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强尼·黑克。我今年三十六岁，脱掉鞋子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 [165] ，不穿衣服体重一百四十二磅 [166] ，而我现在就可以说正赤身裸体地面向黑夜说话。我在瑞吉酒店被怀上，在长老会医院降生，在萨顿广场长大，在圣巴托罗缪教堂受洗并接受坚信礼，在纽约格雷斯 [167] 接受训练，在中央公园打橄榄球和棒球，在东区公寓大楼的雨篷框架上做引体向上，在华尔道夫大饭店举办的某次盛大的沙龙舞会上遇到了我妻子（克里斯蒂娜·刘易斯）。我在海军服役四年，现在有四个孩子，住在一个叫作绿荫山的banlieue [168] 。我们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外带一个花园以及一个露天烤肉的地方，夏日的夜晚，跟孩子们一起坐在那儿，在克里斯蒂娜俯身去给牛排加盐的时候一直看到她裙子领口的里面，或者只是凝视着夜空中的点点星光，我会感到极为兴奋和激动，就如同因为那些更为艰难和危险的追求而倍感兴奋一样，而我猜想这就是生活当中的痛苦与甜蜜的意义之所在吧。
战争刚刚过去，我就去了一家生产包装材料 [169] 的公司工作，而且看样子这可能也就是我终生的事业了。这家公司实行的是一种家长式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说，老头子先是让你干这个，然后又不由分说地指派你去干那个，无论大小事务，什么都是他说了算—从泽西的企业到纳什维尔的加工厂—那做派就好像整个公司都是他在打个盹儿的时候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出来的。我尽可能机敏地躲得老头子远远的，而当着他的面则表现得仿佛我就是他亲手用泥土捏出来并且一口气将生命之火吹入了我的身体似的。他是那种需要有人给他打前哨的专制暴君，而这就是吉尔·巴克纳姆的工作。他是老头子的左右手、前哨站以及和事佬，而且他能够在任何事务和交易当中涂上一层人情味儿，而这一点正是老头子最缺门的。可是他开始不大来办公室理事了—起先是一天两天，然后是一连两个星期，再后来时间就更长了。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就会抱怨胃不舒服或是眼睛疲劳之类的，虽然谁都看得出来他其实是喝得酩酊大醉了。这也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因为无节制地喝酒原本也是他为公司应尽的义务之一。老头子对此忍耐了有一年的时间，然后有天早上他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吩咐我去一趟巴克纳姆的公寓宣布将他给解雇。
这就跟派一个办公室的杂役去把董事会主席给开掉一样卑劣和下流。多年来巴克纳姆一直都是我的上司和长辈，每次给我买杯喝的对他而言都是屈尊俯就，可这就是老头子的行事做派，我很清楚我必须得怎么做。我给巴克纳姆的公寓打了个电话，巴克纳姆太太说我可以在那天下午去见吉尔。我一个人吃了午饭，在办公室里一直磨蹭到三点钟，然后就从我们位于中城的办公室步行来到巴克纳姆的公寓，那可是在东七十几街。当时正是初秋季节—世界职业棒球联赛正在进行当中—而且一场雷暴正要横扫纽约城。来到巴克纳姆家的时候，我能听到大炮一样的隆隆雷鸣并能闻到雨水的气息。巴克纳姆太太把我给让进屋，过去这一年来的所有艰辛似乎全都写在了她的脸上，用一层匆忙涂上去的厚厚的脂粉遮盖了一下。我从没见到过这么疲惫不堪的眼睛，她身穿一件那种旧式的花园派对的礼服，上面印着巨大的花朵图案。（他们有三个孩子都在读大学，我知道，还有一条双桅纵帆船并且雇了个人来经管，此外还有其他众多的开销。）吉尔在床上躺着，巴克纳姆太太把我领进了卧室。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宛如拂晓那样柔和的半明半暗中，给人的感觉就仿佛我们此刻应该在睡梦当中，而不该在这时候将坏消息带给对方。
吉尔显得既高兴又可爱，还有些居高临下，说他见到我非常高兴；说他上回去百慕大的时候为我的几个孩子买了好多礼物，可是忘了寄给我了。“你去拿一下那些东西好吗，亲爱的？”他问道，“你记得我们把它们给放哪儿了吗？”然后她就带着五六个巨大而且看起来很贵重的包装盒子回到了房间，把它们一股脑儿都卸在了我的大腿上。
我想起自己那几个孩子的时候基本上总是很开心，我也很喜欢给他们买礼物。这一下我真是被迷住了。这是个计谋，当然啦—是她的主意，我猜—肯定是过去这一年当中她为了不至于失去他们的一切而想出的众多办法之一。（那些包装并不是新的，我看得出来，等我回到家，发现其中还有几件吉尔的女儿们没带到学校去的旧羊绒衫和一顶苏格兰式无边帽外带一条有汗渍的吸汗带，而这只是更加深了我对巴克纳姆夫妇所处困境的同情。）在我的两条腿上堆满了送给我几个孩子的礼物，而且每个关节都直往外冒对于这对老夫妻的同情的情况下，我实在是没办法把解雇他的通知交给他。我们谈了一会儿棒球联赛和办公室里的一些琐事，当大风大雨开始到来的时候，我帮巴克纳姆太太把公寓的窗户全都关好，然后我就告辞离去，在暴风雨中搭早一班的火车回了家。五天以后，吉尔·巴克纳姆把酒完全给戒了，回到办公室，重新成为老头子的左膀右臂，于是我就成了他首先要秋后算账的目标之一。看来，就算是我命定要成为一个俄罗斯的芭蕾舞演员，或者去做艺术珠宝，或者专门在衣橱的抽屉上画schuhplattler [170] 舞者、在蚌壳上画风景画并且住在像是普罗温斯敦 [171] 这种处在非常低潮期的地方，也不可能像我在包装材料这个行业中见识到如此稀奇古怪的一大帮男男女女了。于是我决定靠我自己另辟新路。
我母亲教育我，只要还有一件衬衣可穿就永远不要开口谈钱，而我则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匮乏，一直都很不愿意谈钱，所以我不大能为在随后六个月内接踵而至的那些事件画出一幅完整的图形。我租了个办公的地方—总共也就一个仅有一张办公桌和一台电话机的小隔间—开始往外寄信，可是那些信极少有人回复，那台电话也就跟没有接通差不了多少，等到了需要伸手借钱的时候，我又没人可借。我母亲讨厌克里斯蒂娜，不过反正我也不认为她能有多少钱，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她没有一次在给我买件大衣甚或买个奶酪三明治的时候不特意告诉我这钱可是从她的老本儿里出的。我有很多朋友，可是如果我就靠这个生活的话，我是没办法请一位朋友喝一杯，然后就碰碰他的胳膊跟他借五百块钱的—何况这点钱也根本就不济事。最糟糕的是，我还从来就没把真实的情况讲述给我妻子听过。
有天晚上，在我们正更衣打扮准备去住同一条路上的沃伯顿家赴宴的时候，我想着要不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她。她是个正值盛年的漂亮女人，她完全缺乏对金钱的必要性的认识。她的脖颈非常优雅，她那在衣服下面高耸起来的胸部熠熠生辉，而且眼看着她在欣赏自己的优美形象时表现出来的那既得体又健康的喜悦，我实在是没办法告诉她我们已经破产的事实。她使我的大部分生活都变得十分甜蜜，只要看到她，似乎就能使我体内的某种清澈的力量之泉变得更加清新，从而使得这个房间、墙上挂着的那些画儿以及窗外的明月全都变得鲜活生动而又兴高采烈。事实的真相会让她痛哭失声，会毁了她的妆容以及沃伯顿家的晚宴，而且她还会因此而睡到客房里去。在我看来，她的美丽以及她对我的感觉和理智产生的影响所具有的真实性，并不亚于我们在银行的账户已经被透支的事实。
沃伯顿夫妇很有钱，可是并不合群；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在乎。她是个年老色衰的女人，而他则是那种你在学生时代不大会喜欢的人。他肤色很差，声音粗嗄，并且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淫荡好色。沃伯顿夫妇总是在大把地花钱，他们跟你谈的也永远是这个话题。他们门厅的地板是由老里茨饭店拆下来的黑白双色的大理石铺砌而成的，他们正在为海洋岛 [172] 上的海滨小屋加装过冬的设施，他们要飞往达沃斯 [173] 待上十天，他们打算买一对骑用马，他们打算添盖一处厢房。那天晚上我们去晚了，梅泽夫夫妇和切斯尼夫妇已经到了，不过卡尔·沃伯顿还没有到家，希拉很担心。“卡尔去车站的路上得经过一个可怕的贫民区，”她说，“他身上带着好几千块钱呢，我真怕他会被害了……”后来卡尔回来了，当着有男有女的客人的面讲了个黄段子，然后我们就进入餐厅用餐。参加这种派对的客人全都专门冲过一次澡，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某个老厨师从一大早开始就忙着剥蘑菇或是挖蟹肉。我本想尽兴地享受一下，这是我的愿望，可我的愿望在那天晚上却并不能起到作用。我感觉就像是在儿时我母亲带着我去参加的某个糟糕透顶的生日派对，去之前对我是极尽吓唬和许愿之能事。派对在十一点半左右结束，我们回到家。我留在外面的花园里把卡尔·沃伯顿给的一支雪茄抽完。那是星期四的夜里，到下个星期二之前我的支票还不会被银行拒付，不过我可是得尽快想办法了。我上楼去的时候克里斯蒂娜已经睡着了，我自己也躺下睡了，不过在凌晨三点钟左右我醒了过来。
我梦见用彩色的包装膜来包面包。我梦见在一家全国性杂志上刊登的跨页整版大广告：给你的面包箱增添点色彩！上面布满了宝石色的一条条整个的大面包—绿松石面包，红宝石面包和祖母绿面包。在睡梦中，我感觉这是个非常好的点子；这让我感觉非常高兴，等我醒过来发现自己是在黑暗的卧室里躺着时，我真心感到很失望。心情伤感之际，我想起了我这辈子所有的那些半途而废、掉了链子的事儿，而这又使我掉过头去想起了我的老母亲，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克利夫兰的一个旅馆里。我看见她穿好衣服到楼下旅馆的餐厅里去吃饭。她看起来可怜巴巴的，在我的想象当中—孤苦伶仃，在一帮陌生人当中。可是当她转过头来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牙龈上仍旧还有几颗门齿。
她供我读完大学，安排我去一些风景怡人的地方度假，燃起我的雄心抱负，虽然结果也不过如此，可是她却坚决地反对我的婚事，而且打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一直很紧张。我经常请她过来跟我们同住，可她却总是拒绝，而且一直都带着恨意。我为她送去鲜花和礼物，每个星期都给她写信，可是这些殷勤的表示只使她更加坚信我的婚姻对她和对我而言都是一场灾难。然后我想起了她围裙上的带子，因为我小的时候，她在我眼里仿佛是个围裙带子长得可以拖过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女人；它们仿佛是打着环儿，就像喷气式飞机的尾迹似的，直越过头顶的苍穹。如今我想起她，已经不再有叛逆或是焦虑的情绪—只是有些伤感，因为我们所有的努力也只能得到这么一点微乎其微的明确的情感的回报，而且我们都没办法坐在一起喝杯茶的同时而不搅动起所有的那些敌意和怨毒。我渴望着能够改弦更张，能够在一个更加单纯而又人性化的背景之下重塑跟我母亲的全部关系，如此，我的教育费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病态的情绪当中显得高得离谱了。我希望能够在某种感情意义上的世外桃源中把所有这一切全部推倒重来一遍，我们各自的行为方式也将因此而不同，这么一来，我也就能偶尔在凌晨三点想起她的时候不再带有罪恶感，她也就不会在她的老境中还要承受孤独和无人照顾之苦了。
我朝克里斯蒂娜稍稍靠近了一点，都能感觉到她的体温了，骤然间对于一切都生出一种亲切而又欣喜的柔情，可是她却在睡梦中从我身边挪开了。这时我咳嗽了一声。又咳了一声。我咳得很剧烈。我咳得都停不下来，于是我从床上下来，走进黑暗的浴室喝了一杯水。我站在浴室的窗前，看着下面的花园。有一点风。又似乎在变幻风来的方向。听起来像是晓风了—空气中满布着骤雨一样的声响—吹在脸上感觉很舒服。马桶后面还有些香烟，我点着一根，为的是抽完后能赶快回去睡觉。可是当我把烟吸进去以后，我的肺部却感觉一阵疼痛，我突然间确信我就要死于支气管肺癌了。
我曾经历过各种愚蠢的忧伤—我曾为我从未亲眼见过的国家生出乡愁，曾渴望成为我不可能成为的人—不过所有这些愁绪跟我对于死亡的预感相比都微不足道。我把香烟扔进马桶（砰的一声），挺直后背，可是我胸口的疼痛却更其锐利了，我确信肺癌那腐坏进程已经开始。我知道我的有些朋友将会亲切友好地想起我，克里斯蒂娜和孩子们也肯定会一直对我怀有情真意切的回忆。可是这时候我又想起了钱的问题，想起了沃伯顿夫妇和我的那些空头支票就要送到票据交换所了，在我看来，钱的重要性还是超过了爱。我曾经对有些女人充满渴慕—事实上到了妒火中烧的地步—可是在我看来我对于任何人的渴慕都从没有像那天夜里我对于钱的渴慕那么强烈。我走进卧室里的更衣室，穿上一双旧的蓝色轻便运动鞋、一条裤子和一件深色帽兜衫。然后我下楼走出了家门。月亮已经落下，并没有多少星星，不过树上和树篱上的空中却弥漫着一片微光。我绕过特伦霍姆家的花园，悄悄地走过那片草地，穿过草坪来到了沃伯顿家的房子面前。我透过敞开的窗户听了一会儿屋里的动静，听到的只有时钟的嘀嗒声。我走上门前的台阶，打开纱门，从老里茨饭店的地板上走过。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昏暗的夜光当中，那房子看起来就像是将它自己包裹在其中的贝壳或是鹦鹉螺。
我听到一条狗的狗牌发出的响声，希拉的那条老可卡沿着走廊一路小跑过来。我搔了搔他的耳朵后头，然后他就又回到他刚才睡觉的地方，一边呼噜着，又睡着了。我对于沃伯顿家房屋布局的了解不亚于对我自己家的了解。楼梯上铺着地毯，不过我还是先用一只脚在梯级上踩了踩，看会不会吱嘎作响。然后我就拾级而上。所有的卧室门全都开着，从卡尔和希拉的卧室里传出深沉的呼吸声，在他们举办大型鸡尾酒派对的时候，我经常把大衣脱在这个房间里。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以观望一下形势。在昏暗中我能看到床，还有搭在椅背上的一条裤子和一件夹克。我快步走进房间，从那件外衣的内袋里掏出一个很大的钱夹，然后退回到走廊里。心慌意乱之下可能使我的动作有些笨拙，因为希拉醒了过来。我听到她说：“你听到那声音了吗，亲爱的？”“是风。”他嘟囔了一句，然后他们就重新安静下来。我在走廊里很安全—对于一切来说都很安全，只除了我自己。我站在那里，整个精神似乎正在陷入崩溃。我嘴巴里的唾液全都干了，心脏的润滑液似乎都快耗干了，平常保持我的双腿直立的体液正在流失。我唯有双手扶着墙，才能一点点往前挪动。下楼的时候我紧紧地攀着楼梯扶手，步履蹒跚地走出了那幢房子。
回到我自己家黑暗的厨房里，我一口气连喝了三四杯水。我一定是在厨房的水槽前站了有半个钟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才想起来要看看卡尔的钱包。我走进地窖，把门关上以后打开灯。一共有九百美元挂零。我把灯关掉，又回到黑暗的厨房。哦，我真是从来都不知道一个人竟能达到如此悲惨的程度，而且一个人的内心竟能打开如此多的内室，而每一个内室里面都装满了内疚和自责！我青年时代的鳟鱼溪到哪里去了，还有其他那些天真无邪的娱乐？一场喜雨过后，那响亮的溪水以及渴雨的树木散发出来的湿皮子的气息；或是开学的那一天，那闻起来就像是霍斯坦奶牛 [174] 那带青草味儿的呼吸的夏日微风—你的脑子就会像是在游泳—还有所有那些当时全都游满了鳟鱼的小溪（也许这只是我在黑暗的厨房里的想象），我们那些已经沦陷了的珍宝。我痛哭失声。
绿荫山，正如我之前所说，是个任由城市规划者、冒险家和抒情诗人苛求批评的banlieue，不过如果你在纽约城里工作并且有孩子要抚养，我就想不出还有比它更好的地方了。我的邻居们都很富有，这是事实，不过富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闲暇，而且他们把这闲暇使用得非常明智。他们周游世界，去听优秀的音乐，如果你在机场让他们挑选平装书的话，他们会选修昔底德 [175] ，有时候是阿奎那 [176] 。被人敦促修建防空洞，他们却种植树木和玫瑰，他们的花园全都整饬得富丽堂皇。第二天早上，就算是透过浴室的窗户看到的是某个伟大城市恶臭熏天的废墟，也不会比回想起昨夜的所作所为更让我惊骇莫名了，可是道德的底线已经从我的世界中彻底陷落，却并没有改变阳光下的一粒尘埃。我偷偷摸摸地穿好衣服—因为黑暗之子又怎么会想听到他家庭成员的快乐声音呢？—然后搭了班早班火车进城。我那身华达呢的西装本来是用以表达整洁和正派之意的，可我却成了这样一个可悲的造物，脚步声都已经被人误以为是风声。我看了看报纸。在布朗克斯，有三万美元的待付工资被抢劫。在怀特普莱恩斯，一位中年主妇参加完一个派对回到家后发现她的皮草和珠宝全都不翼而飞。在布鲁克林，价值六万美元的药品被人从仓库中盗走。发现我的所作所为是何等稀松平常以后，我感觉好了一点。不过也只好了一丁点儿，而且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然后我就再度面对我是个蟊贼和骗子的认识，而且我的所作所为是多么为人所不齿，它违背了世上所有已知宗教的教义。我实施了偷窃，而且更有甚者，我罪大恶极地潜入了一个朋友的家里，破坏了将人类社会结合为一体的所有不成文法。我的良心对于我的精神的谴责是如此强烈—就像肉食类猛禽那坚硬的喙在啄食我的心—我的左眼开始剧烈地抽搐，我似乎再度来到了神经总崩溃的边缘。火车抵达城里后，我去了银行。从银行出来的时候，我差一点被一辆出租车给撞了。我焦虑的倒不是我的骨头，而是有可能在我的口袋里发现卡尔·沃伯顿的钱包这一事实。在我觉得周围没人注意的时候，我把那钱包在裤子上擦了擦（以去除指纹），然后把它给扔进了垃圾箱。
我觉得喝杯咖啡可能会让我感觉好一点，就走进了一家餐厅，跟一个陌生人一起在一张桌边坐下。弄脏了的花边纸杯垫和剩了一半的几杯水还没被收掉，在那个陌生人面前放着三十五美分的小费，是上一个顾客留下的。我看着菜单，不过透过眼角瞥见那个陌生人把那三十五美分给揣到自己兜里去了。多么卑鄙的无赖！我起身离开了那家餐厅。
我走进我那个办公用的小隔间，把帽子和大衣挂好，在我的办公桌前坐下，把衬衣的袖口拉下来，叹了口气，目光茫然地望着眼前，就仿佛充满挑战和决策的一天就要开始了。我没有把灯打开。过了一小会儿，隔壁的那个办公室也有了人，我听到我的邻居清了清嗓子，咳嗽了一声，划着一根火柴，安顿下来干劲十足地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墙壁很薄—部分是磨砂玻璃，部分是三合板—在这种办公室里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声音方面的隐私。我就像在沃伯顿家一样偷偷摸摸地伸进口袋里掏一根香烟，等到外面的大街上有辆卡车经过时，才趁着那噪声划着了一根火柴。我一时间陷入偷听的兴奋中。我的邻居正在电话上努力推销铀矿的股票。其步骤大体如下：一开始彬彬有礼，然后开始恶声恶气。“到底怎么回事啊，X先生？难道你不想赚钱啦？”再后来就变得轻蔑已极了。“我很抱歉打搅您了，X先生。我还以为您有那么六十五块钱可以拿来投资呢。”他一连拨打了十二个号码，可是没有做成一笔生意。我一声不吭地待着，就像只耗子。然后他打电话给爱德怀德 [177] 的问讯处，核对从欧洲起飞的各航班的到达情况。伦敦的准时。罗马和巴黎的晚点。“没，他还没来，”我听到他在电话里对某个人这么说，“他那边还黑着灯呢。”我的心脏骤然间跳得飞快。然后我的电话铃就响了，我一直数到十二下，铃声才停下来。“我确定，我确定，”隔壁办公室的那个人道，“我能听到他的电话铃响，他没有接，他不过是个正在找工作的孤单的狗杂种。动手吧，动手吧，我告诉你。我没时间跑过去看看。你只管动手就是了……号码是七，八，三，五，七，七……”他把电话挂掉后，我走到门前，把门打开又把它关上，把灯打开，晃了晃挂衣架，用口哨吹了支曲子，重重地在我的办公椅上坐下，并且拨了我想起来的第一个电话号码。是我的老朋友—伯特·豪—他听到我的声音时惊叫了起来。“黑奇 [178] ，我正在到处找你！你肯定是卷起铺盖偷偷溜走了。”
“是呀。”我说。
“偷偷溜了，”豪又重复道，“就这么偷偷溜走了。不过我想跟你谈的是桩你也许会感兴趣的交易。这可是绝无仅有，一锤子买卖，但都用不了你三个礼拜的时间。这简直等于白拿。他们太嫩，他们太笨，他们又有的是钱，这简直就是白拿，就跟偷一样。”
“是呀。”我说。
“那好，咱们十二点半在卡尔丁碰头一起吃午饭如何？我把详细的情况跟你说一下。”豪问道。
“好的，”我嗓音嘶哑地道，“多谢，伯特。”
“我们星期天去小木屋了，”我挂掉电话的时候听隔壁办公室的那个人正在说，“露易丝被一只毒蜘蛛给咬了。医生给她打了一种什么针。她就会好了。”他拨了另一个号码又开始说：“我们星期天去小木屋了。露易丝被一只毒蜘蛛给咬了……”
有可能一个男人的妻子真的被一只蜘蛛给咬了，他发现手头正好有点时间给三四个朋友打个电话通报一下这件事，而同样可能的是，“蜘蛛”就是对某种非法交易表示警告或者赞同的暗号。让我感到胆战心惊的是，我在变成小偷以后感觉自己就被小偷和骗子给包围了。我的左眼又开始抽搐起来，而且我的一半意识由于无法承受另一半持续不断的责难和申斥，结果导致我在脑子里拼命地四处搜寻，想另外找出一个我可以把罪过归咎于他的什么人来。我经常在报上看到说离婚有时候会导致犯罪。我的父母在我五岁左右的时候就离了婚。这是个很好的线索，很快就引导我想起了某些更能说明问题的旧事。
我父亲离婚后就搬到法国去住了，我有十年的时间没有见到他。然后他给母亲写信，要求准许他见我一面，而她为了给这次父子重聚做好思想准备，就告诉我我这个爹当初是如何酗酒、残暴和淫荡的。那是在夏天，我们当时住在楠塔基特，我独自一人先是乘坐轮船然后又搭乘火车去了纽约。傍晚还挺早的时候我跟我父亲在广场酒店见了面，但并未早到他还没开始喝酒。我以一个青少年非常灵敏的长鼻子闻到了他呼吸当中金酒的气息，我还注意到他撞到了一张桌子上，而且时而会重复自己已经说过一遍的话。我后来才意识到这次重聚对一个六十岁的男人来说该有多么紧张，而他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了。我们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去看音乐剧《皮卡第的玫瑰》的演出。合唱刚一开始，父亲就说只要我喜欢我可以得到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位；他都已经做好安排了。我甚至能得到其中的一位招牌舞者。放到现在，如果我觉得他横渡大西洋就是特意为我提供这样一种服务的话，那结果可能就会大为不同了，可我当时感觉他之所以做这次旅行就是为了伤害我母亲。我当时可是被吓坏了。那场表演是在一个那种看起来就像是由天使们支撑起来的老式剧院里上演的。暗金色的天使支撑着天花板，支撑着包厢，甚至支撑着有四百个人坐在上面的楼厅。我把大量时间都花在观察那些积满灰尘的天使身上。要是那个剧院的天花板坍塌下来砸到我头上，我倒是反而会如释重负的。演出结束后，我们回到广场酒店，在跟那些姑娘见面前先洗了个澡，我那老爹摊手摊脚地往床上一躺，不出一分钟就打起了呼噜。我从他的钱包里拿了五十块钱，在中央火车站过了一夜，然后搭乘一班早班火车去了伍兹霍尔。这么看来，这整件事情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包括我在沃伯顿家楼上走廊里所经历的那番强烈的情感体验；我那是在重演当初广场饭店里的那一幕。这么看来，无论是我偷东西还是我半夜里潜入沃伯顿家就都不是我的错了。是我父亲的错！然后我又想起我父亲十五年前就被埋在了枫丹白露，而今恐怕早已经是一把尘土了。
我走进厕所，洗了洗手和脸，又用了很多水把头发给梳平了。到了该出去吃午饭的时间了。想起就要去吃的这顿饭我就有些忐忑不安，我纳闷这是为了什么，然后才惊讶地意识到是因为伯特·豪随便用的“偷”那个字眼。我希望他不要再这么不停地说个没完了。
在厕所里，甚至就在这个想法掠过我的脑海之际，我眼睛的抽搐就像是已经扩展到了我的面颊；“抽搐”这个动词简直就像是个有毒的鱼钩嵌入了英语这门语言当中。我曾与人通奸，但“通奸”这个词对我并没什么作用；我曾喝醉过酒，可是“醉酒”对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只有“偷盗”以及所有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名词、动词和副词才具有凌虐我整个神经系统的力量，就仿佛我已经无意识地发展出某种教义，在这种教义中“偷盗”是摩西十诫里所有的罪恶之首，是道德死亡的征象。
我来到外面的街上时，天空很暗。到处都亮起了灯。我打量着我在街上经过的每一个行人的脸，想在这样一个充满欺诈的世界里找到一些鼓舞人心的诚实的征象，在第三大道，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拿着个马口铁杯子，闭起眼睛装瞎子。他那瞎眼的印记，那上半张脸上引人注目的纯洁无辜，被分明能看到吧台上的酒水的人才会有的紧锁的眉头和鱼尾纹给揭穿了。四十一街上有另外一个盲人乞丐，但我并没有细察他的眼眶，因为我意识到我不可能对纽约城里的每一个乞丐的合法性都做出评估。
卡尔丁是四十几街上一家专门接待男士的餐厅。前厅里的忙乱和喧闹只让我感觉怯生生的不自在，衣帽间里的那个姑娘，我想是注意到了我眼睛的抽搐，腻烦地看了我一眼。
伯特在吧台边坐着，点了酒水以后我们就开始谈正事儿。“像这样的一个买卖，我们本该拣个偏街后巷碰头的，”他道，“可是一个傻子加上他的钱以及诸如此类的，实在是犯不着。就三个孩子。P.J.伯戴特是其中之一，他们足足有一百万美金要扔掉。早晚会有人把钱从他们手里偷走，所以那个人也有可能就是你。”我用手捂住左半边脸，以挡住脸上的抽搐。当我想把酒杯举到嘴边的时候，却把杯子里的金酒洒了出来，溅了我一身。“他们仨全都刚刚大学毕业，”伯特道，“他们全都有钱得不得了，就算你把他们全都搜刮干净，他们都不会感到有任何痛苦。现在，为了能加入这次盗窃当中，你要做的也无非就是……”
厕所在餐厅的另一头，但我还是到了那里。我放了一盆冷水，把头和脸整个儿浸到里面。伯特也跟在我后面进了洗手间。在我用一张纸巾擦脸的时候，他说：“你知道，黑奇，我本来不打算提的，不过既然你确实是病了，我想告诉你也无妨，你看起来糟透了。我是说，我一见到你，就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我只是想告诉你，不管出了什么事—是酗酒还是毒品还是家里有什么麻烦—都已经是覆水难收了，你也许该就此采取点措施了。我这么说你不会见怪吧？”我说我是病了，我在厕所里一直等到伯特离开以后才出来。然后我去取我的帽子，衣帽间里的那个姑娘又腻烦地看了我一眼。衣帽间旁边一把椅子上有张晚报，我看到上面有条新闻说有几个抢银行的在布鲁克林卷走了一万八千美金。
我在街上转悠，琢磨着我将如何发展成为一个扒手和抢包的，圣帕特里克教堂那所有的圆拱和尖顶都只会让我想起教堂里面的募捐箱。我搭乘常规的列车班次回家，望着窗外平和宁静的景色和春日傍晚的暮色，这个世界被像我这样的人戳出了很多巨大的窟窿，而在我看来，那些钓鱼的、游泳的、铁轨交叉道口的守卫、沙地上玩球的孩子、毫无害羞地大胆亲热的情侣、小帆船的船主以及在消防站里打皮纳克尔牌的老人，都是缝合这些窟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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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克里斯蒂娜是这样一个女人：当她母校的校友会秘书请她描述一下她的现状时，她会因为想到自己活动和兴趣的多种多样而头晕眼花起来。那么，在特定的某一天里，我们不妨这里那里地通融变通一下，她到底有些什么必须要做的事呢？开车送我去火车站。把滑雪板送去修理。预订一个网球场。为SociétéGastronomique du Westchester Nord [179] 的月度餐会购买酒水和食品杂货。在《拉鲁斯》 [180] 里查找某些释义。参加一个女性选民联盟关于下水道问题的讨论会。出席为鲍勃茜·尼尔的姑妈举行的盛装午餐会。为花园除草。为钟点工女仆熨制服。用打字机打两页半她写的有关亨利·詹姆斯早期小说的论文。倒垃圾。帮塔比莎为孩子们准备晚餐。帮罗尼练习棒球的击球。用卷发器卷好自己的头发。接厨娘。到车站接我。洗澡。打扮。在七点半用法语迎接客人。在十一点跟客人们道bon soir [181] 。在我的臂弯里躺到十二点。我发现啦！你也许会说她可真是踌躇满志，不过我觉得她只是一个繁荣而又年轻的国度里的一个尽情享受自己生活的女人。不过，当她在那天晚上到车站去接我的时候，我却很难打起精神来应付她这种勃勃的生气。
真是倒霉，我虽然完全不在状态，却不得不在礼拜天一早的圣餐仪式上负责收献仪。我以非常狡诈的笑容回应朋友们那虔诚的目光，然后在像是用味美思和勃艮第酒瓶子底拼成的彩色玻璃的尖拱窗边跪下。我跪在一个人造革跪垫上，这个垫子是由某个同业协会或是其附属机构捐献，用来替代那些黄褐色的旧跪垫的，那些垫子的接缝处已经开始开裂，露出了里面填充的稻草，弄得这整个地方闻着就像个旧马槽似的。稻草和鲜花的气息，长明的祭典灯，在教区牧师的呼吸下闪烁不定的烛光，以及这幢取暖条件极差的石头建筑中的潮气，对我来说都像是厨房或是育儿室里的声响和气味一样熟悉，一样属于童年的记忆，可是那天早上，它们却显得那么浓烈和强劲，竟使我感觉有些头晕眼花。然后我听到在我右边的护壁板里面，有只老鼠的牙齿在啃啮，就像是把螺丝钻在那坚硬的橡木上钻孔。“圣哉！圣哉！圣哉！”我大声诵读，希望能把那只老鼠给吓跑，“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182] 那一小帮会众小声咕哝了一声“阿门”，听起来就像是脚步声，而那只老鼠继续在护壁板里面吭哧吭哧地啃着。然后—也许是因为我全神贯注于老鼠牙齿的啃啮声，或者是因为那潮湿和稻草的气味让我昏昏欲睡—等我从我用双手构成的隐蔽处抬头看时，我看到教区牧师正在从圣杯中饮酒，意识到我已经错过了领圣餐。
回到家，我浏览了一遍礼拜天的报纸，寻找其他偷盗行为的新闻，真是有很多。银行被抢，旅馆保险箱里的珠宝被洗劫一空，女仆和管家被绑在厨房的椅子上，皮草和工业用钻石成批地被偷，熟食店、香烟店和典当行被破门而入，还有人从克利夫兰艺术学院偷走了一幅画。近晚时分，我到外面去清扫落叶。还有什么能比在春天那飘着丝缕云片的苍白天空下清除秋天留下的那发黑的垃圾更令人悔恨交集的呢？
我正在清扫落叶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从我身边走过。“托布勒家正在打垒球，”罗尼道，“大家都在那儿。”
“你怎么不去呢？”我问。
“人家请你，你才能去。”罗尼扭过头来说，然后他们就走了。然后我才注意到我能听到从那我们没被邀请参加的垒球赛上传来的欢呼喝彩声。托布勒家住在这个街区的那一头。随着夜幕的降临，那精神饱满的喊叫声似乎听得越发清楚了；我甚至能听到酒杯中冰块的撞击声，还有女士们娇弱的喝彩声。
我为什么没有受到邀请去托布勒家打垒球呢？我感到纳闷。为什么我们被排除在这些简单的快乐、这次快活的聚会之外呢？聚会中那渐渐消逝的欢声笑语和砰砰关门的声音因为不属于我所有，就像是在黑暗中微微闪亮。为什么我没有被请去托布勒家打垒球呢？为什么社交的扩大—事实上是往上爬—要把像我这样的一个好人排除在一次垒球比赛之外呢？那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为什么我被孤零零一个撇下，在黄昏的薄暮中只能跟那些死去的落叶为伴—现在的我就是这样—感觉如此孤独、凄凉而又绝望，以至于浑身冰凉？
如果说我有讨厌的人的话，那就是意志薄弱的感伤主义者—所有那些满怀忧郁的人，出于对别人过分的同情，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激情，苟活于人世间，随波逐流，缺失了自我，就像是人形的尘雾，怜悯每一个人。时报广场上可怜兮兮地在面前摆放着几支铅笔的那个没有腿的乞丐，地铁里那个自言自语浓妆艳抹的老太太，公共厕所里的那个暴露狂，摔倒在地铁楼梯上的那个醉汉，都不仅仅能激起他们的恻隐之心；他们在一瞥之间就能将自身转化为那些不幸的人。那些社会的弃儿就像是践踏在他们那未曾实现的灵魂上头，将他们置身于幽冥中很像是监狱暴乱场面的状态里面。因为对自己感到失望，他们就总是准备着为我们当中其余的人也感到失望，他们将用涕泗涟涟的失望建造起整个城市、世间万物、人类世界和最高权力。夜里躺在床上，他们会满怀柔情地想起那个丢失了他的赛马赌博彩票的大赢家，那位其巨著被错当成垃圾付之一炬的伟大的小说家，想起由于总统选举人团 [183] 的阴谋诡计而失去了美国总统职位的塞缪尔·蒂尔登 [184] 。一向讨厌与这种人为伍的我，如今竟然发现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那真是双倍的痛苦。而且又看到星光下一棵光秃秃的山茱萸树，我忍不住暗想，这一切是何等的悲哀！
星期三是我的生日。我是在下午已经过去一半的时候想起这件事的，在办公室，一想到克里斯蒂娜可能正在准备一个惊喜派对，搞得我在一秒钟之内就从坐姿变成了站姿，气都喘不上来了。然后我断定她不会这么做的。可仅仅是孩子们做的准备就会让我在情感上受不了；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它。
我早早地离开了办公室，在上火车回家前先喝了两杯。克里斯蒂娜在车站接我的时候看起来对一切都很满意的样子，我也强按下内心的焦虑，摆出一副心情大好的样子。孩子们都已经换上了干净衣服，非常热烈地祝我生日快乐，让我感觉很糟糕。饭桌上摆着一堆小礼物，大都是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用纽扣做的好几个袖扣、一本记事簿等等之类的。考虑到我的境况，我感觉自己已经表现得很愉快了，我拉响爆竹，戴上傻乎乎的帽子，吹熄蛋糕上的蜡烛，感谢了大家，可是完了之后看起来还有另一样礼物—我的重要礼物—饭后我被留在屋里面，克里斯蒂娜跟孩子们都跑了出去，然后琼妮走进来，领我来到外面，绕到房子背后，大家全都在那儿。靠在房子上的是一架铝合金的伸缩梯，上面系着一张卡片和一条丝带，我就像是挨了当头一棒，说：“这他妈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还以为你会需要它，爹地。”琼妮说。
“我需要一架梯子干吗呢？你们以为我是干什么的—爬到二楼上干活的工人？”
“防风窗，”琼妮说，“纱窗—”
我转向克里斯蒂娜。“我一直都在说梦话吗？”
“不，”克里斯蒂娜道，“你并没有说梦话。”
琼妮开始哭了起来。
“你可以把雨水槽里的那些落叶给弄出来。”罗尼道。两个男孩子都拉长了脸看着我。
“哦，你得承认这确实是件极不寻常的礼物。”我对克里斯蒂娜道。
“上帝！”克里斯蒂娜道，“走，孩子们。咱们走。”她领着他们从露台的那扇门进了屋。
我在花园里一直晃荡到天黑以后。楼上的灯亮了。琼妮还在哭，克里斯蒂娜在给她唱歌听。然后她就安静了下来。我一直等到我们卧室的灯亮起来，又过了一会儿我才上楼去。克里斯蒂娜穿着件睡衣坐在梳妆台前，眼睛里饱含泪水。
“你得试着理解。”我说。
“我做不到。孩子们为了给你买那个该死的傻瓜玩意儿，好几个月以来一直都在存钱。”
“你不知道我这段时间里都经历了些什么。”我说。
“你哪怕是下地狱去走了一趟，我都不会原谅你的，”她说，“无论你经历过什么都没办法为你的行为开脱。他们把它放在车库里藏了整整一个礼拜。他们是多么可爱啊。”
“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感觉很不舒服。”我说。
“别跟我说你感觉舒服不舒服的，”她说，“这些日子里我每天早上都盼着你赶快离开，每天晚上都害怕你回到家。”
“我也不可能坏到那个程度吧。”我说。
“就像是在地狱里，”她说，“你对孩子们恶声恶气，对我爱搭不理，对你的朋友们当面粗暴无礼，背后刻薄恶毒。真是糟糕透顶。”
“你希望我走吗？”
“哦，主啊，我希望你走吗！你走了以后我就能正常呼吸了。”
“那孩子们怎么办？”
“问我的律师去。”
“那我走了。”
我沿着走廊来到我们放旅行包的壁橱。等我把手提箱拿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的小狗已经把箱子一侧的皮革镶边全都给咬得松脱了。想另找一个手提箱的时候，我把那整个一垛箱包都给带倒了，劈头盖脸地砸到了我的耳朵上。我拿着那箱子走进我们的卧室，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皮革镶边。“看看，”我说，“看看这个，克里斯蒂娜。那条狗把我手提箱上的镶边都给啃下来了。”她连头都没抬。“十年来，我每年都为这个家投进两万块钱，”我大叫，“可是到了我该走的时候，我却连个像样的箱子都没有！每个人都有个箱子的。就连那只猫都有个漂亮的旅行箱。”我猛地拉开放衬衣的抽屉，里面只有四件干净衬衣。“我连能维持一个礼拜的干净衬衣都没有！”我叫道。然后我把不多的几样东西收拾好，把帽子往脑袋上一扣，大踏步走了出去。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想到把车也开走，于是我走进车库看了看那辆车。这时我看到一块写着待售字样的标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买这幢房子的时候挂在房子上的。我把牌子上的尘土抹去，找了根钉子和一块石头，绕到房子前面，把那块待售的牌子钉在了一棵枫树上。然后我步行前往车站。那大约有一英里的距离。那条长长的皮镶边都拖在我身后，我停下来想把它从箱子上扯下来，可是怎么也扯不断。等我来到车站的时候，我发现要一直到凌晨四点钟才会有另一班火车开过来。我决定就在那儿等着。我在箱子上坐下，等了有五分钟。然后我就又往家里走去。走到半路上，我看到克里斯蒂娜正沿着街道走过来，穿着一件运动衫、一条裙子和一双轻便运动鞋—都是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身的衣物，不过都是夏天穿的—我们就一起走回家，上床睡觉了。
星期六，我去打了场高尔夫，尽管打完以后已经挺晚的了，我还是在回家前先去俱乐部的泳池游了趟泳。泳池里除了汤姆·梅特兰以外一个人都没有。他是个深色皮肤、相貌好看的男人，很有钱，却很安静。他看起来有些孤僻。他妻子是绿荫山最胖的女人，他的几个孩子也都不大讨人喜欢。我觉得他是那种男人：无论是派对、友谊还是风流韵事和事业，全都像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上层建筑—一个用火柴棍儿搭成的高塔—搭建在他早年青春年少时的忧郁之上。一口气就能把所有这一切全都给吹倒。我游完泳的时候天都快黑了；俱乐部里灯火辉煌，你能听到摆在门廊上的晚餐的进餐声。梅特兰坐在泳池边，用脚踢打着那散发着死海的氯气味道的淡蓝色池水。我用毛巾把身上的水擦干，走过他身边时，我问他是不是打算下水。“我不会游泳。”他说。他微微一笑，然后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望着黑黢黢的景观当中那平静而又光滑无比的水面。“我们家原来就有个游泳池的，”他道，“可我从来就没有机会跳到里面去游过泳。我总是在苦练小提琴。”他坐在那儿，已经四十五岁，至少是个百万富翁了，可是他连在水里浮起来都不会，我猜想他平时应该也不会有太多机会像他刚才那样诚恳地说话。我在穿衣服的时候，已经打定了主意—完全不由自主地—我的下一个牺牲品就是梅特兰家了。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三点钟醒了过来。我仔细掂量着我的人生那些牵肠挂肚的未了之事—在克利夫兰的母亲，那包装材料的工作—然后我走进浴室点燃了一根香烟，这才想起我就要死于支气管肺癌了，而且抛在身后的孤儿寡妇还将一文不名。我穿上那双蓝色的轻便运动鞋和其余的行头，朝孩子们开着门的房间里看了看，然后就出去了。那是个阴天。我穿过后花园来到街角。然后我穿过街道来到梅特兰家的车道上，走在砾石路边缘的青草上面。他们家的门开着，我走进去，就跟上次在沃伯顿家里一样既兴奋又害怕，在昏暗的光影中感觉就像是没有了实体一样—成了个幽灵。我径直上楼来到我很清楚是他们卧室的那个房间，我听到沉重的呼吸声，看到椅背上搭着一件外衣和几条裤子，我把手伸进那件外衣的口袋，可里面并没有钱包。那根本就不是件西装外套；是孩子们穿的那种鲜艳的闪光面料的夹克。再从他的裤兜里找钱包也就根本没什么意义了。他靠修剪梅特兰家的草坪是赚不了多少钱的 [185] 。我急匆匆地离开了那里。
那天夜里我再也没有睡着，而是坐在黑暗中细想着汤姆·梅特兰、格蕾茜·梅特兰、沃伯顿夫妇、克里斯蒂娜以及我自己那肮脏不堪的命运，还有绿荫山在夜里看上去跟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多么地不同。
不过第二天夜里我还是出去了—这次是去皮尤特家，他们夫妻不仅有钱，而且滥饮无度，喝醉了就打架，他们酒喝得那么多，我觉得熄灯以后他们连打雷都听不见。我就像通常一样，凌晨三点稍过不久离开了家。
走在路上，我心酸不已地想到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上的—我是怎么在中城的一家旅馆，被一对刚刚用过六道菜的大餐外加美酒的淫荡男女给制造出来的，我母亲曾经跟我说过无数遍，她要是在那次著名的晚餐之前没喝那么多杯古典鸡尾酒的话，我可能现在还在某颗星星上没降生下来呢。我还在想我那个老爹、在广场酒店的那一晚、皮卡第音乐剧里面那些农妇青肿瘀紫的大腿、撑起整个剧院的所有那些暗金色的天使以及我那可怕的命运。我在往皮尤特家走的时候，所有的树丛和花园里突然起了一阵猛烈的骚动，就像是一股气流吹过一个火堆，我还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我感觉雨水落到了我的手上和脸上，然后我就开始笑了起来。
我希望我能够说是一头善良的狮子使我改邪归正的，或者是个天真的孩子，或者是某个教堂远远传来的缥缈的乐声，可是使我改变主意的不过就是浇在我头上的雨水—雨水的气息还飞进了我的鼻孔—是它使我认识到我的自由距离枫丹白露的枯骨和一个小偷的盗窃行为到底有多远。认识到只要我真心愿意，我还是有办法摆脱我的困境的。我还没有深陷泥潭无法自拔。只要我还拥有生命赐予的礼物就够了，至于我又是如何得到这些礼物的丝毫不关我的事，而现在我就拥有着它们—那湿漉漉的草根与从我身上长出来的毛发之间的联系，我在夏日的夜晚已经懂得的我终有一死的事实所带来的战栗，爱我的孩子们，以及透过克里斯蒂娜裙子的前襟往里看。这时的我正站在皮尤特家面前，我抬头看了看那幢黑黢黢的房子，然后转身走开了。我回到床上，做了些很愉快的梦。我梦到我正在地中海上驾驶着一条船。我看到几段破旧的大理石台阶一直伸到水里，而那水本身—蓝色，含盐，污浊。我登上桅杆，升起船帆，把手放在舵柄上。可是为什么，当我驾船驶入大海的时候，我纳闷为什么我似乎只有十七岁呢？不过，你是无法拥有一切的。
把我从死亡中召唤回来的，并非像某个人曾经写过的那样是玉米面包的香味儿；是爱和友谊的所带来的光明和神迹。吉尔·巴克纳姆在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说老头子已不久于人世，我愿意回去工作吗？我去见他，他解释说当初是老头子在故意跟我过不去，当然啦，我很高兴重新回到我那包装材料的老行当。
那天下午我走在第五大道上的时候，我搞不明白的是，一个原本看起来如此暗无天日的世界怎么会在几分钟之内就变得如此甜美可爱的。人行道似乎都在闪闪放光，在回家去的火车上，我甚至都冲着布朗克斯那些广告牌上为女用紧身褡做广告的傻姑娘们点头微笑。第二天一早我就拿到了我的一笔预支的薪俸，我在采取了一些防止留下指纹的措施后，把九百美元装进一个信封，等周围邻舍的灯光全都熄灭以后，就朝沃伯顿家走去。天刚下过雨，不过已经放晴了。星星开始在天空中闪耀。没必要过于小心谨慎，我绕到他们家房子背后，发现厨房的门开着，就把那个信封放在了那个黑黢黢的房间的桌子上。我正从他们家房子出来的时候，一辆警车停在了我身边，一位我认识的巡警摇下车窗问道：“深更半夜的这个时候你在外面干什么呢，黑克先生？”
“我在遛狗。”我高高兴兴地道。目光所及并没有一条狗，但他们根本也没去看。“过来，托比！过来，托比！过来，托比！真是条好狗！”我喊道，然后我从警车旁走开，在黑夜中心情愉快地吹着口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