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斯特里特就跟很多住在罗马的美国人一样，是个离了婚的男人。他是F.R.U.P.C经销处的统计员，一个人独居，跟其他的侨民以及那些被吸引进入侨民圈子里的罗马人一起，过着一种充满乐趣的社交生活。可是他在办公室里整天都讲英语，而且他在社交场合遇见的那些意大利人英语讲得都远比他的意大利语强，所以他没办法让自己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交谈。他的感觉是，要想真正了解意大利，他就必须得会讲意大利语。在碰到购物或是操办某项公事这类简单事务的时候，他的意大利语讲得也算是够好的了，可是他很希望能够用意大利语表达他的情绪，用意大利语讲笑话，并且能够听得懂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听到的当地人的闲谈。他强烈地意识到他是在一个并不属于他自己的国家里讨生活这样的一个事实，不过他认为这种局外人的感觉在他真正懂了这门语言之后，就会发生改变的。
对于游客们来说，游遍一个陌生国度的整个体验都接近于一种过去时的感觉。即使你正待在罗马，那感觉也像是曾在罗马待过的日子，而且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观光、纪念品，还是拍照和购买礼物—全都带有纪念意义。即便是游客躺在床上等待入睡，那也是曾在罗马度过的夜晚。可是对于侨民而言，却并不存在这种过去时的感觉。如果去想现在这个时候，在另外一个国家那曾经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他的永久家园的某个城镇或者乡村是怎样的情形，那可就是舍近求远了，所以他一直都生活在一种持续不断而且不屈不挠的现在时中。侨民们并不是在累积记忆，而是面临着一个学习一门语言并且理解一个民族的挑战。所以游客和侨民之间只能在威尼斯广场相互瞥上一眼—侨民穿过广场去上他们的意大利语课，游客们则经由预订，占据了路边咖啡店的所有座位，正在那儿喝金巴利 [200] ，因为他们都被告知这是一种典型的罗马aperitivo [201] 。
斯特里特的老师是个叫凯特·德雷瑟的美国女人，跟一个青春期的儿子住在佛罗伦萨广场附近的一座旧宫殿中。斯特里特每周二、周五的傍晚以及周日的下午到那儿去上课。他很喜欢在傍晚时分从他的办公室步行经过万神殿，去上他的意大利语课。他的侨居生活所得到的回报当中就包括了格外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及一种令人兴奋的自由感觉。跟我们对自己祖国的爱密不可分的是我们在那个地方长大成人的事实，而这个过程但凡有丝毫差池，我们就会时时刻刻都被那个“犯罪现场”所提醒，意识到这个错处，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天。几桩这一类的不愉快也许可以说明斯特里特那种自由感的原因，而他那格外敏锐的观察力则也许根本无他，只不过是个拥有良好胃口的男人金秋时节穿行在一个城市的边街后巷里时自然而然的感受。空气冷冽，闻着有咖啡香—有时候是焚香的气息，如果一座教堂的大门四面洞开的话—到处都有人卖菊花。这番景象令人兴奋而又迷惑—罗马共和国和帝国遗留下来的废墟，以及前天的这座城市所留下的废墟—不过一旦他会讲意大利语以后，这所有的一切都将会对他展露无遗。
斯特里特知道，对一个到了他这个岁数的男人而言，学习任何东西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了，而且他还很不走运，一直都没找到一位很好的意大利语老师。他最先是去了但丁·阿利吉耶里学院，那里的语言学习班实在是太大了，他没取得任何进步。然后他请了一位老太太给他做私教。他被要求朗读并翻译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可是他才只翻译了几句话，老师就把书从他手里夺了去，自己做起了朗读和翻译。她是如此热爱这个故事，读得是又哭又笑，有时候整堂课都过去了，而斯特里特连张开嘴的机会都没有。他，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坐在罗马城边缘一套冷冰冰的公寓里，听一个七十岁的女人朗读一本童话故事，这让他感觉实在是不合情理，在上了十几节课之后，他跟他的老师说他不得不因公去佩鲁贾出差。这之后，他在陶赫尼茨学校注了册，开始上私教课程。他的老师是位漂亮得出人意料的年轻女人，穿一身那年正时兴的紧腰身衣服，戴了个婚戒—他猜那只是个道具，因为她看起来实在是过于卖弄风情和放荡不羁了。她用气味浓烈的香水，戴好几只咯咯作响的手镯，把自己的短上衣拼命往下拉，走向黑板的时候屁股风摆杨柳，有天傍晚她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不禁伸出双臂搂住了她。她之后的反应是大声尖叫，踢翻了一张小课桌，一连穿过三个教室跑到了大堂，尖声喊叫着说她被一个畜生给袭击了。经过他这好几个月的学习后，“畜生”是她那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当中斯特里特唯一听懂了的一个词儿。当然，整个学校都炸了锅，他唯一能做的也只有把额头上的汗珠一擦，开始穿过那几个教室朝大堂走去。大家为了更清楚地看到他的尊容，都站到了椅子上。打那以后，他一趟都没有再回陶赫尼茨学校。
他的下一位老师是个相貌平平的女人，灰白的头发，戴一条肯定是自己织的薰衣草色的围巾，上面遍布着绳头和线疙瘩。她是个非常出色的老师，教了他一个月后，有天傍晚跟他说她的生活磨难重重。说完后她等着他鼓励她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他，发现他并未给她任何鼓励后，她还是告诉了他。她跟她未婚夫订婚已经有二十年了，可是她未婚夫的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只要一提起这个话题，就会爬到窗台上威胁要跳到大街上。现在她的未婚夫病了，要动手术，从脖子一直切到肚脐眼（她比画了一下），他要是死了的话，她就得以一个老处女的身份进入坟墓了。她那几个缺德的妹妹为了逼婚都已经未婚先孕了—其中有一位已经在八个月前成功地步上了红毯（更多的比画）—可是她宁肯（她拉起自己那条薰衣草色的围巾）到大街上去拉客也不会这么做。斯特里特无能为力地听着她诉说自己的伤心事，就像我们倾听大部分人的诉苦一样，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是一直等到她下一个学生—一个日本人都进来上课了，她还在喋喋不休，结果那天晚上斯特里特就一句意大利语都没学到。这还不算完，下次他去上课的时候她还接着说。也许是他的错—他本该断然制止她的—可是现在她已经把他当作了心腹知己，他知道他是没办法改变这个关系了。他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在于任何一个大城市里都不可或缺的寂寞和孤独，他只得又虚构了一次前往佩鲁贾的商务之旅。他又找了两位老师，又去了两趟佩鲁贾，然后，他在罗马第二年的晚秋时节，大使馆里有个人向他推荐了凯特·德雷瑟。
一个美国女人在罗马教授意大利语确属非同寻常，不过罗马的一切安排方式全都复杂之极，当我们试图理解对于一次庭审、一次租赁、一顿午餐或者任何事务的描述时，明白易懂以及怀疑主义都得退避三舍。每一事实或是细节全都滋生出更多的问题而非答案，结果到头来我们完全忽略了事实，就仿佛我们原本就打算这么干一样。罗马已经出现了一位拥有多疑的多马的手指头 [202] 的米卡拉红衣主教 [203] —这已经是清楚无疑了—可是教堂里坐在我们旁边的那个人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死了呢，而威尼斯广场上的那些大象又是在干吗呢？
他们在一个巨大sala [204] 的一头上课，靠近壁炉。斯特里特花费一个钟头，有时候是两个钟头的时间为上课做准备。他已经读完了《木偶奇遇记》，开始读《约婚夫妇》 [205] ，读完这部作品后就要读《神曲》了。他就像个孩子一样颇为完成了家庭作业而自豪，巴不得进行测验和听写，而且来到凯特的公寓时脸上总是带着傻呵呵的满面笑容，他真是太为自己感到满意了。她是个非常好的老师。她完全懂得他的愚笨、他那中年人的糟糕记忆力以及他对于学习的渴望。她讲的意大利语几乎总能让他听得懂，而且通过把手表放在桌子上用以标记课时，通过把私教费用的账单邮寄给他，而且从来都不提及她自己的私人情况，她赋予他们的课程以一种脚踏实地并且不带个人感情的气氛。他觉得她是个相貌好看的女人—或许有些过分认真、焦躁不安和劳累过度，不过却很有魅力。
当他们俩坐在凯特·德雷瑟用一架中国屏风和几把摇摇晃晃的金色椅子从房间里圈出来的这个角落里上课时，她有很多事情都没有跟他讲过，其中一件就是她出生并成长于艾奥瓦的小镇克拉斯比这个事实。她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人世。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当地的化肥厂里工作的地方，她父亲却碰巧是个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凯特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都没办法让自己承认她父亲是在一辆有轨电车上收钱卖票的。她甚至都没办法承认他是她父亲，虽说她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他相貌当中那最显著的特点—一个鼻尖上翘得极端引人注目的鼻子，结果大家都叫她“过山车”和“哈巴狗”。她先是从克拉斯比去了芝加哥，又从芝加哥去了纽约，在纽约嫁了个在驻外使领馆工作的丈夫。他们住在华盛顿，然后去了丹吉尔 [206] 。战后不久，他们搬到了罗马，她丈夫死于食物中毒，留给她一个儿子和很少的一点钱。于是她就在罗马安居落户。克拉斯比为她的意大利生活所做的唯一准备就是小电影院里的那块幕布，她少女时代的周六下午都是在那儿消磨的。那时候的她瘦骨伶仃，穿得并不比大部分反叛期的孩子更好，气味也并不更加芳香，她把头发编成两条辫子，口袋里塞满了花生和糖果，嘴里塞满了口香糖，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阳光明媚，每个周六下午她都把她的两毛五分钱花在电影院里，在第一排的座位上舒展开手脚。电影院里到处都是“过山车”和“哈巴狗”的喊叫，而且由于她有时候穿的高跟鞋（她姐姐的）和手指上戴的小杂货店里买的钻石，也难怪大家都拿她来取笑。男孩子们把嚼过的口香糖往她的头发上投掷，把用唾沫蘸湿的纸团往她那瘦伶伶的后脖颈上扔，在肉体和精神上深受迫害的她会抬起眼睛望着那幕布，看到她的一幅无比真切的未来图景。那图景就画在画布上，因为反复卷起和打开而裂痕累累—那是一个意大利花园的图景，有很多柏树，一个露台，一泓池水和一个喷泉，还有一道大理石的栏杆，玫瑰从大理石瓮里喷涌出来。她似乎真真切切地从她的座位上升腾起来，进入了那幅裂痕累累的场景，因为从她的窗口望向她所居住的塔罗米尼亚宫的庭院时，看到的景色几乎差不多就是这个模样。
现在你也许要问了，一个只有这么一点钱的女人，怎么会住在塔罗米尼亚宫里呢？这里有一个罗马式的答案。特拉蒙德男爵夫人—老罗马公爵的妹妹—住在这个宫殿西翼的一套寓所中，这套寓所原是为教皇安德罗斯十世 [207] 所建，经由一座宏伟的楼梯到达，楼梯的四壁和天花板上均有漂亮的壁画和天顶画。战前，男爵夫人很乐于站在这座楼梯的顶端，欢迎她的亲戚和朋友们，但物换星移，世事多变。男爵夫人年事已高，她的朋友们也都不年轻了；他们再也爬不动那座楼梯了。哦，他们努力过了。他们七零八落地爬上楼梯去参加她的牌会，就像是机关枪火力下的侦察队，绅士们搀扶着女士们，有时候则是相反，年老的侯爵夫人和亲王夫人们—欧洲的精华—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地跌坐在楼梯的台阶上。这座宫殿的另一翼有一部电梯—就是凯特住的那一翼—但是西翼却是不能安装电梯的，因为会毁了那些壁画和天顶画。进入男爵夫人的住处唯一另外的途径就是乘坐电梯来到凯特的寓所，穿过她的寓所，经由一个服务人员的专用通道来到男爵夫人居住的另一翼。通过给予罗马公爵—公爵在这座宫殿中也拥有一套寓所—某种类似土地征用权的方式，凯特得以以低廉的租金租下了一套宫中的寓所。公爵通常每天从她这儿经过两次去看望他妹妹，而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在八点过五分的时候，一支辉煌壮丽而又年事已高的队伍就会列队穿过凯特的房间前往男爵夫人的牌会。凯特对此并不介意。事实上，每当她在星期四听到门铃声响起的时候，她的心脏还会激动不已地怦怦跳个不停。这个队伍总是由老公爵头前带领。他的右手被墨索里尼的一个刽子手给齐腕砍掉了，而现在这位老人的敌人都已经死去，他就骄傲地举着他这截残肢。跟在他后面的是堂·费尔南多·马尔凯蒂，特雷诺公爵，里科托—斯珀奇公爵和公爵夫人，安布洛·迪·阿尔本蒂斯伯爵，法布里奇奥·达罗米奥伯爵和伯爵夫人，乌尔班娜·泰索罗亲王夫人，伊莎贝拉·泰索罗亲王夫人，以及费德里科·巴尔多瓦红衣主教。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出彩和尊贵之处。堂·费尔南多曾驾驶一辆小汽车，途经戈壁沙漠从巴黎一路开到了北京。里科托—斯珀奇公爵曾在一次越野障碍赛马中摔碎了身上大部分的骨头，而达罗米奥伯爵夫人在德国占领期间曾在罗马的正中心经营着一个盟军的电台。罗马老公爵会送给凯特一小束鲜花，然后，他和他的那帮朋友就会鱼贯穿过厨房，从那个服务人员的专用通道出去。
凯特讲一口极好的意大利语，曾做过一些翻译和教学工作，过去三年以来，她靠为老意大利影片中的角色配上英语对白养活自己和她儿子，这些影片当时在英国的电视台播出。她的口音富有教养，所以她多半为那些王公贵族的未亡人以及类似的角色配音，不过貌似她的工作量相当大，她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台伯河附近的一个录音棚里。她挣到的薪水再加上她丈夫留给她的那点钱，也就仅够她维持生活。她那个留在克拉斯比的姐姐每年总有两三趟会给她写哀怨悲叹的长信：“哦，你这个幸运的、幸运的小狗，凯特！哦，我是多么嫉妒你呀，能够远离家乡所有这些乏味无聊、愚蠢透顶、让人不得安宁的琐碎生活！”凯特·德雷瑟的生活中并不缺少愚蠢和让人不得安宁的琐碎细节，可是她在信中对这些方面却只字不提，为了燃起她姐姐旅行的渴望，她寄回家的都是她在贡多拉上的照片或是从佛罗伦萨寄出的明信片—她总是在那儿跟朋友们共度复活节。
斯特里特知道，跟着凯特学习，他的意大利语正在不断进步，上完课后，当他步出塔罗米尼亚宫，来到大街上的时候，一想到再有一个月的时间—最多也就到秋末冬初—他就能明白大家都在干吗、他们说什么他都能听得懂了，他总忍不住兴奋不已。不过他进步的过程也自有其起伏涨落。
意大利的美已经不再轻易就能获得了，如果说确曾俯拾皆是的话，不过，跟朋友们驱车前往安蒂科利山下的一处别墅度个周末，斯特里特真正看到了纤毫毕现、优美无比的乡间景色，那真是难描难画。他们是在一个下着雨的黄昏到达的。夜莺在树上歌唱，别墅的双扇门大开着，所有的房间里都有一碗碗的玫瑰和橄榄木生的火。仆佣鞠躬如仪，端来蜡烛、奉上美酒，简直就像是电影里表现的王侯贵胄铺张扬厉的归家场景。用过晚餐之后，来到外面的露台上倾听夜莺的歌唱，观赏山上城镇里的灯火，斯特里特感觉黑黢黢的群山和遥远的灯火从未曾将他带入如此温柔的心境。第二天早上，当他迈步来到他卧室的阳台上时，他看到花园里有个赤足的女仆，正摘取一朵玫瑰插到秀发间。然后她就唱起了歌。听着像是一首弗拉曼柯—先是用喉音，然后是假声—而可怜的斯特里特发现他的意大利语仍旧极为有限，他听不懂那歌词唱的到底是什么，而这一点又使他认识到他对于这片风景其实也没办法完全理解的事实。他对它的感觉非常像是面对某个绝妙的度假或是消夏胜地—一处风景，也许是作为孩子，我们已经跟它的优美和朴素产生了一种临时性的关联，却又将在劳动节 [208] 被粗暴地斩断。这是对于一种借用的、临时的、苦甜参半的快乐时光的唤起，是他所竭力抗拒的—可是那个女仆继续唱着她的歌，而斯特里特却一个字都听不懂。
斯特里特在凯特的家里上课的时候，凯特的儿子查理在这一个钟头里面通常有一次会从他们上课的sala里走过。他是个棒球迷，面色不佳，笑起来像是猫头鹰。他会跟斯特里特打个招呼，传递几条从罗马的《每日美国人》上看到的体育新闻。斯特里特也有个跟他差不多同龄的儿子，而他跟妻子的离婚协议禁止他跟儿子会面，所以他每次看到查理，心头都忍不住会涌起一阵渴望见到自己儿子的剧痛。查理十五岁了，是你经常看到在大使馆旁边等校车的那帮美国男孩儿当中的一个，他们全都身穿黑色皮夹克和李维斯牛仔裤，剪着留长鬓角或是鸭尾巴式的发型，戴着外野手的棒球手套—穿着打扮无不显示出他们是美国人。这才是真正的侨民。星期六看完电影后，他们就会到那些叫哈利或拉里或杰里的酒吧里去吃培根和煎蛋、讨论棒球并在自动唱机上播放美国唱片，酒吧的四壁上全都贴满了那些不知名的电吉他手和不知名的轻俏女高音的签名照片。他们都是使馆的孩子，是作家和石油公司、航空公司的雇员以及离了婚的女人和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的孩子。吃着培根煎蛋，听着自动唱机，他们就会油然而生一种离家千万里的感觉，这种情绪的蒸馏物要远比他们父母知道的更为甜蜜和熏人欲醉。查理的生命当中已经有五年的时间是在一个用黄金装饰的天花板下度过的—那装饰用的黄金是由罗马公爵一世从美洲新大陆购入的，他曾亲眼看到那些戴着橡子般大小的钻石的老公爵夫人们在午餐结束后偷偷地往自己的手提包里顺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他曾搭乘过贡多拉，曾在帕拉蒂尼山 [209] 上打过垒球。他曾在锡耶纳看过帕力奥赛马节 [210] ，并曾聆听过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拉文纳和维罗纳的钟声。可是在三月中旬他写给克拉斯比他母亲的乔治叔叔的信里，他写到的却并非这些内容。相反的，他请求这位老人把他带回家去，让他成为一个美国男孩儿。也真是机缘凑巧。乔治叔叔刚刚从化肥厂退休，而且一直都想着要把凯特跟她儿子带回家里来。两个星期以内，他已经登上了一艘驶往那不勒斯的轮船。
斯特里特当然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不过他也猜到查理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男孩儿那热闹的土风舞式的美国服装，跟他母亲那成色十足的意大利式做派本身就暗示出相当可观的分歧的空间，这还是至少的，而有个礼拜天的下午，斯特里特就直接闯入一场争吵当中。阿桑塔，他们的女仆，让他进了门，可是当他走到她那间sala的门口时，却听到凯特跟她儿子正怒气冲冲地相互喊叫。斯特里特也没办法再退回去了。阿桑塔已经赶在前头通报他到了，他能做的就只有等在门廊里。然后凯特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一边淌眼抹泪—说，用意大利语，那天下午她没办法给他上课了。她很抱歉。临时出了点事儿，她也来不及打电话通知他了。他自觉就像个傻瓜，面对着她满脸的泪水，拿着他的语法书、他的习字簿，胳膊底下还夹着《约婚夫妇》。他说上课的事儿没关系的，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他礼拜二能来吗？她说是的，是的，就请他礼拜二再来吧—还有，他礼拜四能来一趟吗？不是上课，而是帮她一个忙。“我父亲的兄弟—我的乔治叔叔—要来了，他想把查理给带回家。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不过要是有个男人在场的话，我会非常感激的；如果我不是孤身一人的话，我的感觉会好得多。你不必说任何话或是做任何事，你只要坐在一把椅子上喝一杯就行了，不过如果我不是孤身一人的话，我的感觉会好得多的。”
斯特里特同意到时候过来，然后就走了，心下琢磨着如果她在危急时刻不得不仰仗一个像他这样的陌生人，她过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的意大利语课平白被取消，又没有别的一定要做的事，于是他就沿着河边一直走到了海事部，然后又经过一个既不新也不旧、根本说不上任何特征的社区走回来。因为那是礼拜天的下午，大部分住宅人家的大门都紧闭着。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偶尔经过什么人，也基本上都是一家老小去了趟动物园之后刚回来。也有几个提着糕点盒子的孤零零的男女，这样的人，你在黄昏时分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随处可见—一直未婚的姑妈和叔叔们跟他们的亲戚一道出去喝个下午茶，带着点糕点过去让聚会变得更加甜美融洽一些。不过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孤身一人，大部分情况下除了他自己的脚步声以外就再没有任何声响了，远处，有轨电车的钢铁车轮在钢铁的轨道上碾压出钢铁的哐当哐当声—对众多美国人而言，那就是一种礼拜天下午孤寂的声响；反正对他来说是孤寂的声响，并让他想起他年轻时某个没有朋友、没有爱情、屈辱难堪的礼拜天。随着他距离老城区越来越近，也就有了更多的灯光和人流—有了鲜花和人们交谈的声音—在人民圣母教堂的大门底下，有个妓女主动跟他搭讪。她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可是他告诉她，用他那磕磕巴巴的意大利语，说他有个朋友，然后继续向前走去。
正穿过广场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被一辆车给撞了。那声音很响—是我们的骨头遭到致命撞击时发出的一种令人惊讶的音量。小汽车的司机从车座上溜出来，往宾西亚丘上跑去。受害人躺在铺砌路面上的一个小土堆上，是个穿着寒酸的男人，但他那头黑色的鬈发上却抹了很多的油，他肯定很以自己的头发为傲。人群聚拢了起来—一点都不庄严肃穆，虽然有几个女人在自己身上画着十字—每个人都开始兴奋不已地说个不停。这群人喋喋不休，全神贯注于他们自己的意见和分歧，在那个奄奄待毙的人看来是如此密不透风，等警察到来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推搡挣扎着才能挤到受害者身边。那个妓女的搭讪犹在耳边，斯特里特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会把人的生命视作其价值如此模棱含混的一种东西。
然后他改变方向，朝台伯河走去，在经过奥古斯都的陵墓时，他注意到一个年轻人正在喊一只小猫，要给它点吃的东西。有成千上万的猫咪居住于罗马的废墟中，靠吃残剩的意大利面过活，那只小猫就是其中的一只，而那个人正要把一块面包喂给它吃。然后，当那只猫走近他身边的时候，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爆竹，把它塞进那块面包里，并点燃了引信。他把那块面包放在人行道上，就在那只猫低头去吃的时候，那个爆竹炸开了。那只猫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一跃跳到空中，它全身都抽搐扭曲，然后噌地翻过墙头，消失在奥古斯都陵墓的暗影中。那人因为他的恶作剧哈哈大笑，一直在旁边看着的几个人也全都笑不可仰。
斯特里特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想给那个人一个大嘴巴子，教育他绝不许用点着的爆竹去欺负流浪猫。可是，身边有这么一群臭味相投的观众，这非得演化成一桩国际性事件不可，他意识到他实在是没有任何可以去做的。这些面对那个恶作剧哈哈大笑的人都是些善良的好人—大多数都是充满爱心的父母。就在今天的早些时候，你看到的那些在帕拉蒂尼山上采紫罗兰的可能就是他们。
斯特里特继续向前，走进一条黑暗的街道，听到他背后传来马蹄嘚嘚和马饰窸窣的声响—听起来像是骑兵—他闪到一边，让一辆柩车和一辆吊唁者乘坐的马车先过去。那辆柩车由两对饰有白色羽毛的枣红马拉着。车夫穿一身葬礼制服，戴一顶海军上将帽，长着一张醉醺醺的盗马贼的粗野大红脸。那辆柩车磕磕绊绊、轰轰隆隆、跳跳蹦蹦地就像是要散了架一般从街面的石头上驶过，它拉的那具可怜的尸首肯定已经被颠簸得不成人形了，而且紧随其后吊唁者乘坐的那辆马车里面居然是空的。那位逝者的朋友们可能是来晚了，或者搞错了日期，再或者就是把这葬礼的事儿整个都给忘了，这在罗马是司空见惯的。那辆柩车和马车就这样一路颠簸着朝瑟维安城门驶去。
这时候斯特里特明确了一件事：他不想死在罗马。他健康状况很好，没有任何理由想到死；可他还是觉得害怕。回到他的公寓后，他往一个酒杯里倒了点威士忌和水，来到外面的阳台上。他看着夜色逐渐降临，街灯亮了起来，自己的情感完全陷入了一片混乱。他不想死在罗马。这个念头只可能源自无知和愚蠢，他告诉自己—因为这种恐惧除了表现了对于生活的力量无力做出回应以外，还能代表什么？他用各种论点来申斥自己，用威士忌来安慰自己，可是在深更半夜，他却被一辆马车的车声和马匹的蹄声所惊醒，而且他再次因为恐惧而大汗淋漓。他想，那辆柩车，那个盗马贼，还有那辆空无一人的吊唁者乘坐的马车正轰轰隆隆地回到城里来，就在他的阳台底下。他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前观看，只是两辆空马车正返回它们的马厩。
当乔治叔叔礼拜二在那不勒斯登陆的时候，他非常兴奋而且心情大好。他这趟出国有两个目的—把查理和凯特带回家，并且三十四年来头一次度个假。他一个克拉斯比的朋友曾去过意大利，专门给他写了份旅行指南：“住那不勒斯的皇家旅馆。去国家博物馆。在翁贝托长廊喝上一杯。在加利福尼亚餐厅吃晚饭。上好的美国食物。早上乘坐龙卡里公司的豪华旅行大巴前往罗马。此行经过两个颇有意趣的村庄并在尼禄的别墅中途停留。在罗马住精品酒店。事先预订……”
礼拜三的早上，乔治叔叔起得很早，下楼来到旅馆的餐厅。“橙汁和火腿蛋。”他对侍者说。侍者给他端上来橙汁、咖啡和一个面包卷。“我的火腿蛋呢？”乔治叔叔问，然后意识到，当那个侍者对他鞠躬、微笑如仪的时候，他根本就听不懂英语。他取出他的意大利常用语手册，可上面既没有火腿也没有鸡蛋。“你们没有火腿吗？”他大声问道，“你们没有鸡蛋吗？”那位侍者继续微笑并鞠躬如仪，乔治叔叔只好放弃了。他把并非他点的早餐吃掉，给了侍者二十里拉小费，在前台兑换了价值四百美元旅行支票的现金，就结账退房了。换成里拉的现金有厚厚一沓，在他的西装外套里面鼓出一个大包，他就用左手捂在他的钱包上，就好像那儿疼一样。他知道，那不勒斯可是到处都是小偷。他打车去了大巴车站，就在翁贝托长廊附近的一个广场上。天还很早，阳光斜斜地照着，他很享受咖啡和面包的香气以及大街上匆忙赶着去上班的涌动人潮。从海湾吹来的海的气息升起在大街上，很好闻。他到得很早，一个红脸膛的男人领他来到大巴上的座位那儿，这人讲的英语带英国腔。他就是导游—不论你乘坐何种交通工具，也不论你去哪里，都会带着你在各种奇奇怪怪的名胜古迹间游览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位。他们对各种语言的精通真是非同寻常，他们对古代文物的知识真是令人赞叹，他们对于美的热爱实在是热烈激昂，可是当他们跟大部队暂时分开一会儿的时候，他们不是从后裤袋里装的扁酒壶里喝上一口，就是去勒索某个年轻的朝圣者。他们用四种语言赞颂古罗马的辉煌，可是他们身上的衣服却经纬毕露，他们的亚麻衬衣脏兮兮的，他们的双手因为渴酒和放纵而哆里哆嗦。在那位导游跟乔治叔叔闲谈着天气的时候，他的呼吸当中已经能闻到威士忌的酒气。然后导游离开乔治叔叔去迎接此次旅游团的其他成员，他们正穿过广场朝大巴走来。
他们大约有三十号人—他们全都成群结队地行动，对于周遭陌生的环境表现出可以理解的胆怯之情—大部分都是老年妇女。他们登上大巴的时候，一直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全都会这样），对一切都挑三拣四、大惊小怪个没完没了，上了年纪的游客都是这个毛病。然后，在导游对古代的那不勒斯大唱赞歌的当口，大巴开动，他们正式上了路。
他们先是沿着海岸前行。海水的颜色让乔治叔叔想起之前他从火奴鲁鲁收到的几张明信片，他的一位朋友去那儿度过假。那是种蓝绿色。他从来都没见到过这样的海水。他们经过几个海水浴场，全都死气沉沉的，处在半开放状态，年轻的男人穿着泳裤坐在岩石上，耐心地等着阳光把他们的皮肤晒黑。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呢？乔治叔叔纳闷儿。在所有坐在岩石上消磨掉的这些钟头里面，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呢？他们经过一片东倒西歪的小浴室，并不比厕所更大，乔治叔叔不禁想起—那是多少年前了—他还是个小男孩时被人带到海边，在类似的这种咸丝丝的海边更衣室里脱掉衣服时的那种紧张和兴奋感。在他们的车拐向内陆的时候，他还伸长了脖子朝大海的方向最后看了一眼，心里暗自纳闷儿，为什么这片海水，这片闪闪发光的蓝色海水，竟然像是他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某种东西。然后他们钻进了一个隧道，出来后就进入了农耕区。乔治叔叔对于耕作方式一直都很有兴趣，他很赞赏他们使葡萄藤攀爬到树上的方式。他很赞赏他们对于梯田的开垦，同时又对他看到的水土流失的迹象大惑不解。而且他认识到，他跟外面那对于他而言就像月球一样陌生的生活之间，只隔着一块窗玻璃。
他们乘坐的大巴玻璃车顶、玻璃车窗，活像是个玻璃鱼缸，白天的日光和云影就降落在这些游客中间。他们的去路被一群绵羊给挡住了。绵羊将大巴包围起来，将这个年老美国人的小岛孤立起来，空气中弥漫着愚蠢、刺耳的咩咩叫声。在羊群的包围之外，他们看到一个用头顶着一个水罐的姑娘。一个男人就躺在公路边的草地上睡觉。一个女人坐在台阶上，正在给一个孩子喂奶。在那个玻璃的穹顶底下，几个老太太在讨论飞机行李的高昂收费。“格蕾丝在巴勒莫 [211] 得了癣菌病，”其中一位说，“我觉得她永远都别想治好了。”
导游指着窗外古老的罗马大路上的遗迹，罗马塔楼和桥梁。一座小山上有个城堡—这景象让乔治叔叔大为高兴，这也难怪，他还是个小男孩儿时，他吃晚饭用的盘子上就画着城堡，而且最早读给他听的书和他最早能自己阅读的书上都画着城堡的插图。它们意味着人生当中所有令人兴奋、奇怪特异而且妙不可言的东西，而现在，他只要一抬眼，就能看到一座城堡矗立在就像他的图画书里一样蔚蓝的晴空之下。
车开了一两个钟头以后，他们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那儿有家咖啡馆还有厕所。一杯咖啡要价一百里拉，这个事实在他们重新上路后被那帮老太太颇谈论了有段时间。在旅馆里咖啡六十里拉一杯，在街角只卖四十。他们服用药片，翻阅他们的旅行指南，乔治叔叔望着窗外这个奇怪的国度，在这里，春天和秋天的花儿像是肩并肩地在草地上绽放。这时候克拉斯比的天气应该非常恶劣，可是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在灿烂地绽放—果树，含羞草—牧场上开满了白色的花朵，菜园里已经是丰收在望。
然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城镇或是城市—一个街道弯曲而又狭窄的古老地方。他没听清楚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导游解释说这里正有一个festa [212] 。大巴的司机不得不持续不断地按响喇叭，才能慢慢地往前挪动，如此两到三番就会完全停下来一次，人流实在是太稠密了。大街上的人全都抬起头来观看这一难得一见的奇景—这个玻璃鱼缸里的年迈的美国人—露出如此不敢相信的表情，乔治叔叔的感情因此而大受伤害。他看到一个小姑娘把嘴里的面包皮拿出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女人把她们的孩子们高高举起，让他们看这些陌生人。窗户都突然打开，酒吧里的人都走空了，人们指点着这些古怪的游客，笑不可仰。乔治叔叔很想跟他们说几句话，就像他在“扶轮国际” [213] 分社经常发表讲话那样。“别盯着我们，”他想跟他们说，“我们没那么反常、有钱和奇怪。别盯着我们看。”
大巴转向一条边街，再次停下来喝杯咖啡、上上厕所。大部分游客都分散开来买明信片去了。乔治叔叔看到街对面有个开放的教堂，就决定进去看看。他推开教堂大门的时候，闻到空气中有股子香气。里面的石砌墙壁光秃秃的—就像是个军械库—只有两边的私人祈祷室里点着几支蜡烛。然后乔治叔叔听到响亮的人声，看到一个男人跪在一个私人祈祷室前，在念诵祷词。他念诵祷词的方式是乔治叔叔前所未见的。他的声音强劲有力，哀哀求肯，还时不时地怒火中烧。他的脸上满是泪痕。他是在向十字架哀求某样东西—一个解释、一次赦罪或是一个生命。他挥舞着双手，他哭泣流泪，他的声音和他的呜咽在这个谷仓般巨大的建筑中发出回响。乔治叔叔走出教堂，重新回到他在大巴的座位上。
他们离开那个小城，再度朝乡村进发，在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在尼禄别墅的大门前停下车，买了票进去。那是片巨大的废墟，奇特花哨，除了砖砌的支柱以外，所有的一切已经全被挖凿一空。这组建筑原本宏伟而又高大，现在只剩下没有了屋顶的房屋的墙壁和拱门，塔楼的底座，矗立在一片绿色的牧场上，再也不会通往任何地方，所有那些众多的楼梯向上、转弯，然后就那么停留在半空中。乔治叔叔离开了大家，兴致勃勃地在宫殿所留下的这些残迹间漫步徜徉。周围的气氛在他看来舒适而又安宁—有点像是在树林中的感觉—他听到一只鸟在鸣唱，听到有水流的声响。这片废墟的外形，遍布的植物就像是老人耳朵里长出来的长毛，看着令人感到一种舒心惬意的熟悉亲切，就仿佛他那些已经忘却的旧梦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一一上演。这时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比别处更加阴暗的地方。空气潮湿，那些无知无识的砖砌房间，一间通往另一间，全都长满了灌木丛。这里原本可能是个地牢，一个禁闭所或是一个专门举行下流仪式的神庙，因为他突然间被这种潮湿激起了淫乱之心。他转过身去，寻找阳光、水流和那只小鸟，发现有个导游正站在他进来的那条小路上。
“你想看看那个特别的地方吗？”
“你什么意思？”
“非常特别，”那个导游道，“只向男性开放。只向强壮的男子汉开放。那些图画。非常古老。”
“多少钱？”
“两百里拉。”
“好吧。”乔治叔叔从他装零钱的口袋里掏出两百里拉。
“来，”那个导游道，“这边。”他走得飞快—快得乔治叔叔几乎得一路小跑才能跟得上。他眼看着那个导游穿过墙上的一个狭窄的入口，一处砖墙坍塌的地方，可是等乔治叔叔跟进去的时候，那导游却像是消失不见了。那是个圈套。他感到有根胳膊勒住了他的咽喉，他的头极其猛烈地往后一扬，根本就无法呼救。他感觉一只手把钱包从他口袋里摸了出来—那一接触非常轻柔，就像是鱼在轻咬钓丝—然后他就被野蛮地扔到地上。他躺在那儿，晕了有一两分钟。等他坐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空钱包和护照就扔在他身边。
然后他冲着那两个贼愤怒地咆哮了一声，并恨起了意大利，因为它做贼的人口都赶上街头手风琴师和泥瓦匠了。可是就连在他大发雷霆的时候，他的愤怒也不及他的软弱与羞耻感强烈。他深深为自己感到羞愧难当，当他把空钱包从地上捡起来放到口袋里的时候，他感觉他的心似乎已经被掏出来并且已经碎了。他能怪谁呢？怪不得那潮乎乎的废墟。他伸手要的是他凭本能就知道完全不应该的东西，他也只能够怪他自己。这类盗窃可能每天都会发生—这辆大巴每次停下来，都会有某个像他这样淫荡好色的老傻瓜被扒窃个一干二净。他站起身来，感觉疲惫不堪，对这把让他陷入困境的老骨头厌烦不已。然后他才意识到他可能会迟了。他可能已经错过了那辆大巴，就要分文不剩地滞留在这片废墟里了。他开始连走带跑地穿过那些房间，直到他从里面出来，来到一片空阔地带，并且看到远处那一帮老太太，仍旧摽在一起，谁也不离开谁。
导游从一面墙后面走出来，我们全都上了车，再次出发。
罗马很丑陋；至少它的郊区是这样：有轨电车、打折的家具店、破破烂烂的街道以及谁都不会真想住在里面的那种公寓大楼。老太太们开始收拾起旅行指南，穿好外套，戴好帽子和手套。旅行的结束无论在哪儿都一样。然后，为抵达目的地而穿戴整齐后，她们又全都坐好，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大巴静止不动了。“哦，我要是没来这儿就好了，”有位老太太对另一位道，“真希望我一直都待在家里。”有此希望的可非止她一人。
“Ecco，ecco Roma [214] 。”导游说，也确实如此。
斯特里特礼拜四的七点钟去了凯特家。阿桑塔开门让他进去，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带着他那本《约婚夫妇》走过那个sala，并在壁炉边坐下。这时查理走了进来。他还是平常那身行头—紧身李维斯牛仔裤，裤脚挽起来，上面是件粉色衬衣。他在走动时，用他穿的那双懒汉鞋的皮质鞋跟在大理石的地板上故意拖拉或是踢踏。他谈论着棒球，并且操练着他那猫头鹰般的笑声，可他并没有提到乔治叔叔。凯特进来的时候也没提这茬儿，她也没给斯特里特倒杯喝的。她像是正处在一次情绪风暴的痛苦当中，她所有做出决定的能力全都暂时停滞了。他们谈了几句天气。一度，查理走过来挨着他母亲站着，她把他的两只手全都握在一只手里。然后门铃响了，凯特穿过房间去迎接她叔叔。他们非常体贴地相互拥抱—毕竟是一个家庭里的亲人—拥抱完毕之后他说：“我遭到抢劫了，凯蒂。昨天我被抢走了四百美金。在从那不勒斯往这儿来的大巴上。”
“哦，我真太难过啦！”她道，“当时你难道没有任何可以做的吗，乔治？难道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一声的吗？”
“跟谁说，凯蒂？自打我从船上下来以后，我就没有一个可以说句话的人了。没人讲英语。你就是把他们的两只手全都剁下来，他们也什么都说不出来。这四百美金我还丢得起—我不是个穷人—可哪怕是出于某个有点价值的原因也好呀。”
“我真是非常难过。”
“你住的地方倒是很阔气嘛，凯蒂。”
“哎，查理，这是乔治叔叔。”
如果说她曾经指望他们俩处不来的话，这个机会已经稍纵即逝。查理忘了他那猫头鹰般的笑，他站得那么直，他是那么需要美国能够为他所做的一切，那老人跟这孩子之间的默契真是一触即发，凯特为了介绍斯特里特都不得不暂时把他们俩给分开。乔治叔叔跟她的学生握了握手，得出了一个合情合理却大谬不然的结论。
“会讲英语吗？”他问。
“我是个美国人。”斯特里特道。
“你的刑期有多长？”
“这是我的第二个年头了，”斯特里特道，“我在F.R.U.P.C工作。”
“这是个不道德的国家，”乔治叔叔说着，在一把金色椅子上落座，“首先他们抢了我四百美金，然后，在这儿的大街上随便走走，我看到的全都是些不穿任何衣服的男人的雕像。一丝不挂。”
凯特跑去叫阿桑塔，这个女仆进来以后，她吩咐她拿威士忌和冰块来，用讲得飞快的意大利语。“这只不过是看待事物的另一种方式，乔治叔叔。”她说。
“不，不是这么回事，”乔治叔叔道，“这是不自然的。就算是在更衣室里都不对。只要手边还有一条毛巾，就极少会有男人选择一丝不挂地在更衣室里大模大样地四处走动。这是不自然的。不管你朝哪一个地方看。在屋顶上头。在主要的交通路口。我在来这儿的路上，经过一个小花园—一个小游乐场，我猜你会说—就在那正中间，在所有那些小孩子的正中间，就立着这么一个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男人。”
“你要喝点威士忌吗？”
“是的，请给我倒一杯……船礼拜六起航，凯蒂，我希望你和孩子跟我一起回家去。”
“我不想让查理离开。”凯特道。
“他想要离开—是不是，查理？他给我写了一封很好的信。表达得非常好，而且他还写的一手好书法。那封信写得非常好，查理。我拿给高中的校长看了，他说你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进克拉斯比高中。我希望你也能一起回去，凯特。那是你的家，你唯一的一个家。你的问题就在于，凯蒂，你小时候在克拉斯比他们总是嘲笑你，所以你就开始逃跑了，就这么回事，而打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停下来。”
“如果这是真的—就算是吧，”她语速很快，“我为什么要回到一个我会显得荒唐可笑的地方呢？”
“哦，凯蒂，你不会显得荒唐可笑的。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
“我想回家，妈妈，”查理说，他坐在壁炉旁的一个凳子上—不再那么腰背挺直了，“我一直都在想家。”
“你怎么可能想美国的家？”她的嗓音很尖锐，“你连见都没见过。这才是你的家。”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的家就是跟你母亲在一起。”
“不仅仅是这样子的，妈妈。我在这里一直都感觉是个外人。街上的每个人讲的都是一种不同的语言。”
“你从来都没想过要学意大利语。”
“就算我学过，也不会有任何区别。它听起来还是会显得很陌生。我是说，它仍旧会提醒我这不是我的语言。我就是没办法理解意大利人，妈妈。我喜欢他们，可我就是无法理解他们。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你为什么就不能尝试着理解他们呢？”
“哦，我试过，可我不是个天才，而且就连你也不理解他们。我曾经听你这么说过，而且有时候你也会想家，我知道的。我能从你的样子上看出来。”
“所谓的思乡之情什么都不是，”她怒道，“根本就是胡扯。这个世界上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在想家。可我并不觉得你已经到了可以理解这个的年龄。当你身处一个地方又渴望待在另一个地方的时候，那可不是跳上一条船就能解决的，没那么简单。你并不是真的渴望生活在另一个国家。你只是渴望在你身上你所没有的某种东西，或者还没能找到的某种东西。”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妈妈。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说如果我跟讲我的语言的人、跟理解我的人待在一起，那感觉就会更加舒服。”
“如果你期望从生活中得到的就只有舒服，那么愿上帝帮助你吧。”
这时门铃响了，阿桑塔去开门。凯特瞥了一眼手表，看到时间是八点五分。那天还是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四。她还没来得及解释，他们就已经走进了这个sala，老罗马公爵领头，左手拿着几朵花。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公爵夫人，他的妻子—一个高个儿、窈窕的灰头发女人，浑身上下戴着大量弗兰西斯一世 [215] 送给他们家族的珠宝。一大帮品级不同的贵族殿后，看起来活像是个乡下马戏团，既光彩照人又旅途劳顿。公爵把那几朵花送给了凯特。他们全都含糊地朝她的几位同伴鞠了一躬，穿过厨房朝那个服务人员专用通道走去，厨房里透出一股子煤气泄漏的气味。
“哦，理发师朱塞佩他可真有钱，”乔治叔叔大声唱道，“他留着气派的黑色大唇髭。 [216] ”他等着大家哈哈大笑，发现没有一个人笑的时候，他问：“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凯特告诉了他，不过她的眼睛显得更加明亮了，而他注意到了这一点。
“你喜欢这类东西，是不是？”他问。
“可能吧。”她说。
“这是发疯，凯蒂，”他说，“这是发疯，这是发疯。你跟我和查理回家去吧。你和查理可以住我的房子的另外一半，我还会为你准备一个上好的美国式厨房。”
斯特里特看出她被这段话打动了，他还以为她就要哭了呢。她语速飞快：“如果每个人都待在像克拉斯比这样的家里，你认为美国又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你不会有任何发现的，凯蒂。”
“我有。我有的。”
“我们都会更加快乐的，妈妈，”查理说，“如果我们有幢干净漂亮的房子，有很多很好的朋友，有个漂亮的花园、厨房和分隔式淋浴间的话，我们都会更加快乐的。”
她背朝他们站着，在壁炉架旁边，大声说道：“无论多好的朋友、厨房、花园、分隔式淋浴间还是别的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我想看看这个世界以及这世界上不同的人们的热望。”然后她转向她儿子，柔声道：“你会想念意大利的，查理。”
那男孩儿发出猫头鹰一样的笑声。“我会想念混在我的食物当中的黑头发的。”他说。她一语未发。她甚至都没有叹息。然后那男孩儿走到她跟前，哭了起来。“对不起，妈咪，”他说，“对不起。我说这种话真蠢。这只是个老笑话。”他吻着她的双手和她颊上的泪珠，斯特里特起身告辞了。
“Tal era ciòche di meno deforme e di men compassionevole si faceva vedere intorno，i sani，gli agiati，”斯特里特礼拜天再次来上课时读道，“Chè，dopo tante immagini di miseria，e pensando a quella ancor piùgrave，per mezzo alla quale dovrem condurre il lettore，no ci fermeremo ora a dir qual fosse lo spettacolo degli appestati che si strascicavano o giacevano per le strade，de’poveri，de’fanciulli，delle donne.” [217]
那男孩儿已经走了，他看得出来—不是因为她说起过，而是因为那个地方显得比平常大了很多。课上到一半的时候，罗马老公爵穿着浴袍和拖鞋从屋里走了过去，端着一碗汤给她妹妹送去，她妹妹病了。凯特看起来很疲惫，不过她那段时间一直都是这样，课上完了以后，斯特里特站起来的时候，琢磨着她是否会提起查理或是乔治叔叔，她只是夸奖他进步很快，督促他读完《约婚夫妇》并为下周的课买一本《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