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那年春天在坎皮诺第三或第四场赛马的间隙碰到她的，她跟卡普拉伯爵在一起—就是那个留小胡子的—在舒适宜人的步道上喝着金巴利甜酒，远处是群山，山外一大片堆积云，在我们老家，这样的云就意味着晚饭前一定会有暴雨，雷电能把树都劈开，但在那地方这云根本不算什么。我再次见到她是在基茨比厄尔的滕尼霍夫酒店里，当时有个法国人在演唱美国的牛仔歌曲，在座的观众包括荷兰女王，但我在山里从来没有见到过她，我猜她大概不滑雪，只是跟许多人一样，到那边去是为了趁人多凑热闹。后来我又在利多碰到她，然后在威尼斯又一次，那天上午时候不早了，我搭乘贡多拉要去车站，见她坐在格瑞提酒店的露台上喝咖啡。我在埃尔的耶稣复活剧上碰到她—准确来说不是耶稣复活剧的演出现场，而是在村中的小旅店里，就是剧中休息的时候你去吃个午饭的地方，我在锡耶纳广场的马展上见到她，然后秋天在特雷维索又碰到她，她正准备登机去伦敦。飞机出了毛病。
但一切真的可能发生过。她就是那些不知疲倦的游荡者之一，一夜接一夜，在怀念着生菜培根番茄三明治的梦想中入睡。她老家在北方一座伐木小城，当地的特产是木头勺子，在那种寂寞的地方，所谓的国际社区根本无从谈起，她的漂泊无着与此毫无关系。她父亲是工厂的代理商，厂主是汤金家族—他们资财丰厚，有些县干脆全是他们的，他们家的离婚官司被小报追着报道—年轻的马钱德·汤金正在学习做生意，到那里待了一个月，爱上了安妮。她是个姿色平平的女孩，仪态甜美，举止谦逊—这些品质她始终保留着—他们交往一年结了婚。虽然汤金一家极为富有，却喜欢哭穷，小两口在纽约附近一个小镇上过着简朴的生活，马钱德在家族公司的当地办公室上班。他们有一个孩子，日子过得与世无争，平淡无奇，直到他们婚后第七年，那个湿润的早晨。
马钱德要去纽约开个会，他得赶早班列车。他计划进城再吃早餐。约七点，他亲吻安妮跟她道别。她当时还睡在床上，没穿好衣服，就听到他在发动平常开去车站的那部汽车。然后她听到前门开了，他朝楼上喊她。车子发动不起来了，她能起来开那辆别克车送他去车站吗？没时间换衣服了，于是她拿过一件外衣披在肩上，开车送他去了车站。从车外看到的她的身体局部，都包裹得很严实，但外套之下她的睡裙是透明的。马钱德跟她吻别，叫她快回去穿点衣服，于是她开车离开了车站，但是到了艾尔维伍思巷和希尔街交叉口，她的车没油了。
她在比尔登家门口停了车，她知道他们会给她些汽油，或者至少借件长外套给她穿。她按车喇叭，一遍又一遍，直到她记起，比尔登一家去拿骚度假了。她所能做的，就只有在车里等，周身几乎赤裸，等着某位友好的主妇路过时来帮帮她。先是玛丽·皮姆开车路过，尽管安妮冲她挥手，她却仿佛没有看到。然后朱莉娅·韦德疾驰而过，送弗兰西斯去车站，她开得太快，根本什么都注意不到。最后村中著名的浪子杰克·波顿经过，她并未示意或请他过来，但此人却像被磁力吸引一般，朝她的车子靠拢过来。他停下来问她要不要帮忙。于是安妮上了他的车—不然她还能怎么办—心里念着戈黛娃夫人 [278] 和贞洁圣女阿格尼斯。这中间最糟糕的是，她仿佛怎么也醒不过来—无法完成睡眠和白日之间的过渡。当天没有太阳，气压低，很闷，就像是苦梦中积郁的天气。他们家的车道与大路之间隔着些灌木遮挡，当她从车上下来，谢过杰克·波顿之后，那家伙跟出来，在过道上非礼了她，却被回来拿公文包的马钱德给撞见了。
马钱德当时离开了家，安妮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十天之后，他在纽约的一家酒店里心脏病发作死去。她的公婆打官司争夺独生孙子的抚养权，在审判过程中，安妮出于天真无知犯了个错误，竟然将自己的行为失范归咎于潮湿。小报纷纷拿这点来做文章—“不怪我，怪天气太潮湿”—结果闹得举国皆知。当时有支流行歌，《潮湿的伊莎贝拉》。她仿佛走到哪里都能听到有人唱：
哦，潮湿的伊莎贝拉
从没亲过男人家
除非空气潮湿
但若天有阴云
她就不安分……
审判过程中，她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诉求，戴上墨镜，隐姓埋名去了热那亚，成了被驱逐的人，在她看来，放逐她的这个社会对自己不屈不挠的吹毛求疵所做的唯一调整，只是一点恶趣味的幽默感。
当然了，她资财颇丰—她的痛苦仅是精神上的—但她遭受了磨折，留下了痛苦的记忆。根据她对生活的判断，她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谅解，但却没有，而她的祖国，虽然远隔大西洋，却给她做了不切实际又粗暴野蛮的道德评价。她被当成了替罪羊，戴枷示众；因为她心地单纯，她就愈发义愤填膺。她的去国离乡不是出于文化考虑，而是道德立场。通过将自己变成欧洲人，她想要表达自己对故国行事作风的不赞同。她在全欧洲飘游不定，最终在塔沃拉—卡尔达买了幢别墅，每年至少一半时间住在那里。她不仅学会了意大利语，还熟练使用这门语言所伴随的那些哼哼唧唧和手势动作。她坐在牙医躺椅上的时候，喊疼发出的不是英语“哦”，而是意大利语的“哎哟”；她可以用精妙的挥手动作将萦绕酒杯的黄蜂赶走。对于自己的侨居海外，她有种专属感—这是她的领地，是她通过不同寻常的痛苦经历才赢得的，别的外国人讲意大利语她听了会感到恼火。她的别墅很迷人—橡树上夜莺歌唱，花园里喷泉舞蹈，而她立在最高的平台上，头发染成罗马正时兴的古铜色，朝着下方她的宾客呼喊：“Bentornati.Quanto piacere! [279] ”但这形象总有点不对劲，仿佛是人为复制的场景，就像你放大画面，能看到些许微笑的不完美—质感的损失。感觉是她人既不在美国，也不在意大利。
她大部分时间身边的人也跟她相似，都自称是一种严厉压抑的道德环境的牺牲品。他们的心总是在远航的航线上，永远在逃离故国。她为这种自由迁徙付出的代价是孤独。她计划在威斯巴登碰面的一群朋友没有留下地址就搬走了。她到海德堡和慕尼黑继续寻找他们，却始终没找到。婚礼的邀请函，还有天气预报（“大雪锁困美国东北部”）都会勾起她无尽的乡愁。她继续打磨着自己作为欧洲人的形象，虽然她的成就卓著，令人钦佩，但她对于批评却仍是极为敏感，非常厌恶被当作游客。季末有一天在威尼斯，她坐火车南下，在九月一个炎热的午后到了罗马。罗马大多数人都在睡觉，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旅游大巴，它们不知疲倦地研磨着街道路面，就像某种基础工程设施—譬如下水道，或者照明电缆之类。她将行李票递给一个搬运工，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向他描述了自己行李箱的特点，但他似乎仍是看穿了她，嘟囔了一句美国人如何。哦，实在是太多了。这让她很恼火，于是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是美国人。”
“抱歉，夫人，”他说，“那么，您是哪国人？”
“我是，”她说，“希腊人。”
她的谎言来得如此恶劣，如此悲剧，自己都不由得有点踉跄。我做了什么？她拼命自问。她的护照像青草一样碧绿 [280] ，而且她就在美国的国玺护佑之下到处旅行。为什么对于自己身份构成如此重要的一部分，她要撒谎呢？
她搭乘出租车到了威尼托大道上的酒店，将行李差人送上楼，然后去酒吧喝一杯。吧台那儿有一个美国人—一个戴着助听器的白发男子。他一个人，看起来很寂寞，终于，他转过身来朝着她坐的桌子，非常客气地问她是不是美国人。
“是。”
“你怎么会说这种语言？”
“我住在这里。”
“斯特宾斯，”他自我介绍，“查理·斯特宾斯。费城人士。”
“幸会，”她说，“费城哪里？”
“我生在费城，”他说，“但我已经四十年没回去过了。我真正的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肖肖尼。他们管那儿叫作死亡谷通道。我妻子来自伦敦，阿肯色州的伦敦。哈哈。加州，华盛顿。内华达，南北达科他，还有路易斯安那。斯特宾斯太太去年过世了，于是我觉得我该出来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了。”
星条旗仿佛在他的头顶上骤然浮现，她突然想到，此时在美国，树叶已经开始变色了。
“您都去过哪里？”她问。
“你瞧，说来好笑，可我自己都说不上来。在加州的一个什么旅行社帮我安排的行程，他们告诉我说我会跟一群美国人一起旅行，但是我一到公海上，就发现是我一个人在旅行。我再也不这么干了。有时候一整天我都听不到一句像样的美国话。所以啊，有时候我坐在房间里，自言自语，就为了享受听到美国话的感觉。为什么我竟会坐上大巴从法兰克福到了慕尼黑？你知道吗，整部车上没一个人能讲一句英语。然后我从慕尼黑坐大巴到了因斯布鲁克，那部大巴上也没有人讲英语。然后我从因斯布鲁克坐大巴去了威尼斯，那部车上还是一个能讲英语的人都没有，一直到科尔蒂纳，才上来几个美国人。但对酒店我没什么好抱怨的。通常酒店里他们都说英语，我住过几家相当不错的。”
在罗马的这间地下室里，坐在酒吧凳子上，在安妮看来，眼前的这个陌生人似乎挽回了她的祖国。此人周身散发着害羞与诚恳。收音机调到维罗纳的军队电台，里面正在播放《星尘》的录音。
“《星尘》，”陌生人说，“不过我猜你大概知道。作曲的是我的一个朋友。霍奇·卡迈克尔。单这一首歌的版税，能给他一年带来六七千美元的收入。他是我一个好朋友。我从没见过他本人，但我跟他通过信。我猜你大概觉得这很可笑，我有个从来没见过面的朋友，但霍奇真的是我朋友。”
在安妮看来，这话比音乐本身更富有旋律，有表现力。其不着调，没意义，以及讲这些话的节奏在她看来，就像是故乡的音乐，她记起自己还是小女孩的时候，穿过制勺厂一堆堆的锯末，走着去好朋友家的事。她如果下午走过去，有时得在铁道岔口等一阵，等货运车过去。首先你会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就像山洞里的风声，随后是钢铁雷鸣般的巨响，铁轮铿锵。货运列车全速通过；它们风卷残云呼啸而过。但她曾读着车厢上的字母，心有所动；倒不是说车厢到尾部会有什么华丽的惊喜，只是祖国的广阔和深远总是令她惊叹不已，仿佛联邦的各州—小麦州，石油州，煤炭州，沿海各州—都被铁轨拉到她站立的地方近前，她一个个念出来：南太平洋，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镍牌铁道，纽约中央铁道，大西部，岩石岛，圣达菲，拉克万纳，宾夕法尼亚， [281] 轰隆轰隆，终于消失不见。
“别哭啊，小姐，”斯特宾斯先生说，“您别哭啊。”
是时候回家了，她那天晚上乘了一架飞机到奥利 [282] ，第二天晚上又搭乘另一班飞机到了爱德怀德 [283] 。在见到陆地之前很久，她就开始激动得浑身颤抖。她回家了；她回家了。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离开这么多年，大西洋的海水看起来依然幽暗又新鲜。晨光中，那些有印第安名字的低矮小岛从飞机右翼下方滑过，甚至连长岛上那些房屋，排列整齐如同华夫饼锅子的网格一样，看了也让她感到激动。他们绕地面一圈，然后降落。她计划在机场找个地方吃午饭，点个培根生菜番茄三明治。她抓过雨伞（巴黎的）和手袋（产自锡耶纳），排队等着下飞机，但是正当她走下阶梯的时候，甚至不等她的鞋子（罗马产）碰触到祖国的地面，她就听到隔壁大门口，一个机械师在一架DC—7飞机上工作，一边唱着歌：
哦，潮湿的伊莎贝拉
从没亲过男人家……
她根本没有离开机场。她搭乘下一班飞机到了奥利，跟成百上千的美国人一起，流向欧洲，或喜或悲，都像是实实在在失去家园的人。他们冲到因斯布鲁克的某个街角，有三十人之多，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在威尼斯的某座桥上簇拥着，然后离开。有人听到他们在大山上的云中旅店里要番茄酱，有人看到他们在圣斯特凡诺港口附近的深水区海蚀洞穴里东戳西碰，头戴面罩和透气管。她在巴黎度过了秋天，去基茨比厄尔待过。她去罗马看马展，去锡耶纳看赛马。她总是跑来跑去，梦想着培根生菜番茄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