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必要自寻烦恼，不过在我们全都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城市的任何一幅重要而又真实的画面当中，总还有空间，可以为那些死硬派、逢迎者、那些永远都没法过活又从来都不会放弃、那些我们时不时都会见到的得寸进尺、永不餍足的人再说上一句话。我指的是上东区的那些捉襟见肘的贵族们—那些优雅、迷人、衣衫破旧、干着份证券经纪人工作的男人，以及他们那些好高骛远、矫揉造作的妻子们，一身旧货店里淘来的貂皮大衣，围着垃圾箱货色的毛皮围巾、脚蹬鳄鱼皮的鞋子，戴着黄金的首饰、喷着“我会回来” [159] 和香奈儿瓶底剩下的那点香水；对待门卫和超市的收银员永远一副趾高气扬的傲慢架势。我脑子里现在想到的就是比尔斯夫妇—阿尔弗蕾达和鲍勃，他们住在东区一幢原本归鲍勃的父亲所有的公寓大楼里，家里摆满了帆船比赛的奖品、胡佛总统亲笔签名的照片、西班牙的家具以及其他黄金时代的遗物。那是个不怎么样的寓所—又大又暗—可他们还是负担不起；在你告诉门卫和开电梯的你要去谁家以后，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当中你就能看得出来。我猜想他们都欠着两三个月的房租，也根本没钱给门卫和开电梯的任何小费。当然啦，阿尔弗蕾达上过菲耶索莱 [160] 的学校。她父亲，就跟鲍勃的父亲一样，都失去过几百万几百万几百万的美金。她记忆中的一切全都涂着一层厚厚的亮金色光泽：几年前那巨额的桥牌赌注，戴姆勒汽车在下雨天多么难以发动，以及跟杜邦家的姑娘们在布兰迪万的多次野餐。
她是个相貌漂亮的女人—容长脸，外加新英格兰的那种白肤金发，就像是在宣称一种牵强脆弱的种族特权。她总是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在他们一贫如洗的时候，她也工作过—先是在施托伊本玻璃制品商店，在第五大道上，然后又去了詹森商店，在那儿她因为坚持自己吸烟的权利而引发了一场纠纷。她从那儿去了邦威特，从邦威特又去了本德尔。施瓦茨在有一年的圣诞雇用了她，下一年的复活节期间，她又站在了萨克斯一楼的手套柜台后面。她在几份工作的间歇生了两个孩子，基本上就把他们托付给一个苏格兰老太太照管—老太太原是他们当初兴盛时期的用人—貌似就跟比尔斯夫妇一样无法顺利地适应境况的变迁。
他们是那种你会在火车站和鸡尾酒派对上不断碰到的人。我指的是礼拜天晚上的火车站；周末以及季末的时候像是海恩尼斯或是弗莱明顿枢纽站这样的地方；早春时节类似乔治湖或是艾肯以及格林威尔这样的车站；像是西安普顿、楠塔基特号轮船、斯托宁顿和吧港这样的地方；或者，走得更远一些，像是帕丁顿火车站、罗马以及安特卫普夜航客船这样的地方。“哈啰！哈啰！”他们会隔着大群的游客大声招呼你，他就会出现在那里，身穿他的白色雨衣，拿着他的手杖，戴着他的霍姆堡毡帽 [161] ，她也在，穿着她的貂皮大衣，围着她那垃圾箱货色的毛皮围巾。在某种意义上，那些你们会狭路相逢的鸡尾酒派对，跟那些你们会碰上的火车站、枢纽站和水陆联运列车，其实也并无多大区别。是有那么一类派对，参加的人从来都不多，派对上的酒水也从来都不太好—在这样的派对上，在你喝着酒水谈着闲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明显的倦怠正在压倒任何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交热情，就仿佛把这一群人纽结在一起的家庭、社会、学校以及地域的种种纽带全都像是你酒杯里的冰块那样在迅速溶解和消失。不过这种气氛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解体，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变迁和改组的气氛—实际上就是一种旅行的气氛。客人们就像是聚集在一个船棚或是铁路枢纽站中，等着那艘船或是那班火车起程离去。经过负责接过你的外套的女仆，走过门厅和防火门，你前面延伸出去的似乎就是黑黢黢的睡眠，有时候还有惊涛骇浪—狂风呼号，铁质招牌上的铰链和电灯的咯吱作响，甲板上水手们的喧嚷，以及一艘正在驶近的海峡渡轮那情真意切的鸣笛。
你总能在鸡尾酒派对和火车站上见到比尔斯夫妇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总是在寻找某个人。他们正在寻找的并非像是你我这样的人—他们正在找的是巴思侯爵夫人—而是风暴当中的任何一个港口。他们走进一个派对就习惯性地四处张望的那种方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也全都这么做—可是他们在一个火车站里凝神细瞧旅伴们的方式却又另当别论了。在任何一个等待某种公共交通的地方，等待的时间只要达到十五分钟或者以上，这两口子就会把所有等着的人全都给翻个底朝天，细细地端详帽檐底下或是报纸后面，寻找他们可能会碰巧认识的某个人。
我现在要说到的是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情况，大战前后的那些年—比尔斯夫妇的财务问题因为孩子们到了要进昂贵学校的年龄而变得肯定更其复杂起来。他们干出了一些不大光彩的事情；他们使用空头支票，借了人家的车子去度周末，把车开到了沟里却一走了之，丢下人家的车子就不管了。这些伎俩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如同他们的经济地位一样摇摇欲坠、朝不保夕，不过他们仍旧凭借着仅剩的一线魅力和期望继续坚持下去—他们还有费城的玛格丽特姑妈和波士顿的劳拉姨妈—而且实话实说，他们确实还是很有魅力的。大家总是很高兴见到他们，因为，如果说他们就是某个繁荣的美好夏天的一对蚱蜢 [162] 的话，他们也确实有本事能让人想起某样美好的东西—好去处，好消遣，美食和良伴—而他们在火车站台上寻找旧识的热情也许可以解释为：他们其实是在寻找一个他们能够理解的世界。
然后，玛格丽特姑妈果然就死了，而我是这样发现这个有趣的事实的。当时是春天，我的老板和他妻子要乘船去英国，那天早上我带着一盒雪茄和一本历史传奇小说去船上送行。我还记得那艘客轮很新，有不少流浪汉在观看图书室里上了锁的一套套艾德娜·费伯 [163] 的作品，赞赏那几个还没放水的游泳池和那几个还没摆放酒水的酒吧。在那个阴沉沉的上午的十一点钟，几条过道全都非常拥挤，头等舱的每个房间都摆满了鲜花，挤满了喝着香槟前来送行的人，纽约港里那稠糊糊的绿汤一样的海水散发出悲惨的臭气，直冲云霄。我把礼物交到我的老板和他妻子手上以后，在寻路回主甲板的路上，经过一间客房或是一个套房，我听到里面传来阿尔弗蕾达那寄宿学校女生式的招牌笑声。那里面挤得水泄不通，一个侍应正在给客人们倒香槟，我跟我几位朋友打过招呼后，阿尔弗蕾达把我拉到了一边。“玛格丽特姑妈已经离开了人世，”她道，“我们又阔了……”我喝了点香槟，然后催促送行的人们上岸的汽笛声就响了起来—慷慨激昂，震耳欲聋，简直就是生活本身发出来的声嘶力竭的召唤，而且不知怎的，就像那纽约港的海水一样，有一种悲惨的况味；因为，眼看着这个派对散伙，我怀疑玛格丽特姑妈的财富到底能让这两口子维持多久。他们负债累累，他们积习难改，就算是十万美金，到了他们手里也维持不了多久。
这个念头看来一直都潜伏在我的意识背后，因为那年秋天在扬基体育馆里看一场重量级拳击赛的时候，我自以为看到了鲍勃正端着一托盘望远镜在四处兜售。我喊了他的名字—大声呼喊—结果并不是他，但实在是惊人地相像，以至于我感觉就像是已经看到了他，或者至少是看到这样的一对夫妇在不远的将来，其社会和经济地位巨大落差的鲜明图景。
我希望我能够这么说，在一个飘雪的傍晚从剧院里出来后，我在第四十六街看见阿尔弗蕾达正在那儿卖铅笔，然后她会回到西区的某个地下室，鲍勃正躺在一条草垫子上奄奄一息，不过这只能说明我的想象力是何等贫乏。
在说到比尔斯夫妇是你会在火车站和鸡尾酒派对上碰到的那种人时，我还忘记了提到海滩。他们真是非常爱水的。你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夏季的那几个月份里，东北部的海岸，南起长岛，往北一直深入缅因内部，包括所有沿岸的海岛，就像是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交交流中心，当你坐在沙滩上聆听北大西洋巨浪的咆哮时，你的旧雨故交们就会出现在海浪当中，就像蛋糕里的葡萄干那么众多和稠密。一个海浪慢慢成形，以雷霆之势扑向浅滩，沸腾着，撞得粉碎，显露出孔苏埃洛·罗斯福以及邓达斯·范德比尔特先生和太太的身影，外带各自的婚姻所带来的所有子女。然后又一个浪头从右边就像骑兵的冲锋般赶到，把一个橡皮筏冲上岸来，上面坐着莱思罗普·梅西和艾默生·克莱恩的第二任妻子，还有身上套着个汽车内胎的匹兹堡主教。说时迟那时快，又有一个浪头在你脚边碎开，发出活像是衣箱的盖子猛地扣上的声响，比尔斯夫妇施施然出现在你面前。“见到你真高兴，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于是那个夏天和那片海就将成为他们最后一次现身的背景—至少是为了我们的最后一次现身。我们来到缅因的一个小镇上—我们姑且这么说—决定全家来趟扬帆出游，找个小岛去野餐。小旅馆的老板告诉我们镇上一家船舶出租行的所在地，我们把三明治打好包，就按照他的指点来到了一个码头上。我们发现一间破棚屋里有个老头儿，他有一艘独桅船可以出租，我们就交了一笔押金，在一张肮脏的纸头上签了字，并且注意到那老头儿才上午十点钟就已经醉醺醺的了。他用一条小船把我们拉到那艘独桅船的停泊处，我们道了再见，然后才发现他那艘独桅船简直是破烂不堪，等我们想把他喊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朝着岸边划出去了一段距离，听不见我们的喊叫声了。
船底板在水上漂着，舵销是弯的，而且船舵上的一颗螺栓已经都锈烂了。船台的墩垫都裂了，等我们把船上的水抽干，把帆升起来以后，发现那张帆也都霉烂破损了。我们终究还是出了港—在孩子们的鼓动之下—驶到一个小岛上，吃了我们的野餐。然后我们返航回去。可这时候风已经变强了；已经掉过头来成了西南风；我们刚驶离那个小岛，我们的左桅支索就啪嗒一声崩断了，索子向上飞起，缠到了桅杆上。我们把帆放下来，用绳子接好了支索。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正处在落潮当中，被迅速地朝海里带去。靠着那接起来的支索我们行驶了有十分钟，然后右桅的支索又断了。这下子我们可真是麻烦大了。我们想起那个破棚屋里的老头儿，只有他那醉醺醺的脑子里大概晓得我们的行踪。我们试图拿船板当作船桨划水，可是逆着滚滚的潮水，我们只是白费力气。事已至此，谁才能救我们的命啊？是比尔斯夫妇！
他们乘坐一艘庞大的游艇在黄昏时分出现在地平线上，桥楼上一圈长条形软座，船舱里盏盏带罩的明灯和碗碗鲜红的玫瑰。有专门雇用的舵手负责掌舵，而鲍勃朝我们扔出一根绳索。这可不仅仅是旧雨故交的意外相逢—这可是救了我们的命啊。我们当时都快精神错乱了。那雇用的舵手被派到那艘独桅船上，我们从死神的魔爪中刚刚被抢夺出来才不过十分钟，就已经安坐在桥楼上喝起了马提尼。他们会把我们带回到他们的住宅，他们道。我们可以在那儿过夜。虽说当时作为背景的游艇和作为邀请目的地的住宅都并无多大的不同，可是它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是他们的住宅，这是他们的游艇。我们纳闷不已，我们目瞪口呆—鲍勃很体贴地向我们做出了解释，声音压得很低，几乎是喃喃低语，就仿佛这些事实都不过是附带说明，随口一提。“我们把玛格丽特姑妈的大部分和劳拉姨妈的全部遗产，再加上拉尔夫叔叔留给我们的一点点钱，全都投进了债券市场，你知道，而在过去的这两年间翻了三倍还不止。我已经把爸爸失去的一切全都买了回来—我想要的一切，也就是说。那边是我的一艘双桅纵帆船。当然啦，那房子是新的。那边的灯火就是我们的家。”那个下午和那片海洋，在那艘独桅船上曾显得无比险恶的，现在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安宁在我们周围铺展开来，我们也就乐得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尽情享受我们这两位老朋友的陪伴，因为比尔斯夫妇的确魅力非凡—他们从来都是这样—而且现在还显得无比聪明，因为除了聪明，还有什么能够使他们相信美好的夏日时光还会去而复返呢 [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