婚姻还在维系吗，他们还在餐桌上争吵，还在装饰圣诞树吗？他们离婚了吗，再婚了吗，跳河了吗，开始吃速可眠了吗，已经达成某种程度的停火协议了吗，已经变成同性恋了吗，或者搬到佛蒙特的某个农场里，开始种植草莓，终于过上了他们早就向往的简单生活了吗？那个医生有时候在窗前一站就是一个钟头。
这些天里我真正的工作是为《纽约时报》写一个专版，要能给人们的内心带来欢愉的版面。除此以外，还有更值得忙活的东西吗？《时报》是我与现实之间关键的（即使是过时的）纽带，不过在最近这几年中，它的资讯已经变得千篇一律了。末世论者们已经失了业。你所能做的也不过就是收拾残局。头条新闻是《总统的心脏移植被认为是成功的》。左下方有一段加框的报道《J.埃德加·胡佛 [518] 纪念馆的造价受到质疑》：“纪念馆的下属委员会威胁将为建造一座正义殿堂用以纪念已故的J.埃德加·胡佛而划拨的七百万美元资金削减一半……”第三栏《引发争议的立法被参议院废除》：“最近颁布的法案—将对于政府怀有恶意视为重罪—在今天下午的参议院例会中以四十三票对七票得以废除。”如此这般，持续不断。也有稳健和令人鼓舞的社论，激动人心的体育新闻，天气预报当然一直都是阳光明媚、温暖如春，除非是在我们需要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雨。空气污染的梯度变化曲线是零，就连在东京，戴医用口罩的人也是越来越少。所有的公路、高速公路、快速干道在这个假日的周末都将被关闭。普世欢腾！
不过还是回到卡伯特家吧。我宁肯忽略或者忘记的那一幕发生在杰尼瓦偷走钻石之后的那个晚上。这跟卫生管道设施有关。村子里大部分住宅的卫生管道设施都很简陋。通常是地下室里有个水箱供厨师和除灰工之用，二楼只有一个卫生间，供全家其余的所有人使用。有些人家的卫生间相当宽敞，恩迪科特家的卫生间里还有个壁炉。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卡伯特太太突然认定卫生间是她专属的私有领地。她叫了个锁匠来把卫生间的门给上了锁。卡伯特先生被允许每天早上到卫生间里用海绵蘸着水擦洗一次，但是完了以后卫生间的门就会被锁起来，卡伯特太太把钥匙揣在自己兜里。卡伯特先生无奈之下只能使用便壶，不过他既然是来自南部海岸的，我想这对于他来说也算不上多大的不便。对他而言甚至还会有点怀旧的味道也未可知。那天夜里已经很晚了，他正在使用那把便壶的时候卡伯特太太来到了他的房门口。（他们是分房睡的。）“你能把门关上吗？”她尖叫道，“你能把门关上吗？我这下半辈子都非得听你那可怕的声音不可了吗？”他们俩应该都穿着睡袍，她那雪白的头发编成了一根根的小辫子。她抄起那把便壶，把里面的内容朝他身上泼去。他踹开上了锁的浴室门，洗了洗，穿上衣服，收拾了点行李，过了桥，到东岸华莱士太太家住去了。
他在那儿住了三天，然后又回来了。他是为莫莉着想，在那么一个小地方还是要顾及颜面的—华莱士太太的和他自己的。他在西岸住几天，然后又到东岸去住几天，这样子过了一周左右的时间，他病倒了。他感觉倦怠无力。他在床上一直待到中午。他终于穿好衣服去了公司，但只待了一个钟头左右就又回来了。医生给他做了检查，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华莱士太太看到卡伯特太太从东岸的一家药房里出来。她眼看着自己的情敌过了桥，长了个心眼儿走进药房问那个店员卡伯特太太是不是经常过来买药。“我自己也一直这么琢磨来着，”那店员道，“她当然是过来收房租的，不过我一直都觉得她还去别的药房买药的。她来这儿说要买灭蚂蚁的药—也就是砒霜。她说她们河滨路的那幢房子里蚂蚁简直成了灾，而砒霜是唯一能把它们消灭掉的办法。从她买砒霜的量来看，她们家的蚂蚁肯定是成了灾啦。”华莱士太太本可以提醒卡伯特先生一声的，但她再也没有能见到他。
葬礼后，她去见西蒙斯法官，说她想控告卡伯特太太谋杀亲夫。药房的伙计应该有她购买砒霜的记录，那就是她的罪证。“他也许有这些记录，”法官道，“但是他不会给你看的。你要是当真提起诉讼，就意味着要把尸体再掘出来，意味着要在巴恩斯特布尔进行旷日持久的庭审，而你既没有钱，也没有支持你这么做的名分。你是他的朋友，这个我知道，是他十六年的朋友。他是个出色的好人，你为什么不想想你跟他在一起已经有了这么多年，以此来安慰自己呢？还有一件事。他给你和华莱士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要是你把卡伯特太太给惹火了，导致她对遗嘱提出质疑的话，你有可能就会失去这笔财产了。”
我特意前往卢克索去看望杰尼瓦。我先是乘坐一架波音七四七飞往伦敦。机上只有三名乘客；不过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末世论者们已经失了业。我从开罗乘坐一架低空飞行的双螺旋桨飞机溯尼罗河而上。从飞机上看去，风蚀和水蚀造成的结果完全一样，使得那里的撒哈拉沙漠看起来就像是被洪水、河水、河道、溪水等等给掏空了内脏一样，这就是这番自然探索的要旨。沙漠上留下的那些刻痕是水流状和树木状的，当一道已经干涸的河床伸展开去的时候，它的形状就像是一棵树，在努力追寻着阳光。我们在黎明前离开开罗的时候还冷得要命，在卢克索下飞机的时候却很热。杰尼瓦到机场来接我。
见到她我非常高兴，高兴得我观察力都迟钝了，不过我确实注意到她胖了。我不是说她有多笨重；我是说她大约有三百磅。她是个胖女人了。她的头发原来是一种粗剌剌的黄，现在成了金黄色，不过她那马萨诸塞的口音仍一如既往地浓重。在上尼罗河地区听来就像音乐一样悦耳。她丈夫—现在是个上校了—是个身材修长的中年男人，是埃及末代国王的亲戚。他在那个城市边上开了一家餐馆，他们就住在餐厅楼上一套舒适的公寓里。上校既幽默又机智—我猜他是个浪荡子—还是个酒鬼。我们前往凯尔奈克的神庙观光时，我们的译员兼导游带着冰块、汤力水和劲酒。我跟他们一起待了一周，大部分时间都在神庙和陵墓中转悠。晚上就在他的酒吧间里消磨时光。战争迫在眉睫—空中到处都是俄国人的飞机—唯一的另外一位游客是个英国人，坐在酒吧里细读他的护照。最后一天，我去了尼罗河游泳—用的是优雅的爬泳姿势—他们开车把我送到机场，我在那里吻别了杰尼瓦—和卡伯特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