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抢劫蒂芙尼店的时候，天在下雨。我从四十几街上一个卖仿冒珠宝的地方买了个假钻戒。然后我就冒着雨去了蒂芙尼，要店里拿戒指给我看看。店员仪态很是傲慢。我看了六到八个钻戒。起价八百元，最贵的要上万元。有一只标价三千块的，我觉得跟我口袋里那只假的很相似。我正在盯着戒指仔细看呢，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猜是熟客—出现在了柜台的另外一边。店员立刻冲过去迎接她，于是我就调换了戒指。然后我开口喊他：“非常感谢。我会好好考虑的。”“好的。”店员傲慢地说，我就走出了店门。简直易如反掌。我一路走到四十几街上的钻石市场，把这枚戒指卖了一千八。没人多问一句。随后我去了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发现有艘萨尔维尼伯爵号五点钟就要起航驶往热那亚。当时是八月，朝东航行渡海的船上有的是空位。我买了一等舱的票，船出海的时候，我就站在吧台旁。当然，酒吧还没有正式开放，但酒保用喝水的玻璃杯给我倒了杯马提尼稳住我，一直等到我们进入国际海域。萨尔维尼号的汽笛有独特的敲击声，如果你在中城附近，大概曾听到过，可八月天的下午五点钟怎么会有人在那儿？
那天夜里，我在赛马场上遇到了温沃尔太太和她年长的丈夫。他一上船就开始晕，于是我们就尽情投入到偷情那美妙无比的欺骗当中了。偷偷递纸条，装模作样地打电话，假装漠不关心，而实际上，我偷盗戒指的那点事儿跟在我的舱室里关上门之后发生的那些事比较起来，简直不算什么事儿了。到了直布罗陀，温沃尔先生恢复了正常，但这只是给我们增加了挑战性，我们就在他鼻子底下继续勾搭。我们在热那亚道了再见，我在那里买了辆二手的菲亚特，沿着海岸开始旅行。
一天傍晚，我来到了蒙特拉尔多。我在那儿停下是因为我开车开得累了。那里有道半圆形的海湾，周遭是高高的石头山崖，还有一片遍布着咖啡馆和浴场的海滩。那里有两家宾馆，一家叫大酒店，一家叫国宾馆，两个我都不怎么喜欢，咖啡馆里有个服务生告诉我说，我可以在山崖上的别墅里租个房间。他说，那边可以通过一条陡峭蜿蜒的公路上去，要么也可以走从后花园通村子里的石头台阶—后来我发现，足有一百二十七级。我沿着蜿蜒的公路将车子开上去了。山崖上长满了迷迭香，迷迭香上盖满了村里人洗净的衣物，它们就这样摊在日光里晾晒。门上有五种语言的标识，说有房间可供出租。我按了门铃，一个身材粗壮、模样很凶的用人开了门。我了解到她名叫阿桑塔。我始终没有看到她的凶相有一点点减弱。在教堂里，她扑到过道上领圣餐的时候，看起来仿佛要将牧师撞倒，搞砸其助手的活计。她说如果我预付一个星期的房租，就可以租下一个房间，而且我必须得先把钱交给她，才能迈进门槛。
那地方一团糟，但她带我参观的那个墙刷得雪白的房间在一座小塔里面，透过一面坏了的窗玻璃，房间面朝大海，视野很宽。唯一的奢侈品是一个小煤气炉。里面没有厕所，也没有自来水。我要洗漱的话，需要用一个漏水的橘子果酱罐子从井里打水上来。我显然是唯一的住客。那第一天的下午，就在阿桑塔夸赞海边空气如何有益健康的时候，我听到院子里传来一个易怒而优雅的声音在喊我们。我抢在用人前面下了楼，向一位站在井边的老妇人做了自我介绍。她身材矮小，弱不禁风又富有生气，讲一口华美的罗马腔调，令我不禁怀疑，是不是有某种文化或者社交的障眼法，让人看不到她衣衫褴褛又满身灰尘的现实。“我看到您戴着只金表，”她说，“我倒也有块金表。我们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用人转向她，说道：“见鬼去吧！”
“但这是事实。我和这位先生都有金表，”老太太说，“这会让我们彼此同情。”
“烦人精，”用人说，“去死。”
“谢谢你，谢谢你，你可是我的家宅至宝，生命之光。”老太太说着，朝着一扇打开的门走去。
用人将双手撑在臀部，尖声叫起来：“巫婆！蛤蟆！猪！”
“谢谢你，谢谢你，感激不尽。”老太太说着，进了门。
那天夜里，在咖啡馆里，我打听起了夫人和用人的事，服务生知无不言。他说，夫人来自一个罗马的贵族家庭，但她为了一桩浪漫又不合适的恋情，被家族驱逐了。她已经在蒙特拉尔多隐居了五十年。阿桑塔是她从罗马带来这里，做donna di servizio [400] 的，但如今这些日子，她为老太太所做的，就只有去村里，替她买些面包和酒回来。她将老太太所有的财产都抢走了—连她房间里的床都搬走了—如今将她当成犯人关在别墅里。大酒店和国宾馆都很豪华，很宽敞，为什么我要住在这样的地方？
我住下是因为这里风景好，因为我预先付掉了房租，还因为我对这古怪的老处女和坏脾气的用人感到好奇。第二天一早她们就开始吵架。阿桑塔开口就是一串诅咒和脏话。夫人报之以华丽的讽刺。这是一场令人难过的表演。我疑心老太太是否真的是囚犯，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我见她一个人在院子里，于是我问她，愿意不愿意跟着我沿着海边开车去隔壁的村庄坦布拉。她开口，用花儿一般的罗马口音说道，她非常愿意跟我一起去。她想要拿她的表，她的金表，去修理一下。那只表很贵重，非常美，只有一个人她信得过，敢把表交给他修。那个人就在坦布拉。我们聊天的时候，阿桑塔也加入进来。
“你干吗要去坦布拉？”她问老太太。
“我要去把我的金表修好。”老太太回答。
“你没有金表了。”阿桑塔说。
“是真的，”老太太说，“我已经没有金表了，但我过去有块金表。我过去曾经有过一块金表，我还曾有过一支金铅笔呢。”
“你不能去坦布拉修金表，如果你没有了金表的话。”阿桑塔说。
“真是这样，你可真是我的生命之光，家宅至宝。”老太太说着，走进了自己的房门。
*
我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海滩上或者咖啡馆里。这个度假区的生意很一般。服务生抱怨生意不好，可他们总归是这样。大海的气味咸湿而不新鲜，有时候我会想念故乡那野性而壮阔的海滨。据我所知，快乐岬正在陷入海底，但蒙特拉尔多的陷落是精神上的—仿佛海浪在侵蚀着此地的生机。大海闪着炽热的光，光线清透，但不明亮。在我的记忆中，蒙特拉尔多的味道是不变的，私密的，废墟一般的—是我所厌恶的一切；难道人的灵魂不应该像钻石一样透彻而犀利？海浪讲的是法语或者意大利语—偶尔还会有一两句方言—但它们的言语似乎缺乏力度。
有天下午，海滩上来了一个绝色的美人，身边跟着一个我猜有八岁左右的男孩，还有个一身黑衣的意大利女人—那是女佣。他们拿着大酒店的三明治盒子，我猜这男孩大概多半时间都住在宾馆里。真是可怜。女佣从随身带的网袋装的一堆东西里取出几件玩具。玩具跟孩子的年龄完全不相称。有个装沙的桶，一把铲子，几个模具，一个塑料球，还有一副老式的浮水圈。他妈妈拿着本美国小说躺在一块毯子上，我疑心她离婚了，猜想她会不会马上就跟我去咖啡馆里喝上一杯。想到这里，我站起身来，主动要跟那小男孩玩塑料球。他很高兴有人一起玩，但他既不会抛球，也不会接球，我一只眼睛瞄着他的母亲，一边猜测他的兴趣，问要不要我帮他建一座沙堡。他说好的。我挖了护城河，搭起了带曲折楼梯的陡崖，还挖了一道干的壕沟，建起了凿着枪孔和炮位的城墙，还有一堆带有女墙的塔楼。我全力以赴，仿佛这堡垒真的是攻不可破，当建造完成后，我在每座塔顶都插上了糖纸做的旗帜。我天真地觉得这很美，男孩也这么觉得，但当我喊他妈妈来关注我的作品时，她却说：“Andiamo [401] .”女佣收起了玩具，然后他们就走了，剩下我一个成年男人，身在异国，守着一座沙堡。
在蒙特拉尔多，一天的高潮是四点钟，这时候有一场音乐会。这是市政当局的慷慨之举。演奏台是木质的，受土耳其风格影响，历经海风洗礼。音乐家们有时穿着制服，有时穿着游泳衣，乐曲每天都不一样，但他们总会演奏迪克西兰爵士乐 [402] 。我认为他们并非是对爵士乐的历史感兴趣。我猜他们大概是在某个箱子底找到了一些旧乐谱，于是就一直用下来了。音乐很喜感，加速演奏—他们仿佛是在为古代的舞会伴奏。《单簧管橘子酱》《中国少年》《老虎拉格泰姆》《无心之爱》—听着这样非常古老的爵士乐在泛着盐味的空气中炸裂开来，让人很是兴奋。音乐会五点钟结束，大多数的音乐家都收起乐器，跟着沙丁鱼船出海了，洗海澡的人重新回到咖啡馆和村庄里。海滩上的男女老少，乐队的演奏，海草，还有装着三明治的篮子，这些都比经典的风光更加让我想起我们与天堂之间那传说中的纽带。于是我会跟其他人一起去咖啡馆，有一天在那里，我认识了洛克威尔勋爵和勋爵夫人，他们邀请我去参加鸡尾酒派对。你大概会奇怪，我为什么能够大气不喘地念出这些头衔，其实是因为我父亲干过侍应生。
他不是普通的服务员；他曾在个大酒店的晚宴餐厅工作过。有天晚上，他因为一个醉鬼莽汉发了脾气，将这人的脸按到一盘意大利肉卷里去了，然后他就离开了现场。工会罚他三个月暂停工作，但此事令他一战成名，当他回去干活之后，他们将我父亲安排去宴会值班，在那里，他要将蘑菇递给国王总统之流。他见识了很多世事，但有时候我不禁想，除了烛光映照之下他那张英俊而儒雅的面孔，以及红外套的袖子之外，世界对他的认识到底有多少？这样想必很像是生活在被单侧透光的玻璃一分为二的世界里。有时候，莎士比亚戏剧里那些侍童和卫兵常常令我想到父亲，他们从左侧登台，站在门口，通过他们的服装道具来证明此地是威尼斯或者阿登。你极少看到他们的面孔，他们从来也没有一句台词；我父亲也没有。当餐后演讲开始的时候，他就会像那些侍童和卫兵一样，从舞台上消失。我总是告诉人们，说他是酒店管理行业的，但其实他是个服务员，宴会侍应生。
洛克威尔勋爵夫妇的酒会规模盛大，我大约十点离开。海上正吹来热风，后来别人告诉我说那是西罗科风 [403] 。这是一种沙漠吹来的风，令人如此压抑，以至于夜间我好几次起床喝矿泉水。一条出海的船上响起了雾角。早上天气雾气沼沼，让人喘不过气来。我在做咖啡的时候，阿桑塔和夫人开始了她们早晨的争吵。阿桑塔用老一套开篇：“猪猡！狗！巫婆！烂泥不如！”老太太从敞开的窗口探出身子，报之以华丽的辞藻：“我亲爱的。挚爱的。天保佑你。多亏了你，我谢谢你。”我端着咖啡站在门口，真希望她们能更换个别的吵架时间。夫人下楼来取她的面包和酒时，争吵暂停了，随后又重新开始：“巫婆！蛤蟆！蛤蟆里头的癞蛤蟆！巫婆里头你最毒！”诸如此类。老太太还嘴：“宝贝！光彩着哪！你就是我的家宅至宝！我的生命之光！”等等。随后两人就打起来了—为了争夺一个面包扭打起来。我看到阿桑塔用手掌边狠狠地打了老妇人。她在楼梯上摔倒，痛苦地哀叫“哎哟，哎哟！”，哪怕她喊痛的声音听起来都很华丽。我跑过院子，来到她身边，她躺倒在地，几乎碎成一堆。阿桑塔开始朝我大喊：“不怪我！这不怪我！”老太太吃不住痛。“求你了，先生，”她说，“请替我把神父找来！”我抱起她，她比一个孩子重不了多少，身上的衣服散发出泥土气味。我抱着她上楼梯，进了一个天花板很高、结满蛛网的房间，将她放在了沙发上。阿桑塔跟在我脚后面，喊着：“不怪我！这不怪我！”随后，我开始沿着那一百二十七级台阶走下去到了村里。
空气中雾气缭绕，来自非洲的热风感觉就像是火炉里吹出来的。神父家里没有人应门，但我在教堂里找到了他，他正在用树枝做的笤帚扫地呢。我很激动，没什么耐心，我越是激动，神父动作就越慢。他先将笤帚放进柜子里。柜门歪了关不上，他花了不可理喻的漫长时间，试图关上那扇门。最终我出了门，到门廊上等着他。他又花了半小时才收拾整齐，然后呢，他也没有动身去别墅那里，我们去了村里，找个助手。很快，一个少年披上件沾满灰土的蕾丝法衣，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开始上台阶。神父艰难地上了十级台阶，就坐下来休息。我有足够长时间吸了一根烟。然后再来十级台阶，再休息。当我们走了一半的时候，我开始疑心，他到底能不能到得了。他的脸色已经由红转紫，呼吸道传来的噪声剧烈又绝望。我们终于到了别墅的门口。助手点燃了香炉。随后我们进了那座破败的宅子。窗户都开着。空气中都是海雾氤氲。老妇人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她讲话的口音依然优雅，正如我料想的一样，她本就是这样讲话的。“她是我的女儿，”她说，“阿桑塔。她是我的女儿，我的孩子。”
这时阿桑塔叫了起来：“撒谎！骗人！”
“不，不，不，”老太太说道，“你是我的孩子，我唯一的孩子。所以我才一辈子都照顾着你。”
阿桑塔哭了起来，跺着脚冲下楼去。我从窗口看到她穿过了院子。当神父开始做临终祷告的仪式时，我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