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罗纳为我粉刷一面墙，然后在一道门上方画一幅湿壁画。前景是一片鲜花盛开的田野，几幢黄色的宅第或是宫殿，远处是城里教堂的塔楼。一位身披猩红色斗篷的信使正从右侧的台阶上跑下来。透过一扇敞开的大门，能看到床上躺着一个老女人。床边簇拥着宫廷侍从。高处的台阶上有两个男人在决斗。在田野的正中间，一位公主正用鲜花为一位圣徒或是英雄加冕。一圈猎犬和其他动物，包括一头狮子，满怀敬畏地在旁边观礼。在左边的远处，有一大片绿色的水域，一队大型帆船—有五艘—正朝港口驶来。高处，在天空的映衬下，是两个身着朝服吊在绞刑架上的人。我的朋友是位王孙公子，维罗纳就是他的家，但通勤火车、紫杉环绕的白色住房，以及纽约的街道和办公楼才是属于他的风景，他戴一顶绿色长毛绒帽子，穿一件腰带系得紧紧的破旧雨衣，一只袖子上还有一个香烟烫出来的小洞。
马尔坎托尼奥·帕尔拉皮亚诺—或者照大家对他的称呼：波比—是个很穷的王孙。他为一家米兰的公司卖缝纫机。他父亲在威尼斯的赌场里输掉了他最后的祖传遗产，原本他是有很多遗产可以输的。维罗纳城外有一座帕尔拉皮亚诺城堡，但这个家族保留下来的唯一的特权就是他们死后可以葬在这座城堡的地下墓室里。尽管老爷子把巨万的家产挥霍一空，波比还是很爱他父亲。有一天，他带我去维罗纳跟老爷子一起喝茶，他对待这位老赌徒的态度是恭敬而又安详的。波比的奶奶或者姥姥是个英国人，所以他有浅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他个头很高，身材修长，有个巨大的鼻子，他举手投足就像是一身文艺复兴时期的盛装一样。他戴手套的时候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往里套，把雨衣的腰带系得就像腰悬一把宝剑一样，那顶长毛绒帽子歪戴在头上就像上面插满羽饰一样。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有个情妇—一个绝色而又聪明的法国女人。他为了他的公司到处出差，有次去罗马的时候，他认识并爱上了格蕾丝·奥斯本，美国领事馆的一个职员。她是个美女。在她的性格中有一种丝毫不妥协的劲头儿，对此，一个稍微精明一点的女人是会宁肯加以隐藏的。她的政治观是极端保守的，而且她酷爱整洁。她的一个喝醉了的对头有一次说，她是那种对她们而言，汽车旅店和酒店里的水杯和马桶圈都贴了封条的女人。波比爱上她是出于好几个不同的理由，不过他尤其热爱的是她是个美国人这个事实。他热爱美国，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喜欢的罗马酒店居然是希尔顿的唯一一个意大利人。他们在坎比多里奥宫 [444] 结的婚，在希尔顿度的蜜月。一段时间以后，他被派驻到了美国，他写信问我能否帮他找个住的地方。我们附近正好有幢房子要出租，帕尔拉皮亚诺夫妇就决定租了下来。
波比和格蕾丝从意大利来到美国的那段时间我刚巧不在。我们重逢的地点是在子弹公园的火车站站台上，时间是一个周二早上的七点四十。那场面的阵仗可是够大的。大约一百位通勤者，大部分是男性，构成了整个的演员阵容。现场有铁轨，有领带，还有机车的轰鸣，不过那感觉倒更像是一个典礼，而非旅行和分离。我们扮演的角色似乎定格在早晨的阳光里，既然天黑前我们都会原路返回的，也就没有了旅行的感觉。正是这一场景的固定不变、纯正无欺，使得波比那头戴绿色长毛绒帽、身穿腰带系紧的雨衣的亮相显得极为另类。他大喊我的名字，俯身给我一个骨头都快被挤裂了的拥抱，并且响亮地在我两颊上各亲吻了一次。我可以想象得出，这样的问候和致意在七点四十分的站台上会显得多么怪异、狂热和不成体统。那场面可真是耸动视听。我想没有人笑场。有几个人把脸扭了过去。有位朋友脸都白了。我们那用非英语的一门语言的高声谈笑同样也是耸动视听。我想人家会认为我们矫揉造作、粗鲁失礼而且缺乏爱国心，但是我没办法让波比闭嘴，或是向他解释，在美国如果两个人一大早见面寒暄的话，我们只会讲几句礼节性的陈词滥调。当我的朋友和邻居们在谈论旋刀式草坪剪草机和化学肥料时，波比却在大赞这里风景之优美、美国女人的完美无瑕以及美国政治的求真务实，并且谈起跟中国打的一场战争的种种恐怖之处。他在麦迪逊大道上跟我吻别。我想我认识的人当中应该没有人看见。
此后不久，我们请帕尔拉皮亚诺夫妇吃饭，为的是把他们介绍给我们的朋友们。波比的英语非常糟糕。“我能落到你身上为了待在一起吗？”他会这么问一个女人，其实只不过是想在她身边坐下。不过，他却很有魅力，而且他举止的自然和相貌的漂亮都让他大受欢迎。我们没办法把他介绍给任何一位意大利人，因为我们一位都不认识。在子弹公园附近，那个意大利人的小族群大部分都是劳工和用人。处于这一族群顶端的是德卡尔洛家族，他们是成功而又兴旺的承包商，但是要么出于不得已，要么就是事出偶然，他们貌似从来都不跨出意大利族群聚居的边界一步。波比的地位因此颇有些“妾身未分明”。
有个礼拜六的早上，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能否帮他买点东西。他想买几条牛仔裤。他说成了“流窄裤”，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他的意思。几分钟以后，他的车就停在了我的家门口，然后载着我去了格林尼治村的军用物品商店。他开的是一辆巨大的有空调设备的汽车，车体镀满亮晃晃的铬，他开起来就像罗马人那么不管不顾。我们走进商店的时候讲的是意大利语。一听到这种语言，店里的伙计就对我们侧目而视，就像是感觉到我们要入店行窃或是拿空头支票诈骗一样。
“我们想买几条牛仔裤。”我说。
“流窄裤。”波比说。
“多大的？”
波比和我合计了一下我们并不知道他的裤腰和裤长到底多少英寸这个事实。伙计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卷尺递给我。“你自己给他量一下。”他说。我实际量了一下波比的尺寸，告诉了伙计。伙计把一条牛仔裤扔在柜台上，但并非波比想要的那一种。他详细地连打手势带解释，说他想要面料更软、颜色更浅的那种。这时，店主从商店后面工装靴的鞋盒和牛仔衬衫堆成的峡谷里大声喊道：“告诉他们我们就只有这一种。他们在老家就只有山羊皮穿，还在这儿挑三拣四！”
波比听明白了。他的鼻子似乎变得更长了，每逢情感危机，他都会有这种变化。他叹了口气。之前我还从没想到过在美国，一位至高无上的王子还有可能因为他外国人的特性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意大利我是见到过某种反美的情绪，但从没有这么粗暴无礼的，当然啦，我也不是一位王子。在美国，帕尔拉皮亚诺王子就是个意大利佬。
“非常感谢。”我说，然后朝门口走去。
“您是从哪儿来的，先生？”那伙计问我。
“我住在奇尔马克巷。”我说。
“我不是指这个，”他道，“我是问您从意大利的什么地方来的。”
我们离开那家商店，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波比想要的牛仔裤，但我看出他身为一个外国人的生活还是挺危险的。他在像广场饭店这样的地方也许是帕尔拉皮亚诺王子，但在“塞满了坚果”咖啡店 [445] 里不知道该点什么才好的时候，他就成了不可接触的贱民了。
我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见到帕尔拉皮亚诺夫妇，等我终于又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见到波比时，他貌似已经交上了很多朋友，尽管他的英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进步。然后格蕾丝打电话过来，说她父母要来探亲，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他们的鸡尾酒派对。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到的时候发现已经有十几位邻居很不舒服地围坐在一起了。波比还没弄明白美国的鸡尾酒派对到底是怎么搞的。他给大家上的是温乎乎的金巴利和橡皮软糖 [446] 。当我用英语问他能不能给我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时，他问我想要哪一种苏格兰威士忌。我说哪种都行。“很好！”他叫道，“那我就给你黑麦威士忌吧。黑麦是最好的苏格兰威士忌，对不对？ [447] ”我提这个茬儿只是为了说明，他对于我们的语言和习俗的掌握是何等参差不齐。
格蕾丝的父母是来自印第安纳的一对拙手笨脚的中年夫妇。“我们来自印第安纳，”奥斯本太太说，“但我们是十七世纪就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定居的奥斯本家族的直系后裔。我的外曾祖父是南部联军的军官，李将军 [448] 曾亲自为他授勋。我们在佛罗里达有个俱乐部。我们都是科学家。”
“是在肯尼迪角 [449] 吗？”我问。
“是基督教科学家 [450] 。”
我转向奥斯本先生，他是个退休的二手车经销商。他继续谈他们的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里面有很多百万富翁呢。那个俱乐部有一个十八洞的高尔夫球场，有个游艇码头，有个拥有大学文凭的营养师，还有一个异常严苛的入会审核委员会。他压低嗓音，并且用一只手捂住嘴巴道：“我们尽量想把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挡在外头。”
波比站在我妻子面前问道：“我能落到你身上为了待在一起吗？”
他的岳母隔着整个房间问他：“你刚才说什么，安东尼？”
波比垂下了头。他看起来很无助。“我在问杜克罗斯太太，”他腼腆地说，“我能不能落到她身上。”
“如果你不会说英语，”奥斯本太太道，“就最好不要开口。你这话听起来活像个水果贩子。”
“对不起。”波比说。
“请坐。”我妻子说。他坐下了，可是他的鼻子看起来变得非常之长。他受到了伤害。那个尴尬的派对只持续了一个钟头多一点。
然后波比有天夜里给我打来了电话，一个深秋的夜晚，说他必须得见我一面，我就请他过来了。他戴着他的手套和他那顶绿色的长毛绒帽子。我妻子在楼上，因为她并不是特别喜欢波比，我就没叫她下来。我调了些喝的，我们就坐在了花园里。
“你听！”波比说。他用的是祈使语气的ascolta [451] 。“你听我说。格蕾丝疯了……今晚上，晚饭做晚了。我很饿，要是我不能准时吃上晚饭的话，我就会失去食欲。格蕾丝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却没有晚饭可吃。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她在厨房里用一个煎锅在烧什么东西。我很有礼貌地跟她解释，我必须准时吃上晚饭。然后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我知道，可是我如果说我知道的话就会显得不通世故了。我就说：“不知道。”
“你根本想象不到。”他说。他用一只手捂住胸口。“你听，”他说，“她哭啦。”
“女人是很容易哭的，波比。”我说。
“欧洲女人可不是这样。”
“你娶的可不是个欧洲女人。”
“这还不是全部。现在又发起疯来了。她哭个不停，当我问她为什么要哭时，她解释说她之所以哭，是因为她做了我的妻子，就放弃了成为一个歌剧女高音的伟大事业。”
我并不认为一个夏日之夜—一个夏末之夜—的各种声响在我的国家和意大利之间会有多大的不同，可是当时的情况却似乎确实如此。夜晚的空气中的那些柔声细语—萤火虫和喃喃的晚风全都无影无踪了，我周围草丛中的昆虫发出如同窃贼的工具般刺耳而又掠夺成性的鸣叫声。这使得他那远方的故乡维罗纳显得无比地美好。“歌剧！”他叫道，“斯卡拉 [452] ！就是因为我她今晚才没有在斯卡拉演出的。她之前是上过声乐课，是有这么回事，可是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演出的邀请。现在她却执迷于这种疯狂的念头不能自拔了。”
“波比，有很多美国女人都觉得她们为了婚姻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发疯，”他道，他根本就没有听我说的话，“完全是发疯。可是我该怎么办？你能跟她谈谈吗？”
“我不知道这能有什么好处，波比，不过我会试试。”
“那就明天。已经很晚啦。你明天能跟她谈谈吗？”
“好吧。”
他站起身来，戴上手套，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往里套。然后，他戴上那顶有着想象中的羽饰的长毛绒帽，问道：“我的魅力—我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奔放热情的秘密何在？”
“我不知道，波比。”我说，但一种对于格蕾丝不胜同情的温暖感情充溢了我的胸膛。
“那是因为我的人生哲学中包括了一种对于因果关系和限制条件的理解和领会。她就没有这样的哲学。”
他坐进自己的汽车，猛地把车发动起来，把车道上铺的砾石飞溅得满草坪上都是。
我把房间底层的灯都关掉，上楼来到我们的卧室，我妻子正在看一本书。“波比来过了，”我说，“我没叫你。”
“我知道。我听见你们在花园里说话了。”她声音微微发颤，这时我才看到她脸上满是泪痕。
“出什么事了，亲爱的？”
“哦，我感觉我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她说，“我有那种最糟糕的把生命虚掷了的感觉。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儿，但我真的为了你和孩子们付出了太多啦。我想重新回到剧院。”
我应该解释一下我妻子的戏剧生涯。几年前，我们社区的一个业余剧团演出了萧伯纳的《圣女贞德》。玛格丽特担纲主角。我当时在克利夫兰出差，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不过我坚信演出非常精彩。一共有两场演出，第一场演出大幕落下的时候，赢得了观众长时间的起立鼓掌。人家将玛格丽特的表演向我描述为精彩绝伦、光芒四射、令人难忘。演出引起了极大轰动，纽约的好几位导演和制作人都被人敦促一定要赶过来观看第二天晚上的演出。有好几位都表示要来了。我已经说过我当时不在场了，不过玛格丽特把事情的经过都详细告诉了我。第二天早上的阳光亮得刺眼，很冷。她开车把孩子们送到学校，然后回到家想再排练一下她的台词，但是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每个人都感觉一个伟大的女演员已经诞生了。十点钟的时候乌云蔽日，北风开始刮了起来。十点半开始下雪，到了中午，大雪已经发展成暴风雪。学校一点钟关闭，孩子们都被送回家中。四点钟的时候有超过半数的道路已经关闭。火车要么晚点，要么干脆停运。玛格丽特没办法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所以她就走了两英里来到剧院。那些导演和制作人当然没有一个人能赶过来，演员们也只有一半到场，于是演出也不得不取消了。当时的计划是稍后重新上演，但扮演王太子的那个演员不得不前往旧金山，剧院又被预订去派别的用场了，而那些原本同意赶过来的制片人和导演貌似转念一想之后，都开始怀疑跑这么大老远是不是值得了。玛格丽特以后再也没有演过贞德。她满怀遗憾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了。灌进她耳朵里的那些赞美在那里面回响了有好几个月。一个令人无比激动的希望就此破灭，她感觉她的失望是理所应当而且是无比深切的，这也是人之常情。
第二天，我给格蕾丝·帕尔拉皮亚诺打了电话，下班后去了他们的家。她面色苍白，看起来很不高兴。我说我已经跟波比谈过了。“安东尼一直都很难伺候，”她说，“我正认真地考虑跟他离婚，或至少法定分居。我碰巧天生有副好嗓子，可是他却似乎觉得我是出于泄愤凭空捏造出来的，为的就是羞辱他。他声称我被惯坏了，我是个贪婪的女人。要知道，这可是这个社区里唯一一幢墙与墙之间没有铺满地毯的房子，可是当我叫人上门来给我估算一下铺地毯的费用时，安东尼却发起了脾气。他简直是勃然大怒。我知道他们拉丁人都是很情绪化的—我嫁给他之前所有的人都这么跟我说—可是在波比发起脾气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很吓人。”
“波比是爱你。”我说。
“安东尼心胸非常狭窄，”她说，“我有时候觉得他结婚可能太晚了。比如说我建议我们应该加入乡村俱乐部。他可以学着打打高尔夫，你知道高尔夫在生意中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加入乡村俱乐部的话，他就能建立很多很多很有益的生意关系，可他却觉得我这么想是不可理喻的。他不会跳舞，可是当我建议他去上个跳舞班时，他却认为我是不可理喻的。我不抱怨，我真的不抱怨。比如说，我没有毛皮大衣，也从没有要他给我买过，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这个社区里面唯一一个没有毛皮大衣的女人。”
我拙手笨脚地结束了这次面谈，我的那番话也只是给朋友们夫妻关系的困境带来了精神上的矫饰。我的话当然毫无用处，情况也没有任何好转。我碰巧知道这些情况，是因为波比每天早上在火车上都把即时的信息通报给我。他不懂得美国的男人是不跟别人抱怨他们的妻子的，这是个巨大而又痛苦的误解。有一天早上，他在站台上走到我跟前说：“你错了。你大错特错了。那天夜里，当我告诉你她疯了的时候，你跟我说根本没事儿。现在你听着！她买了一架三角大钢琴，她还请了一位声乐老师。她这么做完全是出于恶意。现在你相信她是疯了吧？”
“格蕾丝没有疯，”我说，“她喜欢唱歌这件事没有任何问题。你必须得理解她渴望追求自己的事业，这并不是心怀恶意。这个社区里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怀有这种渴望。玛格丽特现在每周有三天都到纽约去跟一位戏剧老师一起工作，我就并不认为她是心怀恶意或是发了疯。”
“美国男人都没有种，”他说，“他们唯利是图而且庸俗无比。”
当时我本该给他一拳的，可是他转过身去走开了。我们的交情显然也就到此为止了，我真是长出了一口气，因为他对于格蕾丝如何发疯的絮叨已经令人烦不胜烦，而且看来并没有能够改变或是证明他的观点的希望。他让我清静了两个礼拜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然后有一天早上，他又来到我身边。他面色阴沉，他的鼻子拉得老长，他的举止极不友好。他是用英语跟我说的。“现在你该同意我的说法啦，”他道，“我这就告诉你她正在干什么。现在你就该看明白她内心的恶意真是没有个尽头。”他叹了口气；他透过牙缝吹了个口哨。“她准备举行一个演唱会！”他叫喊道，然后转身离去。
几天后，我们收到了去阿波林家去听格蕾丝演唱的请柬。现在，阿波林太太可是我们这个地区的缪斯。通过她的哥哥、小说家W.H.托尔斯的关系，她有一些文学方面的人脉，而通过她丈夫—一个成功的牙科医生—的慷慨大方，她拥有了大量的藏画。在她家里的四壁上，你会看到杜飞 [453] 、马蒂斯、毕加索和布拉克 [454] 的大名，但这些签名出现于其上的那些画作却非常糟糕，而阿波林太太又是个具有惊人的嫉妒心的缪斯。社区里面任何一个女人如果胆敢有类似的爱好，就要被认为是低俗的篡位者。那些画儿当然都是她的画儿，可是如果有位诗人来到阿波林家度个周末，他就变成了她的诗人。她可以向你展示他，督促他朗诵自己的诗，并且让你跟他握手，但如果你跟他距离太近或者跟他说话的时间超过了一分或者两分钟，她就会带着贪婪的占有欲，带着一种怒气插进来，就好像她当场捉住你往衣兜里揣银餐具一样。我猜想格蕾丝已经变成了她宠爱的公主。演唱会在一个礼拜六的下午举行，天气极好，我悻悻地去了。这可能会影响我对格蕾丝演唱的判断，但所有的人都说她唱得很糟糕。她总共演唱了十几首歌，大部分是英文歌，大部分都带点谐趣，而且是关于爱情的。在歌曲的间歇都能听到波比沮丧的叹气声，而且我知道他是在想，是她那极度的恶意虚构出了这整个儿的场景—那些折叠椅，那一瓶瓶的鲜花，那端茶倒水的女仆。演唱会结束的时候，他仍保持着足够的礼貌，但他的鼻子看起来巨大无比。
我有段时间没有见到他，然后有天晚上，我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说，马尔坎托尼奥·帕尔拉皮亚诺在六十七号公路的一次汽车事故中受了伤，目前正在普拉特纳纪念医院养伤。我马上就跑去看他。当我问他那个楼层的护士他住哪间病房时，她喜气洋洋地说：“哦，你想见托尼？可怜的老托尼。托尼讲不来英语。”
他跟其他两个病人住在一个病房里，他断了一条腿，看起来糟透了，眼睛里含着泪水。我问他什么时候允许他回家。“回格蕾丝那儿？”他问，“决不。我决不再回去了。她父母跟她住在一起呢。他们正在申请法定分居。我要回维罗纳去。我二十七号乘坐科伦坡号起程。”他呜咽道。“你知道她要求我干什么吗？”他问。
“不知道，波比。她要求你干什么？”
“她要求我把我的名字改掉。”他失声痛哭。
*
我为波比送行，看着他登上科伦坡号，更多的是因为我喜欢轮船和航海，而不是我们的交情有多深，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这最后一部分并不比维罗纳的城墙跟我的故事有更多的相关性，不过我碰到这件事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波比，所以我还是想把它给写下来。当时我正在一个叫作阿德里亚纳波利斯的小镇，位于克里米亚山脉的陆地一侧，距雅尔塔大约有六十英里。我是乘坐一辆出租车来到这里的，正在等一个飞往莫斯科的航班的时候，碰上了另一个美国人。我们自然都很高兴能偶遇一个能讲英语的人，我们就去了一家餐厅，要了一瓶伏特加。他在位于山间的一家化肥厂里当工程师，正要返回美国度个为期六周的假期。我们占了个靠窗的桌子，可以俯瞰停机坪，那里极少有飞机起落。要是在美国的话，这里会被误认为郊区的那种私人机场，主要用于包机的起落。机场里有个公共广播系统，一个拥有非常纯正而又悦耳嗓音的年轻女子正在用俄语进行广播。我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不过我猜想她是在请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克留科夫尽快前往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检票口检票登机。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妻子，”我那位朋友道，“这种声音。我现在离婚了，不过五年前我娶了那个姑娘。她真是堪称完美。漂亮，性感，聪明，钟情，擅长烹饪—甚至还有些钱。她本来想当个演员的，不过在事有不谐之后，她也并没有愤愤不平或者大失所望或者这一类的剧烈反应。她意识到她无法胜任这种竞争，她也就放弃了，就这样简单。我是说，她可不是那种声称自己放弃了一项伟大事业的女人。我们在贝赛德有一个小公寓，她开始找工作，因为她所受的训练—我是说她知道怎么运用她的嗓音—他们录用她在纽瓦克机场做了一个广播员。她嗓音非常漂亮，一点都不做作，非常沉着、幽默而又悦耳动听。她的工作四小时一倒班，广播的内容类似：‘乘坐美联航喷气机航班前往西雅图的乘客请到十六号登机口登机；亨利·塔维斯托克先生请到美国航空公司的检票口检票，亨利·塔维斯托克先生请尽快前往美国航空公司的检票口检票登机。’我猜想那姑娘播报的应该是同样的内容。”他朝那个扩音器点了一下头，“那是个很棒的工作，一天只工作四小时，她赚的钱比我还多，她还有很多时间用于购物、烹饪，做一个贤妻，在这方面她非常擅长。呃，等我们的储蓄账户里有了五千块钱左右，我们开始考虑要一个孩子并且搬到乡下去住。那时候她已经在纽瓦克机场做了大约五年时间的广播员。呃，有天晚上在晚饭前，我正喝着威士忌看报纸的时候，我听到她在厨房里说：‘请你上桌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请你快点上桌吧。’她跟我说话用的是跟她在机场里广播时同样悦耳的嗓音，这让我很生气，我就说：‘宝贝儿，别这个样子跟我说话—别用那种嗓音跟我说话。’然后她说：‘请你上桌来吃饭吧。’就跟她播报‘亨利·塔维斯托克先生请尽快前往美国航空公司的检票口’一模一样。于是我就说：‘宝贝儿，你让我感觉就像在等飞机似的。我是说，你的嗓音非常美，但你听起来很没有人情味儿。’这时候她用非常柔和悦耳的嗓音说：‘我觉得我这是不由自主的。’然后冲我勉强而又甜蜜地一笑，就像你的航班晚了四个钟头，你已经错过了转机的航班，不得不在哥本哈根待上一个礼拜时，那些机场的工作人员向你致歉时的笑容一模一样。于是我们坐下来吃饭，在饭桌上，她一直都用这种平和而又悦耳的嗓音跟我说话。那感觉就像跟一张唱片一起吃饭一样。就像跟一盘磁带一起吃饭一样。吃完晚饭以后，我们一起看了一会儿电视，她先上了床，然后她叫我：‘请你到床上来吧，请你到床上来好吗？’那感觉就跟她告诉我前往旧金山的乘客在七号登机口登机一样。我上床睡觉，以为到第二天早上情况就会有所好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