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的起源2

希伯来语复兴

现代犹太人最辉煌的集体成就，甚至可能比以色列建国更卓著，就是复兴希伯来语。从来没有其他语言可以像这样在长时间不说后还能复兴。

19世纪后期，东欧充满理想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受希伯来语的强烈吸引，把这门语言视为自己努力重建的民族身份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还使用希伯来语，强使自己与东欧犹太小镇中基于意第绪语的文化决裂。他们认为，在让犹太人重新成为故土上劳动与耕耘的民族的尝试中，复兴希伯来语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产物。这也与将巴勒斯坦作为所有流散社群的犹太人共同家园的概念相符；希伯来语可能只是书面语言，但它是所有犹太人唯一的共同语言。这一事实也反映了19世纪耶路撒冷的真实情况，说阿拉伯语、意第绪语和拉迪诺语的犹太人在该城混居，他们经常用共通的书面语言希伯来语进行口头交流。

在19世纪后期，希伯来语有几种发音传统并存，它们部分可追溯至古代，部分受当时犹太人所说希伯来语口语的影响。在复兴希伯来语的早期，耶路撒冷有大量中东犹太人，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所普遍使用的希伯来语发音（被不准确地称为塞法迪发音）就占据上风。但是，从20世纪早期开始，成批到达的阿什肯纳兹移民无法掌握某些对习惯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而言很容易的发音。因此，现已成为标准希伯来语的塞法迪发音，实际上是阿什肯纳兹、塞法迪和中东发音特点的综合体。

希伯来语复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找到词汇，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表达在常见的古代文本中阙如的现代概念。为了应对这类问题，1890年成立了希伯来语委员会（后于1953年由希伯来语学术院接替），它从《塔木德》和中世纪希伯来语文学中搜寻植物、工具、服装和家具等领域的词汇。委员会还创造新词。这门语言的结构有利于这项工作。像其他闪族语言的词汇那样，希伯来语词汇通常由三个辅音词根构成。元音、前缀和后缀根据相当规则的模式来修饰这些词根。一旦需要一个词表达某个古代不存在的新事物，往往可以找到一个古代词根，再利用这些标准模式之一，造出一个新词。

例如，表达铁路列车的单词就是从古词根r-k-b中提炼出来的，它出现在包含骑术概念的词语中。《圣经》中有动词rakhav（骑）及名词rekhev和merkava（战车），《塔木德》中有动词hirkiv（连接），于是现代希伯来语有了rakevet（火车）。在某些情况下，说希伯来语的人只是借用外来词汇，如表达学院的akademya和大学的universita。有时外来词已被新造的希伯来语单词替代，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informatsya（信息）就已让位给meda，它是用普通的意为“知道”的希伯来语词根新造的，而且更符合常见的希伯来语名词结构。有时会从外语中挪用动词，再套上希伯来语的动词模式，比如tilfen（打电话）和gilven （激励）就有很自然的希伯来语“感觉”，尽管它们都源自外语词根（分别来自英语的“to telephone”和“to galvanize”）。希伯来语学术院仍继续就拼写、发音、语法和词汇等问题辩论与裁决，并且不时发行词典，为专门领域提供语言学指导。

虽然希伯来口语已有几个世纪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它是天然纽带，一头连接着巴勒斯坦当时占多数的塞法迪犹太人，另一头连接着随早期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的到来而不断增加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因为希伯来语是一个有着不同方言的民族所共有的传统语言。本-耶胡达将希伯来语作为世界犹太人联盟设在耶路撒冷的学校的教学语言之一，又出版希伯来语报纸和期刊讨论犹太话题与一般话题，并根据需要创造出许多希伯来语词汇。他耗时多年编纂了一部长达17卷的希伯来语历史辞典（他去世后才出版），虽然其中有些部分今天已显过时，但它仍是最全面的希伯来语辞典。他还成立希伯来语委员会，并担任主席，这是今天以色列国家语用仲裁机构——希伯来语学术院的前身。在前无古人的发展中，本-耶胡达的努力终于结出硕果，经过反复辩论和争议，希伯来语终被采用为新生犹太人家园的语言。

第二波移民潮持续了十年，它是由1903年俄国的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共同促成的。这些移民大多是理想主义的先锋，致力于社会主义，以及将希伯来语变成犹太人的日常语言。他们的代言人是A.D.戈登，他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宣扬以下理念：只有通过劳动的有益力量和回归自然，犹太人才能复兴。这些移民发展出以色列特有的农业组织：集体定居点（kibbutz，基布兹）和合作定居点（moshav，莫沙夫）。从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产生出一些政党，它们后来联合成马帕伊（Mapai）党，即当今以色列工党的前身。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以色列建国后（1948年后），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领导人都来自这些政党：如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第二任总统伊扎克·本-兹维。1909年，第一座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在巴勒斯坦建立，如今已是以色列的大都会。

犹太人口的增长和犹太农业定居点的扩张导致当地阿拉伯人的反对相应加剧；在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后，这种反对与日俱增，有组织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出现。犹太人定居点的安全形势江河日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对英作战。由于担心阿拉伯和犹太的民族主义者煽动暴乱，土耳其在巴勒斯坦的总督贾马尔（Jamal）帕夏大肆抓捕和驱逐许多犹太定居者。他以破获了一个效力于英国的犹太间谍组织为借口，迫害犹太定居者，而不问他们是否支持间谍活动。1917年12月，英国将军埃德蒙·艾伦比进入耶路撒冷，犹太人把他当作解放者夹道欢迎。

在整个一战期间，阿拉伯和犹太的领导人一直在牺牲土耳其的利益，争取英国对各自民族抱负的支持。哈希姆家族是以侯赛因酋长（emir）为首的阿拉伯权贵家族，它对土耳其开展破坏活动（由人称“阿拉伯的劳伦斯”的T.E.劳伦斯与英国协调），以支持英国的战争行动；作为回报，他们得到承诺，可以在战后实现阿拉伯独立，建立一个哈希姆家族统治的王国。犹太人组织犹太军团代表英国作战，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费尽心思，努力说服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地区解放后承认当地犹太人的权利，允许自由移民，并承认那里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的合法地位。哈伊姆·魏茨曼在这项工作中卓有成效，他是化学家，因发现合成丙酮的方法而对战争做出重大贡献。这些努力在1917年终于换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的正式宣言：“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就在艾伦比将军解放耶路撒冷前一个月，《贝尔福宣言》受到全世界犹太人的热烈欢迎。但英国对犹太人和哈希姆家族分别做出的承诺相互冲突，为未来几十年中东地区的冲突埋下祸根。

战后，英国从新成立的国际联盟那里得到包括约旦河两岸在内的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委任统治的目的是执行《贝尔福宣言》，同时保障这一地区其他群体的权利。委任统治当局成立了犹太代办处，它将与委任统治当局合作，通过鼓励犹太人的移民和定居来创建犹太民族家园。犹太代办处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由魏茨曼领导）密切合作，实为英国控制下的犹太准政府。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犹太代办处由工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导。

但在战后交割中，哈希姆家族建立一个独立阿拉伯王国的要求被忽视了。为了部分满足哈希姆家族，英国分割巴勒斯坦，成立外约旦酋长国（emirate），将之授予哈希姆家族阿卜杜拉酋长，而他的弟弟费萨尔（Faisal）此前已被英国人拥立为伊拉克国王。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废除《贝尔福宣言》，并在1921年发动暴乱。甚至早在正式授权英国建立委任统治之前的漫长谈判期间，已经有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定居点，迫使英国人暂停犹太移民。犹太人为了反击，组建犹太营，但英国当局不允许他们行动，犹太营只得解散。这一经历向犹太领导层表明，有必要建立一支独立但秘密的军事力量，即哈加纳。哈加纳导致英国重新定义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许诺，削减承诺给犹太人的领土，并答应阿拉伯人限制犹太移民。英国很快就放弃了修订《贝尔福宣言》的尝试，但这一系列事件确立起英国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的政策模式，因为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在西巴勒斯坦的存在越来越反对，在极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阿明·侯赛尼被任命为耶路撒冷穆夫提（穆斯林教法权威）之后，情况更加恶化。

战后出现了第三波犹太移民潮，主要由来自波兰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先锋”（halutsim ）组成，他们投身于农业和体力劳动，疏浚沼泽，建立集体定居点（基布兹），推动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始于1925年的第四波移民潮并非受意识形态影响，而是由逃避波兰反犹主义的难民组成。这一时期在巴勒斯坦成立了一批犹太机构，如哈加纳（防卫组织），希伯来工人总工会（Histadrut）以及希伯来大学。在这十年里，以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为首的右翼运动“修正主义者”也在壮大，他们和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分庭抗礼。在20世纪30年代，雅博廷斯基领导的修正派和逐渐被大卫·本-古里安掌控的工党之间的矛盾日益白热化。最后，修正主义者退出哈加纳，转而建立一支独立的修正派军事力量，即伊尔贡。

阿拉伯人越来越反对犹太人的存在。这种反对有许多理由。当地贫困的阿拉伯农民（fellahin ）住在一些大家族拥有的土地上，这些家族生怕现状有任何改变，他们尤其担心涌入巴勒斯坦的西方犹太人会输入欧洲政治制度，给农民带来代议制政府的理念。在巴勒斯坦普通阿拉伯人看来，犹太移民不像是想要在历史家园上重建民族身份的古代中东人的后代，而更像是又一次入侵的西方殖民者。以伊斯兰教的观点来看，犹太人的日益增多改变了该地区的宗教面貌，而犹太人争取主权的诉求，又冒犯了伊斯兰教认为迪米只配恭顺屈从的观点。最后，阿拉伯人听命于奥斯曼帝国达四个世纪之久，如今又处在英国控制下，他们此时正在发展自己的民族主义抱负。1929年，侯赛尼穆夫提的煽动性宣传激起严重暴乱，在耶路撒冷、采法特，特别是在希伯仑，造成多人死伤。为了安抚阿拉伯人，英国人暂停了犹太人移民。

但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迫害造成犹太人不断向巴勒斯坦移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愈发紧张。以英法为一方和以德意为另一方之间的对抗也日益升级，巴勒斯坦本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正如第六章所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视德国为天然盟友，可以与其联合反抗令人憎恨的英法殖民政权，而德国纳粹政府的官方反犹政策，正好道出阿拉伯人怨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心声。随着欧洲战云密布，英国人急于安抚阿拉伯人，以免危及自己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因为那里不仅有重要港口海法，而且靠近苏伊士运河。这些考虑使英国人的天平越来越向阿拉伯人倾斜，犹太人的分量越来越轻。

在侯赛尼穆夫提的领导下，阿拉伯高等委员会于1936年成立，并在轴心国的支持下发动宣传运动，导致阿拉伯人多次攻击犹太人定居点。英国人起初袖手旁观，但当阿拉伯人开始攻击英国驻军时，英国人便允许哈加纳公开活动，甚至派一名军官来训练哈加纳。暴力活动一直持续到1939年，而与此同时，英国人决定修改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政策。由英国政府授权研究巴勒斯坦委任统治问题的皮尔委员会得出结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的民族抱负不可调和，应该再次分割巴勒斯坦。新计划是建立一个由沿海地带、加利利和耶斯列山谷组成的犹太国家，一个由中部山区和内盖夫组成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一个包含耶路撒冷、雅法和拿撒勒的英国飞地。犹太人对于是否支持该计划意见不一，工党大多表示赞成，而修正派强烈反对。阿拉伯人对此则完全拒绝。1937年阿拉伯人再次掀起暴力事件，随后阿拉伯人甚至拒绝参加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出席的分治问题会议，使英国人确信该计划无法执行。因此，英国人在1939年发表臭名昭著的白皮书，严格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实际上废除了《贝尔福宣言》。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产生了毁灭性影响，但它并没有达到阻止阿拉伯人支持轴心国的目的，二战在同年晚些时候爆发，整个巴勒斯坦问题退居幕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治处境艰难。尽管英国显然已成为敌人，但犹太人必须与之合作，以打败德国人，否则德国人的胜利将彻底结束犹太人的历史。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犹太人仍希望通过与英国积极合作，为战后创造有利条件。许多巴勒斯坦犹太人为英国而战；犹太旅在1944年成立，它的旗帜上有一颗黄色的大卫星。然而，1942年德国军队在利比亚战败后，犹太人和英国政府的关系再度恶化；英国限制犹太人获取武器，并将从欧洲向巴勒斯坦运送犹太难民的船只遣返。其中好几艘船沉没，数百人丧生。

战争结束时，欧洲难民营中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的困境，使所有人相信有必要开放巴勒斯坦以接受犹太移民，唯独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无动于衷。导致英国在战前偏袒阿拉伯人的地缘政治因素此时仍然有效，只不过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取代德国，成为英国的对手和阿拉伯人的后台。满载着难民的船只摇摇欲坠地从欧洲抵达巴勒斯坦，但英国人要么将它们遣返，要么拦截在公海上。修正派向委任统治政府宣战，开始实施破坏计划；而一个更极端的组织即斯特恩帮，则通过政治暗杀与英国人斗争。1946年6月，数千名犹太人被捕，犹太人的武器被收缴；作为报复，伊尔贡炸毁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许多政府机构在那里设有办事处。

犹太代办处和巴勒斯坦的其他官方犹太机构与这种极端主义划清界限，既出于道德及策略的考量，也因为修正派的单独行动威胁到他们的权威；他们协助英国人展开抓捕，导致犹太左翼和右翼关系破裂。英国当局以大规模抓捕来回应暴力活动，并在塞浦路斯为非法移民设立拘留营，这些非法移民当时刚从德国死亡集中营获释。在哈加纳的帮助下，有些难民船逃脱英国的封锁；出现了几次戏剧性的对抗，其中最著名的是蓬头垢面的难民和登上“出埃及号”轮船的英军之间的战斗。不出所料，英国的强硬态度甚至让犹太温和派都变得更加反对英国的委任统治，并使犹太左翼和右翼重归于好。巴勒斯坦的领导层此时团结一致反对英国的政策，英国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实际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没有能力调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利益之争，恼羞成怒的英国决定撒手不管，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重新划分为两个主权国家：犹太人的国家由加利利东部、沿海平原和内盖夫组成，耶路撒冷由国际共管，其余部分将成为阿拉伯国家。这一动议得到美国的支持，还出乎意料地得到苏联的拥护。1945年在开罗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事务为己任，宣布将用武力抵制分治。英国宣布将不会协助实施这项决议。分治计划的执行工作便留给巴勒斯坦犹太人和全世界犹太人。英国委任统治结束的日期定在1948年5月14日星期五。就在这一天，犹太代办处负责人大卫·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告，一个犹太国在巴勒斯坦建立，这就是以色列国。

但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已经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