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蒲公英

通往林奇堡的路两侧都是枪店，就连加油站也在卖枪。“新款格洛克手枪！”店里打着广告，“快来射击场！弹药七五折！”我开车前往州立癫痫病和虚弱人士病院。在这座围着高墙的集中营里，大卫最疯狂的想法被转化为现实：成千上万的人与社会隔离，被拘禁于此，并且被强制绝育。

过了詹姆斯河，我右转开上病院路。这是一条铺有路面的单行道，约一英里长。病院门前有一个铺着砂石的停车场，在这里，我可以望见远处的蓝岭山脉，群山起伏，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翻涌的薰衣草花海，美丽而触不可及。

我走上前去，发现这家病院已经没有大门了，只剩下在一侧高耸着的砖砌矮墙，像是在为来访者展示旧日的院界。我看到一个标志牌，上面注明这里是禁烟区，而曾经的病院如今叫弗吉尼亚中部培训中心。我惊讶地发现还有一些残疾人住在这里，而这个培训中心依然是一家州立护理机构。不过，在我这次拜访过去几年之后，培训中心就关门大吉了，因为有人曝光这里的居住环境不合规定。

院区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六十多栋楼杂乱地分布在好几百英亩[1]的土地上。我把车停在一栋阴森的砖砌大楼前面。这栋楼共有四层，顶上还有一层白色塔楼，一架巨大的楼梯通往大楼入口处，六根白色的柱子环绕在入口周围。这栋楼就是病院的主楼，无数人曾在这里接受检查，被认定不适合延续自己的基因。除我的车外，停车场内只停了一辆警车，跟我的车隔着两个车位。我不确定能不能待在这里，但还是试探着走出车外。

我走过一条条小路，经过几十栋笨重的砖楼，黑色的霉迹浮现在这些砖楼的外墙上，诉说着它们均已被废弃的事实。这家机构仍在使用的区域更靠近山脚，远离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遗迹。我路过一片曾经是谷仓和田地的地方，多少年前，那些被关押的人就在这里被迫养牛、养猪，种植各种作物，而全部利润都归病院所有。我路过一个凉亭、一套秋千，还有一片墓地。美洲鹫盘旋在广阔而空荡的天空中。

我穿过墓地大门，发现里面有一千多座坟墓。埃玛·毕晓普，八岁；多萝西·米切尔，十二岁；艾尔弗莱德·斯奈德，三岁。每座坟墓前都只有一块小小的长方形墓碑，上面满是灰尘。

我继续向前走，脑内浮现出一个令我不寒而栗的想法：这个远离人世的山顶，正是优生绝育计划的发源之地。我们通常认为这一计划与美国的意识形态相悖，在学校里，我们教育孩子们这种罪行发源于纳粹，发源于国外，发源于那些坏人，可实际上，美国才是世上首个在全国范围内通过优生绝育法案的国家。

最终，我走到了卡丽·巴克被绝育的那栋楼。那是一栋低矮的砖楼，外墙边缘都已破败，门廊上的木质地板条起胶脱落，排水管上也布满锈蚀。一道铁链封住了入口，旁边写着：危险，请勿入内。门廊下方有一扇地下室的窗户开着，我走过去，趴在窗边往里瞧。我看到了一排下沉的房间，墙面破败。就在这时，一阵冷风扑面而来。我向上看，目光触及顶楼窗户——四块玻璃已被打碎，白色的窗帘随着微风扬起。它还不知道，屋内已经无人需要靠它来遮蔽阳光、获得安慰或掩藏自己了。

我永远失去了采访卡丽·巴克的机会。1983年，卡丽在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养老院内去世。卡丽的女儿薇薇安更是早在几十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年仅八岁的她死于麻疹并发症。去世前不久，她还上了当地小学的荣誉榜。

不过，经过几个月的搜寻，我最终找到了一位对这家病院再熟悉不过的人。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她都被关在这里。她叫安娜，看上去就像是妈妈的朋友：她留着灰色短发，穿着花衬衫，背一个皮包。

我们约在DQ冰激凌店见面。我跟她都点了蘸巧克力酱的香草味甜筒。她告诉我，她的衬衫下面有一道巨大的疤痕，竖直划过她的腹部。疤痕呈紫色，而且高低起伏。她说自己尽力不去看它，不管是在洗澡的时候，还是在早晨穿衣服照镜子的时候。“不过，我每天都会想到它。”她说。

1967年，十九岁的她在州立癫痫病和虚弱人士病院被强制绝育。然而，十二年前，七岁的她就已经被关在了病院的砖墙之内。一个邻居发现她和她的兄弟们在自家后院的围栏里光着身子玩耍，周围无人照看。弗吉尼亚州的社工接走了他们，虽然孩子们根本不想走。安娜爱她的妈妈，爱妈妈的长发和一切，妈妈还会在夜里冷的时候让安娜爬上自己的床。但邻居的担心、父母的穷困和安娜智力测试的低分足以让七岁的她被判定为“不合格者”，一个对人类退化的威胁。

安娜记得自己被塞进一辆巡逻车，沿着一条狭长的路开往山上的病院。大门开启，一个警卫招手让他们通过。她和她的兄弟们被推搡着踏上那栋阴森主楼的巨大台阶，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那里。

安娜没有立刻被绝育。他们先是剪去了她的长发，然后分给她一个病院号码，让她就这样等着。一年又一年，她等待着，而与此同时，就在重重大门之外，蓝岭山脉的远处，她本可以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安娜说，他们在病院里就像动物一样，被赶进空旷的睡觉区，被强迫无偿劳动，等待吃饭的时候要在室外列队，就算外面在下雨或下雪也得这样。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被关进“小黑屋”，那里既没有灯也没有窗户。他们被丢进这黑暗的环境中，有时要待上好几天，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厕所。她还记得光脚踩在自己尿液里的感觉。她害羞地跟我说自己被强奸的事，不是在小黑屋，而是在心理医生的办公室。他关上门，把她的腿绑在检查床上。

他们告诉安娜，她想离开病院很容易。他们说，只要同意绝育，她就自由了。但年幼的安娜拒绝了这个要求。她听说有人死在手术台上，也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墓碑填满那块小小的墓地。

另外，她想要孩子。孩子是她唯一的梦想。她想组建一个充满欢笑和温暖的家，她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而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工作人员肯定也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们给安娜安排的任务就是照顾其他孩子——给他们洗澡、唱歌，帮他们穿睡衣，哄他们睡觉。她适合照顾病院里的其他孩子，却不被允许有自己的孩子。

那么多年里，她一直拒绝绝育，希望有人来带她走——她的父母、校长，或是在某处不懈斗争的某个人。她拒绝放弃母亲的身份，拒绝把这一部分的自己交由工作人员处置，拒绝交出活下去的希望。

60年代初的一天，病院里来了一个小女孩。她叫玛丽，整个人瑟瑟发抖、惊恐不已。她只想回家。“我跟她说，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安娜说。十三岁的安娜承担起了照顾小玛丽的责任。她推玛丽荡秋千；在两人同男孩说话的时候，她让玛丽攥着自己的衣服；她告诉玛丽哪些员工要小心应付，哪些员工会给她们糖果。玛丽后来告诉我，如果没有安娜，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病院里活下来。

最终，安娜从少女长成大人。她的腿上长出肌肉，她的心里生出勇气。她想办法翻过了围墙，逃进树林里。她跑啊跑，跑下山，跑过树林，跑向山脉，跑向铁路，跑向一切外面的东西，但她还没跑进城就被警察抓住了。他们开车把她送回病院。大门在她身后关上，她因为试图逃跑遭到毒打——他们把她的头往墙上撞。

“不合格”，不是一句简单的评语，而是对她的人生做出的裁决。

时间来到1967年8月。几个月前，安娜刚满十九岁。这是闷热的一天，护士说安娜需要接受一项检查。她把安娜带到检查室，在她脸上绑上面罩，然后离开了。安娜看到四周的墙壁开始起伏，她的视线也渐渐变得模糊，她以为自己正在被安乐死。“我以为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没想着还能醒来，”她对我说，“但我醒过来了。”

安娜醒来，发现自己的肚子上缠着绷带，在绷带之下，凌乱的二十五针缝线企图掩盖一桩掠夺的罪行。没人告诉安娜他们对她做了什么，他们只是说，她很快就可以离开。

现在安娜住在一套两室的公寓里，距离仍旧盘踞在山上的病院不过几英里。公寓的另一位住客是玛丽，安娜十三岁时就结识的朋友。过去的十几年间，两人一直住在一起。从林奇堡出院后，玛丽嫁给了安娜的弟弟罗伊，这段婚姻并不长久，但安娜和玛丽非常享受成为一家人的感觉。从那时起，她们一直以姐妹相称。

我来到她们的公寓前，安娜为我开了门。玛丽坐在乐至宝[2]沙发上，举着拐杖朝我招手，想要给我一个拥抱。我听见鸟儿的叫声，于是她们给我介绍家里养的一对长尾小鹦鹉。它们分别叫漂亮男孩和漂亮女孩，一只黄色，一只蓝色。家里植物成林，有常春藤、多肉植物和悬垂的喜林芋。沙发上有一个坐得笔直的娃娃，身穿白色连体衣，脚蹬一双小小的粉色球鞋。一个人类婴儿的完美复制品，有着蓝宝石一样的眼睛和塑料材质的双唇。

玛丽抱了抱我。安娜赶去厨房给我倒冰茶，顺便给玛丽的杯子里也添了点。她把杯子递给我们，然后坐在玛丽旁边的同款乐至宝沙发上。她告诉我，离开病院后，她们决定搬到同一条街道上住。

“他们说安娜没法照顾孩子，但她把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玛丽说。她逃过了病院的绝育手术，几年后和第二任丈夫有了一个男孩。安娜和她住得很近，分分钟能赶来照顾孩子。“只要我开口，不管什么时候安娜都在！”

“他是个可爱的孩子，真的。”安娜说。她会带着这个孩子去公园，他很喜欢安娜追他玩，总是一边尖叫着跑走，一边回头看安娜有没有追上来。安娜的声音渐渐微弱：“我一直想要小孩，但我没法生。”

“呃。”玛丽说。为了打破沉默，她赶紧转移话题，打趣孩子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光是医院的账单就……”

安娜开始抖动肩膀，接着玛丽也开始抖肩，笑声填满了整个公寓——玛丽响亮的大笑和安娜温柔的轻笑。安娜拿来一张玛丽儿子的照片，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照片中的他有一头黑发，下巴像电影明星，他张开手臂，环抱住自己的一群孩子。

“跟她说说你的孩子。”玛丽说。于是安娜向我介绍坐在沙发上的娃娃。“这是小玛丽。”她说。安娜告诉我，她去哪儿都带着小玛丽，去教堂带着，去沃尔玛超市也带着，每天晚上还抱着小玛丽入睡。安娜说，几年前她和玛丽住在一辆拖车里，某天飓风袭来，彻底摧毁了那辆拖车。她和（人类）玛丽那天刚好出门了，但小玛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现在安娜无法忍受再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这时，玛丽插话说，安娜带着娃娃到处走，有时会被投以异样的眼光。就在不久前，公交车上有个女人一直盯着安娜看。“我跟安娜说：‘别把娃娃放在一边！抱着她，别管其他人怎么说！那是你的宝宝。’”安娜微笑着，在娃娃的光头上拍了拍。她把小玛丽的玩具奶瓶稍微拉开一些，擦掉娃娃嘴边并不存在的牛奶。接着，她把娃娃搂在怀里，娃娃消失在她的怀抱中。过了一会儿，安娜松开娃娃，轻轻地摇着她，给她拍嗝，拍拍她后背的棉花。

我问安娜，她怎么看待像大卫·斯塔尔·乔丹这样的人。这些人宣扬的理论让她失去了那么多东西——自由、童年、生孩子的梦想。安娜说，她感到愤怒。

但她不让自己的眼里只有愤怒，不让自己过分关注那道疤痕。她过着那些优生学家做梦都想不到她能过上的生活。她喝特别凉的冰茶；她给自己的植物浇水；她买来涂色书，给一页又一页的动物增添欢乐的色彩：一只冲浪的狐狸，一只划船的狼，一只兔子、一只蜗牛和一只蝴蝶在跳康茄舞。她自己钱不多，却依然省下来哄朋友开心。去年圣诞节，玛丽的儿子和孙辈无法赶来与她共度节日，听到这个消息后，安娜为玛丽送上了一份绝妙的礼物：一只鲜活温暖的仓鼠。玛丽看到它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它，并为它起名“铁腿将军”。玛丽向我展示她每天早上跟它打招呼的方式：把它从笼子里捞出来，用自己的脸颊贴着它小小的抽动的脸颊。我似乎能听到它发出的呼噜声。旁边的鸟笼里，一个小巧的迪斯科球灯在日光中徐徐转动，为客厅投下无数片细碎的彩色光点。那对长尾小鹦鹉，漂亮男孩和漂亮女孩，它们伸展各自的羽翼时，看上去就像是在拍手。客厅似乎在随着迪斯科球灯一同旋转，而我们三人杯中的冰块也不时地叮当作响。就在这一瞬间，客厅成了动物园，动作和光线此起彼伏，笑声和温暖源源不断。这里鲜活无比，充满生命力。

◆◆◆

我驱车离开她们的公寓，在路上，我思考着那些优生学家的理论：“不合格者”的生命毫无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有可能对社会造成威胁。我感到出离愤怒。

我想到安娜肚子上突起的疤痕。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只要她向下看，就能看到最高法院的裁决：她毫无价值。那些优生学家赐予她这条“紫色丝带”，就像送出一份礼物，宽容地允许她活下去，而不是当场杀掉她，尽管他们很可能希望如此。

我在想，如果大卫·斯塔尔·乔丹看到我的姐姐，他可能也会认定她是个“不合格者”，因为她在收银台工作时会紧张不安。他大概也会对我做出同样的判断。我的悲伤为他所不齿，那是一种道德败坏的信号。他会认为我口中散发着硫黄味，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浪费生命。

我想要漂亮地反击，想要大张旗鼓地告诉大卫他错得离谱，想要让他知道，我们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我的拳头刚攥紧没多久，我的大脑就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很显然，我们不重要。我们无关紧要，这就是宇宙的冷酷真相。我们不过是世间的微粒，一瞬生，一瞬死，对宇宙而言毫无意义。也许这样说很怪异，但如果我们忽略自身不重要的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与大卫·斯塔尔·乔丹一样滑入了误区。他正是荒唐地认定自身具有优越性，才犯下了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每一个脚印，每一次呼吸，都要承认我们无关紧要，这才是看清现实的正确行为。否认这一点，就是在犯罪，在撒谎，在将自己推向妄想、疯狂，甚至更糟的境地。

啊，真是一团乱麻。

一条衔尾蛇咬着自己的尾巴。

一条蓝尾石龙子爬上高处复仇，却被老鹰带来的真相击落。

我陷入了困境。

◆◆◆

和安娜、玛丽一起坐在她们家客厅的那个上午，我问了安娜一个愚蠢的问题，一个自私且任性的问题。她向我讲述自己被拘禁、被虐待、被强奸的经历，她曾被人指责反应迟钝，被人推进泥里，被人打破下巴，被人切掉生育器官，而我问她：“是什么让你有动力活下去？”

我一直在向每个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困扰我的一生。正是为了寻找答案，我才会花那么多年的时间研究大卫·斯塔尔·乔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问过爸爸这个问题。我找不到答案，所以才不愿意放弃那个卷发男人，他能为这个冷酷的世界带来许多欢笑和乐趣。我想靠近他那份戏谑的性格，我想让自己也拥有那种气质，然而，不管我多么深入地搜寻，不管我多么广泛地求问，我似乎始终都无法找到答案。

安娜看着我，她的眼神里有不确定的意味，她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看向客厅的植物，给她一点出神的空间。

一阵沉默。最后，玛丽插话说：“因为我呀！”

安娜笑了起来。没错，对，就是这样。“因为玛丽。”

玛丽当然是在开玩笑，她打破了这个僵局，将我们从我的失言中解救出来。但我越是思索她的故事，就越想了解答案。我回想她们的公寓，回想她们成对的沙发、成对的长尾小鹦鹉和成对的盛着冰茶的玻璃杯，回想小玛丽靠在沙发上，而仓鼠在笼子里打转。我发现了当时的我没有意识到的事物：两人之间看不见的纽带。她们细腻地照应彼此，互相打消心中的悲伤，为对方的每一个笑话捧场，努力让气氛保持轻松。

这么多年过去了，安娜仍旧在照顾玛丽。安娜负责给客人开门，负责给玛丽拿饮料，负责给植物浇水，因为玛丽膝盖疼得站不起来。安娜还介绍玛丽和现在的男友迈克认识。如今的安娜身材更矮小、性格更胆怯，没有获得与玛丽同等的成功（玛丽有孩子，有孙辈，她机智幽默，一直不缺乏浪漫关系），但她仍是保护玛丽的那个人。她仍旧会推玛丽荡秋千，她尽全力从世上寻得各种乐趣让玛丽开心，不管这乐趣看上去有多么微小——一架秋千、一杯冰茶、一只仓鼠。

至于玛丽，每一次和她接触，你都能感受到她对安娜的感激。她不介意自己的朋友这么在乎一个娃娃，相反，她鼓励安娜去爱这个娃娃。她指着娃娃脖子上那串彩色珠子穿成的项链说：“那是我做的！”我能想象，玛丽独自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静静地把珠子一个接一个串在尼龙线上，用心准备给朋友的惊喜。你能看出，她时刻准备回报安娜在病院里对自己的庇护。她在回报中找到自己的意义。

我继续向前行驶。在低垂的暮色中，我意识到她俩向我展示了别的线索，那套公寓之外的线索。她们跟我说，有个叫盖尔的教友每个月会过来几次，给她们做饭、处理账单，和她俩聊天。玛丽的继子乔希几乎每天都给她们发搞笑短信。一位名叫马克·博尔德的律师斗争多年，为安娜争取强制绝育的经济补偿，最终争来25000美元，却坚持不收律师费。邻居格兰特每天早晨都在阳台上跟她们打招呼。公寓楼的前台埃博妮被她俩称为“守护神”，在拖车被飓风摧毁之后，是她动用很多关系让两人住进这栋公寓楼。我记得在前台登记的时候，埃博妮听说了我要拜访的人是谁，然后抬眼说：“哎呀！那两位是我的小可爱！”她指给我看桌上贴着的安娜的画：一只打盹的小狗，一只脸红的狐狸。她说自从两人踏进这套公寓，她就沐浴在她们的感恩之中。她说，自己受不起这份感恩，但在需要应付各种租客的抱怨的每日每夜里，她们的感恩能让她获得片刻喘息。

慢慢地，一幅画面在我的脑内浮现：人们互相扶持，编织出一张小小的社会关系网。一次友好的招手，一幅铅笔画，串在尼龙绳上的几个塑料彩珠。这些微妙的互动在外人看来没什么，但对网中人来说呢？那意味着一切，是把一个人同这个星球连接起来的纽带。

这就是优生学家为人所不容之处，他们甚至没考虑过这种社会关系网存在的可能性。他们没有想过像安娜和玛丽这样的人能实实在在地丰富她们身边的世界，回馈更多的光芒，让这张网变得更加紧密。没了安娜，玛丽不知道她能否在病院里存活下来。安娜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不是吗？生与死的区别难道还不能说明什么吗？

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说安娜重要并非虚言，说玛丽重要也同样如此。而且——坐稳了，各位，你们也很重要，我的读者。

这么说并非虚言，而是更加准确地理解了自然。

这正是蒲公英原则！

对某些人来说，蒲公英不过是株野草，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蒲公英却有着更为重要的含义。它是药商的药材，可以清肝明目，滋润皮肤。它是画家的颜料，是嬉皮士的王冠，是小孩的愿望。它是蝴蝶的养料，是蜜蜂的交配床，是蚂蚁巨大嗅觉地图上的一个站点。

所以，作为人类，我们一定也有着丰富的含义。从星辰、永恒或优生学视角下的完美状态来看，一个人的生命似乎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一颗微粒上的一颗微粒上的一颗微粒，转瞬即逝。但这也只是无尽观点中的一个观点而已。在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一套公寓里，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人会变得意义重大。她是替身母亲，是欢笑之源，她支撑着另一个人度过最黑暗的时光。

这正是达尔文努力想让读者明白的事实：世上并非只有一种给生物排序的方式。执着于某一种等级顺序就错失了全局，无视了自然的混乱真相，“生命的完整机制”。好的科学要超越我们对自然界得出的“省时省力”的结论，看到直觉之外那错综复杂的所在。好的科学要让人明白，在我们目光所及的每个生命体内，都藏着我们无法理解的复杂属性。

我继续开车，想象世上所有蒲公英一起对我点头，因为我终于看清了真相。它们在车窗外冲我招手，挥舞着手中黄色的啦啦球，鼓励我继续前进。过了这么长时间，我终于找到了反击爸爸的论据。我们很重要，我们很重要。对这个星球、这个社会和我们身边的人来说，我们的重要性都是确定无疑的。这么说不是在扯谎，不是在感情用事，也不是在犯罪。这是达尔文的信条！反之，说我们无关紧要，并认准这一点，才是谎言。这种观念太悲观，太死板，太短视。用最脏的词形容：不科学。

我轻轻拍了拍方向盘，感觉自己搭在人造皮革上的手指变得更轻巧了一些，也更能掌控人生的方向盘了。

但在我的前路上，在所有人的前路上，依然有一个问题：空荡荡的地平线。尽管我们坐在温暖的车里，开着车头灯，心中怀抱着希望，但我仍然相信我们的统治者冷漠无情，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一片虚无。没有希望，没有庇护，没有光亮。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如何互相依靠，都将如此。

不过，那是因为我尚未理解大卫故事的真正结局。

注释：

[1]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2]美国家具品牌，功能沙发是其旗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