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1948年后的犹太人1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关于分割巴勒斯坦并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投票刚结束，周边国家的阿拉伯非正规军就开始涌入巴勒斯坦，攻击犹太人定居点。虽然英国拒绝调停，并继续解除犹太人的武装，但犹太人设法维持了对建有犹太人定居点的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的控制。1948年5月14日，当以色列宣布独立，最后一批英军撤离后，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的军队便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支援下，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鉴于这七个阿拉伯国家的规模和地理优势，以色列似乎毫无胜算。但到1949年3月停战时，以色列已经控制加利利、海岸地带、内盖夫、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以及西耶路撒冷——这比分治计划所划归的领土还要大。约旦占领约旦河以西的山地（现称为约旦河西岸，原是打算留给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的）和东耶路撒冷（原是打算国际共管的），包括被奥斯曼帝国城墙包围的老城。
年表
犹太历史 时间 世界历史 以色列宣布独立；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 1948 第一届克奈塞特召开，本-古里安任总理；与阿拉伯国家签订停火协议 1949 也门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49—1950 伊拉克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50—1951 魏茨曼逝世；与德国达成赔偿协议 1952 埃及革命使迦玛尔·纳赛尔掌权 1953 斯大林逝世 摩西·夏里特任总理；摩洛哥犹太人大批外迁 1954—1955 西奈战役 1956 艾希曼被押送至以色列 1960 1962 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 1963 约翰·F.肯尼迪遇刺身亡 1964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 1965 美国进攻越南 六日战争；耶路撒冷统一 1967 匈牙利革命 埃及和以色列间的消耗战开始；果尔达·梅厄任总理 1969 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被杀 1972 赎罪日战争 1973 利库德集团取代工党成为执政党；贝京任总理；
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 1977 《戴维营协议》 1978 1981 萨达特遇刺身亡 黎巴嫩战争 1982 贝京辞职；沙米尔任总理 1983 因提法达运动开始 1987 1988 侯赛因国王宣布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
巴勒斯坦人宣布建国 马德里会议 1991 苏联解体 工党重新执政；拉宾任总理 1992 《奥斯陆协议》；
与巴解组织签署意向书 1993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创立 与约旦签订和约 1994 拉宾遇刺；佩雷斯任总理 1995 利库德集团赢得大选；
内塔尼亚胡任总理 1996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举行首次选举
原先住在以色列新控制区的许多阿拉伯平民逃离家园，或许是应阿拉伯军队或以色列军队的要求，或许只是出于害怕战争的暴力。其间，至少在代尔亚辛（Deir Yassin）村发生一起暴行，以色列军队在该村屠杀平民，造成更多难民逃亡。阿拉伯领导人向难民保证，阿拉伯国家会重整旗鼓，再次投入战斗，让他们重返家园；阿拉伯国家没有吸收难民，而是将他们安置在难民营，这些难民营日后满是挥之不去的贫穷与绝望，一代代难民在那里滋长着他们对以色列的仇恨。
与此同时，以色列开始了建国进程。1949年1月举行大选，成立议会（名为“克奈塞特”［Knesset］）和第一届政府，大卫·本-古里安任总理，哈伊姆·魏茨曼任总统。鉴于耶路撒冷在犹太史上古老而重要的地位，它被定为以色列首都，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当时对此拒绝承认。
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犹太人担心与这个犹太国的联系会在本国受到敌视，纷纷逃往以色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剩下的欧洲犹太难民也逃到以色列，以色列国内很快出现大量难民。以色列议会颁布《回归法》，使犹太人移民有权立即、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虽然迫切需要人力，但随之而来的人口爆炸给这个年轻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困难，特别是考虑到这些移民来自多个国家，在文化和技术水平上差异悬殊。
虽然以色列吸收的人均移民数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但它同时要应对持续紧张的政局。在独立战争后，阿拉伯国家从未做出和平承诺。约旦和埃及为继续斗争而培养名为费达因（fedayeen， 意为“自我牺牲者”）的游击团伙，对以色列境内的小目标实施伏击。阿拉伯国家不但抵制以色列，而且抵制与以色列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和停靠以色列港口的航运公司。以色列飞机不得飞越阿拉伯领空，访问过以色列或持以色列护照的旅客不得进入阿拉伯国家。埃及对以色列关闭了苏伊士运河，并封锁通往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Eilat）的航道。约旦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的圣地（它们大部分位于约旦占领区），并有计划地亵渎这些圣地。阿拉伯国家不但拒绝承认以色列，甚至拒绝提及其国名；几十年来，阿拉伯媒体称以色列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
冷战期间，中东成为美国与苏联博弈的几个地区之一。苏联向阿拉伯世界提供武器，把这里变成它的势力范围，苏联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尤其紧密。埃及领导人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是泛阿拉伯主义者，积极主张阿拉伯世界的联合与扩张。在苏联的鼓动下，埃及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并加紧通过费达因突袭以色列。1956年10月29日，英法两国密谋与以色列一起攻打埃及。以色列军队占领西奈半岛，并在一周内重创埃及军队；然后，英法两国以隔离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为借口，进驻这一地区，夺回苏伊士运河。面对国际社会对英、法、以三国的愤怒谴责，以色列放弃西奈半岛，换取联合国关于埃以边境安全和埃及解除对埃拉特封锁的保证（但以色列仍然不能使用苏伊士运河）。不过，鉴于冷战时期联合国夹在美苏之间的尴尬地位，这些保证几乎没有什么效力，以色列仍不断遭受攻击。
尽管如此，随后将近十年里，以色列还是享有相对的安宁，可以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和社会发展，并继续吸收来自阿拉伯世界、共产主义国家、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南非的移民。1959年，以色列与联邦德国正式建交，联邦德国同意在以色列经济领域投资数百万美元，作为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迫害犹太人罪行的赔款。许多在迫害中饱受摧残的以色列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和解，但本-古里安力排众议，接受赔款。这些资金极大地促进了以色列新经济的发展。
1960年，以色列安全部门在阿根廷抓获阿道夫·艾希曼，他是对组织灭绝欧洲犹太人计划负主要责任的纳粹官员，以色列再次直面纳粹屠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这向全世界揭露了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犯下的暴行，同时提醒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是多么至关重要。1962年，艾希曼因反人类罪被绞死，根据以色列法律，这是唯一可判处死刑的罪行。
苏联继续扶植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叙利亚和埃及。1967年，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受苏联鼓动，埃及总统纳赛尔试图借机清算和以色列的旧账。埃及和叙利亚指责以色列在其北部边境为发动袭击作军事动员。纳赛尔在西奈半岛集结军队，驱逐联合国应急部队，并封锁通往埃拉特的航道。由于确信埃及能够获胜，约旦国王侯赛因把他的军队交给埃及指挥，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
面对这些战争准备，以及埃及、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见下文）意图攻占以色列并屠杀犹太人的嗜血宣言，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先发制人，在三个小时内摧毁整个埃及空军，随后仅用三天就攻占加沙地带和整个西奈半岛。当约旦进攻耶路撒冷时，以色列军队的回应是占领耶路撒冷老城、东耶路撒冷和整个约旦河西岸。为了应对叙利亚的持续炮击，以色列夺取战略要地戈兰高地，它一直是叙利亚炮击地势较低的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阵地。短短六天内，以色列一举吞并东耶路撒冷，占领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和加沙地带。
整个国家都为在这场大捷中战胜了所有挑战以色列生存权的势力并收复了耶路撒冷剩下的圣地而欢欣鼓舞。以色列确信，攻占这些领土就获得了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换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并最终解决自1947年开始的敌对行动。但阿拉伯国家不仅仍旧拒绝接受以色列的存在，而且要求以色列退回1947年分治决议（当时阿拉伯人自己反对这一决议）规定的边界，他们还拒绝签署和约，哪怕是基于分治决议规定的边界的和约。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断断续续的军事对抗一直持续到1972年，这一时期史称“消耗战”。更不祥的是，以色列占领和统治了一片拥有125万阿拉伯人的土地，这是一枚后患无穷的定时炸弹。但在那个举国欢庆的时刻，几乎无人对此有足够的先见之明。
迄今为止，以色列一直在和周边国家作战，这些国家都是为了自己或者名义上代表阿拉伯民族主义而战，但没有一个国家顾及仍住在巴勒斯坦或挤在难民营中的阿拉伯同胞的利益。随着以色列征服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有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成为该地区的一支活跃力量。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简称“巴解组织”）在约旦成立，它由众多巴勒斯坦阿拉伯组织构成。1968年，巴解组织通过一个宪章，号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以色列统治下解放出来，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尊严，摧毁以色列，并在其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
这些组织中最活跃的是法塔赫，其领导人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他在1967年战争后成为巴解组织的主席。巴解组织在以色列境内和中东以外协调有组织的激进主义活动，多次策划劫机事件，并在世界各地炸毁犹太设施。侯赛因国王视巴解组织为破坏稳定的因素，用血腥的清洗将它驱逐出约旦。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建立新基地，在那里接连不断地策划和实施劫持、绑架和杀戮。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以色列奥运会运动员在他们下榻的酒店里被谋杀。
然而，以色列在1967年后进入繁荣期，经济快速发展，形势似乎无限乐观。苏联的移民、与欧洲共同体的良好关系和大众旅游业都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相对的安宁也令军方更加松懈。埃及和叙利亚看到各自夺回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的机会，计划发动突袭来扭转1967年六日战争的结果。以色列情报部门了解到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动员情况，但没能做出正确评估；公众毫不知情，直到突袭当天，以色列才仓促动员应战。
突袭的日期选在1973年10月6日，正值赎罪日。这是一个宗教节日，连许多世俗犹太人都会遵守，因此，突袭让以色列猝不及防，不得不去犹太会堂召集士兵。以色列北部和西奈半岛同时遭受的攻击破坏力极强，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自1948年以来最严重的威胁。尽管落尽下风，被迫在两条战线上都后撤，以色列仍苦苦支撑。苏联大规模空运物资，支援埃及和叙利亚，而美国针锋相对，通过军事空运援助以色列。以色列很快重整旗鼓，突破叙利亚防线，朝大马士革方向进军。在西奈半岛，以色列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埃及纵深达25英里，然后美国和苏联达成停火协议。尽管在人力和物力方面远远不如对手，但以色列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军事优势，不过这次胜利没有带来欢乐。
这次突袭给以色列社会留下持久的创伤。一些最出色的领导人失去公众信任。民众对国防能力的信心受到打击，对真正的和平条约永远是那么触不可及心生怨怼。这种情绪随着巴解组织的激进主义活动越来越多，以及北部城镇不断受到袭击而加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巴解组织成员劫持法航客机，改飞到乌干达的恩德培市。在约拿单·内塔尼亚胡（其弟弟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率领下，一支以色列突击队在一次大胆而仓促的突击行动中攻克机场，将人质解救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在袭击中牺牲，很快成为国家英烈。
这一时期困扰以色列的其他问题包括：国际支持急剧减少，最终导致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属于种族主义；经济困难；移民减少；来自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移民心生怨恨，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被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支配的以色列政治文化生活所排斥；工党腐败引发愤怒；最重要的是，民众发现以色列所经历的一切艰辛并没有促成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这种不满在1977年大选中引发政治革命：利库德集团击败工党第一次掌权。利库德集团是从前修正派的传人，是建国以来一直在野的反对派，其领导人是前伊尔贡领袖梅纳赫姆·贝京。
1977年11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举世震惊；不久，受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鼓励，以色列和埃及开启和谈，卡特总统在1978年组织戴维营会议，帮助双方打破僵局。以色列同意将整个西奈半岛归还埃及，以换取埃及的正式承认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贝京和萨达特能够达成协议，要归功于埃及的经济困难、冷战的发展、萨达特的个性和卡特的坚持。
贝京之所以能够在以色列国内赢得支持，向埃及做出必要让步，恰恰因为他是久负盛名的强硬派。不过，两位领导人在开展谈判时都冒了风险，特别是萨达特，他在谈判过程中疏远了整个阿拉伯世界；1981年，他在阅兵时被一名穆斯林狂热分子刺杀。多年来，尽管世事变迁，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发展出一种“冷和平”，并维持至今。
次年，贝京发起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非自卫反击的军事行动。当时，包括巴解组织、叙利亚、黎巴嫩基督徒、黎巴嫩穆斯林在内的许多派别在黎巴嫩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贝京和他的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做出决定，要将巴解组织的游击队赶出他们在黎巴嫩南部的根据地，从而结束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袭扰。这一目标很快实现，还在黎巴嫩南部设立了一个安全区，但沙龙乘胜追击，一直将以色列部队推进到贝鲁特，将巴解组织的军事力量围困在城中。沙龙准许黎巴嫩基督徒袭击以色列把守的萨布拉（Sabra）和沙提拉（Shatila）巴勒斯坦难民营，并屠杀居民，以色列国内外舆论对此怒不可遏。
黎巴嫩战争的确成功摧毁了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基础设施，导致它流亡到突尼斯，但这场战争却加强了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地位，还使以色列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甚至在以色列国内引起相当大的愤慨，因为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的军队正在承受和制造重大伤亡，而得到的政治回报却少得可怜。直到1985年，以色列才在另一位总理的领导下从黎巴嫩抽身。黎巴嫩战争的失败摧垮了贝京的精神，他漫长的政治生涯落幕；1983年妻子去世后，他便辞职了。
20世纪80年代，伊朗支持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运动真主党崛起，引发新一轮极端暴力活动，从北方对以色列实施的游击行动性质上发生改变。但自1987年起，巴勒斯坦民众开始主导局面，当时加沙地带的一场自发暴乱蔓延到整个以色列占领地区，普遍抗议以色列的统治。远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设法控制了这次起义（它在阿拉伯语里叫“因提法达”），并在几周后组织“团结日”，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在这一天游行示威，表达对因提法达的同情。随后，有组织的罢工、游行示威和民间抗议活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反对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尽管以色列采取严厉报复行动，但暴力活动持续不断。儿童及青少年向以色列军队投掷石块的场景成了因提法达梦魇般的象征，以色列士兵并不比这些袭击者年长多少，他们卡在还击的本能和射杀儿童的恐惧之间，不知所措。
多年的动荡接踵而至，为了惩罚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以色列实行宵禁，拆除激进分子的房屋，长期关闭约旦河西岸的学校和大学，还实施大规模监禁，所有这些导致暴力行为变本加厉。1988年，约旦国王侯赛因正式宣布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同年晚些时候，阿拉法特宣布，他准备接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并存；但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立场僵硬，不为任何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和谈的外部压力所动，他不仅拒绝承认巴解组织，而且积极鼓励在占领地区建设犹太人定居点，从而大大加剧了紧张局势。
1991年，在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总统布什为促成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谈判而做出巨大努力。先在马德里后在华盛顿召开的系列会议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代表来说是一次突破，双方第一次面对面交流，但以色列只与阿拉伯各国政府协商，仍然拒绝承认巴解组织作为谈判对手的资格。
1992年，伊扎克·拉宾领导的工党政府执政后，出现了突破的可能性。因提法达对双方的破坏性越来越大，致使以色列社会日趋两极分化：一方深信，只有承认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享有某种自治，才有和平；另一方则同样深信，这么做不是自杀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或者两者皆是。拉宾是独立战争和六日战争的英雄，曾是强硬派将领，以关注以色列的安全闻名。他得出结论，因提法达对以色列人生活造成的损害大于以色列控制占领区所获得的利益。拉宾接受了与巴解组织对话的原则，部分是由于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的倡议。当美国发起的谈判在华盛顿缓慢进行时，另一组秘密谈判于1992年和1993年在奥斯陆举行。结果就是《联合原则声明》，这是1993年9月13日在白宫草坪上举行的激动人心的仪式上签署的，以色列第一次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言人。《奥斯陆协议》制订出一个分阶段的进程，先是以色列从占领区撤出，然后巴勒斯坦人以一个名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实体逐步接管控制权；而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棘手问题和其他细节则留待后续谈判解决。比尔·克林顿总统、拉宾、阿拉法特握手言欢，此情此景令人想起1978年贝京、萨达特、卡特之间的历史性握手，一个新时代仿佛从此开启。
《奥斯陆协议》在以色列和中东引发一波乐观情绪。长期以来，约旦默默期待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时它就与以色列签署了和约，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开始解冻。和平前景也鼓励外国在这一地区投资。不过，许多人还是觉得被该协议出卖了。许多巴勒斯坦人愤愤不平，他们感到协议给予他们的不是国家地位，而只是一个模糊的巴勒斯坦实体的分阶段自治。有些人对亚西尔·阿拉法特的领导权产生不满。伊斯兰基要主义者，特别是极端主义的哈马斯组织的成员，拒绝承认任何犹太国家的合法性，也拒绝承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合法性，因为这个机构恰恰是靠承认以色列而得以存在的。许多以色列人无法接受一个前激进组织居然获得体面的新地位，更何况当初成立该组织的宗旨是要摧毁犹太国家和杀害犹太人口。许多正统派犹太人不能忍受丧失圣地任何一部分主权的想法。极端主义暴力活动持续不断，阻碍了最终解决问题的势头。
1995年11月4日，最终解决问题的希望化为泡影，当天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一场大规模和平示威游行结束时，伊扎克·拉宾被一名犹太狂热分子暗杀。拉宾是唯一有威望要求公众支持和平进程的公众人物。虽然他的继任者西蒙·佩雷斯同样致力于与巴勒斯坦和解，但面对持续不断的武装袭击，他未能保住公众对和平进程的支持。1996年2月和3月，巴勒斯坦人发动的一系列自杀式爆炸袭击让工党政府倒台，利库德集团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新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口号是“要和平也要安全”，他推迟执行《奥斯陆协议》的重要部分，并且有计划地加强正统派犹太定居者在占领区和东耶路撒冷的地位。
巴以关系明显的螺旋式下降已成常态。哈马斯招募和训练巴勒斯坦年轻人，实施自杀式袭击或其他破坏活动，造成以色列人丧生。以色列领导人责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没能按照《奥斯陆协议》的规定制止这些活动，并不定期地关闭占领区居民进入以色列领土的通道。这确实减少了暴力活动，但也造成巴勒斯坦经济的严重恶化，加剧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仇恨。巴勒斯坦人还迁怒于巴解组织，致使极端基要主义运动哈马斯渔翁得利。
利库德政府对约旦河西岸的正统派犹太定居者和东耶路撒冷犹太人新建项目的持续支持，是对巴勒斯坦人的不断挑衅。此外，还发生了多起正统派犹太人对穆斯林的暴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起发生在希伯仑。1994年，一名正统派犹太定居者杀害了29名正在先祖墓地（the Tomb of the Patriarchs）前祈祷的阿拉伯人。每一起事件都使对方的强硬派势力得以加强。
在以色列建国50年，同时也是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101年后，以色列成为一个强大、现代、民主、繁荣的国家。这个事实彻底驳倒了以色列能否建成或者能否长久存在的质疑，这类质疑声在1967年以前不绝于耳。现在不确定的是以色列未来的前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远远未能尘埃落定，而且似乎正进入一种漫长而棘手的暴力状态。在以色列人中，世俗与信教的人正两极分化，由此威胁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构想，即以色列应该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各色犹太人都可以一起和谐地生活。但以色列的建国基础是稳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