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圣詹姆斯—一个男女合校的新教圣公会学校—的大巴早上八点钟开始它接送学生的往返旅程，起点站设在公园大道跟六十几街相交的街角处。时间这么早也就意味着有些家长把孩子送过来的时候还睡眼惺忪的，而且还没来得及喝咖啡，不过碰到天晴的时候，阳光会以一个极端的角度照射着这个城市，空气清新，所以这也成为一天当中一段绝无仅有的快乐时光。那是厨子和门房遛狗的时间，也是搬运工蘸着肥皂水洗刷大堂的地毡的时间。夜晚的遗痕已经殊为少见，不过有一次家长和孩子们就眼看着一个无尾晚礼服上沾满锯末的男人溜达着走回家去。
秋季学期开学以后，有五个孩子在这个车站等着上校车，他们全都来自附近的那几幢石灰岩外墙的公寓大楼。其中有两个孩子：露易丝和艾米莉·谢里丹是新来的。另外的几个—普鲁伊特家的男孩、凯瑟琳·布鲁斯和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儿—一年前就开始在这儿等着乘坐开往圣詹姆斯的大巴了。
普鲁伊特先生每天早上都会把儿子送去车站。父子俩共用一个裁缝，而且面对女士的时候都会脱帽致意。凯瑟琳·布鲁斯论年龄已经可以一个人前去车站等车了，不过她是个近视眼，她父亲只要不是因为出差不在总是送她过来，他出差的时候就由一个女仆负责送她。斯蒂芬·布鲁斯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凯瑟琳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所以相较于一般的父亲而言，他对女儿会更加不辞劳苦地关心照顾。她是个大块头的姑娘，可是他总是很温柔地拉着她的手领她过马路，有时候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站在街角处的车站上等车。第二任布鲁斯太太没有生孩子。阿姆斯特朗太太只有在她的女仆或是厨娘拒绝护送的情况下才会送她女儿到车站来。谢里丹太太也跟阿姆斯特朗太太相仿，跟一个女仆分担这项护送任务，不过她送得更为经常。每周至少有三个早上，她会送两个女儿过来等车，还用皮带牵着一条老苏格兰猎狗。
圣詹姆斯是个挺小的学校，送孩子的家长在等校车的时候就相互间说几句体己话。布鲁斯先生认识普鲁伊特先生的内兄，又是阿姆斯特朗太太寄宿学校时期同宿舍女生的远房表哥。谢里丹太太跟普鲁伊特先生又有共同的朋友。“昨天晚上我见到了你的几个朋友，”普鲁伊特先生有天早上说，“是默奇森夫妇吗？”“哦是的，”谢里丹太太道，“是的。”她从来都不会只加以简单的肯定，她总是说“哦是的，是的”，或者“哦是的，是的，是的”。
谢里丹太太衣服穿得很朴素，她的头发也一缕一缕开始灰白。她人长得不漂亮也不风骚，跟头发金黄的阿姆斯特朗太太比起来，她显得朴素；不过她的五官生得精致有型，她的身材也很优雅而又苗条。她是个举止端庄的女人，年纪大概有三十五岁，布鲁斯先生认定，拥有一幢秩序井然的住房并且具有完美的情感领悟力—这几个女人当中肯定至少有一位，出于善意，能接受任何东西。大量的权力看来正是她温柔谦恭的原因所在。她应该是被踏实体面的人抚养长大的，布鲁斯先生想，并会尊重所有那些寄宿学校的美德：勇气，良好的运动家风范，贞洁以及荣誉。有天早上当他听到她说“哦没错，没错”时，在他看来这就像是良好风度和精神的愉快结合。
普鲁伊特先生继续告诉谢里丹太太他又碰到了她的朋友们，不过他们的路径似乎从来都不会有直接的交叉。布鲁斯先生躲在他的报纸后面偷听他们的谈话，因此而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不喜欢普鲁伊特先生同时又很尊重谢里丹太太；不过他也知道，他们一定会在这大街上之外的某个地方碰到，而有一天普鲁伊特先生向谢里丹太太摘下帽子并且说：“那难道不是个令人愉快的派对吗？”“哦，是的，”谢里丹太太道，“是的。”然后普鲁伊特先生又问谢里丹太太她跟她丈夫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而她说他们是在午夜时分离开的。她貌似并不很想谈论那个派对，不过她仍旧很有礼貌地回答了普鲁伊特先生所有的问题。
布鲁斯先生告诉自己，谢里丹太太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普鲁伊特是个傻瓜，根本配不上她。他对普鲁伊特的厌恶和对谢里丹太太的尊敬貌似是毫无理由的，不过有天早上他来到街角处的时候，发现谢里丹太太跟她两个女儿和那条狗等在那儿，而普鲁伊特并不在，他很高兴。他向她问了声好。
“早上好，”她道，“我们看来来得很早。”
凯瑟琳和谢里丹家的大女儿开始一起聊了起来。
“我想我认识凯瑟琳的母亲，”谢里丹太太很有礼貌地道，“你的第一个妻子不是玛莎·蔡斯吗？”
“是的。”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她。我跟她不是很熟。她比我高一级。凯瑟琳今年多大了？”
“去年夏天满八岁了。”布鲁斯先生道。
“我们有个兄弟，”谢里丹家的小女儿道，站在她母亲身边，“他也八岁了。”
“是的，亲爱的。”谢里丹太太道。
“他淹死了。”小姑娘道。
“哦，真抱歉。”布鲁斯先生道。
“他本来是个游泳好手，”小姑娘继续道，“可我们觉得他肯定是抽筋了。你知道，当时有大雷雨，我们全都躲进了那个船屋里，我们没有注意看—”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亲爱的。”谢里丹太太温柔地道。
“不是很久以前，”小姑娘道，“只不过是去年夏天。”
“是的，亲爱的，”她母亲道，“是的，是的。”
布鲁斯先生注意到她脸上并没有痛苦的痕迹，也没有努力想掩饰的表现，她的镇定在他看来简直就是智慧和优雅的壮举。他们继续站在一起，不再说话，直到其余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陆续到来，那辆大巴也刚好沿着街道开过来。谢里丹太太喊了一声那条老狗，沿公园大道回家去了，布鲁斯先生叫了辆出租车去上班。
临近十月杪，一个下雨的星期五晚上，布鲁斯先生和太太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圣詹姆斯学校。那天是家长之夜。一个高年级的男同学把他们领到小教堂后排的长椅上。圣坛剥去了所有神秘的外衣，校长站在唱诗班席位之间那抬高的地板上，等着迟到的家长们就座。他紧张地又是塞紧又是拉松他的教士服，然后清了清嗓子示意大家安静。
“我谨代表全体教师和校董事会，”他说，“欢迎圣詹姆斯的家长们今晚光临本校。虽说天公不作美，不过好像你们当中也并没有任何一位因此而缺席今晚的活动。”这话说得有些狡黠，就仿佛家长们的全员出席正反映出他威逼胁迫的力量之大似的。“就让我们，”他继续道，“以一首祷文为我们学校的福祉祈福：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186] ……”跪下来，垂下头，会众们看起来坚不可摧，就仿佛社会能持久存在下去就仰赖并总能仰赖他们似的。祷文念完之后，校长就向他们说起了学校的经久不衰。“今晚我有些很有趣的统计数据想拿来跟大家分享，”他说，“今年登记入学的孩子当中有十六位，他们的父母以及祖父母就曾经是圣詹姆斯的学生。我想这是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我怀疑纽约城里还有其他任何一所走读学校的数据可以与之媲美。”
在接下来校长为保守教育所做的简短辩护期间，布鲁斯先生注意到谢里丹太太就坐在他前面几排的位置。跟她坐在一起的是个高大的男人—应该是她丈夫—脊背挺直，一头黑发。讲话结束后，集会进入提问环节。第一个问题来自于一位母亲，她想请教该如何限制她的孩子们看电视的时间。校长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布鲁斯先生注意到谢里丹夫妇之间起了争执。他们在小声说话，两人之间的分歧显得很激烈。突然间，谢里丹太太从争执当中全身而退。她不再有任何话说。谢里丹先生的脖子涨红了。他继续压低嗓门强调自己的观点，朝他妻子俯下身去，并且摇着头。谢里丹太太举起了手。
“谢里丹太太，您有什么问题？”校长道。
谢里丹先生拿起他的大衣和圆顶礼帽，嘴里说着：“不好意思，借过”“多谢”“借过”，从同一排的其他人前面经过，离开了小教堂。
“谢里丹太太，您有什么问题？”校长重复道。
“我想知道，弗里斯比博士，”谢里丹太太道，“您和校董事会有没有想过在圣詹姆斯招收黑人学生呢？”
“这个问题三年前就提出来了，”校长不耐烦地道，“就此问题，我们还向校董事会提交了一份专门的报告。三年来很少有人提出索看的要求，不过如果您想索要一份副本的话，我会安排送您一份。”
“是的，”谢里丹太太道，“我很想看看。”
校长颔首示意，谢里丹太太坐了下来。
“汤森太太？”校长点名道。
“我有个关于科学和宗教信仰的问题，”汤森太太道，“在我看来科学系科对于科学的强调会有损于宗教情感，尤其是在有关创世的问题上。在我看来……”
谢里丹太太拿起她的手套，面带礼貌的微笑连声说：“借过”“多谢”“不好意思，借过”，从同一排的其他人面前擦身而过。布鲁斯先生听到她高跟鞋的鞋跟从过道的地板上踩过，伸长脖子，他能看到她。在她将那沉重的大门推开一扇的时候，外面的车声和雨声骤然间增大了不少，然后在大门关上后也就随之而减弱了。
下一周有天下午已经挺晚的时候，布鲁斯先生被从股东会议上叫出来去接一个他妻子打来的电话。她想让他在凯瑟琳上骑术课的训练场停一下，把她接回家。就为了这点事把他从股东会上叫出来，让他挺恼火的，等他返回会场的时候，会议本身已经落入带了本“罗伯特议事规则” [187] 的老头儿的掌控中。本来应该以最为直接和简单的方式来处理的事务陷入了举步维艰的泥潭，会议在冗长乏味而又火爆激烈的争执中结束。刚开完会，他就叫了辆出租前往九十几街，穿过骑术训练场的马具房，进入跑马场。凯瑟琳和另外几个姑娘头戴猎装礼帽、身穿深色衣服正在骑马。跑马场内又冷又潮湿，头顶上的灯白花花地亮着，沿墙的镜子上雾气沼沼，布满一道道潮痕，骑术女教练以一种煞费苦心的谦恭礼貌跟她的几个学生说话。布鲁斯先生注视着他女儿。凯瑟琳戴着眼镜，相貌平常，浅色的头发很长又很干枯。她是个接受能力很强又很温顺听话的姑娘，她在圣詹姆斯所受的影响已经开始隐约在她脸上表现出来。骑术课结束后，他又回到马具房。谢里丹太太也正在那里等她的两个女儿。
“我能顺便捎你们回家吗？”布鲁斯先生道。
“当然可以，”谢里丹太太道，“我们本来打算去乘大巴的。”
孩子们加入进来，大家全都一起出去等着叫出租。天已经黑了。
“我对你上次在家长会议上提的那个问题很感兴趣。”布鲁斯先生道。这不是实话。他对那个问题并不感兴趣，而且如果那里接受黑人入学的话，他就会把凯瑟琳从那儿转学出来了。
“我很高兴有人感兴趣，”她说，“校长非常野蛮。”
“那正是我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布鲁斯先生道，尽量想接近事实。
有辆出租车开了过来，他们都上去了。他把谢里丹太太一直送到她那幢公寓楼的门口，眼看着她跟两个女儿走进灯火明亮的大堂。
谢里丹太太忘了带钥匙，一个女仆为她开了门。天已经挺晚的了，她还请了人来吃晚饭。通往她丈夫房间的门关着，她洗了澡，穿戴整齐，一直都没见到他。她正梳头的时候，听到他走进起居室并把电视机给打开了。当着别人的面，查尔斯·谢里丹说起电视的时候总是一脸的鄙夷。“老天爷，”他会这么说，“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任何人受得了那种垃圾。我至少得有一年的时间没开我们家那个电视机了。”现在他妻子就能听到他正在那儿哈哈大笑。
她离开自己的房间，沿着走廊来到餐厅，检查了一下那里的准备情况。然后她穿过餐具室走进厨房。门刚在她身后关上，她马上就觉察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女服务生海伦正坐在水槽旁边的一张桌子旁。她在哭鼻子。厨娘安娜把手里正在洗的平底锅放下，为的是能听清接下来的每一句话。
“出什么事了，海伦？”谢里丹太太问。
“他从我的工钱里扣下了四二美元，佘里丹太太。” [188] 海伦说。她是个澳大利亚人。
“为什么，海伦？”
“我把自己灼伤的那一天。您让我去看医生？”
“没错。”
“因为那个，他从我的工钱里扣下了四二美元。”
“明天我给你张支票，海伦，”谢里丹太太道，“别担心。”
“是的，夫人，”海伦说，“谢谢您。”
谢里丹先生穿过餐具室走进了厨房。他一身深色正装看起来很帅。“哦，你在这儿，”他对妻子道，“在他们来之前咱们先去喝一杯吧。”然后，他转向女服务生，问道：“最近收到家里的来信了吗？”
“没有，佘里丹先生。”海伦道。
“你家住在哪儿来着？”他问。
“在密佘根，佘里丹先生。”她咯咯一笑，不过这个玩笑在过去这几年里已经开过无数次，她早就厌烦不已了。
“在哪儿？”
“在密佘根，佘里丹先生。”她重复道。
他哈哈大笑。“老天爷，这可太滑稽啦！”他道。他伸出胳膊搂住妻子的腰，然后走进起居室喝酒去了。
布鲁斯先生回到的家里则令人愉快得多。他妻子洛伊丝是个漂亮女人，她对他的欢迎也满怀深情。他坐下来跟她一起喝了一杯鸡尾酒。“玛格丽特今早上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跟我说查理把工作给丢了。我一听到电话铃响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问题；我感觉到了。我在拿起听筒前，我就知道肯定出了什么问题。起先，我还以为是可怜的海伦·勒克曼打来的。她最近遭逢了那么多不幸，我脑子里经常都会想到她。然后我听到了玛格丽特的声音。她说可怜的查理在对待这整个事件上都表现出了极佳的风度，还说他决定去找个更好的工作。他为那家公司把整个美国都跑遍了，而现在他们就这么把他给开掉了。她打来电话的时候我还躺在床上，而今天上午我在床上躺着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背又开始给我带来一些小麻烦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真的一点都不严重—可是疼得真让人受不了，我打算明天去找一下帕明特医生，看他能不能帮帮我。”
洛伊丝在布鲁斯先生最初认识她的时候身体就很娇弱。这也一直是她最大的魅力之一。她的皮肤那极端的苍白和娇嫩部分可以归因于她生命当中，据她所说，医生已经对她放弃治疗的那一年时间。她的娇弱是个事实，既源于遗传也出于偶然，她是不应该因为对于毒葛、感冒病毒和疲劳特别敏感而受到指责的。
“我很抱歉你的背痛又犯了，亲爱的。”布鲁斯先生道。
“哦，我也并没有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她道，“我十一点左右的时候从床上起来，跟贝蒂一起吃了午饭，然后就购物去了。”
洛伊丝·布鲁斯就像纽约为数众多的女性一样，把多到不可思议的时间都花在沿着第五大道来回购物上了。她仔细阅读报纸上的各项广告，比她丈夫阅读财经版都要用心得多。购物是她最主要的消遣。她会从病床上爬起来去购物。各大百货公司里的气氛对于她的性情具有一种保健疗效。她会从奥尔特曼开始她下午的购物活动—在一楼买副手套，然后乘自动扶梯去看看壁炉用的柴架。她会在洛德与泰勒买个手袋和一瓶面霜，还有价格昂贵的咖啡桌、装饰织物以及鸡尾酒酒杯。“往下吗？”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她会问开电梯的工人，如果开电梯的说“往上”，洛伊丝反正也都会上去的，她会突然间认定不管她原本想买什么来着，可能就在家具或是亚麻制品部里面。她会在萨克斯买一双鞋和一条衬裙，从摩斯买些餐巾派人给她母亲送去，在德皮纳买一束布花，在邦威特买些护手霜，在本德尔买条裙子。到了这时，她的一双脚和她的头就会感到一种令人愉快的疲倦了，蒂芙尼的门童就会把旗子收进去，广场酒店旁边那些马车上的灯也会亮起来了。她会在迪恩买个蛋糕，这是她的最后一站，然后就会像个诚实的工人一样在薄暮中朝家里走去，心满意足而又满身疲倦。
夫妻俩坐下来用餐的时候，洛伊丝留心看她丈夫尝了一口汤，看到他满意的神情她就笑了。“味道不错，是不是？”她道，“我自己尝不出来—我有一个星期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了—但我不想告诉凯蒂，上帝保佑她，因为那会伤害了她的感情，而如果味道做得不对的话，我也不想称赞她。凯蒂，”她叫道，透过餐具室，“你的汤做得很美味。”
谢里丹太太在接下来的整个礼拜里都没有到街角的车站上来。星期三下午，布鲁斯先生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去凯瑟琳上跳舞课的地方接她。谢里丹家的两个女孩儿也在同一个班，他就在夏尔丹俱乐部的大堂里找谢里丹太太，但她并不在那儿。事实上，一直到他礼拜天下午去一个生日派对上接凯瑟琳回家时，才再次见到她。
因为洛伊丝的牌局有时候直到七点钟才散，布鲁斯先生经常就得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承担前往某个地址去接凯瑟琳的任务，看着她在离开一个儿童派对的时候向主人僵硬地道谢和道别。外面的街上又冷又黑；举行这些派对的热腾腾的房间里散发着糖果和鲜花的气味。在那里的朋友和亲戚中间，他经常很高兴地遇见曾经一起消夏或是上学的旧相识。这些派对当中有一些真是煞费苦心，有一次他就前往华尔道夫大饭店楼上的一个公寓里去接凯瑟琳，派对上特意请了个吹玻璃的匠人来款待六个小姑娘。
那个礼拜天下午，在过道里有个爱尔兰女仆正用一个地毯除尘器在捡拾花生壳，断了线的气球在她那花白的头顶上的天花板上聚成一堆，布鲁斯先生碰见了一个侏儒，打扮成小丑，此人曾在他自己童年时期的派对上表演娱客。这个老人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那一套惯用的戏法或是顺口溜，他深感骄傲的是他能记得他曾为之表演娱乐过的好几代的孩子中大多数人的名字和长相。他在走廊里拦住布鲁斯先生，在几个错误的猜测后，终于想起了他的名字。在起居室里，有十几个朋友和亲戚正在喝鸡尾酒。时不时地，一个萎靡不振的孩子，拿着个糖果篮或是气球，会溜达着从成年人的人群当中穿过。在起居室的尽头，一对表演过牵线木偶戏的夫妻正在拆除他们的舞台。那个女人的头发染了色，她一边工作一边微笑着并且大幅度地比画着手势，就像个马戏演员，虽然根本就没有人看她。
布鲁斯先生在等着凯瑟琳把大衣穿上的时候，谢里丹太太从门厅走了进来。他们握了握手。“我能送你们回家吗？”他问道。
她说“是的，是的”，然后就进去找她大女儿去了。
凯瑟琳走到她的女主人面前，行了个屈膝礼。“您能请我来参加您的派对真是太好了，豪厄尔斯太太，”她说，口齿清楚，一点都不含糊，“非常感谢您。”
“她可真是个小可爱。有她在身边真是太开心了！”豪厄尔斯太太对布鲁斯先生道，并把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放在凯瑟琳的头上。
谢里丹太太带着她女儿再次出现了。露易丝·谢里丹行了个屈膝礼，背诵了一遍她的感谢词，可是豪厄尔斯太太正在想别的什么事，并没有听见。小姑娘又把她的致谢重复了一遍，提高了嗓门。
“呃，谢谢你能来！”豪厄尔斯太太唐突地大声道。
布鲁斯先生、谢里丹太太和那两个孩子乘坐电梯下了楼。他们走出大楼来到第五大道上的时候，天还挺亮的。
“咱们还是走走吧，”谢里丹太太道，“也就几个街区的距离。”
孩子们走在了前头。他们在八十几街的东南段，视野很开阔；第五大道、大都会博物馆和中央公园尽收眼底。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第五大道的两行路灯轻轻地咔嗒一声亮了起来。空气中有层薄雾，使得路灯放射出黄色的光芒，大都会博物馆的廊柱，树顶之上广场酒店的那复折式屋顶，以及那一大片黄色的灯光不禁令斯蒂芬·布鲁斯想起世纪之交画家们所画的众多巴黎和伦敦的画作（《冬日的午后》）。这种虚假的相似让他感到很高兴，而他目之所及所感到的高兴又因身边这个女人的陪伴而更上层楼。他感觉她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只默默地往前走，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说话。在距离她所住的公寓楼还有一两个街区的时候，她把胳膊从他的臂弯里抽了出来。
“改天我很想跟你讨论一些圣詹姆斯学校的事，”布鲁斯先生道，“你愿意跟我一起吃个午饭吗？你能在星期二跟我一起吃午饭吗？”
“我很愿意跟你一起吃午饭。”谢里丹太太道。
谢里丹太太和布鲁斯先生一起吃午饭的那家餐厅，是个不大会被他们认识的任何人看到的地方。菜单脏兮兮的，侍者身上的无尾晚礼服也是一样。纽约城里足有一千个类似的地方。两人见面招呼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被当作结婚已经有十五年的夫妻。她带着大包小包和一把雨伞。她从郊区进城可能是为孩子们买衣服来的。她说她一直在购物，她叫了辆出租过来的，她赶得很匆忙，她饿坏了。她摘下手套，把菜单翻得哗啦啦直响，她四处打量。他要了一杯威士忌，她点了一杯雪利酒。
“我想知道你对圣詹姆斯学校的真实想法。”他说，于是她就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
他们一年前曾从纽约搬到了长岛，她说，因为她想把她的两个孩子送去一家乡间学校。她本人上的就是乡间学校。长岛的学校却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们就在九月份又搬回了纽约。她丈夫当初上的就是圣詹姆斯，于是学校也就这么选定了下来。说起两个女儿的教育来，她讲得兴致勃勃，果不出布鲁斯先生所料，而且他猜想在这方面她不大可能跟她丈夫讨论得同样这么心满意足。能找到个似乎对她的观点很感兴趣的人，让她很兴奋，她因为说得太多而使自己陷入了不利的位置，这也不出他的所料，正中他的下怀。由我们刚刚爱上的那个人陪在身边所生出的那种深切的喜悦，是遮藏不了，掩盖不住的，就算是眼睛半瞎的侍者都不会视而不见，他们俩看起来都神采飞扬。他在街角处为她拦了辆出租车。他们道了再见。
“你还会跟我吃午饭的吧？”
“当然，”她说，“当然。”
她又跟他一起吃了次午饭。然后又跟他一起吃晚饭—她丈夫出差去了。他在出租车里吻了她，他们在她住的公寓楼前道了晚安。几天后他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是个护士或是女仆接的电话，说谢里丹太太病了，不能打搅她。他心急如焚。那天下午他打了好几次电话，谢里丹太太终于接了。她的病并不严重，她说。她一两天内就能下床了，等她好了以后会给他打电话的。下礼拜头上她给他打了电话，他们约好在上城一幢公寓楼里的一家餐厅一起吃午饭。之前她购物去了。她摘下手套，把菜单翻得哗啦啦直响，四处打量又一个快要倒闭的餐厅，灯光昏暗，只有几个顾客。她的一个女儿得了轻度麻疹，她说，布鲁斯先生对由此呈现的症状很感兴趣。可是对于一个号称对儿科疾病很感兴趣的男人，他看起来却暴躁而又滑头。他脸色很差。他怒气冲冲，不断用手揉着前额，就像是头疼难忍一样。他不断地抿着嘴唇，两条腿交叉来又交叉去。很快，他的心神不宁似乎也传到了桌子对面。在接下来他们坐在那里的时间当中，谈话一直都围绕老生常谈的话题打转转，可是有种他们似乎都没有挑明的情感却为两人之间的谈话染上了别样的色彩并加深而且扩大了它的形状。她没有吃完她的甜点。她任由她的咖啡变凉。有一度，两人谁都没有开口。一个注意到他们坐在这家餐厅里的陌生人，或许会以为他们是一对选择来这里聚首讨论一桩灾祸的老朋友。他面色发灰。他两手哆嗦。他朝她倾下身体，终于说：“我请你到这儿来的原因是因为我效力的那家公司在楼上有一套公寓。”
“是的，”她说，“是的。”
对于情人来说，抚摸就是一种变形。他们身体的每一部分似乎都发生了改变，它们似乎变成了某种不同的东西、更好的东西。他们的经验当中那些有区别的、分离的部分，他们相遇前的那些岁月的全部和总和，都发生了改变，都朝向这一时刻被重新改变了方向。他们感觉他们已经达到了一种强度的恒定点，一种他们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汲汲以求的“全对”的狂喜，袭上他们心头的任何一种回忆全都呈现为这一终极性的清澈和明晰：不论是某个机场内钟表的一根秒针，一只雪鸮，平安夜的一个芝加哥的火车站；还是在一个陌生的海港抛锚停泊一艘小帆船，而当时沿着暴风雨肆虐的海岸全线，陌生人都在吹响号角召唤游艇俱乐部的补给船；抑或在阳光虽然仍在天空照耀，而每座山峰的北坡已经沉入黑暗的时刻，沿着滑雪道疾驰。
“你想一个人下楼去吗？这几幢大楼里的电梯工—”他们穿好衣服后斯蒂芬·布鲁斯道。
“我不在乎这几幢大楼里的电梯工。”她轻松地说。
她挽着他的胳膊，他们一起乘坐电梯来到楼下。他们离开这幢大楼后，很不愿意分开，他们考虑后认定大都会博物馆是个不大会被任何认识的人看到的地方。那个几乎空无一人的圆形大厅，在下午的那个时候，看起来就像个过了火车运行时间的火车站，闻着有种烧煤的气味。他们看着那些石马和一块块布匹。在一个黑暗的过道里，他们发现了一个象征爱之盛宴的浪子形象。神—假扮成樵夫，放牛郎，水手，王子—从每一扇敞开的大门中进来。三个幽灵在一个圣林边等着把甲胄从他肩头卸下，把他的盾牌解下。一大群人在鼓动他的情人。整个创作非常协调—麝猫和黑熊，狮子和独角兽，水与火。
穿过圆形大厅往回走的时候，布鲁斯先生和谢里丹太太遇见了洛伊丝母亲的一个朋友。已经不可能躲开她了，他们就说了几句“你好”和“幸会”的客气话，斯蒂芬并保证一定代这位朋友向他的岳母问好。布鲁斯先生和谢里丹太太走到列克星顿大道，就此道别。他回到办公室，六点钟回家。布鲁斯太太还没回来，女仆告诉他。凯瑟琳去了一个派对，他应该去接她回家。女仆给了他地址，他大衣都没脱就马上又出去了。外面在下雨。门房穿了件白色的雨衣，跑到外面的暴雨中，站在一辆出租车的踏脚板上回来了。那辆出租车的座椅是橘红色的，在往上城开的时候，他听到车上的收音机里在播放一首探戈舞曲。另一个门房打开车门请他下车，他走进一个就像他住的那幢大楼一样的大堂，大堂的建筑式样是想要模仿庄园主的宅第。来到楼上，地毯上有花生壳，天花板上有气球；朋友和亲戚们在起居室里喝着鸡尾酒，在房间的尽头，那个同样的提线木偶的小舞台正在被拆除。他在等着凯瑟琳把大衣穿上的时候喝了一杯马提尼，跟一个朋友聊了几句。“哦是的，是的！”他听到谢里丹太太说，然后就看见她带着两个女儿走进了房间。
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凯瑟琳就来到了他们中间，他于是先带着他女儿来到女主人面前。凯瑟琳行了个屈膝礼，欢快地说：“您能请我来参加您的派对真是太好了，布雷蒙太太，非常感谢您。”布鲁斯先生开始朝电梯走去的时候，谢里丹家的小姑娘行了个屈膝礼，说：“这真是个非常出色的派对，布雷蒙太太……”
他在楼下和凯瑟琳一起等着谢里丹太太，不过有什么事或是什么人把她耽搁住了，当电梯下来两次而她都不在里面以后，他就离开了。
布鲁斯先生和谢里丹太太几天后又在那套公寓里约会了一次。然后他在洛克菲勒中心的滑冰场的人群中看到了她，在等她的两个孩子。他再次看到她是在夏尔丹俱乐部的大堂里，跟其他的父母、保姆和司机一起等着舞蹈班下课。他没有跟她说话，不过他听到她在他背后跟某个人说：“是的，母亲的身体很好，谢谢你。好的，我一定转达你的问候。”然后他听到她在离他更远一些的地方跟某个人说话，再往后她的声音就淹没在音乐里了。那天晚上，他出差离开了纽约，直到礼拜天才回来，礼拜天下午他跟一个朋友一起去看了场橄榄球赛。比赛的进程很慢，最后一节是在灯光底下打的。他回到家的时候，洛伊丝在公寓的门口接他。起居室里已经生起了火。她把他们的酒调好，然后走到房间的对面，坐在靠近壁炉的一把椅子上。“我忘了告诉你，海伦姑妈星期三的时候来过咱们家一趟。她打算从格雷山搬到靠海岸更近的一幢房子里。”
他努力想就这则新闻找点什么话说，却找不到。五年的婚姻生活以后，他像是已经根本无话可说了。那就如同因为缺钱而感到尴尬和为难一样。他绝望地回顾着那场橄榄球赛和他的芝加哥之旅，想找几桩能让她高兴的事情，可是却找不到一个字可说。洛伊丝感觉到了他的努力和他的失败。她停下了自己的话头。自从星期三以来我就没有一个可以说说话的人，她暗想，而现在他却没有一句话可说。“你不在的这期间，我又把背部给拉伤了，是去取个帽盒的时候，”她说，“疼得真是难以忍受，帕明特医生看起来也是束手无策了，所以我打算去找另一位医生看看，叫沃尔什的，他—”
“我真是非常抱歉，你的背部让你这么难受，”他说，“我希望沃尔什医生真能把你的背痛给治好。”
他声音当中根本就缺乏真切的关心，这大大伤害了她的感情。“哦，我还忘了告诉你—是出了件麻烦事，”她气恼地道，“凯瑟琳今天下午是跟海伦·伍德拉夫还有别的几个孩子一起度过的。有几个男孩儿。当女仆走进游戏室去叫他们吃晚饭的时候，她发现他们全都没穿衣服。伍德拉夫太太感到非常不安，我跟她说你会给她打电话的。”
“凯瑟琳在哪儿呢？”
“在她的房间里。她不肯跟我说。我本来也不想说这话的，不过我觉得你应该给那小姑娘找个心理医生。”
“我这就去找她谈谈。”布鲁斯先生道。
“哦，你想吃点晚饭吗？”洛伊丝问。
“是的，”他说，“我想吃点晚饭。”
凯瑟琳在这幢建筑的一侧拥有一个巨大的房间。她的家具从来就没有把它填满。布鲁斯先生进去的时候，看到她坐在窗沿上，黑着灯。房间里有一股她养在笼子里的一对大老鼠的气味。他把灯打开，把他在机场买的一个带有吉祥饰物的手镯给了她，她很有礼貌地道了谢。他并没有提在伍德拉夫家发生的那件事，不过当他伸出胳膊搂住她肩膀时，她悲悲切切地哭了起来。
“今天下午我本来是不想那么做的，”她说，“可她逼我们这么做，而她是女主人，我们一直都是女主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的。”
“你本来想做也好，不想做也罢，都没有关系，”他说，“你并没有做出任何大错特错的事。”
他搂着她，直到她安静下来，然后他离开她，走进卧室给伍德拉夫太太打了个电话。“我是凯瑟琳·布鲁斯的父亲，”他说，“我理解今天下午在府上发生了件不愉快的事。我只是想说，凯瑟琳已经被好好申斥了一顿，就布鲁斯太太和我而言，这件事已经被忘记了。”
“哦，这件事在我们这儿可是还没被忘记呢，”伍德拉夫太太道，“我不知道是谁起的头，不过我已经把海伦送上床去睡觉了，一口晚饭都没让她吃。伍德拉夫先生和我还没决定该怎么惩罚她呢，不过我们打算狠狠地惩罚她一顿。”他听见洛伊丝从起居室喊他，说他的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想你也知道，道德堕落之风正在席卷这个国家，”伍德拉夫太太继续道，“在我们这个家里，我们的孩子这辈子还从没听人说过一个脏字儿。我们这里可容不得一点污秽和淫猥。如果一定要以火攻火的话，我也正准备这么做呢！”
这个愚昧无知而又脾气暴躁的女人让他很生气，可是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听她把话全部讲完，这才又回到凯瑟琳身边。
洛伊丝看了看壁炉架上的表，尖声喊她丈夫，这是第二次了。她一点都不想给他准备晚饭。他对于她的感情的缺乏关切，然后又是她不得不在厨房里为他做牛做马，一直就像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人性状况。她那备受伤害的性别的幽灵在她猛地拉开装银餐具的抽屉时蜂拥而至，在她为他倒好啤酒的时候又再一次麇集在她周围。她精心地把托盘整理好，为的是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故意加深自己的不快。她在她丈夫的餐盘里堆上冷肉和色拉，就仿佛它们都被下了毒一样。然后她用口红补画了一下唇彩，亲自把那个沉重的托盘端进餐厅里，丝毫不顾惜她那僵直酸痛的后背。
现在，抽了一根烟并绕着房间转了一圈以后，她已经又放过去了五分钟。然后她把那个托盘端回到厨房，把啤酒和咖啡倒进下水道，把冷肉和色拉放进冰箱。布鲁斯先生从凯瑟琳的房间回来后，发现她正愤怒地啜泣—不是冲着他，而是因为她自己的愚蠢。“洛伊丝？”他叫道，她冲出房间跑进她的卧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洛伊丝·布鲁斯从几个不同的渠道听说她丈夫一直在跟一位谢里丹太太约会。她向母亲吐露了她正在失去他的隐情，在她母亲的坚持下，雇了个私家侦探。洛伊丝并不是个报复心重的女人；她不想诱捕或是恐吓她丈夫；事实上，她倒是觉得这种做法会以某种方式成为他的救星。
有一天她正在家吃午饭的时候，那个侦探打电话给她，跟她说她丈夫跟谢里丹太太刚刚去了某个宾馆的楼上。他是从大堂打给她的，他说。洛伊丝饭没吃完就撂在了一边，不过还是换了衣服。她戴上了一顶有面纱的帽子，因为她的脸色很不自然，就因为那块面纱，她才能语气平静地跟给她叫了辆出租的门房说话。那个侦探在人行道上迎住她。他告诉了她楼层和公寓的门牌号码，并主动提出陪她一起上去。她有些拿腔作调地把他给打发走了，就仿佛他的提议是对于她能够胜任地处理这种情况的能力的一种非议。她之前从没来过这幢大楼，不过那种她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感觉使她能够完全不为这幢大楼里的陌生感所动。
她在十楼下了电梯后，电梯工就在她身后把门关上了，她发现自己独自一人置身于一条漫长的、没有窗户的走廊里。一模一样的十二扇门为了跟积满灰尘的地毯相称，全都漆成了暗红色，顶上暗淡的灯光以及走廊里完全的寂静使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她径自走到那套公寓的门前，按响了门铃。里面没有声音，也没人来应门。她又把门铃按了好几次。然后她对着那扇紧闭的大门说了起来。“让我进去，斯蒂芬。我是洛伊丝。让我进去。我知道你在里面。让我进去。”
她等着。她把手套摘下来。她用拇指按住门铃，一直不放手。然后她侧耳静听。里面仍旧没有声音。她看着周围那些紧闭的红色门扇。她用拳头奋力地猛击那个门铃。“斯蒂芬！”她叫道，“斯蒂芬。让我进去。让我进去。我知道你在里头。我看到你进去的。我听得到你的声音。我听得到你四处走动的声音。我听得到你小声说话的声音。让我进去，斯蒂芬。让我进去。你要是不放我进去，我就告诉她丈夫了。”
她再次等着。午后两三点钟的寂静充满了这个间隙。然后她踢了门把手一下。她用手提包的骨架砰砰地砸门。她用脚踹门。“你放我进去，斯蒂芬·布鲁斯！”她尖声喊道，“你让我进去，听见没有！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旁边有扇门开了，她转身看见一个只穿了件衬衣的男人，摇着头。她跑进后厅，哭着，从消防楼梯往下走。就像纪念碑上的楼梯一样，它们仿佛无始无终，不过她终于还是来到了一个存放着三轮车和婴儿车的黑暗的门厅，找到了进入大堂的通道。
布鲁斯先生和谢里丹太太离开旅馆后，两人步行穿过中央公园，在冬末的阳光照耀下，公园里的气息淡淡的就像是一个树林。横过一条骑马专用道时，他们看到了普林斯小姐，孩子们的骑术教练。她正在给一个胖胖的小姑娘上课，小姑娘的马用缰绳牵着。“谢里丹太太！”她说，“布鲁斯先生！真是太幸运了！”她把两匹马都停住。“我正好有事想对你们两位说，”她说，“下个月我们要搞一个小型赛马会，我想让你们的几个孩子都上场。我想让她们三个都进入熟练骑手班……也许到下一年，”她转向那个胖胖的小姑娘，“你可能也能进入熟练骑手班了。”
他们答应允许他们的孩子参加那个赛马会，普林斯小姐就跟他们道了再见，重新开始上她的骑术课。在七十几街上，他们听到一头狮子的怒吼。他们走到公园的南部边缘了。那时已经暮色四合。他从广场酒店里给他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留言当中有一个来自他们家的女仆；要他在夏尔丹俱乐部停一下，把凯瑟琳接回家。
从舞蹈学校门前的人行道上，就能听到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凯旋进行曲已经开始。他们挤过前厅里的人群，站在舞厅的门口，寻找他们的孩子。透过敞开的大门，他们能看到贝利小姐，舞蹈老师，和她那两个女总管，当孩子们一对对地来到她们跟前时姿态僵硬地行个屈膝礼。男孩子们都戴着白手套。姑娘们衣着朴素。孩子们两个两个地鞠躬，或是行屈膝礼，然后加入站在门口的大人中间。这时布鲁斯先生看到了凯瑟琳。当他望着自己的女儿恭顺地做着期望她做到的那些动作时，他突然意识到他和拥挤在他身边的那些人全都是由同一块布料裁成的，一路货色。他们基本上都惶惑不已，困惑不堪，太过自私或是太过不幸，以至于无法信守保证一个社会永恒长久的那些常轨惯例，就像他们的父母曾经做到的那样。相反的，他们把这种秩序的负担转嫁到了他们孩子身上，用各种似是而非的仪式和礼仪填满他们的每一天。
有一位舞蹈老师走到他们跟前说：“哦，真高兴见到你，谢里丹太太。我们还担心你是生病了呢。今天下午，舞蹈课刚一开始，谢里丹先生就来把两个姑娘给接走了。他说他要带她们到乡下去，我们还琢磨着你是不是病了。他看起来真是心烦意乱。”
那个助教微微一笑就走开了。
谢里丹太太的脸色变得煞白，然后又变得铁青。她看起来非常苍老。舞厅里很热，布鲁斯先生就领她来到户外那冬日傍晚清新的空气中，挽着她，事实上是撑着她，因为要不然她可能都站不住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不断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亲爱的，都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