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有如神助

9月一个舒服的早晨，大卫·斯塔尔·乔丹的人生终于走到了尽头。八十岁的他待在家里，被各种他热爱的事物环绕——犬类、鸟类、植物，以及人类。前一天，他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中风，大脑的生物电终于背叛了他。他慢慢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桉树丛用散发着松树和薄荷香味的薄雾带走了他的最后一丝呼吸，火棘用刚结的明艳艳的橘色果实为他鼓掌。地球慢慢地绕着太阳转动，大卫眼中最后的景象很有可能就是他最初的挚爱：群星挂在朦胧的天空。

不知不觉中，大卫去世一周年了。不久之后，他的妻子杰西举办了一个小型花园派对来纪念他。她敞开家门欢迎加利福尼亚州的学子。会有人来吗？她暗自琢磨。有人在意吗？外界对她亲爱的优生学家丈夫的看法改变了吗？根据书面记载，那天来了好几百人。成群的孩子头戴花环，手拿花篮，来到“这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花园……对他们来说，这里仿佛一座圣殿”。

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界对大卫·斯塔尔·乔丹的敬仰只增不减。漫步斯坦福大学校园，你会看到他的铜像立在图书馆里。一栋心理学大楼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肖像还被装进了华丽的画框。他的传记作者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这样概括他的一生：

没几个人能像他这样度过平衡、和谐且富有成果的一生……他是美国历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不仅在教育、哲学和科学方面取得成就，还是一位探险家、和平与民主的推动者、国家总统和外国政治家的顾问。他才能的广度得到多方认可：一座山峰和一个生物定律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对他的纪念；他提出的推动国际和平的最佳教育计划获得25000美元的奖励。他代表了18世纪最伟大的传统，是富兰克林和杰斐逊这些伟人的化身。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

哦，还有国际和平奖！大卫晚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迎着一战的阴霾游历世界，告诫外交界警惕战争的威胁。他遇到了那么多阻力，甚至在演讲中途被一位德国将军打断：“够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对并不受欢迎的和平事业如此投入？因为根据大卫的推论，战争会消耗一个国家最棒和最聪明的那些人。他从未摆脱哥哥鲁弗斯之死的阴影。他解释说，最优秀的那些年轻人奔赴战场，失去生命，就会导致那些“不合格者”继续繁殖。“如果一个国家把最棒的那批人送上毁灭之路，”他对几百位费拉德尔菲亚的听众说道，“次等的那批人就会填补最棒的那批人留下的空位。体弱者、邪恶之徒和不节俭之人将大批繁殖……将国家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大卫成为和平主义者，不过是为了实现优生学的计划。

在海拔四千多英尺的内华达山脉中，矗立着一座以大卫的姓氏命名的山峰：乔丹峰。山顶布满橘色和白色的高山百合，比我们所有人都更靠近太阳。还不止于此。漫步全美，你会遇见一个又一个以大卫命名的事物，其中包括两所高中、一艘政府的船、一条市政大道、一段印第安纳州的河流、两片湖（一片在阿拉斯加州，一片在犹他州）、一个颇具声望的科学奖（有20000美元的现金奖励），以及上百种鱼：乔氏笛鲷、乔氏喙鲈、乔氏虫鲽。

大卫估计，在他所处的时代，有一万两千至一万三千种鱼，而他和他的团队发现了其中的两千五百多种。也就是说，从山顶洞人到大卫的时代，他和他的团队揭开了生命之树上多鳞类分支近五分之一的面貌。然而，大部分鱼是由团队中的移民和“贫民”们发现的，这一事实被大卫选择性地从他的科学记录中剔除。这些人是大卫发起的优生绝育计划针对的目标，他们对社会的价值为大卫不齿。杰西卡·乔治最近的研究显示，大卫在1880年太平洋沿岸的航行中十分依赖移民劳动力，有时甚至会用威胁手段强迫中国渔民和华裔渔民交出他们最好的渔获。大卫自己也承认，经常是一个“小男孩”“混血儿”或“葡萄牙小伙”带领他找到新的鱼类，并将其捕捉上来。他如此写道：“笔者近来在日本捕获的一百多种潮汐池新鱼种，其中有足足三分之二是日本男孩们抓到的。墨西哥海岸的男孩们也同样有成效。”然而，他觉得没有必要给这些人正式的认可，因此这些人的工作、专业技能和鱼类发现在历史书和他的回忆录中一样寂寂无闻。他同样觉得不需要提及他对甲醛和乙醇的过敏症状，以及这些症状严重影响他处理标本的能力这一事实。他的同事乔治·S. 梅耶尔斯后来推测，1885年之后，大卫就“很少甚至再也不”参与测量标本的工作了。不过这也没关系，他那鱼类发现之伟人的称号丝毫不受影响。据两位当代鱼类学家估计，“大卫·斯塔尔·乔丹的影响无孔不入，几乎难以衡量……北美洲几乎所有系统性的鱼类学家都与他有学术或智识上的渊源”。

唉。

大卫的故事似乎就这样结束了。大卫·斯塔尔·乔丹得以全身而退，没有为自己的罪行受罚，因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一个冷漠的世界。在它令人紧张且毫无意义的结构中，没有一个角落有公平可言。

然而，故事仍未结束。因为我们的世界，我们无限混乱的世界，还在袖子里藏了最后一招，准备破坏大卫建立的秩序，偷走对他来说最宝贵的东西。

你看见了吗？这是个阴险的招数，它的光芒从分类学家的镜片上闪过，在他们的解剖刀上折射，在这本书的封面上闪烁。混乱永远地摧毁了大卫的鱼类藏品，你是否看到了这一招？

混乱没有让闪电、洪水、腐烂或者巨型污水池张开大嘴吞噬一切，不，她有更残酷的办法。她让大卫自行了结。

大卫施展分类学技艺，遵循达尔文的意见，按照进化学方面的亲近关系给生物分类，而他的事业最终导向一个宿命般的新发现。20世纪80年代，分类学家意识到，鱼类这种公认的生物类别，并不存在。

鸟类存在。

哺乳动物存在。

两栖动物存在。

但就是鱼类，并不存在。

◆◆◆

在卡罗尔·凯苏·尹的《给自然命名》（Naming Nature）这本特别棒的书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有趣的观点。一开始我只是想了解更多分类学的知识，而尹的书是这个主题下最新出版的一本书。我希望了解有关林奈、达尔文和DNA的内容，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大卫·斯塔尔·乔丹故事中的科学背景。书中的内容让我大为吃惊。

尹刚巧撞上了她称之为“鱼类之死”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她正在研究生院攻读生物学学位，天真地笃信鱼类的存在，就在这时，一群名为“支序分类学家”（或者“狂热的支序分类学家”，尹说这是对他们的常见称呼）的科学家昂首跨入科学大门。这批人的名字cladist来自希腊语的“分支”（klados）一词，因为分支正是他们研究的内容。他们志在确定生命之树上的真正分支，对人类的直觉不屑一顾。该学科的首要原则很简单：一个正式的进化种群必须包括一个既定祖先的所有后代，不容例外。你可以在生命之树的任意一处开始研究种群分类。想研究脊椎动物？好，那就把所有具备脊椎的动物包括在内。蛇？加入。蠕虫？排除。你想研究哺乳动物？好，那就必须包括第一个能够产奶的生物的所有后代，猫、狗、鲸都位列其中，而爬行动物被排除在外。就是这样。

支序分类学的另一个原则直指那个看似简单实则很难的问题：谁和谁关系最密切？也许这个问题听上去微不足道，但它却是整个分类学面临的难题。在一个充斥着乳头、触须和棘刺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确定哪些特征是最可靠的分类学线索？支序分类学家登场之时，名为“数值分类学”的技术刚横空出世。该技术希望通过计算机的演算确定进化方面的亲缘关系。只要输入尽量多的特质，所有你认为可以在两个物种之间产生对比的特质（如果研究对象是鸟类，那么可对比的特质就是喙的类型、蛋的大小、羽毛颜色、椎骨数量、肠子长度等等），计算机就会输出一些较为符合的关系模式。理论上来说，两个物种的相似度越高，它们的关系就越紧密。但计算机显示的关系通常毫无意义。完全抛弃人类的直觉……让人陷入一片混乱。

支序分类学家意识到，某些特征比其他特征更重要，它们能够显示一些物种如何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步演化至此，这就是所谓“共有衍征”。这些特征是一种新增的属性，比如全新的触角或闪亮的黄色鳍。如果我们能确定共有衍征在生命之树中的位置，那么我们就能循着它们来检阅不同代的动物（或植物），然后带着更多自信去推测这几种生物之间的演化顺序，并且更有自信地宣布谁是谁的祖辈了。

这种方法很简单，很微妙，也很机智。它逐步揭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关系。例如，尽管蝙蝠看上去像有翅膀的啮齿动物，但它实际上与骆驼的关系更为密切；鲸实际上是有蹄类动物（和鹿同属一个大类）。

尹回忆起支序分类学家走进教室的场景：他们迫不及待地贴上新绘制的生命之树，然后指出一些被直觉掩盖的令人吃惊的事实。比方说，鸟是恐龙，而蘑菇虽然看起来是植物，但它实际上更接近于动物。不过，他们经常把最棒的例子放在最后。根据尹的回忆，“杀死鱼类的仪式”似乎让他们格外开心。

她说，这些分类学家会先指向图上的三种动物：一头牛，一条鲑鱼，一条肺鱼。哪种生物不同于另外两种生物？哪种生物与另外两种生物的关系最远？总会有可怜的被蒙在鼓里的学生举手回答：牛不同于那两种鱼。

“此时，”尹解释道，“支序分类学家的脸上会泛起狡黠的微笑，并且笑着指出那位学生到底错在哪儿。”

他们会提醒你去发掘共有衍征。如果你能暂时放下鳞片这一掩人耳目的特征，就会发现其他更有意义的相似点。例如，肺鱼和牛都有类似肺的器官来呼吸空气，而鲑鱼却没有；肺鱼和牛都有会厌（一小块覆盖气管的表皮），而鲑鱼呢？啊哈，没有会厌；肺鱼的心脏结构更接近牛的，而不是鲑鱼的。这些相似点他们可以一直列下去。最终，他们将学生们导向这一结论：与鲑鱼相比，肺鱼和牛的关系更近。

随后，他们加快了切割生命之树的速度。尹说，支序分类学家声称，许多水里游的看起来是鱼的生物，实际上与哺乳动物的关系更紧密。只要接受这种观点，一个奇怪的真相就会呈现在我们眼前：“鱼”这种牢不可破的进化种类，完全是一派胡言。用尹的话来说，这就好比把“所有身上有红点的动物”看作同一个物种，或者说“所有哺乳动物的声音都很大”。好吧，你确实可以分出这么一类，但从科学角度来说，这种分类没有任何意义，不能揭示任何进化关系。

还是有些困惑吗？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假设数百万年来，愚蠢的人类都错误地认定所有生活在山上的动物同属一类，即“山鱼类”，也就是山上的鱼类。那么山鱼类就包括山羊、山蛤蟆、山鹰和山人——体格结实、蓄胡子并且喜欢喝威士忌。现在，我们假定，尽管上述生物截然不同，但它们都偶然进化出类似的防护外表，以适应高海拔环境。想象这一外表不是鳞片，而是格子呢，它们全都身披格子呢。格子呢鹰。格子呢蛤蟆。格子呢人。就这样，它们有相同的栖息地（山上），相同的皮肤（格子呢），那就应该是同一物种，即山鱼类。我们错误地认定它们是同类。

我们也这么看待鱼类——把无数千差万别的物种都用“鱼”这个词一带而过。

实际上，在水下，在鳞片的掩盖下，它们是不同的物种，就像那些山上的生物一样。在水下，肉鳍亚纲和我们关系很近，肺鱼和空棘鱼都位列其中。它们是我们进化路上的近亲，是肺部在上、尾巴在下的美人鱼。然后，越过巨大的进化横沟，我们看到了辐鳍鱼纲，其中包括鲑鱼、鲈鱼、鳟鱼、鳗鱼和雀鳝鱼。尽管它们看上去和肉鳍亚纲的鱼类很像，都黏滑、有鳞片、具备鱼的特征，但在外表之下，它们截然不同。随后登场的是鲨鱼和鳐鱼，它们属于软骨鱼纲，是令人费解的物种。在它们光滑的皮肤和丰腴的身体之下，我总感觉它们与哺乳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实际上，与带鳞片的鳟鱼和鳗鱼相比，它们和人类的关系甚至更远。从进化角度来说，它们更古老。继续沿着生命之树追溯，向着生命之源靠近，我们会看到盲鳗亚纲[1]（别去查这个词。虽然它读起来很好听，但这类动物是长着吸盘嘴和锋利牙齿的噩梦），它通常和看上去像蛇的七鳃鳗亚纲一起被归入无颌总纲。最后出场的是海鞘纲（属于被囊动物亚门），大卫·斯塔尔·乔丹喜欢在童话故事中把这些固着动物当作懒惰的代表。从专业角度来说，它们不是脊椎动物（根据现代分类学家的看法），但它们却最早拥有类似脊椎的结构，即一根叫脊索的软骨柱。换句话说，它们并非堕落之徒，而是拥有创新精神的生物。

“鱼”这个类别掩盖了上述的所有事实。这一分类淹没了细微的差别，贬低了鱼类的智识，划走了我们的亲戚，营造了分隔的假象，让我们以为自己仍处于自然阶梯的顶端。

如果你仍旧坚持把所有像鱼的生物划定为同一生物学种类，这也没问题。你可以让有鳞片的肺鱼和空棘鱼回到水中，同鳟鱼和金鱼归为一类。你可以认定那里才是它们的所在，你甚至可以把它们都叫作“鱼”！只是如此一来，你就得把另外的几种生物也丢到这个分类里，这样才能把同一祖先的所有后代都包括在内。

趴在水边的青蛙？把它们算进去。

在高空飞翔的鸟？将它们丢进去。

牛？它们当然能加入。

你妈妈？她绝对也是一条鱼。

不，更符合逻辑的做法是，承认鱼这一概念不过是我们长久以来的幻象。鱼不存在，“鱼类”并不存在。这个对大卫至关重要的分类，他陷入困境之时寻求慰藉的种类，他穷尽一生想看清的物种，根本不存在。

◆◆◆

为了弄清鱼不存在这一概念的传播范围，我去问了史密森学会下属的标本馆的员工们。现今的鱼类学家真的不再相信他们的研究对象了吗？我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马里兰州那个上锁的房间内参观以大卫的姓氏命名的那条鱼时，我语带挑衅地询问领我参观的两位分类学家：“鱼存在吗？”而戴夫·史密斯这位有半个世纪资历的分类学家，在一阵吞吞吐吐之后最终承认：“鱼可能不存在。”他解释说，支序分类学家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不愿意相信他们，认为他们太“咄咄逼人”，与邪教徒没什么两样。但他逐渐意识到，要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发现生物之间真正的关联，就没法否认他们的说法。直视“鱼”这一物种时，我们会发现，这就是一个没用的类别。滑溜溜，黏糊糊，这种被分类学家称为“并系的”性状，有些鱼并不具备。后来，我致电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鱼类学分馆的馆长之一，梅拉妮·施塔斯尼，向她询问在她的同事眼中，鱼类是否也已经不复存在。“我的天，”她说，“这一观点早已被广泛接受。”她的口气非常严肃，我仿佛能看到她面无表情的脸。

“这种观念与直觉相悖！”里克·温特博特姆如此对我说道。作为一位自封的“狂热的支序分类学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试图向学生证明，自然界不会像人类想象的那样为生物分类。而让他沮丧的是，这一想法很难在学术界之外推广开来。他担心直觉这一对手过分强大，担心人们不会为了寻求真相跳出舒适圈[2]。

卡罗尔·凯苏·尹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放弃直觉灌输的信念。她这样写道：

当我还是个弱不禁风的研究生时，在报告厅、研讨室或实验室里，在学术会议或安静的走廊上，我一次次目睹（鱼这一分类）消失，准确地说是被杀死的过程，这让我痛苦不已。尽管我知道背后的生物学逻辑，但我还是感到非常心痛……研究支序分类学家残忍且有条理的逻辑时，我常常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就好像我被他们的某种手段愚弄了。抱有这种看法的不止我一个人。我几乎可以听到人们的想法：喂，等等，为什么要这样？你们对鱼做了什么？……但这并不是什么戏法，而是赤裸裸的现实。

尹的痛苦，她放弃鱼类的“惨痛经历”，对我来说十分宝贵。我把她视作大卫·斯塔尔·乔丹的代言人。我了解大卫，了解他对手术刀能够揭示生物间“真实关系”的信仰，正因如此，我确信他最终也会接受鱼类之死。他会剖开一条大理石花纹的肺鱼，观察它的肺、它的会厌、它多腔室的心脏，感受鱼这一分类在自己的指尖消散。但我知道鱼类对他有多珍贵，这是他痛苦时的救赎，是他一生的使命。对他来说，接受鱼类之死并非易事。

他会感到痛苦，承受某种程度的心碎……对我而言，这些想象竟有某种奇妙的作用。作为一名无神论者，我心中涌起一种不现实的幻想，身上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在这个冷酷而混乱的世界里，终究存在着某种宏大的公平。

◆◆◆

就在此时，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位渔民的身影。

他把手插进一桶滑溜溜的鳟鱼里，手掌蜷曲，抓住特别肥的一条，啪——这条鱼正好落在那几个字上：鱼不存在。

然后他把鳟鱼拿去卖钱，因为鳟鱼是存在的。

我知道这一点。

我知道他的感受。

宇宙偷走了大卫·斯塔尔·乔丹挚爱的鱼类，这一事实为我带来了病态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它还有什么意义？有任何更广泛的意义吗？对那些不需要把标本放进罐子里的人来说，鱼这一物种并不存在，有什么意义吗？

这个问题困扰着我。我研究这些理论多年，还在希瑟的客房里铺满了参差交错的生命之树的图片。脚下的世界并非我们所认为的模样，我的心因为这一认知而兴奋得膨胀，可是我的心同时也在担忧，担忧这一切不过是语义学层面的东西，不过是一个语言学聚会上的小把戏。鱼不存在，没什么稀奇的。

于是，一天晚上，希瑟下班回家后，我决定和她聊聊。我对这一话题极为痴迷，她虽然对此缺乏兴趣，却也已经了解了大概。我等她脱下外套，躺在沙发上。接着我摆出红酒和奶酪，问出那个我担心的问题：“你觉得鱼不存在这件事重要吗？”

希瑟惊讶地看着我。“当然重要！”她说。

她举出哥白尼的例子。她说，在他所处的年代，只靠仰望星空，他便意识到星星不是在绕着地球旋转，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讨论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绞尽脑汁让自己逐渐摆脱固有的想法（即群星如同印在天幕上的图案，每晚在我们的头顶缓缓旋转），这些行为是有意义的。她对我说：“放弃了星辰，你就能获得整个宇宙。那么，放弃了鱼类，你会获得什么呢？”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当时便明白，这就是放弃鱼类的意义。在鱼的另一边，某种神秘的事物在等待着我。放弃鱼类，就会得到某种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不同的人会得到不同的东西。

正如放弃星星之后，每个人得到的东西也各不相同那样。

对一些人来说，放弃星星很可怕。他们感觉自身变得渺小、没有意义，生活也失去控制。他们不愿意相信事实，甚至杀死散播消息的人。哥白尼放弃星星，被斥为异端；焦尔达诺·布鲁诺放弃星星，被绑在柱子上烧死；伽利略放弃星星，被软禁在家。

其他人则受其启发，萌生雄心壮志，踏上发明创造或工程设计之路。一代又一代人成长起来，矢志不移地走向直觉的反面。如今人类竟能登上月球，这真是再狂野不过的一件事了。他们迫切地想要了解其中的原理。

放弃星星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当时我和爸爸一起站在露台上，心中涌起一阵凉风，感觉自己仿佛是在毫无意义地穿梭于宇宙之中。在那些糟糕的日子里，这一认知给我近乎致命的寒意。

放弃星星之后，我爸爸得以创造自己的道德，蔑视一切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规则——标注回信地址、穿带袖子的衣服，以及不吃实验室里的老鼠。

我敢肯定，对神父、流浪者、烘焙师和烛台制造者来说，放弃星星的那一刻，他们的感受会与我爸爸的感受截然不同。

而放弃鱼类，同样是一件冷暖自知的事情。

在卡罗尔·凯苏·尹放弃鱼类之后，她对一直以来尊敬的学术团体感到愤怒。她担心，贬低直觉的重要性会使大众更不在意周围的环境，而后者迫切需要我们的关注。她写了一本书，用优美的措辞宣告了鱼的死亡，但她内心的一部分仍渴望着回到过去，回到那个可以将它们统称为鱼类的年代。

里克·温特博特姆，那位狂热的支序分类学家，他在放弃鱼类之后获得了人生目标。他周游全美，心中充满使命感。他在一块块黑板上处决一条条鱼，迫切地想要让大家认清事实。他感觉自己的神经被重新连接，感觉自己更接近真相，因此急于帮助别人发现问题的关键。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他早已泄气。没几个人愿意接受这一新观点，他无力打消人们对鱼类的信念。“我持续抗争了三十年，”他叹气道，“现在我把精力用在高尔夫球上。我的新愿景是用那颗小小的白色高尔夫球覆盖林地和湖底……这个任务我完成得不错。”

特伦顿·梅里克斯，弗吉尼亚大学那位认为椅子不存在的哲学家，在放弃鱼类之后，他的箭筒里又多了一支箭。“我不怎么惊讶。”我气喘吁吁地告诉他鱼类已然消亡的事实之后，他如此回应道。这正是他想让学生理解的事情：我们对周围的世界知之甚少，即便对脚边最简单的事物也缺乏了解。我们曾经犯过错，之后还会继续犯错。真正的发展之路并非由确定无疑铺就，而是由疑问筑成，因此需要保持“接受更正”的状态。

安娜放弃鱼类之后——嗯，她其实还没有放弃。但她问我，“鱼类”是否与“不合格者”类似，是一种错误的术语。这个标签贴在她的后背上，害她被投进砖墙内、被剥夺童年、被切断了延续后代的机会。我说，是的，就是那种术语。她点点头，然后说，她对鱼类充满同情，同情那种一旦给某物命名，就不再对它投以目光的做法。

生态学研究者乔纳森·巴尔科姆放弃鱼类之后，感觉到了思想的交融。他说，在正式放弃这一术语之前，他想看看相关的基因研究，不过这一想法的确与他观察的结果相契合。他早已写了一本书，名叫《鱼知道什么：我们水下近亲的隐秘生活》（What a Fish Knows: The Inner Lives of Our Underwater Cousins），试图揭示鱼类认知的广度和复杂性。鱼类能辨认更多的颜色，比我们更好地完成某些认知任务，更好地使用工具，还能分辨古典音乐和蓝调音乐。某些种类的鱼似乎还能感觉到痛苦。我开玩笑地问巴尔科姆，那我们该怎么做？不再吃鱼吗？他安静地说：“嗯。”我暂时还做不到这样，但我认同他的理论：水里游的这些生物，它们认知的复杂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从某种程度上说，“鱼类”是个贬义词，我们借此掩盖其复杂性，让自己获得一种虚假的平和，感觉人类比实际上距离它们更远。

埃默里大学的知名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声称，人类总会做这样的事——弱化我们和其他动物之间的相似性，以此维持我们在想象的自然阶梯上的高位。德瓦尔指出，科学家可以说是罪大恶极，他们用专业术语拉开我们同其他动物之间的距离。他们把猩猩的“吻”叫作“嘴对嘴接触”，把灵长类的“朋友”叫作“最喜欢联系的伙伴”。牛和猩猩能够制造工具，这一行为向来被视作人类与动物的分水岭，但科学家认为，它们制造工具的行为终究与人类的行为有所不同。如果动物能够比我们更好地完成某项认知任务，比如某些鸟类能够记住几千颗种子的精确位置，这种能力就会在科学家笔下变成直觉而非智力的表现。类似的语言把戏层出不穷，德瓦尔称之为“语言阉割”。我们用话语剥夺动物的能力，用词汇维持自身的崇高地位。

爸爸不肯放弃鱼类，他说他太喜欢这个词了。他明白，从科学角度来说，这个词是不准确的，但他觉得它很有用。我问他，使用这个词就是把自己限制在体验世界的特定途径之内，他是否在意这一点？他嘟囔着说：“呃，我太老了，没法摆脱那些尚未摆脱的东西。”

我的大姐很轻松地放弃了鱼类，让整个类别从她的指尖溜走。我问她为什么能这样轻易地抛开鱼类，她说：“因为这是生命的真相。人类错了。”她说，人们也一次次错看了她，她的一生都在经受误解。她被医生误诊，被同学、邻居、父母和我所误解。“长大这件事，”她对我说，“就是学着不再轻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注释：

[1]盲鳗亚纲的英文名为Myxini。——编者注

[2]欢迎来到本书正文部分唯一的作者注！感谢您读到这里。作为回报，我想向您分享一件疯狂逸事，这件事向我们证明，为自然界的生物划分种类，也许是人类生来就具备的一种能力。尹记录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医学案例：20世纪80年代，一个英国病人J. B. R. 因感染疱疹而引发脑水肿，他相关的神经机能也因此受到了损伤。醒来之后，他突然失去了分辨自然界基本种类的能力。他没法区分猫和胡萝卜，没法区分毒菌和蛤蟆，外部世界完全陷入了……混乱。奇怪的是，非生物世界在他眼中完全不受影响。他能分辨汽车和公交车，桌子和椅子，这都完全没问题。对他而言，崩塌的只有生物世界。他和其他人的案例（搜索“语义范畴特异性损伤”就能找到）表明，我们体内有一种建立秩序的机制。人类来到这个世上时，体内便已经具备了一套为自然分类的理念，它帮助我们判断哪些生物是同类，哪些生物并非同类，哪些生物位于顶层。其他研究表明，我们似乎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遵循这种直觉了：人在四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能区分猫和狗。这种直觉是我们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但我们由此划分的种类却并不一定正确。这一事实只能说明这种能力非常有用，它为一代又一代人服务，帮我们成功应对和探索周遭的混乱。——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