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耳忒弥斯喜欢下雨、溪流、沟渠、喷嘴、瀑布、水龙头—所有流动的水—所发出的那种简直具有治愈效果的声音。春汛的时候，他会开车一百英里特地前去倾听瓦库沙水库那汹涌澎湃的泄水声。这爱好其实也没那么奇怪，因为他是个打井工，水就是他的本职工作，是他的生计所系，也是他的热情所在。水，他认为，就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他曾见过一组照片，显示的就是翁布里亚 [480] 的一个城市在井水枯竭以后不得不被遗弃的故实。大教堂、宫殿和农舍全都因为干旱而渺无人迹—其威力远甚于瘟疫、饥荒或者战争。人类找寻水源，水源也在找寻相称的人类。对于水源的追逐，造就了划时代的人类大迁徙。人的身体的大部分也是水。水就是人。水就是爱。水就是水。
事实是这样的：阿耳忒弥斯用一款老式的史密斯与马修森牌链式冲击钻机来打井，每分钟在这个星球上钻六十下。机器开动起来发出可怕的喧闹声，曾引发了两次投诉。一次来自一个非常神经质的家庭主妇，另一次来自一个同性恋诗人，他说这冲击钻把他的格律全都给毁了。阿耳忒弥斯则相当喜欢这噪声。他跟他守寡的母亲一起住在城镇边上互助会的那些小小的白房子里，这家与那家的区别仅限于他们悬挂美国国旗的方式不同。你会发现它们坐落于僻远的路边—六七幢小房子聚在一起，并无任何特别的缘由。没有商店，没有教堂，没有任何具有中枢意义的建筑。狗狗睡在上头的草坪修剪得非常整齐，一切全都整洁干净，不过每幢房子上都飘扬着光荣的星条旗。这种爱国热情并不能追溯到这些居民得到了他们祖国的财富这一事实。他们并没有。他们都是些工作辛苦的穷人，过着节俭朴素的生活，唯恐入不敷出。那些从我们的经济体系中获益丰厚的富人反倒不大会对星条旗怀有这样的激情。比如说，阿耳忒弥斯的母亲—一位辛苦工作的女人—就拥有一根旗杆，窗台上的花盆箱里插着五面小旗，第七面国旗则挂在门廊上。
他的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原本还以为指的是自流井 [481] 呢。一直到他长大成人，他才发现他的名字其实是希腊神话中贞洁的狩猎女神。他也并没怎么放在心上，反正大家都叫他阿耳忒。他一身工作服，冬天的时候戴一顶渔夫的针织帽。他对陌生人的态度朴厚、羞涩而又热情，因为他读过很多书，具有一种机灵而又好奇的智能。他父亲当初是从学徒入行的，连高中都没毕业。他对自己没怎么受过教育深感遗憾，一心想让他儿子能够读大学。阿耳忒弥斯上了一所位于本州北部名叫雷克顿的小型大学，拿到了工程学位。在一位非常鼓舞人心的教授的影响下，他还有机会接触到了文学。这位教授叫莱特尔，从外形上来看，莱特尔并无任何突出之处，可他就是那种学生们多年不遇的老师，只要是一上他的课，大家就都会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欲望，一心想读书、写论文，并且分享和讨论他们对人类历史所秉持的最私密的情感。莱特尔对阿耳忒弥斯青眼有加，鼓励他阅读斯威夫特 [482] 、多恩和康拉德。他为这门课写了四篇论文，莱特尔慷慨地给了他A的成绩。他对于散文的听觉被一种对于像“不和谐音”、“敲击”、“悸动地”和“怦怦地”之类词汇无可救药的迷恋给毁了。这也许跟他的职业不无关系。
莱特尔建议他在一家工程学杂志找个编辑的工作，他也认真考虑过这个建议，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当一名打井工。他是在某一个星期六拿定主意的，那天他跟他父亲带着他们的打井设备去了他们那个县的南边，那儿有幢大房子—一个大庄园—已经造了起来。庄园里有一个游泳池和七个浴室，而他们的井一分钟只能提供三加仑的水。阿耳忒弥斯签了合同再往下打一百英尺，可是即便如此，一分钟的出水量也只有六加仑。那幢庞然大物、造价高昂而又毫无用处的房子使他深切地认识到他这门职业的重要性。水，水。（最后那幢大房子的主人只得拆除了楼上的六个卧室，腾出空来建了个储水罐，当地的消防队每周两次负责把储水罐给灌满。）
阿耳忒弥斯对生态学的知识只限于水。四月一号去钓鱼的时候，他发现南溪的几条瀑布咕嘟嘟地冒着肥皂泡。部分水源肯定会向下滤到他工作的地方。那个月的晚些时候，他在湖滨的那条溪流里钓到一条五磅重的鳟鱼。鳟鱼在那个地方出现是桩挺意外的事，他特意把那条鱼拿给渔猎监督员看，请教他这种鱼该怎么做来吃。“不用费那个心思啦，”监督员道，“它体内滴滴涕的含量足以把你给放倒的。这些鱼再也不能吃了。大约四年前，政府在湖岸四周喷洒了不少滴滴涕，而这些杀虫剂全都被冲进了那条小溪里。”阿耳忒弥斯曾经打过一眼井，结果在井里发现了滴滴涕，另一眼井里发现了燃油的微量遗留。他对于环境日益恶化的感觉是强烈而又极其务实的。他跟人家签约找寻饮用水，如果他找不到可以饮用的水，他就连饭都吃不上了。环境污染对他而言不但意味着对于人类愚蠢和贪婪的悲痛之情，也同样意味着入不敷出。他的打井工作只失败过两次，可是这个概率不论是对他还是别人而言都大为不利。
还有就是：阿耳忒弥斯不信任那些探测水源的占卜人，他们那个县里有几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靠用分叉的果树嫩枝占卜地下水的存在与否赖以谋生。果树的果实一定得是有核的。譬如说，苹果树的嫩枝就起不到作用。在果树的嫩枝和占卜者的心灵已经确定了一个水源地之后，阿耳忒弥斯才被雇了来在那儿打井。以他的切身经验，那些探测水源的占卜人成功率很低，他们很少能占卜到一处还说得过去的水源地，不过因为这其中包含了某些魔法的因素，结果使他们具有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寻找水源的时候，有些人宁肯相信一个魔术师而非一位工程师。如果魔法真能胜过知识，所有的一切都将变得何其简单：水，水。
阿耳忒弥斯是那种经常谈婚论嫁的人，可是人到三十了仍旧是光棍儿一条。他跟麦克林家的姑娘出双入对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是情人，可是当他求婚的时候，她却把他甩了，嫁给了杰克·巴斯科姆，因为他有钱。至少这是她的说法。阿耳忒弥斯忧郁了一个月左右，然后他就开始跟一个叫玛丽亚·佩特罗尼的离了婚的女人出双入对，那女人住在枫树大街，是个银行的出纳。他并不确知，不过他感觉玛丽亚的年龄比他要大。他对于婚姻的观念是罗曼蒂克的，而且有点幼稚，他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个面带稚气的处女。玛丽亚可不是。她是个精力充沛、滥饮无度的女人，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起在床上度过的。有天深夜或是一大早，他在她身边醒了过来，仔细思考了一下自己的人生。他已经三十了，仍旧没有个新娘。他跟玛丽亚约会了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他在朝她靠过去把她叫醒之前，他想到她一直以来都是多么幽默、好心、热情而又柔顺。他在轻抚她的后背时，他觉得他是爱她的。她的后背显得如此完美，几乎都不像是真的。就像植物黄油包装上的姑娘那样一个纯洁而又清新的姑娘形象，仍旧残存于他头脑中的某个部分，可是她到底在哪儿呢，她又何时才能出现？为了某个他从没见过的姑娘而小看了玛丽亚，他是否正在铸成大错？等她醒了以后，他就求她嫁给他。
“我不能嫁给你，亲爱的。”她说。
“为什么？你想要个更年轻的男人？”
“是的，亲爱的，但不是一个。我想要七个，一个接着一个。”
“哦。”他道。
“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这么做过了。那是在认识你之前。我邀请了我认识的七个最好看的男人来吃饭。没有一个是结了婚的。有两个是离了婚的。我做了香煎小牛肉片。我们都喝了很多，然后全都脱光了衣服。我就是想这么着。等他们全都完事以后，我并不觉得肮脏、堕落或者可耻。我完全没有任何不好的感觉。这让你觉得恶心吗？”
“不尽然。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干净的之一。我就是这么看你的。”
“你疯了，亲爱的。”她道。
他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亲了她一下跟她道了晚安，但也就这么着了。他继续跟她约会了一段时间，但她保持忠诚的阶段像是已经过去了，他猜她又开始跟别的男人约会了。他又开始继续寻找一个就像植物黄油包装上的姑娘一样纯洁而又清新的姑娘了。
时值初秋时分，他正为奥姆斯特德路上的一幢老房子打井。第一口井就要枯竭了。那户人家姓菲勒，他们付给他每英尺三十美元的打井费用，当时就是这个标准。他很确信能在他打井的那个位置找到水源。他的钻探设备在工作的时候，他就安坐在他那辆卡车的驾驶室里看书。菲勒太太从屋里来到他的卡车旁，问他想不想来一杯咖啡。他尽可能礼貌地婉拒了。她颇有风韵，可是他进入这个行业之初就下定了决心，决不招惹那些家庭主妇们。他想迎娶植物黄油包装上的那个姑娘。中午的时候，他打开他的午餐盒，一个三明治吃到一半的时候，菲勒太太又来到了他的驾驶室旁。“我刚给你做了个美味的汉堡包。”她说。
“哦，不，谢谢您，夫人，”他说，“我这儿有三个三明治呢。”他说的确实是“夫人”，而有时候他说的却是“啊呸”，虽然他正在读的，而且读得津津有味的，是奥尔德斯·赫胥黎 [483] 的书。
“你必须跟我进屋去，”她说，“我不会拿你的拒绝当回事的。”她把驾驶室的门打开，他只得跟在她身旁，来到了宅子的后门。
她胸大屁股也大，一张愉快的脸，头发肯定染过，因为是一种灰色和蓝色的混杂。她已经在厨房的餐桌旁为他安排好了座位，他在吃她做的汉堡包时她就坐在他对面。她直言不讳地把她一生的经历都告诉了他，这也是当时美国的风俗。她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埃文斯维尔，毕业于埃文斯维尔北部高中，高三的时候当选为苹果花皇后。高中毕业后进了布卢明顿的大学，菲勒先生比她年长不少，当时是大学里的一位教授。他们从布卢明顿搬到了锡拉丘兹，然后又搬到了巴黎，在那儿他一举成名。
“他是因为什么成名的？”阿耳忒弥斯问道。
“你是说你从没听说过我丈夫？”她道，“J.P.菲勒。他是个著名的作家。”
“他都写了什么？”阿耳忒弥斯问。
“哦，他写了很多作品，”她说，“不过他最著名的是那本《屎》。”
阿耳忒弥斯笑了，阿耳忒弥斯涨红了脸。“那本书叫什么名字？”他问。
“《屎》，”她说，“这就是书名。我很惊讶你居然从没听说过。它卖了大约有五十万册呢。”
“你是开玩笑吧。”阿耳忒弥斯道。
“不，这可不是玩笑，”她道，“跟我来。我拿给你看。”
他跟着她走出厨房，穿过几个房间，房间里的布置比他熟悉的任何人家都更富丽和舒适。她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名叫《屎》的书。“我的上帝，”阿耳忒弥斯道，“他是怎么会想到写这么一本书的？”
“呃，”她说，“他在锡拉丘兹的时候，他得到了一笔基金的资助，用以调查文学中的无政府主义。他请了一年的假。也正是在那时，我们去了巴黎。他想写一本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书，就像是性一样，只不过在他得到资助的时候，有关性的所有内容都已经被写尽了。后来他想到了这个主意。毕竟，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然的。这就是他的说法。它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不论是国王，是总统，还是海上的水手。他就像火、水、泥土和空气一样重要。有些人也许认为这并非一个写作的文雅话题，但他痛恨温文尔雅，再者说了，相较于那个时代你能买到的那些书，《屎》其实还是相当纯洁的。我很惊讶你居然从来都没听说过它。它被译成了十二种语言。你瞧。”她朝一个书架上一指，阿耳忒弥斯看到有法语、意大利语、日语和俄语的《屎》，“你要是有兴趣，我可以送你一本平装本。”
“我很愿意拜读一下。”阿耳忒弥斯道。
她从一个壁橱里取出一本平装本。“他不在这儿太遗憾了。他会很高兴为你亲笔签名的，可是他在英国呢。他喜欢到处旅行。”
“哦，谢谢您，夫人，”阿耳忒弥斯道，“谢谢您的午餐，还有这本书。我必须回去工作了。”
他检查了一下钻探机，爬进驾驶舱，放下赫胥黎，拿起了J.P.菲勒。他以相当的兴趣读着那本书，不过他的怀疑仍旧很顽固。除了去上大学和从那儿回来，阿耳忒弥斯从来没有外出旅行过，然而他又经常觉得自己是个旅行者，置身于陌生人当中。就算是走在中国的一条大街上，他也不会像此时此刻感觉更加格格不入了，因为他正努力想去理解居住的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一个既富有又受人尊敬的人，会去写一本关于粪便的书。
那本书写的就是：粪便。各种形状、大小、颜色的粪便无所不包，同时还有对于厕所的众多描述。菲勒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世界。既有新德里和开罗的厕所，他还亲眼看见或是想象出了教皇在梵蒂冈的便器以及日本天皇在东京皇宫里的如厕设施。颇有几段对于人之本性的抒情描述—在西班牙一个柠檬果园的腹泻，在尼泊尔一个高山隘口的便秘，在希腊群岛上的急性痢疾。那本书写得丝毫都不枯燥，而且正如菲勒太太所说，它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普适性，但是阿耳忒弥斯继续感觉他就像是迷失在了某个像是中国的国度里。他并不是个假正经，不过他日常使用的语汇确实有些一本正经。当一口井靠一个化粪池太近了时候，他将这种危险称作“排泄物问题”。他曾有好多次“怨恨”（他的语汇）玛丽亚，可是在历数他们的做爱并回忆起具体的技巧时，又似乎削弱了这种体验。他想，确实有一种性爱的心醉神迷，凭借其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看来是能够超越于评头品足之上的。五点稍过的时候，他看完了那本书。看来像是要下雨了。他关掉钻探机，给它蒙上一层防水布，然后就开车回家了。经过一片泥塘的时候，他把那本《屎》扔了进去。他不想把它藏起来，他也很难跟她母亲描述这本书是怎么回事，而且反正他也根本就不想再读一遍了。
第二天下雨了，阿耳忒弥斯弄得浑身湿淋淋的。钻探机有螺丝松了，一上午的大部分时间他都花在修理机器上。菲勒太太很担心他的健康。她先是给他拿了条毛巾出来。“你会得重感冒的，你这个亲爱的男孩儿，”她道，“哦，你看看你的头发卷得多么厉害。”然后，打了把伞，她又给他端了杯茶过来。她强劝他进屋里去换上身干衣服。他说他不能离开他的钻探机。
“再者说了，”他道，“我从来都不感冒的。”话音刚落，他就开始打喷嚏了。菲勒太太坚持要他要么到她屋里，要么就回家去。他感觉很不舒服，终于在大约两点钟的时候不再硬撑了。菲勒太太的话一点儿都没错。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的喉咙就开始疼了。他的脑袋昏昏沉沉。他吃了两片阿司匹林，九点左右就上了床。午夜过后他发起了高烧，一阵阵的寒热。高烧的结果匪夷所思地使他仿佛重新回到了孩童时期的情感状态。他把自己蜷成一种尚在母腹中的姿势，两手夹在膝盖中间，间歇性地一会儿大汗淋漓，一会儿又直打寒战。他感觉自己孤独无依而又备受呵护，不负责任而又舒适惬意。他父亲仿佛重新又活了过来，下班的时候为他的电动火车带回一个新的开关或是为他的钓具箱带回一个带钩的鱼饵。他母亲给他端来了早饭并给他量了一下体温。他烧到了一百零三度 [484] ，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迷迷瞪瞪地在打瞌睡。
中午的时候，他母亲进屋里来说楼下有位夫人要见他。她还带了些汤来。他说他什么人都不想见，可是他母亲却显得有些生疑。那位夫人是位客户。她满怀善意。就这么把人家拒之门外会显得很无礼的。他感觉太过虚弱，实在也是无力表示反对了，几分钟后，菲勒太太端着满满一罐头瓶的肉汤站在了他的门前。“我跟他说过他会生病的。我昨天跟他说过的。”
“我去隔壁的邻居家里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有阿司匹林，”他母亲道，“我们的全都吃光了。”她离开了房间，菲勒太太把门给关上了。
“哦，你这个可怜的男孩儿，”她道，“你这个可怜的男孩儿。”
“只是感冒而已，”他道，“我从来都不生病的。”
“可你是病了呀，”她道，“你病了，而我告诉过你你会生病的，你这个傻孩子。”她的声音发颤，在他的床沿上坐下，开始抚摸他的额头。“你要是听话到我屋里去的话，现在你就能在那儿挥舞你的大锤了。”她把自己的爱抚延伸到他的胸膛和肩膀，然后，探到他的被单底下，由于阿耳忒弥斯从来都不穿睡衣，她直捣黄龙。“哦，你这个亲爱的男孩儿，”菲勒太太道，“你总是这么快就能硬起来吗？它真是好硬啊。”阿耳忒弥斯呻吟起来，菲勒太太动起手来。然后他弓起背来，发出一声压抑住的低沉喊叫。他喷射的轨迹有点像是罗马焰火筒喷发出来的一颗颗小火球，这也就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痴迷于各种烟花和焰火了。这时他们听到楼下的房门开了，菲勒太太赶紧离开他的床铺，坐到了窗前的一把椅子上。她面色绯红，呼吸急促。
“他们家的阿司匹林全都是婴幼儿用的，”他母亲说，“是粉红色的，不过我猜，只要你多吃上几片，它还是能照样管用的。”
“你干吗不去趟药房买点阿司匹林呢？”菲勒太太说，“你放心去就是啦，我留下来陪他。”
“我不会开车，”阿耳忒弥斯的母亲说，“这是不是挺滑稽的？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从来就没学会怎么开车。”菲勒太太差一点就建议她步行前去药房了，不过她意识到这很可能会暴露她的意图。“我这就给药房打个电话，看他们是不是肯把药给送过来。”他母亲道，出去的时候没有关房门。电话在过道里，菲勒太太坐在那把椅子里没动。她又多待了几分钟，然后假装高兴地跟他道别。
“你赶快好起来，”她说，“回头给我打一眼好井。”
三天后，他重新回去工作。菲勒太太当时不在家，不过她在十一点左右带着一大堆日用杂货回来了。正午时分，他正要打开饭盒的时候，她端着个小托盘从屋里出来，上面是两杯冒着热气的棕色饮料。“我给你做了杯香甜热酒 [485] 喝。”她说。他把驾驶室的车门打开，她爬进来，挨着他坐下。
“里面有威士忌吗？”阿耳忒弥斯问。
“就加了一小滴，”她说，“大部分就是茶和柠檬汁。这会让你快点好起来的。”阿耳忒弥斯尝了一口他的香甜热酒，感觉他之前还从没尝过劲头这么大的甜酒。“你读过我丈夫的书了？”她问道。
“我翻了翻，”阿耳忒弥斯羞赧地道，“我看不太懂。我是说，我不明白他干吗非得写这个。我没读多少，不过我想它比有些书要好。我真正讨厌的那种书里面的人物就只是走来走去，点燃香烟，扯那些类似‘早上好’的闲篇。他们就只会走来走去的。我读一本书的时候，我想读到的是写地震、探险和海啸的那种书。我不想读那些人们只会走来走去、开门关门的书。”
“哦，你这个傻孩子，”她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都三十啦，”阿耳忒弥斯道，“我知道怎么打井。”
“可你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她说。
“你想要一眼井，我猜想，”他说，“一分钟能出一百加仑水。上好的饮用水。”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我现在想要什么。”
他在座位上稍稍往后一靠，解开了裤带。她把头一低，那姿态相当奇特，就像是一只鸟儿在啄食种子或是喝水一样。“嘿，感觉很棒啊，”阿耳忒弥斯道，“真的棒极啦。我要射的时候，你想让我跟你说一声吗？”她只是摇了摇头。“我就要射啦，”阿耳忒弥斯道，“我就要大射特射啦。你想让我憋住不射吗？”她摇了摇头。“哎呀，”阿耳忒弥斯喊道，“哎呀。”他作为一个情人的局限之一就是在那最高潮的一刻，他总是会大声喊叫：“哎呀，哎呀，哎呀。”玛丽亚就曾经经常抱怨他这个毛病。“哎呀，”阿耳忒弥斯吼道，“哎呀，哎呀，哎呀。”就仿佛他受到巨大高潮的痛苦折磨似的。“嘿，那感觉真棒，”他说，“真的棒极啦，可是我敢打赌这是不健康的。我是说，我敢打赌，你要是一直都这么干的话，你就会变得拱背屈腰了。”
她温柔地吻了吻他道：“你疯了。”他觉得他们俩彼此彼此。他给了她一个他带来的三明治。
钻探机这时候已经打到了三百英尺的深度。第二天，阿耳忒弥斯把大锤拖了上来，把量筒放下去测量水质。井水浑浊不清，但并没有肥皂泡，他猜测出水量在一分钟二十加仑左右。菲勒太太从屋里出来的时候，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她看起来并不高兴。她面容浮肿，两只眼睛红红的。“我要再往下打个十五到二十英尺，”阿耳忒弥斯道，“我想你就要有一眼好井啦。”
“然后你就会走了，”她道，“而且再也不回来啦。”她哭了起来。
“别哭，”阿耳忒弥斯道，“请别哭啊，菲勒太太。我可不喜欢看到女人哭啦。”
“我恋爱了。”她大声地呜咽道。
“哦，我猜像你这样的一个好女人肯定会经常恋爱的。”阿耳忒弥斯道。
“我爱上你了，”她呜咽道，“这种事情还从来没在我身上发生过。我早上五点就在床上醒来，然后就开始等你来。六点，七点，八点。太痛苦了。没有你我就没法活啦。”
“那你丈夫呢？”阿耳忒弥斯高高兴兴地问。
“他知道，”她呜咽道，“他在伦敦。我昨晚上给他打了电话。我告诉了他。我觉得不该瞒着他：他回家来的时候原本期待见到一个爱他的妻子，结果他妻子却爱上了别人，这有失公道。”
“他是怎么说的？”
“他什么也没说。他把电话给挂了。他原定今晚上回来的。我必须五点钟去接机。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呃，我得回去干活儿啦，夫人，”他以其最亲切质朴的态度道，“您先回屋去休息一下吧。”她转过身朝家里走去。他原本还想再安慰她一下的—任何种类的悲伤苦痛都让他心有戚戚—可他也知道他这方面所做出的任何姿态，其结果都会是有很大危害的。他重新启动钻机，又向下打了有二十英尺，到了这儿他估计出水量会达到一分钟三十加仑。三点半的时候，菲勒太太离开了家。开车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怒冲冲地瞪了他一眼。一等她离开，他立刻匆匆忙忙地行动起来。他把井口盖好，把钻机放回到卡车上，开车回了家。当天晚上大约九点钟的时候，电话响了。他本想不去接或者请他母亲去接的，可他母亲正在看电视，而且身为一位打井工，他也有随时接听电话的责任。“你们已经有一分钟三十五加仑左右的出水量了，”他说，“哈弗沙姆会为你们安装水泵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需要再建个蓄水池。问问哈弗沙姆吧。再见。”
第二天，他带上自己的猎枪和一袋三明治，去了城镇北面的林地。他算不上什么飞射的能手，那儿也没多少鸟可打，不过徒步穿越林地和牧场，爬上那些石头墙，却让他感觉相当愉快。他回到家的时候，他母亲说：“她来过了。那位夫人。她给你带了件礼物。”她递给他一个盒子，里面有三件丝质衬衣和一封情书。那天傍晚的晚些时候，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他让他母亲去说他不在家。果不其然，那正是菲勒太太。阿耳忒弥斯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休假，他明白是到了该外出旅行一趟的时候了。第二天早上，他就去了村子里的一家旅行社。
那家旅行社设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一个黑暗、逼仄的房间里，四壁五颜六色地贴满海滩、大教堂和情侣的海报。旅行社的代办是个头发灰白的女人。她办公桌上方悬一标牌，上书：唯有疯子才干得了旅游代理。她看起来面色憔悴，因为年老、威士忌或是烟草而嗓音嘶哑。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烟灰缸里前一支香烟还没掐灭，手上已经又点燃了一支。阿耳忒弥斯说他有五百美金可以花，想外出旅行两周左右的时间。“好的，我想你已经去过巴黎、伦敦和迪士尼乐园了，”她说道，“每个人都去过了。当然还有东京，不过人家告诉我飞行的过程非常累人。在一架七○七上飞十七个小时，中途在费尔班克斯 [486] 停一下加油补给。目前我有几位感觉最满意的顾客都是去俄罗斯旅游的。这是一份全包的旅游项目表。”她手拿一个文件夹在他眼前晃了晃，“三百二十八美金的费用，包你飞莫斯科的往返经济舱机票，十二天一流宾馆的住宿及全部餐费，观看冰球、芭蕾、歌剧、戏剧的赠票以及公共游泳池的通行证。还有列宁格勒和基辅的顺带游程可供自选。”他问她还有什么别的建议。“呃，还有爱尔兰，”她道，“不过现在那儿整天在下雨。已经有将近十天没有一架飞机在伦敦降落了。它们只能在利物浦上空盘旋，等着降落，然后再乘火车南下。罗马很冷。巴黎也一样。去埃及的话，路上就要花三天时间。对于两周的旅程来说，太平洋就别考虑了，不过你可以去加勒比海，但预订的名额很难弄到。我猜你会想买些纪念品的，不过在俄罗斯可买的东西并不多。”
“我什么都不想买，”阿耳忒弥斯道，“我只想出去玩玩。”
“听我的建议，”她说，“去俄罗斯吧。”
那看来正是他能在他自己与菲勒先生和太太之间拉开的最大距离。他母亲的表现非常冷静。大多数拥有七面美国国旗的女人对此都会表示反对的，可她却说了句：“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宝贝儿。你需要改变一下。”他办理签证和护照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一个晴朗的傍晚，他登上了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八点整由肯尼迪机场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其他大多数的乘客都是日本人，都不会讲英语，那真是个漫长而又孤寂的旅程。
莫斯科正在下雨，所以阿耳忒弥斯听到了他喜欢的声音—雨声。那些日本人都讲俄语，他跟在他们后头穿过停机坪来到了机场的主楼，在那里排成了一个长队。队伍移动得很慢，他等了足足有一个多钟头的时间，这时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来到他身边，问道：“您是阿耳忒弥斯·巴克林先生吗？我有个很好的消息要告诉您。请随我来。”她找到了他的行李，强行穿过一个个等待入关和入境的队伍。一辆巨大的黑色汽车正等着他们。“我们先去您的旅馆，”她说，她讲话带着明显的英国口音，“然后我们就去莫斯科大剧院，我们伟大的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希望在那儿欢迎您这位美国无产阶级的一员。各行各业的人民都来参观我们美丽的祖国，但您是第一位打井工。”她的声音轻快悦耳，而且显然为她带来的消息兴奋不已。阿耳忒弥斯则是一头雾水，舟车劳顿，而且灰头土脸。他朝车窗外望去，正看到那位领导人钉在树上的巨幅肖像。他感觉心惊胆战。
他为什么会感觉心惊胆战呢？他一直都是为有钱有势的人打井，对待他们的态度不卑不亢，既不害怕也不害羞。赫鲁晓夫只不过是个农民，依靠精明狡诈、精力非凡和红运齐天，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两亿多人的主宰。问题就在于此；当他乘坐的那辆大轿车驶近城市的时候，赫鲁晓夫的无数幅肖像就开始从面包店、百货店和路灯柱上看着阿耳忒弥斯。印着赫鲁晓夫肖像的旗帜在横跨莫斯科的一座大桥上迎风招展。在马雅可夫斯基 [487] 广场上，一幅赫鲁晓夫巨大的、被灯光照得雪亮的肖像，满面笑容地俯视着朝地铁入口冲去的他的孩子们。
阿耳忒弥斯被带到一个叫作乌克兰的宾馆。“我们已经迟了。”那年轻女人道。
“我先得洗个澡、刮个脸，否则我哪儿都不能去，”阿耳忒弥斯道，“我这个样子哪儿都不能去。而且我还想吃点东西。”
“你上去换衣服，”她说，“我跟你在餐厅碰头。你喜欢鸡肉吗？”
阿耳忒弥斯上楼来到他的房间，拧开了浴缸里的热水龙头。不用说大家也都猜得到，没有一滴热水流出来。他用冷水刮了脸，已经开始穿衣服的时候，那热水的出水口发出火山爆发般的喧嚣，开始喷射出铁锈色的滚烫热水。他就在那种水里洗了个澡，穿好衣服，下得楼来。她坐在餐厅的一张桌子前，他的晚饭已经摆好了。她很客气地点了一瓶伏特加，他在吃他的鸡肉之前一饮而尽。“我不想催你，”她说，“但我们要迟到了。我会尽力做些解释。今天是斯塔维茨基战役 [488] 的五十周年纪念。我们要前往莫斯科大剧院，你要跟苏共中央主席团坐在一起。我是不能跟你一起坐的，所以你几乎什么都听不懂。纪念大会上会有几次讲话。然后，等讲话结束后，在舞台后面会有一次接见，我们伟大的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会亲自欢迎你这位美国无产阶级的一员来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想我们该走了。”
那同一辆汽车和同一位司机在等着他们，从乌克兰宾馆去莫斯科大剧院的路上，阿耳忒弥斯数了一下，共有他要见到的那个人的七十幅肖像。他们从一道后门进入莫斯科大剧院。他被带到舞台上去，致辞和讲话已经开始了。这次纪念仪式由电视台实况转播，灯光照明使得舞台热得就像是沙漠，这种错觉又因为舞台的两侧装饰有塑料的棕榈树而进一步得到了强化。阿耳忒弥斯对讲话的内容一个字都听不懂，不过他四顾寻找着那位领导人。他并没有坐在主席包厢里。那里坐了两个很老的女人。讲话临近一个小时的时候，他的痛苦已经转变为厌烦以及因膀胱充盈而引起的不安。讲话马上就要到两个小时的时候，他就只剩下昏昏欲睡了。后来纪念仪式终于结束了。后台安排了自助餐，他按照指示去了那里，等着赫鲁晓夫声势浩大地现身，可是这位领导人却并没有出现，当阿耳忒弥斯主动询问他会不会来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他吃了个三明治，喝了杯葡萄酒。没有人跟他讲话。他决定从大剧院走回旅馆，为的是活动活动腿脚。他一离开剧院，就有一位警察拦住了他。他不断地重复他住的旅馆的名字，并且指着他的鞋子，等那个警察终于明白以后，就给他指明了方向。阿耳忒弥斯于是就上了路。那看来像是他乘坐那辆大轿车所走的同一条路线，但是赫鲁晓夫所有的肖像却全都消失不见了。所有那些从面包店、路灯杆和墙面上朝他俯视微笑的肖像全都不见了。他以为自己是迷路了，一直到他过了一座莫斯科河上的桥，他记得桥上本来是有旗帜招展的。那些旗帜也都不再迎风招展了。当他到达旅馆的时候，他四顾寻找原本挂在大堂里的赫鲁晓夫的那幅巨大的肖像。也没了。于是，就像在他之前那么多其他的游客一样，他哼唱着非现实的布鲁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上楼进入一个陌生的房间。他又怎么能猜得到赫鲁晓夫已经被废黜了呢？
阿耳忒弥斯跟一个英国人一起在餐厅里吃早饭的时候，才从此人口中听说了这一内情。那人还建议阿耳忒弥斯，如果他需要一位翻译的话，他应该前往中央政府机关而非苏联国际旅行社。他在一张卡片上用西里尔字母为他写下了具体的地址。他过分殷勤地用俄语向周围的侍者要这要那，阿耳忒弥斯对于他讲俄语的流利程度大为钦佩；但事实上，他只不过是那种能用七国语言点个煎蛋和烈酒的游客之一，你要是让他用任何一门外语从一数到十，他都做不到。
旅馆门前有好几辆出租车在等着，阿耳忒弥斯把地址给了司机。他们走的路线跟昨天去莫斯科大剧院的路线相同，阿耳忒弥斯有机会能够复核了一遍赫鲁晓夫的肖像在最多两三个小时之内就全部被撤下的这一事实。那肯定得有好几百人才能做得到。那个地址是幢阴暗肮脏的办公楼，门前挂着块英俄双语的牌子。阿耳忒弥斯爬上几段寒碜的楼梯后，来到一扇包有衬垫的门前。为什么要包衬垫？为了隔音？还是发疯？他打开那扇门，走进一个灯光明亮的办公室，跟一个引人注目的年轻的女人说他想请一位翻译带他游览莫斯科。
俄国人对于照明貌似没有多大的热情。要么是光线太强，要么就是太弱，照在那个年轻女人身上的灯光显得没精打采的。然而，她的美貌却足以克服这一不利的情况，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赫鲁晓夫的上千幅肖像在三个钟头之内就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怎么就不能在三分钟之内坠入情网呢？看来就是这么回事。她大约有五英尺五英寸高 [489] 。他身高六英尺 [490] ，也就是说她身高正合适，这方面的考虑是他一直都很重视的。她的额头和她脑袋的形状非常秀雅，她站着的时候，头微微上扬，就仿佛她习惯于跟比她高的人讲话一样。她穿了件紧身的毛衣，显出她那漂亮的胸部，她的裙子也很紧身。这个部门貌似归她掌管，不过尽管她明白无误地展示出她身为管理者的职权，她的举止中却丝毫没有咄咄逼人的架势。她的女性气质非常浓厚。她的精髓似乎体现在两个方面：少女的气质以及她摆动头颅的迅捷。她看起来完全能够胜任比她年轻得多的女性的变化多端与喜怒无常。（他后来才知道，她已经三十二了。）她头颅摆动起来就仿佛她的视野很狭窄似的，就仿佛她是从一样目标转移到另一样身上，而非将全景尽收眼底。她的视野并不狭窄，但他得到的印象却是这样。她的相貌中隐含着某种乡愁，某种怀恋过去的迷人的女性意识。“克西耶娃太太会带您四处游览的，”她说，“刨除出租车费，费用是二十三卢布。”她讲英语的口音就跟那位去机场接他的女人一模一样。（他永远都不会知道，她们俩都是通过列宁格勒大学一位皈依了共产主义的英国女家庭教师录制的磁带学的英语。）
他对于这个陌生国度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但他仍旧决定碰碰运气。“您愿意跟我共进晚餐吗？”他问。
她以充满审视而又愉快的目光看了他一眼。“我要去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她道。
“我能跟您一起去吗？”他问道。
“哎呀，可以，”她道，“当然可以。六点在这儿跟我碰头吧。”然后她把克西耶娃太太叫了来。这是位肩膀宽阔的女人，很有男子气概地跟他握了握手，但没有微笑。“就请您带领我们这位来自美利坚的游客进行二十三卢布的莫斯科一日游吧。”他数出二十三个卢布，把它们放到他刚刚爱上的那个女人的桌上。
走下楼梯的时候，克西耶娃太太说：“那就是曾经的娜塔莎·丰纳罗娃。她是丰纳罗夫元帅的女儿。他们之前生活在西伯利亚……”
提供了这一信息之后，克西耶娃太太就开始赞颂起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在剩余的一整天里继续赞颂个没完。他们从办公室出来，没走几步路就到了克里姆林宫，她先领他去参观宫里的军械库。门前排了很长的队伍，不过他们强行挤了进去。到了里面，他们在鞋上罩上一层毡布袋，导游领他看了沙皇的皇冠御宝，皇家马具，以及一些皇家服饰。阿耳忒弥斯看得很厌烦，开始感觉累得要命。他们在克里姆林宫里参观了三个教堂。在他看来，它们全都富丽堂皇、高耸巍峨，而且神秘莫测。然后，他们叫了辆出租，去了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 [491] 。阿耳忒弥斯开始注意到了莫斯科的气味—虽然远离任何耕地—是粪肥、酸凝乳、酸乳清以及沾满泥土的工作服的气味。这气味在乌克兰宾馆那巨大的大堂里徘徊不去。克里姆林宫的那几个金色的教堂，香烟缭绕，闻着就像是谷仓，而在这个美术馆里，凝乳与乳清的气味被一种神秘而又明显的牛粪味儿大大加强。一点钟的时候，阿耳忒弥斯说他饿了，两个人就一起吃了顿午饭。饭后他们去了列宁图书馆 [492] ，之后，又去了一个改为俗用的修道院，已经改建成一个民俗博物馆。阿耳忒弥斯实在是已经看够了，参观完那个修道院以后，他就说他想回宾馆休息了。克西耶娃太太说，他们的游览尚未结束，已经收了的游览费是不会返还的。他说他不在乎这个，就叫了辆出租回到了乌克兰宾馆。
他六点钟又回到了那个办公楼。她正在街上等他，站在大门前。“今天的游览开心吗？”她问他。
“哦，是的，”阿耳忒弥斯道，“哦，是的。我不像是喜欢博物馆的那种人，不过说起来了，我以前也从来没有进过任何一家博物馆，谁知道呢，我也许能学着欣赏它们的。”
“我讨厌博物馆。”她说。她轻轻地挽起他的胳膊，轻轻地把自己的肩膀靠在他的肩膀上。她的头发是一种非常浅的棕色—也并非金色—不过在街灯的照耀下闪着光。她是直发，在脑后简单地编了条短辫儿，用一根橡皮筋扎着。空气潮湿而又寒冷，有一股子柴油废气的味儿。“我们去听卢恩察沃斯基的朗诵，”她说，“地方不远。我们走过去就行。”
哦，莫斯科，莫斯科，所有匿名的城市里面最为匿名的城市！在夏里亚宾 [493] 的胸像上有几朵枯死的鲜花，但是貌似这就是城里唯一的花儿了。一个真正伟大的城市在秋日夜晚的不协调之处，部分就在于烘焙咖啡、红酒（在罗马）、新鲜面包，以及男男女女捧着鲜花朝情人、配偶或是并无、绝无任何特别之处的什么人家里走去的气息。随着天色越来越暗，华灯初上，阿耳忒弥斯像是没有发现一天结束时的任何令人兴奋之处。透过一扇窗，他看到一个孩子在读一本书，一个女人在煎土豆。是因为所有的公爵都已烟消云散而所有的宫殿却仍旧矗立在眼前，才让你觉得—且不管是好还是歹—这个城市生活中一组至关重要的光谱已经消逝不见了吗？他们路过一个用绳编篮子装着三条新鲜面包的男人。那个男人边走边唱着歌。这让阿耳忒弥斯很高兴。“我爱你，娜塔莎·丰纳罗娃。”他说。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克西耶娃太太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
他们看到前方矗立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雕像，虽然阿耳忒弥斯当时对这位诗人一无所知（现在也一样）。那雕像是个庞然大物而又格调低俗，是斯大林时代重塑整个俄罗斯文学万神殿的一个遗迹。（就连可怜的契诃夫都在身后被追加了英雄气概十足的宽肩和饱满的额头。）天越来越黑，越来越多的灯光亮起。然后，当他们看到那群人的时候，阿耳忒弥斯也看到他们抽烟喷出的烟雾，已经在三十或是四十英尺高的空中形成了平平的一层浓厚的、不自然的烟云。他猜想这就是某种反演过程吧。他们还没走到广场，他就听到了卢恩察沃斯基的声音。俄语相对于英语而言，是一种更富有冲击力的语言，更少音乐性但更多变化，也许是这一点使它听起来更铿锵有力。那声音很有力量，不但在于其音量，而且更在于其情感的力度。它听起来既令人忧郁惆怅又血脉偾张。阿耳忒弥斯除了那音色以外什么都听不懂。卢恩察沃斯基站在马雅可夫斯基雕像底下的一个平台上，面向站在他们那怪异的云层或者烟雾的华盖下的一千或者两千名观众朗诵爱情的诗篇。他并非在歌唱，但他声音的力量堪比歌唱的力量。娜塔莎做了个手势，就像是在向他展示世界的一项伟大的奇迹，而他也感觉或许确实是这样。
他是个游客，是个陌生人，他不远万里就是为了见识陌生的事物而来的。黄昏已经颇冷，但卢恩察沃斯基只穿了件衬衣。他肩膀很宽—是肩膀的骨架很宽。他手臂很长。他的双手很大，当他将手握成一个拳头—每隔几分钟他就要握紧一次—那拳头显得巨大无比。他个头很高。他一头金发，头发既没剪短又没梳理。他的目光具有光明正大的正人君子那种出人意表而又令人信服的顾盼神采。阿耳忒弥斯觉得他不仅掌控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而且在场的任何人哪怕有顷刻之间的漫不经心，他都会心到神知。朗诵结束的时候，有人递给他一束即将枯萎的菊花和他的西装外衣 [494] 。“我饿了。”阿耳忒弥斯道。
“我们去一家格鲁吉亚的馆子，”她说，“格鲁吉亚人的烹饪水平在我们当中是最高的。”
他们去了一个非常喧闹的地方，在那儿，阿耳忒弥斯第三次吃了鸡肉。离开餐馆后，她再次挽起他的胳膊，把肩膀靠在他的肩膀上，领着他沿着一条街道走下去。他不知道她是不是会把他带回家，如果真把他带回家，他又会见到什么人？年迈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也许是位室友？“我们去哪儿？”他问。
“去公园。可以吗？”
“很好。”阿耳忒弥斯道。等他们到了以后，他发现那个公园跟别的公园并没有什么两样。有树木（在这个季节叶子全都落光了），有长椅和混凝土的步道。还有一个混凝土的、肩上扛着个孩子的男人的塑像。那孩子手里拿着一只鸟。阿耳忒弥斯猜想它们是意在象征进步或是希望。他们俩在一条长椅上坐下，他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吻了她。她温存而又娴熟地予以回应，于是在接下来的半个钟头里，他们就相互地吻个不停。阿耳忒弥斯感觉很自在，很钟情，多情善感得都感觉有些蠢了。当他站起来把他裤裆处的突起整理一下时，她拉起他的手，领着他去了差不多一个街区之外的一个公寓。一个武装的警察站在门口。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据阿耳忒弥斯猜想）身份证。那警察以一种似乎要故意显得无礼的态度仔仔细细地端详个没完。他像是毫不掩饰地在故意挑衅。他冷笑，他怒视，他好几次指着阿耳忒弥斯，跟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她的行为令人鄙夷一样。换了另外的环境—换了是在另一个国家—阿耳忒弥斯就要给他一拳了。最后，他们终于获准进入公寓，他们乘坐电梯—就像是个笼子—来到了另外一层。就连这幢公寓楼，阿耳忒弥斯闻着也像是一个农场。她用两把钥匙打开一道门，领他进入一个湫隘的房间。角落里有一张床。有根绳子上挂着要晾干的衣服。桌子上有半个长面包和一些吃剩的碎肉。阿耳忒弥斯迅速地脱光衣服，她也一样，他们就（他选择的说法）做爱。她用一块布把狼藉的战场清理了一下，把一根点燃的香烟塞到他唇间，还给他倒了一杯伏特加。“我希望这永远都不要结束，”阿耳忒弥斯道，“我希望这永远都不要结束。”用自己的双臂搂着她躺在那里，他深切地体验到一种两个人的密不可分，如同电流般战栗地传遍他的全身，虽然他们俩都还是完全的陌生人。他懒散地想着两年前他打的一口井，而只有上帝才知道她在想什么。“西伯利亚是什么样的？”他问。
“可好啦。”她道。
“你父亲是什么样的？”
“他喜欢黄瓜，”她说，“我们被发配西伯利亚前他是个元帅。我们回来以后，他们在国防部给了他个办公室。是个很小的办公室。里面没有椅子，没有办公桌，没有任何桌子，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他早上去到那里，就坐在地板上。然后他就死了。现在你必须得走了。”
“为什么？”
“因为很晚了，我要为你担心了。”
“明天能见你吗？”
“当然。”
“你能来我的宾馆吗？”
“不，我不能那么做。在一家旅游宾馆里被人看到，对我是不安全的，再者说，我反正也都讨厌他们。我们可以在那个公园里碰面。我给你把地址写下来。”她从床上起来，走到房间那头。她的体形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完美得几乎都显得有些反常了。她胸部坚挺，她腰肢纤细，她臀部丰满。她走起路来风摆杨柳，就仿佛装了满满一袋大号铅弹似的。阿耳忒弥斯穿上衣服，跟她吻别，从楼上下来。那个警察将他拦住，但因为他们俩谁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最后还是放他走了。阿耳忒弥斯在他宾馆的前台要房门钥匙的时候，经过了一番拖延。然后一个身穿制服的人出现了，拿着阿耳忒弥斯的护照，把签证抽出来。
“明天早上你就离开莫斯科，”他说，“你搭乘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七六九航班到哥本哈根，然后换机飞纽约。”
“可是我想看看你们伟大的国家，”阿耳忒弥斯道，“我想去看看列宁格勒和基辅。”
“机场的大巴九点半开车。”
第二天一早，阿耳忒弥斯请宾馆大堂苏联国际旅行社的代理打电话给翻译局。当他在电话里请娜塔莎·丰纳罗娃接听时，他被告知没有这么个人，从来就没有过。在他抵达莫斯科四十八小时后，他就打道回府了。飞机上的其他乘客都是美国游客，他还能跟他们说说话、交交朋友，把时间给打发掉。
几天后，阿耳忒弥斯就开始工作，到布鲁斯特村外的硬盘地上打井去了。那个地方是由一个探测水源的占卜人选定的，那人自己都半信半疑的很没把握，但是他错了。打到四百英尺的时候，他碰到了石灰岩，一股甜水以每分钟一百加仑的水量涌了出来。从莫斯科回来十六天以后，他收到了娜塔莎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信封上他的地址是用英语写的，但有很多西里尔字母，贴的几张邮票色彩都绚丽已极。这封信让他母亲惊慌失措，而且她还告诉他，这信也引起了邮递员的警觉。去一趟俄罗斯是一回事，但从那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国度收到信件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亲爱的，”娜塔莎在信上写道，“昨天夜里我梦到你和我是雅尔塔黑海上的一朵浪花。我知道你从没到过我的祖国的那个部分，但如果你是一朵浪花，而且正朝海岸涌去，你就能看到积雪皑皑的克里米亚山脉。在雅尔塔，有时候就在玫瑰绽放的时节，你都能看到山上在下雪。当我从梦中醒来时，我感觉欢欣鼓舞而又轻松愉快，我嘴巴里真的有咸咸的味道。我必须在这封信上签上菲菲的名字啦，因为这么荒唐怪诞的内容是不可能由你钟情的娜塔莎写出来的。”
他当晚就给她写了回信。“最亲爱的娜塔莎，我爱你。你要是能来这个国家，我就娶你。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会很高兴带你看看我们是怎么生活的—那些道路、树木和城市里的灯光。跟你们的生活方式是很不一样的。我说的这番话句句真心，你要是需要机票费用的话，我会寄给你的。如果你决定你并不想嫁给我，你可以再回家去嘛。今晚是万圣节。我想你们在俄罗斯没有这样的节日。这是个大家认为死人会重新出现的夜晚，当然了，他们肯定不会出现的，但孩子们都会装扮成鬼魂、骷髅和恶魔，在大街小巷四处游荡，你要给他们糖果和零钱的。请你到我的祖国来，嫁给我吧。”
这部分还简单，可是用俄语字母照抄她的地址却花了他长得多的时间。他一直写到第十个信封，才算是有了个自我感觉满意的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在去上工前，先把他那封信送到了邮局。那邮局的柜员是他的一个朋友。“你这究竟是在干吗呢，阿耳忒，给共产党写这种鬼画符的玩意儿？”
阿耳忒弥斯为人朴厚。“呃，你瞧，萨姆，我去过那儿一两天，在那儿认识了这个姑娘。”寄那封信需要一张二十五美分的邮票，是亚伯拉罕·林肯的一张阴沉沉的版画。阿耳忒弥斯想起娜塔莎那封信上那些漂亮的邮票，就问有没有活泼一点的邮票，他那个朋友说没有。
十天后，他收到了她的回信。“我喜欢想象我们的信件相互错过了，我喜欢想象它们拍打着翅膀在大西洋上空的某个地方擦肩而过。我很愿意来到你的祖国嫁给你，或者让你在这儿娶我，可是在这个世界终于获得和平之前，我们是做不到的。真希望我们的爱不必一定要依靠和平。星期六的时候我去了乡下，鸟儿、白桦和松树都令人心里感到宽慰。真希望你能跟我在一起。一个一位论派 [495] 的神学博士昨天来我们办公室想找个翻译。他看起来颇有智慧，我就亲自带他转了一遍莫斯科。他跟我说，要想成为一个一位论者，我不必一定要相信上帝。上帝，他告诉我，就是从混乱走向秩序、走向人类责任的发展过程。我总是把上帝想象成坐在云端里，被一群群的天使所簇拥，但也许祂其实是住在一个潜水艇里，被人鱼的大军所簇拥呢。请寄我一张你的快照，再给我写信。你的信件让我感到非常快乐。”
“随信附上一张快照，”他写道，“那是三年前在瓦库沙水库拍的。这是东北分水岭的中心。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今天凌晨三点钟我就醒了，想着你。那种感觉很奇妙。我喜欢黑暗。黑暗在我看来就像是一幢有很多房间的大房子。有六十或是七十间。现在，下班以后的夜里，我就去滑冰。我猜想在俄罗斯，每个人肯定都会滑冰。我知道俄国人打冰球，因为他们通常都能在奥运会上打败美国队。三比二，七比二，八比一。开始下雪了。爱你，阿耳忒弥斯。”写地址的时候，他又大费了一番周章。
“你上一封信走了十八天才到，”她写道，“我发现自己都是在你的信到来前就开始写回信了，不过这也没有什么神秘的，真的，因为在邮局里有个巨大的钟，一边是黑色，另一边是白色，显示着世界上不同地域的时间。在你那儿的黎明刚刚破晓的时候，我们的白天已经过了一半。他们刚刚油漆了我的楼梯。用的颜色是所有市政油漆工都喜欢的颜色—浅棕色，带深棕色的边框。他们干活儿的时候，在我的邮箱的底部溅上了一点白漆。现在，当我乘坐电梯下来的时候，那点白漆给了我一个错觉，我还以为里面有了一封你写来的信。我无法摆脱这一错觉。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奔向邮箱，却只发现那一小块白漆。现在我转过身来又上了电梯，那一滴油漆让人如此痛苦不堪。”
有天晚上他下班回家的时候，他母亲告诉他有人曾从县政府的所在地打电话过来，说是有急事找他。阿耳忒弥斯猜想肯定是国内收入署打来的。他一直都没法跟他们解释清楚在寻找水源上的盈亏情况。他是个尽职尽责的公民，就主动拨打了那个号码。接电话的是一个自称为库柏先生的陌生人，听起来他可不像是国内收入署的人。库柏想马上跟阿耳忒弥斯见一面。“呃，你瞧，”阿耳忒弥斯道，“今晚是我的保龄球之夜。我们那队获得并列第一，我可决不想错过下面的比赛，我们最好能另找个时间。”库柏很善解人意，阿耳忒弥斯告诉他他具体在哪儿工作以及怎么到哪儿去。库柏说他十点钟会到，阿耳忒弥斯就打保龄球去了。
早上开始下雪。看起来像是有暴风雪。库柏准十点的时候出现了。他并没有从车上下来，不过他显得非常蔼然可亲，阿耳忒弥斯猜想他是个推销员。卖保险的。
“据我所知你去了一趟俄罗斯。”
“呃，我只在那儿待了四十八小时。他们取消了我的签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你一直都跟俄罗斯有通信往来。”
“是的，我认识了个姑娘。我跟她约会过一次。我们相互通信。”
“国务院对你的经历非常感兴趣。赫娄副国务卿会很想跟你聊一聊。”
“但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切实的经历。我看了几个教堂，吃了三顿鸡肉餐，然后他们就把我送回了家。”
“呃，副国务卿很感兴趣。他昨天打电话给我，今天早上又打了过来。你介意去一趟华盛顿吗？”
“我在工作。”
“也就花费你一天的时间。你早上搭乘飞机过去，下午就能回来。花不了多长时间。我想他们会支付你的花销的，虽然这还没有最后决定。我这里有给你的正式通知。”他递给打井工一张印有国务院抬头的信纸，上面要求阿耳忒弥斯·巴克林次日上午九点钟去往国务院的新办公大楼。“如果你能按时赶到的话，”库柏说道，“你的政府为此会非常感激的。其实也不必太担心九点钟这个时间，十点前是没有几个人去上班的。很高兴跟你见面。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就打这个电话找我。”然后他就走了，一眨眼就不见了，因为雪下得很大。打井的那个地方在偏僻的林区，路上是没有扫雪机扫雪的，阿耳忒弥斯午饭前就把卡车开回了家。
某种乡下习气—某种对于并非令人不愉快的生活常轨的依恋—使阿耳忒弥斯对这趟华盛顿之行心怀抗拒。他不想去，但是他们能强迫他一定要去吗？这里面唯一的强制力就是那句他的政府为此会非常感激的措辞。除了对国内收入署以外，他对他的政府并无特别的怨言，他还是挺喜欢能得到—也许有些幼稚—政府的感激的。那天夜里，他给自己打了个包，查了一下航班时刻表，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了国务院的新办公大楼。
库柏对于他们上班时间的说法一点都没错。阿耳忒弥斯在一个等待室里的冷板凳上一直坐到十点以后。然后他被带到两层楼上面，去见的却并不是副国务卿，而是一个叫谢尔盖·别林斯基的人。别林斯基的办公室又小又寒酸，他的秘书是个脾气暴躁的南方女人，穿了双卧室里穿的拖鞋。别林斯基让阿耳忒弥斯填了几个简单的官样文章的表格。他是什么时候抵达莫斯科的？什么时候离开莫斯科的？他都在什么地方有过停留？等等。他填完这些表格以后，别林斯基又分别复印了一份，然后就带阿耳忒弥斯又上了一层楼，来到一个叫莫斯的人的办公室。这里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秘书很漂亮，喜欢卖弄风情，穿了双鞋子。家具说不上奢侈，不过比别林斯基办公室的陈设整整高了一个档次。办公桌上有鲜花，墙上还挂了一幅画儿。阿耳忒弥斯把他还记得住的那些东西又重复了一遍，应该记住的那点东西。当他描述赫鲁晓夫打算接见他的那种种安排时，莫斯哈哈大笑；莫斯大喊大叫。他是个非常高雅的年轻人，衣冠楚楚，风度翩翩，阿耳忒弥斯不禁有些自惭形秽，感觉自己粗俗、不洁而又寒酸。他其实够整洁、够彬彬有礼的，但他身上的衣服在肩部和胯部都绷得太紧。“我想副国务卿现在应该愿意见见我们了。”莫斯道，然后他们又往上走了一段楼梯。
那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地板上铺满了地毯，四壁都装着护壁板，那位秘书穿着一双黄铜搭扣的长靴，靴筒一直伸到裙子里面，上帝才知道一直延伸到什么部位。这么短短的一段距离，从那位脾气暴躁、脚蹬拖鞋的秘书那儿，他们已经跨越了多大的距离！阿耳忒弥斯真是想念他的钻机，他的工作服和他的午餐盒。先是给他们端上了咖啡，然后那位秘书—穿长靴的那位—就遣散了莫斯，带他去晋见副国务卿。
副国务卿的办公室里除了一个很小的办公桌之外，完全没有办公的样子。里面到处是各种颜色的小地毯、沙发、绘画和鲜花。赫娄先生个头很高，看起来面色疲惫，要么也许是身体欠安。“你能赶过来真是太好了，巴克林先生。我就不绕圈子，直奔主题啦。我十一点钟得去国会山。你认识娜塔莎·丰纳罗娃。”
“我跟她约会过一次。我们一起吃了个饭，在一个公园里坐了坐。”
“你跟她通信。”
“是的。”
“当然啦，我们已经监视了你们的通信。他们的政府也是一样。我们的情报部门感觉你们的通信当中包含了某些情报。她，身为一位元帅的女儿，跟政府的关系是很近的。她家庭当中的其他成员都被枪毙了。她那次写到上帝也许坐在一个潜水艇里，被人鱼的大军所簇拥。那同一天正是我们最近这次潜水艇危机发生的日子。据我理解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我无法相信她会写出如此愚蠢的话语而不带有深层含义的。之前她还在信上说她就是黑海里的一朵浪花。那一天跟苏联的黑海演习正相吻合。你送过她一张你在瓦库沙水库边拍的照片，指出这就是东北分水岭的中心。这个，当然啦，并非什么机密的情报，不过都还是很有帮助的。后来你又写道，黑暗在你看来就像是一幢分成七十个房间的大房子。这句话写于我们正式启动第七十师的十天前。你愿意费心对这其中的任何一条做点解释吗？”
“没什么好解释的。我爱她。”
“这太荒唐了。你自己说你只跟她约会过一次。你怎么可能爱上一个你只约会过一次的女人呢？我并不是吓唬你，巴克林先生。我可以把你带到一个委员会面前，但除非你愿意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否则这都等于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我相当肯定的是你和你那位朋友已经制定出了一套密码。我当然不能禁止你写信，但我们可以截留你的信件。我所希望的是你能有出于爱国精神的合作态度。库柏先生，相信你已经见过了，他将每周左右去见你一次，交给你我们希望你能传递给苏联的情报，或者不如说假情报，当然，是埋伏在你们的密码当中的，就像你将黑暗描述为一幢房子那样。”
“我不能这么做，赫娄先生。这将是对你以及娜塔莎的双重不忠。”
副国务卿嘿嘿一笑，肩膀像个少女一样微微翘了翘。“呃，好好想想，等你拿定了主意以后就给库柏先生打个电话。当然啦，美国的命运并不仰赖你的决定。我要迟到了。”他并没有起身，也没有向他伸出手。阿耳忒弥斯的感觉比在莫斯科时还要糟糕，他唱着非现实的布鲁斯，经过那个穿靴子的秘书，乘上一台电梯，经过那个穿鞋子和穿卧室拖鞋的秘书下得楼来。他回到家的时候正好赶上吃晚饭。
他再也没有从国务院得到过任何消息。是他们犯了个错误吗？他们是傻瓜，还是太闲了？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他又给娜塔莎写了四封小心周详的信，省去了他打冰球和保龄球的具体比分。没有收到回信。他等她的回信等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经常想到她信箱上的那一小块白漆。当天气渐渐向暖以后，就能听到具有治愈效果的雨声了，至少还有这个。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