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分量很重、要求很高的三个字。如果有一段译文大体上还可以令人满意，但是有一些地方不太准确，或是读者理解中有一些原文读者所没有的障碍，不论在内容、精神、韵味之间的哪一方面，只要有可能换上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译法而同时能排除这个障碍，就是没有做到“尽可能”。这些本是我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不断琢磨的问题，但是在长达一千多页的译文中，难免留下没有琢磨透的，这就是没有达标的缺陷。
这个目标是否定得过高?我在一篇答复质问而写的文字 [1] 中提到，这本是我在多篇论文中论述的等效翻译的理想，是我认为所有文学翻译工作者都应该争取的目标。我认为，虽然难于百分之百实现，然而确实是可以争取的。这一点，我们如果拿它和钱锺书先生所论的翻译理想比较，就可以看得相当清楚：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2]
钱锺书先生这段现在已经成为翻译界名言的话，我在写《论翻译》之初曾经仔细学习，对我追求的等效方针有很大影响。可是我感到这个最高理想虽然美妙，却远远超过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化”字本身比较笼统，但是钱老两方面的界定都是硬性的：不是尽可能不露痕迹，而就是不露；不是尽可能保存原著风味，而是完全保存。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虽然在《论翻译》中已经引用钱老这段话前后的内容，却从来不敢直接应用这段话本身，也没有用过“化”这个概念。现在看来，如果说钱老的“化”是十全十美的理想之花，那么我为等效翻译提出的目标可以说是“小化”。小就小在三个“尽可能”。等效虽然已经是不容易实现的高标准，但只是在三个互相制约的“尽可能”范围之内争取。例如，假定有一段话要做到完全不露出翻译的痕迹就不能不影响它的精神实质和韵味，那就情愿让文字稍稍露出一点翻译的痕迹。所以说只能算是“小化”。和十全十美的理想之花比，只是“小花”。
拙译人民文学版一九九四年四月开始发行后不久，据记者报道，当时还健在的钱老看了拙译之后曾有充分肯定的表示 [3] 。钱老不仅对于中外文学博大精深，而且是极少数原来就熟悉《尤利西斯》原著的中国学者之一，再加上他对文学翻译的深入研究，我想没有人会不同意，他是最有资格评论《尤利西斯》译稿质量的行家，所以我看到这个报道，尽管其中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顿时感到幸遇知音。我当然明白，钱老那句肯定拙译的话说得比较重，这是一代宗师对后学的鼓励，并且也只是通读之后的印象，并不等于他没有发现可以改进的地方，所以次年（1995）我正好回国讲学和参加研讨会，非常希望有机会面聆教诲。我当然不会提钱老自己的“最高理想”的“化境”，而是想请他谈谈他对“小化”的看法，尤其想请他指出拙译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知音的指点总是最中肯的，何况钱老这样学贯中西而又才华绝代的知音。
不幸，我到北京的时候，杨绛女士示知钱老已经病重住院，不能见客。我和钱老只有若干年前的一面之缘（虽然是一次非常值得珍贵的畅谈），没有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再说什么。现在，我只能在深切的悼念之中埋怨自己没有及时行动，丧失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进一步请教和深入探讨的机会，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惟一可以说的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巨著的翻译，不同的翻译方针必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译品；拙译并没有敢以钱老创立的“化境”为目标，而是以等效翻译的“小化”为目标，钱老读后能充分加以肯定，应该可以认为这不仅是肯定了拙译的效果，同时也是肯定了等效翻译的方针，说明了这“小化”目标是和他一贯追求的“化境”文学翻译理想并不相左，至少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这对于这个“小化”目标所体现的等效翻译原则，实在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1] 《〈尤利西斯〉原著的韵味何在?》，现收拙著《等效翻译探索》增订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1998）附录第197—217页。
[2]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原载《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现收《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269页。
[3] 余海波：《〈尤利西斯〉：南北大战情未了》（北京《中华读书报》1994年6月1日）。