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庆幸的是，两岸三地文化界和国际上对拙译的热烈欢迎，在某种程度内体现了广大读者的肯定，而国内外客观公正的评论和赞许拙译译文效果的文章内，往往也指出作者认为可以改进的译法。所有这些热情的表态，都使我深受鼓舞，加强了继续努力的决心和信心，而这些知音的指点，也正是我曾经希望从钱老获得的帮助。每一个这样的指点，都有利于我重新考虑某段译文，即使往往只涉及一两个字，也可以缩小达标的差距。
这次的修订再版，就是在许多知音的热情支持下继续努力而跨出的一步。修订处散见全书，除了个别整句变动和增加几条注以外，多半是一两个字的修改。其中我最早注意到认为非改不可的，是译文中有一些似乎古怪不通的文句和一些明显的错别字，编者没有按我的要求和我商量，而是按常规“改正”，反而损害了乔伊斯苦心创造的人物形象和其他微妙效果，我一九九四年夏初在瑞士见书就写信向编者提出意见，也获得了诚恳的道歉，但是这些“错中错”都比较微妙，显然不能因此而紧急改版，只好积累下来等待时机。
然而，积累至今，需要修订的绝大多数是我自己造成的错误和欠妥处，包括数年来我自己逐渐发现的又加上知音指点的。在这方面，去年秋天我到天津讲学后为这次再版征求意见，更获得了一些热情的支持，尤其是专门研究翻译的青年学者王振平先生为此将拙译重新逐字逐句通读一遍，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改进意见，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素未谋面的评论家王友贵先生，也应邀将他在过去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供给我，使我重新考虑并且改进了一些难点的译法。还有不少改进，就是受国内外报刊积极评论拙译的文章中所提意见的启发。我在欧、美、澳洲各地讲学，尤其是在香港、台湾、天津等地多次演讲，听讲的学者兴致勃勃地积极参与讨论，在许多方面开阔了我的思路。所有这些热心的同行和读者，都不仅关心具体的译法，而且对等效原则的运用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们的积极参与不仅对提高这部名著的翻译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且也有助等效翻译理论的发展。这样的事例数以百计，现在仅举其中之一，借以说明这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