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从头说起吧。弗兰西斯·韦德乘坐的从明尼阿波利斯起飞的班机在东向飞行的途中遇到了恶劣天气。天空原本是一片雾蒙蒙的蓝色，机身下面云层密布，地面上什么都看不到。随后，窗外开始出现一层雾霭，他们飞进一片密实无比的白云当中，密实得都能映出废气燃烧的余烬。云层的颜色加深变为灰色，飞机开始摇晃起来。弗兰西斯不是头一回碰到恶劣天气了，可是从没见过飞机摇晃得这么厉害。他旁边座位上的那个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扁酒瓶来喝了一口。弗兰西斯冲他的邻座微微一笑，可是那人却扭头掉转了目光；他可不想跟任何人分享他的镇痛剂。飞机开始往下跌落，翻腾得厉害。一个孩子哭了起来。机舱里的空气闷热而且恶浊，弗兰西斯的左脚失去了知觉。他看了一小会儿从机场买的一本平装本小说，可是猛烈的风暴不断地让他分心。机舱外已是漆黑一片。废气的余烬燃烧着，在黑暗中放射出火花，而机舱内，那灯罩掩映的灯光、那闷热的空气以及窗帘为机舱平添了一种浓厚而又不合时宜的家庭气氛。接着灯光闪烁了几下就熄灭了。“你知道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是什么吗？”坐在弗兰西斯旁边的那个男人突然道，“我一直都想在新罕布什尔买个农场，饲养肉牛。”空姐宣布他们将进行一次紧急迫降。除了孩子们之外，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出现了死神展开翅翼的形象。能听到机长微弱的哼唱：“我有个六便士硬币，让我开心、愉快的六便士。我有个六便士硬币，够我用上一辈子…… [220] ”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
液压阀的巨大吱嘎声吞没了机长的歌声，高高的空中响起一声汽车刹车般的尖锐巨响，接着飞机就在一片玉米地里肚皮着了地，冲击力把乘客们撞得东倒西歪，一个被从座位上颠起来的老头儿嚎叫道：“我的腰子！我的腰子啊！”空姐砰的一声打开舱门，有人打开了后舱的一道紧急出口，放进来一阵表明他们还活着的甜美声音—大雨的泼溅声，还有雨水的气息。大家争相逃命，从打开的两扇门里鱼贯而出，往玉米地的各个方向四散奔逃，一边暗自祈祷他们那悬于一线的命数还能继续延续下去。他们得偿所愿。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等到确定飞机既不会燃烧也不会爆炸后，机组成员和空姐就把全体乘客集合在一起，领着他们到一处谷仓里去避雨。他们距离费城不远，不一会儿，一连串出租车就把大家都送进了城里。“这可真像是马恩河 [221] 啊。”有人这么说道，可是奇怪的是，很多美国人对于其旅伴所怀有的戒心在这样的时刻竟也绝少有所松懈。
弗兰西斯·韦德从费城乘火车回到纽约。然后他穿越纽约城，刚好赶上了那班正要开出的通勤火车，他每周有五个晚上都要乘坐这班车回到他绿荫山的家里。
他跟特雷斯·比尔登坐在一起。“你知道，我就在费城城外刚刚失事的那架飞机上，”他说，“我们降落在一块玉米地里……”他移动的速度比报纸和那场大雨还要快，纽约的天气仍旧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时值九月杪，那一天就像一个苹果一样芬芳明丽。特雷斯听着他讲述死里逃生的经历，可是他又怎么可能为此而激动不已呢？弗兰西斯没有能力重现那死亡擦身而过的场景—尤其是置身于一班通勤火车的氛围中，穿行于阳光明媚的乡村间，贫民区的菜园已经秋收在望。特雷斯拿起他的报纸，弗兰西斯就只能一个人沉思不语了。在绿荫山的站台上，他跟特雷斯道了晚安，开着他那辆二手的大众车向布伦豪娄住宅区驶去，他就住在那里。
韦德家那幢荷兰殖民时期风格的房子实际上比从车道那儿看去要大不少。起居室相当宽敞，像高卢人习惯的那样分成了三部分。从门厅进去，左首大约一米处是一张长餐桌，摆放着六个人的餐具，桌子中央摆放着烛台和一碗水果。从敞开的厨房门里传来的响声和气味令人食指大动，因为朱莉娅·韦德是个很棒的厨师。起居室最大的那一部分以壁炉为中心。右首立着几个书架和一架钢琴。整个房间光洁明亮而又沉稳安静，开向西面的几扇窗户中透进些许晚秋的阳光，灿烂明亮而又清澈如水。整个房间内没有一样东西疏于打理，每样东西无不擦得闪闪发亮。这可不是那种家庭：在撬开一个卡住了的香烟盒以后，你会在里面发现一枚旧衬衣纽扣和生了锈的五分钱镍币。在这里，炉床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钢琴上的玫瑰花在锃亮的宽阔顶面上都能映照出自己的影子，架子上搁着一套舒伯特的华尔兹舞曲唱片。路易莎·韦德，一个九岁的漂亮小姑娘，正透过朝西的窗户往外眺望。她弟弟亨利站在她旁边。小幺弟托比则在研究木柴箱那光亮的铜饰上几个喝啤酒的光头僧侣刻像。弗兰西斯摘下帽子，放下报纸，不自觉地对眼前这番景象倍感愉悦；他可不是那种喜欢沉思内省的人。这是属于他的小天地，他的创造物，他满怀轻松愉悦和浑身是劲儿的感觉回到这里，就像任何一种生物回到自己家的感觉一样。“嗨，孩子们，”他说，“从明尼阿波利斯起飞的飞机……”
放在平常，十次中有九次弗兰西斯都会受到家人的热情欢迎，可今晚那几个孩子却深陷于相互敌对的情绪当中。还没等弗兰西斯把飞机失事的话说完，亨利已经朝路易莎的屁股上踹了一脚。路易莎转过身来大骂：“去你妈的！”弗兰西斯错在没有先惩罚亨利就先去斥责路易莎口吐脏话了。于是路易莎就转过头来指责他有偏有向。亨利无论做什么都对，她却总是受到迫害，没有一个人帮她，她的命运真是无可救药啦。弗兰西斯转而去骂儿子，但是儿子又坚称他那一脚踢得有理—是她先打的他；她打了他的耳朵，而打耳朵是很危险的。路易莎愤怒地承认了这一点。她是打了他的耳朵，而且她是成心打他耳朵的，因为他把她的那套瓷器收藏全给弄乱了。亨利说她这是在撒谎。这时候小托比从木柴箱上转过脸来为路易莎作证。亨利抬手在小托比的嘴上打了一巴掌。弗兰西斯想把两个男孩儿拉开，却不小心把托比推进了木柴箱里。托比哭了起来。路易莎已经哭了起来。正在这时，朱莉娅·韦德走进了起居室里摆放餐桌的那个部分。她是个漂亮而又聪颖的女人，头上过早地生出了华发。她像是根本就没注意到这场纷争。“哈啰，亲爱的，”她安详地对弗兰西斯道，“去洗洗手，孩子们。晚饭准备好了。”她划着一根火柴，在泪谷中将那六支蜡烛点燃。
这一简短的通告就像是苏格兰酋长们的战斗呐喊一样，只不过重又激起了战斗者凶残的战斗激情。路易莎又给了亨利的肩膀一拳。亨利虽说平常极少哭鼻子，可是在恶战了九个回合之后已经很累了，这时也大放悲声。小托比发现手掌里扎进了一根木刺，开始直着嗓子嚎叫起来。弗兰西斯大声地说他从一架失事的客机上死里逃生，他已经疲惫不堪。朱莉娅再从厨房里出现在大家面前，对于眼前的这场混乱依旧视而不见，要求弗兰西斯上楼去告诉海伦一声，晚饭都准备好了。弗兰西斯乐于从命；那就像是离开战场，重新回到司令部去。他原本打算把飞机失事的事儿告诉他大女儿的，可是海伦却正躺在床上看一本《真实罗曼司》杂志，弗兰西斯所做的头一桩事就是把那本杂志从她手里夺过来，并且提醒海伦他早就禁止她买这份杂志了。海伦回答说这不是她买的。是她最好的朋友贝西·布莱克给她的。所有的人都在看《真实罗曼司》。贝西·布莱克的父亲就看《真实罗曼司》。他们班上没有一个女孩儿不看《真实罗曼司》的。弗兰西斯表达了一番自己对这份杂志的憎恶，然后告诉她晚饭准备好了—虽说从楼下传来的声音判断好像并非这么回事。海伦跟着他下了楼。朱莉娅已经在烛光下坐好，膝头上也铺好了餐巾。不论是路易莎还是亨利都没有在餐桌旁就座。小托比还在那儿干号，脸朝下趴在地板上。弗兰西斯柔声对他道：“爹地乘坐的飞机今天下午失事了，托比。你不想听听是怎么回事吗？”托比继续哭号。“你要是现在不到餐桌前坐好，托比，”弗兰西斯道，“我就只能不让你吃饭就送你上床睡觉啦。”小男孩儿从地上爬起来，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飞奔上楼进入自己的卧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哦，亲爱的。”朱莉娅叫道，站起来准备追上去。弗兰西斯说她会把他给惯坏了的。朱莉娅说托比比正常的体重轻了十磅，一定得鼓励他多吃东西。冬天就要到了，他要是不好好吃饭的话，天冷以后他会病倒在床上的。朱莉娅上了楼。弗兰西斯跟海伦一起在餐桌前就座。海伦因为在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杂志看得太多感觉有些郁闷，满怀厌倦地看了她父亲和整个房间一眼。她很难理解飞机怎么竟会失事，因为绿荫山连一个雨点儿都没下。
朱莉娅带着托比回来了，大家全都坐下来，分好了饭菜。“我一定要看着那个又肥又大的粗坯笨蛋吗？”亨利说的是路易莎。除了托比以外，大家又全都卷入了这次小型冲突，在餐桌上来回折腾了足有五分钟。到了最后，亨利把餐巾蒙在自己的头上，打算就这么着吃饭，结果把菠菜汁溅得衬衣上到处都是。弗兰西斯问朱莉娅，能不能安排孩子们先吃饭，然后他们再吃。朱莉娅一听马上就炸了。她可不能做两次晚饭并且摆放两次餐桌。她以电闪雷鸣之势描绘出她那繁重枯燥的家务苦差的全景，诉说她的青春、她的美貌以及她的智慧是如何在这些没完没了的苦差中耗尽的。弗兰西斯说他必须得到大家的理解；他差一点就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命，而且他可不愿意每天晚上回家来就等于跨进一个战场。这么一来朱莉娅可是深深感到了忧虑不安。她的声音都哆嗦起来。他并没有每天晚上回来都像是跨进了一个战场。这种指责既愚蠢又卑鄙。在他到家之前，一切全都风平浪静。她闭口不说了，把手里的刀叉放下，望着自己眼前的盘子，就仿佛那是一道鸿沟似的。她哭了起来。“可怜的妈咪！”托比说道，而当朱莉娅从餐桌前站起来，用餐巾擦干泪水的时候，托比走到她身边。“可怜的妈咪，”他说，“可怜的妈咪！”他们母子俩就一起上了楼。其他几个孩子也全都慢慢地撤出了战场，弗兰西斯走到外面的后花园里抽了根烟，呼吸了点新鲜空气。
那是个很怡人的花园，有小径、花圃和闲坐的地方。夕阳几乎已经燃尽，不过还是有不少的光线。经过飞机失事和刚才的那场战斗，弗兰西斯不禁心事重重，陷入沉思；他倾听着绿荫山傍晚时分发出的各种声响。“恶棍！无赖！”老尼克松先生在他的喂鸟站里冲着那些松鼠大嚷大叫，“滚开，别再让我看到你们！”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有人在修剪草坪。然后住在街角的唐纳德·戈斯林开始弹奏起了《月光奏鸣曲》。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来这么一遍。他全然不顾节拍，以自由速度从头弹到尾，全然是在宣泄那种眼泪汪汪的任性、孤寂和自怨自艾—凡是贝多芬的伟大所不曾包括的，无所不有。那乐声响彻树底下的整条街道，像是对于爱情，对于温存的呼唤，目标对准某个漂亮的女仆—某个来自戈尔韦 [222] ，面带稚气、思乡情切的姑娘，正在她那三楼的小房间里翻看从家乡带来的老照片。“过来，朱庇特，过来，朱庇特。”弗兰西斯冲着默瑟家的那条猎犬叫道。朱庇特磕磕碰碰地从西红柿藤蔓中冲出来，嘴里叼着一顶呢帽的残余部分。
朱庇特是个十足的异类。他那叼回猎物的本能和他那高昂的情绪在绿荫山是完全放错了地方。他像炭一样黑，长了一张机警、聪明、流里流气的大长脸。他眼睛里闪烁着恶作剧的光芒，总是把他的头高高地扬起。这是那种凶猛异常、戴着沉重项圈的狗头，经常出现在纹章和挂毯上，过去也经常出现在伞柄和手杖上。朱庇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废纸篓、晾衣绳、垃圾桶和鞋袋，他无一不去洗劫一番。他闯入花园派对和网球比赛，混入礼拜天基督教堂的列队行进颂歌仪式，冲着那些身穿红衣的男人狂吠不已。他每天都要窜进老尼克松先生的玫瑰园两到三趟，在“金背大红”玫瑰的花丛中踩出一道宽宽的走道来。只要唐纳德·戈斯林在星期四的晚上把烤肉的火点起来，朱庇特马上就能闻出味儿来。戈斯林夫妇不论怎么着都甭想把他给赶走。棍棒、石块和呵斥都只能把他赶到露台边上去，他就在那儿待着，扬起他那堂皇漂亮、标准纹章图像的嘴巴，静候唐纳德·戈斯林背过身去取盐。然后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上露台，轻松地将烤在火上的肉排叼起来，带着戈斯林家的晚餐逃之夭夭了。朱庇特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赖特森家的那个德国园丁或是法夸尔森家的厨师很快就要毒死他了。就连老尼克松先生都有可能把一些砒霜掺到朱庇特热爱的垃圾当中。“过来，朱庇特，朱庇特！”弗兰西斯叫道，可那条狗却神气活现地走开了，一边摇晃着雪白的牙齿叼着的那顶呢帽。弗兰西斯看了看自家的窗户，发现朱莉娅已经从楼上下来，正在吹熄蜡烛。
朱莉娅和弗兰西斯·韦德外出交际的次数很多。朱莉娅人缘儿很好又很喜欢交际，她对于派对的热爱源自一种对于混乱和孤寂最为本能的恐惧。她满怀真正的焦虑拆阅早上送到的邮件，从中找寻请柬，而她通常总能找到几份，可她还是贪得无厌，就算她一个礼拜七个晚上全都出去交际，也无法治愈她那副若有所思的神情—那种听到远处渺茫的音乐声时的神情—因为她总是会感觉别的某个地方举行的派对更加精彩绝妙。弗兰西斯将她参加工作日夜晚派对的数量限制在两个以内，周五晚上可以弹性处理，而周末过得就像是狂风大作中的一条小渔船。飞机失事的第二天，韦德夫妇要去跟法夸尔森夫妇共进晚餐。
弗兰西斯从城里回到家的时候已经不早了，朱莉娅趁着他穿衣打扮的时候把临时保姆接了来，然后就一阵风地催他出了门。那个派对规模很小，很令人愉快，弗兰西斯于是就安下心来尽情享受。一个新来的女仆负责递送酒水。她深色头发，圆圆的脸很苍白，弗兰西斯觉得有些面熟。他的记忆还没培养出多愁善感的功能。木料香薰、丁香花以及类似的香味并不会对他有什么刺激作用，他的记忆就像是他的盲肠，是一种退化了的储存器官。他的缺陷绝不在于无法摆脱过去；他的缺陷或许正在于他如此成功地将过去忘记得一干二净。他也许是在其他的派对上见到过这个女仆，他也许是在某个礼拜天的午后见到过她在外头散步，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都决不会为此而搜索枯肠。她那张脸圆得简直就像是一轮满月，不过相当漂亮—诺曼人或是爱尔兰人—不过又并没有漂亮到让他过目不忘的程度，否则的话他应该是能记得起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见到她的。他问内莉·法夸尔森她是谁。内莉说那个女仆是中介介绍过来的，她老家在诺曼底 [223] 的特雷农—一个很小的地方，内莉曾去过那里的一个教堂和一家餐馆。就在内莉叨叨她的国外之旅时，弗兰西斯想起他之前到底是在哪儿见过这个女人的了。那是在大战 [224] 刚结束的时候。他离开兵员和物资补给站，跟另外几个哥儿们在特雷农度了个三天的小假。第二天的时候，他们曾来到外面的一个十字路口，去观看大家公开惩罚一个在占领期间跟德国指挥官同居的年轻女人。
那是秋天里一个凉爽的早晨。天阴沉沉的，照射在十字路口土路上的光线阴惨惨的。他们处在高原位置，向大海延伸而去的云彩和山峦都能看得很清楚，而且二者之间又是何其相似乃尔。女犯人来了，坐在一辆农用大车上的三脚凳上。镇长宣读她的罪状和判决时，她就站在那辆大车旁。她低着头，脸上一片茫然，似笑非笑，那背后悬置的是一个受到鞭笞的灵魂。镇长宣读完毕后，她解开自己的头发，让它披散到背后。一个蓄着一撮花白小胡子的小个子男人用一把剪刀铰掉她的头发，把它扔到地上。然后，他用一碗肥皂水和一把折叠式剃刀把她的脑袋剃得精光。一个女人走上前去，开始解她衣服上的衣扣，可是那个女犯把她推到一边，自己动手把衣服脱了下来。等她把贴身内衣拉过头顶，扔到地上以后，她就浑身赤裸了。女人们对她肆意嘲笑；男人们木然不动。女犯脸上的那抹笑容并无任何变化，虚假，哀伤。冷风吹得她雪白的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乳房上的两个乳头硬硬地挺了起来。女人们的嘲笑声渐渐消歇了，是被对她们那共同人性的认识给扑灭了。有个女人向她啐了口唾沫，但是在整个受难的过程中，她赤裸的身体上自有某种神圣的庄严，凛然不可侵犯。等到人群安静下来以后，她转过身去—她已经哭了起来—除了脚上一双穿旧了的黑鞋和袜子之外一丝不挂，独自一人沿着那条土路离开了那个村庄。那圆圆的白皙面孔已经上了几岁年纪，但是毫无疑问，那个为弗兰西斯递上鸡尾酒、后来又伺候他用饭的女仆，就是当初在那个十字路口遭受惩罚的女人。
那场战争现在已经显得如此遥远，那个派性斗争要以死亡或是酷刑作为代价的世界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当初跟他一起在维西待过的那些人，早已是音信渺然。他不能指望朱莉娅的审慎和明智。这件事他谁都不能告诉。如果他现在把这个故事给讲出来，就在这个餐桌上，那将不但是个社交礼仪上的错误，也会是个人性的错误。法夸尔森夫妇客厅里的这帮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全都心照不宣地声称根本就没有过去，没有战争—这个世界上没有危险或是苦痛。在人类行为的历史记录当中，那一非同寻常的集会是会拥有其一席之地的，但绿荫山的整个气氛却使得对于它的记忆显得很不得体、很不礼貌。在给客人们端上饭后的咖啡以后，那个女犯就退了下去，可是这次邂逅却让弗兰西斯感觉倦怠不堪；他打开了他记忆和感官的闸门，并让它们奔腾不息。朱莉娅进屋去了。弗兰西斯留在汽车里，负责把临时照看孩子的保姆送回家去。
弗兰西斯本来以为出来的会是亨莱因太太，平常都是这位老太太负责照看孩子们的，当一位年轻姑娘把门打开，来到外面亮着灯的门廊上时，他不禁吃了一惊。她在灯下站了一会儿，清点了一下手里的课本。她皱着眉头，非常漂亮。现如今这个世界上真是充满了漂亮的年轻姑娘，可是弗兰西斯从中却看到了美丽与完美之间的区别。所有那些讨人喜欢的小瑕疵，像是痣啊，胎记啊以及愈合了的疤痕之类的，一概全无；在他的意识当中，他经历了乐声将玻璃震碎那样的时刻，石破天惊，他感到一阵旧识相认的痛楚，那感觉前所未有地新奇、深刻而又妙不可言。从那姑娘紧蹙的眉间，从她脸上那不可捉摸的暗影中流露出一种神情—他只觉得那种神情就是对于爱情的直接吁请。等她清点好了手里的课本后，她走下台阶，打开了车门。在灯光下，他看到她的两颊是湿润的。她坐上车，把车门关上。
“你是新来的。”弗兰西斯道。
“是的。亨莱因太太病了。我叫安妮·默奇森。”
“是孩子们跟你捣乱了吗？”
“哦，没有，没有。”她转过身来，映着黯淡的仪表板的光亮凄楚地朝他微微一笑。她浅色的头发被上衣的领子勾住了，她摇了摇头把它给松开。
“你哭鼻子来着。”
“是的。”
“希望不是因为我们家里发生的什么事儿。”
“哦，不是，不是你们家里发生的什么事儿。”她的嗓音很凄凉，“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村子里人人都知道。爹地是个酒鬼，他刚从某个酒吧里打电话给我，狠狠责骂了我一通。他认为我伤风败俗。他就在韦德太太回来前刚刚打来的电话。”
“我很遗憾。”
“哦，天哪！”她喘着气，哭了起来。她转向弗兰西斯，他把她搂在怀里，让她靠在他的肩膀上哭泣。她在他的怀里直哆嗦，这一动作越发使他感觉到她的骨肉是何等纤弱。隔在他们之间的几层衣服感觉很薄，等她的战栗慢慢消失的时候，那感觉真像是一阵突然爆发的爱情，弗兰西斯被冲昏了头脑，粗暴地把她朝自己拉过来。她退缩了回去。“我住在贝尔维尤大街，”她说，“你沿着兰辛街往下，开到铁路桥。”
“好的。”他启动了汽车。
“在那个红绿灯那儿左转……现在就在这儿右转，一直朝铁路的方向开。”
弗兰西斯开车的线路把他带离了他自己居住的社区，穿过铁路，朝河边开去，来到一条接近贫困的住户居住的街道，街道两旁住房的尖顶山墙和木质花边装饰传递出最为纯正的自豪和浪漫感，但是房子本身却无法提供太多的隐私或是舒适，因为全都太小了。街道很暗，因为被这个受难姑娘的风度与美貌迷得神魂颠倒，把车转进这条街道以后，他感觉就像是进入了某种湮没已久的记忆的最深处。远处，他看到有一盏门廊上的灯在亮着。那是唯一一盏亮着的门灯，她说亮灯的那幢房子就是她家。他把车停下的时候，能看到门廊的灯背后是个灯光幽暗的门厅，门厅里竖着一个老式的衣帽架。“呃，咱们到了。”他说，意识到如果换了个年轻的小伙子，肯定会说句截然不同的话。
她并没有把手从书上挪开—她原本双手交叉捧着那几本书—转过脸来对着他。他眼中闪动着欲望的泪花。毅然决然地—而非悲伤难过地—他把自己这一侧的车门打开，绕到另一侧为她打开车门。他握住她空着的那只手，让自己的手指嵌入她的指缝间，陪着她登上两级水泥台阶，沿着一条狭窄的步道穿过一个前庭的小花园，大丽花、万寿菊和玫瑰—这些耐得住轻度霜冻的花卉—仍在绽放，在夜晚的空气中散发出一种苦甜参半的气息。在前门的台阶上，她抽出自己的手，转过脸来迅速地亲了他一下。然后她穿过门廊，把门关上了。门廊上的灯熄了，然后门厅的灯也熄了。一秒钟后，楼上临街这一侧有一盏灯亮了，灯光闪耀在一棵椰子还没落的树上。她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就脱衣上床了，然后整幢房子就全黑了。
弗兰西斯回到家的时候朱莉娅已经睡了。他打开第二扇窗，上了床，把眼睛闭上想睡觉，可是一闭上眼睛—刚坠入梦乡—那姑娘就进入了他的意识，自由自在地四处游荡，哪一扇关闭的房门都挡不住她，每一个房间都充满了她的光芒，她的香气，以及她那音乐般的声响。他跟她正搭乘毛里塔尼亚号老邮船横渡大西洋，然后又跟她一起住在巴黎。他从梦中醒来，从床上爬起来，在开着的窗前抽了根烟。重新回到床上，他在脑子里苦思冥想某种他渴望去做又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的事情，他想到了滑雪。透过他幽冥的意识，耸立起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岭的形象。那是迟暮时分。目力所及，处处都是辽阔而又振奋人心的景色。他背后有一个积满雪的山谷，山谷渐渐隆起，形成一座座树林覆盖的小山，山上的树木遮暗了那一片雪白，就像是一层稀疏的毛发。寒冷减弱了一切声响，只听到升降机上响亮的铁器铿锵。滑雪道上映着蓝色的光亮，现在要想辨别弯道要比一两分钟前更难了，也更难以判断硬硬的雪壳、冰层、光秃的裸露地面和一堆堆的干雪粉了，因为现在的雪原已经全都是深蓝色一片。他往山下滑去，根据那远在第一次冰河时代就已形成了的山坡的弧度调整着滑行的速度，热切地追寻着某种情感以及环境的简单和淳朴。接着夜幕就降临了，他跟某个老朋友在一间肮脏的乡村酒吧里喝了一杯马提尼。
第二天早上，弗兰西斯那白雪皑皑的山岭已经不见了踪影，只留下有关巴黎和那艘毛里塔尼亚号的生动记忆。他的内心大为受伤。他洗了澡，刮了脸，喝了咖啡，没有赶上七点三十一分的火车。他开车来到车站的时候，火车正好从车站开出，而他对于毫不留情地将他抛下的客车车厢的渴望重新唤起了他恋爱的心情。他在现在已经是空荡荡的站台上等八点零二分的那班火车。那是个晴朗的早晨；那个早晨就像是一道熠熠生辉的光之桥，架设在他那喜忧参半的爱情事件之上。他情绪高昂，兴奋不已。那姑娘的形象仿佛使他跟这个世界建立起了一种神秘而又迷人的关系。停车场开始被车辆停满了，他注意到那些从绿荫山上面的高处开来的汽车车身上已经覆盖了一层白霜。秋天的这第一个清楚的迹象令他激动不已。一列客车—从布法罗或是奥尔巴尼开过来的夜车—沿着两个站台之间的轨道驶了过来，他看到最前面几节车厢的顶上覆盖着一层薄冰。他为世间万物那不可思议的物质和实体性所深深打动，他朝餐车上的乘客绽放出微笑，你能看到他们一边旅行一边在吃着鸡蛋，在用餐巾擦着嘴巴。卧铺车厢里铺着在漫长的旅途中睡脏了的卧铺床单，就像是一长串寄宿公寓的窗户，蜿蜒驶过清新的早晨。然后他看到了一幕奇景：在卧铺车厢的一个窗口坐着一位美得出奇的女人，没有穿衣服，正在梳理自己的金发。她就像个魅影般掠过绿荫山，不断地梳理着她的秀发，弗兰西斯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直到她出离了他的视线。这时老赖特森太太来到了站台上，开始跟他说起话来。
“哦，我猜你一连三天早上都在这儿看到我，肯定挺意外的吧，”她道，“就因为我的窗帘，我都快成了个每天上下班的通勤客了。我礼拜一买的窗帘，礼拜二退了回去，而礼拜二买的窗帘，今天又要退回去。礼拜一那天我买到的窗帘可称心啦—是一种织着玫瑰和鸟儿图案的绣帷—可是等我把它们带回家里，却发现尺寸不对。好吧，我昨天就拿去退换了，可是等我把它们带回家里，却发现尺寸还是不对。我真要向苍天祈祷，希望那位设计师能够终于找人把它们的尺寸给改对喽，因为你是知道我的家的，你是知道我起居室里的那些窗户的，你可以想象它们给我带来了多少麻烦。我真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我知道怎么来对付它们。”弗兰西斯道。
“怎么办？”
“从里面把它们漆成黑色，然后闭嘴。”
赖特森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弗兰西斯鄙夷地俯视着她，以确保她知道他就是有意要出言不逊。她转身走到一边去了，精神上大受打击，连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包裹着他，就仿佛阳光都在他周身跳跃舞动，他又想起火车上的那位维纳斯，驰过布朗克斯的时候不断地梳理着她的秀发。他突然意识到，上一次因为故意怠慢别人而开心不已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让他如梦方醒。在他的朋友和邻居当中，是有一些才华横溢的出色人物—这一点他心里有数—可是也有很多人纯粹就是讨厌鬼和傻瓜蛋，而他错就错在对他们一视同仁，以同样的注意力去听他们讲话。他是把缺乏辨别力跟基督之爱混为了一谈，而且这种混淆看起来非常普遍而又非常有害。他很感激那位姑娘为他带来了这种神清气爽的独立感觉。鸟儿在歌唱—红衣凤头鸟和最后一批知更鸟。天空精光闪亮，就像是涂了一层釉彩。就连晨报散发出来的油墨气味都加深了他的生之渴望，而铺展在他周围的世界明明就是人间天堂。
如果弗兰西斯相信爱情具有某种等级制度—相信手持猎弓的精灵，相信维纳斯和厄洛斯 [225] 的反复无常—甚或相信神药、春药和窑子，相信肩胛骨和月相，那么也许可以解释他何以如此敏感，情绪又何以高昂到近乎狂热的程度。关于中年人的晚秋之爱，坊间一直都广为流传，他猜想他是迎面撞上了这种爱情，可在他的感觉当中并没有一丝一毫秋天的气息啊。他想去绿林中嬉戏，他想搔一搔痒处，他想从生命之杯中开怀畅饮。
他的秘书雷尼小姐那天早上迟到了—她一周有三天早上要去看心理医生—当她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弗兰西斯忍不住暗想，心理医生对于他又会有怎样的忠告呢。那个姑娘允诺给他的是要将某种类似音乐之声的美好事物重新带入他的人生。可是继而他又意识到，这种美妙的音乐很有可能会直接导致他因法定强奸罪而在县法院公开受审，他那一腔幸福又不禁烟消云散了。办公桌上，他那四个孩子在快乐岬海滩上面对镜头开心大笑的那张照片在责备他。他公司信笺的抬头上印着一幅拉奥孔的画像，这位祭司和他的两个儿子被巨蛇紧紧缠住的形象在他看来具有了无比深刻的寓意 [226] 。
他跟平基·特拉伯特一起吃的午饭。在平时闲谈的层面上，他朋友们的道德观念是粗豪而且富有弹性的，可是他也知道，一旦他勾引孩子保姆的事儿被抓了现行，那道德的纸板房屋就会塌下来压在他们全家身上—包括朱莉娅和孩子们在内。回顾一下绿荫山晚近的历史，他找不到一个类似的先例。没有过一桩卑鄙奸恶的丑事；自打他住到那儿以来，一桩离婚都没有出现过；甚至就连一丝丑闻的气息都没有。一切安排得比在天国里都要正当和得体。离开平基以后，弗兰西斯去了一家珠宝店，为那姑娘买了一只手镯。这次偷偷摸摸的购物简直让他心里乐开了花，珠宝店里的那些店员显得是多么古板而又好笑，从他身后走过的那些女人身上的香气是多么好闻！在第五大道上走过阿特拉斯的雕像 [227] 时，看到他被肩上扛着的整个世界的重量压得弯了腰，弗兰西斯也不由得想起，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的话，他身体的负担也是何其沉重。
他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见到那位姑娘。回到家的时候，他把那只手镯放在了西装的内袋里。谁知一打开家里的大门，就发现她在门厅里。她背朝着他，听到关门的声音就转过身来。她的笑容坦荡而又充满爱意。她的完美无瑕令他惊叹不已，就像是一个大好天气—大雷雨后的大晴天。他一把抓住她，用自己的嘴唇紧贴上她的嘴唇，她挣扎着，但并不需要挣扎太久，因为正在这时，小格特鲁德·弗兰纳里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说道：“哦，韦德先生……”
格特鲁德整天到处乱跑。她天生喜欢探险，而且并没有让她的这一志趣使她的生活与疼爱她的父母集中在一起。不知道弗兰纳里家底细的人光从格特鲁德的行为上推断，还以为她是一个破裂的家庭的苦孩子，喝得醉醺醺的父母成天争吵个没完呢。这可是大谬不然。小格特鲁德整天穿一身破烂单薄衣服的事实，其实是她一心跟给她穿得暖和而又整洁的母亲斗争并且获胜之后的结果。她多嘴多舌，皮包骨头，脏了吧唧，就这么在布伦豪娄这个住宅区周围瞎转悠，从一家游荡到另一家，根据她对婴儿、动物、跟她同龄的孩子、青少年，有时甚至是成年人的依恋程度，缔结或者打破联盟关系。一大早打开自家的大门，你可能就会发现她坐在你家的门廊上。走进浴室去刮脸，你可能会发现格特鲁德正坐在马桶上。往你儿子的婴儿床上一看，发现竟然是空的，再往远处一看，你会发现格特鲁德已经把他放在婴儿车上推到邻村去了。她乐于助人，无处不在，诚实无欺，忠诚不贰，老是饥肠辘辘。她从不主动回家。到了应该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对所有的迹象都视而不见。“回家去吧，格特鲁德。”你会听到大家这么跟她说，家家如此，夜夜如此。“回家去吧，格特鲁德。时候不早了，现在就该回家去了。”“你最好还是回家吃晚饭去吧，格特鲁德。”“二十分钟前我就跟你说过该回家去了，格特鲁德。”“你母亲要为你担心啦，格特鲁德。”“回家去，格特鲁德，回家去吧。”
有的时候，人们眼周的皱纹会像是被侵蚀了的石头上的分层，而瞪大的眼睛本身会像是野兽般凶狠，我们会被惊得不知所措。弗兰西斯投向那个小姑娘的眼神丑陋而又怪异，这眼神把她给吓到了。他伸手到口袋里—他双手都在哆嗦—掏出一枚两毛五分钱的硬币。“回家去，格特鲁德，回家去，不要告诉任何人，格特鲁德。不要—”他噎住了，朝起居室里跑去，因为朱莉娅正在楼上叫他快一点去换衣服。
他老想着当天夜里晚些时候他将开车送安妮·默奇森回家，这个念头就像是一根金线，贯穿了弗兰西斯和朱莉娅去参加的那个派对上的所有活动，面对无聊的笑话他哈哈大笑，当梅布尔·默瑟跟他说她的小猫死了的时候，他竟然擦干了一滴眼泪，他伸懒腰，他打哈欠，他唉声叹气，他无病呻吟，就像其他任何心底里私藏着个约会的男人一样。那只手镯还在他衣袋里藏着。他坐着跟人聊天的时候，鼻翼里闻到了青草的气息，他暗自盘算着该把车停在哪儿为好。老帕克大宅里没有一个人住，宅前的车道已经成为情人幽会的小巷。汤森街是条断头路，他可以把车停在那儿，停到路头上最后一户人家再过去一点的地方。从榆树街拐到河岸的那条老胡同如今已经是杂草丛生，不过他曾经带着孩子们徒步走到过那里，他可以把车开到灌木丛深处隐藏起来。
韦德夫妇是最后离开派对的客人，宾主四人都站在门厅里互道晚安的时候，男女主人说起来他们自己幸福的婚姻生活。“她就是我的姑娘，”他们的主人道，捏了自己妻子一把，“她就是我的蓝天。结婚都十六年了，我还仍旧咬她的肩膀呢。她让我觉得就像是翻越了阿尔卑斯山的汉尼拔 [228] 。”
韦德夫妇开车回家的路上一言不发。弗兰西斯把车停在自家的车道上以后坐着没动，仍旧开着引擎。“你可以把车开到车库里了，”朱莉娅从车上下来的时候说，“我前面已经跟默奇森家的那个姑娘说过她可以在十一点钟离开。有人开车送她回家。”她把车门关上，弗兰西斯在黑暗中坐着。看起来，他自己就是个十足的傻瓜：贪淫，嫉妒，使他流泪的感情上的伤害，甚至鄙视—因为他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现在的这副德性：双臂伏在方向盘上，因为为情所伤而把头埋在胳膊中间。
弗兰西斯小时候曾是个很有奉献精神的童子军，想起小时候童子军训诫的他，第二天下午早早地离开办公室，去打了几场壁球循环赛，可是，在他的身体因为运动和淋浴精神焕发以后，他又不由得觉得还不如待在办公室伏案工作的好。晚上回家的时候已经出现霜冻。凛冽的空气中明显地嗅得出物候的变化。他走进家门以后，感觉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激动。孩子们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朱莉娅下楼来的时候，也穿了件薰衣草色的长裙，戴着她的镶钻旭日形胸针。她解释了大家这么激动的原因：哈伯先生七点钟要来为他们拍摄用在圣诞卡上的照片。她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他那套蓝色西装和一条颜色鲜艳些的领带，因为今年要拍的可是彩色照片。一想到为圣诞节拍照，朱莉娅就心情愉快。对于这类仪节她总是乐此不疲。
弗兰西斯上楼去换衣服。这一整天的工作和相思成疾搞得他很疲惫，在床沿上坐下更是有加深疲倦的效果。他思念着安妮·默奇森，想要表达自己真实情感的肉体需要非但没有被朱莉娅梳妆台上的粉红色灯光所抑制，反而将他完全吞噬。他走到朱莉娅的书桌前，拿出一张信纸，开始在上面奋笔疾书。“亲爱的安妮，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封信谁都不会看到，他也就百无禁忌。他连“飘飘欲仙”和“金屋藏娇”这样的滥调都用上了。他淌着口水，叹息不已，浑身颤抖。当朱莉娅喊他下楼去的时候，他的幻想与现实世界之间裂开了如此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感觉自己心脏的肌肉都受到了影响。
朱莉娅和孩子们站在门廊上，摄影师和他的助手架起了一套两组的泛光灯，以便把他们一家人和他们家大门入口的建筑之美清清楚楚地拍摄下来。乘晚班火车回来的邻居熟人都放慢车速，观看韦德一家为了圣诞卡正在拍摄的全家福。有几位还朝他们挥手致意，跟他们打招呼。就这样不断地摆出笑脸儿、抿湿嘴唇，一直折腾了半个钟头，哈伯先生方始满意。灯光散发出来的热气使严寒的空气闻起来都变得污浊了，强烈的灯光关掉以后，还在弗兰西斯的视网膜上滞留了好长时间。
那天夜里的晚些时候，弗兰西斯和朱莉娅正在起居室喝咖啡的时候，门铃响了。朱莉娅去应门，进来的是克莱顿·托马斯。他是来还戏票钱的—前几天朱莉娅给了他母亲几张戏票，虽然说了不用给钱，海伦·托马斯却执意要给。朱莉娅邀请他进门喝杯咖啡。“咖啡我是不喝了，”克莱顿道，“不过我可以进来坐一会儿。”他跟着她走进了起居室，跟弗兰西斯道了声晚上好，局促不安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克莱顿的父亲在战争中阵亡了，于是这个年轻人少年丧父的境遇就像是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整天挥之不去。这在绿荫山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因为托马斯家是当地唯一的一个有了残缺的家庭；除此以外所有其他的人家全都婚姻美满，儿女满堂。克莱顿在读大二或是大三，就他们娘儿俩住在一幢大房子里，他母亲希望把那幢房子给卖了。克莱顿也惹过麻烦。几年前他偷了些钱跑了出来；他一直跑到加利福尼亚才被抓住。他个头很高，其貌不扬，戴一副角质边眼镜，说话声音很低沉。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呀，克莱顿？”弗兰西斯问道。
“我不回去啦，”克莱顿道，“妈妈没这个钱，硬充这个门面毫无意义。我打算去找份工作，而且要是我们把房子卖掉的话，我们就到纽约住公寓去。”
“你不会想念绿荫山吗？”朱莉娅问。
“不，”克莱顿道，“我不喜欢这儿。”
“为什么？”弗兰西斯问。
“呃，这儿有很多东西我并不认同，”克莱顿郑重其事地道，“比如说像是俱乐部的舞会之类的。上周六夜里，舞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朝里面张望了一下，看到格兰纳先生正一心想把迈诺特太太塞进那个奖杯陈列柜里去。他们俩都喝醉了。我不赞成这么滥饮无度。”
“那是周六夜里呀。”弗兰西斯道。
“还有所有的鸽舍一样和睦的家庭全都是冒充的，”克莱顿道，“还有大家全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乱七八糟的那副德性。关于这一点我想过很多，在我看来，绿荫山真正的症结所在是它根本没有任何前途。花了那么多精力想把这个地方建成永久的乐园—千方百计不让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住进来，诸如此类的—可是每个人对于未来的观念无非是多增加几班通勤火车，举办更多的派对而已。我认为这是不健康的。我认为大家对于未来应该怀有伟大的梦想。我认为大家应该有伟大的梦想。”
“你不能继续大学的学业，真是太可惜了。”朱莉娅道。
“我想去读神学院。”克莱顿道。
“你是什么教派的？”弗兰西斯问道。
“我是个一位论派 [229] ，通神论者，超验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克莱顿道。
“爱默生不就是个超验主义者吗？”朱莉娅问。
“我说的是英国的超验主义者，”克莱顿道，“美国所有的超验主义者全都是些粗坯。”
“你想找份什么样的工作？”弗兰西斯问。
“呃，我想找个出版社的工作，”克莱顿道，“可是人人都跟我说这一行没什么可干的。可我就是对这类工作感兴趣。我正在写一出探讨善与恶的长篇诗剧。查理叔叔可能会介绍我去一家银行工作，那对我也有好处。我需要纪律性。要最终形成自己的性格，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颇有些可怕的习惯。我讲得太多。我想我应该起个闭口不言的誓愿。我应该努力尝试一星期不开口说话，借此严以律己。我曾经想过要退引到某个圣公会的修道院里静修，可我又不喜欢三位一体论。”
“你有女朋友吗？”弗兰西斯问道。
“我已经订婚了，”克莱顿道，“当然啦，我年龄还太轻，也太穷，还没办法让我的婚约得以履行或者受到尊重，诸如此类的，不过我用今年夏天修剪草坪打工赚来的钱为安妮·默奇森买了一枚仿制的祖母绿戒指。我们打算一等她完成学业就马上结婚。”
一听到那姑娘的名字，弗兰西斯的身体本能地退缩了一下。然后，就仿佛有一道昏暗的光从他的灵魂中放射出来，使得一切—朱莉娅，那个男孩儿，那些椅子—全都呈现出它们黯淡的本相。就像是天气骤然间恶化了一样。
“我们将建立一个大家庭，”克莱顿道，“她父亲是个可怕的酒鬼，我也经历过艰难的岁月，我们想生一大帮孩子。哦，她可真是了不起，韦德先生，韦德太太，而我们有那么多的共同点。我们喜欢的东西全都一样。去年我们俩不约而同，寄出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圣诞卡，我们俩都对西红柿过敏，我们俩的眉毛也都在中间连到了一起。呃，我该告辞了，晚安。”
朱莉娅一路把他送到门口。她回来后，弗兰西斯就跟她说，这个克莱顿好吃懒做，不负责任，而且还臭气烘烘的。朱莉娅说弗兰西斯似乎变得越来越心胸狭窄，真让人受不了啦；她说托马斯这个孩子还年轻，应该再给他一个机会的。朱莉娅也已经注意到了弗兰西斯这段时间脾气格外暴躁的其他一些事例。“赖特森太太邀请了绿荫山所有的住户都去参加她的周年庆典派对，唯独没有邀请咱们。”她道。
“很抱歉，朱莉娅。”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没请咱们吗？”
“为什么？”
“因为你冒犯了赖特森太太。”
“这么说来你知道这件事啦？”
“是琼·马斯特森告诉我的。当时她就站在你后头。”
朱莉娅迈着小碎步在沙发前走来走去，弗兰西斯心知肚明，这表示她很生气。
“我确实冒犯了赖特森太太，朱莉娅，而且我是故意的。我从来就没喜欢过她举办的那些派对，我很高兴她把我们给除名了。”
“那海伦怎么办？”
“这跟海伦有什么关系？”
“决定谁能参加正式的社交舞会的正是赖特森太太。”
“你的意思是说她能不让海伦参加舞会？”
“正是。”
“我没想到过这一层。”
“哦。我就知道你没想到过，”朱莉娅叫道，一刀刺进他铠甲的缝隙，深至刀柄，“就是你这种愚蠢的轻率行径破坏了每个人的幸福，一想起这个我就怒不可遏。”
“我不认为我破坏了任何人的幸福。”
“赖特森太太统治着绿荫山，而且已经统治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我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你认为在绿荫山这样的一个社区里，你居然可以任性胡为，随心所欲地去侮辱和冒犯别人，表现得如此粗鲁下流。”
“我很有礼貌。”弗兰西斯道，试图改变一下话题，缓和一下这个夜晚的气氛。
“去你的，弗兰西斯·韦德！”朱莉娅喊道，唾沫星子直喷到他的脸上，“我历尽艰辛，才终于在这个地方谋得我们今天所享受到的社会地位，我决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它给毁掉而坐视不管。想当初你在这儿安下家来的时候就该明白，你是绝不能像洞穴里的一头熊那样过日子的。”
“我必须得表达我的个人好恶。”
“你完全可以隐藏你的厌恶。你没必要干什么都直来直去的，就像个孩子一样。除非是你巴不得成为一个社交场上的万人嫌。我们收到那么多的社交邀请可绝不是出于偶然！海伦有那么多的朋友也绝不是出于偶然。你要是只能在电影院里消磨礼拜六的晚上，你会觉得怎么样？要是你礼拜天只能待在家里打扫枯死的树叶，你又当如何呢？如果你的女儿在举行盛大社交舞会的夜晚只能干坐在窗前，倾听俱乐部里传来的音乐，你会喜欢吗？如果—”话音未落，他就干了一件毕竟算不上完全不可理喻的事儿，因为她那咄咄逼人的话语就像是在他们之间树立起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高墙，他差一点都要窒息了。他劈脸给了她一巴掌。她踉跄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像是镇定了下来。她上楼去了他们的房间。她并没有砰的一声把门给摔上。几分钟后，当弗兰西斯跟上去的时候，发现她正在收拾一个行李箱。
“朱莉娅，我非常抱歉。”
“没关系。”她道。她在哭。
“你打算去哪儿呀？”
“我不知道。我刚查了一下火车时刻表。十一点十六分有一班去纽约的车。我要去乘那班车。”
“你不能走，朱莉娅。”
“我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很清楚。”
“有关赖特森太太的事情我很抱歉，朱莉娅，我很—”
“这跟赖特森太太没什么关系。问题根本不在这里。”
“那问题出在哪儿？”
“你不爱我。”
“我当然爱你，朱莉娅。”
“不，你不爱。”
“朱莉娅，我确实爱你，我希望我们还能像当初那样—甜蜜、下流而又隐秘—可是现在有了那么多的人。”
“你恨我。”
“我不恨你，朱莉娅。”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有多恨我。我想这是下意识的。你都没意识到你干的那些恶毒的事情。”
“什么恶毒的事情，朱莉娅？”
“你的潜意识驱使你做出的那些恶毒的行径，为的是发泄你对我的仇恨。”
“你说什么，朱莉娅？”
“我从来就没有埋怨过。”
“告诉我。”
“你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告诉我。”
“你的衣服。”
“你这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把你的脏衣服乱扔一气的方式，就是为了发泄你潜意识里对我的仇恨。”
“我不明白。”
“我说的是你的脏袜子、你的脏睡衣、你的脏内衣和你的脏衬衣！”她原本跪在行李箱旁边，这时霍地站起来，面对着他，眼睛冒火，声音响亮而又激动，“我说的是你从来就没有学会把任何东西给挂起来这个事实。你就把你的衣服一脱，随手往地上一扔，脱哪儿就扔哪儿，为的就是羞辱我。而且你是存心这么做的！”她扑倒在床上，啜泣不已。
“朱莉娅，亲爱的！”他说，可是当她感觉到他放在她肩上的手以后，马上又站了起来。
“离我远点儿，”她说，“我一定得走。”她从他身边擦过去，来到衣橱前，拿了条裙子回来。“你给我的东西我一样都不带，”她说，“我要把我的珍珠首饰和裘皮大衣都留下。”
“哦，朱莉娅！”她那俯身在行李箱上的身形因为自欺欺人而显得如此无助，几乎使他心中充满了怜惜之情。她不懂得要是没有了他，她的生活将变得何等凄惨。她不懂得那些工作的女性每天得做足多少个小时。她不懂得她大部分的朋友都存在于他们婚姻的框架之内，如果婚姻不存在了，她会发现将只剩下她孑然一身。她不懂得旅行、旅馆和金钱。“朱莉娅，我不能让你走！你不明白，你不论什么都得依靠我。”
她把头往后一仰，用双手把脸捂上。“你说我不论什么都依靠你？”她问道，“你是这么说的吗？那么是谁告诉你早上什么时候起床，夜里什么时候睡觉的呢？又是谁给你准备一日三餐，把你的脏衣服捡起来并且请你的朋友们来吃饭的呢？要是没有我，你的领带就会油渍麻花，你的衣服上会全是蛀洞。当初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孤家寡人，弗兰西斯·韦德，我离开你以后你仍旧是个孤家寡人。我们结婚的时候妈妈让你列个名单，好发送婚礼的请柬，你一共给她提供了多少个人的名字？十四个！”
“克利夫兰不是我的家乡，朱莉娅。”
“既然我不带那件裘皮大衣了，”她心平气和地道，“你最好还是把它放回去收好吧。那些珍珠首饰有份保单，明年一月份到期。洗衣店的名字和女佣的电话号码—所有这类东西都在我书桌的抽屉里。我希望你酒不要喝得太多，弗兰西斯。我希望你不会碰到任何倒霉的事儿。如果你碰到了重大的麻烦，陷入了困境，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哦，我亲爱的，我不能让你走！”弗兰西斯道，“我不能让你走，朱莉娅！”他伸出臂膀把她搂在了怀里。
“我想我最好还是留下来再照顾你一段时间吧。”她道。
早上乘车去上班，弗兰西斯看见那姑娘沿车厢的过道走过去。他很吃惊；他原来没意识到她读书的学校是在城里的，但她手上拿着书，看样子是去上学的。他的惊讶延缓了他的反应速度，不过他随后也笨拙地站起身来，来到了过道里。他们中间已经夹进来好几个人，不过他看得见她就在他前面，等着有人把车厢门给打开，这时火车突然晃动了一下，她在穿过车厢间的接合部时伸手扶了一下，然后就走进另一个车厢。他跟着她穿过那节车厢，在下一节车厢又走了一半的时候这才开口喊她的名字—“安妮！安妮！”—可她并没有转身。他又跟着她走进下一节车厢，她终于在一个靠过道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向她走去的时候，他整个的感觉都是暖洋洋的，他那颗心已经提前飞了过去，他把手放在她座位的靠背上—就连跟椅背的接触都让他感觉很温暖—然后俯下身来跟她说话，这才发现那根本就不是安妮。那是个戴眼镜的女人，年龄也更大。他假装继续向前，走进下一节车厢，他的脸涨得通红，一是因为窘迫，还有更深得多的受挫感：他那自恃良好的感觉受到了挑战；因为如果连谁是谁都分不清楚，那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跟朱莉娅以及孩子们的生活要比私奔到巴黎的罪恶梦想或者情人巷里的垃圾、青草味儿和洞穴形的小树林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呢？
那天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候，朱莉娅打电话提醒弗兰西斯，他们晚上是要出去吃饭的。几分钟以后，特雷斯·比尔登打来了电话。“听我说，伙计，”特雷斯道，“我是为了托马斯太太给你打这个电话的。你知道吗？克莱顿，她那个儿子，看来找不到差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他个忙。如果你能给查理·贝尔打个电话—我知道他欠你个人情—为这个孩子说句好话，我想查理是会—”
“特雷斯，这话我很不情愿出口，”弗兰西斯道，“不过我觉得对这个孩子我实在是无能为力。这孩子真是百无一用。我知道这话说出来很不好听，但这是个事实。谁好心好意帮他，非但好心没好报，反而会深受其害。他就是个百无一用的孩子，特雷斯，而且根本就无可救药。就算是我们给他谋到一份工作，他也干不上一个礼拜的时间。我知道这就是事实。说来可怕，特雷斯，的确很可怕，对此我心知肚明，可是这话我还是得说：我非但不能替那个孩子介绍工作，反而感觉责无旁贷要提醒大家都防着他一点—提醒所有认识他父亲，自然而然地想伸手拉他一把的人。我感觉责无旁贷地要提醒他们。他是个贼……”
他刚放下电话，雷尼小姐就走了进来，站在他办公桌旁。“我不能再继续为您工作了，韦德先生，”她说道，“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待到十七号，不过我突然间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我希望能尽快离开这儿开始新的工作。”
她走出办公室，留下他一个人去面对他对托马斯家的男孩儿干下的恶毒勾当。他的几个孩子在照片上笑啊笑，闪耀着夏日全副的明亮色彩，他想起那天他们在沙滩上碰到了一个风笛手，他付了一块钱让那人为他们吹奏了一首苏格兰高地警卫团 [230] 之歌。他回家的时候那姑娘应该会在他们家了。他将在他那帮善良的邻居中间度过又一个晚上，处心积虑地挑拣着断头路、乡间小路和废弃房屋的车道。无论如何都没办法使他的感情平静下来—无论是孩子们的欢笑还是跟他们一起打一场垒球，全都无济于事—重新回顾那次飞机失事、法夸尔森家的那位新女仆以及安妮·默奇森对她那位酗酒的父亲满怀的苦恼，他忍不住琢磨着究竟有什么办法才能避免他陷入如今的境地。他陷入了困境。在他的有生之年他曾经迷过一次路，那是从北部森林的一条鳟鱼溪钓鱼归来，现在的他也有跟当时同样凄凉的感觉—不管有多少欢乐、希望、勇气或者毅力，全都无法帮他在逐渐苍茫的暮色中找到那条迷失的道路。他闻到了森林的气息。那种凄凉的感觉实在无法忍受，他清楚地看到，他已经到了非做出抉择不可的关节点。
他可以去看心理医生，就像雷尼小姐一样；他可以去教堂，为他的淫欲做出忏悔；他可以去西七十几街的一家丹麦按摩院，那是个推销员向他推荐的；他可以强奸那个姑娘或者确信自己肯定会受到阻挠无法实施强奸；或者他也可以一醉方休。那是他的人生，他的航船，而且他就像别的男人一样，天生就该是成千上万个孩子的父亲，只要能让双方都感觉跟这个世界可以更加友好地相处了，一次幽会又有什么害处呢？他的思路又跑偏了，他重新回到他的第一个想法：看心理医生。他有雷尼小姐那位医生的电话，他打了个电话，要求马上预约。他坚持要医生的秘书马上就安排—这就是他做生意的一贯风格—当她说医生接下来几个星期之内的日程表都已经排满了时，弗兰西斯就要求当天去就诊，最后那秘书让他五点钟过去。
那位心理医生的诊所设在一幢几乎全被医生和牙医占满了的大楼里，走道里充满了漱口水的糖果味儿以及痛苦的记忆。弗兰西斯的性格是在一系列个人决心的基础上形成的—决心要保持整洁，决心从高高的跳板上跳到泳池里或者一再去完成其他挑战自己勇气的壮举，决心要守时、诚实并且品性正直。他大部分的重大决定都是独自一人以一己之力做出的，如今要放弃这种完美的孤独就等于是粉碎了他原有的个性观念，使他处于一种倍感震惊的境地。他简直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这个他前来miserere mei Deus [231] 的地方就跟大多数医生的诊所别无二致，只是为了模仿舒适幸福的家庭生活而做出的一个象征性的粗疏姿态：摆放着古董和盆栽植物，布置了咖啡桌，墙上挂着小桥覆雪和鸿雁南飞的蚀刻画。但这里却没有孩子，没有婚床，没有炉火，而且在这个幸福家庭的滑稽模仿品当中，甚至没有人曾经睡过一晚，它那窗帘齐备的窗户正对着黑漆漆的通风井。弗兰西斯向一个秘书报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然后就看到有个警察从房间的另一侧向他冲过来。“站住，站住，”那警察说，“不许动。手放在原地不许动。”
“我看没什么问题，警官，”那秘书道，“我想这恐怕是个—”
“让我们来查个清楚。”那警察道，开始拍打弗兰西斯的衣服，像是要找什么—手枪，匕首，还是碎冰锥？什么也没有找到，他就走开了，那个秘书开始紧张不安地向他道歉：“您打来电话的时候，韦德先生，您显得非常激动，医生已经有个病人威胁要取他的性命了，我们不得不小心行事。您现在想进去吗？”弗兰西斯推开一扇连着个电铃的门，在医生的密室里沉重地一屁股坐下，用一块手帕擤了擤鼻涕，在口袋里摸索着香烟、火柴等等东西，噙着眼泪，嗓音嘶哑地说：“我恋爱了，赫尔措格医生。”
一周或是十天以后的绿荫山。七点十四分的那班火车已经来了又走了，各户人家的晚餐都已吃完，碗碟都放进了洗碗机。整个村子，不论是在道德还是经济上，全都命悬一线；不过在傍晚的灯光中，毕竟还有根线拴着它。唐纳德·戈斯林又开始弹起了《月光奏鸣曲》。Marcato ma sempre pianissimo [232] ！他就像是在拧干一条湿浴巾，但那个女仆并没有注意到他。她在给亚瑟·戈德福瑞写信。在他家里的地下室里，弗兰西斯·韦德正在做一张咖啡桌。赫尔措格医生推荐他做些木工活儿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而弗兰西斯确实在木工所涉及的那简单的算术以及新鲜木料的神圣气息当中觅得了一些真正的慰藉。弗兰西斯很快乐。楼上，小托比正在哭鼻子，因为他感到厌烦。他脱掉牛仔帽、手套和流苏夹克，解下镶着黄金和红宝石的皮带，解下银子弹和手枪皮套，拉掉裤子背带，脱下格子衬衣和李维斯牛仔裤，坐在床沿上脱掉他的高筒皮靴。任由这套装备胡乱堆成一堆，他走到衣橱前，把他的宇航服从一个钉子上取下来。要想穿上那套紧身衣裤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不过他还是成功了。他把魔法斗篷披在肩上，爬上床脚的竖板，张开双臂，往地板上飞去，砰的一声摔在地上，除了他自己，家里的每个人都听到了那撞击声。
“回家吧，格特鲁德，回家吧，”马斯特森太太道，“一个钟头前我就跟你说该回家啦，格特鲁德。你吃晚饭的时间早就过了，你妈妈会担心的。回家去！”巴博考克家通往露台的一扇门猛地一下被打开了，巴博考克太太一丝不挂地跑了出来，后面追出来她那赤身裸体的丈夫。（他们的孩子都在寄宿学校上学，他们家的露台前面挡着一道树篱。）通过那道厨房的门，他们夫妻在露台上进进出出，激情洋溢而又健美帅气，就像威尼斯每一堵墙壁上都能看到的宁芙 [233] 和萨梯 [234] 的壁画一样。正在花园里修剪她最后几株玫瑰花的朱莉娅，听到老尼克松先生在他的喂鸟站里冲着那些松鼠大喊。“恶棍！无赖！快滚开，别再让我看到你们！”一只可怜的猫咪溜达进了花园，不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显得极不舒服。它的头上系着一顶小草帽—洋娃娃的帽子—身上穿了件洋娃娃的裙子，扣得严丝合缝的，从裙子底下伸出一根毛茸茸的长尾巴。它一边走，一边甩着脚，就像是刚从水里爬上来似的。
“来呀，咪咪，咪咪，咪咪！”朱莉娅叫道。
“来呀，咪咪，来呀，可怜的咪咪！”但是那只猫满腹狐疑地看了她一眼，穿着裙子磕磕绊绊地走开了。最后到来的是朱庇特。他神气活现地穿过西红柿藤蔓，大嘴巴里叼着一只晚礼服鞋的残部。然后天就黑了；那是个国王们身着黄金礼服骑着大象翻越群山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