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连同干酪板 [457] 和有时候送给新娘们的丑陋的陶器，似乎具有一种跟大海联系在一起的昭昭宿命。而回忆录就是在这样的一张桌子上写成的，修正、出版、阅读，然后它们就开始了它们那通往人们租来消夏的那些住宅和小屋里的书架的必然旅程。在我们上次租住的那幢房子里，我们的床头上放着《女大公回忆录》 [458] 《一个扬基捕鲸人的回忆》，还有一本平装本的《向所有那一切告别》 [459] ，不过这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在陶尔米纳 [460] 我住的那个旅馆房间里，唯一的一本书就是Recordi d’un Soldato Garibaldino [461] ，而在雅尔塔的旅馆房间里我找到的是 [462] 。这种朝向咸水的流动，注定有一部分特质是不得人心的，但既然大海是我们赋予记忆的最为通用的象征，也许在这些已经出版的回忆录和海浪的轰鸣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亲和力吧？所以我在写下接下来的这些回忆时是怀着一种愉快的信念的，我相信它们自会找到途径，最终来到某个能对狂风暴雨的海岸景观一览无余的书架上的。我甚至都能看到那个房间—看到那块草编地毯，看到蒙着一层盐霜的窗玻璃，感觉到那幢房子正和着巨浪的轰鸣声轻轻地晃动。
我的叔祖父埃比尼泽因为他废奴主义的言行在纽伯里波特 [463] 的大街上被人扔石头砸。他那端庄娴静的妻子乔治安娜（一位钢琴艺人）曾经一个月里有一两次把羽毛编到她的头发里，蹲坐在地板上，点上一支烟斗，因为被通灵的力量赋予了一个印第安女人的人格，能够从死人那儿接收信息。我父亲的堂姐安娜·博因顿曾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教授希腊语，在亚美尼亚的大饥荒中活活把自己给饿死了。她跟她妹妹南妮全都长着古铜色的皮肤，高颧骨，以及像内蒂克印第安人那样的黑头发。我父亲很喜欢回忆他在纽约至波士顿的火车上一直大喝香槟的那个夜晚。晚饭前他就开始跟某个朋友一起喝起了小瓶装的酒，喝完那小瓶装的以后，他们又喝光了好几瓶一夸脱装和两夸脱装的，当火车抵达波士顿的时候，他们正在对付一大瓶一百零四盎司装的香槟。他觉得这种纵酒豪饮还挺英勇壮烈的。我的叔叔哈姆雷特—一个黑嘴巴的老废物，年轻时曾是纽伯里波特志愿消防队舞会上的明星—临死前把我叫到他的床前，大喊道：“我已经拥有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好的五十年。你可以拥有剩下的。”他像是把它放在一个大盘子里就这么端给了我—那些旱灾、萧条，各种自然灾变、瘟疫和战争。他当然是大谬不然，但这个想法让他很惬意。这些都发生在“雅典人的波士顿”的周边，但是相较于菲利普斯·布鲁克斯 [464] 的布道，这个家族看起来倒是更接近于源自威尔士、都柏林以及各个酗酒成性的公国的虚诞夸饰和巧言令色。
这个家族里我母系那边最最活跃的成员之一是我的一位阿姨，她管自己叫珀西，平常她抽的是雪茄。这里面倒并没有什么性别的模棱两可。她人很可爱，很漂亮，而且非常女性化。我们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很亲近。我父亲可能不是很喜欢她，不过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记忆。我外祖父母是一八九 [465] 。我不知道他在英格兰到底犯了什么错，不过他的移民新世界是由他岳父珀西·德维尔爵士出钱资助的，而且还另外付给他一小笔款子，前提是他绝不再返回英格兰。他讨厌美国，到了这儿没几年就一命呜呼了。在他葬礼的那一天，外祖母向她的孩子们宣布晚上将举行一次家庭会议。他们应该准备好讨论一下各自的人生计划了。家庭会议开始后，外祖母逐一询问她的几个孩子，他们打算怎样度过自己的人生。汤姆舅舅想当兵。哈利舅舅想当水手。比尔舅舅想经商。艾米莉阿姨想嫁人。妈妈想当个护士救死扶伤。弗洛伦斯阿姨—后来管自己叫珀西—大声说：“我想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就像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那些大师一样！”外祖母于是道：“既然你们当中至少有一个对自己的天命有了清楚的概念，你们其余的就都去工作，弗洛伦斯去上艺术学校。”他们也就是这么做的，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怨恨过这个决定。
这一切看起来是多么顺利，而想来肯定又是多么与众不同。他们坐在一起开会的那张饭桌应该是由鲸油或是煤油照亮的。他们住在多切斯特的一幢农场住宅里。晚餐吃的想必就是小扁豆或者麦片粥，最好的也就是炖菜了。他们非常穷。如果是冬天的话，他们会很冷，家庭会议开过以后，当外祖母—威严的外祖母—沿着屋后的小径前往恶臭熏天的室外厕所时，风就会吹熄她手里的蜡烛。他们一个礼拜最多洗一次澡，我猜想应该也就是在室外的木桶里洗的。珀西那句简明扼要的叫喊似乎已经模糊了一个拖拉着六个孩子的穷苦寡妇的事实。肯定得有人负责清洗所有的碗碟，在油腻腻的水里清洗，而这水是用水泵抽上来、在火炉上烧热的。
在这样的回忆当中，良好的教养、贵族的出身都是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不过他们也都是毫不装模作样、虚伪矫饰的，当外祖母在饭桌上说法语的时候—她经常这么做—她只不过是想把她所受的教育派点实际的用场。当然，那也是个简单得多的世界。比如说，外祖母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说是一个喝醉了的屠户，四个孩子的父亲，用一把切肉刀把他妻子给砍死了。看完后，她直接就乘坐马拉街车或是双座小马车去了波士顿—有什么交通工具就乘坐什么。谋杀发生的那户廉租房周围围着一大群人，有两个警察把着门。外祖母说服那两个警察让她进去，在一个血迹斑斑的公寓里找到了屠户那四个丧魂失魄的孩子。她把孩子们的衣服收拾了一下，就带着四个孩子回了家，留他们住了一个月或是更长的时间，一直等找到其他收养的人家。安娜堂姑决定把自己饿死，以及珀西希望成为一个画家也都是以同样斩截的方式做出的。那是珀西觉得她自己最擅长的事情—那是她能够实现的最高的人生意义。
在艺术学校里，她开始管自己叫珀西，因为她感觉在人文艺术领域存在着针对女性的某种偏见。在艺术学校的最后一年，她创作了一幅六乘十四英尺俄耳甫斯 [466] 驯服野兽的油画。这为她赢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和一次前往欧洲的旅行，借此机会她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了几个月。她回来以后，接到了创作三幅肖像的委约，但她对于在这方面能否成功持过于自我怀疑的态度。结果她的肖像画变成了一种形象化的控诉，所有的三幅都没有被接受。她并不是个咄咄逼人的女人，但她容易走极端，爱挑剔。
她从法国回来后，在北部海岸的某个游艇俱乐部里认识了一个叫阿博特·特雷西的年轻医生。我说的可不是那些富有的游艇运动员，我说的是那些周末出来把一堆海上的漂流木钉在一起下海的航海爱好者。台球的毛毡里都有蛾子。家具都是回收的旧家具。两个靠撒土来掩埋排泄物的厕所，标上“男”和“女”，也就是十几艘那种按我父亲的说法驾驶起来活像是不动产的宽腰独桅船的集中停泊处。珀西和阿博特·特雷西就是在某个这样的地方认识的，她对他一见倾心。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了他那难以克服的临床猎艳生涯，而且似乎丝毫不知道情感为何物，虽然我记得他倒是很喜欢看着孩子们做祷告。珀西时刻倾听着他的脚步声，只要见不到他，她就毫无活力，他抽雪茄的咳嗽声在她听来都像是音乐，她用铅笔画了一画夹的他的脸、他的眼、他的手的速写，结婚以后又补全了他身体的其他部位。
他们在西罗克斯伯里买了一幢旧房子。天花板很低，房间里很暗，窗户很小，壁炉直往外冒烟。珀西对这一切都很喜欢，她跟我母亲一样都对那些透风撒气的废墟有种格外的喜好，这在像她们这样格调高雅的女人当中显得煞是奇怪。她把一间多余的卧室改造成一间画室，又创作了一幅巨幅油画—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这幅画在波士顿展出，但没有人买。她又画了一幅宁芙和马人。这幅画过去一直放在阁楼上的，那个马人看起来活脱脱就是阿博特姨父。阿博特姨父的行医并不是很来钱，我猜他是太懒了。我记得曾见过他在下午一点钟的时候穿着睡衣吃早饭。他们当时肯定很穷，我想日常的家务、食品杂货的采购、洗晒衣服等等都是珀西干的。有天深夜，我都已经上了床了，我听到我父亲叫道：“我不能再供养你那位抽雪茄的妹妹啦。”珀西把一部分时间用于在芬威大院 [467] 里临摹名画。这给她带来一点收入，但显然入不敷出。她艺术学校的一个朋友力劝她试试画杂志的封面。这本来是完全违背她的抱负和天性的，但当时的情况肯定是她也别无选择了，她于是开始刻意地为各杂志创作那种多愁善感的画作。她在这方面还变得相当著名了。
她从来就没有自命不凡过，但她无法忘记她并没有将她可能拥有的那些天赋特质发挥出最大的能力，而且她对于绘画的热情是真诚无欺的。当她有能力雇用一个厨子的时候，她会给那个厨子上绘画课。我记得她曾说过，那是在临近她生命终点的时候：“我死之前，我一定要回到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去看看萨金特 [468] 的水彩画。”我十六或是十七岁的时候，跟我哥哥一起去德国进行过一次徒步的旅行，在慕尼黑给珀西买了几幅凡·高的复制品。为此她感到非常兴奋。绘画，她感觉，具有某种有机的活力—它是对于意识的大陆的探索，而这里是个全新的世界。她大部分作品中那刻意的天真稚气损害了她的绘画技艺，有一段时间她开始在周六上午雇一位模特儿，专门进行人体素描。有一次到她那儿执行某次简单的差使时—还一本书或是剪报簿—我走进了她的画室，发现地板上坐着一位裸体的年轻女人。“内莉·凯西，”珀西介绍道，“这是我的外甥拉尔夫·沃伦。”她继续画她的素描。那位模特儿甜甜地微微一笑—几乎就是礼节性的一笑，不过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她那纪念碑式的裸体状态。她的乳房非常漂亮，乳头很放松，微微有点颜色，比银圆都大。画室的气氛一点都不色情或是嬉闹，我很快就离开了。有好几年我做梦都梦到内莉·凯西。珀西画的杂志封面为她赚了不少的钱，她就在科德角和缅因各买了一幢房子，买了一辆大轿车，还有惠斯勒 [469] 的一小幅油画，这幅画过去就挂在起居室里她临摹的提香的《欧罗巴》旁边。
婚后的第三年，她生下了长子洛威尔。洛威尔四岁或是五岁的时候就被认定是个音乐天才，他手指的灵巧程度确实非同寻常。他很擅长解开打结的风筝线和渔具。他半途从学校里辍学，由家庭教师负责教育，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弹钢琴上。我出于好几个原因很讨厌他。他满脑子肮脏到极点，还在头发上抹油。他如果用鲜花给自己扎个花冠戴在头上的话，我弟弟跟我就会尴尬狼狈到了极点。他不仅在头发上抹油，他来我们家做客的时候还把他的头油瓶子放在我们的药品柜里。他八岁或是九岁的时候就在斯坦威 [470] 音乐厅里举行了他的第一次独奏音乐会，在家庭聚会的时候他总会弹奏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
珀西一定是在她结婚的早期就觉察到她丈夫的淫荡好色是欲罢不能、无可救药的了，不过她还是决定—就像任何一位情人一样—去验证她的疑心。一个她衷心爱慕的男人怎么可能是个负心汉呢？她雇了个私家侦探，他们一直跟踪他来到火车站旁边的一幢叫作俄耳甫斯的廉租公寓楼里。珀西去到那里，把他跟一个失业的电话接线员捉奸在床。他还在抽雪茄，喝威士忌。“你瞧，珀西，”他应该会这么说，“你又何必跑过来做出这等事来呢？”这之后她跑到我们家里来，跟我们住了一个星期左右。她当时有孕在身，等她的儿子博福特生下来以后，发现他的大脑或者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阿博特总是宣称他的儿子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到博福特五岁或是六岁的时候，他被送到了康涅狄格的某个学校或是社会福利机构。假期的时候，他会回到家里，已经学会了耐着性子坚持到吃完一顿成年人的正餐，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他是个纵火犯，有一次当洛威尔正在演奏《华伦斯坦》奏鸣曲的时候，他还在楼上的窗户前裸露出自己的性器官。尽管如此，珀西却从来都不满腹牢骚或者百结愁肠，而且继续对阿博特姨父顶礼膜拜。
回想起来，我们这个家族几乎每个礼拜天都会聚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用以相互陪伴。也许是他们没几个朋友，也许是他们将家族的纽带置于朋友关系之上。在雨中站在珀西那幢旧宅子的门外，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似乎并不是血缘，也不是关爱，而是这个世界及其运作充满了敌意的这样一种感觉。那幢房子黑沉沉的。有着一股子焦躁易怒的气息。
客人中经常包括了外祖母和老南妮·博因顿，活活把自己给饿死的就是她姐姐。南妮退休前一直在波士顿的公立学校里教音乐，退休后就搬到了南部海岸的一个农场里。她在那儿养蜜蜂、种蘑菇，还有就是读乐谱—普契尼，莫扎特，德彪西，勃拉姆斯，等等—乐谱都是一位在公共图书馆的朋友寄给她的。我记得她非常蔼然可亲。之前我已经说过，她看起来很像个内蒂克印第安人。她长了个鹰钩鼻，她去蜂房的时候就用包干酪的罩布把自己蒙起来，一路唱着Vissi d [471]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有人说她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但我并不相信。在冬天天气很恶劣的时候，她会跟珀西待在一起，她无论到哪里总是随身带着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这套大书就竖立在餐厅里她的座位背后，随时用以查疑解惑，消除争议。
珀西家里的餐食是油腻重口的。刮起风来的时候，壁炉就会冒烟。窗外的树叶和冷雨纷纷落下。等我们饭后来到黑暗的起居室里休息时，大家全都会感觉很不舒服。这时候洛威尔就被请求弹一曲钢琴给我们听。贝多芬奏鸣曲的最初几个音符一响起，那个黑暗、闷气、臭烘烘的房间就会一变而为风景绝美的瑶池仙境。一幢小木屋矗立在葱茏的绿野中，旁边有一条小河潺潺流过。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女人步出房门，用围裙把手擦干。她呼唤她的爱人。她呼唤着，呼唤着，但是有什么东西感觉不对劲儿。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河水将会泛滥。桥梁将被冲毁。低音厚重、阴沉而且预兆着不祥。当心，当心啊！交通事故的伤亡人数简直是史无前例。暴风雨鞭打着佛罗里达的西海岸。匹兹堡已经因断电而瘫痪。饥荒扼住了费城的咽喉，任何人都不再有任何希望。然后抒情的最高声部唱出了一首长长的爱与美的赞歌。抒情的最高音部结束后，再度降到低音部，带着更多坏消息的报道卷土重来。暴风雨正向北方肆虐，席卷佐治亚和弗吉尼亚。交通事故的伤亡人数直线上升。内布拉斯加出现了霍乱。密西西比河漫过了河岸。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个活火山已经喷发。哎呀呀，哎呀呀！最高音部重新开始在这场角力中粉墨登场，循循善诱，满怀希望，比我之前听到的任何人声都更为纯净。然后高低两个音部开始了复调对位，继续，继续直到结束。
有一天下午，音乐结束以后，洛威尔、阿博特姨父和我钻进一辆汽车，开进了多切斯特的贫民区。那是在初冬，天已经黑了下来，还下着雨，波士顿的雨下起来派头极大。阿博特姨父在一幢框架式廉租公寓楼前停下车，说他要去看个病人。
“你以为他是去看个病人吗？”洛威尔问。
“是呀。”我说。
“他是去看他的女朋友。”洛威尔道。然后他就哭了起来。
我并不喜欢他。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同情。我只希望我能有些更得体一些的亲戚。他擦干泪水，我们就一言不发地坐在车里，直到阿博特姨父回来。他吹着口哨，心满意足，散发着香水的气味。他带我们去了一家药房吃冰激凌，然后就回去了，珀西正把起居室的窗户打开通风透气。她看起来有些疲惫，不过兴致勃勃的，虽然我猜想她以及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知道阿博特刚刚干什么去了。我们也该告辞回家了。
洛威尔十五岁上进入伊士曼音乐学院，他毕业的那年跟波士顿交响乐团一起演奏了贝多芬的《G大调协奏曲》。一直教育我们千万不能提钱，但奇怪的是他首次登台演出财务方面的细节我却记得清清楚楚。他的燕尾服花了一百美元，他的排练指导要价五百，交响乐团为两场演出付给他三百。我们这个家族的成员散布在整个音乐厅，所以我们没办法将我们的兴奋之情集中到一起，不过我们全都兴奋得要命。音乐会结束后我们都去绿厅喝香槟庆祝。库塞维茨基 [472] 没有出现，不过乐队首席伯金是在场的。《波士顿先驱报》和《波士顿晚报》上的乐评还是相当褒扬的，不过它们都指出洛威尔的演奏缺乏情感。那年冬天，洛威尔和珀西进行了一次巡演，足迹远至芝加哥，结果出了问题。或许是出门在外，他们相互间都是很糟糕的游伴；或许是他的演出反应很差或是观众寥寥；虽然什么都没有明说，我记得他们那次巡演却算不上成功。他们回来后，珀西卖掉了跟他们的房子毗邻的一块地产，只身去欧洲度过了那个夏天。洛威尔原本肯定可以作为一个音乐家自食其力的，但他却在某个电气仪表公司找了个体力劳动者的工作。他在珀西从欧洲回来前来看过我们一趟，跟我说了那年夏天发生的事情。
“妈妈走后爹地就不怎么着家了，”他说，“大部分的晚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常常都是自己弄点晚饭，我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电影院里。我也试着跟女孩儿搭讪，但我这么皮包骨的身板儿，实在没什么自信。呃，有个礼拜天，我开着那辆旧别克去了海滩。爹地把那辆旧别克车给了我。我看到海滩上有一对很胖的夫妇带着个年轻的女儿。他们看起来很孤单。赫什曼太太非常胖，她把自己捯饬得就跟个小丑一样，她还有条小狗。有一种胖女人是都会养一条小狗的。于是我就跟他们搭讪了几句，说我多么喜欢狗狗，他们像是很高兴能跟我说说话，然后我就跑进海浪当中，炫耀了一下我的爬泳技术，上得岸来我跟他们坐在了一起。他们是德国人，讲起话来带着一种很滑稽的口音，我想是他们那口滑稽的英语和他们的肥胖把他们搞得这么孤单的。呃，他们的女儿叫唐娜—梅，她全身都裹在一件浴袍里，她还戴了顶帽子，他们跟我说，是她的皮肤过于白皙，一定不能让太阳给晒到。然后他们又告诉我她有一头漂亮的头发，她把帽子摘下来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头发。确实很漂亮。是蜂蜜的颜色，留得很长，她的皮肤就像珍珠一样。你看得出来，太阳一晒就会把它给灼伤的。我们就聊起了家常，我买了些热狗和汤力水，还跟唐娜—梅一起沿着沙滩散了会儿步，我真是非常开心。后来，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主动提议开车送他们回家—他们是乘大巴来的—而他们说他们很乐意搭我的车，但前提是我要答应跟他们一起吃晚饭。他们住在那种有点像贫民区的地方，他是个房屋油漆工。他们的房子在另一幢房子后面。赫什曼太太说在她做晚饭的时候，我何不用水管给唐娜—梅冲洗一下？那一幕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爱上了她。她再次穿上泳衣，我也换上泳衣，我用水管很温柔地往她身上洒水。她微微尖叫了一声，叫得很自然，因为水是凉的，那时候天色越来越暗，隔壁的房子里有人在弹奏肖邦的升C小调，作品第二十八。钢琴弹得都走调了，弹的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弹奏，但那音乐，那水管，唐娜—梅那珍珠色的皮肤和金色的头发，还有厨房里传来的饭菜香以及薄暮的天色，感觉全都像是天堂一样美好。我跟他们一起吃了晚饭就回家去了，第二天晚上我又带唐娜—梅去看电影。然后我又跟他们一起吃了晚饭，当我告诉赫什曼太太我母亲不在家，而且我也几乎都见不到我父亲的时候，她说他们有一间空房，我何不跟他们一起住呢？于是第二天晚上，我打点了一些衣物，就搬进了他们那间空房，打那以后我就一直住在那儿。”
珀西从欧洲回来以后不太可能给我母亲写过什么信，即便是真的写过，那信应该也已经销毁了，因为这个家族对于各种纪念物品具有一种圣战般的厌恨。信件，照片，文凭—任何证明过去是真实的东西总是被一把火给烧掉。我想这并非如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不喜欢杂乱无章，而是因为害怕死亡。回顾过去就是一种死亡，他们不想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没有这样一封信，但就算是曾经有过的吧，依据我被告知的情况判断，这封信应该是类似这样的：
亲爱的波丽：
周四的时候洛威尔到船上来接我。我在罗马给他买了一份贝多芬的手稿，但我还没来得及给他，他就宣布他已经订婚了。他当然没钱结婚，当我问他打算怎么来养家糊口时，他说他已经在某个电气仪表公司找了份工作。我问起他的音乐时，他说他会在晚上坚持练琴。我不想操纵他的生活，我希望他能幸福快乐，但我忘不了为了他的音乐教育花的那些钱。我原本很期待回到家里的，可是一下船就得到这么个消息让我非常沮丧。然后他又告诉我，他已经不跟他父亲和我住在一起了。他跟他未来的岳父岳母一起住。
我忙于安顿下来，为了找工作我还不得不去了几趟波士顿，所以一直到一两个礼拜之后我才腾出工夫来招待他的未婚妻。我请她来喝茶。洛威尔请求我在见面的时候不要抽雪茄，我也同意了。我能明白他的顾虑。他对于我那他称之为“波希米亚的做派”感觉非常惴惴不安，我也想给他们留下个好印象。他们四点钟过来。她名叫唐娜—梅·赫什曼。她的父母是德国移民。她二十一岁，在某个保险公司做个小职员。她声音很高。她咯咯直笑。她身上可以说说的一样优点是她有一头引人注目的黄头发。我猜洛威尔可能就是被她的白肤金发给吸引住的，但这也不成其要跟她结婚的充分理由。洛威尔为我们引见的时候她咯咯直笑。她在那把红沙发上落座，一看见那幅《欧罗巴》，她又咯咯地笑了起来。洛威尔的眼睛一刻都离不开她。我给她倒了茶，问她是想加柠檬还是奶油。她说她不知道。我就很有礼貌地问她通常她喝茶的时候加什么，她说她在这之前从来没喝过茶。我就问她通常都喝什么，她说大多数时候喝的是汤力水，有时候喝啤酒。我给她的茶里加了牛奶和糖，竭力想找个闲聊的话题。洛威尔打破僵局，问我觉不觉得她的头发很漂亮。我说非常漂亮。哎哟，这可费功夫啦，她说。我一个礼拜得用蛋清洗它两回。哦，有好多次我都想把它给剪掉算啦。人们不理解。人们都觉得既然上帝赐给你这么一头漂亮的头发，你就该珍惜它，可是伺候它花的功夫不啻洗干净一水槽的盘子。你得洗它，晾干它，梳它，刷它，在夜里把它盘起来。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不过说老实话，有时候我真想把它给剪掉，但妈咪让我手按着《圣经》发誓绝不这么做。你要是喜欢，我就把它放下来好好让你看看。
我这是跟你实话实说，波丽。我一点儿都没有夸张。她走到镜子面前，从头发上取下一大把发夹，把头发放了下来。她的头发真多。我想她都能坐在上头，不过我没提这种要求。我说了好几遍真是漂亮。然后她说她就知道我会表示赞赏的，因为洛威尔跟她说我是个艺术家，对美的事物肯定会感兴趣的。就这么着，她颇花了些时间展示她的头发，然后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重新把头发整理好。那可真是件苦差事。然后她又继续说有人以为她的头发是染的，这让她很生气，因为她认为染头发的女人都是不道德的。我问她想不想再要一杯茶，她说不了。然后我问她有没有听过洛威尔弹钢琴，她说没有，他们家没有钢琴。然后她就看了看洛威尔，说他们该走了。洛威尔开车把她送回家，然后又回来，我想是期望我表个态赞同他们的婚事。我的心已经裂成了两瓣儿，当然啦。一个伟大的音乐生涯就这样被一头黄头发毁于一旦。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他说他打算娶她，我跟他说，他爱怎么着都随便他。
洛威尔娶了唐娜—梅。阿博特姨父出席了婚礼，但珀西说到做到，再也没见她儿媳一面。洛威尔每年回来四趟，礼节性地看望一下他母亲。他再也不肯靠近那架钢琴一步。他不仅是放弃了音乐，他简直是讨厌音乐。他对于淫秽那一根筋的嗜好，看来已经一变而成了一根筋的虔诚。他的宗教信仰已经从美国新教圣公会转变成赫什曼一家信奉的路德宗，而且一个礼拜天参加两次会众的礼拜。上次我跟他闲聊几句的时候，他们正在募资兴建一个新的教堂。他详尽地说起上帝的神性。“祂在我们挣扎的时候帮助我们，一次又一次。当所有的一切都似乎毫无希望的时候，祂给了我们鼓励和力量。真希望我能让你理解祂有多么奇妙，能够爱祂是一种何等的幸福……”洛威尔年未满三十就去世了，而既然一切想必都已经被焚毁，我想他当初的音乐生涯应该一丁点蛛丝马迹都不会留下了。
但我们每次到那儿去，那幢老宅子里的黑暗都似乎越来越深重。阿博特继续他的猎艳，但当他春天去钓鱼、秋天去打猎的时候，没有他在身边，珀西又极度地不快乐。洛威尔去世还不到一年，珀西就开始饱受心血管疾病的折磨。我记得她有一次在我们礼拜天的晚餐聚会上发病。她渐渐面无人色，呼吸声变得急促而又刺耳。她从餐桌上告退，还不忘有礼貌地说她忘了什么东西。她走进起居室，把门关上，但她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和痛苦的呻吟还是能够听到。等她回来的时候，她一侧的脸颊上有很大的红色斑块。“你要是不去找个医生看看，你会死的。”阿博特姨父说。
“你是我的丈夫而且你就是我的医生。”她说。
“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啦，我是不会把你当作我的病人的。”
“你就是我的医生。”
“你要是不恢复理智，你会死的。”
他当然是对的，她也知道。现在，当她看到树叶落下，雪花飘落，当她在火车站和门廊上跟朋友们道别，总有一种她将不会再经历一次的感觉。她死于凌晨三点钟，死在起居室里，她是去那儿倒一杯金酒来着，我们这个家族在她的葬礼上最后团聚了一次。
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去洛根机场乘飞机。在我穿过候机室的时候，有个在地板上哭泣的男人拦住了我。
“认识你，”他口齿不清地说，“我认识你是谁。”
“我不记得你了。”我说。
“我是博福特表弟，”他说，“我是你的表弟博福特。”
我掏出钱包，取出一张十美元的钞票。
“我不要钱，”他说，“我是你的表弟。我是你的表弟博福特。我有工作。我不要钱。”
“你好吗，博福特？”我问他。
“洛威尔和珀西死了，”他说，“他们把他们埋在了土里。”
“我来不及了，博福特，”我说，“我要误机了。很高兴能见到你。再见。”然后我就飞去了海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