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持写这本日记是因为我相信自己正处于某种危险的境地，除了以此记录我的恐惧之外，别无他法。我不能去报警，正如你将看到的，我也不能对朋友倾诉。我最近遭遇的自信心、理性和善心等各方面的丧失非常显著，至于是谁的错造成了这一切，却始终含混不清，令人痛苦。很可能是我自己的错。让我来举个例子。昨天晚上六点半，我坐下来跟妻子科拉共进晚餐。我们唯一的女儿已经离开了家，如今我们在厨房里吃饭，饭桌上摆着一个金鱼缸。食物是冷火腿、色拉和土豆。我吃了一口色拉，马上又不得不吐了出来。“啊，对了，”我妻子说，“我就怕会这样。你把打火机液放在餐具室里，被我错当成醋了。”
正如我所说的，这该怪谁呢？我一直很小心，留意物归其位，如果她故意要给我下毒的话，也不会这么笨拙，居然将打火机液放到色拉调料里。如果我没把机液放在餐具室里，这事就不会发生。可是，让我再多讲一分钟。吃饭的时候，来了一阵暴雨。天色黑了下来。瓢泼大雨骤然落下。晚饭刚吃完，科拉就穿上雨衣，戴上顶绿色浴帽，出去浇草坪了。我隔着窗户望着她。她似乎对周遭滂沱的雨幕浑然不觉，认认真真地浇着草坪，还特地在干枯的部分多浇了一会儿。我担心她这样邻居看了会觉得不正常。隔壁住家的女人会打电话给拐角那边的女人，说科拉·福莱下大雨天在给草坪浇水。我希望她不至于被流言嘲弄，出于这样的愿望，我来到了她身边，然而当我举着伞走近她的时候，我认识到，我没有办法巧妙地处理这种情况。我该怎么说？我该说有朋友打电话来了？她没有朋友。“进来吧，亲爱的，”我说，“你可能会被雷劈到。”
“哦，对此我很怀疑。”她用最为悦耳的嗓音道。如今这些天里，她都用比中音C高八度的调门讲话。
“你不能等到雨停吗？”我问。
“下不了很久的，”她很快地说，“雷雨从来下不长。”
我撑着伞回到屋里，给自己倒了杯酒。她说得对。一分钟以后，雷雨过去了，她就继续给草坪浇水。就这两件事而言，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不足以改变我的感觉，即我处境危险。
哦，世界，世界，世界啊，神奇又令人迷惑的世界啊，我的问题是从何而起的呢？我现在是在子弹公园的家中写日记。时间是星期二上午十点。你可能要问，工作日大上午的，我在子弹公园干什么。此时周遭仅有的男人包括三个神职人员，两个残废，还有特纳街上的一个老怪人，弄丢了他的弹珠。居民区宁静，死寂，仿佛这片领地上一切的性张力都暂停了，当然除了我的，还有那三位神职人员。我是干哪行的？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我没有去赶火车？我四十六岁，身体健壮，衣着得体，对于戴纳福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懂得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我的困境之一在于我模样太年轻。我腰围大约三十英寸，头发黑又亮，当我告诉人们，说我曾在戴纳福公司做过负责营销的副总裁以及公司总裁的行政助理时—当我在酒吧里、火车上把这些讲给陌生人听时，他们从来都不信我的话，因为我看起来太年轻了。
戴纳福的总裁埃斯塔布鲁克先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的保护人，他热衷园艺。一天下午，他正在欣赏自己培育的鲜花时，被黄蜂蜇伤，不等人们将他送到医院，就死去了。我本可以得到总裁的位子，但我想要留在销售和生产部门。这时管理层—当然，也包括我本人—投票决定跟米林通有限公司的并购，并且将帅印交给了米林通的总裁埃里克·彭南布拉。我投票同意并购是有些疑虑的，但我将这些想法隐瞒了下来，为顺利实现交接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是我说服了那些保守而不情愿的股东同意并购，我将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说动了。我从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在戴纳福工作，我从未替其他人工作过，这一点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并购成功之后过了几天，彭南布拉喊我进了他的办公室。“那么，”他说，“你完事了。”
“是，我完事了。”我说。我以为他是在表扬我争取到了股东的赞同票。我为此全美国都跑遍了，还去了两趟欧洲。换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
“你完事了，”彭南布拉严厉地说，“你需要多少时间离开这里？”
“我不明白。”我说。
“见鬼，你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才能离开这里？”他喊道，“你报废了。我们的店里雇不起你这样的人。我在问，你需要多少时间离开这里。”
“大概一个小时足矣。”我说。
“那好，我宽限你到本周末，”他说，“如果你愿意派你的秘书上来，我也要解雇她。你真的很走运。能拿退休金，遣散费，还有你拥有的公司股份，你他妈赚的钱跟我拿回家的数目差不多，可你连手指头都不用抬一下。”说完，他离开了办公桌，站到我面前。他伸出一只胳膊搂住我肩膀。他抱了我一下。“别担心，”彭南布拉说，“报废这种事我们都得面对。等轮到我的时候，我希望能像你这么冷静沉着。”
“我当然希望你可以。”我说，然后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我去了男厕所。我将自己锁在隔间里，哭了出来。我哭彭南布拉的背信弃义，哭戴纳福的下场，哭我秘书的命运—她是位很有智慧的老处女，业余时间写写短篇小说—为我自己的天真幼稚和心无城府而痛哭流涕，为我竟不堪生活简单真相的重负而哭泣。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擦干眼泪，洗干净了脸。我将办公室中所有的私人物品取出，然后搭火车回家，将消息告诉了科拉。当然，我很愤怒，而她似乎吓坏了。她开始哭起来。她退回到了自己的梳妆台前，在我们婚姻生活的许多年里，这里一直被当作哭墙来用。
“可是这没什么可哭的，”我说，“我是说，我们钱是够用的。我们有很多钱。我们可以去日本。我们可以去印度。我们可以去英国看大教堂。”她还是哭个不停，晚饭之后，我打电话给女儿弗洛拉，她住在纽约。“我很难过，爹地，”当我把消息告诉她后，她说，“我真的很难过。我懂得你现在的感受，我很想能够见见你，但不是现在。记得你跟我保证过—你保证不来烦我。”
接下来登场的人物是我的岳母，她叫米妮。米妮大约七十岁，是个粗嗓门的金发女人，她脸侧有四道疤痕，是整容手术留下的。你很可能曾经见到过米妮在尼曼·马库斯百货商店或是随便哪家大酒店的大堂里喋喋不休地讲个不停。米妮喜欢说“时髦”这个词，什么场合都能用到。说起她丈夫一九三二年自杀的事，她说：“那时候跳楼还蛮时髦的。”她唯一的儿子因为行为失当被中学解雇之后，就搬去巴黎，跟一个年长的同居了，对此米妮表示：“我知道这让人反感，但好像这事还时髦得很呢。”对于她本人那惊世骇俗的着装打扮，她是这么说的：“非常非常不舒服，但绝对时髦。”米妮冷酷又懒惰，科拉是她唯一的女儿，但她痛恨母亲。科拉有意将自己的天性朝米妮相反的方向发展。她有爱，严肃，不喝酒，心地善良。我觉得，为了保卫自己的道德—她的希望所系—科拉不得不培养出某种幻想，好像米妮不是她真正的母亲，她真正的妈妈是位圣洁亲切的夫人，整天拿着个绣圈箍干活。大家都知道幻想能有多大的力量，它能打动人心、指鹿为马。
被彭南布拉解雇了之后，我花了一天时间在家里晃荡。戴纳福的办公室不再对我开放，我很意外地发现，我几乎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的俱乐部是大学附属的，那边提供自助午餐，实在算不上是个避难所。我一直想读几本好书，眼下似乎机会来了。我拿了一本乔叟带到花园里，读了半页，但这书对于一个商务人士来说实在太难了。那天上午的其余时间我都在给生菜松土，结果只是让园丁不开心。跟科拉一起吃午饭不知为何很不自然。午饭之后科拉去午休。我去厨房倒杯水喝，却发现原来女佣也午休，她将脑袋搁在桌上，睡得正香。那个时段家中极为安静，让我感觉很古怪。但五光十色的世界和丰富多彩的娱乐还是向我开放的。我往纽约打了几个电话，订了几张当天晚上的戏票。科拉不太喜欢看戏，但她还是跟我去了。从剧院出来之后，我们去瑞吉酒店吃晚饭。我们一进门的时候，乐队正在演奏一组音乐的最后一曲—喇叭飞扬，旗帜飞舞，鼓手咧着嘴，疯狂敲击着够得到的一切。舞池中间赫然正是米妮，电臀摇摆，跺脚响指。跟她一道的舞男气喘吁吁，不断地扭头绝望地望向后方，仿佛期望教练员把海绵扔进场内 [404] 。米妮的服饰尤其闪亮，面容尤其憔悴，许多人在笑她。正如我前面所言，科拉似乎为自己塑造了一位高贵的母亲，跟米妮的这次偶遇非常残酷。我们转身离开了。在开车回家的漫长路途中，科拉什么也没说。
许多年以前，米妮一定很美。科拉就是从米妮那里继承了一双大眼睛和漂亮的鼻子。米妮一年来看我们两到三次。毫无疑问，倘或她宣布自己要来，我们一定会锁上家门，落荒而逃。她在折磨女儿方面拥有至高的能力，并且永不餍足，因此，她很狡猾地、总是出其不意地造访我们家。第二天下午我在自家花园里，试着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大约五点钟，我听到一辆汽车在房前停下。稍后天开始下雨了，于是我进起居室，看到米妮靠窗站着。当时屋里挺黑的，但没有人费心去开灯。“哎哟，米妮，”我喊了一声，“见到你真高兴，真是意外之喜啊。让我给你倒杯酒……”我打开一盏灯，这才发现站在那边的是科拉。
她缓缓转过身来，平静而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目光中满怀疑虑不安。要不是我知道自己深深伤害了她，要不是我能感觉得到她身上奔涌而出的情绪就如同伤口流出的鲜血，我也许还会以为她是在冲我微笑呢。“哦，我非常非常抱歉，亲爱的，”我说，“我非常非常抱歉。我没看清楚。”她出了房间。“光线太暗了，”我说，“一开始下雨，天色突然间就暗了。我真的非常抱歉，但这只是因为天色和下雨的关系。”我听见她爬上幽暗的楼梯，然后关上了我们房间的门。
早上我见到科拉的时候—我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再次见到她—从她脸上痛苦的表情我就知道，她一定是认为我是恶意假装将她误认为米妮的。我猜，她受伤的程度和持久度，跟彭南布拉说我报废时的我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从这一刻起，她讲话的声音提高了一个八度，并且对我讲话的时候—前提是她肯跟我讲话—话音就跟唱歌似的，挺烦人，她看人的眼神带着指责，很阴郁。话说回来，如果我一心投入在工作上，晚上回家很疲倦了，那么我可能就留意不到这些。如今我行动的机会骤然减少，想要在行动和观察之间达到健康的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继续坚持自己的严肃阅读计划，但我的时间多半花在了观察科拉的伤心和家庭事务的日益失序上。一个钟点工每星期来四次，当我看到她将灰尘扫到地毯下，将猫薄荷带进厨房里时，我有点恼了。我没说什么，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变得令人不快。跟园丁也是一样。如果我坐在门口的露台上读书，他就来剪我椅子下面的草，他要花一整天，每小时四美元，来修剪草坪，可我凭经验就知道，这活用不了这么长时间。至于科拉，我看到了她的生活是多么空洞，她有多么缺少朋友。她从来不出去吃午饭。她从来不打牌。她插花，去做头发，跟女佣交流八卦，还有就是休息。那些最微小的事也开始让我不快、感觉受到冒犯，我这种毫无道理的易怒更是让我加倍受到冒犯。当科拉漫无目的地在家里游荡时，她那轻巧而无辜的脚步声会让我恼火。甚至她讲话的方式都让我心烦。“我必须得试着把花儿摆好，”她会说，“我必须得试着去买顶帽子。我得试着去把头发做做。我得试着找本黄色笔记本。”吃完午餐的时候她会说：“现在我必须得试着躺下晒晒太阳。”但是这有什么好试的？阳光从天空倾泻而下，洒在露台上，那里摆着各式各样舒适的家具。她摊开身子，倒在一张长椅上，不出几分钟就睡着了。她小憩醒来的时候，会说：“我必须得试着不要晒坏了。”进房门的时候，她会说：“现在我得试着去洗个澡。”
一天下午，我开车去了车站，去看六点三十二分的火车进站。我从前就是乘这班车回家的。我将汽车停在一排车子之中，大多数开车的都是家庭主妇。我非常兴奋。我谁也不等，而周围的女人们仅仅是等着接丈夫下班，但在我看来，我们大家却仿佛都在等待重要得多的东西。仿佛舞台已经搭好，两个出租车司机皮特和哈利站在自己的车辆旁边。跟他们一起的是布鲁克斯顿家的艾尔代尔，他在闲逛。车站站长温特斯先生在跟邮局的女局长路易莎·巴尔康姆讲话，她住得离这儿有两站地。这些就是跑龙套的角色，是为大场面打基础的搬运工和小道消息。我将眼睛盯着腕表。然后列车进站了，片刻之后高潮爆发，一群人从车站门口喷涌而出—那么多人，那么迫切，那么像是出海归来的水手，那么匆忙，那么满怀爱意，看得我快乐地笑出声来。他们都在这里了，有高有矮，有穷有富，有圣贤也有傻蛋，有我的仇敌，也有我的朋友，所有的人都踩着轻松的步伐，眼睛放光地走出车站，我明白了，自己必须得重新加入他们的行列。我只要回去工作就好了。这决策让我感到快乐，宽宏大量，当我回到家时，我的快乐似乎有片刻时间具有了传染性。几天以来，科拉第一次用饱满温暖的声音讲话，但是当我回答的时候，她又回到了那种音乐一般的调子：“我在跟金鱼讲话呢。”的确她是在跟金鱼讲话。她见到我之后收起来的笑容是对着金鱼缸的。我都疑心她是否为了这个玻璃鱼缸和里面傻乎乎的城堡已经放弃了整个世界，放弃了其中的光明、城市以及冲突的一切。看着她满怀爱意地俯身朝着金鱼缸时，我有种本能的印象，觉得她是满怀渴望在看着另一个世界。
我早上去了纽约，打电话给一个一直对我在戴纳福的工作赞不绝口的朋友。他让我大约中午去他的办公室—我猜是要跟我共进午餐。“我想回去工作，”我告诉他说，“我希望你能帮我。”
“这个，没那么简单，”他说，“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首先一点，你不能期待得到太多的同情。业内人人都知道彭南布拉对你有多么慷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很高兴跟你交换位置。我是说，自然有一定程度的嫉妒心。人们不愿意帮助那些身处的环境比自己更舒适的人。还有一件事，就是彭南布拉希望你维持退休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这是实情，任何人要是雇了你，就会跟米林通结下梁子。再者，说到那些不开心的事实，你确实太他妈老了。我们的总裁二十七。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的头儿才三十来岁。所以你干吗不好好享享福呢？你干吗不轻轻松松地过你的舒服日子呢？你干吗不去环游世界呢？”随后我非常小心地问，如果我给他的公司投资—比如投个五万美元—他能否给我一个负责的位置。他露出一个很大的笑容。一切看起来非常容易。“我很高兴接受你的五万美元，”他轻松地说，“但是要给你找点事做，我就恐怕……”这时他的秘书进来，说他午饭要迟到了。
我站在街角，仿佛等着交通灯变绿，但其实我只是在等。我步履蹒跚。我想要做一张广告牌，将我所有的委屈写出来。我要描述彭南布拉的背信弃义，科拉的忧伤，我在女佣和园丁那里承受的屈辱，还有我是怎样因为经验匮乏的毛头小子当道而被残酷地逐出了世界的洪流。我要把这牌子扛在肩头，然后在公共图书馆前面朝九晚五地游行，向感兴趣的听众分发更详细的说明。掀起暴雪、狂风、雷霆万钧，我想要万众瞩目。
随后我走到一家小胡同的餐厅里去喝一杯，吃午餐。这是那种孤身男子吃海鲜、读晚报的地方，尽管沐浴在斑斓的灯光和飘摇的音乐声中，这地方的气氛却很反叛。领班是个罗马大道上出来的脆生角色。他双足呈外八字，将脚上的意大利皮鞋脚跟相撞，耸肩驼背，仿佛被西装上衣给束缚住了。他对酒保讲话很严厉，酒保后来悄悄对一个服务生说：“我要干掉他！总有一天我要弄死他！”“咱俩一起，”服务生也悄声说，“我们俩联手把他干掉。”衣帽间的姑娘也加入了悄悄话的群体。她想杀掉的是经理。当领班回来的时候，这些同谋犯就解散了，但气氛依然充满反抗气息。我喝了杯鸡尾酒，叫了盘色拉，然后我听到隔壁卡座上一个男人饱含激情的话音。我没别的事好做，于是侧耳倾听起来。“我不得不去了趟明尼阿波利斯，我刚刚在宾馆登记入住，电话就响了。她想跟我说热水器坏了。我身在明尼阿波利斯，她远在长岛，非得打长途电话跟我说热水器坏了。然后我就问，她为什么不打电话给管子工，然后她就开始哭。她在长途电话上哭了大约十五分钟，仅仅是因为我建议她打给管子工。总之，不管怎么说，明尼阿波利斯有家非常好的珠宝店，于是我给她买了副耳环。蓝宝石的。八百美元。我真是负担不了这种消费，但我更加承受不了不买礼物给她的后果。我是说，我可以十分钟就赚八百美元，但是正如税法律师说的，我赚到的钱落到自己手里的还不足三分之一，所以说八百美元买副耳环等于我实际花了两千美元。总之，我买了耳环，回到家就给了她，然后我们出门去巴恩斯特布尔家参加一个派对。我们回到家，发现她掉了一个耳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她不在乎。她甚至不愿意给巴恩斯特布尔家打个电话，问耳环是不是落在他们家地板上了。她不想打扰人家。所以这时候我说，这好比把钱扔进火里去，她就哭起来了，说蓝宝石是冷冰冰的石头—表达了我对她发自内心的冷酷。她说礼物里完全没有爱—这不是件爱的礼物。我所做的，只是走进一家珠宝店，把它买回来，她说。我完全没有花费心思，没有投入感情。于是我问她，是不是要我亲手给她做一副耳环—她是不是要我去读夜校，学习制作他们搞的那些寒酸丑陋的银手镯？锤制的。你知道的，每一次锤击都是爱与情感的表达。看在基督的分上，难道她要的是这样？那天晚上我又睡在客房里了……”
我继续吃，一边听着。我等待这陌生人的伙伴加入到谈话中来，发出同情或者赞同的声音，但完全没有，有一瞬间我都疑心他是不是在自言自语。我伸长了脖子朝邻座那边望去，但他在角落太远的地方，我看不到。“她有笔自己的钱，”他接着说道，“我得为这钱交税，她把钱全花来买衣服。她有好几百套裙子，好几百双鞋，三件皮草大衣，四顶假发。四顶。但是如果我要买套西装，她就说我浪费。我偶尔也总得买套衣服吧。我是说，你不能穿得跟个要饭的一样去办公室。我买什么都是浪费。去年，我买了把伞，就是为了不要淋湿嘛。浪费。前年，我买了件薄大衣，浪费。我连张留声机唱片都不能买，因为我知道这样浪费肯定要挨顿臭骂。凭我的薪水—想想看，就凭我的薪水，除非是星期天，我们早饭都吃不起培根。培根是浪费。可你看看她的电话费账单。她有个朋友，大学时候的室友。我猜她们大概很亲密。她住在罗马。我不喜欢这个人。她嫁了个很不错的家伙，那人是我的好朋友，她弃之如敝屣，把他一甩了之，他彻底毁了。可她住在罗马，薇拉总是打电话给她。上个月我打到罗马去的电话费账单超过了八百美元。于是我说：‘薇拉，’我说，‘如果你这么想跟闺蜜聊天，那你为什么不搭上飞机飞去罗马呢？那要便宜多了。’‘我不想去罗马，’她说，‘我讨厌罗马。又吵又脏。’
“但是你要知道，当我回想过去，我的过往以及她的过往，我觉得这种情况究其根源由来已久。我外婆是个思想非常解放的女性，她坚决地捍卫妇女权益。当我母亲三十二岁的时候，她去读法学院，并且拿到了学位。她从来没有执业过。她说她去读法学院是为了跟父亲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但她实际所做的却只是破坏，真真切切地毁了他们之间仅存的那点温情。她几乎从来不在家，当她在家的时候，却总是在复习考试。总是这样：‘嘘！你妈妈在攻读法律呢……’我父亲是个寂寞的男人，但世上总是有许多寂寞的男人。当然，他们不会明说。谁会讲出真相呢？你在大街上碰到个老朋友。他看起来很糟糕。简直吓人。他脸色死灰，头发脱落得厉害，而且手脚颤抖。于是你说：‘查理，查理，你看起来棒极了。’然后他浑身哆嗦着说：‘我这辈子感觉都没有这么好过，从来没有。’然后你们就分道扬镳，各走各路了。
“我明白，这对薇拉也不容易，可我能怎么做呢？上帝做证，有时候我真怕她会伤害我—趁我睡着的时候拿锤子敲烂我的脑袋。并非因为我有什么不好，而只是因为我是男人。有时候我觉得如今的女人是整个世界历史上最可悲的一群。我是说，她们正处在茫茫大海的中央。比如说，我撞到她在餐具室跟皮特·巴恩斯特布尔亲嘴。就在她弄丢耳环的那天晚上，我从明尼阿波利斯回来的那天。所以，当我一到家，还没来得及留意到耳环不见了，我就说这是什么意思，跟皮特·巴恩斯特布尔亲嘴？于是她说—非常解放地说—不该期望任何一个女人仅满足于一个男人的关爱。然后我说，那我呢？这规则对我也同样适用吗？我是说，如果她可以跟皮特·巴恩斯特布尔亲嘴，据此推论难道我就不能带米尔德丽德·伦尼去停车场亲热亲热了吗？然后她就说，我曲解她的话，故意往脏里解释。她说我打心眼里下流，她不愿意再跟我讲话了。在那之后，我留意到，她弄丢了耳环，再然后我们才闹了那么一出蓝宝石是冷冰冰的石头如何如何，再然后……”
他的话音渐低，悄声细语，同时我另外一边的卡座里，几个女人开始大声凶狠地攻击一个她们共同的朋友。我迫切想看看我后面那个男人的脸，于是我喊人结账，但是当我离开座位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永远都没办法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了。
我回到家，把车子停入车库，从厨房门进入屋内。科拉坐在桌旁，弯腰收拾一盘炸肉饼。她一只手拿着一罐有毒的杀虫剂。我拿不准，因为我近视得厉害，但我想她是在往肉上喷洒杀虫剂。我进来她吓了一跳，等到我戴上眼镜时，她已经将杀虫剂放回了桌上。因为我之前已经因为视力不济的缘故犯过一次打错，我很不愿意再犯一次，但就在桌上，摆在菜盘旁边的的确是一罐杀虫剂。这东西不该在这里，里面含有很高比例的神经毒素。“我的天哪，你在干吗？”我问。
“你以为我在干吗？”她说，话音依然是比中音C高八度的调门。
“你看起来像是在往炸肉饼里洒杀虫剂。”我说。
“我知道你觉得我不大聪明，”她说，“但是拜托，你得承认我还不至于蠢到这个地步。”
“可你拿着杀虫剂干吗呢？”我问。
“我刚刚给玫瑰除虫来着。”她说。
我败下阵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但惨遭失败而且胆战心惊。我猜想洒了大剂量的杀虫剂的肉饼是会毒死人的。如果我吃了那些肉饼，我是有可能会死的。这其中最不寻常的一点似乎在于，经历了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之后，我还是对科拉不够了解，看不出她是否真打算谋害我。我会信任一个陌生的送货员、打扫卫生的女人，但我信不过科拉。时下的风向似乎并没有驱散我们婚姻中战斗的硝烟。我调了一杯马提尼酒，进了起居室。我并没有处于任何无法立即逃离的危险境地。我可以去乡村俱乐部吃晚饭。为什么我还犹豫不决呢，回想起来，似乎是因为我站在里面的那个房间的蓝色墙面。房间很漂亮，高窗外面对着草坪、几棵树，还有一片蓝天。房间井井有条，似乎要求置身其中的我行为也要中规中矩—仿佛我要是在自家的餐桌上缺席，就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事物的秩序。如果我去俱乐部吃晚餐，那就是屈从于自己的多疑，妨害了我心里保有的希望，而我是下定决心要怀有希望的。房间的蓝色墙面似乎是生存的链条之一环，我若是开车去俱乐部，一个人在吧台吃牛排三明治，就会破坏了这一环节。
吃饭的时候，我吃了一个肉饼。有种古怪的味道，但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无从分辨这到底是客观现实，还是我的焦虑导致的了。当晚我难受得厉害，但也可能纯粹是我臆想所致。我因为严重的消化不良在浴室里待了足足有一个钟头。科拉似乎睡着了，但我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却留意到她眼睛是睁着的。我很担心，早上我自己做了早餐。午饭是女佣做的，我不大相信她会毒死我。我在花园里继续阅读亨利·詹姆斯，但当晚餐时间临近时，我发觉自己非常恐惧。我去餐具室调杯酒喝。科拉刚刚在做晚餐，现在去了家中别的地方。厨房里有个杂物柜，我就钻进去，关上了门。很快我就听到科拉回来的脚步声。我们把喷洒玫瑰花用的杀虫剂放在厨房里一个柜子里。我听到她打开了那个柜子。随后她走出去，到了花园，我听到她往玫瑰花上喷药。随后她回到了厨房，但她没有将杀虫剂放回柜子里。透过钥匙孔，我的视线受到很大的局限。她往肉里加调料的时候背朝着我，我无法分辨她到底是在撒盐、胡椒还是神经毒素。后来她又回到花园里，这时我从杂物柜里走了出来。杀虫剂并没在桌上。我进了起居室，从那儿又进了餐厅，发现晚餐已经做好了。“天真热啊。”我坐下来的时候感叹道。
“这个嘛，”科拉说，“我们是不能指望太舒服的，对不对，如果我们藏身在杂物柜里的话？”
我硬着头皮坚持坐在椅子上，翻弄我的食物，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终于吃完了这顿饭。她时不时朝我露出一个富有深意又带有恶意的笑容。晚饭后，我去了花园。我迫切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时我想到了女儿。我应该解释下，弗洛拉毕业于佛罗伦萨的米莫萨别墅，然后在史密斯学院大一读了一半的时候辍学，去下东区的出租屋跟一个性变态同居去了。我每个月给她寄一笔津贴，保证过绝不去找她，但是考虑到我处境危险，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违背承诺。于是我打电话给她，说我必须得见她。她表现得很友好，请我去喝茶。
第二天，我进城吃午饭，在我的俱乐部度过了下午的时光，打牌喝威士忌。弗洛拉给我讲清了路线，这是我不知道多少年以来第一次乘坐地铁到市中心。一切显得非常陌生。我时常想要去看看我的独生女和她的真爱，如今终于上路了。在我的想象中，这次会面的地点应该是某个俱乐部。他应该来自一个好家庭。弗洛拉会很幸福，她脸庞放光，就像初堕情网的少女那样。那个男孩子应该很严肃，但又不至于过分严肃；聪明，英俊，通身的赢家风范，一望而知其事业必将前程无限。我知道这些幻想不切实际，但也不至于如此无聊，如此庸俗，以至于其中每一点都跟现实相抵触—场景从俱乐部换到了城中最差的贫民区，诚恳青年变成了一个留胡子的怪胎。我有不少朋友的女儿嫁给了门当户对、才貌匹配的青年男子。在拥挤的地铁上，嫉妒涌上心头，怒火随后上升。为什么单挑我一个人遭受这番苦难？我很爱我女儿。我对她的爱的力量似乎是纯洁、强大而又自然的。突然我很想哭。在她的人生中，所有的大门都向她敞开着，她见识过最美的风光，我想，她也享受过跟那些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天赋的俊彦翘楚相伴交往的乐趣。
我下地铁的时候天在下雨。我遵照她的指引，穿过一片贫民区，到了一座廉租公寓。我猜那幢楼大概有八十年的岁数了。两根光滑的大理石柱支撑着罗马式的拱门。这楼甚至还有个名字。它叫伊甸园。我看到一位高举着烈焰之剑的天使，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弓着身子，手遮着私处。马萨乔 [405] ？那是我们去佛罗伦萨看她的那一次。于是我像复仇天使一样进入了伊甸园，但是我一旦站在那罗马拱门下面，只发现一条窄得好像潜水艇的升降口扶梯一样的走廊，我的灵性守护光—我始终很看重这个—此时变得非常压抑。门厅里的灯光是如此地简陋而又昏暗。我的梦境中经常会出现一段段的楼梯，我开始攀爬的这段楼梯有种骇人的不真实感。我听到西班牙语的讲话声，抽水马桶轰鸣的水声，音乐声，还有狗吠声。
或许是被怒气所驱策，再不然就是我在俱乐部喝的那些酒的关系，我轻快地一步跨过三四级台阶，但突然间就觉得喘不上气来了；不得不中途停下来，丢人地开始拼命喘息。又过了好几分钟，我才能重新迈开步子，剩下的楼梯我爬得很慢。弗洛拉将她的一张名片钉在门上。我敲了敲门。“嗨，爹地。”她高兴地说，我亲了亲她的额头。哦，迄今为止一切都好，给我的感觉新鲜而又强烈。我感到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们共同拥有的那些幸福回忆。开门就是厨房，再往里是另一个房间。“我想让您见见彼得。”
她说。
“嗨。”彼得说。
“初次见面。”我说。
“看我们做的，”弗洛拉说，“了不起吧？我们刚刚完成。这是彼得的主意。”
他们所做的，他们所完成的，就是从医疗用品商店买了具带支架的骷髅，给骨头上光，然后这里那里粘上些蝴蝶。我认出其中一些蝴蝶标本我年轻时认识，记得那时候我买不起那么贵的标本。肩胛骨上有只八八纹阿斯塔蒂蝶，一边的眼眶里有只思飞蝶，腹股沟部位有一大片东方橘蝶。“真壮观，”我说，“壮观。”竭力隐藏住我的反感之情。比较起生活中那些有实际用途的职责，这两个成年人在某个可怜的陌生人上了光的骨头上粘贵重蝴蝶的做法，让我极为烦躁。我在一把帆布折叠椅上坐下，朝着弗洛拉微笑。“你怎么样，亲爱的？”
“哦，我很好，爹地，”她说，“我很好。”
我克制自己，不去评价她的衣着和发型。她通身都是黑色，头发直直的。她穿这种服装或者说制服的目的是什么，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既不合适，也没有任何美感。这似乎反映出她的自信心；这看起来像是丧服或者修行穿的衣服，我喜欢女性穿丝绸，她这好比是公开的宣言，她对此不屑一顾。可她有什么理由鄙视华服呢？他的服装更加令我迷惑不解。是源自意大利吗？我疑心。鞋子很女气，夹克衫太短，可他看起来更像是十九世纪伦敦的街头小子，而不是来自米兰的精品街。这评价不包括他的发型。他留着胡子，上唇也有，一头黑发很长，打着卷儿，让我想起三流的耶稣受难剧里的配角信徒。他的脸倒不女气，却也非常纤弱，在我看来，明显不是个可靠的伴侣。
“爹地，你要不要喝杯咖啡？”弗洛拉问道。
“不用，谢谢你，亲爱的，”我说，“有酒水可以喝吗？”
“我们没有呢。”她说。
“能不能拜托彼得出去帮我买点回来？”我问。
“可以啊。”彼得闷闷不乐地说。我对自己说，他未必是有意无礼。我给了他一张十美元的钞票，请他帮我买些波旁威士忌。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波旁。”他说。
“那就买苏格兰威士忌。”我说。
“这片他们都喝葡萄酒。”彼得说。
这时，我沉静而友好地盯住他，看了一会儿，心想我大可以找人把他做掉。据我所知，世上还是有杀手可以雇用的，那我就给点钱，找个人往他背上捅一刀，或者把他从哪幢楼顶上推下去。我的笑容很开朗，明媚，发自内心地想弄死他，于是这男孩子钻进了一件绿大衣—又是一场好戏—出了门。
“你不喜欢他？”弗洛拉问。
“我鄙视他。”我说。
“可是，爸爸，你不了解他。”弗洛拉说。
“我亲爱的，要是我了解他再多一点的话，我就该拧断他的脖子了。”
“他很善良，又敏感—还非常慷慨。”
“我看得出他确实非常敏感。”我说。
“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善良的一个。”弗洛拉说。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我说，“但是现在我们来谈谈你吧，好不好？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谈彼得。”
“可我们住在一起啊，爹地。”
“我听说了。但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弗洛拉，是为了来看看你—看看你计划怎么生活之类的。我不会反对你的计划，不管你打算干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你不能一辈子就往骷髅上粘蝴蝶啊。我只是想知道你打算怎么度过你的人生。”
“我不知道，爹地。”她抬起面孔，“我这个年纪没人知道。”
“我又不是给你们这一代总结共同点。我是在问你。我是问你想要怎么度过你的人生。我是问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梦想，对自己有什么期望。”
“我不知道，爹地。我这个年纪没人知道。”
“我希望你能排除掉你这一代的其他人。我认识至少五十个跟你一样年纪的姑娘，人家全都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们想当历史学家，编辑，医生，主妇，母亲。人家想干点有用的事。”
彼得拿着一瓶波旁威士忌回来了，但他没有把找零还给我。我疑心他到底是贪财，还是心不在焉？我什么也没说。弗洛拉给我拿了个杯子，倒了点水，我问他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喝一点。
“我们不大喝酒。”彼得说。
“好啊，这话我乐意听，”我说，“你出去的时候，我跟弗洛拉谈了她的计划。结果我发现她根本一点打算都没有，既然她没有安排，那么我就要带她跟我回子弹公园，等到她拿定主意再说。”
“我要跟彼得在一起。”弗洛拉说。
“可是如果彼得要离开呢？”我问，“假如彼得得到一个很不错的机会，比如去国外待上个一年半载—那你会怎么办呢？”
“哦，爹地，”她说，“你不会那么做吧，对不对？”
“哦，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说，“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恢复理智。你愿意出国吗，彼得？”
“我不知道。”他说。倒不能说他的脸色为之明亮了起来，但是有那么一会儿，他似乎在认真考虑这件事。“我想去东柏林。”
他说。
“为什么？”
“我想去东柏林，把我的美国护照给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了不起的人，”他说，“作家，音乐家什么的，让他逃到自由世界里来。”
“乖乖，”我说，“你干吗不在屁股上写上‘和平’二字，然后从十二楼上跳下去呢？”
这是个错误，大错特错，灾难性的，于是我又给自己倒了更多的波旁威士忌。“我很抱歉，”我说，“我累了。但是，我的邀请还是算数的。如果你想去欧洲，彼得，我会很乐意替你出钱。”
“哦，我不知道，”彼得说，“我已经，我是说，见识过其中的一大半了。”
“总之，你记在心里，”我说，“至于你，弗洛拉，我希望你跟我回家。至少回家待一两个礼拜。我的要求仅此而已。十年以后你会恨我没有引导你走出这破地方。十年之后你会问我：‘爹地，爹地，哦，爹地，你为什么没有教导我不要把一生中最好的岁月都浪费在贫民区里？’一想到十年之后你来找我，责怪我没有逼你接受我的建议，我就无法忍受。”
“我不回家。”
“你不能待在这里。”
“我愿意我就能。”
“我停了你的津贴。”
“我可以找份工作。”
“什么工作？你不会打字，不会速记，任何一种生意你都一窍不通，你连电话接线员都干不了。”
“我可以当档案管理员。”
“哦我的上帝！”我怒号道，“哦我的上帝！你学驾船，学滑雪，去社交，去舞会，去佛罗伦萨待上一整年，每年都在海边度那么长的暑假—在所有这些之后，原来你真正想要的，只是当个老处女档案管理员啊，拿着低级公务员那点薪水，一年到头最大的刺激就是跟十来个别的老处女档案管理员一起，找个四流中餐馆，喝上两杯甜兮兮的曼哈顿鸡尾酒，就醉醺醺飘飘然了。”
我跌坐回椅子上，又给自己倒上了更多的威士忌。我心头一阵剧痛，仿佛这粗笨的器官承受了所有的苦痛，白白被折磨残了。这痛如此刺骨，我想我会死的—不是立刻就死，死在这帆布椅子上，而是几天之后，也许在子弹公园的家里，或是在舒适的医院病床上。这念头并未令我受到惊吓，相反，却是某种安慰。随着我的死亡，我所代表的那些紧张不安之处终于随之而去，我唯一的女儿也就终将直面人生，承担起生活的责任了。我从场景中突然消失，悲恸和忧虑将使她冷静下来。我的死将让她变得成熟。她将重回史密斯学院，加入合唱团，编辑报纸，跟同一阶层的姑娘们交朋友，跟一个聪明而且有远见的年轻人结婚，眼下看来，此人大约得戴着眼镜，然后两人一起养育三四个结实健康的孩子。她将感到难过。就是这样，彻夜的伤恸将会让她看清楚，跟一个流浪汉一起生活在贫民区里，是没有意义的。
“回家吧，爹地，”她说，她哭了起来，“回家吧，爹地，别管我们了！求你回家去，爹地！”
“我一直都想要理解你，”我说，“从前在子弹公园，你总是往唱机上放上四五张唱片，而当音乐一响起来，你就出门往外走。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出门去找你，走在草坪上，听着所有那些敞开的窗户里传出的音乐声，我觉得我明白了。我是说，我觉得你打开唱机播放音乐，是因为你喜欢听到音乐从窗口流出的声音。我是说，我觉得你喜欢散步结束，回到一个有音乐在播放的家里。我说对了，是不是？至少这点我理解了对不对？”
“回家去，爹地，”她说，“求你，回家去吧。”
“况且这也不仅仅是为了你，弗洛拉，”我说，“我需要你。我非常需要你。”
“回家去吧，爹地。”她说，于是我回去了。
我在城里吃了些晚餐，十点左右回到家。我能听到科拉在楼上接洗澡水，于是我在厨房边的浴室冲了淋浴。我上楼时，看到科拉坐在梳妆台前梳头发。话说，我一直忘了说科拉有多美，我有多爱她。她一头灰金色秀发，眉如墨画，嘴唇丰润，一双眼睛更是大得惊人，眼神变幻莫测，勾人魂魄，这双眼睛如此动人，有时候我不禁想，她可以将眼珠子拿出来，夹在书页中间；摆在桌面上。眼白是淡淡的蓝色，而眸子的蓝色幽深得不同寻常。她是个优雅的女子，身材不高。她烟不离口，大半辈子都是如此，然而她拿烟的样子有种可爱的笨拙之感，仿佛这根深蒂固的习惯是她才刚刚染上的。她的手臂，双腿，正面，一切都比例完美。我爱她，正因为我爱她，我知道爱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当我第一次在一个乡间婚礼上见到她时，我完全没料到，也没有想要爱上谁。当时科拉是伴娘之一。婚礼在花园里举行。有五位穿无尾礼服的乐手组成的乐队半隐藏在杜鹃花丛里。从山顶的帐篷里，你可以听见宴会承办商的人在用水桶冰葡萄酒。她是第二个登场的，穿着那种为新婚典礼特地设计的古怪服装，仿佛神圣的婚礼在限制铺张浪费的历史上，特地为自己划定了一块独特而神秘的位置。我记得她的裙子是蓝色的，上面有东西垂下来，她浅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宽檐帽，可帽顶却是完全空的。她踩着高跟鞋在草坪上走得摇摇摆摆，羞涩又难受地盯着一簇蓝花看，当她走到自己的位置时，她抬起脸羞涩地朝来宾们露出微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眼睛的深邃和巨大；第一次感到，她可以将眼珠子摘出来，放进衣服口袋里。“她是谁？”我大声问道，“她到底是谁？”“嘘。”有人说。我着了迷。我的心在跳，灵魂也在跳。婚礼的其余部分我什么都没看到。当典礼一结束，我就冲到草坪上，向她做自我介绍。直到一年之后，她答应嫁给我，我才终于心满意足。
现在，我望着她梳头发，我的心在跳，灵魂也在跳。几天之前，我曾感到她隐退到了金鱼缸的水中。我还曾疑心她企图谋杀我。我怎么能够坦然地、用尽身心之热诚地去拥抱一个我疑心要谋杀我的人？我拥抱的难道是绝望，这激情难道只是猥亵，多年以前在那个婚礼上，我见到的她那双大眼睛所象征的莫非不是美，而是残酷？我在想象中将她变成了金鱼，杀人犯，如今我将她揽入怀中，她就像天鹅，像一段楼梯、一泓清泉，像那片无人看守、无人巡视的天堂的领地。
可我在三点钟醒了过来，感到非常难过，有种叛逆的感觉，心想我不愿意去研究痛苦、疯狂、忧郁和绝望，我想去研究胜利，重新发掘爱，以及我所知道的世上所有的那些体面、光鲜和明澈的东西。随后“爱”这个字眼，爱的冲动，从我身体上方的某个地方由内而外地开始井喷。爱从我体内向每个方向喷涌而出，像水一样充沛不绝—爱科拉，爱弗洛拉，爱我所有的朋友和邻居，爱彭南布拉。这种强烈的冲动无法被“爱”这简单的字眼所限定，我似乎抓过一支洗衣标记笔，在墙上写下一个另一种字形的“ [406] 。我在楼梯上写下“愛”，在餐具柜上写下“愛”，在烤箱上、洗衣机上还有咖啡壶上写下“愛”，早晨当科拉下来的时候（她将哪儿都找不到我），目光所及，到处都会看到“愛”“愛”“愛”的字样。然后我看到一片绿色的草地，还有一泓清澈的小溪。在山脊上有许多顶上覆盖着茅草的小屋，还有座方方的教堂塔楼，于是我知道，这一定是英格兰。我从草地上爬起来，走到村中的街上，寻找科拉和弗洛拉在等着我的那座小屋。似乎什么东西搞错了。没有人认识她们。我到邮局打听，但在这里听到的答案还是一样。这时我突然想到，她们一定在庄园里。我怎么会这么蠢呢！我离开村子，沿着山坡上的草坪走到了一座乔治王式样的大宅，管家给我开了门。主人正在宴客。大厅里有二十五到三十人，在饮雪利酒。我从托盘上取了一杯，目光透过人群搜寻弗洛拉和我的妻子，但她们也不在这里。然后我谢过主人，沿着宽阔的草坪走下山坡，重新回到草地和溪水边，我躺倒在草地上，陷入了甜甜的睡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